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妈跟人跑了，我爹瞎了，我兜里只剩两块三
雨下了七天。
湖南湘乡壶天镇的雨，不是深圳那种雨。深圳的雨是急的，砸下来，停了，太阳就出来了。湘乡的雨是闷的。像有人拿一块湿布，把整个天捂住了。捂得人喘不上气。
土砖房漏了三个洞。
姜晚宁坐在门槛上，屁股底下垫了一层塑料袋。塑料袋是从镇上小卖部要的。老板娘看她一眼，没说话，把塑料袋扔给她了。
她手里攥着两块三毛钱。
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洗不掉。从她记事起，指甲缝里就没干净过。
屋里传来咳嗽声。
不是普通的咳嗽。是那种从胸腔最底下往上顶的咳嗽。顶到嗓子眼，卡住了，再咳。一下。又一下。像有人拿钝刀子在割气管。
"爸。"
没人应。
"爸。"
还是没人应。
她站起来，走进屋里。
屋里很暗。窗户纸破了两个洞，风从洞里灌进来，把煤油灯吹得一晃一晃的。
姜柏年躺在木板床上。
看不见她。因为他瞎了。
两个手腕的位置，缠着发黑的纱布。纱布上渗着黄色的水。不是血。是脓。
手没了。
三个月前，眼镜铺子里的绞片机卷了他的手。卷进去的时候他还在磨镜片。等邻居听见声音跑过来，两只手已经绞成了肉泥。
送到镇上诊所。医生说要截。不截，感染。感染了，命保不住。
截了。
两只手，没了。
然后眼睛也瞎了。不是一下子瞎的。是慢慢的。先是看不清，然后模糊，然后黑。像有人把灯一盏一盏关掉。关到最后一盏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晚宁，爸看不见你了。"
她说："看不见就看不见。我在就行了。"
那是三个月前的事。
现在她蹲在床边，把父亲的头抬起来一点。枕头太低了，他咳嗽的时候痰堵在嗓子里，出不来。
"爸，喝口水不？"
姜柏年的嘴动了动。发出来的声音，像砂纸磨铁皮。
"晚宁……你妈走的时候，说了啥没有？"
她没说话。
她妈赵秀兰走的时候，什么都没说。
就走了。
跟隔壁村一个做鞭炮生意的男人跑了。走的那天是个晴天。太阳很大。她妈穿了一件红衬衫，背着一个蛇皮袋。蛇皮袋里装着家里所有的钱。
弟弟姜晚舟也带走了。
那年弟弟才十岁。
她站在门口看着她妈走。没追。没哭。没喊。
她妈回头看了她一眼。
就一眼。
然后转过头，走了。
从那以后，她就没哭过。
不是不想哭。是哭完了，还得干活。干活比哭有用。
"爸，我去深圳。"
姜柏年的身体僵了一下。
"你去干啥？"
"挣钱。"
"你才十五。"
"十五够了。"
沉默。
很长的沉默。煤油灯的火苗在晃。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贴在墙上，像两个瘦鬼。
姜柏年的嘴唇哆嗦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她记了三十九年。
"晚宁，你别回来了。回来也是苦。"
她没哭。
她把父亲的头放回枕头上。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到他下巴。
然后她站起来，走出了屋。
雨还在下。
她站在雨里，把两块三毛钱揣进裤兜。
兜是破的。有个洞。钱会不会掉？
不会。
她把洞捏住了。
去镇上。买火车票。去深圳。
七块八一张。她只有两块三。差五块五。
她得先去赊。
她深吸一口气。雨打在脸上。凉的。
不是深圳那种凉。是湘乡的凉。带着泥土味的凉。
她往镇上走。
泥路很滑。她穿的是一双解放鞋。鞋底磨平了。走一步滑半步。
但她没摔。
她这辈子，摔过很多次。但每次都没摔死。
没摔死，就得继续走。
这是她唯一会的事。
第二章：我赊了张火车票，把瞎爹背去了深圳
火车票是赊的。
镇上小卖部的老板娘姓刘。四十多岁。胖。脸上有一颗痣。痣上有一根毛。
"你拿啥还？"
姜晚宁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刘老板娘被她看得有点发毛。把票拍在柜台上。
"拿着。到了深圳给我打电话。我表弟在那边，你找他。"
她拿了票。没说谢谢。
不是不想说。是她已经很久没说过"谢谢"这两个字了。说出来，嘴是生的。
1985年11月7号。凌晨四点。
她背着父亲上了绿皮火车。
父亲很轻。比她想象的轻。瞎了之后瘦了三十斤。两只手腕的残肢缠着纱布，搭在她肩膀上。
没座位。
她把父亲放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地上铺了三层报纸。是她从候车室捡的。别人看完扔的。
火车开了。
咣当。咣当。咣当。
整节车厢都在抖。灯是黄的。很暗。空气里全是人的味道——汗味、脚臭味、烟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酸味。
她把父亲的头靠在自己腿上。
父亲发烧了。三十八度五。她没钱买药。她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父亲身上。
自己穿着一件单衣。十一月的风，从车厢缝里灌进来。冷得她牙关打架。
但她没动。
不是不冷。是不敢动。怕父亲滚下去。怕有人偷她兜里剩下的一块七毛钱。
那一块七。是她全部的家当。
三十六个小时。
她没合过眼。
不是不困。是不敢睡。
每隔二十分钟，她就摸一次父亲的额头。烫。还是烫。
每隔十分钟，她就摸一次自己的裤兜。钱还在。
旁边座位上一个广东阿婆看不下去了。递了半个馒头过来。
白的。冒着热气。
她接了。
说了两个字："谢谢。"
这是她十五年来说的第一句"谢谢"。
阿婆笑了。露出缺了两颗的牙。
"妹仔，你去深圳做啥？"
"挣钱。"
"你爸咋了？"
"病了。"
阿婆没再问。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她身上。
她没拒绝。
太冷了。冷到骨头里。
第二天夜里，父亲的烧退了一点。但开始拉肚子。
拉在裤子里。
她用手擦。
旁边的人捂着鼻子看她。有人往旁边挪了挪。有人把脸转过去。
她不看任何人。
她的手很稳。擦完了，把脏裤子脱下来，卷成一团，塞进蛇皮袋里。
然后她用报纸擦了擦手。继续坐着。
火车到深圳的时候，是凌晨四点。
她背着父亲下了车。
深圳的空气是热的。跟湘乡不一样。有一股她从没闻过的味道——机油、汗水、和某种说不清的野心。
火车站广场上全是人。
扛着蛇皮袋的。抱着孩子的。蹲在地上吃馒头的。
她站在广场中间，背着一个瞎了眼、没了手的父亲。
兜里剩一块七。
她深吸一口气。
往前走。
她不知道前方是什么。但她知道，身后已经没有路了。
身后是1985年的雨。是漏了三个洞的土砖房。是母亲走的时候那个回头。是父亲说的那句"你别回来了"。
她没回头。
一次都没回。
第三章：月租12块的铁皮房，我和瞎爹住下了
她在宝安找到了一间铁皮房。
不是找的。是撞上的。
她背着父亲在宝安的巷子里走了两个小时。腿在抖。不是累。是饿。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阿婆给的半个馒头，她掰成两半。一半给了父亲。一半自己吃了。
那是她到深圳后吃过的唯一一顿饭。
铁皮房在一条巷子的尽头。门口挂着一块纸板，写着"租房。12元/月"。
房东是个潮汕人。姓陈。五十多岁。黑。瘦。说话夹着粤语，她听不太懂。
"几多岁？"
"十五。"
"有身份证？"
"没有。"
"那你走吧。"
她没走。
她站在门口。站了四个小时。
从早上八点站到中午十二点。太阳晒得铁皮房发烫。她的解放鞋踩在地上，鞋底快化了。
陈老板出来倒水。看到她还在。
"你还没走？"
"我没地方去。"
陈老板顺着她的目光，看了一眼她背上的父亲。那是个瞎了眼、没了手的男人。
他沉默了很久。
"一个月十二块。先住着。找到活再说。"
"行。"
铁皮房里什么都没有。
一张木板床。一条发黑的被子。一个煤油炉。一把缺了口的菜刀。
她把父亲放在床上。给他盖好被子。然后去巷子口的小卖部买了一袋米。最便宜的那种。碎米。
回来生火。煮粥。
煤油炉的火很小。粥煮了一个小时才熟。
她盛了一碗。端到父亲面前。
"爸，喝粥。"
姜柏年摸索着接过碗。喝了一口。
"晚宁，你也吃。"
"我吃过了。"
她没吃。
她蹲在铁皮房外面，就着月光，把兜里最后的一块七毛钱数了三遍。
一块。五毛。两毛。
一块七。
她在地上用树枝写了一行字。
"妈，你看到了吗。"
写完了。看了一遍。
然后擦掉了。
擦得很干净。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那天晚上，深圳的月亮很亮。比湘乡的亮。亮得让人发慌。
她靠在铁皮房的墙上，听着里面父亲的咳嗽声。
一下。又一下。
她闭上眼。
脑子里全是父亲说的那句话——"晚宁，你别回来了。回来也是苦。"
她没回去。
她哪也没去。
她就在这间铁皮房里。哪也不去。
明天开始找工。不找工，三天后就得饿死。
饿死了，谁管爸？
她把树枝扔掉。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铁皮房外面的月亮很圆。
她看了一眼。
然后转身，走进了铁皮房。
躺在父亲旁边。地板很硬。硌得骨头疼。
但她睡着了。
两天以来，第一次睡着。
梦里没有雨。没有火车。没有母亲的红衬衫。
只有一块玻璃。
很平。很亮。
她伸手去摸。
摸到了。
平的。
第四章：被47家厂赶出来，只有他说：你的手，值钱
她找到了第一份工。
不是找的。是碰的。
1986年春天，深圳宝安。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人。空气里永远有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混着汗水和柴油，闻久了，鼻子就麻了。
她在宝安的巷子里走了三天。
三天里，她问了四十七家厂。
四十七家，全部拒绝。
理由都一样——没身份证。没成年。不要。
第四十八家，是一家港资手表玻璃厂。
厂在宝安郊区。铁皮棚子搭的。门口停着一辆货车。车身上印着繁体字——"恒达钟表"。
她站在厂门口。
门卫是个湖南人。四十多岁。看了她一眼。
"干啥的？"
"找工。"
"多大？"
"十五。"
门卫笑了。不是善意的笑。是那种"你来错地方了"的笑。
"十五？回家读书去吧。"
她没走。
她站在厂门口，从早上八点站到中午十二点。
太阳晒得铁皮棚发烫。她的解放鞋踩在地上，鞋底软了。脚底板烫得发疼。
她没动。
不是不疼。是不能走。
走了，就没工了。没工，就没饭。没饭，爸就得饿。
爸饿了，她就白来深圳了。
中午十二点半，一个香港人从厂里出来。
瘦。黑。戴着眼镜。穿着白衬衫。衬衫领口扣得很紧。
他就是陈老板。
陈老板看了她一眼。又看了一眼。
"你还在？"
"我能干活。"
"你会啥？"
"我会磨镜片。"
陈老板愣了一下。
他身边的翻译把这话翻成了粤语。陈老板听了，笑了。
"磨镜片？你磨过？"
"磨过。"
"磨给我看。"
她没说话。蹲下来。从地上捡了一块碎玻璃。是厂门口地上的。不知道谁扔的。
她从兜里掏出一块布。是她衣服的内衬。撕下来一小块。
然后她开始磨。
就蹲在厂门口。太阳底下。用那块布，磨那块碎玻璃。
磨了十分钟。
陈老板蹲下来看。
玻璃的边缘，从毛糙变得光滑。
他用手摸了一下。
没说话。
又摸了一下。
还是没说话。
然后他站起来，看了她很久。
"行。试用期一个月。管吃不管住。一个月八十块。"
八十块。
她在心里算了一下。够父亲一个月的药钱。
"行。"
她进了厂。
第一天，师傅让她切玻璃。
不是磨。是切。
手表玻璃。一块一块地切。一天八百片。
师傅是个广州人。姓梁。四十多岁。话少。手快。
他教她的方式很简单——不说话。直接示范。
切一片。给她看。再切一片。再给她看。
然后把刀递给她。
"切。"
她接过刀。
刀很沉。比她想象的沉。刃口很薄。薄到透光。
她切了第一片。
歪了。
边缘有一个缺口。像被狗啃了一口。
梁师傅看了一眼。没说话。把那片扔掉了。
"再切。"
她切了第二片。
还是歪了。
"再切。"
第三片。歪了。
第四片。歪了。
第五片。
平了。
梁师傅看了那片玻璃。对着光看了看。
没说话。但从那天起，他开始让她切了。
一天八百片。
她从早上七点切到晚上七点。中间休息半小时。吃饭。
半小时。她端着碗，蹲在车间门口吃。
饭是白米饭。菜是咸菜。没有肉。
她吃得很快。三分钟。一碗饭就没了。
不是因为好吃。是因为她要赶紧切完。切完了，才能回去给父亲熬药。
她每天晚上九点下班。走四十分钟回铁皮房。给父亲熬药。喂饭。擦身子。
十点，她开始磨镜片。
不是厂里的活。是她自己的活。
她把白天省下来的碎玻璃，带回铁皮房。用那把缺了口的菜刀，一点一点地磨。
煤油炉的光很暗。她凑得很近。鼻尖离玻璃只有两厘米。
玻璃粉飞起来。落在她脸上。落在她睫毛上。
她不眨眼。
一磨就是三个小时。
凌晨一点，她把磨好的镜片放在枕头旁边。然后躺下。睡四个小时。
五点起床。切玻璃。
第一个星期，她的手指破了。
不是蹭破的。是切破的。
玻璃太薄了。刃口太快了。她的手指跟不上刀的速度。
第一天，食指破了一个口。血滴在玻璃上。她用嘴吸了一下。继续切。
第二天，中指破了。这次口子大一点。血流得多。她用布缠了一圈。继续切。
第三天，无名指也破了。
三根手指，全是口子。
梁师傅看到了。看了一眼。没说话。
下班的时候，他在她工位上放了一卷胶布。
没说话。走了。
她把胶布缠在手指上。缠了三层。
第二天继续切。
血浸透了胶布。玻璃上全是红色的印子。
她不管。
切就是了。
一个星期后，她的手指上全是茧。
新茧压着旧茧。旧茧压着新茧。一层一层。硬得像石头。
她用手摸了摸。不疼了。
一点都不疼了。
第二个星期，厂里来了一个新女工。
广东梅州人。叫阿芬。
阿芬比她大三岁。话多。爱笑。笑起来声音很大。整个车间都能听到。
她不笑。
阿芬主动坐到她旁边。递了半个咸鸭蛋给她。
"哑妹，你咋不说话？"
她看了阿芬一眼。没接。
阿芬把咸鸭蛋放在她手上。走了。
那天晚上，她把咸鸭蛋带回了铁皮房。
切成两半。一半给父亲。一半自己吃。
咸的。
是她到深圳后，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她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舍不得。
父亲摸到了咸鸭蛋。
"晚宁，啥东西？"
"咸鸭蛋。"
"你吃了没？"
"吃了。"
她没吃。她把自己那半也给了父亲。
父亲摸着咸鸭蛋，摸了很久。
"晚宁，你也吃。爸不饿。"
"我吃过了。"
她每次都说"我吃过了"。
但她没吃过。
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梁师傅把她叫过去。
他没说话，只是把她的手翻过来，看。
十根手指。没有一根是完整的。全是口子。全是茧。全是血痂。
他看了很久。
然后说了她进厂以来，他对她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
"你这个手，不该浪费在切玻璃上。"
她没说话。
但她的手，在桌子下面，攥紧了。
攥得很紧。指甲陷进肉里。
不是因为疼。
是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她——你的手，值钱。
第五章：一天切八百片玻璃，全厂都叫我哑妹
三个月。
九十天。两千一百六十个小时。
她切了二十六万八千八百片玻璃。
不是她算的。是梁师傅算的。
有一天收工，梁师傅站在她工位前面，看着那一堆切好的玻璃片。一片一片码得整整齐齐。像士兵。
他说了一句话。
"二十六万八千八百片。你知道这是啥概念不？"
她没说话。等他说下去。
"全厂四十七个人。你一个人切的，比其他四十六个人加起来还多。"
她还是没说话。
梁师傅看了她一眼。看了很久。
"你是个怪物。"
她没接话。把手上的胶布撕了。换新的。缠上。继续切。
从第二个月开始，厂里的人都叫她"哑妹"。
不是阿芬一个人叫。是全厂都叫。
四十多个工人。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不说话。
吃饭的时候，没人叫她。她就一个人吃。一个馒头。掰成三份。早上一份。中午一份。晚上一份留给父亲。
但晚上那份，她从来没吃过。
因为她在厂里已经吃过了。虽然她跟父亲说没吃。
有一天，一个湖南老乡凑过来。姓刘。三十多岁。在厂里干了两年了。
"哑妹，你咋不跟我们一起吃饭？"
她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她摇了摇头。
"那你为啥不说话？"
她想了想。说了两个字。
"没空。"
刘老乡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没空？吃饭还没空？"
她没再说话。低头吃馒头。三口。一个馒头就没了。
刘老乡看着她吃馒头的样子，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看到了她的手。
十根手指。没有一根是完整的。
全是口子。全是茧。全是血痂。有的地方，茧磨破了，露出里面的嫩肉。嫩肉又磨出了新茧。新茧又磨破了。一层一层。像树的年轮。
刘老乡不说话了。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问过她为什么不说话。
下班后，别人去吃饭。去逛街。去宝安的录像厅看港片。
她不去。
她留在车间。
不是加班。是偷师。
梁师傅每天收工后，会磨十块镜片。这是他的习惯。磨了二十年了。雷打不动。
她就坐在旁边看。
不出声。不靠近。就坐在三米外的角落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
梁师傅的手很稳。磨镜片的时候，手腕不动。只有手指在动。五根手指，像五个独立的机器。每一根都有自己的节奏。
先用粗砂。再用细砂。最后用抛光粉。
三道工序。每一道的力道都不一样。粗砂要重。细砂要轻。抛光粉要几乎没有力。像抚摸。
她看了一遍。记不住。
看了两遍。还是记不住。
看了三遍。四遍。五遍。
到第十遍的时候，她闭上眼。脑子里全是梁师傅的手。
手腕不动。手指动。粗砂。细砂。抛光粉。
她睁开眼。拿起一块碎玻璃。开始磨。
第一遍。歪了。
第二遍。还是歪了。
第三遍。
平了一点。
她没停。继续磨。
磨到车间的灯灭了。保安来赶人了。她才停。
把碎玻璃揣进兜里。带回铁皮房。
铁皮房里的练习，是她最大的秘密。
每天晚上十点。父亲睡了。她就开始磨。
煤油炉的光很暗。她把脸凑得很近。鼻尖离玻璃只有两厘米。
玻璃粉飞起来。落在她脸上。落在她睫毛上。落在她嘴唇上。
她不眨眼。不擦。
一磨就是三个小时。
凌晨一点。她把磨好的镜片放在枕头旁边。然后躺下。睡四个小时。
五点起床。切玻璃。
有一天晚上，她磨得太投入了。手上的动作大了一点。碎玻璃磕在木板上，发出了一声响。
"晚宁？"
父亲的声音。从黑暗里传过来。
她手一抖。碎玻璃掉在地上。碎了。
"晚宁，你在干啥？"
她蹲在地上。把碎玻璃捡起来。攥在手心里。
"没事。睡觉。"
"我听到声音了。"
"翻身。碰到了东西。"
沉默。
很长的沉默。
然后父亲说了一句话。
"晚宁，你是不是在磨镜片？"
她没说话。
"你妈以前也磨。你爸也磨。咱家三代人，都是磨镜片的。"
她还是没说话。
"你磨吧。别太晚。伤眼睛。"
她蹲在黑暗里。手里攥着碎玻璃。玻璃的棱角扎进肉里。她没觉得疼。
因为父亲的声音，比玻璃还扎。
扎在她心里。拔不出来。
"知道了，爸。"
她说完这三个字。躺下了。
闭上眼。
脑子里全是父亲的声音——"咱家三代人，都是磨镜片的。"
三代人。
爷爷磨。爸爸磨。现在她磨。
磨了一辈子。磨出了什么？
磨出了两只断手。磨出了一双瞎眼。磨出了一个跑了的老婆。磨出了一个散了的家。
但她没停。
因为不磨，就什么都没有。
磨了，至少还有一块平的镜片。
平的就够了。
三个月后。
1986年夏天。
梁师傅把她叫到了车间后面。
那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块镜片。
那块镜片她见过。是梁师傅的宝贝。平时锁在柜子里。谁都不让碰。
镜片是弧形的。弧度很小。但要磨平，手上的力道必须绝对均匀。差一丝。就废了。
全厂四十七个人。没人能磨这块镜片。
梁师傅磨了二十年。每次磨这块镜片，都要花一个小时。
他把镜片放在她面前。
"磨。"
她看了那块镜片很久。
然后她坐下来。拿起砂纸。开始磨。
车间很安静。只有砂纸摩擦玻璃的声音。沙沙沙。沙沙沙。
像下雨。
像1985年湘乡的雨。
她磨了四十分钟。
中间没停。没喝水。没擦汗。
四十分钟后，她把镜片放在桌上。
梁师傅拿起来。对着光看。
看了很久。
又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镜片放下。看着她。
没说话。
但他的眼睛，跟第一次看她磨镜片时不一样了。
第一次是好奇。
这次是认。
他从桌子底下拿出一袋东西。递给她。
她打开一看。
是抛光粉。最细的那种。一袋要三十块。她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
"拿着。"
她没接。
"我不要。"
"让你拿着就拿着。"
"我没钱还。"
"谁让你还了？"
她看着那袋抛光粉。看了很久。
然后她接了。
没说谢谢。
但她的手，在桌子下面，抖了一下。
很小的一下。
只有她自己知道。
那天晚上，她回到铁皮房。
父亲已经睡了。呼吸声很轻。像一根快要断的线。
她坐在父亲旁边。把那袋抛光粉放在枕头旁边。
然后她拿出自己磨的那块镜片。对着月光看。
平的。
很平。
她把镜片贴在左眼上。
世界清晰了一半。
右眼还是模糊的。但左眼，清清楚楚。
她看着铁皮房的墙。看着父亲的脸。看着自己那双全是口子的手。
然后她把镜片放下。
躺下来。
闭上眼。
明天还要切八百片玻璃。
但今天，她想记住这个晚上。
梁师傅把抛光粉给她的那个晚上。
父亲说"咱家三代人都是磨镜片的"那个晚上。
阿芬给她半个咸鸭蛋的那个晚上。
绿皮火车上，阿婆给她半个馒头的那个晚上。
这些晚上，连在一起。就是她的一辈子。
很苦。
但每一块镜片，都是平的。
平的就够了。
第六章：我爸的手烂了，我预支三个月工资救他
1986年夏天。
父亲的手开始烂了。
不是一下子烂的。是慢慢的。先是纱布发黄。然后发黑。然后渗出一种绿色的液体。不是血。是脓。
味道很大。
整个铁皮房都是那个味道。甜的。腻的。像烂掉的水果。
她每天给父亲换药。把旧纱布拆下来。用温水擦。再缠新的。
但没用。
脓越来越多。纱布换得越来越勤。一天换三次。五次。七次。
父亲不说疼。
他从来不说疼。
但她知道他疼。因为他每次换药的时候，身体都在抖。不是冷。是疼。疼到骨头里的那种抖。
有一天晚上，她给父亲换药。拆纱布的时候，纱布跟肉粘在一起了。
她一撕。
父亲的身体猛地弓起来。像一条被踩了尾巴的蛇。
然后他咬住了枕头。
没出声。
她的手停在半空中。纱布扯下来一半。另一半还粘在肉上。
她不敢动了。
"爸……"
姜柏年把枕头从嘴里吐出来。枕头上全是口水。还有血。他把嘴唇咬破了。
"没事。继续。"
她的手在抖。
不是怕。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手，没用。
她这双手，能切八百片玻璃。能磨出比师傅还平的镜片。但她拆不下一块粘在肉上的纱布。
她深吸一口气。把纱布浸湿。一点一点地揭开。
揭开了。
纱布下面的肉，已经烂了。发白。发绿。有的地方能看到骨头。
她别过头去。
没吐。但胃在翻。
第二天，她做了一个决定。
带父亲去医院。
镇上的诊所。不是深圳的。深圳的医院她去不起。镇上的诊所，也不一定去得起。但她得去。
她跟陈老板请了半天假。
陈老板看了她一眼。
"你爸咋了？"
"手烂了。"
"严重不？"
"不知道。"
陈老板没再说。批了假。
她背着父亲，坐了两个小时的班车。到了镇上的诊所。
诊所很小。两间房。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墙上贴着发黄的宣传画。画上是一个微笑的女人，抱着一个婴儿。
医生姓周。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看了一眼父亲的手。
然后他把老花镜摘了。
"截了吧。"
她愣了一下。
"啥？"
"残肢。得截。不截，感染会往上走。走到肩膀，就没命了。"
她站在那里。没动。
"截了之后呢？"
"之后？之后就没了。两只手，都没了。"
都没了。
本来就没了。
她知道。她一直知道。手没了三个月了。但残肢还在。那两截光秃秃的东西，还在。
现在连那两截也要没了。
"多少钱？"
"三百。"
三百。
她身上有一百二十块。
差一百八十。
她站在诊所里。手里攥着那一百二十块。指关节发白。
周医生看了她一眼。
"你要是没钱，可以先欠着。但得尽快还。"
她没说话。
她走出诊所。站在镇上的街上。
太阳很大。晒得人发晕。
她把父亲放在诊所门口的台阶上。父亲坐在那里。头低着。像一截枯木。
她转身，往回走。
走了两个小时。回到厂里。
直接去找了陈老板。
"陈生。我想预支三个月工资。"
陈老板正在喝茶。茶杯停在嘴边。
"预支？你才来三个月。"
"我知道。但我爸要截肢。没钱。"
陈老板放下茶杯。看了她很久。
"预支三个月，就是两百四。你知道这意味着啥不？"
"知道。"
"意味着你走不了。你得给我干满一年。"
"我干。"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陈老板又看了她很久。
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钱。数了两遍。递给她。
"拿着。给你爸治病。"
她接了。
没说谢谢。
但她的手，在接钱的那一刻，碰到了陈老板的手。
陈老板的手是暖的。
她的手是凉的。
全是口子。全是茧。冰凉冰凉的。
陈老板缩了一下手。但没说什么。
她拿着钱，又坐了两个小时的班车。回到镇上。
周医生已经准备好了。
一张铁床。一把锯。一瓶酒精。
酒精的味道很冲。她一进门就闻到了。
父亲躺在铁床上。
"晚宁。"
"爸，我在。"
"疼不？"
"不疼。睡一觉就好了。"
她在撒谎。
她知道有多疼。她看到过那个伤口。烂到骨头的伤口。
但她不能说疼。说了疼，父亲就不肯截了。不截，就会死。
周医生拿起锯。
她别过头去。
她听到了声音。
不是锯的声音。是父亲的声音。
很短。就一声。
"啊——"
然后没了。
父亲咬住了一根木棍。木棍是她提前找的。从诊所后面的柴堆里拿的。
她转过头。
看到了。
两截残肢。从手腕的位置。锯断了。
血喷出来。溅在周医生的白大褂上。溅在铁床上。溅在她脸上。
热的。
她没擦。
她看着那两截断掉的东西。落在铁盘里。
很小。
比她想象的小。
她走过去。把那两截断肢捡起来。
用纱布包好。
包了三层。
然后她把那包东西，放在了父亲的枕头旁边。
"爸，你的手。我给你收着。"
姜柏年躺在铁床上。脸白得像纸。嘴唇咬出了血。
他没说话。
但他的眼睛——那双瞎了的眼睛——有水流出来。
不是泪。是瞎眼流出来的分泌物。
但她愿意相信那是泪。
回深圳的路上，父亲发烧了。
三十九度。
她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父亲身上。
自己穿着单衣。坐在班车最后一排。靠着窗户。
车在颠。父亲的头靠在她肩膀上。很重。
她没动。
班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
"妹仔，你爸没事吧？"
"没事。"
"要不要去医院？"
"不用。"
司机没再说了。
车窗外，深圳的灯火在退。一盏一盏地退。
她看着那些灯火。
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家。有饭吃。有床睡。有人等。
她没有。
她只有一个瞎了眼、没了手的父亲。和兜里剩下的——
她算了一下。
预支了两百四。花了三百。还倒欠六十。
身上剩的钱：零。
一块都没有了。
但父亲的手——那两截断掉的手——在她怀里。用纱布包着。三层。
她低头看了一眼。
纱布上渗了一点血。已经干了。发黑。
她把那包东西往怀里紧了紧。
像抱着一个婴儿。
那天晚上，她回到铁皮房。
把父亲放在床上。盖好被子。
然后她把那两截断肢，放在了父亲的枕头旁边。
父亲醒着。
"晚宁。"
"嗯。"
"手呢？"
"在这。我给你收着。"
沉默。
很长的沉默。
然后父亲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
"晚宁，爸对不起你。"
她没说话。
她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
铁皮房外面，深圳的夜很吵。有汽车声。有人说话声。有狗叫声。
但铁皮房里面，很安静。
安静到她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砰。砰。砰。
很快。
她蹲了五分钟。
然后她站起来。擦了脸。
走到煤油炉旁边。生火。熬药。
药是周医生开的。消炎的。很苦。
她熬好了。端到父亲面前。
"爸，喝药。"
姜柏年摸索着接过碗。喝了一口。
苦得他整张脸都皱了。
但他没吐。一口一口地喝完了。
"晚宁。"
"嗯。"
"你也喝一口。"
"我不苦。"
她没喝。
她把碗放在地上。然后坐在父亲旁边。
铁皮房很小。两个人躺在一张木板床上。转个身就能碰到对方。
她侧着身。看着父亲。
父亲的脸很瘦。颧骨突出来。眼窝深陷。嘴唇干裂。
但他的嘴，在笑。
很小的笑。
"晚宁，你的手……咋这么多疤？"
她把自己的手缩回被子里。
"没事。干活磨的。"
"磨镜片磨的？"
"嗯。"
"磨得平不？"
"平。"
"那就好。"
父亲闭上了眼。
她也闭上了眼。
但她没睡。
她在黑暗里，摸了摸自己的手。
十根手指。全是口子。全是茧。全是血痂。
这双手，切过二十六万八千八百片玻璃。磨出过比师傅还平的镜片。
但这双手，拆不下一块粘在父亲肉上的纱布。
她攥紧了拳头。
指甲陷进肉里。
不是因为疼。
是因为她发了一个誓。
这辈子，她再也不要让父亲说"对不起"这三个字。
再也不要。
第七章：全厂没人理我，只有她塞给我半个咸鸭蛋
1986年秋天。
咸鸭蛋之后，阿芬每天都来。
不是来找她说话。是来坐着。
阿芬坐在她旁边。不出声。就坐着。手里拿着一把瓜子。嗑。嗑完了，把壳吐在地上。
她不看阿芬。继续切玻璃。
阿芬也不看她。继续嗑瓜子。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天。
谁都不说话。但谁都没走。
到了第三天，阿芬开口了。
"哑妹，你是不是湖南的？"
她手上的刀停了一下。就一下。然后继续切。
"我猜你是。你切玻璃的手法，跟我们广东人不一样。我们广东人切得快。你切得稳。"
她没说话。
"我老家梅州的。你知道梅州不？"
不知道。
"梅州的腌菜最好吃。酸菜。梅菜扣肉。你吃过没？"
没吃过。
"等我回家了，给你带一罐。"
她的刀又停了一下。
然后她说了两个字。
"不用。"
这是她进厂以来，除了"谢谢"和"没空"之外，说的第三句话。
阿芬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笑得很大声。整个车间都听到了。
梁师傅从桌子后面抬起头。看了她们一眼。没说话。又低下头了。
从那以后，阿芬每天给她带吃的。
周一，一个包子。
周二，半个红薯。
周三，一根玉米。
周四，两块饼干。
周五，一瓶汽水。
她不要。阿芬就放在她工位上。走了。
她不吃。放在那里。等下班了，带回铁皮房。
包子给父亲。红薯自己吃。玉米掰成两半。一半给父亲，一半自己吃。饼干留着。汽水——她没开过。
不是不想喝。是舍不得。
汽水是甜的。她这辈子没喝过甜的东西。
她把那瓶汽水放在枕头旁边。每天晚上看一眼。
看了一个月。没开。
一个月后，汽水没气了。她才打开。
喝了一口。
不甜了。
但她还是喝完了。
一口都没剩。
那几年，她没想过别的。
想也想不出。
挣钱？她在切玻璃。一天八百片。一个月八十块。
留恋？谁要她？一个不说话的、手上全是口子的、背着瞎子父亲的辍学女工？
吃好的？她连汽水都舍不得开。
穿好看的衣服？她身上这件衣服，是阿芬后来给她的。碎花衬衫。洗了十几遍了。花早没了。只剩下白底上的灰印子。
1987年夏天。
她在厂里干满了一年。
从切玻璃，到磨镜片，到抛光。全厂学得最快的。
陈老板找她谈话。
"晚宁，你来厂里一年了。你是我见过最能吃苦的人。"
她没说话。等他说下去。
"我想让你当组长。管十个人。工资翻倍。"
她还是没说话。
"你不愿意？"
"我愿意。"
这是她三年来，在厂里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当了组长之后，她还是不说话。
但工人都怕她。
因为她比谁都狠。
自己的活干完了，帮别人干。别人偷懒，她不骂。自己替他干。干完了，把那个人的活也干了。
没人敢在她面前偷懒。
陈老板私下跟人说："这个哑妹，以后不是普通人。"
她不知道自己以后会不会是普通人。
她只知道，她现在还不是。
1987年秋天。
她收到了一封信。
从湘乡来的。
是母亲赵秀兰写的。
信很短。就一句话——
"晚宁，弟弟想你了。"
她把信看了三遍。
然后叠好。放在枕头底下。
没回。
那天晚上，她切玻璃切到凌晨两点。
手指上的茧磨破了。血滴在玻璃上。
她看着那滴血。
突然想：妈，你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
没想。
她把那块沾了血的玻璃扔进了废料桶。
站起来。走出车间。
外面的天快亮了。深圳的天，永远比湘乡亮得早。
她站在厂门口。看着天一点一点变亮。
从黑的。到灰的。到白的。
跟她这辈子一样。
从黑的。到灰的。
但还没到白的。
还早。
第八章：唯一的朋友嫁人走了，我一天切了一千片
1987年的春天来得很早。
深圳的春天不像湘乡。湘乡的春天是慢慢来的。先下几场雨。然后草绿了。然后花开了。
深圳的春天是突然来的。一夜之间，街上全是花。三角梅。红的。紫的。开得不要命。
阿芬说："哑妹，你看。花开了。"
她看了一眼。没说话。
阿芬也不介意。继续走。
她们每天下班后一起走回铁皮房。从厂门口到铁皮房，四十分钟的路。
阿芬走路的时候喜欢唱歌。唱梅州的山歌。调子很高。声音很亮。整条巷子都能听到。
她不唱。就听。
阿芬唱："阿哥阿妹情意长，好似流水不断淌——"
她走在旁边。手里提着一个蛇皮袋。袋子里是她从厂里带回来的碎玻璃。晚上要磨的。
阿芬唱完了。看她一眼。
"哑妹，你咋不唱？"
"不会。"
"我教你。"
"不用。"
"你试试嘛。"
她没试。
阿芬也不强迫。继续唱。
两个人就这么走。一个唱。一个不唱。一个有声音。一个没声音。
但谁都没觉得少了什么。
有一天，阿芬突然问她。
"哑妹，你以后想干啥？"
她想了想。
路很长。四十分钟。她有足够的时间想。
"活着。"
阿芬笑了。笑得很大声。
"就这？"
"就这。"
阿芬不笑了。
她看着阿芬。阿芬也看着她。
"哑妹，你才十六。不能光想着活着。"
"那想啥？"
"想挣钱。想吃好的。想穿好看的衣服。"
她没说话。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不切玻璃了？"
想过。
每天都想。
但想了也没用。不切玻璃，吃啥？不切玻璃，爸的药钱从哪来？
"没想过。"
阿芬叹了口气。
"你这个人。啥都不想。就知道干活。"
"干活有钱。"
"有钱了然后呢？"
"然后继续干活。"
阿芬看了她很久。
然后阿芬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她记了很多年。
"哑妹，你这样活着，太苦了。"
她没说话。
苦吗？
她不知道。
她从十五岁就开始苦了。苦了两年了。苦到她已经分不清什么是苦，什么是不苦了。
就像切玻璃。切到第一千片的时候，你已经感觉不到疼了。
不是不疼。是麻木了。
"不苦。"
阿芬没再说了。
两个人继续走。阿芬继续唱。她继续听。
三角梅开了一路。红的。紫的。
很好看。
但她没看。
她在想：活着。就这两个字。够了。
1987年夏天。
阿芬辞工了。
不是突然辞的。是提了一个月的。
一个月前，阿芬跟她说："哑妹，我要回梅州了。"
她手里的刀停了一下。
"回去干啥？"
"嫁人。"
她没说话。
"我妈给我说了一门亲。对方是个杀猪的。比我大八岁。但人老实。"
她还是没说话。
"哑妹，你说我该不该嫁？"
她想了很久。
"该。"
"为啥？"
"因为你不用再切玻璃了。"
阿芬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笑着笑着，眼睛红了。
"哑妹，你这个人。嘴上不说。心里啥都知道。"
她没说话。
因为她不知道该说啥。
她这辈子，没参加过任何人的婚礼。没送过任何人。
因为她没朋友。
阿芬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阿芬走的那天。
1987年7月16号。
天很热。三十八度。地面烫得能煎鸡蛋。
阿芬提着一个蛇皮袋。袋子里是她所有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一双鞋。一个镜子。
她站在厂门口。
全厂的人都在看。但没人说话。
阿芬走到她面前。
看了她很久。
然后阿芬伸出手。抱了她一下。
很用力。
阿芬的身上有一股味道。不是香水。是洗衣粉的味道。很廉价的那种。但很干净。
"哑妹。"
"嗯。"
"你以后别太苦自己了。"
她没说话。
因为她一说话，就会哭。
她不哭。
她这辈子，不哭。
阿芬松开手。退后一步。看了她最后一眼。
然后转身。走了。
蛇皮袋在地上拖着。发出沙沙的声音。
她站在厂门口。看着阿芬的背影。
阿芬走得很快。没回头。
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最后变成了一个点。
然后那个点也没了。
她在厂门口站了十分钟。
然后她转身。走回了车间。
梁师傅看了她一眼。
"阿芬走了？"
"嗯。"
"你不去送送？"
"送了。"
梁师傅没再说了。
她坐在工位上。拿起刀。开始切玻璃。
那天她切了一千片。
一千片。
全厂的记录是八百片。她一个人切了一千片。
梁师傅站在旁边看了一下午。没说话。
下班的时候，梁师傅在她的工位上放了一瓶水。
没说话。走了。
她拿起那瓶水。喝了一口。
凉的。
跟阿芬身上的洗衣粉味一样凉。
但不一样。
阿芬的凉，是有人关心你的凉。
这瓶水的凉，只是水的凉。
她把水放在一边。继续切。
切到手出血。
血滴在玻璃上。
她看着那滴血。
突然想起阿芬说的那句话——
"哑妹，你这样活着，太苦了。"
苦吗？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阿芬走了。
走了，就不苦了。
不对。
走了，更苦了。
因为连那个坐在她旁边嗑瓜子、唱山歌、给她带包子的人，都没了。
这世界上，又只剩她一个人了。
一个人切玻璃。一个人给父亲熬药。一个人走四十分钟的夜路。
一个人。
永远一个人。
那天晚上，她回到铁皮房。
父亲在咳嗽。
"晚宁，你回来了。"
"嗯。"
"今天咋这么晚？"
"加班。"
"吃了没？"
"吃了。"
她没吃。
她坐在父亲旁边。把脸埋在膝盖里。
铁皮房外面，深圳的夜很吵。有汽车声。有人说话声。有狗叫声。
但铁皮房里面，很安静。
安静到她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砰。砰。砰。
很快。
她埋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擦了脸。
走到煤油炉旁边。生火。熬药。
药熬好了。端到父亲面前。
"爸，喝药。"
姜柏年摸索着接过碗。喝了一口。
"晚宁。"
"嗯。"
"你今天是不是不开心？"
她愣了一下。
"没有。"
"你别骗爸。爸虽然瞎了。但爸听得出来。"
她没说话。
"是不是厂里有人欺负你了？"
"没有。"
"那是啥？"
她想了很久。
"爸，我朋友走了。"
"朋友？啥朋友？"
"一个姐姐。对我很好。"
"那你去送她了没？"
"送了。"
"那就好。朋友走了，要送。不送，以后就没朋友了。"
她没说话。
父亲把药喝完了。把碗放在地上。
"晚宁。"
"嗯。"
"你以后还会有朋友的。"
"不会了。"
"会的。"
"不会了，爸。没人会跟一个不说话的人做朋友。"
沉默。
很长的沉默。
煤油炉的火苗在晃。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贴在铁皮墙上。像两个瘦鬼。
然后父亲说了一句话。
"晚宁，你不是不说话。你是没人听。"
她的手抖了一下。
药碗差点掉了。
她稳住了。把碗放好。
然后她蹲在地上。把脸埋在父亲的膝盖上。
这是她两年来，第一次离父亲这么近。
父亲的手——那两截光秃秃的残肢——搭在她的头上。
摸了摸。
"晚宁，别哭。"
她没哭。
但她的眼泪，掉在了父亲的膝盖上。
热的。
跟父亲的体温一样热。
那天晚上，她没磨镜片。
她躺在父亲旁边。闭着眼。
脑子里全是阿芬的声音。
"哑妹，你以后别太苦自己了。"
"哑妹，你这样活着，太苦了。"
"哑妹，你嘴上不说，心里啥都知道。"
她翻了个身。
面朝墙。
铁皮墙很冷。冰的。
她把脸贴在墙上。
凉的。
但她没躲。
因为凉的东西，能让人清醒。
她需要清醒。
明天还要切八百片玻璃。
不。明天要切一千片。
因为阿芬走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又只剩她一个人了。
一个人，就得切两个人的份。
第九章：爹要住院，我兜里只有四十七块
1988年冬天。
父亲的病重了。
不是慢慢重的。是突然重的。
那天她下班回到铁皮房。推开门。闻到一股味道。
不是脓的味道。是血的味道。
铁锈味。甜的。腻的。
父亲躺在床上。床单上全是血。不是一滩。是一片。从嘴角流下来的。流到下巴。流到脖子。流到枕头上。
枕头是白的。现在是红的。
"爸！"
她扑过去。
姜柏年在咳嗽。每咳一下，就有一口血喷出来。不是吐。是喷。像有人拿水管往外滋。
她用手去接。接不住。血从她指缝里流出去。流到地上。流到她手上。
热的。
"爸！爸！你别咳了！别咳了！"
姜柏年听到她的声音。咳得更厉害了。
她把父亲的头抬起来。让他侧着。血从嘴角流出来。流到地上。
她用手擦。擦不完。
血太多了。
她的手上全是血。红的。黏的。跟切玻璃切到手不一样。切玻璃的血是清的。这个血是稠的。里面有东西。
她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她知道，不好。
很不好。
她背着父亲去了医院。
不是深圳的医院。深圳的医院她去不起。是镇上的诊所。
镇上的诊所，她也不一定去得起。但她得去。
她背着父亲。走了两个小时。
父亲很轻。比上次还轻。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两只残肢搭在她肩膀上。随着她的步伐晃。
血还在流。她用自己的衣服堵在父亲嘴角。衣服很快就湿透了。
到了诊所。
周医生还在。还是那副老花镜。还是那面发黄的墙。
他看了一眼父亲。
然后他把老花镜摘了。
"肺病。晚期。咳血。"
她站在那里。没动。
"得住院。"
"多少钱？"
"两百三。"
两百三。
她身上有四十七块。
她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一张一张地数。
一块。五毛。两毛。一毛。
四十七块。
她把那四十七块钱放在桌上。
"周医生。我只有这些。剩下的，我下个月还。"
周医生看了看那四十七块钱。又看了看她。
"不够。"
"我知道。"
"差一百八十多。"
"我知道。"
"你要是交不上，我没法收。"
她没说话。
她站在诊所里。手里攥着那四十七块钱。指关节发白。
周医生等了很久。
"你去想想办法吧。"
她转身。走出了诊所。
外面在下雨。
深圳的冬雨。不大。但冷。冷到骨头里。
她站在诊所门口。没打伞。
雨打在脸上。跟1985年的雨一样。凉的。
但1985年的雨，她不怕。因为那时候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人，不怕下雨。
现在她有父亲了。
有父亲的人，怕下雨。
因为父亲在咳血。血被雨一淋，会冷。冷了，就更难止。
她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父亲身上。
自己穿着单衣。站在雨里。
她算了一下。
四十七块。差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三。
她一个月工资八十块。不吃不喝，要两个月。
但父亲等不了两个月。
父亲可能等不了两天。
她站在雨里。站了十分钟。
然后她转身。往回走。
不是回铁皮房。是回厂里。
她去找了工头。
工头姓张。湖南人。在厂里干了五年了。比她早来三年。
张工头正在宿舍里打牌。
她站在门口。
"张哥。"
张工头抬头看了她一眼。
"哑妹？啥事？"
"我想借钱。"
"借多少？"
"两百。"
张工头把牌放下了。看了她很久。
"你借两百干啥？"
"我爸住院。差钱。"
"差多少？"
"差一百八。"
"你有多少？"
"四十七。"
张工头沉默了。
牌桌上的另外三个人也不打了。都看着她。
她站在门口。雨水从头发上滴下来。滴在地上。一滴一滴。
张工头从兜里掏出钱。数了两遍。
一百五十三。
加上她的四十七。正好两百。
"拿着。"
她接了。
手在抖。
不是冷。是她这辈子，第一次跟人借钱。
"张哥。"
"嗯。"
"我下个月还你。"
"不急。"
"我一定还。"
"我说了不急。"
她没再说了。
她把钱揣进兜里。转身就走。
张工头在后面喊了一句。
"哑妹。"
她停下来。没回头。
"你爸会好的。"
她没说话。
因为她不知道会不会好。
但她知道，她得让他好。
不好，她就什么都没有了。
父亲住了院。
镇上的诊所只有两张床。父亲占了一张。另一张住了一个老太太。八十多岁。中风。不会说话。
她白天切玻璃。晚上去医院陪床。
连续二十一天。没睡过一个整觉。
白天在厂里切八百片玻璃。手指上的茧磨破了。血浸透了胶布。她不管。切就是了。
晚上九点下班。走四十分钟到医院。给父亲擦身子。喂饭。倒尿盆。
十一点。父亲睡了。她靠在墙上。闭眼。
十二点。护士来查房。她睁眼。
一点。父亲咳嗽。她起来。拍背。喂水。
两点。父亲又咳。又起来。
三点。父亲不咳了。她靠回墙上。闭眼。
四点。天快亮了。她站起来。走回厂里。
五点。到厂里。洗手。切玻璃。
二十一天。
她瘦了十二斤。
本来就瘦。现在更瘦了。颧骨突出来。眼窝深陷。嘴唇干裂。
跟父亲一个样。
梁师傅看不下去了。有一天收工后，把她叫到一边。
"哑妹。你再这样下去，会死的。"
她没说话。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啥样？"
她没说话。
"你跟你爸一个样。再不休息，你也得住院。"
她还是没说话。
梁师傅看了她很久。叹了口气。
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她。
她打开一看。
是两个鸡蛋。煮熟的。还热着。
"吃了。"
她看着那两个鸡蛋。看了很久。
然后她拿起一个。剥了。吃了。
很香。
是她二十一天来，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她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
因为她怕吃快了，就没了。
没了，就再也没有了。
第二十二天。
父亲的烧退了。
不是慢慢退的。是突然退的。
那天早上她到医院。摸了一下父亲的额头。
不烫了。
她又摸了一下。
还是不烫了。
她愣在那里。
然后她的腿软了。
不是病了。是二十一天没睡觉的腿，终于撑不住了。
她靠在医院走廊的墙上。
墙很凉。
她闭上眼。
这是她三年来，第一次闭眼超过五分钟。
她睡着了。
睡了四个小时。
护士来查房的时候，看到她靠在墙上。眼睛闭着。嘴微张着。手垂在身体两侧。
十根手指。全是口子。全是茧。全是血痂。
护士看了很久。
然后护士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她身上。
没叫醒她。
她睡了四个小时。
这四个小时，是她1985年以来，睡得最长的一觉。
梦里没有雨。没有火车。没有血。
只有一块玻璃。
很平。很亮。
她伸手去摸。
摸到了。
平的。
她醒了。
睁开眼。
医院的灯很白。白得刺眼。
她看了看自己的手。
还是那些口子。还是那些茧。还是那些血痂。
但她的手指，不抖了。
二十一天。她的手指抖了二十一天。现在不抖了。
因为父亲的烧退了。
父亲的烧退了，她的手就不抖了。
她站起来。把护士的外套叠好。放在椅子上。
然后她走进病房。
父亲醒着。
"晚宁。"
"嗯。"
"你咋在走廊睡着了？"
"不知道。"
"你是不是没睡觉？"
"睡了。"
"睡了几天？"
"四个小时。"
父亲沉默了。
很长的沉默。
然后父亲说了一句话。
"晚宁。你比爸强。"
她没说话。
因为她不比父亲强。
她只是没有别的选择。
没有选择的人，不是强。是没路了。
没路了，就只能往前走。
往前走，不是因为勇敢。
是因为身后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人，不配停下来。
第十章：我爹刚出院，我的手就断了
1988年冬天。
父亲出院了。
不是好了。是没钱了。
两百块。二十一天。花完了。
周医生说："你爸的病，得长期养。不能累。不能受凉。不能咳血。一旦再咳，就麻烦了。"
她把父亲背回了铁皮房。
父亲比出院的时候更轻了。轻得像一捆干柴。两只残肢搭在她肩膀上。随着她的步伐晃。
她把父亲放在床上。盖好被子。
然后她站在铁皮房门口。看着外面的天。
深圳的天很蓝。蓝得不像真的。
她算了一下账。
欠张工头一百五十三。欠周医生六十。下个月房租十二。父亲的药，一个月至少三十。
加起来。两百五十五。
她一个月工资八十。
不吃不喝，要三个月。
但她得吃。父亲也得吃。
所以是四个月。
四个月。一百二十天。
她深吸一口气。
转身。走回了厂里。
那天晚上，她磨镜片磨到凌晨三点。
不是因为活多。是因为她睡不着。
一闭眼，就是父亲咳血的样子。血从嘴角流下来。流到枕头上。枕头是白的。现在是红的。
她不敢睡。
不是不困。是不敢。
怕一睡着，父亲又咳了。咳了，没人拍背。没人喂水。没人擦血。
所以她不睡。
她磨镜片。
煤油炉的光很暗。她把脸凑得很近。鼻尖离玻璃只有两厘米。
玻璃粉飞起来。落在她脸上。落在她睫毛上。
她不眨眼。
磨了三个小时。凌晨三点。她把镜片放在枕头旁边。
然后她爬上了宿舍的上铺。
工厂宿舍是铁皮棚改的。上下铺。八个人一间。
她睡上铺。
上铺的梯子是焊在铁架上的。焊点生了锈。有一个焊点松了。她知道。但她一直没说。
因为说了也没人修。
凌晨三点四十分。
她翻了个身。
铁架晃了一下。
那个松了的焊点，断了。
她整个人从上铺摔了下来。
不是慢慢摔的。是一下子。
从一米五的高度。直接砸在水泥地上。
左手先着地。
她听到了一声脆响。
不是玻璃碎的声音。是骨头碎的声音。
比玻璃碎的声音沉。闷。像有人拿锤子砸了一下木头。
疼。
不是切玻璃切到手的那种疼。切玻璃的疼是尖的。像针扎。
这种疼是钝的。像有人拿钝刀子在锯她的手腕。
她躺在地上。没动。
不是不想动。是动不了。
左手手腕。碎了。
她用右手摸了一下。
摸到了一个不该有的角度。
骨头歪了。
宿舍里其他七个人都醒了。灯亮了。
"哑妹！你咋了！"
她没说话。
"快！快叫人！"
有人跑出去了。有人蹲下来看她的手。
看了一眼。那个人的脸白了。
"手断了。"
她被送到了镇上的诊所。
还是周医生。还是那副老花镜。还是那面发黄的墙。
周医生看了一眼她的手腕。
然后他把老花镜摘了。
"桡骨骨折。得打石膏。"
"多少钱？"
"八十。"
八十。
她身上有六块钱。
"周医生。我能不能……先欠着？"
周医生看了她一眼。看了很久。
"你上个月欠的六十还没还。"
"我知道。我下个月一起还。"
"你拿啥还？"
她没说话。
周医生叹了口气。
"行。先打石膏。钱以后再说。"
他给她打了石膏。从手腕到手肘。一整条。白色的。硬的。
打完之后，他说了一句话。
"你这个手，一个月不能动。干活是别想了。"
一个月不能动。
一个月不干活。就没工资。没工资，父亲的药钱从哪来？
她站在诊所里。左手吊着。右手空着。
空的那只手，在抖。
不是疼。是怕。
她这辈子，什么都不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血。不怕一个人。
但她怕没活干。
没活干，就没钱。没钱，父亲就得死。
父亲死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回了厂里。
左手打着石膏。右手还能用。
她去找了陈老板。
"陈生。我手摔断了。一个月干不了活。"
陈老板看了一眼她的石膏。
"工伤。"
"不算工伤。是我自己摔的。"
"那就不算。厂里不出钱。"
她没说话。
"但你可以继续住宿舍。不赶你走。"
"谢谢陈生。"
"你一个月不干活，工资没了。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她走出了陈老板的办公室。
站在厂门口。太阳很大。晒得石膏发烫。
她的手在石膏里面。很痒。但她挠不到。
她用右手摸了摸石膏。
硬的。凉的。
跟父亲的残肢一样硬。跟父亲的残肢一样凉。
第一个星期。
她没去车间。
每天躺在宿舍的下铺。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是铁皮的。锈了。有一个洞。她能看到外面的天。
天很蓝。蓝得不像真的。
她看了一个星期的天。
看够了。
然后她开始用右手磨镜片。
不是厂里的活。是她自己的活。
她把之前攒的碎玻璃拿出来。用右手。一点一点地磨。
右手没有左手稳。磨出来的镜片，不平。
她磨了一片。看了看。不平。
磨了第二片。还是不平。
磨了第三片。
平了一点。
但跟左手磨的比，差远了。
她把那片镜片放在枕头旁边。
跟父亲的旧眼镜放在一起。
两样东西。一个是她磨的。一个是父亲磨的。
都不平。
但都是平的。
够了。
第二个星期。
她开始用右手切玻璃。
不是用刀。是用一个她自己做的工具。把碎玻璃片绑在一根木棍上。用右手推。
推一片。歪了。
推第二片。还是歪了。
推第三片。
平了。
但速度慢了十倍。一天只能切两百片。
以前是八百片。现在是两百片。
她不管。切就是了。
两百片也是片。两百片也是钱。
虽然现在没钱。但以后会有。
第三个星期。
有一个人来看她了。
不是梁师傅。不是陈老板。不是张工头。
是一个她没见过的人。
男的。二十岁。瘦。黑。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工装上有油渍。
他站在宿舍门口。手里提着一个袋子。
"你是哑妹不？"
她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我叫方志远。隔壁厂的。听说你手摔断了。给你送点吃的。"
他把袋子放在她床上。
打开一看。
两个馒头。一袋咸菜。一瓶汽水。
汽水。
又是汽水。
她看着那瓶汽水。看了很久。
"你咋知道我爱喝汽水？"
方志远愣了一下。
"我不知道。我猜的。你们湖南人不是爱吃辣吗？我想着，辣的你可能吃不了。汽水甜。你可能爱喝。"
她没说话。
方志远看了她一眼。又看了一眼。
"你的手……疼不？"
"不疼。"
"骗人。打着石膏呢。咋不疼？"
"习惯了。"
方志远没再说了。
他在宿舍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走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
"哑妹。你要是需要啥，跟我说。我就在隔壁厂。"
她没说话。
但她记住了这个名字。
方志远。
那天晚上。
她把那瓶汽水打开了。
喝了一口。
甜的。
跟阿芬给她的那瓶不一样。阿芬那瓶是橙味的。这瓶是柠檬味的。
都甜。
她喝了一半。剩了一半。
把剩的一半放在枕头旁边。
跟那块镜片放在一起。
然后她闭上眼。
脑子里全是方志远说的那句话——
"你们湖南人不是爱吃辣吗？我想着，辣的你可能吃不了。汽水甜。你可能爱喝。"
她这辈子。
没有人问过她爱吃啥。
没有人问过她爱喝啥。
没有人问过她疼不疼。
方志远是第一个。
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她只知道，那瓶柠檬味的汽水，是甜的。
很甜。
甜到她想哭。
但她没哭。
她把汽水放下。闭上眼。
明天还要切两百片玻璃。
但今天。
今天有人问她疼不疼了。
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