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下来以后，就再没有停过。而整栋楼里，只有一扇窗还亮着一点红光。
有人在雪里抬着头。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膝盖以下的裤子硬得像纸板，他试着把手指张开，张不开。
他数那扇窗。从下往上第六排，从左往右第三个。
玻璃后面有一点红光。很小，一动不动。像谁把烟头按在了窗上。
他张了张嘴。声音出来一半就被风撕走了，他自己都没听见。
他抬起手，想再敲一次那面墙，手停在半空。
——那不是烟头。
——那是这栋楼里唯一还活着的东西。
手机在枕头上震。
嗡。一下。隔了两秒又是嗡的一下。屏幕的光贴着天花板晃，晃到墙角那道裂缝上。我伸手去摸，先摸到的是床头那瓶没喝完的可乐，塑料瓶身被我攥得咯吱响了一个音。
微信弹出来一条。
妈：「降温了，多穿点。」
我盯着这六个字看了很久。
上一世我回的是三个字：「知道了。」八天后我在这个房间里冻到失去知觉，手已经冻得握不住手机，我用最后一点力气给她发了四个字：「妈，多穿点。」她没回。她的手机大概早就没电了。
我坐起来，把可乐放到地上，打开天气。
十一月十二号，星期三，晴，四度。
往后翻。十八号，星期五，多云转小雪，零下三十二度。
从四度到零下三十二度，中间隔了六天。
我知道那不是苹果的 bug。上一世我朋友圈里三十七个人在转「苹果天气出错了哈哈哈哈」，我跟着转了，配了三个狗头。那天我笑得很开心。
我在手机上设了一个倒计时。屏幕上跳出来一行数字。
168 小时。
七天，一百六十八个小时。这是我和那个星期五之间的全部距离。
上一世我犯的错不在没钱，在懒。
那七天里我做了三件事：上班、刷手机、等这件事被证明是假的。
我从来沒有算过一件事：这个房间能撑几天。除了手机还有电，我什么都没有。
我先算钱。
卡里四万七。基金账户里六万八，割在这一天，拿到四万六，亏三成。我不心疼，三天后这些数字会变成一张不能用的纸。
白车停在楼下，买的时候落地十五万，开了两年。我在二手车市场站了两个小时，老板一边抽烟一边绕着车走了三圈，最后伸出三根手指，翻了一下，又变成八根。八万三。他说现金，现在就能给。
我说成交。
他反而愣了一下：「你不再问问别家？」
「不用。」
「急用钱？」
「急。」
「什么事这么急？」
我想了想，说：「要搬点东西。」
他没再问。八万三，八百三十张钞票。他数了两遍，数了快四分钟。我当着他的面又数了一遍，一张不少。我把那沓钱塞进双肩包最里面那层，拉链拉到头，按了两下。
走出市场的时候我在心里过了一遍：四万七加四万六加八万三。十七万六。
十七万六，一百六十八小时。
清单是我在十号那天晚上写完的。
三张 A4 纸，三十一项。写完我贴在卫生间镜子上。刷牙的时候念一遍，泡面的时候念一遍，睡觉前念一遍。到十一号晚上，念了六遍。
我记得每一项多少钱，记得哪家店有货，记得哪家的老板认识我、可以少废话。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三行：煤，粮，保温。
十一号半夜我趴在桌上又默了一次，默到第二十三项的时候笔停了。
不是因为想不起来。
是因为我突然问了自已一个清单上没有的问题。
——你怎么把这些东西弄上六楼？
我住的这栋楼是一九八八年的，六层，没电梯。楼梯很窄，两米宽不到，拐角处还立着谁家不要的旧沙发，一直没人抬下去。我的门在六楼最里面，从单元门到我门口是九十二级台阶。我数过。那是上一世我每次拎着外卖爬上来时数的。
大米三百斤。面粉一百斤。纯净水二十桶，一桶三十八斤。岩棉板三十张，一张二十斤。木炭三百斤。饮水机用的二十升水桶另算两个空的，那是用来装水的，不是用来喝的。
我一个人，一趟五十斤。
一百二十趟。
我在纸上做了一道除法。一趟上下七分钟，包括搬、喘、歇。一百二十趟，八百四十分钟，十四个小时。中间不吃不睡不接电话。
这还只是「搬上去」。搬上去以后呢？东西堆在哪里？次卧四平米，现在堆着旧衣柜和一台坏掉的风扇。
清单上三十一项，一个字都没写我该用什么搬。
我有点想笑。上一世我死在这栋楼里，六年，我天天爬这九十二级台阶，从来没把它当成一件需要考虑的事。人在还有电的时候，是想不到楼梯的。
十二号早上我先去买了一辆手推车。不是网上那种折叠的，是工地上用的那种，铁架，充气轮，承重三百斤，四百二十块，老板说再加二十给我焊一个挡边。
我又在楼下贴了一张纸，写「六楼搬家，临时雇人，一天三百，下午两点楼下集合」。我用胶带按了四个角，风一吹，纸角啪啪地响。
下午两点，楼下站着两个人。一个五十来岁，腰上系着护腰；一个二十出头，戴着耳机，一直在看手机。
老周是两点十分路过的。他住在隔壁楼，认识我十八年。
「搬家？」他抬头看了看六楼那扇窗，「你要搬走？」
「不搬。」我说，「搬上来。」
上面四箱水，我扛着，从楼门口走到单元门，再上九十二级台阶。到三楼拐角的时候，铁架车撞到了沙发腿，水桶晃了一下，我停住，把腰沉下去，重新找重心。护腰那位说：「慢点，别急，急一次赔一天。」
到六楼平台的时候我放下箱子，靠在门上喘。玻璃上起了一层雾，是我脸上的热气。
老周还在下面站着，手里的车钥匙转了一圈，又转回来。
「你这是……」他往上指了一下，又想了想怎么说，「你这是要过年？」
「差不多。」
他笑了一声。这声笑不算刻薄，是老周特有的那种——他真的觉得好笑，而且他认为我们是朋友，所以可以笑。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买手推车。」他说，「你看到那个天气了吧？」
我没说话。
「零下三十二度，哈哈哈。」他把手机举起来，「我手机上也有。我们办公室都在传，说苹果要完了。你信这个？」
「信。」
他愣住了。他大概没料到这个字来得这么快。
我扛起第二箱水。
老周在下面又站了一会儿，走了。
我不怪他。上一世我也是他。一个人在群里说「要零下三十二度了，多买点东西吧」，我们的第一反应不会是恐惧，而是：这个人怎么回事。
第一天我搬上去十一趟。五百五十斤。
第二天我找了老陈。
老陈在楼下修了九年车，一楼的铺面现在也改成了临时仓库，堆着三层轮胎和一箱机油。他五十岁，左手无名指少了半截，退伍兵，物业的维修单有七成是他干的。我认识他是因为去年水管漏了，他上来拧了一个螺母，收了二十块，把用剩的一卷生料带留给我，说「这个你自己会用一辈子」。
「老陈。」我说，「我出钱，帮我找个能上货的面包车，司机要嘴严。」
他正蹲着给一辆电动车换内胎，头也没抬：「多大货？」
「一吨左右，可能两吨。」
他抬起头。
「我帮你找。」他说，「但你得告诉我一件事：零下三十二度，你觉得是真的？」
我说：「你觉得呢？」
他把内胎按进水里，慢慢转。水面上冒出来一小串气泡，从一个地方出来，断断续续。
「我信我的耳朵。」他说，「昨天夜里三点，我起来上厕所，听见楼外面的风从西边转到东北。这个季节不该转。今年要冷。」
「零下三十二度呢？」
「零下三十二度我不敢说。」他把手从水里提出来，在水桶沿上甩了两下，「但我不喜欢那串气泡。」
第三天开始搬正经货。
我列了一个顺序：能垫在底下、不怕压的先上，吃的最后上。水泥地上我先铺了一层塑料膜，防返潮。岩棉板靠北墙码成三排，挤塑板铺地，两平米一摞，摞成一个平台。
搬运的两个人干到下午五点，那个戴耳机的年轻人突然说：「哥，我不干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卸的是啥。」他指了指楼上，「你不像是要住人。你像是要开小卖部。这楼要拆迁了？」
我说：「我给你钱。」
「三百块一天也不干。」他往后退了一步，「我妈说最近有人在楼下搬东西，别跟着瞎掺和。」
我给了他一百五，他接了，摘下耳机还在手里绕，绕了两圈，走了。
老周介绍来的护腰那位留下来了。他姓赵，五十多岁，干搬运二十年，中间只歇了两次，吃饭的时候坐在楼梯上，一边吃一边说：「你这楼不行，我这个月搬了三家，都是搬走的。就你一个人往上搬。」
「嗯。」
「你搬的东西也怪。人家搬米都是十斤一袋，你搬的是五十斤一袋的精装，够吃三年。」
「我家亲戚多。」
他把筷子停下来，看了我一眼。
「我没有别的意思。」他说，「我是想确认一下，这些钱不是你偷的。我干这活，出了事得说得清。」
「是我卖车的钱。」
他点点头，继续吃。
吃完他把饭盒盖上，说了一句话，说的是这一周里我听到的最像人话的一句：「不管你要防什么，你最好多买两包盐。人缺了盐，三天就软了。」
第四天晚上，最后一趟搬完，我坐在六楼平台上，背靠着门，看着楼梯拐角。
楼道的声控灯灭了。我拍了一下手，灯没亮。
我又拍了一下。
还是不亮。楼上有人在用洗衣机。
我坐在黑里，数着这栋楼传来的声音：三楼的水声，五楼的电视，一扇门关上的闷响，一个孩子在哭。
数到第七个声音的时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这一栋楼里，这些声音，一个星期以后会只剩下我这一个。
我不知道该不该高兴。人在这种时候，是有一点点高兴的——这是最难承认的部分。我知道他们会来敲门，我知道我不会开。这两件事我都已经想好了，想得很清楚，清楚到有点不像人。
我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妈那条微信还在最上面。
「降温了，多穿点。」
我打了三个字，删掉。又打了一句：「妈，你这两天多买点菜，米买两袋。」
她回得很快：「你发工资了？」
「发了。」
「你自己吃了吗？」
「吃了。」
「饱不饱？」
我看着这四个字，眼睛有点热。
「饱。」我回。
第五天我开始改房子。
这不是搬家，这是把这间房从一栋楼里剥出来。
次卧四平米，原来放一个衣柜。我把衣柜拆成板，扛下楼，塞进老陈的仓库。四平米空出来，我拿吸尘器吸了三遍，墙角那道缝用发泡胶打满，打的时候胶一股化学味，我戴着口罩，眼睛还是被呛得流了泪。
顺序是这样的：地面先铺塑料膜，再铺三层挤塑板，接缝错开，用铝箔胶带一条条封；四面墙贴岩棉板，五公分厚，三十张用掉二十六张，剩下的垫在门后；岩棉外面糊一层铝箔，接缝用胶带封，这一层是挡辐射的，也是挡人眼睛的，从里面看整间屋子像包了锡纸。
天花板是最难的一层。我站在凳子上，把手伸到顶上，风从窗缝里进来，手背一凉。我知道热是从哪儿跑的——上一世我在这个房间里冻了八个夜，我比任何人都知道热从哪儿跑。
窗是最要紧的。
我把窗框擦干净，切了一块 PC 耐力板，尺寸比窗洞大两公分，四周打一圈玻璃胶，压上去，再打一圈。板上我留了一个巴掌大的洞，用一块磁吸的亚克力片盖着——这是我的观察口。我需要看得见外面，但不能让外面的风知道我看得见。
门是两道。外面那道是原来的防盗门，我把锁芯换成了新的，又在内侧加了两道插销，上下各一，插销是加长的，插到底能进墙两公分。里面那道是我自己钉的，一层木工板夹五公分岩棉，四周贴两道橡胶条，关上以后拿手电照门缝，看不见光。
排气。
柴油暖风机要排气，不然一氧化碳。我在墙上打了一个六公分的孔，穿的是一根不锈钢波纹管，外面加一个防风帽，管口朝下弯，防止雪堵。孔边我用发泡胶和水泥封了两遍，封完拿打火机在接缝上走了一圈，火苗不偏，说明不漏风。
我把这些东西买齐一共花了两万九。加上粮、水、煤、药，十七万六花掉了十四万三。
最后剩下的三万三，我留了两千现金在身上，剩下的存在卡里，卡放在米袋里。
十四号上午，妈打电话来。
「你表哥给我打电话了。」她开口就是这个。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你把车卖了。他说你要囤东西，还说——」她停了一下，「他说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坐在阳台的小板凳上，看着楼下。楼下的银杏叶落了一半，还没扫。
「车我卖了。」我说，「妈，你听我说。你这两天把家里的米买够，买四袋。菜不用买多，买能放的，土豆、萝卜、白菜、粉条。买两箱挂面。买两桶水。家里的药，你有高血压那个药，去买三个月的量。」
「你要干什么？」
「降温。」
「降温就降温，」她的声音高起来，「降温要买三个月的药？儿子，妈不怕花钱，妈怕你出事。你这两天跟人说话眼睛是直的。」
我想了想，说：「妈，你就当妈疼我一回，你买了，我就不惦记了。」
这句话是我上一世没说的。上一世她也在电话里问过我「你是不是出事了」，我说「没事，就是有点累」。八天以后我死在这间房里，她在一个小学的操场上排队领热水。
电话那头传来她擤鼻子的声音。她擤得很用力，是一种不想让人听出来的用力。
「买。」她说，「我买。四袋米我扛不动，我让你李叔帮我扛。」
「你别让李叔扛。」
「为什么？」
「你别让任何人进你家。」
她沉默了大概十秒钟。
「行。」她说，「妈听你的。」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坐了很久。我想过要不要现在就去把她接过来。上一世我算过的：老城区到这里十一公里，坐公交四十分钟。她六十三，膝盖不好，上九十二级台阶要歇三次。
我想的是：先稳七天，把她接过来，我这四平米够两个人躺。等她来了我再跟她解释，她不信也没关系，她进了这个屋子就会信。
我没去。
这是这篇故事里我做的第一个决定，也是后来所有事情的第一块砖。我把它记在这里：十四号上午十点，我在阳台上坐了四十分钟，决定先不去接她。
下午表哥来了。
他没敲门，直接推门进来的——我那天在楼道里晾胶带，门虚掩着。他穿一件皮夹克，头发梳得很亮，手里拎着一袋橘子。
「弟。」他把橘子放在鞋柜上，「忙着呢？」
「嗯。」
他在屋里转了一圈，看了一眼锡纸一样的墙，看了一眼地上的挤塑板，回头笑了笑。
「你这是在搞什么？隔音？」
「保温。」
「保温？」他把手放在岩棉板上按了一下，「你这得花多少钱。」
「两万九。」
他的笑僵了一下。
「两万九。」他重复了一遍，「你车卖了八万三，我知道价钱，我那朋友就在那个市场。」
我没说话。
「弟，」他换了个坐姿，往沙发上一靠，「哥跟你直说。哥现在手里缺两万，周转一下，过完年就还你。你现在这个情况，钱放着也是放着——」
「不借。」
他愣了一下。上一世我也说了这两个字，但是说在十五分钟以后，在他说完一堆难听话之后，而且我最后借了一万，他没还。
「你说什么？」
「不借。」我说，「这钱我有用。而且你拿了也不会还，你去年借的一万三，到现在一分没还。」
他站起来。
「你什么意思？」
「我意思是这钱我要买命。」
「买命？」他笑出声了，笑得有点失态，「你买命？你看那个苹果天气看魔怔了吧？我告诉你，全城就你一个人这样，就你一个人！你要不要我拍个视频发家族群里？让我舅妈看看她儿子现在什么样？」
「你拍。」
他真的把手机掏出来了。他拍了一圈，从锡纸墙拍到挤塑板，从四十箱炭拍到二十桶水，一边拍一边说：「来来来，看看，看看我们家的能人，末日专家——」
我站在原地没动。
他拍完，收了手机，走到门口，回过头。
「我就一句话。」他说，「你以后别找我。」
「好。」
他摔门。门撞在门框上，橡胶条被压了一下，弹回来，门又自己合上了，合得很轻。
我等他走下九十二级台阶，然后过去把门重新插好，蹲下来，用手电筒检查门缝。
没有光。
那袋橘子我留下了。第六天我吃了三个，很甜。
晚上七点半，老周来了。他手里提着两瓶酒，一瓶白的，一瓶黄酒。
「我不管你怎么想，」他把酒往桌上一放，「今天我得跟你喝一顿。你要真是末日在即，我得在末日前跟你喝一次；你要是疯了，我更要跟你喝一次，喝完我把你送医院。」
他在厨房找了两个杯子，把白酒拧开，倒了半杯，推给我。
「你先说。」他坐下来，「为什么是零下三十二度？」
「因为那个数字是真的。」
「你凭什么说是真的？苹果的服务器出过错，去年还出过一次。」
「不是苹果。」我说，「我信的不是手机。」
「那你信什么？」
我想了想，说了一句我准备了很久的话：「我信我上一世是怎么死的。」
他的手停在杯子上。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酒很冲，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老周看了我很久，然后把酒一口干了，把杯子放下，用袖子擦了一下嘴。
「行。」他说，「我也不跟你吵。我就说一件事：你这个人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连体检都不去，你就是那种人——小区里发通知说要停水，你都得等到水停了才知道。」
「我知道。」
「你现在变成这样，我心里不舒服。」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了一根，捏在手里没点，「我不是笑你囤东西。我是怕你病了，而这屋里就你一个人。」
我把烟接过来，点上。
「老周。」我说，「我要是错了，我认。东西我留着，最多损失十几万，我不至于饿死。我要是对了——」
「你对了怎么样？」
「你十六号之前，家里多放点水和面。」
他笑了一下，摇头，把酒瓶盖拧上。
「你要是真对，」他站起来，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回过头，「我到时候拿这瓶酒来找你换东西，行不行？」
「行。」
「一瓶酒换什么？」
「换一天的水。」
他脸上的笑淡了一点。他大概觉得这个回答不像玩笑。
「你这人真他妈……」他没说完，拉门走了。
我听见他下楼，脚步声到四楼停了一下，可能是回头看了一眼我的门。
老张住在二楼。他和六岁的孙子一起住，儿子儿媳在南边打工。他每天下午四点半会带孙子下楼，孙子的鞋是红的，走在楼梯上啪嗒啪嗒。
第五天傍晚我搬最后一趟炭，在楼道里碰上他们。
老张站在四楼半的平台，背着手，孙子在他身后探头看我。
「小许啊。」他开口，声音很亮，整个楼道都能听见，「我听说你把车卖了？」
「卖了。」
「卖了好，卖了好。」他点点头，说话的时候很和气，和气到有点像宣布，「车那玩意儿费钱。不过我听人讲，你买了几十箱炭？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要烧命呗？」
孙子在他背后笑出了声。
我没停，扛着炭往上走。炭袋压在肩上，纤维袋的粗糙磨着脖子，我把重心抬高一点，从他们旁边过去。
「我不是说你坏话啊。」他在我背后说，「我是怕你。人至贱则无敌，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不？就是说人要是把什么都不要了，就厉害了。你现在这个样，我看着有点怕。」
我在六楼回转角放下炭，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马上把目光移开，扶着孙子的手，慢慢往上走。孙子的红鞋在台阶上一踩一踩。
那天晚上我在纸上写了一行字：「二楼老张，孙子六岁，家里没有多余的水。」
写完我划掉了。
我不是在做善事清单。我是在算有多少人会来敲我的门。
十五号，苏念来了。
她是在傍晚六点来的，我开门的时候她站在门口，围巾围到下巴，手里拎着一个纸袋。
「我给你把书还回来。」她说。
纸袋里是我借给她的两本书和一把备用钥匙。
她进来，站在客厅中间，看了很久那些锡纸墙。
「老周跟我说了。」她说。
「他说的都是真的。」
「我不是来劝你的。」她把围巾解开，「我是来跟你说一件事。我想跟你分开。」
我靠在门框上，没动。
上一世她也是十一月十五号说的，晚上八点，在我家客厅，说的第一句是「我们这样下去没有意思」。我当时问了三次「为什么」，然后说了很难听的话，把她骂哭了，说她嫌我穷、说她早就看不上我了。她走的时候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我隔着窗户看她。
她走后第十一天，我死了。
「你说话。」她说。
「好。」我说。
她抬起头。
「你就说一个『好』？」
「嗯。」
她的眼睛红了一下，很快压下去。
「你不问为什么？」
「我知道为什么。」我说。我确实知道。二十天以后她会告诉我，她那天其实不是来分手的，她是来跟我说她要调去南边的公司，问我愿不愿意一起走；她说不出口，是因为她知道我不会走。这些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不是上一世，是这一世，是很多天以后，在没有人可以问的时候，我自己推出来的。
我把备用钥匙从纸袋里拿出来，放在她手上。
「书你留着。」
「我要搬家了。」她把钥匙攥在手里，「调到南边去，手续在办，可能年底走。」
「好。」我说，「外面冷，你多穿点。」
她整个人停在那里。
这句话对一个来分手的人是很奇怪的。我看见她的嘴唇动了一下，然后又合上。
「许成。」她叫我名字，「你到底怎么了？」
我想了想，说：「我在等一件事。等它发生了，我再跟你解释，如果那时候还能见到你。」
「什么事？」
「十八号。」我说，「十八号你就知道了。你要是那天还在这个城市，你哪儿都别去，就在家待着，别出门，把水接满。」
她盯着我，看了大概五秒钟，然后把纸袋抱在怀里。
「我十月的时候就觉得你不对劲。」她说，「你那阵子老看着窗外。」
我送她到楼梯口。她下到四楼，忽然停下来，仰着头对我说：「你保重。」
「你也是。」
她走下楼。楼道声控灯一盏一盏亮，又一盏一盏灭。她的围巾在最后一盏灯下是灰的。
我关上门，插好两道插销。
这是我这七天里唯一一次开门超过十分钟。
十六号，老陈来给我封最后一道缝。
他带了一台红外测温枪，说在物业借的，用一次要还。他对着我的墙扫了一圈。
「你这墙二十七度。」他说，「外面四度。你这差得有点狠。门窗再封一遍，你这屋能挺。」
「能挺多久？」
他把测温枪放下，看了我一眼。
「你要挺多久？」
「不知道。」
「我跟你说实话。」他往凳子上一坐，「你这些东西，能挺过冷，挺不过人。你听我说，人比冷快得多。冷不了一天冻不死人，人饿一天就能杀人。你这里四十箱炭二十桶水，在这栋楼里是明摆着的。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你保温层多厚，是你楼里有几个人知道你有这些。」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不藏？」
「藏不住。」我说，「我一个人往楼上搬了九十二级台阶，搬了四天。」
他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是物业的报修单，背面用圆珠笔写了几个字：三楼 302 王秀梅，带一个三岁的；四楼 401 小李夫妻，两口；二楼 201 老张，带一个孙子。
「这栋楼现在就剩这些。」他说，「一共十四口人。加上你十五。」
「你算这个干什么？」
「我在部队待过。」他把纸折起来，「一个地方要守，你得先知道里面有几个活人，几个能走的，几个不能走的。」
我接过那张纸，看了看。
「你为什么帮我？」
他站起来，把测温枪塞进包里。
「我今年五十三。」他说，「我要是那天也去敲你的门，你别开。」
他说完就下楼了，脚步很稳，一级一级。
那天晚上我在门内侧贴了一张纸。纸上我用黑笔写了一行字，写得很正：
每天两箱炭，不能多。多烧一箱，就少一天。
下面我又写了一行：
炭二十箱。水二十桶。饼干一百二十包。
我把这张纸按平，胶带按了四个角。
这是我给自己立的规矩。它后来救了我也害了我，我扔掉那床被子的那一夜，第一次拿起笔把「不能多」三个字划掉了。那是后话。
十七号，最后一夜。
我把该做的都做完了。水桶摆成两排，粮油在架子上，药分成三类：退烧、外伤、抗生素。手机充满电，充电宝三个都满，一个手摇收音机，两包蜡烛，一盒火柴，五个打火机。
我坐在次卧的挤塑板上，四周是锡纸，手电筒挂着，光很白。
外面很静。这栋楼里所有声音都停了，二楼老张家的电视也关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倒计时：十一个小时四十七分钟。
妈的微信在最上面，还是那句「降温了，多穿点」。
我回了两个字：
「会的。」
＊
十八号凌晨三点十七分，我醒了。
不是我设的闹钟，是外面的声音变了。风原来是从西边来的，一阵一阵，像有人拿手掌拍窗；三点多的时候，这个声音变成了一条线，一条不断的、很细的呼啸，穿过窗缝，一直在那儿响。
我摸黑坐起来，把手电开着，先看温度计。
四度。屋里。
外面那支挂在窗外的水银温度计，我隔着观察口拿手电照过去，玻璃管里那截银线已经缩到最下面。
我看了两遍，确认了刻度。
零下二十一度。
凌晨三点十七分，零下二十一度。这个城市的历史最低是零下十六度。
雪是三点半以后开始的。
我看见它的时候，它已经是粉的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感叹，是算。
屋里四度。我的保温层，热损失大概是每小时一点三到一点五度，取决于外面掉多快。外面今晚会掉到零下三十二度，也就是明天早上六点之前，我得让暖风机跑起来，否则屋里会到零度，然后水管开始有事，然后是水桶表面结壳，然后是我。
我把柴油暖风机从箱子里拖出来，管子对好墙上的孔，油加满，点火。第一次没着，第二次着了，火苗是蓝的，声音很低，像一台很远的卡车。
一个小时以后，屋里从四度到十一度。我把外套脱了，只穿一件毛衣，坐在挤塑板上，手心出汗。
外面零下二十八度，里面十一度，中间隔着一层铝箔和五公分岩棉。
我第一次觉得，钱花得值。
停电是早上六点四十。
先是灯闪了一下。不是灭，是暗了半秒又亮起来，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拨了一下开关。我站起来，站在客厅中间。
第二次是真正的灭。
所有东西同时停了。冰箱的嗡嗡声、楼道里那个声控灯的电容声、窗外不知道哪家的排风扇。
我在黑里站了大概两分钟，然后开始数。
我数到的东西是这样的：
电，一路。
这一路电带着电梯——我们这栋楼去年刚加的电梯，装在外面，从三楼开始有站。
带着水泵——二次供水的泵房在地下室，泵一停，六楼就没有水压。
带着暖气的循环泵——我们这片是老管网，不是自己烧，是热力公司送过来，靠泵循环。泵停，管子里的水就不流。
带着单元门的门禁和楼道灯。
带着基站。我手机的信号在六点五十二从满格掉到两格，七点零五掉到一格，七点十分变成了一个叉。
七点十二分，我给我妈打了第一个电话。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我坐在次卧的门口，把手机放在膝盖上，看着那个叉。
参数变了。这是我那一整天唯一想清楚的一件事，其余的时间我都在做事，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参数变了。
原来我下楼要七分钟，现在要二十五分钟，因为一楼到二楼的台阶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我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原来我看得见楼下的单元门口，现在看不见，因为窗外的雪已经堆到窗台以上，我的观察口只能看见斜上方四十五度那一片白。原来我能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现在不能，因为手机没有信号，只有一台手摇收音机，摇三十下能听一分半，播的是「请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
原来我以为我有七天。
现在我知道，我买的那七天，是买给这一栋楼之外的世界的。这一栋楼里面，我只有二十箱炭。
上午，我把两件事做了实证。
第一件，一支温度计不够。
我在窗台上放了两支，一支水银的，一支煤油的，是上一世我在医院陪床时从护士站顺的（这件事我承认）。两支并排，都贴着玻璃。
九点十分，读数：零下三十点八，零下三十点五。
九点四十，零下三十一点九，零下三十一点六。
十点整，零下三十二点一，零下三十一点八。
我拿手机拍了照，虽然发不出去。
第二件，我端了一碗水放出去。
瓷碗，刚接的自来水，屋里十一度。我把窗上那块磁吸的亚克力片掀开一条缝，把碗放在外面的窗台铁架上，关上盖板。
我看表。
三分钟，我掀开看。
水面上结了一层壳，薄的，拿指甲一按就破，但是是硬的。
我把碗端回来，放在地上。半小时后，那层壳化成了水，水面上浮着一点灰。
第三件是我自己。
我想知道零下三十二度的人是什么感觉。这不是好奇心，是我得知道我下一步敢不敢出门，敢出门多久。我把右手从观察口伸出去，手背朝上，露在外面。
数到二十秒，手指还能弯。
数到四十秒，小指和无名指开始不听话。不是疼，是「不属于我」——像手上套了一只别人的手套，里面没有手。
我抽回来的时候，手背是白的，指关节上有一块硬币大的白斑，按下去不回血，过了三分钟才慢慢变粉。
那天夜里，那块白斑上起了一个水泡，有黄豆大，第二天破了，流了一点清水。这就是我那次实验的代价，它在我手上留了十七天，最后结成了一块硬皮，颜色一直没变回来。
十一点，暖气管道炸了。
不是我家的。是五楼。
五楼那家早就搬空了，人走了，水没放。泵一停，管子里不流动的水在四十分钟里从五十度降到零下，铁管冻住，水结冰，体积涨了百分之九。铁管在弯头处涨裂，裂口大概两指宽。
断电以后的暖气片里还有压力。裂口一开，水就出来。水出来，就冻。冻了，管子里的水就更流不动，压力就往上顶，再裂第二个口。
我在六楼次卧里听见一声闷响，像有人在楼上扔了一个沙袋。然后是水声，很急，很短，然后是静。
我把门开了一条缝，往外看。
楼道里已经有一道白。水从五楼的门缝底下出来，顺着台阶往下淌，边流边冻。楼梯的每一级上都结了一层薄壳，最下面的几级已经成了白色的斜坡。
那一刻我做了这辈子最快的一个决定：我穿上军大衣，戴了两层手套，出去，把这栋楼里六个水表的阀门，一个一个关掉。
关水表这件事上一世我从来没干过。位置我知道，在一楼楼梯下面那个小铁门里，钥匙是老陈的，他前几天给了我一把，说「有事你自己弄」。
我从六楼走到一楼用了四十分钟。每一级台阶我都得先用鞋跟磕一下，把薄冰磕出白茬，再下脚。
我的水表是第三个，关的时候阀门冻住了，转不动，我拿壶里带的温水浇了三遍，才拧到底。
关到第六个的时候，我听见外面有人在喊。
喊的人是老张的孙子。
他穿着一件黄色的羽绒服，红色的鞋，站在单元门口的雪里。
雪下到那一刻，已经到他的小腿了。他手里抓着一把雪，那把雪在他手里不化，像一把沙子，他一松手，风就把它吹没了。
「爷爷！」他朝楼上喊，「堆不起来！」
老张在楼道里应了一声，声音发颤：「回来！你回来！」
孩子不听。他又抓了一把，往下按，想按成一个球。雪从他指缝里漏下去，一点不剩。他愣了一下，又去抓。
我看着他的手。
我知道那双手现在是什么感觉。二十分钟前我刚从这双手里拿出一碗水。
我把窗掀开一点，往下喊——这是我这一周里第一次主动跟人说话：「小朋友！」
他抬头，找了一会儿才找到我的观察口。
「雪是好东西！」他冲我喊，声音很亮，「能堆雪人！明天就能堆！」
他还笑着，脸上一块红，像贴了两片纸。
「你说的对！」我听见自己在说，「雪是好东西。」
我关上了窗。
两段之后，我看见了。
孩子抓着雪的右手，在铁栏杆上扶了一下。
单元门口那道栏杆，是老式的，刷的是绿漆，漆早就掉了，露着铁。他的手在上面按了大概三秒钟，然后他抬起来。
抬不起来。
他「啊」了一声，不是很响，是一种没弄明白的惊叫。他又拉了两次，手腕在抖。我看见他身后有一小块皮留在栏杆上，浅色的，很小。
我冲出去的时候忘了穿大衣，只穿一件毛衣。我从六楼冲到四楼，鞋在冰上滑了两次，摔了一次，膝盖撞在台阶棱上。
我到一楼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被人抱住了。
抱他的是四楼的李强。孩子的手还连着栏杆，他一手托着孩子的胳膊，一手去掰那几根小指头。掰开的时候，孩子哭得整个楼道都在响。
他的手心少了一块皮，硬币那么大，露出下面的肉，粉的，没有血，因为血冻住了。
老张从楼上下来，一把把他抱过去，用手去捂他的手心。
「我说了别碰铁！我说了多少遍！」老张在吼，眼泪在脸上冻成两道白印，说话的时候下巴在抖。
李强的老婆拿了雪来，我拦住她：「别用雪，用温水，三十度左右，不要太烫。」
「你是医生？」
「不是。」我说，「我试过。」
我们把孩子抱回二楼。老张的手也伤了，他捂孩子的时候自己贴上了铁，虎口撕了一块。
那天晚上我在屋里坐着，暖风机开着，火苗很稳。
我想起我刚才对他喊的那句话：「你说的对！雪是好东西。」
我在嘴里把这句话又念了一遍。
我说的不是实话，也不是谎话，我说的是大人对孩子说的那种废话。我本来可以喊第二句：别碰铁。我本来可以喊。
我站起来，把我门上那张纸看了一眼。
每天两箱炭，不能多。多烧一箱，就少一天。
那天我确实只烧了两箱。
下午三点，楼里的人都聚到了一楼。
一共十四口。我数了：老张和孙子，三楼王秀梅和她三岁的女儿，四楼李强夫妻，五楼那家没人，二楼西户一个单身的老太太姓赵，一楼两户，一户是老陈，另一户是对小夫妻，女的怀着孕。
他们围着一楼楼梯下面那块空地，那里有一个煤球炉，是老太太家的，烧着几块煤。
我也下去了。这是我第一次下楼跟他们站在一起。
「暖气没了。」李强说，「昨天晚上还有一点热乎气，早上就凉透了。水管也冻了。」
「我家水龙头不出水。」赵老太太说，「一滴都没有。」
「停电了能怎么办？」他老婆说，「等吧，等等电就来了。」
老陈蹲在边上，手里拿着一个扳手，一直在手里转。
「等不了。」他说。
所有人都看他。
「我们这片是老管网。」他把扳手揣进口袋，「泵不转，管子里就是死水。死水一晚上就冻，冻了就裂。我上午在五楼看了，弯头裂了两指宽。明天还会有第二处、第三处。」
「那怎么办？」
「水，放干。」他说，「从现在到天黑，把六层楼所有水表关了，管道里的水从最低的地方放掉。不放干，明天楼梯就是一整面冰坡，谁都别想上下。」
「暖气不要了？」
「暖气管子里那点水留不住热。」他说，「现在留住的是这条楼梯。」
有人说：「这么多户，找到阀门就关？」
「我已经关完了。」我说。
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我。
「六个水表，我上午关完了。」我说，「楼梯我只清了四楼到一楼半，上面的冰还得再磕一遍，我一个人磕不完。」
李强站起来：「我跟你磕。」
老陈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是一种在部队里点过名之后的眼神——他把一个人加进了名单。
「你是谁家的？」赵老太太问。
「六楼，601。」我说。
「就是你拉了一堆炭回来那个。」
「是我。」
她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低下头去捅炉子里的煤。
这时候老周从外面推门进来了。
他的羽绒服上全是雪，进门的时候整个人在抖，眉毛上挂着白。
他一进来就看见了我，然后说了一句：「我操。」
「你怎么来了？」我问。
「我怎么来了？」他一边跺脚一边说，「我昨天下午出门买菜，滑了一跤，手机掉了，屏碎了，然后就打不通电话了。我今天早上从我家走过来，十一分钟，我走了四十分钟。」
「你家有水吗？」
「有，我灌了两桶。」他把手套摘下来，「但是冷。我那个房子，玻璃是单层的，我昨天晚上把窗帘都烧了。」
「你要是问天冷不冷——」
「我不是问天冷！」他打断我，「我是来问你那瓶酒能换什么！」
我看着他。他眼睛是红的，一半是冻的，一半是别的原因。
「你昨天说一瓶酒换一天的水，还算不算？」
「算。」
他没说话，抬起头，看了一圈站在楼道里的这些人，看了一圈他认识七年、平时只在电梯里点头的邻居。
「这不就是冷空气吗？」他忽然说，声音低下去，「年年都有冷空气。前年零下十一度，我穿两件就过来了。这个——」
「零下三十二。」我说。
「你怎么知道？」
「我在窗台上放了两支温度计。」我说，「都是机械的，一支水银一支煤油，不靠电，不靠网。今天上午十点，一支读到三十二点一，一支读到三十一点八。三分钟，一碗水在外面结壳。我刚才出去关水表，走了四十分钟，回来手套里面是湿的。」
「那是这一回特别冷——」
「老周。」老陈开口了。他一直蹲在那儿，这时候站起来，把手里那半个冻透的水管弯头举起来，「你看这个。」
老周凑过去看。
「这是五楼暖气管的弯头。」老陈说，「昨天六点还有热水，今天十一点就裂了。这个管子是零五年的，标称耐压十公斤。我上午在物业系统里查过上一班的记录——六点四十跳闸，八点二十泵停，十点四十楼里第一次有人报水管裂。从跳闸到裂，四个小时。」
他把弯头放在老周面前的台阶上。
「你见过哪个零下十一度的年份，四个小时把铁管涨破的？」
老周不出声了。
他站在那儿，手垂在身侧，拇指在那儿一下一下地动，像在算什么东西。
「我不信你的话。」他最后说，「我信这个管子。」
那天晚上我回了六楼。
我把我给自己算的东西都算了一遍：炭二十箱，一天两箱，十天。水二十桶，一天半桶，四十天。饼干一百二十包，一天两包，六十天。米三百斤，面粉一百斤，挂面四十把。
屋里有十一度。我煮了一锅挂面，放了两根火腿肠，一点干辣椒。热气从锅里起来的时候，我把窗户上的磁吸盖片掀开一条缝，让一点热气跑出去，然后用鼻子闻。
外面没有任何味道。雪把整个世界擦干净了。
我把面吃完，把汤喝完，碗底剩下一层辣油。
然后我坐在挤塑板上，给我妈打电话。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我又打了一次。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我打了十一次。中间换了三个位置，站在窗边，站在门口，蹲在厕所角落——上一世我记得厕所里有半格信号。
一样。
我把手机放下，看着那个叉。
十一公里。九十二级台阶。零下三十二度。
她六十三岁，膝盖不好，住在一个一九七几年的老小区，四楼，没有电梯。
我在纸上写了一行字：「出门：绳子、军大衣、两瓶热水、六块饼干、手套三层、口罩、护目镜。」
写完我把这张纸贴在了门内侧那张纸上，用胶带按了四个角。
那天晚上八点，楼道里有人在敲门。
敲的是我隔壁那家的门，空的，一个人拍，拍了很久。
拍完，那个人站在我的门口。
他没有敲。
我听见他的呼吸声，隔着橡胶条和五公分岩棉，从门缝下面进来，很轻，像一个人正在想一件很难的事。
然后他走了。
我坐在门内侧，背靠着门，很久没有动。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了一根。屋里不许抽烟——我给自己定过规矩，因为氧气和通风的问题。我那天破了一次例。
火苗在黑暗里亮了两秒。
我想的是：那十一天以后，我妈会站在一个操场上排队。她排在队里，会一直往队伍外面看，像在找一个人。
＊
第五天早上，水龙头最后发出一声响。
不是流水声，是管道里那点空气被顶出来的「咕」。我把龙头拧到底，听见铁管里有东西在往下退，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把水吸走了。
我们这栋楼是二次供水，泵在地下室，泵靠电，电没有。前天管道里的存水已经被老陈放干了，剩下的只有各家水表以内、管道里那一点点。现在那一点点也没了。
我拧开厕所的角阀，把水桶挪到下面，等了十分钟，出来一小杯黄水，带铁锈味。我拿纱布过滤了三遍，留着冲厕所。
从这天起，我所有的水都是雪化的。
雪化的水有一个问题：它不干净，而且它需要热。我用一个不锈钢盆，装了半盆雪，放在暖风机出风口前面，两个小时化出三分之一的水。要喝的水还得烧开，烧开要用炭，炭我一天只有两箱。
我算了一天：两箱炭，暖风机吃一箱半，剩下半箱要烧水、做饭、化雪。半箱炭能烧开的水大概是两升。
我一天要喝一升半。
也就是说，我没有余量。
从这天起，我每喝一口水都要先在心里记一笔。
李强的腿是第九天断的。
那是他自己要下楼的。他老婆怀孕五个月，从第七天开始吃不下东西，光吐，喝口水都吐。他要去三楼王秀梅家看看还有没有姜。
「你别去。」老陈跟他说，「我给你去。」
「你腿不行。」李强说。
老陈的右膝盖在部队就伤了，阴天走路一拐一拐。这倒是实话。
老陈想了想，说：「那你把绳子系在楼梯扶手上。」
李强系了。他系的是活扣，一头在扶手上，一头在自己腰上。
他从四楼往下走，走到四楼和三楼中间那个平台，脚下一滑。
我后来看过那个地方。那道台阶上有一层很薄的冰，是别人的鞋底带水上来又冻住的。薄到看上去像干的。
他滑下去的时候，绳子把他拽住了。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他往下滑，绳子一紧，他的身体转了半圈，右小腿别在台阶的棱上。
老陈说，他听见的不是骨头断的声音，是绳子勒住木头扶手的声音，咯的一声。
李强的右小腿是胫骨，断在中间，骨头顶着皮肤，皮肤没破，但是鼓起来一块。
我们六个人把他抬上四楼。他老婆在门口，看见他的腿，一下就坐在了地上。
那天下午老陈用两块木板和一根电线给他上的夹板。他没有止痛药，我给了他一板布洛芬，十粒，我说：「疼得受不了再吃，一天最多两粒。」
他拿过去，说了句「谢谢」，然后说：「你那药是不是就这一板了？」
我说：「我还有。」
我撒谎了。
王秀梅是第十一天来敲我的门的。
我开门的时候她站在门外，穿一件棉睡衣，外面套着羽绒服，头发油得贴在头皮上。
「许哥。」她开口的时候声音是哑的，「你那儿有退烧药吗？」
「谁烧？」
「我女儿。昨天晚上开始烧，我用手摸的，很烫。今天早上她一直哭，哭不出声，嘴是干的。」
「多少度？」
「我没有体温计。」
我回屋，把医药箱拿下来。
我的药是分三类的。退烧：布洛芬一板十粒——给了李强；还有一板，是我自己的，四粒，我一直没动，那是我给自己留的。外伤：碘伏一瓶，纱布一卷，创可贴十片。抗生素：两盒阿莫西林，过期三个月。
我把那四粒布洛芬拿出来，把两盒过期的阿莫西林也拿出来，回厨房拿了半包压缩饼干，一起递给她。
「这四粒，一次半粒，一天三次，用温水化开喂。阿莫西林过期了，你自己决定要不要用，我不敢说。」
「半包饼干？」
「孩子不吃饭不行。」我说，「你自己也吃。」
她接过去，捏在手里，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很熟悉的东西——不是感谢，是估价。她在算我给了多少。
「你屋里有多少东西？」她问。
「不多。」
「我看见你搬了四天。」
「是农资。」我说，「我准备开个网店。」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也很冷。
「行。」她说，「谢谢许哥。」
她走了。我关上门，插上两道插销。
第二天下午，我在楼道里听见她在跟赵老太太说话。她们站在三楼半的平台，我下到四楼的时候听见了。
「……就给了半包饼干。」王秀梅的声音，「四粒药。你猜他屋里有什么？我看见了，一墙的锡纸，那屋里热得能穿单衣。昨天我去的时候他连外套都没穿。」
「他不容易。」赵老太太说。
「谁容易？」王秀梅说，「我女儿烧到抽了两次。他就给了半包饼干。」
我站在四楼半的平台上，手里拎着一个空水桶，等她说完。
我从她身边走过去，下楼，去院子里装雪。
装雪的时候我的手在抖，不是冷。
我在想一件事：四粒。四粒药，是半粒一次，一天三次，够一天半。她女儿三岁，体重十五公斤，按体重算，一次应该吃四分之一粒，一天四次。我给的四粒不够五天。
我明明知道，我给的时候就差一点。
孩子是第十三天夜里没的。
那一夜我不在场。这句话我写在这里，是因为后来所有的事都从这句话开始：我不在场。
我知道的经过是这样的（这是第二天老陈讲给我的，他讲得很短，只讲事实）：
第十二天晚上九点，孩子的呼吸变快了。王秀梅抱着她，坐在床上，一直叫她的名字。孩子应了两声，后来不应了。
十一点，孩子抽了一次，抽了大概两分钟，手脚都僵，牙关咬得很紧。
十二点半，王秀梅去敲老陈的门，跪在地上，说：「陈哥，孩子不行了。」
老陈过去的时候，孩子身上是热的，额头很烫，腋下他摸了三次。
他后来跟我复述的时候用的是他那种方式：「我摸第一次，烫。第二次，烫。第三次，我觉得不对了，我摸她的脚。脚是凉的。手是凉的，凉到手腕。」
他说：「我当了十二年兵，见过死人。我知道那不是冷，那是血不往那儿去了。」
凌晨一点四十，孩子没有了。
老陈说，他站在那间屋里，看着王秀梅抱着孩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他当时想的是：要不要去敲 601 的门。
他没来。
「我想了。」他说，「我想你那儿有药。我站在你的门口，抬手，没敲。」
「为什么？」
「因为你门上写着字。」他说，「你写的是『每天两箱炭』。」
第二天上午，全楼的人都下来了。
没有人叫。是那种一传十的方式：李强的老婆听见三楼有声音，赵老太太上去看了一眼，然后一楼的夫妻也上来了。十四个人，除了我和五楼那家空的。
王秀梅把门开着。孩子放在床上，脸上盖着一块手巾。
屋里很冷。她家没有炭。
九个人站在楼道里，没有人说话。
我站在最后面。
赵老太太先动的手。她回自己家，拿来了一个暖水袋，红色的，橡胶的，上面印着一朵褪色的花。
她把它放在 302 门口的地上，靠着门框。
然后是李强的老婆。她怀着孕，蹲下去的时候很吃力，她放了一个，是蓝色的。
然后是老陈。他放的是他自己的，军绿色的，外面套着一层毛线。
然后是那两个小夫妻，一人一个。然后是二楼西户的老太太，一个。然后是老张，他放了一个，然后回去又拿了一个——他孙子用的那个，黄色的，印着一只鸭子。
我回六楼拿了两个。
一共九个暖水袋，摆在 302 门口的墙根下，从门口一直排到对面的墙。
没有人说一句话。
摆完，大家站在那儿，站了大概五分钟，然后一个一个回自己家去了。
第二天早上，那九个暖水袋全冻硬了。红色的那个裂了一道口子，里面冻住的水渗出来，在墙根下结成一个红色的冰疙瘩。
老陈后来把这张纸给我看过。是他那张物业报修单的背面，第一版：
六层楼现有住户： 201 老张（带孙，6 岁） 302 王秀梅（带女，3 岁） 401 李强（妻孕五月） 402 赵桂英（独） 501 空 601 许成（独） 102 陈建国 101 小夫妻（女孕）
孩子没了以后，他把那一行划掉了。
他没有写日期。他只是在「302 王秀梅（带女，3 岁）」那一行上画了一道横线，线的末端在纸上顿了一下，扎了一个小洞。
然后他在下面重新写了一行：
302 王秀梅（1）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写得那么干净。他的字一直很好，是那种练过的、往右上方倾斜的字。
那天下午，老张跟王秀梅吵了一架。
他站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平台，仰着头朝三楼喊：「你昨天为什么不去敲六楼的门？」
「我去了。」
「你去了你就该多敲！」老张的声音在楼道里荡，「你跪老陈的门，你不跪他的门？他屋里有药！」
「我跪了。」王秀梅在门里说，声音很小，「他给了四粒。」
「四粒够干什么？」
「你给我几粒？」
楼上安静了几秒钟。
老张说：「我孙子手烂了的时候，全楼的人都下来了。你们看看，全楼都下来了，围着他，一个说用雪，一个说用温水。那天来了七个人。」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六楼把门开了一条缝，站着听。
「她孩子没了，」老张的声音低下去，但又没有低到听不见，「你们谁去敲过她的门？昨天晚上谁去过 302？你们谁去了？」
没有人回答。
「为什么她孩子没了没有人下去，我孙子手烂了就全下来了？」老张说，「我们这栋楼是这么算的？」
这句话在楼道里响了很久。
我当时站在门缝后面，我心里有一个答案，我知道那个答案，但那个答案说出来会让整栋楼塌掉。
那个答案是：因为她孩子是慢慢死的，不是一下子死的。慢慢死的东西，人是不会围过来的。人只围突然的事。
我没有说。
老张也没有再说。他扶着栏杆下楼了，脚步很重。
那天晚上，我把我的四粒布洛芬已经给出去的事想了一遍。我想的是：如果我不给，会不会好一点？
答案是：不会。四粒和零粒是一样的，都是不够。
真正的问题是别的：我在第十五天之前，一次都没有下过三楼。
我自己的烧是在第十五天起的。
膝盖。
第一天我冲下楼去救那个孩子的时候在冰上摔了一跤，膝盖撞在台阶棱上，破了一块，我当时没管，用口水抹了一下就上楼了。第十四天夜里，膝盖开始疼，是那种往里钻的疼。
第十五天早上，我起不来了。浑身发抖，牙在打战，不是冷，是烧。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烫。我没体温计。
我在挤塑板上躺了半天，自己给自己算：三十八度五到三十九度之间。没有药。一点都没有。
我用毛巾裹了雪，敷在额头和腋下。雪化得很快，毛巾一会儿就湿透，我得换。换一次要出去拿一次雪，一次一分钟。
我一个人在那个锡纸屋子里，每隔十五分钟出去拿一次雪，拿了十二次。中间有一次我坐在窗台上，靠着窗框，看着外面的白，我想：如果我就这么死在这儿，多久会有人知道？
答案是：很久。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想过最冷的一件事。
第十九天，烧退了。
我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去看我的炭。
剩十一箱。
纸上的账没错：二十箱，一天两箱，九天用了十八箱——不对，我算了一下：我从十八号到第十九天，是十天，我应该用掉二十箱。
我只用掉了九箱。
因为我不敢。我每天只烧一箱半，有时候一箱。屋里最冷的时候是凌晨，五度，我裹着被子，戴着帽子，睡着睡着会冷醒，然后再睡。
我在那张纸上又写了一行：
实际：一天一箱半。屋里五度。能撑到第二十五天。
写完我看着那行字，笑了一下。
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第一箱，第二箱。我一条都没少算，我只是在数字上加了一行自己的解释。
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松的。
＊
第十七天晚上，我第一次听见撬棍的声音。
那不是敲门。敲门是「咚、咚」，有节奏，人敲门的时候会等。撬棍是「咔」，一下，然后静，然后再「咔」，在同一个点上，很用力，像有人在跟一个东西较劲。
我坐在门内侧的挤塑板上，一动不动。
门是我自己钉的那道木工板门，五公分岩棉，外面还有一道防盗门。撬棍插的是防盗门的门缝，插一下，门框会被顶开一点点，橡胶条压紧，松开，门弹回来。
「咔。」
「咔。」
我数了十七下。
第十七下之后，停了。有人在门外喘气。然后我听见另一双脚，跑上来的，一个女的声音，很小，说了一句：「别弄了，他在里面。」
那女的是王秀梅。我认得她的声音。
那晚之后，我把门内侧所有的准备都重新做了一遍。
我把这栋楼的楼梯变成了一件东西。
这件事我做了两天。
做法很简单：水。
我有水（雪化的，两升一天），我把这两升全用在了楼梯上。从六楼平台开始，一级一级往下浇，浇到五楼，然后用军大衣当扇子扇，让它冻——零下三十度，一层薄水四分钟就冻上。
第一天我浇了六楼的十八级台阶。第二天十八级。第三天我浇到五楼半。
浇完的台阶，从下面往上看是干的，从上面看是亮的。
这是老陈教的办法，虽然他没说这是武器。他说的是：「梯子上有冰就上不去人，除了咱俩。」
第二件事是罐头。
我把吃完的空罐头用铁丝串起来，一共十一个，一头拴在六楼平台的扶手柱上，横跨整个楼梯口，离地十五公分。谁上楼，脚先碰到铁丝，铁丝一拉，十一个铁罐在铁扶手上滚，声音能传三层楼。
第三件事是辣椒水。
干辣椒半斤，煮开，煮成一小锅浓汤，滤掉渣，灌进一个喷雾瓶。这东西不致命，但是进了眼睛，人十分钟睁不开。
第四件事是一根矛。
晾衣杆，铝的，一头缠了三层胶带，把菜刀绑上去，刀背贴着杆，刀刃朝外，用铁丝扎了六道。这不是好兵器，长度两米一，在楼道里转身会撞墙。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对方一伸手，先碰刀。
我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像个好人。
第十八天下午，表哥来了。
他从一楼爬上来，我听见他在四楼滑了一下，然后是骂声，然后是继续爬。他爬到五楼半，站在冰上停了很久。
「许成！」他朝上面喊，「是我！你表哥！」
我没出声。
「你听我说，」他的声音哑得厉害，「我那边屋里就剩三袋方便面。舅妈在老家那边，我过不去。你借我点东西，什么都行，我以后还你。」
我从观察口看不见他，但是我可以看见楼梯拐角那一片白。
「你要什么？」我说。
「米。面粉也行。」
「没有。」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这个屋子里有一吨东西。」他说，「我不管你怎么弄的，我就是看见过。你一个人吃不了一吨。」
「你要多少？」
「五十斤。」
「你的屋里，几个人？」
「三个。我、我老婆、还有她妈。」
「五天前你拍了隔壁的空门。」我说，「拍了很久。」
楼道里静了。
「那不是我。」
「我不信。」我说，「你回去。你看看你现在穿的这双鞋，鞋底是跑鞋的纹，你从一公里外走过来，中间没在雪里停过。这条路上现在没人走，只有一种人会走这种路——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的人。」
他没有再说话。
他下楼之前说了一句：「你记着，你也是个人。」
我说：「我记着。」
那天晚上我把炭烧少了一点，只烧了一箱。我不知道为什么。
苏念是第二十一天来的。
我听出她的呼吸了，就在门外面，很轻，很快。她敲了三下，中间的间隔比一般人短。
「许成。」她说，「是我。」
我没有开门。
「我没走成。」她说，「南边没车了。我在我姑姑家住到第十五天，她那边七口人，住不下。我……我现在在你们楼下，五楼那个空房里。」
「你怎么进去的？」
「门是开着的。」她说，「有人撬过。」
「你和谁？」
她停了几秒。
「和一个人。」她说，「我跟你分完手以后认识的。」
「他知道六楼有东西？」
「知道。」她说，「他问过我，你以前是不是囤东西。我说是。我说你十一月的时候天天往楼上搬。」
我把手放在门上。
「苏念。」我说，「你老实答我一句话。他带了多少人上过这个楼梯？」
她没答。
「你要是不答，」我说，「以后就不要再来了。」
「四个。」她说，「昨天来了四个，撬你的门，我拦下来了。我说我认识你，我能叫开。这样他们才停的。」
我闭上眼睛，靠着门。
「你为什么拦？」
「我不知道。」她说，「我就是……不想让他们那么弄。」
「你现在来，是为了让我开门？」
「我不知道。」她又说了一遍，「我就是想看一眼你还在不在。」
「我在。」
她哭了一声，那种把声音压在喉咙里的哭。
「你记不记得你在十五号那天跟我说的话？」她说，「你说『外面冷，你多穿点』。我当时觉得你有病。」
「现在呢？」
「现在我每天都想那句话。」她说，「我这二十一天，只听过三个人对我说人话。」
我说：「苏念，你听我说。这扇门我不会开。」
「我知道。」
「你上楼来会有一个结果：你的那个人会知道这里能进，他会带更多人。你今天进得来，明天我就守不住。这不是我狠，这是算术。」
她站在门外，没有动。
「那你一个人，」她最后说，「你不怕？」
「怕。」我说，「我每天都在怕。我怕的东西跟你们不一样，我怕的是我有一天会心软。」
她走了。
她走的时候在门外放了一个东西。我等她下到四楼才开门看——是一只小小的暖手宝，还有一包已经硬了的奶糖。
我把暖手宝拿进来，放在我的炭炉旁边烘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它还是凉的。
第二十五天，老张跪在我的门口。
他上来的时候，冰上摔了两次，我在门后面听得清清楚楚。他最后一层是把膝盖放在台阶上，一级一级跪着挪上来的，那种挪法我从来没听过。
到了六楼平台，他不敲。他喊。
「许成！」
我没动。
「许成！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屋里那炉子天天冒烟，我一个礼拜前就在下面看着！」
「我孙子不行了。」他说，「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昨天开始不说话，今天早上他叫了我一声，声音像小猫。我家里一点热的都没有了，我连雪都烧不开，我没炭，我拿书烧，书烧不着。」
他停了一下。
「我不求你给我米。」他说，「我给你跪下了行不行？」
我站了起来。
我走到门口，站在门内侧，隔着一道防盗门、一道木工板、五公分岩棉。
「不行。」我说。
外面安静了很久。
「你说什么？」
「我说不行。」我说，「我屋里东西不够两个人吃的。你孙子六岁，我能让他活，不能让他跟他妈一样活成那样。我救不了你们，我救了你们，我就得死。」
「我孙子六岁。」他说。
「我知道。」
「我六十八了。」他说，「我不吃了，你给他吃。」
我站在那儿，一只手扶着门框。
有那么一个瞬间——我承认，就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的手已经摸到了上面那道插销。
那个瞬间过去了。它只存在了大概三秒钟。三秒钟以后，我把手放下来。
「老张。」我说，「你听我说一句真话。你孙子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你跪在这儿。」
「那是什么？」
「是下楼。」我说，「趁你还能走，下楼，往南走，走两公里到实验小学。那里有取暖点。八天前我听见广播里说，那里有热水，一天发两次。你走两公里，可能要四个小时，你抱着他走。」
「我走不动。」
「那你抱着他坐着，也别在楼道里坐着。」我说，「楼道里没人给你送东西，我也没东西给你。你要是恨我，你恨。你下楼。」
外面很静。
然后我听见他起来的声音，很慢。
他下到五楼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但楼道里很空：
「你记住，我孙子六岁，红鞋。」
他们是第二十七天走的。
我是用望远镜看见的。
望远镜是老陈的，一百六十五块买的二手货，镜片上有划痕，我从他仓库里拿的，他当时说：「你拿去，反正我也用不着，我的眼睛看不清远处的字。」
五楼的空房窗户朝南，我从观察口斜着看下去，能看见单元门口那一段。
第二十七天上午十点，老张抱着他孙子从单元门出来。
他穿着一件旧棉大衣，没有帽子（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帽子给了他孙子，那顶帽子是军绿色的，帽檐有一圈毛，是他儿子从南边寄回来的）。雪到他的膝盖。
他走了大概二十米，停下来，把孙子放在地上，蹲下去，把自己外面的棉大衣脱下来，包在孙子身上。
然后他把孙子抱起来，继续走。
走了大概十米，他跪下去了。
他跪下去的时候，是往前跪的，不是倒。他是先单膝，再双膝，然后整个人坐在了自己的脚跟上。
他就那么坐着。孙子在他怀里。
我从十点看到了十二点。中间我换了三次姿势，去了两次厕所，喝了一次水。
下午两点，他没有动。
下午四点，天黑了。他还在那里。
晚上七点，雪开始下。下得不大。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再看的时候，雪已经到了他们的小腿。
第二天下午，雪到了他的腰。
第三天早上，他们身上盖了一层白，只剩下一个弧形的轮廓，像有人在雪地上放了两块石头。
第三天上午九点，我做了那件事。
我在柜子最下面翻出那床旧棉被，蓝格子的，是我上大学时带的，被角破了一个洞。
我把窗户的磁吸片整个掀开——这是我二十九天里第一次这么做。零下三十七度的风灌进来，把炉子上的水面吹出一层皱。
我把棉被卷起来，从观察口挤出去，往下扔。
棉被在半空里展开，像一只很大的、很笨的鸟，飘了一下，落在那个弧形的轮廓上。
它没有盖住全部。它盖住了两个头。
我关窗的时候，手指已经僵了。
那天夜里我把炉子烧了整整两箱——我第一次破了规矩，而且我知道我为什么要破：我扔掉了备用的被子，我的屋里现在只有一床毯子和一件军大衣，夜里五度，我得烧两箱才不冷。
第二天早上，我的左手食指和中指不能弯了。
我在纸上写：
棉被：1 条（扔掉） 炉子：2 箱/天 手指：两根，不弯
写完我把它贴好，用胶带按了四个角。
然后我在那行字下面又加了一行，用很小的字：
三个人从窗口往下扔过东西。301 一条褥子。102 一件军大衣。我一条被子。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栋楼里数人头。
数到第三个人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件事：这栋楼里剩下的人，已经没有能力互相救了，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把死人的脸盖住。
第二十八天，老陈来敲我的门。
他现在每次上楼要四十分钟。他的膝盖肿得像一个碗。
「老张没了。」他说。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我知道。」
「你看见了？」
「我看见了。」
他站在门外，没有说话。
「他走的时候，」我说，「脱了大衣给他孙子包上。」
老陈嗯了一声。
「你把他记在纸上没有？」我问。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纸，展开，让我从门缝看。纸已经被摸得发软了，边上起了毛。
201 空
那一行原来写的是「201 老张（带孙，6 岁）」。现在被划掉了，划的是一道很直的横线，从头划到尾。
下面，他用很小的字补了一行：
2 人
我把那张纸从门缝里接过来，看了很久。
「你为什么只写人，不写名字？」我问。
「名字是给活着的人用的。」老陈说，「活着的人要叫人。」
「死了的呢？」
「死了的写人。」他把纸接回去，折好，放进口袋，拍了拍，「我心里记得。」
他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
「许成。」他说，「你那床被子，我看见了。」
我没有出声。
「你是从六楼扔下来的。」他说，「你扔的时候很准。盖住了两个头。」
他一级一级往下走。
「这一栋楼里，」他的声音从下面传上来，哑的，「就剩五个人了。」
＊
第四十一天，玻璃炸了。
不是被砸的。是它自己炸的。
那天凌晨三点，气温是零下五十度二。这个数字是我后来倒推出来的，因为我在窗外的铁架上还留着一支温度计，那支煤油的已经冻裂了，水银那支的银线缩到了玻璃管最底下的球里，读数看不清。我是靠暖风机上那个温度表、靠水结冰的速度、靠我呼出去的气在面罩上结霜的时间算出来的。
窗户响的时候我先听见一声「啪」，很短，很脆，像有人在外面对着玻璃弹了一指头。
然后是一声很长的、往下的裂响。
我从被子里坐起来，手电一照，玻璃从右上角裂开一条线，斜着走到左下角，中间分了两岔。
裂纹两边的玻璃在往里凹。是往里。
外面零下五十，里面五度，五十五度的差压在这块三十年的老玻璃上，它先弯了，然后它想往里塌。
我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堵窗，是把炉子关了。
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玻璃一碎，风灌进来，气压一变，炉子的排气管会倒灌，一氧化碳会往屋里跑。我这间屋子四平米，封得那么好，一个人在里面，半小时就能死，而且死得很舒服，会先困，然后睡着。
我关炉子，戴面罩，拿三卷宽胶带，站在窗前面，从裂纹正中开始，一条一条往上贴，每一道都压住前一道的三分之一，贴成了一面米字。贴到第七道的时候，一块手掌大的玻璃掉了，掉在窗台上，没有碎，是一整块，因为太冷了。
我用挤塑板切了一块，顶在那个洞上，用胶带从四面拉紧。
三个小时。屋里从五度掉到零下一度。
水桶表面结了一层冰，我拿刀背敲开，底下还有水。
天亮的时候，窗户是稳的。屋里零下三度，我裹着被子坐在墙角，手指已经不听使唤了，我把手插在自己的棉裤腰里，那是唯一还热的地方。
那天我没有开炉子。整整一天。
炉子是第四十三天坏的。
不是烧坏，是冻坏。柴油暖风机的油管在零下四十度会凝，我在第三天就给油管缠过保温棉，还加过一点防凝剂，但它还是凝了。我把它拖到炉子边上烤，烤了两个小时，点着，跑了十七分钟，熄了。
第二次点着，跑了九分钟。
第三次我没敢点。我怕它在里面漏油。
那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到现在都觉得那是这三十天里最不像我的一个决定：我把柴油炉放弃，把机制炭搬到次卧，用那个铁皮炭盆烧明火，然后我给自己定了一条新规矩——每烧半小时，开一次观察口的磁吸片，开二十秒，换气。
零下四十度的风，二十秒，能把屋里从三度吹到零下二度。
我在那二十秒里什么都干不了，只能背对着风，站着，数。
数到二十，关上。
一天开十六次。
这就是我后来两个月的生活：一天十六次，一次二十秒，五度到零下二度，来回。
四十四天的时候，我在纸上重写了账：
炭：二十箱用完。木炭 300 斤，剩 190 斤。 柴油：40 升，剩 11 升（不能用了） 饼干：120 包，剩 61 包 米：剩 148 斤 水：靠化雪，一天 2 升，喝 1.2 升，剩 0.8 升洗漱
下面我写了一个倒计时：
木炭 190 斤，一天 3 斤，63 天。
然后我在旁边写了三个字：
妈：？
第四十七天，我出门。
我准备了三天。
我准备的东西都写在一张纸上，是从门上那张纸的背面撕下来的：
军大衣（羊皮的，我爷爷的，重） 里面：毛衣两件，棉内衣两套，塑料袋四个（套脚） 手套三层：棉的、毛线的、皮手套 口罩两个，护目镜（工地用的） 绳子：三十米，尼龙 热水：两个一升的罐头瓶，灌满，用毛巾包住，放在怀里 饼干：六块 手表（上弦的，机械的，一块钱的旧货） 手机（满电，只在最后用） 钥匙（不带走，挂在门内把手上——我要让回来的人知道这屋有人）
绳子的一头我系在单元门内侧的铁把手上，扎了三个死结。另一头我拿着。这条绳子是我和这栋楼之间的唯一一根线。零下三十几度的雪地里，人走出去一百米会失去方向感，走回去会走偏，会因为看不见自己的脚印而绕圈，最后在一个离门口三十米的地方冻死——这种事我上一世在广播里听过三次。
我从单元门出去，是早上七点四十。天还没亮，是那种蓝灰色的亮，雪不白，雪是灰的。
从我们这栋楼到老城区的胜利街，是十一公里。我在地图上量过：过两个路口，沿河北路往南，过桥，穿一条老街。
我走了五个小时四十分钟。
前两公里我每走两百米看一次表。
七点五十，零下四十六度。
八点二十，零下四十八度。
九点，零下五十一度。
我不再看表了。不是因为不想知道，是因为我抬手看表这个动作，要花掉我大概十五秒的体温：得把手从手套里抽出来，得把袖口往上推，风会从那个缝里灌进去。为了看一个我大概能猜到的数字，我不值。
路上没有车。有几辆车停在路边，被雪埋成了圆包，只有后视镜的杆子露在外面。有一辆公交停在桥头，车门开着，里面的座位上有雪，雪上有一个屁股的形状，是有人坐过，然后又走了。
过桥的时候风最大。桥上没有遮挡，风从上游来，斜着刮，我不得不侧着身走，一步一步。走到桥中间的时候我朝下看了一眼，河面是白的，河中间有一块没冻的，黑的，冒着白气，像一块开着的口子。
我脑子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想法，一直很清楚，清楚到有点不像人话：
我不该来。
不是「我可能来不及」，也不是「我可能回不去」。
是「我不该来」。
我在桥上站着，抱着那两瓶热水，第一次把这件事想完了：我在第四十七天出门，去找一个六十三岁的人，她大概已经在第十八天或者第二十二天走了，我走的这五个小时四十分钟，概率上是白走的，回程我有一半可能死在路上，如果我死在路上，我屋里那一百四十八斤米、六十一包饼干、一百九十斤炭，会烂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一个活人会用到。
我算完了。
然后我继续往前走了。
我后来想过为什么。答案很难听：不是为了她。
是因为我在那个屋子里已经一个人待了四十七天。我一天开十六次窗，一次二十秒，我说过的话是零。我在第四十天的时候，对着窗外说过一句话，那是一句没有对象的话，说完我自己吓了一跳。
一个人是撑得住的。撑不住的是一个人撑住的时候，还知道自己为什么撑。
胜利街小学的操场上有三个帐篷，都是那种蓝白条纹的救灾帐篷，有两个塌了。
登记点设在传达室。门口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有一本厚厚的横格本，用绳子拴在桌腿上。
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五十来岁，戴一顶棉帽，帽檐压到眉毛。他的手背全是裂口，用胶布一道一道地粘着。他手里有一支圆珠笔，笔杆上缠了胶布，因为太冷，塑料会断。
我走过去的时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看我的绳子。
「你从哪儿来的？」
「六栋。河北路那边。」
「你走过来的？」
「嗯。」
他低头，在本子上找了一行，写：「河北路 六栋 男 一人」
「姓名。」
「许成。」
他写下来。写的时候手在抖，字是歪的。
「你这儿有人吗？」我问。
「有。」他把本子往我这边转了一下，「你自己看。按街道排的。」
我趴在那本子上看。
横格本的纸被翻得起了毛，前面几十页都写满了。翻到中间，有一页的页头写着「胜利街」。下面一行一行的，是名字、性别、年龄、一个两个字的状态。
状态只有三种：走、留、停。
我一条一条往下看。
看到第十七行的时候，我停下来了。
李秀兰 女 63 停 17:40
我看了三遍。
「这个『停』是什么意思？」我问。
那个人没有马上回答。他把笔放下，两只手在棉帽上按了一下。
「就是停了。」他说。
「什么时候？」
「十八号。」他说，「我们这儿第一天。那天下午四点多开始有人往这儿来，五点多门口就挤了，我把人一个一个记下来。她排在门口，我记到她的时候，她还站着。」
「然后呢？」
「然后停电。这儿有个发电机，油不够，一天只开四个小时。晚上没有灯，暖气也没有，屋里就是黑的和冷的。人挤在体育馆里，一层一层的，垫子上、地上、凳子上。」
他把帽子往上推了一点，我看见他的额头，是灰的。
「那天夜里零下二十八度，室内八度。第二天早上我数人，数到最后少了一个。我在垫子中间找到她，坐在墙边，靠着暖气片。暖气片是凉的。」
他顿了一下。
「我摸了她的脖子。」他说，「凉的。她的手上还抓着一个塑料袋。」
她坐在体育馆西墙的暖气片前面。
墙上有编号，白漆刷的，「西 7」。
我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半。体育馆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裹在毯子里，有人坐着，有人躺着。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看我。地上有一排鞋，鞋头朝外，摆得很整齐，从门口一直摆到墙角。
那些是死人的鞋。
这是这儿的规矩，我不知道是谁定的：人走了，鞋脱下来，鞋头朝外，摆在墙根。一双一双，有棉的，有皮靴，有一双很小的，是小孩的。
我数了一下，一共十一双。
她在西 7，靠墙。身上盖着一条毯子，是她自己的，灰色的。她的棉袄不在身上——她穿的是一件薄毛衣，藏青色的，领口起了球。
棉袄在她身边，摊开着，包着一个塑料袋。
我把棉袄拿起来。
棉袄很轻。风一吹，我发现它里面是干的——不是冻硬的那种干，是它被人脱下来、摊开、包住那个袋子、然后一直没有人动过的那种干。前襟上有一块补丁，是蓝布。
塑料袋里是一袋糖。
水果糖，玻璃纸包的，红的黄的绿的。半袋。袋口扎了三圈，扎得很紧。
袋子上有一张纸，是从药盒上撕下来的，用圆珠笔写了几个字。字是我妈的字，笔画很硬，往右斜：
给我儿子。他爱吃甜的，他牙疼。
我在那儿坐了很久。
我把手伸进毯子底下，把她的手拿出来。
她的手是硬的，指节弯着，是抓东西的姿势。指甲是青的。
我把她的手在自己的胸口放了大概五分钟。我知道这没有用。我知道一个人冷了五个星期，靠一个人的胸口是化不开的。
我只是想让她抓着的那个姿势有一个东西可以抓。
我往回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我在操场上把热水瓶拿出来，一瓶喝了一半，另一瓶还满着。我把满的那瓶塞在棉袄里，抱在怀里。
我犯了一个错：我抱了她。
我抱她的时候，她的身体是硬的，像一块木头。我抱了三分钟就放下了，因为我的手臂开始发抖。我站起来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手——两只手都白了，从指尖白到手背，按下去不回血。
我为这三分钟付出的代价，是体温掉到三十五度以下，是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里，我每一次呼吸都要先在心里提醒自己一次，是那天夜里我的两根手指开始发黑。
这三分钟里我什么都没得到。她一个字都没有给我。
我走的时候跟那个人说了一句话：
「她叫李秀兰。她不是『停』。」
那个人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他说，「每个都是。」
回程我走了四个小时二十分钟。天黑透了，风小了，温度反而回升了两度。
出操场一公里，我开始按卡：每走两百米看一次表。
——零下四十八。
——零下五十一。
——零下五十三。
数字是对的。我知道它在往下走，我也知道我看表这个动作在杀死我自己，但我需要那个数字，因为数字是唯一还在回答我的东西。
走到第三个小时，我开始出现那种事：我看见前面有灯。
是黄灯，一扇窗户的灯，窗户上有一个我认识的花格子，那是我家的窗户。我往那边走，走了大概五十米，灯没有了，前面是一片白。
我站住，把绳子拉了一下。
绳子是紧的。它一直把我往一个方向拉，那个方向是对的。
我把手伸进怀里，摸到手机，开机，点开那条语音。
十一秒。「儿子，降温了，多穿点。你吃了吗？妈蒸了包子，你回来拿。」
我放了第二遍。
放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坐下了。
雪到我的腰，我坐在雪里，靠着绳子，膝盖抱在怀里。我的手已经不疼了，这是一种很坏的信号：不疼，是因为它已经不管了。
我放第四遍。
她的声音在风里很小，我得把手机贴在耳边，我有一种很荒唐的想法，我觉得她那边有人。
「此刻你想到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声音问的。不是她问的，是我替她问的。我从小就知道她会问什么，她一问这个，我就知道她在担心。
我想了一下。
第一个是我家的厨房。灯泡在头顶偏左，光是黄的，因为罩子脏了，我从来不擦。灶台上有一个搪瓷碗，碗沿磕掉一块瓷，露着黑铁。我用那个碗吃了六年的泡面。
我从来不肯换那个碗。我说这碗好，不烫手。
（我不该把那三个碗二十块钱卖给收破烂的。）
第二个是她床后面那把毛衣针。织了一半的毛衣，羊毛的，扎手，她那件是灰蓝色的，我说难看，我说现在谁还穿手织的。她说织完了给你。我说行，你别织了，眼睛累。
（我从来没穿过。我嫌它扎。）
第三个是糖。玻璃纸，红的黄的绿的，攥在手里会有一点温。她每年过年都给我一袋，我每年都说牙疼，最后都放到化了。
（我牙从来不疼。我只是不想让她觉得我还是个孩子。）
第四个我没想完。
风从后面来，把雪吹到我的背上，我看见远处的天有一点发白。
然后我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小到我自己都快听不见：
「真的没有什么其他可想的了么。」
——没有了。
——我想吃我妈蒸的包子。她蒸的包子褶子是歪的，她说过一百次下次一定捏好，一次没捏好过。
我笑了一下。
我笑的时候，气从面罩里出去，在鼻梁上结成一块白，糊住了视线。我伸手去擦，手擦不动，我就用袖子擦，袖子是硬的，擦了两下，那块白掉了。
我就知道我还没死。
手机自动关机了。最后一句是她的声音，从耳机里出来，被风削掉了一半：
「……你回来拿。」
我站不起来。我用手撑雪，撑了三次，第三次我跪起来了。
我拉着绳子站起来。
我是夜里八点十分到家的。从桥上到楼门口的最后一百米，是绳子帮我找的。
单元门推不动，从里面冻住了。我从旁边的破窗翻进去，爬了两级台阶，腿一软，坐在台阶上。
我坐在自己楼的台阶上，看见了那一排冰。
五楼半以下的台阶全是冰，是我浇的。我爬不上去。我最后是四肢着地，把每一级台阶上的冰用钥匙刮出两道槽，一手一手往上撑，撑了四十多分钟。
进门的时候我没有力气插插销，就坐在地上，靠着门，先把炉子点着。
第一根火柴断了。第二根划着了，灭了。第三根，着了。
火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抱了一路的那瓶热水，早就凉了。
第四十八天醒来，我的手上有两根指头是黑的。
左手，食指和中指，从第二个指节往下，皮肤是黑褐色的，没有感觉。我用针扎了一下，不疼。
我拿一把小刀，在酒精上烧，把指尖上那块黑皮划开一个小口。
出来的不是血，是一种发黄的、稠的东西。我用纱布包起来，每一天换两次。
第十天，黑的死皮整块掉了，指甲一起掉。下面是新的肉，粉的，嫩得像婴儿的手，一碰就疼。
这两根指头长好了以后是弯的，伸不直。我现在拿筷子要换一种拿法。
我一直留着那块掉下来的指甲。
第八十七天，气温回升到零下八度。
那一天我把窗上那块挤塑板拆了。玻璃还在，我贴的胶带上的胶已经干成了一层黄膜。
阳光照进屋里，我第一次发现我的墙上全是灰，一层一层的环形灰，是炉子的烟画的。
第九十一天，我第一次走到楼下。
雪化了一半，露出楼梯口的台阶，台阶上是我浇的冰，一层一层的，一共十四层。我数了：十四层。我在纸上写的是三天，其实我浇了十四天。这十四天里，我每天早上端一盆雪化的水，一级一级往下浇。
第九十九天，救援队进来了。
他们是开着履带车进来的，三个人，穿着橙色的衣服，脸上戴着面罩。他们站在楼下，仰着头看我们这栋楼。
「有人吗！」
我从六楼窗口往下喊：「有！」
他们愣住了。他们大概已经两天没听见人声了。
「几楼？」
「六楼！601！」
第一百天以后我第一次下楼，是他们扶着我下去的。我的腿在一百天里没有下过九十二级台阶，我的肌肉已经不会走平路了，我在楼下平地上走了二十米，腿抖得像刚学走路。
他们给我量了体温，三十六度二。他们给我一支葡萄糖，我喝了，吐了。
第一百零三天，雪全化了。
我们这片清理出来了。楼道里，一楼的拐角，二楼平台，还有外面的院子。清出来的人用白布包着，摆在马路牙子上，一排。
我数过，我们这栋楼，一共十一个。
我在登记点排队的时候，听见广播。
大喇叭在小区院子里的电线杆上，声音失真，一句一顿，是社工的声音，念的是名单：
「……六栋，六零一，该住户自灾害发生以来，拒不配合社区安置工作，长期封闭居住，不与外界联系，造成救援力量重复投入。请该住户尽快到登记点报到，接受登记和检查——」
我站在队伍里，手里拿着一张表。
队伍里没有一个人回头看我。他们不知道念的是谁。
广播念完了，那一段带着电流的杂音在院子里荡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念下一条：「……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无证明者由两人以上证明，到三号窗口办理——」
我低头看我的表。
表是工作人员发的，一人一张，油印的，格子是歪的。最上面一行是「编号」，他们用红笔手写了一个数字。
1477
排队的时候我跟一个老头吵了十分钟。
队往前挪得很慢，前面有暖气，有一个铁炉子，炉子边上放着一口大锅，锅里是热水，还有一个塑料筐，筐里是榨菜——那种一块钱一包的榨菜丝，红的。
我前面那个老头，一直在往怀里揣。他每往前挪一步，就抓一包，塞进棉袄里面。我看见他揣了七包。
我说：「你揣七包，后面的还有十几个人。」
他说：「我家里还有三个人。」
「我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我说，「我比你多七包。」
他愣住了。
然后他把棉袄拉开，一包一包往外掏，掏到第五包的时候，我们俩为了那第五包到底算不算他揣的，吵起来了。
吵了十分钟。
最后我们一人一半。他给了我半包。
那半包榨菜是我这四个月里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我坐在暖气片边上，一根一根地吃，吃了半个小时。
登记的地方有一个人负责念号。
她坐在桌子后面，手里一个铁喇叭，念一个号，一个人进去。
「一千四百七十七！」
我站起来。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手里的表。
「六零一？」
「是。」
她低头在一个本子上翻，翻了两页，抬头。
「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过了十分钟，来了一个人，四十来岁，口罩上面露着一双眼睛，眼睛很红。他拿着一个文件夹。
「你是六栋 601 的住户？」
「是。」
「我们要跟你核对一下。」他翻开文件夹，「六栋，我们登记的是幸存十三人。601 这一户，我们登记的是——」
他停了一下，用手指在纸上点了一下。
「登记的是 1 人。」
我没有说话。
「你在那个楼里，从第一次降温到昨天，一共一百零三天。」他说，「我们的人两次经过你们楼下，第一次是第九十一天，第二次是第九十七天。你在里面。你为什么不下来？」
「我自己一个人够。」我说。
「没有人给你送过东西？」
「没有。」
他把文件夹合上，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知道你这栋楼死了多少人吗。」
「十一个。」
「你知道有几个人是死在你楼下的？」
我没有说话。
「两个。」他说，「一个老人，一个小孩。我们的记录上，这两个人登记的是两个人，在你的楼下，在雪地里，盖着一床蓝格子的棉被。」
我不说话了。
后来我拿到了那张表的复印件。是他们给我办「安置」用的那张。
上面有我们这栋楼的汇总，是打印的，格式固定：
小区：河北路 6 栋 总户数：18 在册人口：41 幸存登记：13 6-201：2 人（遗体已确认） 6-302：1 人（未登记，下落不明） 6-401：3 人 6-102：1 人 6-601：1 人
6-601 那一栏，写的是 1。
我在这里住过六户人家，我死过一次，我活过一次。
它写的是 1。
我在这张纸上找到了唯一一处跟我的账对得上的地方：楼下那两个人在纸上还是 2 人。在雪地里他们也是 2 人。在人堆里他们还是 2 人。
只有在我这儿，他们是「我把被子扔下去盖住的两个头」。
我在那张复印件背面写了一行字，写完自己看了一遍，划掉了。
我划掉的那句话是：「我活了。」
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回去过一次。
楼还在，是一栋等着拆的红砖楼。楼道里贴了封条，三楼的墙角有一块红色的东西，是冻裂的暖水袋渗出来的水，已经干成一层壳。
我上到六楼。门换了，是消防拆的。
那间次卧还在。锡纸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的岩棉，岩棉是黄的，里面长了霉。地上还有我用挤塑板铺的台子，边上一圈是我烧炉子烧出来的黑。
窗户上我贴的胶带还在，胶老化成了粉，一碰就掉。
我在窗台外面把那支水银温度计取下来。玻璃管裂了，银线缩在最下面的球里，一动不动。我摇了三下，它没动。
我把它放进口袋。
下楼的时候，我在二楼平台停了一下，往外面看。
从这个角度往上看，六楼那扇窗是斜的。原来站在那里往上看，是这么个角度。
我扶着栏杆，数了一遍：从下往上，第六排，从左往右，第三个。
我在那个位置上，站了很久。
我第一次知道那点红光是什么，是在很多年以后。
不是现在。是后来，我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里，冬天不开暖气，屋里也有十六度，我晚上看书，看到一句话，忽然想起来。
那点红光，是从排气管里透出来的。
我的柴油暖风机排气管从墙上的孔出去，管口朝下弯，外面加了一个防风帽。管子是铁的，那几天炉膛烧得狠，铁皮被烧到了暗红，从外面看，隔着雪，就是一点红光。
它不是烟头。它不是灯。
它是我在那个楼里唯一还活着的时候，从铁皮上漏出来的一点点热。
那是第二十六天的夜里。零下三十度。有一个人从雪里抬起了头。
他站在我们单元门口的那块雪地上，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穿着一双红鞋，脚上裹着一条棉大衣的袖子。
他站了很久。
他试着把手指张开，张不开。他的膝盖以下的裤子硬得像纸板。
他抬头数那扇窗：从下往上第六排，从左往右第三个。
玻璃后面有一点红光，很小，一动不动。
他张了张嘴，想喊。声音出来一半就被风撕走了。
他抬起手，想再敲一次那面墙。那面墙是单元门口贴白瓷砖的墙。前一天他敲过它一次，敲出了三个血印，他没有进去。
他不是在求生。
他在做一个选择：要不要再上去一次，跪第二次。
他怀里那个孩子，动了一下。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老张。
我就在那扇窗后面。我在观察口后面，看着他，看了很久。
我没有开窗。
我看着他，一直看到雪把他埋到膝盖。我没有开窗。
那天晚上我烧了两箱炭。
后来这段故事在我的账本上是这么记的：
炭：20 箱，一天 2 箱，10 天。 水：20 桶，一天半桶，40 天。 饼干：120 包，一天 2 包，60 天。
现在这段故事写完了，我要把它记完整：
进来过的人：零。 跪在门外的人：一个都没能进来。
最后一行我写得很正，用黑笔，写在纸的最下面，胶带按了四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