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十八岁，我爹让我在一张纸上按手印，把顶班名额让给堂哥。七天后我被送进赵家，八年后死在县城出租屋，桌上压着一张一百八十七块的判决书。再睁眼还是那个雪天，纸上还是那五个字。这次我没按，纸撕了。执照我自己办，摊子我自己守，三百块赌债我自己还。欠我的，一笔一笔都得拿回来。
1、醒来就让我按手印
我是被冻醒的。
睁眼看见房梁是黑的，梁上挂一串干辣椒，风从瓦缝里钻下来，辣椒串晃个不停。我右手的冻疮裂了口，一按就疼。
这双手不是三十九岁的手。三十九岁那年冬天，我在县城一间出租屋里咳了一夜，天亮时手是凉的，指甲是紫的。桌上压着一张判决书，判我赔赵长顺一百八十七块。我把家里最后一台缝纫机抬给他，还差三十九。
再睁眼，我回到了十八岁。
门外有人踩雪。门帘一掀，我爹谢有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写满字的大纸，后头跟着我大伯谢有金。
“醒了就按。”我爹把印泥盒往炕沿上一撂，“按完还得去队里。”
我瞄了一眼纸头，五个字：自愿放弃顶班。
我娘在县纺织厂做了十年临时工，去年退了，按规矩有一个顶班名额。上一世就是今天，我在这张纸上按了手印，名额给了大伯家的谢建业。大伯给我爹三百块钱，外加一台旧缝纫机。我爹拿这钱还了赌账，回头把我送去赵家相亲。
七天后我进了赵家的门。五年后货款被赵长顺吞了，八年后我死在出租屋，身上盖的还是一床从娘家带出来的旧被子。
我爹见我不动，把纸往我面前推了推：“按。”
“顶班的名额是我娘的。”我说。
“你娘退了，名额归我管。”
“我娘还活着。”
我爹的手停在半空。大伯在旁边笑了一声，那笑听着像咳嗽：“春杏，建业是男娃，进了厂吃商品粮，挣的是死工资，全家都跟着沾光。你一个丫头，早晚是人家的人，争这个干啥。”
我看着他。
上一世谢建业进厂第三年就出了事，偷厂里的棉纱出去卖，判了两年。这话我不说，说了也没人信。
我又想起一件事。县工商局15号贴公告，第一批个体户执照开始办，全镇五个名额。上一世我在赵家听人说起，头一个拿到执照的是镇上卖豆腐的，两年就盖起了砖房。那年我在灶屋里刷碗，听见这话，手里的碗在水里泡了很久。
今天12号。
我伸手把那张纸拿过来。我爹脸色松了，以为我要按。我把纸对折，再对折，撕成四条。
屋里静了一下。我爹一巴掌扇过来，我脸偏到一边，嘴里有了血腥味，耳朵嗡嗡的。
“你个死丫头！”他抄起门后的扁担。
大伯拉住他：“有田，别动手。”
我没跑，站在原地看我爹。
“打。”我说，“打完我就去派出所，告你买卖招工名额。”
他的手停在半空。1983年，买卖招工名额查得紧。他不懂这个，大伯懂。大伯把他往后拽了半步，压着嗓子说：“先别闹，回头再说。”
我把撕碎的纸塞进灶膛。火苗蹿起来，纸边卷了，字一个一个黑下去。
我娘吴桂兰站在灶屋门口，围裙上沾着面，手上还拿着擀面杖。她张了张嘴，没出声。上一世她也是这么站着，一句话没说。后来她躺在医院里跟我讲，她后悔了一辈子。
“娘，”我说，“你回去和面，别管。”
她的眼泪在眼眶里转，转身进了灶屋。
我回屋，从枕头底下摸出蓝布包，里头是我攒的十二块六。我数了两遍，揣进棉袄里。
门后头有个脑袋缩了一下。我弟春生，十二岁，穿着我娘改小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
“姐，你去哪？”
“去镇上。”
“你还回来不？”
“回来。”我说，“给你带糖。”
他从怀里掏出半个烤红薯，还热着，塞给我：“路上吃。”
我接了。红薯在他怀里捂了半天，皮都皱了。
“春生，”我蹲下来看他，“姐不在家，你听娘的话。书照念，谁让你退学，你就去找我。”
他点头，也不知道听懂没有。
我出了门。村口的雪没化，踩下去咯吱响。我娘追出来，围巾都没围，手冻得通红：“春杏，你听娘一句，别跟你爹犟。他那个脾气……”
“娘，你回屋。”我说，“我去镇上办执照。”
她没听懂。我也没有多解释。我得赶在谢建业前头。
从谢家洼到红旗镇四里地，我走了一路，脑子里过了一路的事。1983年春天，第一批个体户执照开始办；夏天布票取消，的确良要涨价；秋天南方的电子表往北边走，进价八块，出手十五，还得托人买。1984年供销社要承包，1985年县百货大楼动工。
这些事上一世都在报纸上。我在赵家守着空屋子，晚上睡不着，就把报纸从头看到尾，连中缝的寻人启事都看。那会儿只当是打发时间，现在全成了我手里的东西。
镇上的雪扫过了，路面冻得发亮。街口卖豆腐的老赵头正把一板豆腐从屉里端出来，白汽腾了一脸。
“春杏，这么早？”
“赵叔，我问个事。工商所啥时候办执照？”
“15号贴公告。”他压低声，“听说就五个名额，昨天谢家洼的建业来打听过。”
我心里一沉，脚下没停。
工商所在镇政府东边，两间平房，门口挂一块木牌，字是白漆刷的，掉了半边。我推门进去，里头只有一个人。四十来岁，头发往后梳，桌上一个搪瓷缸，缸里泡着半缸茶叶梗。
他抬头：“干啥的？”
“办个体户执照。”
他手里的笔停了，把我从上到下看了一遍：“你多大？”
“十八。”
“哪个村的？”
“谢家洼。”
“户主同意吗？”
我把户口本摊在桌上。我娘是镇上的集体户，我随她，户口挂在这儿，不在村里。我爹为这个骂了我娘十几年，说她“吃商品粮的，心不在这家”。他没想到这本子今天能派上用场。
他翻了两页，啧了一声：“你娘是吴桂兰？原先供销社那个？”
“是。”
“认得。”他把本子合上，“姑娘，执照不是想办就办的。要有经营场地，要有证明。你一个丫头，摆什么摊。”
“我有场地。”
“哪？”
“街口李婶家那半间棚子。”
他看了我一会儿，从抽屉里抽出一张表推过来：“先填。15号公告贴出来，统一办。”
我心里咯噔一下。15号。我进来的时候，看见门口雪地上有两行脚印，刚踩的，还没被风吹平。桌角的搪瓷缸旁边，搁着一张卷了边的表格，跟我手里这张一模一样。
“周叔，”我说，“刚才是不是谢家洼的谢建业来过？”
他端缸子的手顿了一下：“你认识？”
“他是我堂哥。”
周德发喝了口茶，没接话，只说了句：“表拿回去填，填清楚。”
我把表填了，一笔一画。姓名，谢春杏；年龄，十八；经营项目，小百货零售；经营场地，红旗镇街口李桂英家棚屋。写完我把表推回去，站起来。
“周叔，15号那天，我头一个来。”
“来早也没用，得按规矩。”
“我知道按规矩。”我说，“我就问一句，这五个名额，是先到先得，还是排号？”
他看了我一眼，把缸子放下：“排号。”
我出了工商所，风一下灌进领口。谢建业站在门口，脚上那双白球鞋在雪地里格外扎眼。他手里也拿着一张表。
“春杏？”他笑，“你来干啥。”
“办执照。”
他脸上的笑停了一下，又回来了：“你？你会算账吗？”
“会。”
“你认得秤吗？”
“认得。”
他往前一步，声音压低：“这名额本来是我家的。”
“名额是我娘的。”
“你爹都点头了。”
“我爹点头不算。”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眼里的笑没了：“行。走着瞧。”
他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把手里那张表扬了一下：“我昨天就填了，周叔说给我留着号。”
我站在工商所门口，风把头发吹到脸上。我把头发别到耳后，手心全是汗。他昨天就填了。他不知道15号才办，可他比我早一天递了表。
我转身往街口走。李婶那半间棚子还在，门上挂着一把旧锁，锁上落了雪。三块钱一个月，我得今天把它租下来。晚一天，这棚子就可能是他的。
我从棉袄里摸出那十二块六，攥了攥。钱不够，我得先找李婶说情。
2、一号执照我抢了
李婶家在东街口，门口一棵老槐树，树下堆着半垛柴。我敲门的时候，她正蹲在灶前烧火，烟熏得直咳嗽。
“春杏？”她直起腰，“这么大雪你来干啥。”
“婶，街口那半间棚子，租我。”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看了我一眼：“你可来晚了。昨天谢家洼的建业来过，也说要租。”
我心里沉了一下：“他给了钱？”
“没给。他说回去商量。”李婶把柴往里送了送，“春杏，不是婶不租你。那棚子虽小，临街，能摆东西。你租去干啥？”
“摆摊，卖小百货。”
“你一个姑娘家……”
“婶，我一个月给三块。”我把钱摸出来，“今天先给三块，剩下两块月底给，我给你写字据。”
李婶没接钱。她看着我，忽然叹了口气：“你小时候给我看过孩子，我知道你本分。可你爹那个脾气，回头来闹，我这老婆子挡不住。再说，昨天建业走的时候还撂了话，说你爹托人带信，让我别把棚子租给你。”
“我爹的话，管不着我的买卖。”我说，“这棚子租给我，谁来问，你就说是你外甥女。”
李婶愣了一下，笑出声来：“你这丫头，嘴倒利索。”
她把钱接了，数了数，塞进围裙兜里：“行。棚子后头有个旧门板，你要用就扛去。锁我给你，钥匙就一把，丢了别找我。还有，那屋里堆的旧木箱是赵家后墙根捡的，你要用得着就留着，用不着劈了烧火。”
我拿了钥匙要走，她又叫住我：“春杏，昨天建业从这儿走的时候，在工商所门口站了半晌，脸拉得老长。你要是办执照，别叫他撞上。”
“婶，我不怕撞。”
她嘴唇动了动，像还有话，最后只叹了口气，把钥匙塞进我手里。
我拿了钥匙，先去看棚子。半间屋，土墙，顶上铺的油毡，四面漏风，但地势好，正对街口，赶集的人从这儿过。地上堆着烂筐和半袋发潮的石灰。我把东西清出去，扫了两遍，又从李婶家扛来旧门板，两条长凳一架，就是个柜台。
墙是黑的，我想刷一刷。石灰潮了不能用，我去街尾的工地捡了半筐人家筛下来的，兑水刷了一遍。刷完墙白了些，屋里亮堂。
干到天黑，我回村取铺盖。
院门是虚掩的。我的铺盖卷被扔在院门外，压着一层雪，上头的蓝布面湿了一块。灶屋里亮着灯，我爹的声音传出来：“……她要野就让她野，出了这个门，别想再吃家里的粮。”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我把铺盖卷抱起来，拍了拍雪。我娘从灶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热汤，走到门口又停下。
“春杏……”
“娘，我走了。”
“你住哪？”
“棚子里。”
她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夜里冷。”
我抱着铺盖往镇上走。雪又下了，落在脸上，化了，凉的。走到半路，后头有人喊。
我回头，春生小跑着追上来，鞋都没穿好，怀里抱着那床旧被子，喘得厉害：“姐，娘让我送来的。她说你爹不知道。”
被子是新的，面上一朵一朵的牡丹，是她结婚时的陪嫁，压了十几年箱底。春生从兜里又掏出两块钱，皱巴巴的：“这是我攒的。”
“你留着。”
“姐，你拿着。”他把钱塞进我手里，转身就跑，跑出几步又回头，“姐，你啥时候回来？”
“六月。”我说，“六月我回来。”
他跑远了，雪地里一串小脚印。
夜里我睡在棚子里，门板底下垫稻草，铺盖铺上，被子盖上。风从墙缝里钻，我把被子裹紧，手摸到被角，摸出个硬东西。
我坐起来，就着门缝的雪光看。被角缝里鼓着一团，拆开线，里头是一沓票子，还有一张折了三折的纸。
钱是三十七块，一张十块，五张五块，两张一块。纸是1982年的一张进货单，县百货批发站的，货名写着“棉布二十尺、暖水瓶两个、搪瓷盆四个”，底下收款人一栏，写着“赵长顺”，金额一百八十七块。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赵长顺。供销社主任赵德海的儿子，我上一世的丈夫。
上一世1984年，赵长顺告我侵占代销货款一百八十七块。法院判我赔，我拿不出钱，家里的缝纫机被抬走了。我娘当时说，那笔货款早就结过，可她拿不出凭证。
凭证在她手里，压了八年。
我把单子重新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一夜没睡实。
半夜冻醒过两回。隔壁王家的狗叫了一阵，又停了。我把手伸进被窝里数钱，数了三遍，怕数错。三十七块，上一世够赵长顺买一双皮鞋。这一年，它是我全部的本钱。
第二天14号，我天不亮就起，把棚子前后的雪扫了，柜台擦了三遍。下午去工商所门口看了一眼，公告还没贴，门也锁着。
15号早上，我三点半就到了。
天是黑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工商所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我把棉袄领子竖起来，靠在墙根站着。街上偶尔有狗叫，远处拖拉机响了一声就没了。
四点，周德发来了。他骑着自行车，车后架绑着一捆煤球，看见我，脚一支地，愣住了。
“你几点来的？”
“三点半。”
“你疯了？”他把车支好，“公告八点贴。”
“我知道。”我说，“您说排号，我来排。”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开门进去了。五点半，他出来贴公告，红纸一张，糨糊刷的，上头写着“红旗镇第一批个体工商业户登记，名额五名，凭场地证明排队办理”。
六点，谢建业来了。
他穿着那件蓝卡其布褂子，跑到公告前看了两眼，然后看见我，脸上的表情变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三点半。”
“周叔说给我留号。”
“周叔说的是按规矩排。”
他脸涨红了，推门进去。里头传出说话声，先是他的，后来是周德发的。周德发的声音不高，但清楚：“我什么时候给你留号？我说的是15号来办。你自己不来排队，赖谁？”
门开了。谢建业出来，站在台阶上，胸口起伏。
我进去的时候，周德发把登记本翻开，钢笔蘸了蘸墨水：“姓名，谢春杏。经营场地，李桂英家棚屋。证明呢？”
“李婶来了，在外头。”
李婶从人后头挤进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周同志，是我，棚子是我的，我租给她了。”
周德发看了她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在登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硬纸，上头的号码是手写的。
“001。”他说，“第一个。”
我接过执照，纸不厚，边上还没裁齐。我两只手拿着，看了很久。
“周叔，谢谢。”
“别谢我。”他摆摆手，“这是政策。你记着，执照不是护身符，买卖做歪了，一样收回来。”
我点头。
出门的时候，谢建业还在台阶下站着。他盯着我手里的执照，好半天才开口：“一个丫头片子，摆摊，你丢不丢人。”
“不丢人。”我说，“丢人的是伸手要别人家名额的人。”
他脸一下白了。
李婶在我后头小声说了一句：“这丫头嘴真不饶人。”
我没理，把执照揣进棉袄里，往棚子走。
天刚亮，街口有人支起了豆腐摊，白气一团一团往上冒。我站在自己的半间棚子门口，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下。
门开了。
里头是空的，一张门板，两条长凳，一堆我昨天捡回来的旧木箱。
三十七块钱，一张进货单，一张001号执照。
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把门板擦干净，坐下来，开始算。县城百货批发站在东关，离这儿十二里。明天一早我去进货。电子表一块进价八块，我进不了四块，最多三块。剩下的钱进点针头线脑、发卡、松紧带。
算到一半，我听见外头有人喊我名字。那声音很熟，熟得我手里的笔一下停住。
我抬头，门口站着一个男人，中山装，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赵长顺。
他笑了一下，牙很白：“春杏，听说你办执照了？”
3、分家，我当场签字
赵长顺站在门口，我手里的笔还没放下。
他进门，先看了看棚子，又看了看那张门板柜台，笑了一声：“就这么点地方？”
“够了。”
“春杏，你一个人撑不起来。”他往长凳上一坐，“我帮你。货我出，摊你守，赚了对半分。”
上一世他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候我刚嫁进赵家，他说“我帮你”，我把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卖了，给他凑本钱。后来摊子做起来了，执照写的是他的名字，账本在他手里，我成了给他看摊的人。再后来他告我侵占货款，我连辩的地方都没有。
“不搭伙。”我说。
“为啥？”
“我自己的摊，自己做主。”
他笑容淡了点：“你懂进货？你懂行情？你一个人去县里，人家批发站认你吗？”
“认不认，我去试了才知道。”
他看了我一会儿，站起来，理了理袖子：“春杏，我好心帮你。你别不识抬举。”
“赵长顺，”我说，“你的好心我受不起。你回去吧。”
他脸沉下来，走到门口又回头：“这镇上做买卖的，绕不开供销社。你想清楚了。”
我没回他。
中午，我爹来了，后头跟着大伯和谢建业。
我爹一进门就把一张纸拍在门板上：“签。”
我看了一眼，纸上写着：谢春杏自愿分家另过，家中房屋、自留地、粮食、农具一概不归其所有；此后不得回家索要钱粮；生老病死与家中无关。
“为啥？”我问。
“你丢人。”我爹说，“一个丫头在街上摆摊，让全镇看笑话。你大伯说了，你要么把执照给建业，要么就从这个家滚出去。”
谢建业在后头站着，没说话，眼睛盯着我放在柜台底下的执照。
我把协议拿起来，从头看到尾。
大伯开口了：“春杏，别怪大伯心狠。你爹1981年借我三百块钱，写的是拿房子抵押。钱到现在没还。你要是不签这个，房子我就得收。你娘和你弟，住哪？”
我抬头看他。
1981年，我爹确实借过钱，是为了还赌账。那年冬天我娘病了一场，家里连买药的钱都没有。这些我都记得。
“借条呢？”
大伯从怀里摸出一张纸，展开。上头写着我爹的名字，按着红手印，日期是1981年腊月初八。
我盯着那个手印看了几秒。
上一世，我没见过这张借条。上一世房子一直住着，直到我爹死。这张借条是从哪冒出来的？
“三百块，”我说，“三个月，我还。”
屋里几个人都看着我。
我爹先笑了：“你？你拿啥还？”
“我拿摊子还。”
“就你这个破棚子？”
“三个月后您再看。”
大伯眯起眼：“春杏，话别说满。这样，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执照给建业，借条我撕了，房子还是你爹的。第二条，你签分家，三个月内还三百，还不上，房子归我。”
谢建业在旁边插了一句：“大伯，她拿执照给我，我也不会经营。”
“你闭嘴。”大伯瞪了他一眼。
我把协议铺在门板上，从柜台底下摸出半截铅笔：“我签。但我加三条。”
“你说。”
“第一，我娘的户口不动，她还住家里。第二，我弟春生念书，念到十八，谁也不许让他退学，学费我出。第三，三个月内我还钱，房子归我爹，欠条当面撕。”
大伯想了想，点头：“行。写上去。”
我一条一条写在协议末尾，写完念了一遍。
我爹不耐烦：“念啥念，签！”
我摁了手印。红印泥是从工商所带回来的，指头按下去，抬起来，纸上一个圆印。
大伯把协议折好揣进怀里，又把借条收了回去。
“三个月，”他说，“六月十五，我来收钱。”
他们走了。谢建业出门时回头看我一眼，那眼神我认得。上一世他偷棉纱被抓之前，也是这个眼神。
棚子里静下来。我坐在长凳上，手还在抖。
天擦黑，我娘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里头是半袋玉米面。
“春杏，你签了？”
“签了。”
她一屁股坐在地上，眼泪往下掉：“你咋这么犟。你爹那人，你顺着他，过两年就没事了。你这么一闹，往后……”
“娘，”我蹲下来，“你听我说。三个月，我把三百块挣出来。房子还是咱家的。”
“三百块。”她抬起头，“你爹一年到头挣不到一百。”
“我一个月能挣一百。”
她愣住了，不信。我也不怪她不信。
“娘，你回去。”我把玉米面推给她，“这个拿回去，给春生做饭。我在镇上吃。”
“你吃啥？”
“我有钱。”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说了一句：“春杏，你爹那张借条，我咋不记得？”
我心里一动：“你不记得？”
“1981年腊月，”她皱着眉，“你爹在县医院住着，肺炎，住了十来天，腊月二十三才回来。借条上写的啥日子？”
我没说话。
她走到门口又回来，从裤腰里摸出两张票塞给我：“布票，你拿着，做件褂子。见人别穿得太寒碜。”
我推回去，她又塞回来：“你娘没本事，就这点东西。”
我送她到街口。她走了几步，回头看我一眼。雪地里她个子很小，围巾是旧的，边都毛了。我站在那儿看她走远，心里记了一笔：六月十五之前，得让她的日子翻个个儿。
我娘走了以后，我把棚子里的东西翻了一遍。旧木箱是李婶给的，箱底垫着报纸。我把报纸抽出来，底下什么都没有。
我坐在地上，把我娘的话想了一遍。
1981年腊月，我爹在县医院。
借条上的日期，是腊月初八。
一个躺在县医院里的人，怎么在村里按的手印？
我把借条日期又写了一遍：腊月初八。
这里头有鬼。
但我现在没工夫查。三个月，三百块，摊子还没开张。
第二天一早，天没亮，我锁了棚子，往县城走。三十七块钱在我怀里，压得胸口发烫。
走出镇口，后头有辆自行车追上来。我回头，赵长顺骑在车上，车把上挂着两个空箩筐。
“春杏，去进货？”他笑得跟没事人一样，“我陪你。”
4、三十七块钱的本钱
县城东关的百货批发站是三间大瓦房，门口堆着麻袋和木箱。我到的时候刚开门，院里已经停了两辆三轮。
赵长顺把车支在门口，跟在我后头进来，背着手东看西看，像个来视察的。
柜台后头坐着个老头，戴老花镜，正在打算盘。
“进货。”我说。
“哪儿的？”
“红旗镇，001号执照。”
他抬起头，把执照拿过去，对着光看了看，又还给我：“头一回见。进啥？”
“电子表有吗？”
“有。八块一块，不还价。”
“我看看。”
他从柜台底下端出一个纸盒，里头躺着十几块电子表，黑塑料带，方表盘，按一下亮红灯。我拿起一块，翻过来看背面，又按了两下。
“这表走不准。”我说，“一天慢两分钟。”
老头抬眼：“你懂表？”
“不懂。我认得字。”我指着表背，“这块后头刻的是深圳，那块刻的是汕头。两批货，价钱一样？”
老头笑了：“丫头，眼睛毒。深圳的九块，汕头的八块。”
“我要汕头的。”
“几块？”
“十块。”
“八十。你有？”
我把三十七块钱摊在柜台上：“先给三十七，剩下的下集卖完就送来。”
老头脸沉下来：“赊账？不赊。”
“叔，”我说，“我执照001号，摊子在红旗镇街口。您要不放心，把执照押您这儿。”
“执照押我这，你咋摆摊？”
“那您押我人。”我说，“我就在您这院里坐着，您叫人去红旗镇问，问李桂英家棚屋是不是租给我了，问工商所认不认我这个人。问清楚了，您再给我货。”
老头盯着我看了半天，把老花镜摘了，笑出声：“你这丫头，做生意不要脸。”
“要脸挣不着钱。”
赵长顺在旁边咳嗽了一声：“钱叔，这丫头我认识。您给她货，出了事我兜着。”
我转头看他。他冲我笑了笑。
“不用。”我说，“我自己的账，自己担。”
老头看看他，又看看我，从柜台底下又拿出一个盒子：“电子表十块，汕头的。再给你搭二十块钱的针头线脑、发卡、松紧带、电池。总共六十。你有三十七，欠二十三。”
“行。”
“欠账写条子，按手印。”
我写了条，按了手印。老头把东西点给我，末了说了一句：“下集不还，我带人上门。”
“您来。”我说，“来了我请您喝茶。”
我把货装进赵长顺车把上的箩筐，自己在后头走。他推着车，一路不说话。
到了镇口，他把车停下：“春杏，你不让我搭伙，行。可你赊账，人家认你，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我知道。”
“那你还这个态度？”
“赵长顺，”我说，“我承你这个情。可货是我进的，摊是我守的，赚了钱我先还他。你的情，我另外还。”
他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你这个人，变了。”
“人总要变。”
他把箩筐卸下来，推车走了。
第二天是红旗镇大集。
我把门板柜台擦干净，东西一样一样摆上去。发卡一排，松紧带一挂，电池码成垛，电子表放在最里头，用一块蓝布垫着。
日头出来，赶集的人上来了。
我在摊子后头站了一个钟头，没人问。有个老太太停下来看了看发卡，问多少钱，我说两毛，她摇摇头走了。
我心里不慌。上一世我在赵家看过门市部怎么卖货，知道头一个钟头都这样。
我把一块电子表拿出来，戴在自己手腕上，抬手给人看。
“新到的电子表，不用上弦，按一下亮灯。”我吆喝了一声，“走时准，一天不差。”
一个中年男人停下来：“多少钱？”
“十五。”
“这么贵？”
“县里卖十八。您去问问。”
他拿过去看了看，又戴在自己手上试了试，掏钱的时候手有点犹豫。
“十四。”我说，“头一块，开个张。”
他给了钱，走了。
我捏着那十四块钱，手心有点出汗。
到晌午，卖出去两块表、七个发卡、四节电池。本钱回来小一半。
下午两点，来了两个穿蓝制服的，胳膊上套着红袖章。胖的走到摊子前看了看：“谁让你在这儿摆的？”
“工商所。”
“工商所管执照，摊子归我们供销社管。”他伸出一个巴掌，“一个月五块管理费。”
“交过了。”
“交给谁了？”
“交给工商所，一块五。”
他一愣：“工商所啥时候收这个钱？”
“公告上写着，个体户管理费由工商所代收，一个月一块五。”我把执照拿出来，“您要收五块，给我个条子，写明是哪个文件。”
胖的脸僵了一下。瘦的在后头拽他：“老陈，走吧。”
“走啥。”胖的盯着我，“你这摊子占着街口，挡着我们门市部的道。”
“我离门市部二十步。”
他还要说，瘦的把他拉走了。走出几步，胖的回头撂下一句：“你等着。”
收摊后我坐在棚子里算账。
进货六十，卖出去的东西，本钱回来二十八，手里还剩五块现金和八块表。
我拿铅笔在纸上写：一块表赚六块，八块表赚四十八，再加上针头线脑，这个集能赚五十多。
一个月四个集，二百。
三个月，六百。
够还三百，还能剩下三百。
我把纸叠好，塞进棉袄口袋，起身收拾柜台。门板底下那个旧木箱的箱底板裂了，我把东西掏出来，想把箱子翻个面。
手伸进去，摸到裂缝里夹着一张纸。
折成四折，纸边发黄。我抽出来，展开。
一张收款收据。
县供销社门市部的抬头，蓝黑墨水写的：收到吴桂兰交来代购货款一百八十七元整。
底下收款人一栏，签着三个字：赵长顺。
日期是1982年11月3日。
我盯着那三个字，手一直抖到纸边发响。
这箱子是李婶给的，李婶说从赵家后墙根捡的。收据在箱底压了半年，被裂缝卡住，没人看见。
我把贴身那张进货单拿出来，两张纸摆在一起。一张是1982年11月，我娘把钱交给赵长顺代购棉布和暖水瓶；一张是1984年，赵长顺告我侵占这笔货款。
钱他早就收过。他又告了我一次。
我坐在黑暗里，听见外头风刮过油毡，哗啦哗啦响。
这时棚子外头有脚步声，一个人的，走得不快，走到门口停了。
“春杏，睡了没有？”
是赵长顺的声音。
我把两张纸塞进贴身口袋，摸黑站起来，手按在门闩上。
“有事明天说。”
“明天来不及。”他在门外说，“工商所明天一早就来查你的表。这次是真的，不是我吓你。”
我站在门后，没出声。
“我说了，镇上没有我不知道的事。”他笑了，“你要是不想货被收走，今晚就把东西搬到我那儿。我等你到十二点。”
脚步声远了。
我靠在门上，慢慢吐出一口气。
他为什么知道工商所要来查？他爹是供销社主任，查走私表这事，谁报的？
5、摊子被砸，我报案
那天夜里我睡得浅。天没亮就听见街上有自行车铃响，响了两下就停了。
我起来，把八块表装进一个布袋，塞在稻草底下。柜台上只摆三块，摆给买主看，也摆给想伸手的人看。
这是上一世学的。东西放在明面上，贼惦记；剩下的藏起来。
上午集市人最多的时候，我看见谢建业在街口转，转了两圈，没过来。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高一矮，站在豆腐摊后头抽烟。
我心里有数了。
集还没散，他就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后头跟着两个生面孔，一个高个子，一个塌鼻子，都二十来岁，穿军绿棉袄，手插在袖筒里。
谢建业走到摊子前，伸手就把蓝布掀了。
“春杏，你这表来路不明。”他说，“工商所让收的，我帮你搬。”
“工商所的人呢？”
“在后头。”
我往街口看了一眼，没人。
高个子已经伸手抓表。我一把按住他的手：“放下。”
“丫头，别找不痛快。”他手腕一翻，把我推得后退两步，后腰撞在门板上。
塌鼻子把纸盒整个端起来，往怀里一塞。谢建业顺手把柜台上的电池、发卡往麻袋里扫。
我站在那儿，没有扑上去。
我知道扑上去没用。上一世我在赵家挨过一次打，知道一个女人跟三个男人撕扯是什么结果。
“谢建业。”我说，“八块表，一百一十二块。你抢走，就是抢劫。”
“谁抢了？”他笑，“我这是帮工商所执法。”
“执法有执法证，有扣押单。你有吗？”
他脸上闪了一下。
“你没有。”我说，“你什么都没有。”
他们扛着麻袋走了。走的时候，塌鼻子还回头冲我笑了一下。
街上围了十几个人，没人说话。卖豆腐的老赵头把摊子往里挪了挪。
我蹲下去，把倒在地上的长凳扶起来，把散落的发卡一个一个捡回盒子里。
捡完，我锁了棚子，往派出所走。
派出所离街口半里地，两间平房，门口一棵梧桐。我进去的时候，里头坐着一个民警，三十来岁，姓孙。
“报案。”
“啥事？”
“我摊子被抢了。八块电子表，电池两盒，发卡三十个，松紧带一挂。人我认得，谢家洼的谢建业，还有两个不认识的。”
孙民警把本子翻开：“有证据吗？”
我把抄着编号的纸拿出来，又拿出工商所盖章的备案单：“表是我从县百货批发站进的，编号都在这儿。备案单上有工商所的章。”
他接过去看了看，抬头：“你叫啥？”
“谢春杏。红旗镇001号个体户。”
他哦了一声，把本子合上：“你等着。”
他出去了。过了半个钟头，他带着一个人回来，那人穿便衣，进门先看我一眼。
“谢建业我们找到了。”孙民警说，“东西在他家。他说是家务事，替你保管。”
“替我保管，用麻袋装？”
“他说你们是一家人，分家闹的。”
我笑了笑：“孙同志，我跟他分了家。分家协议写的是房子、地归我爹，没写我的摊子归他。摊子是我的执照，执照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孙民警把笔录本翻开：“你确定要立案？”
“确定。”
“立案以后，你大伯、你爹都得来。”
“该来就来。”
下午，谢建业被带到了派出所。他进门的时候还梗着脖子：“我拿的是自家妹妹的东西，算啥抢？”
孙民警把备案单拍在桌上：“这表是她进的，编号在这儿。你拿的时候，她在场没有？”
“她在。”
“她同意没有？”
谢建业不说话了。
“东西呢？”
“我家。”
“全不全？”
“八块表，都在。”
“还有电池、发卡、松紧带。”
“那些……我以为是她的。”
孙民警看了他一眼：“你以为。你以为什么都能拿？”
天黑之前，大伯来了，我爹也来了。
大伯进门先给孙民警递烟，被挡了回来，转头冲我：“春杏，你把你哥送进来，你心里过得去？”
“大伯，”我说，“他抢我东西的时候，您怎么不问他心里过不过得去？”
“那是你哥！”
“我哥不会拿麻袋装我的货。”
我爹在后头拍桌子：“谢春杏，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分家协议是您让我签的。”我回头看他，“签的时候，您说生老病死与家中无关。现在他抢我的货，就成家务事了？”
我爹噎住了。
孙民警把本子合上，看了看我们几个：“一家人闹到这一步，难看。”他转头对谢建业说，“东西退回去，误工损失赔上，写检查。再有一次，就不是赔钱的事了。”
谢建业低着头，腮帮子咬得紧紧的。大伯还想说什么，被我爹拉住了。
我爹从头到尾没看我一眼。出门的时候，他把门帘摔了一下，棉门帘打在门框上，啪的一声。
东西是当晚退回来的，八块表一块没少。误工和柜台赔了十二块，他写了检查，签了字，按了手印。那两个帮手，一个跑了，一个被叫来训了一顿，写了一份保证书。
我抱着东西出派出所，天已经黑透。大伯在门口拦住我，压低声音说：“春杏，你行。往后村里你别回去。”
“我本来也没打算回去。”
路过豆腐摊，老赵头从屉后头探出脸：“春杏，你这是把供销社得罪了。”
“赵叔，是他们先动的手。”
“我知道。”他把声音压得更低，“可这镇上，水浅王八多。你一个小丫头……”
“赵叔，我不怕。”
他摇摇头，把一块热豆腐塞给我：“拿着，不要钱。”
回到棚子，我点了一遍货：八块表，一块没少。电池少了两节，发卡少了三个，松紧带乱成一团。
我把门板重新架上，柜台腿断了一根，用砖垫着。收拾完，我从贴身口袋里把两张纸摸出来，一张进货单，一张一百八十七块的收据，压在稻草底下。
明天工商所来查表，这两张纸还没到用的时候。但我知道，从今天起，这镇上有人比我更急。
半夜，我看了一眼门缝外头。街对面供销社门市部的灯还亮着，窗户里有个人影，来回走。
我认得出那个走法。赵长顺走路脚跟先落地，一颠一颠的。
6、他举报我，我走南方
第二天一早，工商所的人来了。
周德发走在头里，后头跟着一个小年轻，手里提着公文包。赵长顺跟在最后，中山装换成了工作服，像是来看热闹。
“春杏，有人反映你卖走私表。”周德发站在摊子前，脸色不好看，“货拿出来，我看看。”
我把电子表一块一块摆到门板上。
“进货凭证。”
我把钱会计的收据递过去。
“收据不算发票。”赵长顺在后头插了一句，“钱叔那儿的收据，谁都能开。”
周德发回头看了他一眼：“你少说两句。”
我把备案单拿出来，摊在柜台上：“周叔，十五号我找您备过案。八块表，编号都在这儿，表盘划痕、表带长度，一条一条写着。”
小年轻拿过去，一块一块对着看。看了半天，抬头：“周所长，对得上。”
“对得上就行。”周德发把东西还给我，“下次进货，记得要发票。没发票的单子，一次两次行，次数多了，我也护不住你。”
“记下了。”
周德发转身要走，赵长顺脸沉下来，跟在后头出去。走到门口，他回头看我一眼，那一眼，跟昨天在批发站门口笑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查表的事过去了。可我知道，这事没完。
赵长顺临走的时候拦了我一下。他站在门口，压着声音：“春杏，我给你留了路，你不走。”
“你的路，是让我把摊子送给你。”
“话别这么难听。”他笑了笑，“镇上就这么大，你一个人能翻出什么浪？”
“我不翻浪。”我说，“我就卖货。”
他看了我两眼，转身走了。走的时候，他用手拍了拍门框，像在拍我肩膀。
下午，供销社门市部的老陈来了。不是来收管理费，是来传话。
“春杏，门市部往后不给你供货了。”他抱着胳膊，“上面说的，个体户进货走别的渠道。”
“哪个上面？”
“赵主任。”
“赵主任的意思是，镇上所有个体户都不给供，还是就我一个？”
老陈嘴动了两下：“你问那么多干啥。反正你以后别来了。”
他走了。
我坐在门板后头，把这事想了半个钟头。供销社断了我的货，县百货批发站的钱会计是赵长顺的叔，这条线也迟早断。镇上就这么大，他们卡住两头，我这摊子就得停。
上辈子他们就用了这个法子。上辈子我低头了，这一辈子不低。
第二天，我把摊子托给李婶看了半天，自己去了长途汽车站。
从红旗镇到省城，车票四块二。我在窗口前站了一会儿，把票买了。
车晃了六个钟头。我靠在窗边，看着路边的杨树一棵一棵往后倒，心里把账算了一遍又一遍。
三十七块钱起家，卖到现在，手里一共九十六块。欠钱会计二十三，欠李婶两块。兜里剩七十一。
到了省城，天已经黑透。我在车站候车室里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打听着去了城东的小商品市场。
那地方上一世听过。1990年赵长顺在这儿倒腾过服装，回来跟我吹了半个月。我没来过，可我记住了。
市场是一条长街，两边全是铁皮棚子，棚子里挂满了衣服、包、塑料制品。人挤人，板车推着货来回窜。
我在市场里转了一圈，一家一家问价。电子表，汕头货，进价四块八；的确良衬衫，三块二一件；蛤蟆镜，一块五。走到街尾，腿都沉了，脚底板磨出一个泡。
有个摊子前围了一堆人。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站在凳子上，手里举着一个包：“这批货，谁要谁拿走，我明天不在这儿了。”
我在人后头喊了一声：“多少？”
她低头看我：“你？你要多少？”
“先看货。”
她跳下凳子，把货箱打开。里头是女式人造革包，红棕两色，做工不差。
“进价八块，你卖十五。”
“六块五。”
“你抢啊？”
“你明天就走，带着回南方也是运费。”我说，“这批我全要，六块五。”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笑了：“你这丫头，比我狠。行，六块五，一箱三十个。”
我数了一百九十五块。
钱不够。
我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七十一，还不够。我站在那儿，手指头捏着钱，心里飞快地算。
“我先给你二十块定金。”我说，“剩下的，三天后我来，连箱子一起拉走。”
“三天？”她皱了皱眉，“我明天就走。”
“你晚走三天。”我说，“这三天的吃住，我出。”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把箱子盖上：“也行。但你三天不来，这箱子我就卖给别人。”
“我一定来。”
那女人姓陈，叫陈玉兰，广东口音，说话快。她把我送到棚子口：“小丫头，你敢一个人来省城，胆子不小。”
“胆子不值钱。”我说，“钱值钱。”
她笑了，从兜里摸出一张纸，写下她住旅店的地址：“三天，别耽误。”
我揣着那张定金条和地址往车站走，心里又热又慌。
三天，一百二十四块。我手里只剩七十一。回镇上凑这笔钱，比在省城买货还难。抽屉里的八块表能押六十，李婶那儿能借十块，还差五十。
更要命的是谢建业。他也来省城进货，带的钱肯定比我多。他要是也看见那箱包，我这三天就白跑了。
我得比他先回去。
走到车站门口，我停住了。
人群里头，有个人正往里走，肩上扛着两个蛇皮袋。他穿着蓝卡其布褂子，脚上一双白球鞋，鞋边沾了泥。
谢建业。
他也来省城进货了。
我站在台阶上，把定金条往里掖了掖。他走得急，没看见我。
我等他进了站，才从台阶上下来。三天，我只有三天。回到镇上，天已经黑透。我先去了李婶家。
7、我妈偷偷跑出来
李婶听我说要借五十块，手里的针线停了。她男人死得早，靠给人缝补过日子，五十块对她不是小数。
“春杏，你要这么多干啥？”
“进货。三天后还您六十。”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你拿啥押？”
“棚子里的货押给您。八块表，进价六十四。”
她起身进了里屋，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蓝布包，打开，数了三十块给我：“我就这些。你婶子不图你六十，你把货卖出去，给我三十五就行。”
我接了钱，给她写了字据。
还差二十。我去找老赵头。
老赵头听完，从豆腐屉底下摸出二十块：“我这是给孙子攒的学费。你记着，月底还。”
“赵叔，您放心。”
凑够一百二十一，还差三块。我把棉袄里那张十块的整钱拆开，数出三块，够了。
第二天一早，我坐车去省城。陈玉兰的旅店在车站后头，一间小平房，门口晾着一排包。她看见我，先看我的脸，再看我的手。
“钱带来了？”
我把一百二十四块放在桌上，一张一张数给她。她数完，把箱子推给我：“你这丫头，讲信用。往后要货，来信。”
“陈姐，我记着。”
我把箱子扛上长途车，一路抱在怀里，连眼睛都不敢眨。
第三天集上，我把包挂在棚子门口，红棕两色，一排挂开。赶集的姑娘媳妇围上来看，问价，试背。
十五块一个，一上午卖了十一个。到收摊，三十个包剩九个。
我坐在棚子里数钱，手一直在抖。卖了一百六十五块。当天下午，我把三十五块还给李婶，二十块还给老赵头，手里还剩一百一十。扣掉本钱，这一趟赚了三十六。
李婶把钱数了两遍，说了一句：“春杏，你这生意，能成。”
包卖完以后，我又跑了一趟省城，这回进了衬衫和蛤蟆镜。衬衫三块二进，卖六块；蛤蟆镜一块五进，卖三块五。货一回比一回多，棚子都快堆不下。
李婶把自家一间空屋腾出来给我存货，房租不要，只让我每月给她带两斤红糖。老赵头的豆腐摊旁边，我支了个小桌，专卖女包。街口的人开始认得我了，喊我“春杏家的”。
娘是第四天来的。
她背着半袋面，进门先把门关上。
“春杏，你爹知道你租棚子了。”
“他早晚得知道。”
“他昨天去你大伯家了。”
我心里一紧：“说啥了？”
“我没听见。他回来就摔碗，说六月十五之前，你要拿不出钱，他就不认你这个闺女。”
我没说话。
娘把面放下，从怀里掏出一个手绢包，打开，里头是二十五块钱，皱皱巴巴的。
“这是卖鸡蛋攒的。你弟的学费我也拿出来了，十二块。都在这儿。”
“娘，春生上学……”
“学照上，钱我想办法。”她把钱推到我面前，“春杏，娘想明白了。你爹靠不住，你大伯更靠不住。你要干，娘跟你干。”
我看着她。
上一世她也说过这话，是在我嫁给赵长顺的第三年。那时候她说完就哭了，哭完还是回了家。这一世她没哭。
“娘，你想好了？”
“想好了。”她说，“我在供销社干过，会记账，会打算盘。你进货，我守摊。”
“我爹那边？”
“我不回去。”她说，“我回去，他打我，我认。可我不能看着你一个人在外头。”
娘说着，从兜里摸出一副老花镜，镜腿用胶布缠着。她戴上，拿起柜台上的账本翻了两页，眉头皱起来：“你这账记得乱。收入、支出、欠款，得分开。”
她抽出一张纸，画了三栏。从那以后，账本上每一笔都有去处。
春生放学来的时候，书包往柜台底下一塞，先帮我擦玻璃。玻璃是从废品站淘的，用胶布粘在门框上，擦干净了，外头的人能看见里头的包。
他擦完就站在门口，见人过来就喊：“婶，看包不？新到的，十五一个。”
有人逗他：“你家大人呢？”
“我姐在里头。”他挺着胸脯说，“我姐是老板。”
我低下头去数钱，数了半天，数不对。
从那天起，摊子成了两个人的。
娘守摊，我跑货。她记账记得清楚，一分一厘写在纸上，连买一根针都记。春生放学也来，蹲在门口帮人拿包，嘴甜，喊姐姐喊婶子，一天能多卖两三个。
三天后，我算了第一笔账。除去本钱、还账、进货，净剩八十七块。
我把钱分成三份：五十块存着还大伯，二十块进货，十七块给娘。
娘拿着那十七块，手抖了半天，最后抽出一张五块的塞给春生：“去买本子，买笔。”
春生没接，看着我。
“拿着。”我说，“姐给你买糖。”
他笑了，牙缺了一颗。
那天晚上，我们仨在棚子里吃饭。面片汤，娘做的，放了一点葱花。
吃到一半，门被推开了。
我爹站在门口，身上落着雪，手里提着一根扁担。
他没看我，看的是桌上那沓钱。
“谢春杏，”他说，“你把你娘拐出来，你还有没有良心？”
娘站起来：“有田，是我自己要来的。”
“你闭嘴！”他把扁担往地上一杵，“六月十五，三百块。拿不出来，我把这棚子拆了。”
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春生一眼：“你跟我回去。”
春生往我身后躲。
我把春生拉到身前，看着我爹：“他跟我。”
我爹盯着我看了很久，转身走了。雪地上留下两行脚印。
娘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半天没出声。
我把钱收进铁盒，压在稻草底下。
六月十五，还有两个半月。三百块，我已经有五十。
第二天，谢建业在街对面支了个摊子。
8、堂哥进假货，反咬我一口
谢建业的摊子就在供销社门市部旁边，一张八仙桌，上头摆着电子表，还有蛤蟆镜、打火机。
他的表卖十二块，比我便宜两块。八仙桌上还立着一块硬纸板，红笔写着：新到电子表，十二块一块，不讲价，假一赔十。
头两天，他的摊子围的人多。赶集的人图便宜，一买就是两块三块。我这边的表，一天卖不出两块。
娘急了：“春杏，他卖十二，咱也降？”
“不降。”
“为啥？”
“他那表，你看。”
我隔着街看了两天。第三天，有个男人拿着表回来，摔在八仙桌上：“你这表走一天快十分钟，我上班迟到两回！”
谢建业把表拿起来看了看：“你自己摔的吧？”
“我摔它干啥！”
“那我不管。货出门，不退。”
男人吵了一阵，走了。
第四天，又来了两个。一个说表带断了，一个说按了不亮。
谢建业还是那句话：货出门，不退。
第五天，工商所的人来了。
娘在柜台后头算账，算着算着叹气：“他这一闹，咱这个集少卖三十块。”
“少卖就少卖。”我说，“他的表撑不过十天。”
“你咋知道？”
“他那表，表带是硬塑料，一掰就断。表盘里的字印歪了。真货的秒针走起来一格一格跳，他那表是滑着走。”
娘听不懂，只记住了一句：他的表撑不过十天。
周德发带着那个小年轻，走到八仙桌前，拿起一块表看了看，又翻过来看背面。
“进货凭证。”
谢建业从兜里摸出一张纸条。周德发看了一眼：“这是收据，还是手写的。发货单位叫什么？”
“省城……省城小商品市场。”
“哪个摊子？摊主叫什么？”
谢建业答不上来。
周德发把表放下：“这表没有厂名，没有厂址，没有合格证。三无产品，按规定没收。”
“周叔！”谢建业急了，“这表是春杏带我进的货！她进的也是这个！”
我正站在自己摊子前，听见这话，抬起了头。
周德发转头看我：“春杏，你说。”
我回棚子里，把进货凭证、工商所备案单、还有钱会计的收据一起拿出来，摆在八仙桌上。
“周叔，我的表是从县百货批发站进的，发货单位、经手人、日期都有。八块表，编号我备案过。”我把备案单展开，“他这表，跟我不是一个渠道。”
周德发拿起我的凭证，对着看了一遍，又拿起谢建业的表，跟我摊子上的表比。
“不一样。”他说，“你这表背面有字，他那表背面是光的。”
谢建业脸白了。
“谢建业，”周德发说，“你这批表，全部没收，罚款三十。下回再进这种货，执照都别想办。”
“我没执照。”谢建业低声说。
“那你连个体户都不是，还敢摆摊？”
当天下午，八仙桌被撤了，表装进麻袋抬走。
围在街口看热闹的人没散。有人问周德发：“周所长，往后镇上的表还能买不？”
“能买。”周德发指着我摊子，“001号，进货有凭证，表有编号，出了事找得着人。”
老赵头在豆腐摊后头接了一句：“我早就说，春杏这丫头实诚。”
大伯来了，站在街当中，冲我喊：“春杏！你把你哥的货点了，你安的什么心！”
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大伯，是他先说我带他进的货。我要是不站出来，工商所就得查到我的摊子上。”
“你就不能替你哥担一句？”
“我担了，我的执照就没了。”我说，“他卖假货的时候，想过我没有？”
大伯手指着我，抖了半天，没说出话，转身走了。
大伯走了以后，街对面卖花生的老周婆子过来，压低声音：“春杏，你大伯刚才在供销社门口站了半天，跟赵主任说话。”
“说啥了？”
“没听清。就听见一句，说你那执照，早晚保不住。”
那天晚上，赵长顺来了。
他站在棚子门口，没进来，手里夹着一支烟。
“春杏，你这摊子，现在镇上没人敢惹了。”
“我不想惹谁。”
“我知道。”他把烟掐了，“供销社门市部要进一批年货，搪瓷盆、暖水瓶、床单。你跑过省城，路子熟。你供货，我给你结现钱，不拖。”
我看着他。
上一世，他就是这么把我套进去的。先让我供货，再让我垫钱，最后账本一改，我成了欠钱的人。
“不供。”我说。
“为啥？”
“你的账，我看不懂。”
他笑了一下，笑意没到眼睛：“春杏，你把话说明白。”
“赵长顺，”我说，“你爹是供销社主任，门市部的货，你自己不会进？你找我，是想让我垫本钱，还是想让我替你担账？”
他不笑了。
“你想多了。”他说。
“那就当我想多了。”我说，“你走吧。”
他站在门口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回头扔下一句：“春杏，你会来找我的。”
9、他改账本，我抄下来
李婶是第二天来的，进门就说：“春杏，赵家来人了，问那个旧木箱。”
我手里的算盘停了一下。
“问箱子干啥？”
“赵长顺他娘说的，那箱子是他们家的，要拿回去。”
我心里明白了。赵长顺在找那张收据。
“婶，你跟他们说，箱子在我这儿，我明天送回去。”
李婶走了以后，我把稻草底下的两张纸摸出来。进货单和收据，我用油纸包了三层，塞进棉袄内衬，用针线缝死。
我又把箱子翻过来看了两遍。箱底除了那张收据，什么也没有。赵长顺要箱子，要的是箱子，还是箱子里的东西？他要是知道收据在我手里，早就上门了。他要箱子，说明他只记得箱子，不记得收据压在裂缝里。
我把空箱子擦干净，又故意在箱底垫了一张1983年的旧报纸。他要翻，翻到报纸，也就死心了。
第二天上午，我送去了赵家。
赵家在供销社后头的院子里，三间砖房，门口种着一棵石榴树。赵长顺的娘在院里晒被子，看见我，脸上堆起笑：“春杏来了，箱子放墙根就行。”
“婶，我给您搬进去。”
我把箱子搬进堂屋。堂屋桌上摊着一本账，蓝皮，边角磨得起毛。赵长顺不在。
赵长顺的娘给我倒水，嘴里不停：“春杏啊，你这生意做得红火，镇上人都说你能干。往后跟我们长顺多走动，都是一条街上的人。”
“婶，我忙。”
“忙也得走动。”她把水碗递给我，“你一个人在镇上，没个靠山，难。”
“婶，我喝口水。”
“喝，灶上有热的。”
我端着水碗，站在桌边，眼睛落在账本上。
账本翻开着，一页一页是日期、货名、金额。我找到1982年11月那一页。
上头写着：11月3日，收吴桂兰代购款一百八十七元。
底下另起一行：11月10日，付棉布二十尺、暖水瓶两个、搪瓷盆四个，计一百八十七元。
两行字，一笔进，一笔出。
我往下翻，翻到最新一页，日期是今年3月。那一页上写着：谢春杏代销货款，未结，一百八十七元。
同一笔钱，前面结了，后面又挂了一笔。
我端着碗，手没抖。我把这两页的数字记在脑子里，一个字一个字记。
我又往前翻了两页，看见一笔1983年2月的支出，货名写着“棉纱”，金额二百四十，经手人写着“谢建业”。
我心里一动。谢建业在纺织厂偷棉纱的事，还没发生。这一年才1983年春天，他哪来的棉纱？
我把这一页也记住了。
院门响了。
赵长顺回来了。我放下碗，往灶屋退。灶屋和堂屋隔着一道布帘，我站在帘子后头。
他进门，把帽子扔在桌上，坐下，翻开账本，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钢笔。
我从帘子缝里看。
他把最新那页撕了下来，铺在桌上，又拿出一张新纸，照着写。写完，把新纸贴回账本，用浆糊抹平。
然后他翻到1982年那页，把“付棉布二十尺”那行划掉，在旁边写：货未到，款暂存。
我把手伸进兜里，摸出半张烟盒纸和一根铅笔头。
他写字的时候，我在帘子后头抄。日期，金额，货名，一个字不落。
他写完，合上账本，起身去里屋。
我等了一会儿，从灶屋出来，往院门走。
“春杏？”
赵长顺的娘从屋里出来：“水喝了？”
“喝了，婶。箱子送到了，我走了。”
我出了院门，走到巷口，背后有人喊。
“谢春杏！”
赵长顺追出来，手里拿着账本：“你进我屋了？”
“我送箱子。”
“你动我账本没有？”
“我喝口水，动你账本干啥。”
他盯着我，忽然伸手抓住我的棉袄领子：“你兜里是什么？”
我后退一步，把烟盒纸攥在手心。
“赵长顺，你松手。”
“你偷我账！”
他喊起来，院里的邻居探出头。他娘也出来了：“长顺，你干啥？”
“她偷我账本！”
我没跑。我站在巷口，把烟盒纸举起来：“赵长顺，我没偷你账本。我抄了你两页纸。你要说我偷，咱就去派出所，让民警看看，这账本上的字是谁改的。”
他愣住了。
半个钟头后，孙民警来了。
赵长顺把账本递上去：“孙同志，她进我家，抄我的账。”
孙民警翻开账本，看了两页，又看我：“你抄的什么？”
我把烟盒纸递过去。
“1982年11月3日，收吴桂兰一百八十七。”孙民警念，“11月10日，付货一百八十七。”他翻到后面，“今年3月，谢春杏代销未结，一百八十七。”
他抬头看赵长顺：“同一笔钱，收了一次，付了一次，后面又挂一次。赵长顺，你这是啥账？”
赵长顺嘴唇动了动：“那是……那是两笔业务。”
“哪两笔？”
“一笔是代购，一笔是代销。”
“代购的货呢？”
“货……货没到。”
“没到，钱怎么付了？”
赵长顺答不上来。
孙民警把账本合上：“这本账，我先带走。明天送工商所，让周德发一起看。”
“孙同志！”赵长顺急了，“这是我家里的账，你不能拿走。”
“你刚才不是让我看吗？”孙民警把账本夹在胳膊底下，“看完了，我得让人看明白。你要是有理，怕什么？”
赵长顺站在巷口，脸白得像纸。
我转身往棚子走。走到街口，我停下，回头看了一眼赵家的院门。
赵长顺还站在那儿。他娘在院里，一动不动。
我心里明白了一件事：那本账，不是他一个人的。他爹赵德海是供销社主任，这门市部的账，赵德海一定看过。
六月十五还有两个多月。
三百块，我已经攒了一百六。
我爹那边，还没动静。
大伯那边，也没动静。
越是没动静，我心里越不踏实。
回到棚子，我把烟盒纸给娘看。娘看完，手抖：“这账，能告他。”
“不告。”我说，“先留着。”
“为啥？”
“告他一个，只能要回一百八十七。”我说，“我要的是他爹那本总账。”
10、说我投机倒把
举报信是月初递到县工商局的。
周德发拿着信来找我，脸色不好看：“春杏，有人告你倒卖国家紧俏物资。电子表、的确良、蛤蟆镜，都算。”
“算不算，看文件。”我说。
“你别跟我犟。”他把信拍在柜台上，“县局让查，你先停业三天。”
娘正在给一个顾客称松紧带，手停在半空：“停业三天？三天得少挣多少……”
“娘，别说话。”我把信拿起来。
信是油印的，字打得很工整，落款写着“红旗镇群众”。我把信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钢笔字，横写得特别长。
赵长顺的字。
周德发走了以后，娘把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
“春杏，咱听他的？”
“听。停三天。”
“那这些包咋办？”
“包不坏。”我把包收进木箱，“娘，你回家歇两天。”
娘不肯走，坐在凳子上抹眼泪：“咱好不容易挣起来，一句举报就给停了。”
“娘，停三天，咱就少挣三十块。”我说，“可我要是不停，执照就保不住。”
她抬起头：“那你打算咋办？”
“去县里。”
正说着，外头有人敲门。是街尾的孙大娘，昨天订了两个暖水瓶，今天来取。
“春杏，我听人说你摊子停了？”
“停三天，大娘。您要的货在里头，我给您拿。”
“停了还能卖？”
“这是昨天订的，不算营业。”
我把暖水瓶包好递给她。她接过，塞了钱，回头看了一眼门板，叹了口气：“你这丫头，咋就得罪人了。”
我把门板卸下来，靠着墙放好。娘在一旁看着，忽然说：“春杏，你爹要是在，肯定又说你犟。”
“我不犟，活不到今天。”
娘没接话，低头去叠那些包装纸。她叠得很齐，一张一张压平，像在给谁整理衣裳。
我把举报信摊在柜台上，对着那行横着写的字看。上一世赵长顺写条子，横也这么长。他写“今收到”三个字，三横能连到纸边。
我把信折好，揣进兜里。这东西，留着有用。
第二天一早，我坐车去了县工商局。市场科在二楼，一个姓吴的科长接待我。
我把材料摊在桌上：执照、进货凭证、工商所备案单、管理费收据。
“吴科长，我卖的是日用百货，不是统购统销物资。”我说，“1983年省里发的文件，个体户可以经营小百货、针纺织品、日用杂品。电子表归在日用杂品里。”
吴科长翻了翻材料：“文件你倒背得熟。”
“我办执照的时候，周所长让我学的。”
“有人告你，我们得查。”
“查。”我说，“我还有个事要反映。”
“啥事？”
“红旗镇供销社门市部的账，有问题。”
我把烟盒纸抄的账页拿出来，又把那张一百八十七的收据拿出来。
吴科长戴上眼镜，看了很久。
“这收据，你从哪来的？”
“我娘1982年交的钱，赵长顺收的。收据压在箱底。”
“你娘的钱，怎么在他手里？”
“代购。他收了钱，账上写了付货，货没到。今年3月，他又在账上挂了一笔，说我欠他一百八十七。”
吴科长把材料放下，看了我一眼：“你叫什么？”
“谢春杏。”
“你先回去。停业的事，我打个电话给周德发。”
三天后，县工商局来了两个人，进了供销社门市部。
镇上的人都站在街上看。赵德海从办公室出来，脸上堆着笑，把来人往屋里请。
查了一上午。中午，赵德海出来的时候，脸是灰的。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见我，没说话，转身进了办公室。
下午，周德发来找我：“春杏，停业的事撤了。你照常营业。”
“账呢？”
“县局在查。”他压低声音，“赵主任停职了。”
“那我的执照呢？”
“你的执照没问题。”他说，“我看了，进货、备案、管理费，一样不缺。”
我把门板重新装上，娘的松紧带又挂了出来。
老赵头端着一板豆腐过来：“春杏，听说你跑县里去了？”
“去了。”
“咋样？”
“停了三天，就赔三天。”
他把豆腐放下：“你这丫头，胆子大。赵德海在镇上待了十几年，没人敢动他。”
“我没动他。”我说，“我只是把我娘的钱要回来。”
那天晚上，赵长顺来了。
他没进门，站在街上，隔着柜台看我。
“春杏，你行。”
“我没告你。”
“你没告，可你把账捅出去了。”
“账是你自己改的。”
他站在那儿，看了我很久。
“我爹要是倒了，你以为你能好过？”他说，“这镇上，供销社说了算的日子，还没过去。”
“赵长顺，”我说，“供销社说了算，也是国家说了算。国家的账，不是你想改就改的。”
他脸沉下来，转身走了。
娘从里屋出来：“春杏，咱是不是惹大了？”
“娘，”我说，“咱没惹。是他们先惹的。”
那天夜里，我把铁盒打开，数了一遍钱。一百六十块。
六月十五还有两个多月。三百块，我还差一半。
我坐在黑暗里，想了很久。
赵长顺说得对，供销社在镇上还有势力。可他忘了一件事：赵德海停职了。他一停职，门市部的账就得往上交。往上交，就有人看。
我不急。我等。
11、主任的账烂了
查了半个月，结果出来了。
县供销社派人来红旗镇开了会，门市部停业整顿，赵德海停职检查，退赔货款。赵长顺被辞退。
会是在镇政府会议室开的，门关着，外头站了十几个人。
李婶挤在最前头，回来说给我听：“赵主任出来的时候，帽子都没戴，头发白的。”
我正在给人包一个暖水瓶，手没停。
“那一百八十七块呢？”
“说是要退。”
三天后，供销社的会计找到我，把钱放在柜台上，让我签字。
“这是你娘1982年交的代购款。”会计说，“货没到，钱退给你。”
我把钱拿起来，看了看。
这钱，上一世我赔了两次。一次是缝纫机，一次是三十九块现金。这一世，它回来了。
“签字。”我说。
会计把收据推过来，我一笔一画写下名字。
我把钱拿回家，放在娘面前。
娘看着那沓钱，半天没说话。
“娘，这是你的钱。”
“我的钱……”她伸手摸了摸，又缩回去，“春杏，这钱你拿着。娘不要。”
“为啥？”
“这钱要是拿了，我心里过不去。”她说，“当年是我信了他。”
“娘，你信他，是因为他是供销社主任的儿子。”我说，“你不信他，信谁？”
她低下头，眼泪掉在桌上。
“春杏，”她过了很久才开口，“你爹那年住院，我去赵家借钱，赵长顺他娘说，让长顺帮着进货，钱先放他那儿。我信了。我把家里的钱都给了他。”
“多少？”
“一百八十七。还有你外婆留下的一对银镯子。”
我没说话。
“银镯子他没还。”娘说，“他说压在货款里了。”
我把钱推到她面前：“娘，这钱你收着。银镯子的账，我另算。”
我记下了。赵长顺他娘吞的那对银镯子，我早晚要拿回来。
赵家的事刚了，大伯来了。
他拿着那张借条，站在棚子门口：“春杏，六月十五快到了。三百块，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我说。
“那就拿来。”
“大伯，”我说，“这借条，我不认。”
他脸一沉：“你说啥？”
“1981年腊月初八，我爹在县医院住院。他不可能在村里按手印。”
“你爹提前签的。”
“提前签的？”我看着他，“一张空白纸，让他按了手印，回头再填内容。大伯，这事要是让法院知道，您说算什么？”
大伯的脸变了。
“你胡说！”
“我有没有胡说，法院说了算。”我说，“借条的事，我起诉。”
大伯站在门口，胸口起伏。谢建业站在他后头，脸上一会儿白一会儿红。
“春杏，”大伯缓了口气，“一家人，非得闹到法院？”
“一家人？”我说，“六月十五来收房的时候，您怎么不说一家人？”
他走了。
县法院在县城西街，三间平房。我递了起诉状，告的是确认借条无效。
受理的是一位姓郑的法官，四十来岁，说话慢。
“你说借条是你父亲住院期间形成的？”
“是。”
“有证据吗？”
“县医院的住院记录，我调出来了。腊月初八入院，腊月二十三出院。”
“借条上的手印呢？”
“我爹说，1981年秋天，大伯让他签过一张空白纸，说是赌债的凭据。他按了手印，没看内容。”
郑法官把材料收下：“我们会调查。”
半个月后，法院开庭。
大伯来了，我爹也来了。我爹坐在旁听席上，一直低着头。
法官问大伯：“借条上的内容，是谁写的？”
“我写的。”大伯说。
“借款人签字的时候，你在场吗？”
“在。”
“1981年腊月初八，你在哪？”
“在村里。”
“谢有田在哪？”
大伯不说话了。
法官又问：“借条上的手印，是谢有田本人按的吗？”
“是。”
“你亲眼看见的？”
“是。”
我爹突然站起来：“不是！”
全场都看他。
“那手印是我秋天按的。”我爹说，“他让我按在一张空白纸上，说是赌债的条子。我不识字，就按了。”
大伯的脸白了。
法官敲了敲桌子：“坐下。”
判决下来得很快。法院认定借条内容与事实不符，形成过程存疑，不予支持。
房子还是我爹的。
从法院出来，我爹站在门口，没走。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
“春杏。”
“嗯。”
“你娘……还回来不？”
“她回不回来，您得问她。”
他低下头，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又塞回去。
“六月十五，”他说，“我不来要钱了。”
“那三百块，我照样给您。”我说，“但不是还大伯，是给您。您拿去还赌账，往后别再借了。”
他愣了一下，抬起头看我。
“春杏，”他说，“爹对不住你。”
“爹，”我说，“这话您留着，跟我娘说。”
他站在法院门口，没再说话。
我转身走了。走到街口，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儿，手里捏着那根没点的烟。
那天晚上，我回了趟谢家洼。
院门虚掩着，灶屋亮着灯。我娘坐在灶前，我爹坐在门槛上，两个人隔着半间屋子，谁也没说话。
春生在院里劈柴，看见我，扔了斧头跑过来：“姐！”
我把三百块钱放在门槛上。
“爹，这是三百。”
“啥意思？”
“您欠大伯的，我来还。往后这房子，跟大伯没关系了。”
我爹看着那沓钱，没伸手。
“你这钱，哪来的？”
“挣的。”
他沉默了很久，弯下腰，把钱拿起来，一张一张数。
数完，他抬头看我：“春杏，你比爹强。”
我娘在灶屋里，肩膀抖了一下。
12、全村排队办执照
六月十五那天，我回了谢家洼。
不是去还钱，是去办执照。
村口的大喇叭响了三遍。我把从工商所领的表格摊在队部的桌上，一张一张讲：年龄、场地、经营范围、证明。
村里人围了一圈，没人动。
“春杏，”有人问，“办这个真能挣钱？”
“我一个月挣一百二。”我说。
底下有人吸气。
“可我没本钱。”
“我借。”我说，“想干的，先来我摊子上干活，一个月二十块，学会了再自己办。”
第一个报名的是王家嫂子。她男人瘫在床上三年，家里三个孩子，大的才十岁。她走过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春杏，我认得几个字，会记账。”
“行。”我说，“明天来。”
第二个是刘二柱，二十岁，刚从部队回来，站得笔直：“姐，我有一百块退伍费。”
“你留着。先来干活。”
第三个是我弟春生，他举着手：“姐，我算不算？”
“你不算，你念书。”
那天下午，队部的桌子上，摆了十七张填好的表。
六月十七，我带着十七个人去工商所。
周德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长串人，半天没说话。
“春杏，你这是干啥？”
“办执照。”
“十七个？”
“十七个。”我说，“表格都填好了，场地证明也有。”
周德发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回头冲里头喊：“小刘，搬凳子！”
那天办到天黑。周德发一边写一边嘟囔：“我办了二十年工商，头一回见一个村来十七个。”
六月二十，第一批人开始摆摊。
王家嫂子在街尾卖针线，刘二柱在集上卖布头，还有几个在村里卖酱油、卖咸菜。
第一批货是我垫的，卖了以后三七分，他们七，我三，本钱还我。
刘二柱第一天来干活，站了一上午，没卖出去一件。
中午他蹲在门口，脸涨得通红：“姐，我是不是不会做买卖？”
“你会站岗。”我说，“明天起，你站门口，看见人就问一句，要不要看看布头。”
第二天，他卖出去了三块布头，挣了四块。晚上他把钱交给我，我留了一块，剩下的退给他。
他捏着三块钱，笑得像个孩子。
一个月后，王家嫂子拿着四十三块钱来还本钱，手抖得厉害：“春杏，我挣了四十三。”
“本钱二十，你挣二十三。”
“我知道。”她把钱一张一张摊开，“春杏，我男人吃药的钱，有了。”
六月二十二那天，我爹来了。
他没说话，扛着一袋面放在棚子门口，转身要走。
“爹，”我叫他，“明天去县里进货，您去不去？”
他站住了。
“我去干啥？”
“搬货。”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几点？”
“五点。”
“我四点来。”
第二天四点半，我打开棚子门，他已经在门口站着，手里提着一根绳子。
那天我们把二十箱货从车站扛回棚子。他一趟扛两箱，不吭声。
扛完，我给他倒水，他喝了，抹了抹嘴，说：“春杏，你这摊子，往后要人帮忙，吱一声。”
“行。”
1984年春天，县百货大楼竣工，一楼对外招商。
招商公告贴在县政府门口，我撕了一张回来。
娘看着公告：“春杏，这楼里一间铺面，一年租金多少？”
“三百六。”
“咱有吗？”
“有。”
我拿出一本存折，上头是这一年的存款。数字我没跟娘说过。
“春杏，”娘的声音发颤，“咱真要进百货大楼？”
“进。”我说，“第一间。”
招商那天，县里来了不少人。有供销社的，有个体户，还有从邻县赶来的。
我拿着执照、纳税记录、经营流水，排在第五个。
前头四个人，两个要二楼，一个要拐角，一个要后门。
轮到我，办事的人抬头看了我一眼：“谢春杏？红旗镇的？”
“是。”
“你要哪间？”
“靠街的第一间。”
他翻了翻表：“第一间有人要了。”
“谁？”
他没说话，往旁边看了一眼。
我顺着看过去，赵长顺站在墙边，手里拿着一本新账本。
他走过来，笑了笑：“春杏，又见面了。”
“你也要这间？”
“我替我姑父来。”他说，“供销社要开个门市部。”
“这楼是对个体户招商的。”
“个体户也行。”他把账本扬了扬，“我新办了执照。”
我看着他手里的账本。
“赵长顺，”我说，“你账本上，这回记的是谁的名字？”
他笑了一下，没答。
办事的人敲了敲桌子：“两位，第一间只有一间，你们自己商量。”
我转头看办事的人：“不用商量。我加价。”
“加多少？”
“加一百。”
赵长顺脸上的笑没了。
“春杏，你哪来这么多钱？”
“挣的。”我说，“一笔一笔挣的。”
1984年3月，县百货大楼一楼第一间铺面，挂上了“春杏百货”的木牌。
开业那天，门口摆了两排花篮，是王家嫂子、刘二柱他们凑钱买的。
我娘穿了件新褂子，站在柜台后头，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爹站在门口，帮着往里搬货。
十点，放了一挂鞭。
我站在门口，看见赵长顺从街对面走过去。他手里还拿着那本账本，走到一半，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没理他。
娘在里头喊我：“春杏，来客了！”
我转身进去。
门外的阳光照在木牌上，那三个字是我爹写的。他写了大半辈子毛笔字，头一回肯为我写。
那天夜里，我锁上百货大楼的卷帘门，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
楼里的灯还亮着，柜台上的货摆得整整齐齐。
我想起十八岁那年冬天，我抱着铺盖卷，在雪地里走到镇上。那时候我只有三十七块钱。
现在，我有一间铺面，一本账，和一村人。
我心里清楚，这一间铺面只是开头。
县里还有三个镇，省城还有一条街。
欠我的账，一笔一笔都清了。往后的账，我自己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