【第一章】
九三年腊月十八，纺织二厂的大喇叭响了一上午。
下岗名单贴在食堂门口，红纸黑字。
我挤进人堆，从最后一行往上找。
没找着。
我松了口气，又从头看。
第一行，第一个名字。
赵红梅。
我在挡车工这个岗上干了十一年，手指头被纱线勒出的茧子到现在还硬着。
车间主任拍拍我肩膀：“红梅啊，你家建国不是挺能干吗，你回家歇着，让他养。”
我没吭声，攥着那张三百块的买断工龄单子往家走。
一路上脚底下发飘。
推开家门，屋里黑着。
炉子灭了，炕是凉的。
小满蹲在门槛上，抱着他妹妹小禾。
“妈，我爸背着大包走了。”
“走哪儿去了？”
“他说去南方，说挣大钱。”
我脑子嗡的一声，冲进里屋，拉开柜子最底下那层抽屉。
铁皮饼干盒还在。
盒子里空了。
存折没了，我陪嫁的那对银镯子也没了。
只剩一张从烟盒上撕下来的纸。
“红梅，我去深圳闯闯，挣了钱就回来接你们。”
字是周建国的，歪歪扭扭，连个日子都没写。
四千八百块。
那是我俩攒了九年的家底，是给小满上学、给小禾看哮喘的钱。
我手一抖，烟盒纸飘到地上。
小禾在外屋咳起来，一声接一声，咳得小脸发紫。
我扑过去拍她的背，摸到她后脖颈全是冷汗。
门帘一掀，婆婆刘桂芬进来了。
她扫了一眼凉炕，又扫了一眼我。
“哭丧着脸给谁看？建国是出去挣钱，又不是死了。”
“妈，他把存折拿走了，一分没给家里留。”
“那是他挣的钱，他想拿就拿。”
她嗓门一下拔高。
“我早说你命硬，进门第二年你爹就没了，现在又克得我儿子在家待不住。”
我咬着后槽牙，指甲掐进掌心。
小禾还在咳。
我没工夫跟她吵。
“妈，你借我二十块钱，我给小禾抓药。”
婆婆两手往袖筒里一揣。
“我哪有钱，我一个老婆子，还指望你们养呢。”
她转身走了，门帘甩在我脸上。
那天夜里，我把小禾裹在棉袄里，用厂里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给她抓了药。
回来的路上，我看见夜市那头冒着白烟。
卖烤红薯的，卖馄饨的，炸油饼的，挤成一条长龙。
全是跟我一样下了岗的人。
我站在冷风里看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我敲开隔壁王婶的门。
“婶子，你家那辆三轮车，能借我用用不？”
王婶上下打量我：“你要干啥？”
“我想去夜市炒粉。”
我在厂里食堂帮过三年厨，大锅菜炒得比师傅还香，这是我唯一会的东西。
王婶没多问，把车钥匙往我手里一拍。
“车链子有点松，你骑慢点。”
当天晚上，我推着车，车上绑着煤炉子、一口铁锅、二十斤米粉。
刚把炉子点着，第一盘粉还没出锅。
街口有人喊：“市容队来了！”
一嗓子下去，整条夜市炸了锅。
卖馄饨的大爷挑起担子就跑，炸油饼的连锅都不要了。
我手忙脚乱去推车，铁锅一晃，滚烫的油溅在手背上。
我疼得一哆嗦，车把一歪。
整锅粉扣在了地上。
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追到我跟前，大檐帽底下一张冷脸。
“谁让你在这儿摆的？车扣了！”
我跪在地上，用手去捧那些沾了土的粉。
那是二十斤米粉，是我拿最后的钱买的。
他伸手来拽车把。
我一把攥住他手腕。
“同志，车是我借的，你扣了我拿什么还人家？”
他愣住了，低头看我的手。
手背上一串燎泡，正往外渗水。
街那头，一个光头叼着烟慢悠悠晃过来，笑得一嘴黄牙。
“哟，新来的？在马爷的地盘上摆摊，跟谁打过招呼了？”
【第二章】
光头叫马金宝。
南门夜市的人都管他叫马爷。
谁在这条街上支摊，一个月得给他交十块钱的地皮钱，不交，第二天摊子就得散架。
那个城管看见马金宝，手松开了车把，脸色更冷。
“明天别让我再看见你。”
他转身走了，胸口的工作牌上写着三个字：郑卫东。
马金宝蹲下来，拿烟头指着地上那摊粉。
“妹子，交十块钱，往后市容队来了，我手底下的人给你望风。”
“我没钱。”
“没钱？”
他咧嘴笑，伸手在我脸上拍了两下。
“没钱好办，陪马爷喝顿酒，这个月就免了。”
旁边几个混子哄笑起来。
我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把锅铲攥在手里。
“马爷，我男人在深圳，下个月寄钱回来，我一分不少给你。”
我这话是编的。
马金宝眯着眼看了我半天，站起来拍拍裤子。
“行，给你一个月，到时候拿不出来，你这破车我拆了卖废铁。”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手背上的燎泡挑了，抹上牙膏。
小满踮着脚给我倒了杯热水。
“妈，疼不疼？”
“不疼。”
我把他搂进怀里，下巴抵在他头顶上。
我睡不着，一宿都在想。
夜市上卖吃的有十几家，凭什么人家来吃我的？
下岗的人兜里都没钱，一碗馄饨五毛，一盘炒粉别人卖一块五。
那我就卖一块。
量给足，加一个荷包蛋。
荷包蛋成本两毛，米粉批得多能便宜，算下来一盘挣三毛。
一晚上卖一百盘，就是三十块。
第二天我换了个地方，在夜市最尾巴上，挨着厂区后门。
工人下夜班从那儿过。
我在车把上挂了块纸板，用毛笔写：下岗姐妹炒粉，一块钱一盘，带蛋。
头一个来的是我们车间的老孙，他也下了岗。
他吃了一口，筷子停住了。
“红梅，你这粉里放的啥？”
“猪油渣，蒜子，还有我自己熬的辣子。”
他一口气吃完，又掏出一块钱。
“再来一盘，给我家那口子带回去。”
那天晚上我卖了六十七盘。
第三天一百二。
第七天，排队的人从我摊子前头一直排到了厂区大门。
我的手腕子炒得抬不起来，夜里睡觉都在抖。
可我数钱的时候，手不抖了。
到了第十天，马金宝来了。
他没提地皮钱，身后跟着三个混子，抄着木棍。
“妹子，生意不错啊，把旁边老刘家馄饨摊的客都抢光了。”
“马爷，一个月还没到。”
“规矩改了。”
他一脚踹在我的煤炉子上。
炉子翻了，烧红的煤块滚了一地，排队的人尖叫着往后躲。
一个混子抡起棍子，朝我的铁锅砸下来。
我扑上去护锅。
棍子砸在我肩膀上，骨头咔的一声，疼得我眼前发黑。
我咬住嘴唇没出声，死死抱着那口锅。
“住手！”
一声断喝。
郑卫东从人群里挤进来，大檐帽歪在一边，喘着粗气。
马金宝回头看他，脸上的横肉抖了抖。
“郑同志，我这是帮你们市容队清理乱摆乱放。”
我抬起头，看着郑卫东。
“郑同志，我想问个事。”
“你说。”
“我要是去你们队里登记，交管理费，是不是就能正经摆摊？”
郑卫东愣了一下，点头。
“区里刚出了文件，下岗职工凭证明能办临时摊位证，管理费一个月三块。”
我从怀里掏出那张买断工龄单子，上面盖着纺织二厂的红章。
“我是下岗职工，我现在就跟你去办。”
我转过头，看着马金宝。
“马爷，往后我交管理费给国家，就不用交给你了吧？”
排队的工人里有人笑出了声。
马金宝的脸一阵青一阵白，烟屁股在手指间捏扁了。
“行，赵红梅，你有种。”
他带着人走了，走出去十几步，又回过头来。
那眼神让我后脊梁一阵发凉。
【第三章】
我办了摊位证，成了南门夜市头一个持证的摊主。
肩膀上那一棍子，肿了半个月。
我每天夜里出摊，天亮收摊，回家给俩孩子做饭，送小满上学，然后倒头睡三个钟头。
一个月下来，我攒了四百多块。
比我在厂里干三个月挣得都多。
我把钱缝在棉袄里子里，谁也没告诉。
可还是让婆婆知道了。
那天我刚收摊回来，婆婆坐在我家炕沿上，捂着胸口直哼哼。
“红梅，我这心口疼了好几天了，大夫说得住院。”
“哪个大夫说的？”
“你管哪个大夫，你就说你给不给钱？”
她眼圈一红，开始抹眼泪。
“建国走了，我就这一个儿媳妇，我死了你也落个不孝的名声。”
我看着她。
她脸色红润，嗓门洪亮，哪里有半点病相。
可她是小满和小禾的奶奶。
我从棉袄里拆出一百块钱给她。
她接过去，手指头捻了捻，揣进怀里，一下子就不哼哼了。
从那以后，她隔三岔五就来。
今天心口疼，明天腰疼，后天说房顶漏了要修。
两个月，她从我这里拿走了三百多。
我每天多炒两个钟头，才把这个窟窿填上。
直到那天下午。
小禾的哮喘又犯了，我翻遍了家里找不到她的药瓶。
我想起前些天婆婆说给孩子收着，就去了她屋里。
她不在家，去街道打麻将了。
我在她柜子上找，在她抽屉里找，都没有。
最后我掀开了她的枕头。
药瓶没找着。
我摸到了一沓纸。
我抽出来，手指头僵住了。
是汇款单。
一张，两张，三张。
整整十二张。
寄款人那一栏，写的全是周建国。
寄款地址，深圳市宝安区。
每张二百块，从他走后的第二个月开始，一个月都没断过。
我腿一软，坐在了地上。
汇款单底下，压着一封信。
信封已经拆开了，是上个月寄来的。
我把信纸抖开。
“妈，钱收到了吧，别给红梅知道，她那人死心眼，知道了非得闹。
我跟丽娟在这边挺好，她上个月给你生了个大胖孙子，摆了八桌酒，厂里的老板都来了。
等我在这边站稳了，就把小满接过来，周家的长孙不能跟着那个黄脸婆受罪。
小禾是个丫头片子，还有病，就让红梅自己带着吧。
她爱改嫁就改嫁，反正我是不回去了。”
我一个字一个字往下看。
看到最后，信纸在我手里抖得哗哗响。
一年。
整整一年。
我在夜市被城管追，被地痞打，手上的燎泡结了痂又烫出新的。
小禾半夜喘不上气，我抱着她一路跑去医院，脚底板磨出了血。
我婆婆每个月拿着她儿子寄来的二百块，再上我这里哭穷，从我手里抠钱。
她知道。
她什么都知道。
院门响了。
婆婆哼着小曲进来，看见我坐在她屋里，手里攥着那封信。
她的脸一下子白了。
【第四章】
“谁让你翻我东西的！”
婆婆扑过来抢信。
我站起来，往后一闪，她扑了个空，差点撞在柜角上。
“妈，这一年，建国一共给你寄了两千四。”
“那是我儿子孝敬我的！”
“你从我这儿拿走的三百二十块，也是孝敬你的？”
她嘴唇哆嗦了几下，突然一拍大腿，往地上一坐，嚎了起来。
“我造了什么孽啊，儿媳妇翻婆婆的枕头，要逼死我啊！”
院子里的街坊听见动静，一个个探头往这边看。
我没拦她。
我攥着信走到院子当中，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
“各位叔叔婶子，我赵红梅今天请大伙评个理。”
街坊们围了上来，王婶也在里头。
我把信展开，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
念到“丽娟给你生了个大胖孙子”，院子里一片吸气声。
念到“小禾是个丫头片子，还有病”，王婶骂了一句脏话。
念到“她爱改嫁就改嫁”，我嗓子哑了，停了两秒，接着往下念完。
我又把十二张汇款单举起来。
“我男人走那天，卷走了家里四千八，我陪嫁的银镯子也拿了。
这一年，他每个月给我婆婆寄二百，我婆婆每个月上我这儿哭穷要钱。
我闺女哮喘犯了，我管她借二十块抓药，她说她一分钱没有。”
院子里静得能听见槐树上的麻雀叫。
婆婆坐在地上，嚎不出声了。
王婶第一个开口：“桂芬，你还是个人吗？那俩可是你亲孙子孙女！”
“就是，红梅为了这个家，天天夜里在外头冻着。”
“周建国在外头又娶了一个？这是犯法的吧？”
婆婆从地上爬起来，指着我的鼻子。
“这房子是我们老周家的，你给我滚，现在就滚！”
“我滚。”
我转身进屋，把小禾从炕上抱起来，用棉被裹好。
“小满，拿上你的书包。”
婆婆追进来，一把拽住小满的胳膊。
“小满是周家的长孙，你要滚自己滚，孩子留下！”
小满疼得直咧嘴，回头看我。
我把小禾交给王婶，走过去，攥住婆婆的手腕，一根一根掰她的手指头。
她嗷嗷叫着，指甲在我手背上抓出几道血印子。
我没松手。
“妈，信上说了，建国要把小满接到深圳去，给那个女人的儿子当哥哥。”
我盯着她的眼睛。
“你想都别想。”
我掰开了她最后一根手指头，把小满拉到身后。
小满抓着我的衣角，小声问：“妈，咱们去哪儿？”
“去咱们自己的家。”
那天晚上，王婶帮我在南门街后头找了一间八平米的小屋。
屋顶漏风，墙上全是霉斑，一个月租金十五块。
我把那封信和十二张汇款单用油纸包了三层，塞进了墙缝里。
小满问我：“妈，那是啥？”
“是你爸给咱们留下的东西。”
我摸着那块墙皮。
“早晚有一天，妈要还给他。”
【第五章】
我在南门夜市炒了两年粉。
到了九五年开春，我手里攒下了六千块。
比周建国卷走的还多一千二。
南门街上有家国营副食店倒闭了，门面空了半年，街道办往外租。
一年租金两千四。
我咬咬牙，签了。
挂牌那天，我请老孙写了块匾：红梅炒粉。
我又从下岗的姐妹里招了四个人，管饭，一个月八十块。
开张头一天，门口排的队拐过了街角。
郑卫东穿着便装来了，坐在角落里，要了一盘粉。
吃完了，他把一块钱压在碗底下。
“生意这么好，你当心点。”
“当心什么？”
他没回答，戴上帽子走了。
半个月后，我知道了他说的是什么。
那天中午，店里坐满了人。
一个瘦得跟麻秆一样的男人刚吃了两口，突然捂着肚子，从凳子上滚到地上。
“哎哟，疼死我了，这粉里有毒！”
他在地上打滚，嘴里往外吐白沫。
满屋子的客人刷地站起来，有人把筷子一扔，转身就往外跑。
那人一边打滚一边喊：“她用的是地沟油！我亲眼看见她从泔水桶里捞油！”
店门口不知什么时候聚了一群人。
有人在人群里喊：“听说她跟市容队那个姓郑的不清不楚，要不然凭什么就她能拿到证？”
“一个女人家，男人不在身边，两年就挣下一个门面，谁知道钱是怎么来的。”
我站在灶台后头，攥着锅铲的手骨节发白。
那几个姐妹慌了，围在我身边。
“红梅姐，咋办啊？”
我放下锅铲，从灶台后头走出来，蹲在那个打滚的男人身边。
他眼睛闭着，嘴角挂着白沫，喊得中气十足。
我认得他。
马金宝的表弟，二赖子。
“兄弟，哪儿疼？”
“肚子，肚子疼！”
“我送你去医院，洗胃，查查你吃了什么。”
二赖子眼皮一跳，喊得更响了。
“我不去医院，你赔钱，赔我五百块！”
我站起来，冲着门口的人群提高嗓门。
“大伙都听见了，他不去医院，只要钱。”
人群里静了一下。
我转身从柜台下面抱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沓发票。
“这是我从国营粮油店进货的票据，每一桶油，每一斤米粉，日子、数量都在上头。”
我把盒子往桌子上一放。
“谁不信，自己来翻。”
二赖子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嘴角的白沫还没擦干净。
“你少拿几张破纸糊弄人！”
“我不糊弄人。”
我看着他。
“下午我就去卫生防疫站，请他们来检查我的油，检查我的灶。
你要是真中了毒，咱们一块儿去派出所，让公安查清楚。”
二赖子张了张嘴，眼珠子往人群里瞟。
人群后头，有个光头一闪就不见了。
可那天下午，我的店一个客人都没有。
谣言传得比风还快。
到了晚上，满南门街都在说，红梅炒粉吃死人了。
【第六章】
接下来的五天，我的店门可罗雀。
四个姐妹坐在空板凳上，谁都不说话。
第五天晚上，最小的那个叫秀芝的姑娘红着眼圈来找我。
“红梅姐，我家里人让我别干了，说你这儿名声坏了。”
我从兜里掏出八十块钱，塞进她手里。
“这个月的工钱，你拿着。”
她攥着钱，哭着跑了。
我坐在空荡荡的店里，看着灶台上那口跟了我两年的铁锅。
锅底被我刷得锃亮。
我没哭。
我想起马金宝走的时候回头看我的那一眼。
他忍了两年，等的就是我开门面这一天。
第二天一早，防疫站的人来了。
他们取了我的油样、米粉样、辣子样，又把我的灶台、水池、泔水桶翻了个底朝天。
带队的女同志姓周，翻完了，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
“你这后厨，比国营饭店还干净。”
“周同志，能给我出个结果吗？”
“三天后出化验单。”
三天。
我等不起三天。
我关了店门，去了南门夜市。
马金宝的人在夜市上开了个凉皮摊，摊主是二赖子他妈。
我在对面墙角蹲了两个晚上。
第二天夜里十一点，凉皮摊收摊了。
二赖子他妈拎着一个油桶，偷偷摸摸绕到厂区后头的饭馆泔水池边上。
她把油桶伸进去，舀了满满一桶。
我从墙角站起来，走过去。
身后跟着郑卫东，还有两个穿制服的市容队员。
是我请来的。
二赖子他妈手一松，油桶掉在地上，馊臭的油汤溅了一地。
“你，你们干啥！”
郑卫东亮出证件：“市容队，跟我们走一趟。”
第二天，防疫站的化验单出来了。
我店里的东西，全部合格。
凉皮摊的油，大肠杆菌超标四十倍。
我把两张化验单复印了一百份，贴满了南门街的电线杆。
在最显眼的那根电线杆上，我贴了第三张纸。
是二赖子按了手印的口供。
他被派出所叫去问话，不到半个钟头就全招了。
是马金宝让他装病，给了他五十块钱。
那些说我和郑卫东不清不楚的话，也是马金宝让人在人群里喊的。
那天中午，我的店门口又排起了长队。
秀芝回来了，站在门口不敢进来。
我冲她招招手：“愣着干啥，系上围裙。”
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郑卫东又来吃粉，吃完了没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赵红梅，马金宝没那么容易倒，他姐夫在区里管城建。”
“我知道。”
“那你还敢跟他硬碰？”
我把一碗刚出锅的粉推到他跟前。
“郑同志，我被城管追过，被地痞砸过，被男人扔下过。”
我擦了擦手。
“我还怕什么？”
【第七章】
九五年秋天，区里贴出了一张告示。
南门老街整体改造，二十八间门面的经营权，十五年承包，公开招标。
底价十二万。
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马金宝就放出了话。
“南门街，老子包定了。”
他姐夫在区城建科当副科长，全街的人都知道。
我站在告示底下看了很久。
十二万。
我手里只有一万一。
那天晚上，我把店里的四个姐妹、老孙、王婶，还有夜市上跟我一起摆了两年摊的几个下岗工人，全叫到了店里。
一共十三个人。
我给每人炒了一盘粉，加了两个蛋。
“我想包下南门街。”
满屋子的人都愣住了。
“红梅姐，十二万，咱们上哪儿弄去？”
“咱们这些人，每人手里都有一笔买断工龄的钱。
谁出多少钱，就占多少股，往后街上每间门面的租金，按股分红。”
我看着他们。
“谁都不用给马金宝交地皮钱，谁都不用被人从街上赶走。”
屋里静了很久。
老孙第一个拍了桌子：“我出三千！”
“我出两千！”
“我出一千五！”
到了半夜，我在账本上记下了最后一笔。
加上我自己的一万一，一共七万六。
还差四万四。
我去了三家银行。
信用社的主任翻了翻我的材料，把文件夹推回来。
“赵同志，你一个下岗女工，没有抵押物，我们贷不了。”
我去找了街道办，去找了厂工会，去找了妇联。
跑了半个月，鞋底磨穿了一双。
最后是妇联的一个大姐帮我牵了线，区里有个下岗再就业的扶持贷款，最多能贷三万。
还差一万四。
开标前一天，离交保证金截止还有六个钟头。
我坐在店里，把账本翻来覆去地算，算到手心全是汗。
马金宝从门口晃过去，冲我吹了声口哨。
“赵红梅，明天我请你吃席啊！”
下午三点，王婶推门进来。
她手里攥着一个手绢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沓旧票子，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一毛两毛的毛票。
“红梅，这是我攒的棺材本，八千块。”
我嗓子一堵，说不出话。
“我不要股，你往后给我留间小门面卖针头线脑就行。”
紧跟着，老孙也来了，带着他家那口子。
“红梅，我把我家那台彩电卖了，又找我小舅子借了点，六千。”
一万四。
一分不差。
第二天，区城建科的招标会。
马金宝穿了一身新西装，坐在第一排，跷着二郎腿。
他看见我进来，嗤笑了一声。
“一个摆摊卖炒粉的，也配来这种地方？”
唱标的时候，马金宝报了十二万五。
主持人念到我的标书，停了一下。
“红梅餐饮合作社，十三万二。”
马金宝的二郎腿放了下来。
“不可能！她哪来的钱！”
他扭头去看台上坐着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那是他姐夫。
他姐夫低头翻文件，额头上冒出一层细汗，没看他。
马金宝噌地站起来：“我加价，我出十四万！”
主持人敲了敲桌子：“标书一次性递交，不能加价。”
“老子不认！”
马金宝一脚踹翻了面前的椅子。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
郑卫东带着两个公安走进来。
“马金宝，南门夜市十七户摊主联名举报你敲诈勒索，跟我们走一趟。”
举报信，是我一家一家敲门，劝着那些被他收了几年地皮钱的摊主签的字。
马金宝的脸一下子没了血色。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
“赵红梅，你，你算计我……”
“马爷，我九三年第一天出摊，你拍我的脸，说让我陪你喝顿酒。”
我把标书合上。
“你记不得了，我记得。”
公安给他戴手铐的时候，他腿一软，是被架着拖出去的。
他姐夫从头到尾，一眼都没敢看他。
【第八章】
九八年腊月十八。
南门街改造完了。
二十八间门面，青砖灰瓦，挂着一溜红灯笼。
街口立着一块牌坊，上面四个字：红梅美食街。
炒粉、馄饨、凉皮、烧饼、羊汤，全是当年夜市上下岗工人的摊子，现在每家都有了正经门面。
王婶的针线铺开在街口第二间。
老孙两口子开了家卤肉店。
秀芝嫁了人，在街尾开了家小饭馆，生意比我还好。
我的红梅炒粉开了三家分店，那辆借来的三轮车，我刷了漆，摆在了总店门口。
炒粉还是一块钱一盘，带蛋。
五年了，一分没涨。
那天是美食街开街五周年，街上搭了戏台子，请了区里的人来剪彩。
小满十二岁了，个头蹿到我肩膀，在台底下帮我维持秩序。
小禾的哮喘好了，扎着两个羊角辫，在人堆里钻来钻去。
剪彩的红绸刚剪断。
鞭炮刚炸响。
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红梅！”
我回过头。
一个男人从人堆里挤出来，穿着一件起了球的灰西装，脚上的皮鞋开了胶，鞋尖翘着。
头发白了一半，眼窝凹进去，比五年前老了十岁。
我盯着他看了足足五秒钟，才认出来。
周建国。
他身后跟着我婆婆刘桂芬。
婆婆今天穿了件新棉袄，满脸堆着笑，那张脸我五年都没见过笑成这样。
周建国走到我跟前，眼圈一红。
“红梅，我回来了。”
戏台子上的锣鼓还在敲，台底下的人却慢慢静了下来。
街坊们都认得他。
王婶手里的瓜子撒了一地。
周建国伸手要来拉我。
“红梅，这些年我在外头吃了大苦，被人骗了，钱全赔进去了。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和孩子，天天夜里睡不着。”
我往后退了一步，他的手落了个空。
婆婆抢上来，一把拉住小满。
“小满，快叫爸爸，你爸爸回来了！”
小满把胳膊抽出来，往我身后站了一步，一个字都没说。
周建国的脸僵了一下，又挤出笑来。
他仰头看着那块牌坊，看着那一溜红灯笼，眼睛亮了。
“红梅，咱家这条街，真气派。”
咱家。
他说的是，咱家。
我笑了。
“周建国，你那个大胖儿子呢？”
他的笑一下子挂不住了。
婆婆急了，扯着嗓门喊：“提那些干啥！那个狐狸精卷了钱跟别人跑了，孩子也带走了！建国这才想明白，还是原配好！”
“妈！”
周建国瞪了她一眼，转过头，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当着满街的人。
“红梅，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你打我骂我都行。
可咱们俩没离婚，咱还是两口子，你不能不认我。”
他抬起头，眼泪顺着脸往下淌。
“这条街，有你一半，就有我一半。”
【第九章】
满街的人都看着我。
戏台上的锣鼓停了。
我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周建国。
他跪得很直，眼泪流得很真，可他的眼睛一直在往两边瞟，瞟那些门面，瞟那些灯笼。
婆婆在旁边帮腔。
“红梅，你一个女人家，能撑起这么大一条街？还不是因为建国的名分在，人家才不敢欺负你。
现在他回来了，你们俩好好过，这街上的事，交给建国管。”
我没理她。
我转身进了店，从柜台最底下的抽屉里拿出一个油纸包。
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层一层打开。
周建国看见那个油纸包，脸色变了。
我把十二张汇款单摊在他面前的地上。
“九四年，你每个月给你妈寄二百，一共十二张，我一张都没少。”
我又把那封信展开。
“这封信，我收了五年。”
我把信纸举起来，对着满街的人。
“丽娟给你生了个大胖孙子，摆了八桌酒，厂里的老板都来了。”
我念一句，周建国的脸就白一层。
“周家的长孙不能跟着那个黄脸婆受罪。”
小满在我身后攥紧了拳头。
“小禾是个丫头片子，还有病，就让红梅自己带着吧。”
小禾仰着头看我，她听懂了，嘴唇抿得发白。
“她爱改嫁就改嫁，反正我是不回去了。”
我把信折好，收进口袋里。
“周建国，你在深圳跟别的女人摆酒，以夫妻名义过日子，还生了孩子。”
我蹲下来，跟他平视。
“这叫重婚。是要坐牢的。”
周建国的嘴唇哆嗦起来，膝盖往后蹭了半步。
“红梅，你，你别吓唬我……”
“我没吓唬你，这封信是你亲笔写的，八桌酒席，你厂里的老板都能作证。”
我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另一张纸，对折好的。
我笑着递给他。
“离婚协议，我找律师拟好了。”
他没接，手在半空里抖。
“孩子归我，从今往后跟我姓赵。
你卷走的四千八，银镯子一对，还有这五年小满和小禾的抚养费，我一笔勾销。
我不要你一分钱，你也别想碰我一分钱。”
周建国一把抢过协议，看了两眼，突然从地上跳起来。
“我不签！这街是夫妻共同财产，我有一半！打官司我也有一半！”
我还没开口，王婶就骂上了。
“放你娘的屁！这条街是我们十三家下岗工人凑钱包的，红梅姐只占四成股，凭啥给你一半！”
老孙也站了出来：“对，合作社的账本在区里备着案，你一个跑了五年的人，有脸来分？”
“周建国，你想打官司，我奉陪。”
我看着他。
“你分我的股份，我告你重婚、遗弃。到时候你分到的那点钱，够不够在牢里买烟抽，你自己算。”
周建国的脸从白变青，从青变紫。
他嘴里喃喃着：“不可能，不可能，你一个卖炒粉的……”
他转头去看他妈。
婆婆的脸也白了，嘴张着，半天合不上。
“签，还是不签？”
周建国的腿一软，又跪了下去。
这一回，他跪得一点都不直了，整个人瘫坐在青砖地上，抱着脑袋。
“红梅，我真的没地方去了，我就剩下你了……”
我低头看着他。
五年前那个腊月，我跪在夜市的土地上，用手去捧那些沾了泥的粉。
那天的风，比今天冷多了。
【第十章】
周建国那天没签。
他把协议攥成一团，被他妈扶着，跌跌撞撞地走了。
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认得，跟当年马金宝回头看我的那一眼，一模一样。
三天后，他们来了。
一大早，我刚打开店门，婆婆就躺在了门口的台阶上。
身上盖着一床破棉被，头上缠着白布。
周建国跪在她旁边，面前摆着一块硬纸板，上面用毛笔写着：黑心儿媳霸占家产，逼死婆婆，不让亲爹见孩子。
婆婆躺在地上，扯着嗓子嚎。
“没天理啊，儿媳妇发了财，不认男人，不认婆婆，我老婆子今天就死在这儿！”
一大早，街上来往买早点的人越聚越多。
有不认识我们的外地人，指着我嘀咕。
“这女的也太狠了，男人都跪下了。”
“再怎么说也是孩子他爹啊。”
周建国听见了，跪得更直，眼泪流得更凶。
我站在店门口，没吭声。
我转身进店，点着了灶火。
热锅，下油，打蛋，下粉。
铁锅哗哗地响，香味顺着门飘出去。
我炒了两盘粉，加了两个蛋，端出来，放在婆婆和周建国面前的台阶上。
“妈，建国，吃了吧，一块钱一盘，我请。”
婆婆的嚎声噎住了。
我转过身，对着围观的人群。
“各位，这盘粉，九三年冬天我在夜市卖一块钱，今天还卖一块钱。
那年冬天，我男人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跑去南方娶了别的女人。
我婆婆每个月收着他寄来的钱，在我面前哭穷。
我闺女哮喘犯了，我管她借二十块钱，她说没有。”
我指着台阶上那块硬纸板。
“现在他们说我霸占家产。”
我把那封信又拿出来，递给离我最近的一个外地大姐。
“大姐，你帮我念念。”
那个大姐接过信，看了两行，手就抖了。
她抬起头，狠狠瞪着周建国，一个字一个字念出了声。
念完了，人群炸了。
“畜生！”
“自己闺女都不要，还有脸来跪！”
有人捡起地上的烂菜叶子砸过去，砸在周建国的脑门上。
他抱着头往后缩，那块纸板被人踩在了脚底下。
婆婆从地上爬起来，头上的白布掉了，一把扯掉身上的破棉被，拽着周建国就要跑。
人群堵着，她跑不出去。
这时候，郑卫东从人群里挤进来，身后跟着两个公安。
“谁在这儿堵门闹事？”
周建国看见那身制服，整个人哆嗦起来，扑通一声又跪下了。
这回不是冲我跪，是冲着公安跪的。
“同志，我签，我马上签，我不闹了……”
他从怀里掏出那团皱巴巴的协议，在膝盖上铺平，手抖得握不住笔。
王婶从针线铺拿来一盒印泥。
周建国按了手印，按了三次才按清楚。
第二天，民政所。
办手续的同志把两个红本子收回去，换成了两个绿本子。
周建国接过他那个，手一直在抖。
婆婆站在门口，看着我，嘴唇动了好几下。
“红梅，小满和小禾，往后让我看看行不行……”
“妈，九四年那个冬天，小禾喘得脸都紫了，你看见了吗？”
她的嘴张了张，没发出声来。
我牵着两个孩子，从她身边走过去。
那天傍晚，我带着小满和小禾去派出所改了户口。
赵小满。
赵小禾。
小禾拿着新户口本，一个字一个字念自己的名字，念了三遍。
“妈，我姓赵了。”
“嗯，跟妈姓。”
天黑了，红梅美食街的灯笼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站在总店门口，看着那辆刷了红漆的三轮车。
车链子还是松的，我一直没修。
街口有个人影蹲在牌坊底下，缩着脖子。
是周建国。
他兜里翻来翻去，摸出几张毛票，数了又数。
秀芝从店里探出头：“红梅姐，那人在外头蹲了一个钟头了，要不要撵走？”
“不用。”
我想了想。
“他要是进来，就给他炒一盘。”
“收钱吗？”
“收，一块钱，带蛋。”
秀芝愣了一下，笑了。
小满从店里跑出来，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热乎的烤红薯。
“妈，你吃。”
我掰开红薯，一半给他，一半给跟在后头的小禾。
牌坊底下那个人影站起来，在街口犹豫了很久。
最后他转过身，走进了黑地里。
他到底没进来。
我咬了一口红薯，烫得直吸气。
真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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