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我在丈夫沈既白的茶里下了药。
腊月二十四傍晚，他提着两盒年货回来了。
门一开，他站在台阶底下，肩膀上落了一层雪子，眼镜片糊着白汽。他把眼镜摘下来，拿围巾角擦了擦，又戴上。他平常就是这么擦的。
“阿蕴。”他嗓子是哑的，“路上受了点风。”
我扶着门框，头一个念头是药放少了。可我是药铺人家的女儿，那一味药的分量，我不会弄错。
他把年货往我手里递。
我接的时候看见了他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我们结婚那年打的金戒指，戒面磨得发亮。再往下，虎口那块皮肉平平整整，什么也没有。
我丈夫左手虎口上有一道疤。那年他削铅笔，刀一滑，血滴了半张稿纸，是我拿纱布给他缠上的。
这张脸是他的，戒指也是他的。
疤没有。
第1章 小年
吴妈是腊月二十三下午三点多出的门。我们家照上海人的规矩，廿四夜送灶，她要去菜场先把送灶的糖元宝买好，顺路再扯两张红纸，走之前站在楼梯口问我，要不要带一条桂花年糕回来。
我说不要。
她又问先生晚上回不回来吃。
“他今夜值班。”我说，“你买你的。”
门关上以后，我在客堂间又坐了一会儿才站起来。
沈既白在书房里。他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首席翻译，从东京回来这几个月，在家的时候多半就坐在那张写字台后头，台灯开着，左手捏着钢笔，写一阵，停一阵。他是左撇子，写出来的字一律往右上角斜。
三天前，腊月二十那天晚上，我端了碗红枣汤进去，他正好下楼接电话。写字台上有一张稿纸，铜镇纸压住了一半。
露出来的那一半，第一行是我弟弟的名字。
苏衡。
苏衡还在大学里念书，这一年跟几个抗日的学生走得很近，替他们送过东西，也帮着传过消息。我劝过他几回，他从来不听。
是他的笔迹，两个字往右上斜着。底下还有几行，第二行没看清，第三行的名字是何仲言，这个人我认得，是学堂里教算术的何先生。再往下我没看，眼睛又回到了第一行。楼梯上有脚步声，我把汤放下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碗沿在镇纸上磕了一下。
他上楼以后也没问我看见了什么。
四点钟，我照往常一样泡了茶端进去。茶叶是他从东京带回来的，叫什么玉露，颜色绿得发青，我一直喝不惯。那一小包东西在我袖子里揣了两天，倒进去的时候比我想的容易，茶水的颜色一点没变。
他头也没抬，左手端起来喝了一口。
“长衫熨好了？”
“挂在门背后。”
是那件灰呢的，领口我早上熨了两遍，有一处老是起皱。他站起来换衣服，背对着我系盘扣，系到第三颗的时候说：“晚上到码头接藤崎课长，他从南京公干回来，船八点钟靠。接完了直接回课里，明天傍晚到家。”
藤崎是他们特高课的日本课长，我只在一张合影上见过，坐在前排正中，戴一副圆眼镜。
“晓得了。”
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把桌上那杯茶端起来喝完了，杯子放回去的时候没放稳，在碟子里转了半圈。
我站在窗户后头看他坐上黄包车。车夫把篷子拉起来，车子拐过弄堂口就看不见了。
我回到自己房里，把袖子里剩下的小半包拿红纸重新包好，塞进梳妆台第二个抽屉的最里头。扔在其它地方，我都怕被人翻出来。
那天夜里我没睡。楼下的钟敲到十一下，我在心里算着时辰，人应该倒下了。我不知道他会倒在码头上还是车上。我只知道明天一早，课里会来人，或者巡捕房会来人，来告诉我沈既白死了。要说的话我在心里过了好几遍：他东京回来以后身体一直不好，夜里咳嗽，心口疼过两回，劝他去看医生，他总说忙。
腊月二十四一整天，没有人来。
电话也没响。吴妈在灶披间忙了一下午，说今晚送灶，灶君菩萨上天要吃甜的，糖元宝供一对，还要煮一锅赤豆饭。我坐在客堂间，剥了一个橘子，一瓣也没吃，橘子皮在桌上一点一点干了，翘起来。
五点多，天黑透了，门铃响了。
我去开的门。
站在台阶底下的人叫我阿蕴，嗓子哑着，说路上受了风。他擦眼镜的样子，递东西的样子，都跟沈既白一模一样，只是左手虎口上没有那道疤。
还有那只戒指。
戒指是一对，民国二十六年春天在老凤祥打的，他那只内圈刻着一个“蕴”字。他戴了六年，洗手都不摘，去东京三年也没摘过。
除非人死了，有人从他手上把它撸下来。
我手里捧着两盒年货，盒子上贴的红纸被雪子打湿了，红颜色洇到我手心里。
他站在那里，等我让开。
“外头冷，”他说，“进去讲。”
灶披间的门帘一掀，吴妈的声音先出来了：“先生回来啦？我讲今朝灶君菩萨上天，先生总归要赶回来的……”
她一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着手往门口走。再有五六步，她就要走到这盏门灯底下了。
第2章 第一夜
我把年货往吴妈怀里一塞。
“先生着了凉，嗓子都哑了，你去烧碗姜汤。”
吴妈哎了一声，抱着盒子，眼睛却在他身上转了一圈：“哟，脸色是不大好。昨夜在码头上吹了一夜风吧？日本人也真是，大冷天的叫人去接船……”
“吴妈。”
她这才住了嘴，抱着盒子回灶披间去了。
门灯底下那几步路，我脑子里只转着一件事：这个人要是当场被认出来，宪兵队头一个要查的是沈既白去了哪里，第二个要查的，就是他走之前喝过什么。那张纸上，第一行还是我弟弟。
他在门厅里脱大衣，脱到一半停住了，眼睛在墙上找。挂钩在门背后，沈既白每回都是看也不看，反手一挂。
我接过大衣，替他挂上。
吴妈做了腌笃鲜，冬笋是托人从南边带来的，贵得要命，她念叨了一下午。他喝了两口汤就放下了，说没胃口。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拿调羹，左手。舀汤的时候手腕有点僵，汤洒了几滴在桌布上，他拿手指抹了一下。
他知道沈既白是左撇子。
我心里那点侥幸，到这时候才算凉透了。来的这个人，不是随便找来的，他把我丈夫琢磨过。
吴妈在旁边站着，说先生东京回来以后胃口一直不好，要补，又说她们乡下有个偏方，拿陈皮跟老姜煨……我说灶上的赤豆饭怕要糊了，她才走开。
吴妈是先生从东京回来那年秋天来的，到现在四个月。课里介绍的，说是靠得住的人。她手脚勤快，就是话多，眼睛也不闲，我放在五斗橱上的一封信，她擦灰的时候都要拿起来看看是哪里寄来的。
吃完饭他上楼。我跟在后头，看他走到楼梯口，朝东边转。
东边是我的房间。
“你的铺盖吴妈白天晒过了，”我说，声音放得不高不低，楼下正好能听见，“在书房后头那间。”
他停了一下，转过身，往西边去了。
我跟沈既白分房，是他从东京回来以后的事。他说夜里要看文件，怕吵我。我也没拦他。
八点多，吴妈拿着两张红纸上楼来敲书房的门。
“太太，红纸扯来了，是先生来写吗？”
他坐在写字台后头，看了看那两张红纸，又看看我。
“手抖，写不成。”他说，“你写吧。”
吴妈把红纸铺开，拿砚台压住一头，研好墨就下楼送灶去了。他起身让开，靠在门框上，也不走。
我坐到写字台后面。笔是沈既白用惯的那支紫毫，笔杆上有他捏出来的一块亮。
写到第三个字，我才发觉自己写的是他的字。往右上斜，一横起笔的时候先往下顿一顿。
刚嫁过来那年，他在中学里教日文，讲稿多，我帮他誊过一阵。有一回婆婆来上海住，翻到我誊的那一沓，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说既白这手字是越写越好了。我在旁边没吭声。婆婆那天兴致好，跟我讲了好些他小时候的事，讲他左手拿筷子，打也打不过来，讲他七岁就会背《千字文》，又讲他本来还有个兄弟，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三岁的时候没养活。讲到这里，她把老花镜摘了，说不讲了不讲了，大过年的。
那时候也是腊月。
一只猫从窗台上跳下来，落在红纸上，踩了个梅花印。我把它拎下去。猫叫铜钿，是何先生的。何先生以前在我教书的学堂教算术，腊八那天坐船去宁波，我送他到十六铺码头。上船前他把猫装在一只竹篮里交给我，说过了年就来接，这猫只吃小黄鱼，别的不碰。
我重新换了一张纸。
他在门口看着我写，一句话没说。我写完了下联，抬头看他，他已经不在门口了，书房后头那间的门关着，门缝底下没有光。
吴妈在楼下送灶。烧纸马的烟味从楼梯上一路飘上来，混着赤豆饭的焦味。
十一点钟，我回到自己房里，衣服没脱，靠在床头。
一点钟前后，门把手转了。
我没锁门。这房子里的门从来不锁。
门开了一条缝，又开大了一些。他没进来，站在门口，楼道里的灯从他背后照进来，看不清脸。
“沈既白是怎么死的，”他说，“你比我清楚。”
第3章 摊牌
我从床上坐起来。手边没有东西，只有一个枕头。
吴妈住在楼下灶披间后头的小房间，这个钟点应该睡熟了。可她耳朵灵，楼上掉根针都能听见。我把声音压到最低：“你是谁？”
“你丈夫。”
“我丈夫左手虎口上有道疤。”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把手翻过来，又翻回去。
“眼睛倒尖。”
他往里走了一步，反手把门带上，没关严，留着一指宽的缝。屋里黑下来，只有窗帘缝里漏进来一点弄堂的路灯光，照在他半边脸上。还是那张脸。我嫁了六年的那张脸，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用我丈夫的嗓子跟我讲话，讲的话我丈夫一辈子都不会讲。
“他走之前喝的那杯茶，”他说，“是你泡的。”
“他天天喝茶。”
“他倒下去以前说了一句嘴里苦。”
我没接话。手在被子底下攥着被面，攥得指头发麻。
嘴里苦。玉露是有点苦的，他平常从来不嫌。
“你想怎么样？”我说，“去宪兵队报我？你报好了。你顶着他的脸，戴着他的戒指，你去报，看他们先抓哪一个。”
他好像笑了一下，又好像没有，窗帘缝里那点光太暗了。
“我要是想报你，就不回来了。”
“那你回来做什么？”
“他不回来，明天课里就有人上门问。”他顿了顿，“你也不想有人上门吧。”
这倒是真话。我不想。
他把戒指在手指上转了一圈，像是戴着不大舒服。“这几天我是沈既白。你还当你的沈太太，该做什么做什么。过了正月初六，我就走。”
“初六以后呢？”
“初六以后，沈既白去哪里，是你的事。”
“你倒是走得干净。”
“没你干净。”
我被这句话噎住了，半天没出声。他也不催，就靠在门边站着，像是等我自己想明白，又像是累了，站着都能睡着。
我盯着他看。看他的耳朵，看他下巴，看他靠在门框上那个歪着的肩膀。沈既白也是这么靠门框的，右边肩膀低一点。像到这个份上，不是找个长得像的人化化妆就能像出来的。
婆婆摘老花镜的样子又浮上来。我想起她之前说的话，三岁的时候没养活。
“你是那个孩子。”我说，“他那个双生兄弟。”
他没动。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没养活的孩子多了。”
“婆婆讲，三岁……”
“你婆婆讲的话，你倒记得牢。”
他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可他要不是，用不着这么答我。
“你替谁来的？”我问，“日本人？”
“你少晓得一点，多活几天。”
“我已经活不长了。”
话出口我自己都愣了一下。他也愣了，站直了身子，像要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拉开门出去了。楼道里的灯照了我一下，又被门挡住。
我一直坐到天亮。
早上七点，吴妈在楼下喊吃粥。我下楼的时候，他已经坐在桌边了，围巾还围着，面前一碗白粥，一碟油条，一碟酱瓜。
他坐的是靠门那张椅子。
沈既白从来不坐那张，他嫌门口有风，总是坐靠窗那张，背对着窗户看报纸。这四个月，天天都是那样。
吴妈端着粥锅从灶披间出来，走到桌边，看了他一眼。也就一眼，手上没停，照样给我盛粥，盛完了把锅搁在桌角，说：“先生今朝坐这边啦，那边窗户缝漏风是吧，我下半天拿纸糊一糊。”
他嗯了一声，低头喝粥。左手拿调羹。
我坐到靠窗那张椅子上。
客堂间的电话响了。吴妈去接，接起来先是“喂”了一声，后面就改了口，腰弯下去，一连说了好几个“是是是”“晓得晓得”。她放下听筒，回过身来，脸上有点发红，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紧张。
“先生，是藤崎课长。课长讲，大年夜要到我们家里来吃年夜饭，要尝尝中国人家的年菜。”
第4章 年夜饭（上）
从二十五到大年夜，一共六天。
他白天关在书房里，说是养病，饭端上去，吃一半剩一半。我照常买菜、记账、喂铜钿，跟他在楼梯上碰见了，侧一侧身子让过去，谁也不开口。吴妈忙着掸尘、蒸年糕、炸肉圆，嘴里念叨的全是大年夜那一桌菜，说日本课长头一回上门，八个冷盘八个热炒，少一样都难看。
我说家里就三个人吃，摆那么多做什么。
“太太，”吴妈手里的笊篱停了一下，“课长是客。”
大年夜下午五点，藤崎到了。
他一个人来的，没穿军装，一身藏青西装，外头罩件呢大衣，手里拎着一只陶罐子。人比合影上瘦，圆眼镜倒是一样，镜片后头一双眼睛总是半眯着，像刚睡醒，又像在笑。他在门口站住，先看了看门框上的春联，看了好一会儿。
“沈君的字，”他中国话说得很好，带一点北边口音，“还是这么好。”
站在我身边的那个人点点头，没接话。
藤崎把陶罐子递给我，说是奈良的渍菜，他母亲腌的，托人从国内带来，他一个人吃不完。“太太尝尝，中国人吃不惯也不要紧，扔了也不要紧。”
罐子很沉，封口的油纸上写着几个日本字。我道了谢，交给吴妈。吴妈两只手捧着，进灶披间的时候拿肩膀顶开了门帘。
八个冷盘到底还是摆满了一桌。熏鱼、白斩鸡、海蜇、油爆虾、糖藕，还有吴妈自己做的蛋饺，有一只煎破了，她特意把破的那面朝下放。藤崎坐上首，那个人坐藤崎右手边，我坐在他对面。
绍兴酒烫好了，吴妈拿着酒壶站在一边斟酒。
藤崎举杯，说了一句日本话，又换成中国话：“这一年，辛苦沈君了。”
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端起杯子，用的是左手。
渍菜切了一小碟端上来，颜色发褐，一股酒糟味。藤崎指着碟子笑：“沈君，你在东京吃过的，替太太夹一筷子，看她吃不吃得惯。”
他拿起筷子。
右手。
吴妈正弯腰给藤崎斟第二杯，壶嘴停在杯口上方，停了一下，酒才倒下去。藤崎的眼镜片反着灯光，我看不清他看没看见。
那一筷子渍菜已经送到我碗里了。
“你看看你，”我把碗往边上推了推，冲着他说，眼睛却看着藤崎，“左手冻成那样，还要逞强。课长不晓得，他那天在码头上吹了半夜风，回来左手肿得像馒头，这几天拿筷子都打滑，昨天夹一只肉圆夹了三回。”
藤崎愣了一下，然后笑出了声，笑得眼镜都歪了，拿手扶了扶。
“那是我的不是。”他说，“码头那么冷，害沈君冻坏了手，今晚我自罚一杯。”
藤崎真的自罚了一杯。
我对面那个人放下筷子，换到左手，夹了两回没夹住，又换回右手，冲藤崎欠了欠身：“让课长见笑。”
“不见笑，不见笑，随沈君方便。”
吴妈斟完了酒，退到门边站着。
热菜一道一道上来。藤崎吃得慢，每一样都尝，尝了还要问叫什么，怎么做的。问到走油肉的时候，他说起南京。他这趟去南京，是给课里交一份年终的东西，顺便看了看前任课长的家眷。
“森本课长，沈君见过的。”他用调羹把肉皮拨到一边，“去年秋天，课里出了点事，有份东西漏到了外头。东西是从谁手里漏的，到现在也没查出来，可是总要有人负责，森本课长就去了湖南。”他把调羹放下，“前线。上个月来信说，那边冷，疮生了一手的冻疮。”
桌上没人说话。灶披间里有只锅盖在跳，咔哒咔哒的。
“所以我来了上海。”藤崎又笑了，举起杯，“来了一看，上海的年菜，比南京的好吃。”
算起来，他跟沈既白真正打交道，也不过这几个月。我心里暗想。
我端起杯子陪了一口。酒烫得很，咽下去半天，没尝出是什么味道。
藤崎慢慢放下杯子，转过脸，对着右手边那个人，口气跟问菜名的时候一样。
“对了，沈君，小年那天晚上，我在码头上等了你四十分钟。”
他把眼镜摘下来，拿手帕擦了擦，又戴上。
“那晚你去了哪里？”
第5章 年夜饭（下）
他没马上答。先把右手的筷子搁在碟子边上，搁正了，才抬头。
“去了一个同学家里。”嗓子还是哑的，“东京时候的同学，住闸北。本来想坐一坐就去码头，到了他家，心口一阵疼，人就倒下去了。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哦。”藤崎点点头，“什么病？”
“医生说是劳累。”
“哪位医生？”
“同学请的，叫什么，我那时候迷迷糊糊，没听清。”
藤崎看着他，看了一会儿，又看我。我夹了一只蛋饺放到藤崎碗里，说课长尝尝这个，吴妈做了一下午。
“沈君的身体要紧。”藤崎说，“下回介绍你那位同学给我认识。闸北我还没怎么去过。”
“好。”
这一关算是过去了。可我心里那根弦没松，反倒绷得更紧了。藤崎每问一句，都是我想问又不敢问的。他倒在谁家？谁替他请的医生？那个闸北的同学，是不是就是那天晚上看着我丈夫咽气的人？藤崎一口一个沈君，叫得那么顺，我在旁边听着，后脖子一阵一阵发紧。
我得让藤崎自己去疑心。用不着我开口说他是假的，只要藤崎多看他两眼，查一查闸北，查一查他那几天到底在哪里，这个人就待不住了。我也晓得这是自己哄自己，藤崎真要查起来，查到一半不会停。可他在这个家里多住一天，那杯茶就多一天攥在他手里。
这个念头一起来，我就压不下去了。
“课长不晓得，”我放下筷子，“他从码头回来以后，跟换了个人似的……”
“咳得厉害。”他接过去，接得很顺，像是早等在那里，“夜里咳，白天也咳，吵得一家人都睡不好。”他转过脸看着我，“倒是我太太，这几天也睡不着，前天还特地跑到药铺去，抓了几味安神的药。”
我手心一下子湿了。
药铺。他晓得我娘家是开药铺的。
“哦？”藤崎来了兴致，“中国的药，我一直很好奇。太太抓的是什么？”
“酸枣仁。”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平的，“还有夜交藤。煎了睡前喝。”
“有用吗？”
“喝了两天，好一点。”
藤崎说下回也给他抓一副，他在上海也睡不好，夜里老做梦，梦见南京。说完自己笑了。
我没再开口。他也没再看我，低头喝汤，右手拿调羹。
后半顿饭，藤崎讲的大多是闲话。他问吴妈蛋饺为什么叫元宝，问上海人守岁守到几点，问门口那副春联的上联是什么意思。讲到春联，他又提了一句。
“沈君的字，课里人人都晓得。”他对我说，“太太大概不知道，课里每回有中文的东西要交到警察局，都要沈君誊一遍。警察局那边只认他的字，别人誊的，他们要拿回去来回核好几遍，耽误事情。”
“他从来不跟我讲课里的事。”
“那是对的。”藤崎点点头，“太太不知道，对太太好。”
八点多，藤崎起身告辞。吴妈去拿大衣，他站在门厅里，把围巾一圈一圈绕上，绕好了，忽然又转过来。
“初六课里有个会，很要紧。”他说，“沈君的病，初六以前要好起来。初六的会，沈君一定要到。”
“一定到。”
门关上，汽车开走了。弄堂里有人家在放小鞭，零零落落几声，很快又没了。
吴妈在饭厅里收碗，碗碟碰得叮当响。我站在门厅里没动，他也站着，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大衣还是那件沈既白的。
“你拿药铺吓我。”我压着声音。
“你先拿课长吓我的。”
“我没说你什么。”
“你说了半句。”他看着我，“下半句我替你说了。下回你再起这个头，我就把药铺的名字也替你说了。”
他上楼去了。我听着他的脚步一级一级上去，在楼梯拐角那里停了停，又接着往上。
年初一他没出门，我也没出门。
初二早上，我下楼的时候，他已经穿好了大衣，围巾围到下巴，站在门厅里换鞋。吴妈问先生这么早去哪里，大年初二，铺子都还没开门。
“咳得厉害，去买点药。”
门开了又关上。我在楼梯上站了两秒钟，转身回房里拿了围巾。
第6章 旧书店
弄堂口那棵梧桐底下停着两辆黄包车，车夫缩在车篷里打瞌睡。他没叫车，往北四川路那头走了。
我隔着二三十步跟在后头。初二早上街上人少，铺子大多上着排门板，门板上贴的红纸被夜里的雪子打湿了，一片一片往下耷拉。他走得不快，围巾挡着半张脸，背影跟沈既白一模一样，我跟着跟着，好几回差点以为前头那个就是我丈夫，大年初二一早出门去给人拜年。
走到横浜桥，桥头有个宪兵岗，两个日本兵抱着枪在跺脚取暖。他在桥这头停下来，站到一个卖香烟的摊子跟前，买了一包烟，又跟摊主讲了几句什么，等一辆电车开过来，借着电车挡住了岗亭那一边，才过桥。
他在躲那个岗亭。
沈既白是特高课的首席翻译，口袋里揣着课里的证件，那种岗亭他从来都是直着走过去的。日本人派来的人，更用不着躲。
我等电车开远了才跟过去。岗亭里的兵看了我一眼，我低着头，手里捏着一块帕子，像个出门拜年走错了路的女人。
过了桥又走了一段，他拐进一条小马路，路两边是些小铺子，修钟表的，卖文具的，都关着门。只有一家开着半扇门，门口摆了两只木箱子，里头是些旧杂志，插着块硬纸板，写着一角一本。
他进去了。
我在斜对面一家关着门的绸布店门口站住，背对着街，装作看橱窗。橱窗玻璃擦得很亮，照得见对面。
书店里很暗。柜台后头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件旧棉袍，两只袖口套着蓝布袖套，正拿鸡毛掸子掸书架。他进去以后，掌柜把掸子往胳肢窝底下一夹，跟他讲话。讲什么我听不见，玻璃里照过去，人影子小小的，还是反的，看久了眼睛发花。
绸布店的排门板这时候卸下来一块，里头探出个伙计，十五六岁，棉袍上沾着线头，问我是不是要剪布。他说年初二不开张，要剪明天来，今天是老板叫他卸块门板透透气。我说不剪，看看。他也不进去，就站在门板边上跟我讲，这匹湖蓝的是杭州来的，去年这时候一块六一尺，今年涨了两回，涨到三块二了，老板自己都说贵，可是进货的价钱月月涨，不改不行。
他讲他的，我嗯嗯地应，眼睛一直在玻璃上。
书店里那两个人还站着。他好像拿了一本书出来，搁在柜台上，掌柜收下去了。掌柜又从背后架子上抽了一本递给他，蓝布面的，这个我看清了，他往大衣里塞，塞了两回才塞进去。伙计这时候问我是不是住北四川路那边，看着面熟，我说不是，再看玻璃，他已经站在书店门口了，掌柜扶着那半扇门，还在跟他讲。
书店门口那个人朝这边看了一眼。
我把脸转过去对着伙计，问他这料子做一件旗袍要几尺。伙计说太太这个身量，三尺八够了，要做夹的，还要配里子，里子又是另外的价钱……他掰着手指头算，我看着他的手指头，等他算到第四根，再看玻璃，书店门口只剩掌柜，正弯腰往里头搬那两只木箱。
我说过了年再来。伙计说好，过了年还要涨的。他缩回去，把那块门板又装上了。
我在门口站着，一时没挪脚。
躲宪兵，进旧书店，跟掌柜交换东西。这些事，我在报上看过。报上管这种人叫“匪”，抓住了就在报上登出来，登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他是抗日那边的人。那边的人，为什么要顶着沈既白的脸，住进沈既白的家？
我想到这里，背上一阵发凉。他们本来就要除掉沈既白，一个替日本人做事的翻译，名单上写着别人的名字，换了我是他们，我也要除掉他。说不定他们早就盯上了，就等一个机会。
机会是我给的。
我在茶里下药的时候，以为是我一个人的事。原来我是替人家动了手。人家顺水推舟，收了尸，换了人，连戒指都替他戴好了。那我算什么？
回去的时候，我没走横浜桥，绕了远路，从一条拆了一半的弄堂里穿过去。弄堂里的雪化了，一脚下去全是泥浆。
进门的时候吴妈正在门厅里擦地板。她直起腰，看看我的脸，又看看我的鞋。
“太太一早去哪里了？”
“城隍庙，烧了炷香。”
“城隍庙那边路也不好走啊，”吴妈说，眼睛还在我鞋上，“泥都溅到小腿上了。我去给太太打盆热水。”
她拿着抹布进了灶披间。
客堂间的门开着。他坐在靠门那张椅子上，大衣已经脱了，搭在椅背上，手边一杯茶，冒着热气，像是坐了有一阵子了。
他没抬头，翻着手里那本书，翻过去一页。
“书店好看吗？”
第7章 箱子
我站在客堂间门口，鞋上的泥还没干，吴妈在灶披间里往铜盆里倒热水，哗哗地响。
“绸布店的软缎涨价了。”我说，“比去年贵了一倍。”
他翻书的手停了一下，抬起眼睛看我，看了好一会儿，又低下去。
“下回出门，”他说，“换一双鞋。”
他没再问，我也没再说。吴妈端着热水出来，他合上书，上楼去了。那本书是蓝布面的，书脊上印着几个日本字，就是我在橱窗玻璃里看见掌柜递给他的那一本。
那天夜里我想了很多。想得最多的是那只戒指。
他们收了尸，摘了戒指，让一个长着同样一张脸的人戴上，住进来，等到初六。初六课里有会，藤崎说很要紧。他要的东西在初六。拿到了，他就走，留下我一个人，守着一个死得不明不白的丈夫，和一个随时会被翻出来的茶杯。
他说我少晓得一点，多活几天。
可我晓得得越少，越是被人捏在手心里。
初三早上，他吃过粥，说要去剃头。“初六要见课长，头发太长了。”吴妈说大年初三，剃头店怕还没开，他说开了，北四川路那家初二就开了。
他走了半个钟头，吴妈拎着篮子去菜场。她每回去菜场，少说也要一个钟头，碰见熟人还要站在路边讲半天。
门一关上，我就上了楼。
书房后头那间小屋，原先是堆东西的，沈既白回来以后搬进去睡。一张铁床，一张小桌，一个五斗橱，窗户朝北，白天也暗。被子叠得很齐，齐得不像沈既白叠的。沈既白的被子从来都是团成一团，往床脚一推。
那本蓝布面的书就放在枕头边上。
我拿起来，书很旧，书页边上发黄，书名是日文，我认得其中两个汉字，一个“海”，一个“岸”。我一页一页往下翻。翻到中间，书页里夹着的东西滑出来，落在床单上。
一张照片，一个信封。
照片很小，比巴掌还小一圈，边上起了毛。照相馆里拍的，背后挂一块画着亭子和柳树的布。两个小孩并排站着，穿一样的棉袍，戴一样的瓜皮小帽，脸胖嘟嘟的，像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两块年糕。左边那个手里攥着一只糖人，攥在左手里，攥得太紧，糖人的脑袋都歪了。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毛笔写着两行小字，字迹很旧，墨色都褪成了褐色。
既白，远舟。民国三年冬，三岁。
远舟。
婆婆说三岁上没养活。照片上这个孩子三岁，好好地站着，脸胖得把眼睛都挤小了。
我盯着右边那个小孩看。他手里什么也没拿，两只手垂着，眼睛没看照相的人，看着旁边他哥哥手里的糖人。
信封是普通的白信封，没封口，正面一行字：交阿衡。
往右上斜，一横起笔的时候先往下顿一顿。
我认得这三个字，比认得自己的字还熟。我替他誊过一年讲稿，他的字我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这是沈既白亲手写的。
阿衡是我弟弟的小名。家里人这么叫，沈既白也跟着这么叫，他们见面次数不多，见了面我弟弟也从来不给他好脸色，背地里叫他二鬼子。
信封里是一张船票，还有一卷储备券，拿橡皮筋扎着，我没数，看厚薄有几十块。
船票是从十六铺开宁波的，三等舱。票面上印着开船的日子：正月初五。底下盖着一个蓝色的售票戳，日期是腊月二十。
腊月二十。
我坐在那张铁床的床沿上，手里捏着这张票，屋里冷，窗玻璃上结着一层雾。
腊月二十那天晚上，我端着红枣汤进书房，看见他压在镇纸底下的那张纸。同一天，他去十六铺给我弟弟买了一张船票，初五开船，比初六早一天。
他把我弟弟的名字写在第一行，又给我弟弟买了一张逃命的票。
我想起那张纸。
第一行，苏衡。
第三行，何仲言。
第8章 何先生
铜钿从门缝里挤进来，在我脚边转了一圈，拿脑袋蹭我的小腿。
它饿了。何先生交给我的时候说过，这猫只吃小黄鱼，一天两顿，早一顿晚一顿，迟了它就叫。
腊八那天，十六铺码头上人挤人。何先生穿一件旧夹袍，外头罩着棉背心，一只手拎箱子，一只手拎着装猫的竹篮。他是我在学堂里的同事，教算术，五十多岁的人了，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上跳板之前，他把竹篮塞到我手里，说过了年就回来接，叫我别给它吃猪油拌饭，它肠胃弱。
我问他去宁波做什么，他说乡下老娘病了，回去看看。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往码头外头看。那天我没多想。
腊月二十，何先生已经走了十二天。
沈既白写那张纸的时候，何先生早就在船上，在宁波，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了。纸上就算写了他的名字，日本人照着去学堂找，去他住的亭子间找，找到的也只是一张空床。
我弟弟呢，初五上船。
藤崎说初六课里有个会，很要紧。
我把船票放在膝盖上，拿手按住，按了很久。
一个已经走了的人，一个就要走的人。他把这两个名字写在纸上，要交给谁，交上去以后日本人会去抓谁，我都不知道。纸上别的几行写的是谁，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写下我弟弟名字的那天，他去给我弟弟买了一张票，日子挑在初五，赶在初六前头。
一个要出卖阿衡的人，用不着替他买船票。
我站起来，又坐下去。铁床的弹簧在底下吱呀一声。
我想起好些事，一件一件冒上来，没有次序。
他从东京回来那天，提着一只藤箱站在门口，瘦了一大圈，我叫他，他只点了点头。他说夜里要看文件，怕吵我，搬到这间小屋里来睡，一住四个月。我以为他嫌我，以为他在日本人那里学了一身日本人的派头，回来连家里人都看不上了。
他从来不跟我讲课里的事。藤崎说，那是对的，太太不知道，对太太好。
我弟弟骂他二鬼子，当着他的面骂过一回，他坐在饭桌那头，筷子都没停，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我弟弟碗里。我弟弟把肉扒到桌上。他也没说什么。
腊月二十三下午，他喝了一口茶，问我长衫熨好了没有。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把那杯茶喝完了。
他知道那杯茶苦。玉露是有点苦的，可是我加进去的东西，比玉露苦得多。他喝第一口的时候就该尝出来了。
他尝出来了没有？
我不知道。
铜钿在我脚边叫起来，一声比一声急。我把照片和船票塞回信封，站起来，跟着它下了楼，进了灶披间，从碗橱里拿出早上剩的两条小黄鱼，蹲在地上，一点一点剔骨头。
手抖得厉害，鱼骨头扎进指甲缝里，冒出一颗血珠。我把手指放进嘴里咂了一下，接着剔。
剔完了，放在猫碗里。铜钿埋头吃，吃得呼噜呼噜响。
我在灶披间的小板凳上坐下来。
水缸边上搁着我腊月二十三泡茶用的那把铜壶，吴妈擦得锃亮，壶嘴上还挂着一滴水。我坐在那里看着它，看着那滴水慢慢拉长，掉下去。
我毒死的那个人，在名单上写了我弟弟的名字，又在同一天替他买好了逃命的船票。他到底在做什么，我弄不清。我只弄清了一件事，他没想害阿衡。
他瞒着我，瞒了四个月，瞒到最后，喝了我泡的茶。
前门的锁响了。
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两圈，门轴吱的一声。脚步声进了门厅，停了一下，又往楼梯那边去了。
我低头一看，信封还攥在我手里，捏得起了皱。
那本书还在楼上他的枕头边上，翻开着，翻在中间那一页。
第9章 别告诉她
楼上没有声音。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又下来了，一级一级，不快，到了楼梯底下，往灶披间这边来。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灶披间窄，他一挡，门口的光就暗了一半。
他看看我，看看我手里的信封，又看看地上吃鱼的猫。
“拿来。”
我没动。
“拿来。”他又说了一遍，声音不高，手伸过来，摊开着。
前门那边有人推门，吴妈的声音隔着门厅传过来，说菜场门口碰见隔壁张家姆妈，讲了半天，讲得脚都冻麻了。他把手收回去，侧过身让出门口，压低声音说了两个字。
“夜里。”
他上楼去了。我把信封塞进袖管里，吴妈拎着篮子掀帘子进来的时候，我正蹲在地上收猫碗。
那一天过得很慢。中饭我没吃，说头疼，在房里躺着，信封压在枕头底下。下午听见他在书房里咳嗽，咳一阵，停一阵。吴妈上来问了两回要不要请医生。
夜里十一点，吴妈房里的灯灭了。我等到十二点，拿着信封进了书房。
他坐在写字台后头，台灯拧到最暗，围巾摘了，搭在椅背上。我在他对面站着，把信封放在桌上，推过去。
“我丈夫沈既白到底是什么人？”
他没去拿信封，看着我，看了很久。
“他是我们的人。”
我扶住桌子边。
“三年前你丈夫去东京，是组织派的。回来进特高课，也是组织派的。他在那里头坐了四个月，课里好几回漏出去的东西，都是从他手里出去的。”
“三岁那年其实我没死。我是走丢了，家里一直没找到我，后来就当我死了。”
他把信封拿起来，抽出那张照片，看了一眼，又塞回去，“我是他的联络人。他的东西，交到书店，我去取。”
“那张名单……”
“藤崎刚来，要他表忠心，叫他把身边可疑的人写一张单子交上去。他写了七个名字。五个已经离开上海，一个冬天里已经病死了，埋了快一个月。剩下那一个，是阿衡。”
“为什么要写阿衡？”
“因为藤崎手里本来就有阿衡的名字。学校里有人报上去的。他不写，藤崎就晓得他在瞒。他写了，藤崎就信他。”他停了一下，“写完那天，他就去买了船票。”
我想起那碗红枣汤，想起碗沿磕在镇纸上那一下。
“他怎么不跟我讲？”
“跟你讲？”他把眼睛抬起来，“楼下那个吴妈，是特高课派进来的。你五斗橱上的信，她拿起来看的不是哪里寄来的，是看里头写了什么。他在这个家里讲一句话，第二天就摆在藤崎的桌上。”
我站在那里，背上一阵一阵发冷。四个月，我当吴妈是个话多的老妈子，嫌她烦，嫌她手脚不老实。
“他还说过，你什么都不晓得，就什么都不用演。日本人问你，你恨他恨得那么真，谁也看不出来。”他声音低下去，“他说，这是对你最好的。”
“他死的时候……”
“在书店里。”他说，“七点多钟到的，坐下来，跟陆掌柜讲了两句，说嘴里苦，要杯水。水还没端过来，人就从椅子上下去了。我那天正好在后头。”
他把那只戒指从手指上褪下来，放在桌上，戒面朝上。
“他倒在地上，自己把这个撸下来，塞在我手里。我问他要交给谁，他说你。我问他还有什么话，他就说了一句。”
他看着那只戒指。
“别告诉她。”
我没站住，坐到了地上。地板很冷，透过裤子往上钻。
他没来扶我。他坐在写字台后头，两只手放在桌面上，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把那只戒指拿起来，又戴回手指上。
“他长衫口袋里就这个信封，还有这张照片。陆掌柜收着，怕家里有人翻，初二那天夹在书里给我的。”他说，“人埋在闸北义冢，没有立碑。”
“我杀的是我哥！”他看着我，“我回来，不是替你回来的。他的事还没做完，初六课里要发冬季清查的名单，他本来要拿出来。我替他拿。拿完了我就走。”
“阿衡呢？”我抬起头，“船票还在这里，阿衡还不晓得。初五的船，初五早上就开……”
“你小声点。”
“初五！天一亮就初四了，他还不晓得有这张票，他要是……”
“你小声点！”
他从写字台后头站起来，一步跨到门边，手按在门把上，没拉开。
门外的地板响了一下。
很轻，吱的一声，像有人把脚从一块松了的地板上挪开。门缝底下透进来楼道里的一线灯光，那线光上，有一小块暗了，又亮了。
第10章 拜年
他把门拉开。
楼道里没有人。灯还亮着，照着空空的楼梯。铜钿蹲在楼梯第三级上，尾巴盘在脚边，抬头看着我们，叫了一声。
“猫。”我说。
他没接话，下了楼。我听见他走到灶披间后头，在吴妈房门口站了一会儿，又上来了。
“打呼。”他说。
“那就是猫。”
“猫踩那块板，是这个声音？”
我答不上来。那块地板松了好几年，沈既白一直说要找木匠来钉，一直没钉。人踩上去吱一声，猫踩上去，我没留心听过。
我们在书房里又坐了一个多钟头，台灯也不敢拧亮。船票不能不给。他说下一班去宁波的船要等到初九，初六会一开，名单一发下去，初七警察局就要照着抓人，阿衡等不到初九。临时换票，要再去十六铺售票处排队，那地方宪兵天天转，更扎眼。
“那就初五。”我说。
他点点头。
我心里有一句话，没说出来：要是门外站的真是吴妈，初五早上的十六铺，就是一个口袋。他大概也想到了，他也没说。
初四上午，阿衡来拜年。
他每年初四来，拎一包城隍庙的五香豆，给我一包，给吴妈一包。今年也是。他进门先叫阿姐，叫完了，眼睛往楼梯上一斜，看见下楼的那个人，脸就挂下来了。
“姐夫。”两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像吐一口痰。
“来了。”
阿衡二十岁，在大学里念书，个子窜得比我还高，脾气一年比一年冲。他在客堂间坐下，脚跷起来，故意不看对面，只跟我讲话，讲学堂里谁被抓了，谁跑到内地去了，讲到一半，拿眼角去瞟对面，看他有什么脸色。
对面的人坐在靠门那张椅子上，剥五香豆吃，一颗一颗剥，什么脸色也没有。
吴妈端了两碗酒酿圆子出来，给阿衡一碗，絮絮叨叨说舅少爷又长高了，说她儿子也跟舅少爷差不多年纪，前年在乡下给抓去当了和平军，派到苏北，过年都没回来，信也没有一封。
“当和平军的，有什么好回来的。”阿衡说。
吴妈端着空托盘站在那里，嘴张了一下，没说出什么，回灶披间去了。
我在桌子底下踢了阿衡一脚。
快到中午，阿衡说要走，同学约了吃饭。我送他到门厅，他弯腰穿鞋，那个人从客堂间出来，手里拿着一只红纸包，递过去。
“小舅爷，压岁钱。”
阿衡愣住了，鞋穿了一半，抬头看着他。
小舅爷。我们结婚那天，阿衡十四岁，在酒席上闹着要红包，沈既白掏了一只给他，说小舅爷，以后每年一个，给到你大学毕业。阿衡后来大了，每年都不肯拿，沈既白每年照样递，去东京那几年，就托我递。阿衡一回也没要过。
这个叫法，家里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叫他。
阿衡看着那只红纸包，半天，伸手接了。接过去，往兜里一揣，也没说谢，低着头把另一只鞋穿上，拉开门就走。
我追到弄堂口。他站在梧桐底下等我，眼睛有点红，嘴还是硬的：“他今天吃错药了？”
我把照片从信封里抽出来，揣进自己口袋，信封塞进他大衣里面的口袋，按住，压着声音说：“明天早上，十六铺，去宁波的船。什么都别问，什么人都别告诉。”
“这是哪里来的？”
“别问。”
他看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没再问，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我回来的时候，吴妈正挎着篮子出门，说中午的菜不够，再去买两块豆腐。
她一走，我进了客堂间。他还坐在那里，面前一小堆五香豆壳。
“小舅爷，”我说，“你哪里晓得的？”
他把豆壳拢到一起，拢成一堆。“他在书店里等人，没事做，讲的都是家里的事。讲阿衡，讲你。”
他没往下讲，我也没往下问，上了楼。
一个钟头以后吴妈回来了。我在楼上窗户里看着她拐进弄堂，篮子挎在胳膊上，晃得很轻。
篮子里什么也没有。
第11章 码头
初五那天早上，我五点钟就醒了。
船八点钟开。我想去十六铺送一送，起来穿好了衣服，下楼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客堂间里，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像是一夜没睡。
“你不能去。”
“我就远远地看一眼。”
“你一去，看着你的人就晓得去看谁了。”他说，“你在家里，该做什么做什么。”
我在客堂间里坐着。吴妈起来生炉子，烧水，下楼来看见我们两个都坐在那里，愣了一下，说先生太太今朝起得早，我去熬粥。
她在灶披间里哼一支小调，哼的是绍兴戏，咿咿呀呀，一句一句往外飘。我以前听她哼，只觉得吵。今天听，每一句都像在数时辰。
七点。七点半。
客堂间的钟走到八点，当当地敲了八下。我数着，数到第八下，手心里全是汗。
船开了。阿衡在船上了。
他坐在对面，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一直没翻页。我看了一眼，报纸是腊月里的，吴妈拿来引炉子的那一沓里抽出来的，他大概自己也没看清是哪一天。
八点半，九点，九点半。吴妈收了粥碗，去后弄堂晒被子。太阳出来了，照在客堂间的地板上，一块一块往前挪。
十点过五分，电话响了。
吴妈从后门跑进来接，接起来说了两句，就把听筒递过来：“先生，课长。”
他接过去。先是用日本话说，说了一句，然后一直在听，只偶尔应一声，“哈依”，“哈依”。他背对着我站着，我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他拿听筒的那只手，指节一点一点白下去。
他放下听筒，站了一会儿才转过来。
“阿衡在十六铺，上跳板的时候被宪兵带走了。”
我听见了，可是这几个字落不进脑子里。
“课长说，人在课里，没吃苦头。他说，妻弟的事，交给沈君亲自处理最合适。初六的会开完，叫我去审。”
他把听筒挂正，挂了两回才挂稳。
我站起来就往门口走。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你去哪里？”
“宪兵队。”
“你去了说什么？说他是你弟弟？藤崎晓得他是你弟弟。说他冤枉？你拿什么讲他冤枉？”
我挣了一下，没挣开。他的手很硬，硬得跟沈既白一点都不像。沈既白的手是软的，握笔的手。
灶披间里，吴妈的小调停了。
我转过头去，看着灶披间那道门帘。门帘垂着，底下露出吴妈的一双布鞋，站着不动，脚尖朝着这边。
昨天中午，她挎着空篮子回来。前天夜里，门外那一声吱。
是我在书房里喊的。初五，船票，我一句一句喊出来的。
我把阿衡送上了那条跳板。
我往灶披间那边走了一步。他手上一使劲，把我拽回来，贴着我耳朵说，声音低得只有我听得见：“你现在掀开那道帘子，阿衡今天夜里就没命。”
我不动了。
我们两个就那样站在客堂间里，他攥着我的手腕，我看着那道门帘。过了好一会儿，帘子底下那双布鞋挪开了，灶上的水壶响了起来。
他松开手，我手腕上一圈红印子。
水壶叫得很响。他借着那个声音，把嘴凑近了一点：“课长还问我，晓不晓得妻弟要去宁波。阿衡身上搜出来一张船票，一卷钱，他问一个学生哪里来的钱。”
“你怎么讲？”
“我讲不晓得。我讲，大概是他姐姐偷偷给的。”
我看着他。
“只能这样讲。”他说，“做老婆的疼弟弟，背着男人塞点钱，课长听了会笑。做男人的自己掏钱，课长就笑不出来了。”
我手腕上那圈红印子一跳一跳地疼。他退开半步，看着我。
“想救他，就把你男人没做完的事做完。”
第12章 熨斗
下午三点，吴妈在灶披间里炸带鱼，油锅滋啦滋啦响成一片，整幢房子都是油烟味。
我们在书房里，门关着。他坐在写字台后头，我站在窗边，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说话的声音压得比油锅还低。
“初六上午九点开会。”他说，“冬季清查，名单是日文的，课里整理好了，会上发下来。首席翻译带回家，连夜誊成中文，初七早上八点交到警察局。警察局只认那份誊本，照着誊本抓人，初七夜里动手。”
“多少人？”
“不晓得。去年秋天那一回，六十几个。”
六十几个。我想起何先生，想起阿衡讲的学堂里谁被抓了、谁跑了。
“他本来要怎么做？”
“誊两份。一份交警察局，一份交到书店。初七白天，名单上的人能跑的就跑。”
“那你誊。”
他把两只手摊在桌上给我看。右手，左手。
“我写字用右手。他用左手。”他说，“我们两个的字，一个往左倒，一个往右斜，放在一起，瞎子都摸得出来。藤崎认得他的字，警察局认得他的字，交上去一张不对的，当天就要出事。”
我看着他那两只手。一模一样的手，一只有茧，一只没有。
“我写得出。”
“我晓得。”他说，“春联那天我就晓得了。”
原来那天他站在门口，看的不是春联。
“还有一桩。”他说，“年夜饭上你讲我左手冻坏了，拿筷子都打滑，藤崎是亲耳听见的。手冻坏了，誊本还是他的字，藤崎会想，是谁替他写的。”
“那就让左手写不成字。”
他抬头看我。
“冻坏的手，过几天就好了。”我说，“伤了的手，才好一个月不碰笔。伤了手，太太替先生誊，吴妈看见了，报上去，也说得通。”
油锅那边的声音停了一下，又响起来。
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过了一会儿，把左手的袖口往上卷了卷。
晚饭我们照常吃。吃完饭，我把熨斗放在炉子上烧，铺开一块旧毯子在饭厅桌上，熨他明天开会要穿的那件长衫。那是沈既白的一件藏青哔叽，领口磨得发亮。吴妈在旁边收碗，一边收一边说先生明天要见课长，衣裳是要挺括一点。
熨斗在炉子上烧得烫手，我拿湿布垫着，往长衫上一压，滋的一声，冒起一股白汽。
“阿衡在那里头，你明天还穿得这么挺括去见课长？”我没抬头，声音也没压，“你去审他？你怎么审？你是他姐夫！”
吴妈手里的碗停住了。
“你小声点。”他说。
“我为什么要小声？我弟弟让人从跳板上拖下来，我还要小声？”我把熨斗往桌上一顿，“你们课里的事，我一句不问，但现在我就问你一句，你救不救他？”
“这种话，不要在家里讲。”
“那到哪里讲？到你们课长面前讲？”
我拿起熨斗要接着熨，他伸手过来夺。他的左手按在熨斗底板上，按了一下，也就一下。
他没出声。是吴妈叫出来的。
熨斗掉在毯子上，毯子马上烫出一个焦黄的印子，冒烟。我把熨斗扶起来，放回炉子边上。他把左手攥着，攥成一个拳头，额头上一下子全是汗，脸白得跟墙一样。
“作孽啊，作孽……”吴妈扔了碗跑过来，想扳开他的手看，他不让，“先生你快坐下，快坐下……”
她跑进灶披间，不晓得要拿什么，又空着手跑出来。
我站在桌子旁边，手垂着，看着他攥紧的那只拳头。
他抬起眼睛看我。看了一下，就移开了。
我去五斗橱里拿纱布，一圈一圈替他缠上。缠到虎口那里，我手停了一下，又接着缠，缠得很厚，把整只手包成一个白馒头。
当年他削铅笔划了虎口，我也是这样给他缠的。
吴妈在旁边站着，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念叨，说太太气头上，先生不要怪太太，又说明天还要开会，这只手怎么握笔。没人接她的话。
九点多，吴妈说她去弄堂口烟纸店买一刀草纸，家里草纸用完了。
门关上了。
我从饭厅窗户里看着她走出去。她走到弄堂口，进了烟纸店。烟纸店的柜台上有一部电话，平常谁家有急事都去那里打。
这一回，我们就是要她去。
夜里他没怎么睡。我也没怎么睡。我听见他在书房后头那间屋里走来走去，脚步很轻，走一阵，停一阵。
天快亮的时候，他敲了一下我的门，没进来，隔着门板说：“我走了。”
我拉开门。他已经穿好那件藏青哔叽，左手吊在胸前，纱布白得扎眼。
“天黑以前我要是没回来，”他说，“你就去书店，找那个套袖套的掌柜。”
“找他做什么？”
“告诉他，我没回来。”
第13章 誊本
初六这一天，我是看着钟过的。
他走了以后，我把书房收拾了一遍。写字台上的东西都挪开，砚台洗干净，钢笔灌满墨水。沈既白写誊本用的是一支黑杆的自来水笔，笔尖磨歪了，要往左偏着拿，写出来的字才往右斜。我在一张旧稿纸上试着写了几行，写他的名字，写课里那些我只听过没见过的字眼，写了撕，撕了写，撕下来的纸都扔进炉膛里烧了。
吴妈上来送了两回茶。第二回她站在门口没走，看着我桌上那一沓稿纸。
“太太练字啊？”
“先生手伤了，课里的东西，今天夜里要我替他抄。”
“哦哟，”吴妈说，“太太的字我是晓得的，春联写得跟先生一模一样。”
她端着空茶盘下去了。
中午我吃不下饭，喂了铜钿，坐在客堂间里，听钟一下一下地走。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钟的时候，弄堂里有汽车开过去，我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车没停，开过去了。
四点。五点。
天开始暗了。我穿上大衣，把围巾拿在手里，想着书店在哪条马路，横浜桥那个岗亭要怎么绕过去。
五点二十分，门铃响了。
他站在台阶底下，左手吊着，右手夹着一只牛皮纸袋。脸是灰的，像一整天没喝过一口水。他看见我手里的围巾，愣了一下，进门以后才说：“我说过天黑。”
“天已经黑了。”
他没跟我争，上楼进了书房，把门关上，纸袋放在写字台上。纸袋封口上盖着一个红戳，写着两个日本字，我认得一个，是“秘”。
“会上怎么样？”
“藤崎问我手怎么了。我说太太烫的。”他扯了扯嘴角，“他笑了，说沈君家里很热闹。”
“阿衡呢？”
“没见着。藤崎改了主意，说今天不审了，明天下午再审。”
他把纸袋拆开，抽出一沓纸，十几页，密密麻麻全是日本字，中间夹着好些汉字，是人名和地名。
“我念，你写。”
我们一直写到半夜。
他坐在写字台侧面，一页一页念，念名字，念住址，念罪名。名字和地名都是汉字，我能看懂一大半，看不懂的他一个字一个字拆开告诉我。我坐在沈既白的位子上，拿着他那支歪了笔尖的自来水笔。一份写在课里发的公文纸上，一行一个名字，写得端端正正；另一份写在一张对折的薄毛边纸上，字写得小，挤得密，只写名字和门牌。
第三页上有一个名字，我认得。是我们学堂看门的老秦，管摇铃的，脸上有一颗痣，下雨天给学生撑伞送到弄堂口。
我笔尖停了一下。他也停了，看着我。
“写。”他说。
我写了。
一共七十一个名字。我写到最后一个，手腕酸得抬不起来，手指头上全是墨。正式那一份他拿过去，对着日文一行一行核。
核到一半，门外有声音。
很轻的一下，就在门缝外头，然后是楼梯，一级一级往下，脚步放得很慢。过了一会儿，前门开了，又关上。
我走到窗户边上，掀开窗帘一角。吴妈裹着头巾，从弄堂里走出去，走得很快，拐过弄堂口就看不见了。
这个钟点，烟纸店早就上了排门板。
“她去哪里？”我问。
他没回答，低头把剩下的几行核完，用右手把誊本叠齐，放进纸袋。
毛边纸那一份，我叠成一个小方块，下楼去，塞进铜钿睡觉那只竹篮的棉垫底下。吴妈的房门开着，被子掀在一边，人不在。铜钿被我吵醒了，不高兴地叫了一声，又蜷回去。
“天一亮，我拎着篮子出门。”我回到书房，“就说去还何先生的猫，他托我的亲戚来要。”
他点点头，正要说什么，又停住了，侧着耳朵听。
十二点过一刻，弄堂口有灯光照进来。
是汽车。车灯从弄堂口一路扫过来，扫过对面人家的山墙，扫过我们家的窗户，停在门口。发动机响了一会儿，熄了。
前面车门开了，下来一个人，穿着呢大衣，戴一副圆眼镜。
后座的车门也开了。宪兵先下来，转过身，从车里拖出一个人。那个人两只手铐在身前，低着头，大衣领子翻着，脚下踉跄了一下，站住了。
车灯还亮着，照着他的脸。
是阿衡。
第14章 大衣
门铃响的时候，他已经下楼去开门了。
我在楼梯上站着，听见藤崎的声音，跟大年夜一样，客客气气的，说深夜打扰，实在失礼。宪兵押着阿衡跟进来，皮靴踩在门厅的地板上，咚咚地响。最后进来的是吴妈，头巾还裹着，站在门边，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鞋尖。
阿衡抬头看见我，嘴动了一下，没出声。
“沈君家里今晚在誊东西，”藤崎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手臂上，没让吴妈接，“我想，明天早上八点送到警察局，不如我今晚先看一看，省得明天来回跑。”
“课长楼上请。”
书房里只有一盏台灯。藤崎在写字台后头坐下，坐的是沈既白那张椅子。宪兵把阿衡推到墙角站着，自己守在门口。吴妈没进来，站在门外楼道里。
他把牛皮纸袋递过去，藤崎拆开，抽出誊本，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翻到一半，从自己公文包里摸出一张纸来，放在旁边比着看。那是一页旧誊本，上面是沈既白的字，往右上斜。
我站在书桌侧面，手在袖子里攥着。
藤崎翻完了，把两张纸摞齐，抬起头看我。
“是太太写的？”
“他念，我写。”
“太太的字，跟沈君一模一样。”他说，“警察局那边，不会有人看出来。”
他把誊本装回纸袋，压在手底下，摘下眼镜，从口袋里摸出手帕，慢慢地擦。
“今天下午，闸北那边的保甲长到课里来报了一桩事。”他说，“义冢里腊月底埋了一座新坟，没有碑，也没有人去报丧。保甲长觉得蹊跷，叫人挖开来看了。”
他把眼镜戴上。
“里头是一个男人，三十来岁。身上穿着一件大衣，保甲长报上来的名字是沈既白。”
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墙角那边，阿衡抬起了头。
我看着藤崎的脸。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跟问菜名的时候一样。
闸北，义冢，没有碑。他说的这几样，一样都没错。
我的腿在发软，可是有一样不对。
大衣。
腊月二十三那天下午，我替沈既白熨了那件灰呢长衫，他穿着它，外头罩着他那件大衣出的门。二十四傍晚，这个人站在台阶底下，穿的就是那件大衣，进门脱下来，找不着挂钩，是我替他挂上的。
那件大衣现在就挂在楼下门背后。
沈既白身上要是还有大衣，那一件是从哪里来的？
“课长，”我说，听见自己的声音还算稳，“他就一件大衣，是我们结婚那年冬天在南京路做的，藏青呢子，领口有一块我补过的地方。你要看，就挂在楼下门背后。”
藤崎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他转过头，用日本话对门口的宪兵说了一句。宪兵下楼去了，楼梯咚咚地响，过了一会儿又上来，手里拎着那件大衣，抖开来给他看。藤崎伸手翻了翻领口，翻到我补过的那块，停了一下，又放下了。
“太太记性好。”他说。
他没有再提义冢。
“他就站在这里，课长。”我说，“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问吴妈，问邻居。他天天在这个家里吃饭睡觉。”
“我信，太太。”藤崎笑了一下，“我信他是沈既白。”
他把手从纸袋上拿开，十个指头交叉着搁在桌面上。
“可是太太，我今晚来，本来就不是为了问他是不是沈既白。”
他转向站在桌子另一边的那个人。
“沈君，你的档案我看过。你有一个弟弟，双生的，三岁走丢，后来就下落不明了。”他说，“这件事我想过，想了好几天，后来想通了，不要紧。是哥哥也好，是弟弟也好，坐在特高课里往外递东西的，总归是这张脸。”
他一样一样往下数，口气很平，像在念一张账单。
“去年秋天，你从东京回来，课里就有情报开始往外泄，森本课长去了湖南。小年那天晚上，你没有来码头，说是倒在闸北一个同学家里，那个同学我叫人找过，找不到。吴妈说，你从码头回来以后，像换了一个人。你的妻弟要坐船去宁波，身上带着船票和一卷钱，船票是腊月二十买的。腊月二十，是你把那张七个人的名单交给我的日子。”
他停了一下。
“沈君，我今晚要请你跟我回课里去。”
门口的宪兵走进来，从腰里摸出一副手铐。他没躲，把右手伸出去，左手吊在胸前，纱布白得刺眼。宪兵看了看那只缠满纱布的手，只铐了他的右手腕，另一头扣在自己手上。
墙角那边，阿衡叫了一声：“姐夫……”
藤崎站起来，把纸袋夹在胳膊底下，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大衣。
“太太，打扰了。”
我听见自己开口了。
“课长，你抓错人了。”
第15章 安神药
藤崎穿大衣的手停在半空。
“往外递东西的人，是我。”
屋里的人都看着我。阿衡张着嘴，他也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被他压下去了。
“他从东京回来，夜里在书房看文件。我送茶送汤，进进出出，他从来不防我。”我说，“我在学堂里教了几年书，日本字认不全，可是名字和门牌都是汉字，我认得。他睡着了，我就进来抄。”
“抄给谁？”
“学堂里的人。”我说，“课长要名字，我可以写给你。”
藤崎把大衣又搭回手臂上，坐回椅子里，没说话。
“腊月二十三下午，他发现了。”我说，“我抄的一张纸夹在他的书里，忘了拿走。他叫我进来，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学堂的花名册。他没再问，叫我去泡茶。”
我看着桌上台灯底下那一小圈光。
“我泡了茶。茶里放了东西。”
阿衡在墙角喊了一声：“阿姐！”宪兵按住了他的肩膀。
“我娘家是开药铺的，苏记，在南市。那一味药，是我自己从铺子里拿的，铺子里的账本上记着，腊月二十一，是我的笔迹。剩下的我包好了，放在我梳妆台第二个抽屉里，一个红纸包，课长可以叫人去拿。”
藤崎朝门口点了一下头。宪兵出去了，我听见隔壁我房里抽屉拉开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回来，手里捏着那个红纸包，放在藤崎面前。藤崎没碰，只看了一眼。
“他喝了，走了。”我说，“他没去码头，倒在半路上。他命大，没死成。回来以后嗓子就哑了，一直咳，一直说没胃口。课长，你年夜饭的时候也看见了。”
“太太说过，”藤崎慢慢地说，“在药铺抓的是酸枣仁。”
“酸枣仁是我讲给课长听的。”
藤崎没说话，转过头，朝门外说：“吴妈。”
吴妈从楼道里挪进来一步，手绞在围裙上。
“小年那天下午，家里有谁？”
吴妈看看我，又低下头。“我三点钟出去买糖元宝，四点多回来……家里就太太一个人。先生走的时候还好好的，第二天回来，嗓子就哑了。”她咽了一口唾沫，“后来一直咳。”
“阿衡那一卷钱呢？”藤崎又问我。
“我给的。船票也是我托人买的。我晓得他名字被人报上去了。”我说，“他是我弟弟。”
藤崎转向桌子另一边，看着他，看着他被铐住的右手。
“沈君，她讲的，你都晓得？”
他没有马上答。他看着我，看了很久，久得我以为他要说不。
“我晓得是她。”他说，“我没报。她是我太太。”
藤崎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这一回没有擦，就那么拿在手里。
我往前走了一步，走到写字台跟前。
“课长，大年夜你讲过，课里漏了情报出去，总要有人负责。”我说，“漏情报的要是首席翻译，课长是第二个森本，去湖南生冻疮。但如果是翻译的老婆，一个女人，半夜偷看男人的文件，男人发现了，她还下毒，那是她一个人的罪。课长抓到她，是课长查出来的。”
藤崎没说话。台灯底下，他的手指在眼镜腿上一下一下地敲。
“我只要一样，”我说，“放了我弟弟。他什么都不晓得，船票是我塞给他的，他连去宁波做什么都不晓得。我把跟我来往的人，一个一个写给课长。”
藤崎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桌上那叠白纸往我这边推了推，又把沈既白那支黑杆的自来水笔推过来。
我拿起笔，没有往左偏着拿。
这一回，我写的是我自己的字。
我写何先生，腊八那天坐船走的。写学堂里前年调到重庆去的唐先生，写去年夏天回了乡下、再也没回来的音乐教员，写冬月里病死的一个同乡老太太，出殡那天我去送过。我一共写了六个名字，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他们住在哪条弄堂，哪个门牌。
写到最后一个，我想起腊月二十那天晚上，沈既白坐在这张桌子后头，也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写。
我把纸推过去。
藤崎拿起来看了一遍，叠成四折，放进他公文包里。他站起来，戴上眼镜，看了看被铐着的那个人，又看了看我。
“沈君，”他说，“你的太太，比你会讲话。”
他用日本话对宪兵说了一句。宪兵掏出钥匙，打开手铐，走到墙角，把阿衡手上那副也打开了。
“这是你们家里的事。”藤崎说，“谋害亲夫，归警察局管。妻弟交给沈君看管，课里不留了。”
他把大衣穿上，扣好扣子，拿起纸袋，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
“太太，天亮以后，跟我走。”
第16章 初七
藤崎的汽车开走的时候，是一点半。
吴妈关了大门，没上楼，在灶披间里点了灯，坐着，一直没熄。
阿衡站在书房当中，手腕上两道红印子，眼睛瞪着我，嘴唇抖了半天，才说出一句：“阿姐，你真的……”
“你小声点。”
这句话说出来，我自己都愣了一下。这几天，我听这句话听了好几回。
他把阿衡按在椅子上，倒了一杯冷茶塞到他手里，转过来对我说：“天亮以前，我带他从后门走。”
“名单呢？”
“一起带走。”
我下楼去灶披间，吴妈坐在小板凳上，看见我进来，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嘴张了张，没出声。我也没跟她讲话，从碗橱里拿了最后两条小黄鱼，蹲在地上，给铜钿剔骨头。
铜钿吃得呼噜呼噜响。我把它抱起来，放进那只竹篮，搁在棉垫上。它在上头转了两圈，蜷好，又睡了。
吴妈站在我身后，看着我做这些，一句话也没问。
我拎着篮子上楼，交给他。
“它只吃小黄鱼。”我说，“别的不碰。”
他接过去，掂了掂，点点头。
我又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照片，两个三岁的孩子，一个攥着糖人，一个看着他哥哥。我看了一会儿，也递给他。
“这个你拿着。我带进去，也是叫人收走。”
他把照片放进贴胸的口袋，按了按。然后他抬起右手，捏了捏左手那团纱布。戒指缠在里头，隔着纱布摸得出一个硬圈。他去找纱布的线头，找了两回没找着。
“你戴着。”我说。
他停下来，看着我。
“天亮以前，你还是沈既白。”
他没再动那只戒指。
阿衡在椅子上坐着，手里那杯冷茶一口没喝，眼睛在我们两个人脸上来回看。他什么都不晓得，可是他不笨，看得出这屋里有什么事他不晓得。
“阿衡。”我走过去，蹲在他跟前，“跟着他走。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路上他会跟你讲。”
“讲什么？”
“讲你姐夫。”
阿衡看着我，看了一会儿，眼睛红了，扭过头去，不让我看。
五点钟，天还黑着。他拎着竹篮，阿衡跟在后头，两个人从灶披间穿过去，后门开了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又关上了。
我没送到后门。我站在楼梯口，听着后弄堂里两个人的脚步声，一前一后，越走越远，最后听不见了。
灶披间里，吴妈的灯还亮着。
六点多，天蒙蒙亮，门口来了一辆车。来的不是藤崎，是两个宪兵，一个穿黑制服的警察。
我穿好大衣，围上围巾，下楼。吴妈站在门厅里，手里捏着我的手套，递过来，我接了。她的手冰凉。
“太太……”
我看着她。她眼睛垂着，不看我。
我没说什么，戴上手套，出了门。
我先在宪兵队关了四天，后来转到警察局，再后来，案子到了法院。法院里的人问我话，我照那天夜里说的，一句一句又说了一遍。他们问被害人在哪里，我说不晓得，他走了。他们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没再问。
判下来是七年。
关进去的第二个月，牢里新来一个女人，是卖香烟的，嘴碎，什么事都晓得一点。她讲初七那天夜里，警察局拿着单子满城抓人，一夜抓了个空，好些门牌敲开来，屋里只剩一张床，有的连床都没有。日本人气坏了，查了好几天，查不出是哪里走漏了消息。
又过了一阵，她又讲，特高课那个戴圆眼镜的课长，调走了，听说调到湖南去了。
我坐在铺上，想起大年夜那顿饭，想起他说森本课长写信来，说那边冷，冻疮生了一手。
牢里的冬天也冷。我手上生了冻疮，一年一年地生，好了又生。
第三年秋天，铁门开了。
第17章 义冢
那一年是民国三十四年。八月里日本人投降，牢里乱了一个多月，看守换了两拨，后来来了一批新的人，拿着名册一个一个对，对到我，翻了翻案卷，又问了我几句，跟旁边的人商量了一阵，说有人替你作了保，你这个案子要重新理，人先出去。
我出来的时候是九月底，穿着进去时那件大衣，袖口磨破了，扣子少了一颗。
门口站着好些人，来接人的，挤在一起。我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睛，太阳太亮，好一会儿才看得清东西。
然后我看见他了。
他站在马路对面一棵梧桐底下，穿一件灰布长衫，戴着眼镜，瘦了，脸晒黑了一些。还是那张脸。
我没看他的脸，先看他的手。
他左手垂在身边，虎口连着掌心，有一块烫出来的疤，皱成一片，颜色比别处的皮肉浅，发亮。
他走过来，在我面前站住，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阿衡呢？”我说。
“在后方。念书。”他说，“个子又长了，比我还高。他叫我带句话给你，说那个红包，他没拆。”
我笑了一下，笑完了，眼睛有点涨。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摊在手心里，递过来。
是那只戒指。
“哥让还给你的。”他说，“他倒下去的时候，跟我讲，交给你。我拖了两年半。”
我把戒指接过来，攥在手里。戒指被他捂得温热，内圈那个“蕴”字，我拿指头摸得出来。
我们沿着马路往北走。路边的店铺都开着，挂着旗子，有人在街上敲锣，有个小孩举着一面纸旗跑过去，差点撞到我身上。他伸手挡了一下。
“吴妈呢？”走了一段，我问。
“那天早上，我们从后门出去，她就站在灶披间门口。”他说，“她看见我们了，看见那只篮子了。我以为她要喊。她没喊，把后门闩上了，回去烧水。”
“后来呢？”
“后来不晓得。那幢房子让人占了，我上个月回上海，去看过一回，她不在了。”他停了一下，“隔壁张家姆妈讲，她儿子早两年从苏北跑回来了，她跟儿子回乡下去了。”
我没再问。
闸北的义冢在一片荒地后头，坟一个挨一个，有的立着木牌，有的什么也没有。草长得比人膝盖还高，秋天了，黄了一半。他走在前头，走得不快，一路认着地上的木牌，左拐右拐，在一个土堆前头停下来。
土堆前头压着一块青砖，砖上什么字也没有。
“这两年我不敢回上海。”他说，“上个月一回来，先到这里，怕下回找不着，压了块砖。砖是从隔壁坟头上搬过来的，那家人要是来，看见了，大概要骂。”
我蹲下来。
土是干的，硬，手指头抠下去，只抠起来薄薄一层。我又抠了几下，食指的指甲劈了一个角。他看不过去，从地上捡了一片碎瓦递给我。我拿瓦片一点一点地刨，刨出一个小坑，刚好放得下那只戒指。
放进去以前，我在手心里把它翻了一下，内圈那个“蕴”字朝上。
我张嘴想讲话，讲出来的是：“铜钿呢？”
他愣了一下。“在阿衡那里，胖了一圈。”他说，“还是只吃小黄鱼。后方哪里去弄小黄鱼，阿衡天天骂它，骂完了把自己碗里的鱼夹给它。”
我把土拢回去，拿手掌按，按不平，有一块老是鼓起来，我又按了几下。
“嫂子，”他说，“地上潮，起来吧。”
我蹲得太久，站起来的时候腿一麻，晃了一下，他伸右手扶了一把。我说不要紧，把瓦片放在青砖边上，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跟着他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