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岁，我在程家的工地上被他儿子一脚踢在膝弯里，跪在水泥灰里数蚂蚁。
来验收的专家穿白衬衫，是我高中同桌。
那个被全班喊猪的胖丫头。
我躲在料堆后面，没敢喊她。
再睁眼，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她的椅子刚被人抽走。
这一回，谁笑，我记谁一辈子。
【第一章】
七月的工地，钢管晒得抓一把就得甩手。
我蹲在塔吊底下灌凉水，一壶下去，汗还是往眼睛里流。
“秦戈。”
身后有人喊我名字，喊得很随意，带着笑。
我回头，程耀穿一身浅灰西装，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他身后跟着四个戴安全帽的，帽子崭新，没一点灰。
“三十八了还在搬砖。”他绕着我走了半圈，“当年在学校，你不是挺能打的吗。”
我没说话，把水壶盖拧上。
他脚尖往我膝弯里一点，我往前栽了半步，手撑进一堆湿灰里。
“跪着说话。”他说，“我爸的楼，被你这种人盖了，难怪老出问题。”
工友们都在看，有人把头低下去，有人转过身假装调钢丝绳。没有一个人出声。
我手在灰里撑着，指节磨得发疼，我想站起来，膝盖使了两次劲，没起来。
那时候远处来了一队人。
走在中间的女人穿白衬衫，黑色长裤，手里托着一台仪器，头发在后脑扎成一束。她停下来，抬头看二号楼的外立面，抬手指了指阳台的位置，旁边三个男人都在记。
我听见有人低声说，那是检测单位请来的首席，姓温，从德国回来的。
温苒。
我把头埋得更低，往料堆后面缩。身上的工装前一天在河里洗过，还是黄的。我不想让她看见我这样跪着。
她从我面前过去，三米远，没有看我。
太阳把我后颈烤出一层刺痒。我听见自己耳朵里嗡嗡响，然后水泥地抬起来撞上我的脸。
我以为我死了。
再张开眼，脸底下是一张有缝的木头课桌，右手压着一本卷了角的语文书，教室里的吊扇在头顶打转，扇叶一圈比一圈慢。
黑板右上角写着：九月一日，高三开学。
我盯着那几个粉笔字，看了很久。
喉咙里全是灰的味道，这味道一时没散。
身边有动静。我侧头。
左边的桌子上摆着一摞习题册，摞得整整齐齐，书脊对齐桌沿。桌子中间被人用粉笔画了一头猪，耳朵画得很大，还写了两个字。
一只手伸过来，把那两个字一下一下擦掉。
那只手肉乎乎的，手背有被凳子角磨出的印子。
我顺着那只手往上看。
短发，齐耳，校服领子扣到最上面一颗，脸颊很圆。
她低着头擦，擦完把袖子收起来，坐下。
我喘不上气。
十八岁的温苒。
她坐下的时候，椅子被人从后面拽走了。
扑的一声，她坐空了，书包带挂住桌角，桌子被拖着往前跑半尺，习题册散了一地。
全班都笑了。程耀踩着一只椅子，手里举着个奶油蛋糕的小盒，塑料叉子在上面晃。
“猪不坐凳子。”他说，“猪应该吃这个，来，张嘴。”
他一步跨下来，把盒子往她脸上按。
奶油糊住她半张脸，她趴在地上没起来，手往地上摸自己的书。
笑声更大了。
我记得这一天。
不只是记得。
上一辈子的这一天，我也笑了。
我坐在她旁边的位置上，跟着全班一起笑，笑完低头抄作业，觉得这跟我没关系。
我活到三十八岁，欠了一堆债，掰开指头数这辈子最该挨刀的事，这件排第一。
我的手在桌面上抖，手心全是汗。
想忍。高三了，打架记档案，我爹还要给我凑复读的钱。
喉咙里那股水泥灰又上来了。
我站起来。
椅子往后一倒，砸在地上。
教室安静了半秒。
程耀回头看我，还在笑：“怎么了秦——”
我一把抢过那个蛋糕盒，整个按在他脸上，手腕用力一旋。
奶油从他鼻子眼睛里挤出来。
他尖叫着往后退，我拽住他的后衣领往下压，膝盖顶住他的肩膀，把他整张脸按进了讲台边上那个铁皮垃圾桶。
桶里有昨天的西瓜皮。
“吃。”我说。
他的两条腿在地上乱蹬，皮鞋尖刮着地板，刮出一连串响。
教室里没人笑了。柳盈扶着桌子站起来，书掉了，她去捡，捡到一半又缩回手。
我按着程耀的后脖子，一下一下地说话：
“程耀。你从高一欺负她欺负到现在。”
“今天开始，你碰她一下，我拿你的头砸一次。”
有人在走廊上跑，皮鞋踩得楼道震。
门被一脚踹开。
“秦戈！”
黄仕昌站在门口，手里的保温杯都没放下，脖子上的青筋跳起来，“你给我滚办公室去！”
【第二章】
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一台也没吹我。
黄仕昌把保温杯往桌上一砸，水溅出来。
“处分写好了，警告升级留校察看，签字。”
程耀坐在旁边椅子上，脸上还有奶油，拿湿巾一下一下擦，眼睛盯着我。
“老黄，这没法谈。”他说，“我爸的秘书在路上了。”
“知道知道。”黄仕昌搓了两下手，转过来瞪我，“秦戈，你知不知道人家程家给咱们学校修了跑道？你拿垃圾桶糊人家儿子的脸，你让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我盯着桌上那张处分单。
上一辈子我也在这屋里，手抖着签了。后来这张纸跟着我的档案，一路跟到我连个保安都应聘不上。
我把笔推回去。
“黄老师，温苒的椅子谁抽的？蛋糕谁按的？您在走廊站了多久了？”
黄仕昌的嘴张了张。
“我跟您实话说，”我说，“您在后门玻璃那儿站了半根烟的工夫。”
“你胡说！”
“您手里的烟头，还在三楼楼梯口的灭火器后面。”我说，“要不咱们一起去捡？”
屋里那三台电风扇还在转。
程耀站起来，笑了一声：“跟他废什么话。老黄，让他退学。一个月考五百八十名的东西，留着给学校拉平均分？”
五百八十名。
全校一共六百一十三个人。
上辈子的我，确实是这个成绩。
我看着程耀。
“我跟你赌。”我说。
“赌什么？”
“这个月月考。我进全校前十。”
全办公室的笑声一块儿起来。隔壁桌改作业的物理老师周正把红笔放下，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去。
程耀笑得弯了腰：“你？前十？”
“我进了前十，这张处分单撕了，并且你在全班面前，把你抽走的那把椅子，给她搬回去。”
“我进不了，我自己退学。”
黄仕昌不笑了：“秦戈，你别拿学业开玩笑。”
“您签吗？”我说，“您不签，我现在就去教育局问一句，学校塑胶跑道的招标，怎么就程家一家来投。”
他的手停在保温杯上。
半分钟后，他把处分单塞进抽屉。
“月考完再说。”
我往外走，走到门口被程耀撞了一下肩膀。
“秦戈，”他压着嗓子，“我爸动一根手指头，你爹那摊子就开不下去。”
“你爹叫程海亮。”我说，“他现在在翠湖那边收地，手里现金不多，银行还压着两千万。”
他愣了一下：“你听谁说的？”
我没回答，走了。
我当然不是听谁说的。
我前世在建材圈里混了十六年，程氏地产这些事，我比他本人熟。
回教室的路上，走廊的穿堂风把我校服吹得鼓起来。
我在楼梯口停住。
温苒蹲在那儿收拾书包，脸洗过了，领口有一块没擦干的奶油印子。地上摊着一本练习册，封面被奶油泡软了。
她听见脚步，把练习册往书包里塞，站起来要走。
“温苒。”
她停住，没回头。
“你的椅子，我给你换张新的。”
她肩膀动了一下：“你不用管我。”
“你一会儿上课会摔。”
“我摔了十八年了。”她说。
这句话我听着，胃里一紧。
她转过来，眼睛是红的，但眼泪没掉。
“秦戈，你今天出手，是因为你跟程耀有仇，还是因为你烦我。”
“因为我前阵子做了个梦。”我说。
“什么梦？”
“梦见十六年后，我蹲在工地上搬钢管。你穿白衬衫从我面前走过去，手里拿着仪器，身后跟着一群人叫你温工。”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笑了，笑的时候脸上的肉挤起来，眼睛成了两道缝。
“我爸也做这种梦。”她说，“他梦见我考上大学，他能把修鞋摊收了。”
她把书包背到前面抱着，转身上楼。
上楼的时候她走得很慢，第四级台阶踩了两下才上去。
我注意到她的手一直按着肚子。
那天晚自习，我爹来了学校。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灰的短袖，站在教学楼底下的路灯下，手里拎一个塑料袋。
“给你送点生活费。”
他把一卷钞票塞给我，三百四。最上面一张五十，边角用胶带粘过。
“爹，摊子怎么样。”
“蒜贱得没人要。”他搓了搓手，“今年完了，一斤两毛收上来都亏运费。河南那边有人整车往沟里倒。”
二零零八年的秋天。
大蒜贱到地头毁田。
我后颈起了一层鸡皮。
“我寻了个活儿。”他说，“程家在翠湖那边起楼，招人支模板，一天八十，工头说干完年前结。”
我手里那卷钱掉在地上。
【第三章】
“爹，这活儿你不能去。”
我把钱捡起来，塞回他手里。
“八十一天，”他瞪我，“你开学交了九百，你妹妹的学费还差六百。你让我上哪儿变？”
上辈子他去了。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号，翠湖工地三号楼，六层的模板支架塌下来一片。他从二层半掉下去，右腿粉碎性骨折。工头说他是临时工，没签合同，给了八千块了事。那条腿从此不能打弯，蹲都蹲不下来。
我爹后来二十年都在那张板车上坐着卖货。
“你听我一次。”我说，“十月十七号之前，那工地的支架要出事。”
“你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我说，“爹，我求你一回。”
他盯着我，眼里的血丝在路灯下看得清。
然后他抬手，一巴掌抽在我脸上。
“十七！你十七了！”他吼，“你读你的书，我这把老骨头怎么挣钱，不用你教！”
路灯底下有晚自习下课的学生经过，有人往这边瞧。
我脸上发麻，耳朵嗡嗡响。
我没躲。
“那你听好。”我说，“你要是去，我明天就退学，跟你一起去支模板。咱们爷俩一块摔。”
他的手又抬起来。
抬到一半，停住了。
他蹲在路灯底下，抽了一支烟，半根的时候掐灭，小心地放回那个瘪了的烟盒里。
“行。”他说，“我不去。”
“那你年前这几个月，听我安排。”
“安排什么。”
“收蒜。”
他把烟盒塞回兜里，站起来就走。
走出去十几米又回头：“秦戈，你要是敢用家里的钱胡闹，我打断你的腿。”
这事我没再催。
我知道该什么时候开口。
那个月我没睡过几个整觉。
上辈子我高考落榜，复读了一年，又落榜。高三那套卷子我做过两遍，所有的题型、所有的错法、哪年考哪个句式，都在我脑子里躺了二十年。
我把高三的书重新摊开，像剥一堆熟花生。
月考出成绩那天，成绩单贴在二楼走廊。
一群人围在那儿。
“全校第三是谁啊？”
“秦戈？哪个秦戈？”
“咱班那个坐窗边的秦戈。”
柳盈站在最前面，涂了唇彩的嘴半张着，手上的指甲刮着墙皮。
程耀挤进去，手指头按在那张纸上，从上往下一行一行捋，捋到第三行，停了。
他的手指头在那三个字上按了很久。
“打印错了。”他说。
“错两次就不叫错了。”我说，“你的名字在倒数第二页，我也帮你找到了。”
走廊里有人笑出声，马上捂住嘴。
黄仕昌把我叫到办公室，这回给我倒了水。
“小秦啊，”他搓着手，“这成绩是真的不错，这是你的潜力，老师早就看出来了。”
“处分单。”我说。
他从抽屉里拿出来，当着我的面撕了。
“那张椅子。”我说。
他脸上的笑停了半秒。
“程耀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
“您撕我的处分，是为了升学率。”我说，“那把椅子你让他搬，也是为了升学率。全班都看着，看老师护谁。”
那天下午第三节课，程耀被黄仕昌从讲台边一路推到后排。
他拎着那把椅子，走到温苒旁边，往地上一扔。
“搬了。”他看着我，“行了吧。”
温苒没动，也没谢他。
他回头走了两步，又转身，压着声音说：“你个死胖子，在学校能横几天。”
我把笔盖按上。
“程耀。”
“怎么。”
“下周物理竞赛报名。”我说，“名额两个。”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
“那两个名额，是我爸跟校长吃饭定下来的。”
“那现在就不定了。”我说。
那天晚上我陪温苒走到校门口。
她一只手还按着肚子。
“你哪儿不舒服。”
“没事。”
“你走路第四级台阶要踩两下。”
她停下来。
路灯下，她从书包侧袋里掏出一个白色小瓶，倒出两片药，就着矿泉水咽下去。
“甲泼尼龙。”她说，“我妈的病，遗传给我了。这个药吃了会胖，会浮。停不了，停了肾就完。”
“从几岁开始吃。”
“十一岁。”她把瓶子塞回去，“我妈走的那年。”
她抬头看我，笑了一下。
“全班喊我猪，我不恨他们。他们不知道。”
“可他们应该知道。”我说。
“知道了就不喊了吗。”她说，“他们会换个词喊。”
那一刻我才真明白，上辈子那个白衬衫的温工，是怎么一级一级，从这几片药底下爬出去的。
【第四章】
物理竞赛的名额，没走通正路。
周一早上公示贴出来，两个名字：程耀，柳盈。
周正老师站在公示栏前，手里一把粉笔捏成两段。
“周老师，”我说，“柳盈物理多少分。”
“四十一。”他说，“满分一百二。”
“您签字了？”
“我签了也没用。”他把半截粉笔扔进垃圾桶，“教务处盖的章。”
我去了校长办公室。
校长姓应，秃顶，桌上摆着全市重点中学升学率排名表，我们学校在第七。
“应校长，今年省里的物理竞赛一等奖，有保送指标。”我说。
“这个我知道。”
“您学校三年没出过一等奖。”
他放下笔。
“您派程耀去，他能拿什么。”我说，“您派温苒去，她全市统测物理一百一十七。”
“温苒是谁？”
“高三四班，倒数第三排。全班喊她猪的那个。”
应校长沉默了。
“这样安排不妥。”他说，“程家捐了跑道。”
“那就让他们比一场。”我说，“全校大会，两张一样的卷子，谁高谁去。您不得罪谁，谁也不能说学校不公。”
他的手指头在那张排名表上敲了四下。
“卷子我出。”周正在门口说。他不知道站了多久。
比试放在周三下午的全校大会上。
操场上拉了两张课桌，话筒架在前面，一千多人坐在塑胶跑道上。
那条跑道是程家修的，底下掺了料，第二年就起泡。
程耀上场的时候还在笑，手里转着笔。柳盈给他递了瓶水。
温苒一步一步走上去。
她走路有点撇，校服下摆被风吹起来，她用手按住。
下面一片哄笑。有人喊，猪上台了。
笑声里她坐下，把卷子铺平，压住一角。
四十分钟。
我站在队列边上看。
前十分钟，程耀的笔还在动。第十五分钟，他开始抬头看天。第二十分钟，他把笔摔在桌上，椅子往后一蹭。
“这什么题！这超纲了！”他冲着话筒喊，“周正你故意的！”
主席台上应校长抬手往下压。
温苒没抬头。
她的笔从头到尾没停过。到后面她写得太快，草稿纸被笔尖划破，她换了一张继续。
交卷。
周正当场改，红笔在卷面上一路走到底。
“程耀。”他对着话筒说，“十八分。”
一千多人里起了一片动静。
“温苒。”
他把卷子举起来。
“一百二十分，满分。第三道压轴题她用了两种解法，第二种比标准答案少三步。”
操场炸开了。
不是笑声。
前排几个班有人站起来鼓掌，后面跟上，掌声一片一片铺过去。
柳盈坐在台边的塑料凳上，脸上的笑挂着没收回去。
程耀一脚踢翻了课桌，桌子在跑道上划出一道黑印。
他指着温苒：“她作弊！她提前知道题！她跟周正——”
“卷子我昨天半夜出的。”周正说，“印在我家的打印机上，三张纸，我数过。”
程耀往台下跳，被两个体育老师拦住。
他被拖走的时候还在喊：“秦戈！你等着！我爸让你们全家滚出这个城！”
喊声压在掌声里，没人听他。
我看着台上。
温苒站在话筒后面，手撑着桌沿，低着头。
她在哭。
她哭的时候一点声音没有，只是肩膀一下一下地抖，眼泪砸在卷子上，把红色的分数泡开。
应校长走过去，想说点什么，她忽然抬手，把话筒拉到嘴边。
“我叫温苒。”她说，“苒是草木长起来的意思。”
“我不叫猪。”
全场安静下来。
“谢谢。”她说完就下台了。
她走下来的时候，跑道边上让出了一条路。
她从我面前过，没看我，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那天放学，校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奥迪。
程海亮从车里出来，六十来岁的样子，白衬衫，袖口卷两道。
他看了我一眼，笑着问旁边的黄仕昌：“这就是秦戈？”
黄仕昌不敢答。
“听说你爹在西关市场卖干货。”程海亮拍了拍我的肩膀，拍得很轻，“那片地我儿子今年要收。”
他上车前回头说了一句：
“小孩子赢一次没什么。你记住，赢一次，要赔一辈子。”
【第五章】
程海亮不吓人。
他说的是真话。
一个星期后，我爹的摊子没了。
西关市场的管理方换了合同，摊位费从一年两千一跳到一万八，交钱只给三天。同一天，给我爹送货的两家干货批发都断了，电话一打就说没货。
我妈李玉芬在屋里哭了一夜，第二天眼睛睁不开。
学校那边同时起火。
有人在校园贴吧发了一组照片。
我跟温苒走在校门口的小路上，照片糊得很，配的文字写得很细：高三四班秦戈为了钱跟胖女生搞对象，温苒家住棚户区，秦戈偷了班费给她买药。
底下两千多条回帖。
有人把温苒的照片截下来，用那时候的P图软件，拼在一张猪的身子上。
那张图被打印出来，贴满了二楼三楼的厕所门。
我撕了一上午，撕不完。
柳盈在走廊上跟人说话，看见我，把声音抬高：
“吃激素的呀。我早知道，所以才那么胖嘛。可怜哦，吃那个药的人，是不是活不长？”
我站住。
想过去。
脚抬起来，又放下。
她在等我动手。一动手，我档案上那张处分单就能长出十张。
我回了教室。
温苒的座位空了。
桌上压着她的一本练习册，最后一页撕下来，写着六个字：秦戈，我退学了。
我追到西巷。
那是修鞋摊后面的一排平房，门口堆着煤。
她爹温守业坐在小板凳上，手里一只鞋，锥子扎下去，线拉得很长。
“她在里头。”老头说，“从昨晚坐到现在，没喝水。”
屋里没灯。
温苒坐在床沿上，书包摊在脚下，手上捏着那个白药瓶。
瓶盖打开着。
里面空了一半。
“你干什么。”我说。
“我算过了。”她声音很平，“这个药我要吃到四十岁。四十岁之前我都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所以不吃了。”
我走过去，一把把瓶子抢下来，拧上盖，塞回她手里。
“温苒。”
“你不懂。”她说，“你被人骂，洗把脸就过去了。我洗不掉。我长在我身上。”
“那你听我说一件事。”
我蹲下来，跟她平视。
“那个梦我没跟你说完。”
“工地上我蹲在钢管底下，你从我面前走过去，身后三个人跟着记你的话。你抬手指二号楼的阳台，说这一排的钢筋不对。那三个人全都在抖。”
“你穿白衬衫，很瘦，头发扎在后面。你三十五六岁，看着像二十八。”
“你叫温工。”
她抬起头。
“你怎么编得这么细。”
“因为那不是编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但我知道你会走到那儿去。我知道你靠的不是瘦下来，是你今天下午那张卷子。”
“你现在退学，我那个梦就断了。断了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你。”
屋里静了一会儿。
她把药瓶收进手心。
“秦戈，我爸一天挣三十块。”她说，“我妈走的时候欠的钱还没还完。我吃的药一个月三百四。我不退学，他活不下去。”
我站起来，往门口走。
“你去哪儿。”
“挣钱。”我说。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我妈的存折和我爹的铁盒子一块摊在桌上。
两万一千块。
这是我家全部的钱，是我上大学的钱，是我妹妹的学费，是我爹攒了十一年的。
我爹坐在桌子对面抽烟。
“你要干什么。”
“收蒜。”
我妈把存折抢过去抱在怀里：“不行！那是你的学费！”
“妈，”我说，“今年新蒜地头价两毛，河南山东往沟里倒。冷库一吨存一年的费用是一百二。我算过了，两万一能收十五六吨干蒜，租老孙家的冷库。”
“存一年？”我爹把烟掐了，“你知道这玩意儿跌起来什么样吗，去年有人存一万吨，赔得卖房子。”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个屁！”
“明年三月，”我说，“这个蒜会涨到三块以上。到明年冬天，会上七块。”
屋里没人说话。
吊灯的灯丝在嗡嗡响。
我妈哭起来：“长河，这孩子疯了，这孩子真的疯了。”
我爹看着我，看了很长时间。
“秦戈，”他说，“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你是不是在学校出了什么事，要用钱。”
“不是。”
“那你凭什么。”
“凭十月十七号。”我说。
他的手一下攥住了桌沿。
十月十七号那天下午，翠湖工地三号楼的模板支架塌了一片。两个支模的工人从二层掉下去，一个断了腿，一个砸断了三根肋骨。这件事上了本地晚报的第四版，豆腐块那么大。
我爹本来该在那个支架上。
他把铁盒子推过来，推到桌子中间。
“赔了，”他说，“你去给我蹲一辈子板车。”
我拿着钱去了西关市场后面的老孙家冷库。
十一月，我收了十六吨三的干蒜，入库那天雪下得不大。
十二月，地头价跌到一毛八。
孙大头靠在库门上啃馒头，笑得咳嗽：“小伙子，开春我这库门一开，你这些蒜就是十六吨垃圾。”
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妈在院子里烧纸。
她跪在那儿，一张一张往火里送。
“保佑我儿子不要赔。”她念，“保佑他不要赔。”
【第六章】
二零零九年的春天，我没敢看蒜价。
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做题，晚上十二点收笔。
温苒回了学校。
回来的那天，她的头发剪得更短，手里拎着两袋馒头。
她把一袋放在周正老师的办公桌上，另一袋拎到教室，坐下，拿出卷子。
全班的目光还在她身上粘着。
程耀的位置空了半个月——他爹把他塞进了一个国际学校的国际班，花了二十六万。走之前他在教室门口说了句话：
“等着。等我回来，你们都在工地上。”
柳盈还在。
她换了个新的说法，不喊猪了，喊温苒姐姐。
“苒姐，你这件校服是不是该洗了？有点味道。”
“苒姐，你保送班的名额稳了？那太好了，不然咱们高考考场上见着多尴尬，你的桌子坐不下吧？”
温苒不回话，只是把椅子往里挪，让她过去。
有一次柳盈把温苒的草稿纸扫到地上，踩了个脚印。
我把脚踩在她的书包带上。
“柳盈。”
“你干嘛。”
“你爸在二建上班，职位是材料科副科长。”我说，“今年翠湖项目的钢筋是从新亚公司拉的，每吨比市场价低三百二，你猜为什么。”
她的脸色一下白了，嘴唇哆嗦。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我说，“你再碰她的纸，我就去二建的门口，当着你爸的同事胡说一个月。”
她把书包从我脚底下抽出来，抽了两次才抽出来，跑了。
那年五月，物理竞赛的省级决赛。
温苒从省城回来的那天，是个阴天。
周正在校门口接她，接到人就跑，跑到教务处门口撞翻了一个水桶。
一等奖。全省第四。
保送资格，清华工物系给了面试通知，她面试完改了志愿，选了土木工程下面的结构工程。
“为什么选这个。”我问她。
“做梦的人是你，”她说，“梦里我手上拿的那个仪器，我去查了，是回弹仪，测混凝土强度的。”
“所以你信了。”
“我不信。”她说，“我只是想自己去看看那个阳台。”
六月七号，我进了考场。
出来的那天下午，太阳很毒，校门口全是家长，手里举着伞和矿泉水。
我爹在马路对面，骑着那辆没后座的自行车，脚一只踩在地上。
他的腿是好的。两条都是好的。
我走过去，没说话，蹲下来，把他车链子上掉的那节链条扣回去。
“考得咋样。”
“能上重点。”
他从兜里摸出一块钱，买了一根冰棍递给我。
“再问你一次。”他说，“那个蒜，还存着？”
“存着。”
“跌到一毛五了。”
“嗯。”
他叹了口气，骑上车，让我坐后面那根横梁。
那年七月二十号，黄仕昌被停职。
起因不是我。
我只是把两件事放在了一张纸上：学校跑道工程的中标公告，和他儿子在程氏地产销售部的入职登记表。我把这张纸复印了十二份，寄给了市教育局、纪检组和本地晚报的热线。
不是举报信，没有署名，就是两张公开信息的复印件，中间画了一道线。
来查的人问他：你儿子什么时候去程氏的。
他说，那是孩子自己找的工作。
人家说，入职日期是跑道中标公告下来的第三天。
他没话说了。
他被停职那天，在教学楼下面站了很久，拎着那个保温杯。
他看见我，走过来，想笑。
“小秦……”
“黄老师。”
“你知不知道这事谁捅的。”
“不知道。”我说，“您在后门玻璃那儿站了半根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谁。”
他的手抖起来，杯盖掉了，水泼在他的皮鞋上。
“我教了三十年书。”他说。
“您把椅子从一个孩子屁股底下抽走了三年。”我说，“您不是教书，您是在收租。”
他张着嘴站在那儿，我从他旁边走过去。
走到楼梯口我停了一下。
“黄老师。”
“啊？”
“那张处分单你撕了。谢谢。”
【第七章】
二零零九年九月，蒜价起来了。
先是两毛，三毛，到十月中旬收购价上了一块一。
孙大头跑到我家来，站在院子里喊我爹：“老秦！你家那小子神了！”
十一月，三块二。
我爹不敢出。
他每天蹲在冷库门口抽烟，一天抽一包半。
“出不出？”他问我。
“不出。”
十二月下第一场雪，收购价四块五。库门外面天天有车等着，外地的蒜商拎着现金来，一个个站在雪里跟我爹喊价。
二零一零年一月，六块八。
我跟我爹说：卖。
那天上午出了十一吨，中午又涨了三毛，我爹的手抖得点不着烟。
十六吨三的蒜，刨掉库费运费，到手二十九万七千。
我妈把钱塞在棉被底下，在上面坐了一夜，坐着睡着了。
我爹把卖货的收条铺在桌上，一张一张看，看到最后一张，他突然哭了。
他没出声，就是手背按着眼睛，肩膀往下塌。
“你要是去年真让我去那个工地……”他说。
“您没去。”
“你别跟我说梦了。”他抽着气，“秦戈，爹知道你有事瞒我。爹不问。”
二十九万七千块。
二零一零年。
这笔钱够干三件事。
第一件，我把西关市场的两个摊位买了下来，不租。产权证办在我妈名下。
第二件，温苒家的老屋。
那年三月，温苒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全是吵架的声音。
我骑车过去的时候，她二叔温长发正堵在院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纸。
“老二你签了吧！”他冲屋里喊，“八万！八万！这破房子漏雨漏到床上，八万你偷着乐！”
温守业坐在门槛上，不说话，手里还捏着锥子。
我把车停了。
“八万？”
温长发回头看我：“你谁啊。”
“她同桌。”我说，“叔，您这张纸上写的是买卖，还是赠与。”
他把纸往身后一背。
“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
“您今天来签，是因为后街贴的那个消息吧。”我说，“西关这一片，老棉纺厂地块，下半年要出规划。地铁一号线的站点，定在棉纺厂南门。”
温长发的脸色变了。
“你听谁说的。”
“我爹在西关卖干货十一年。”我说，“什么话听不着。”
他哼了一声：“那也跟你没关系。这是我哥的房子，我们家的事。”
“八万，您转手能卖多少。”我说，“二十二万？二十五万？叔，您在中间吃十几万，吃的是您侄女的药钱。”
院子里站了一圈邻居。
温长发的脸挂不住了，上来推我：“关你屁事！”
我没躲，被他推得撞在车上，车倒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
“温叔，”我对门槛上的老头说，“这房子我买。”
全院的人都看过来。
温守业抬起头。
“十八万。”我说，“房子还给您住，一分钱租金不要。产权写温苒的名字。等地铁的事定了，涨上去的部分我们对半分。”
“你哪儿来的十八万。”温长发吼。
我从外套内兜里掏出一张存折，翻开，举着。
院子里没声音了。
温守业的手抖着，锥子掉在地上。
“小秦，”他说，“你不能这样。十八万，这房子值不了。”
“值。”我说，“我买的不是房子。”
“那是什么。”
“是她以后不用再想钱的事。”
那天晚上温苒来找我，在西关市场后面那条街上。
路灯坏了一盏，我们站在亮的那盏下面。
“十八万，”她说，“你疯了。”
“地铁出规划以后，那一片的房子涨到一百二十万。”我说，“我不是做好事，我是做生意。”
“秦戈。”
“嗯。”
“你把我当什么。”
我想说点什么。
话到嘴边，咽回去了。
她九月份要去北京，开学。
我考上的是本地一所普通一本，土木系。
我自己选的。
“当我同桌。”我说。
她低头笑了一下。
“那你以后别坐我后面。”她说，“你坐我旁边。”
第三件事，我没告诉任何人。
我拿十一万，在西关后街买了七间临街门面。
当时那条街只有卖寿衣的和打铁的，最便宜的一间八千八。
街的尽头，正对着程氏地产要做的翠湖二期的唯一一条施工出入口。
【第八章】
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一年，我在大学里念书，周末跑工地。
我在翠湖项目外面的小饭馆吃了一整年的炒饼。
我要找一个人。
马长顺。
上辈子二零一一年七月，翠湖三期二号楼从三层到十一层，整排阳台的挑梁开裂，两户人家的阳台在同一场雨里塌下来，砸死了一个在楼下收废品的老头和他六岁的孙子。
事故调查最后写的是使用不当。
程氏赔了八十万，第二年继续拿地。
真正的原因，是进场的钢筋。
新亚公司供的所谓的二级钢，是小厂用废钢回炉轧的，表面有锈坑，屈服强度差了一截。进场验收单上的编号，是材料员马长顺签的。
那年他拒签过一次。
拒签以后他被调去看仓库，半年后辞职，带着老婆回了老家。
二零一零年十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工地外面的大排档找到他。
他喝得半醉，端着一个掉瓷的搪瓷缸子。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学生。”我说，“土木系二年级。”
“学生跑这儿干什么。”
“我想问您，二号楼那批钢筋，为什么没有原始的材质单。”
他的手停住了。
缸子里的酒晃出来，泼在他的膝盖上。
他盯着我看了半分钟，然后站起来就走。
我跟出去，在电线杆底下拦住他。
“马师傅，我不是记者。”
“你比记者难对付。”他说，“你知道这些，你是来要钱的。”
“我要的是一张单子的复印件。”我说，“和一根钢筋。”
“你要它干什么。”
“等。”
他笑了，笑得眼睛都红了。
“小伙子，我上个月送我儿子上学，走过那个楼下面。我每次走过去都得绕着走，我怕。你懂吗。我拒签那回，项目经理把我堵在办公室，说让我儿子以后别想在这个城市找工作。”
“那您现在给我。”我说，“将来楼要是真出事，死人的那张单子上有您的名字。您给我，我替你担着。”
那晚他没答应。
一个月后，他在西关后街我的一间门面门口蹲着，等了我四个小时。
他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
里面是三张进场验收单的复印件，一张手写的拒签记录，和一段四十七分钟的录音——是项目经理跟他谈话的录音，用一支一百二十块的录音笔录的。
“钢筋在我老家院子里。”他说，“三根，一米二长的，我偷出来的时候被保安追，跳墙摔断了手。”
他把袖子卷起来，小臂上有一道弯着的疤。
“你哪天要用，我哪天来作证。”他说，“我不要钱。”
“您要什么。”
“楼别塌。”他说，“我孙子明年出生。”
拿到东西的第二天，我在校门口被人拦了。
四个人，两辆面包车。
程耀从车上下来，烫了头，脖子上挂着一条链子。
“秦戈。”
他比两年前胖了一圈，手上一块表，表盘有点歪。
“我爸让我问你一句，”他说，“你收后街那些破门面干什么。”
“做点小买卖。”
“八千块一间的狗窝。”他笑，“我爸要那条街做施工道路，你猜给你多少。一间一万五。你赚七千块，去买个二手摩托吧。”
“不卖。”
他的笑收了。
“你再说一遍。”
“不卖。”
他抬手，身后那四个人围上来。
我往后退了半步，背靠在校门口的石墩上。
有人从后面抽了一棍子，打在我肩膀上。
那一下很闷，我整条右臂没了劲。
第二棍过来的时候，我蹲下去，抱住了那个人的腿，连着他一起倒在地上。
校门口的保安吹哨子，宿舍楼上的人往下喊，有人在拍照。
程耀被两个同学拖开，他挣着回头吼：
“秦戈！一万五你不卖，将来一万你也卖不掉！”
我从地上坐起来，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程耀。”我说，“回去告诉你爸。”
“说什么。”
“翠湖三期的二号楼，”我说，“撑不到明年夏天的雨季。”
“让他现在拆了重做，还来得及。”
他愣住了。
“你放什么屁。”
“你记一下日子。”我说，“明年七月。到时候你要是没疯，你会想起我今天说的话。”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包了肩膀，右手两个星期动不了。
温苒从北京打电话过来，听见我说话有气无力，问怎么了。
“摔了一下。”
“你骗人。”
电话那头没声音。
半分钟后，她说：“秦戈，我寒假回来。”
“嗯。”
“我带回弹仪。”
【第九章】
二零一一年七月，这个城市下了一场十年里最大的雨。
翠湖三期二号楼的阳台没有塌。
不是程海亮良心发现。
是那年四月，马长顺的三根钢筋、三张验收单、四十七分钟录音，连同温苒用回弹仪在二号楼外立面做的一百二十八个测点数据，被一起送进了市质监站和省建设厅的信箱。
送之前我犹豫过一个晚上。
早送，证据分量不够，程家能摆平，罚几十万，换个供货商，然后我这边的人全得挨刀。马长顺的儿子找不到工作，温苒的回弹数据会被说成在校学生不具备资质。
晚送，就可能死人。
我坐在出租屋里抽了半夜的烟，把那些材料又摊开看一遍。
然后我给省建设厅一个姓乔的记者打了电话。
我没有谈价钱，没有谈条件。
我说，有一栏阳台会掉下来，底下常年有个收废品的老头和他孙子。
二号楼全楼加固停工，三期停售，银行抽贷。程氏地产在那一年的夏天，断了。
程海亮不肯认。
他又借了一笔钱，把二期的工期压到十个月，硬撑。
二期的施工道路，只有一条路进得去。
西关后街。
那七间门面，一间也不在他手上。
二零一二年三月，我接到了程氏地产办公室的电话。
“秦先生在吗，程董想约您吃饭。”
“我不吃饭。”我说，“让他来后街。”
他来了。
那天后街在下雨，泥水没过脚踝。
一辆黑色的奥迪开到街口就进不来了，程海亮自己撑着伞走进来的，鞋子完全泡湿。
程耀跟在他后面，瘦了，脖子上的链子没了，手里拎着他爹的包。
我坐在其中一间门面里。
屋里一张折叠桌，两把塑料椅，墙上挂着西关后街地块的产权图，七个红框。
“秦戈。”程海亮进门先笑，“长大了。”
“程董坐。”
他坐下，把湿伞靠在墙边。
“这七间，我出两百万。”
“不卖。”
“三百万。”
“不卖。”
他的笑收了一半。
“小兄弟，你知道我这个项目，一天的资金成本多少钱吗。”
“四十一万。”我说，“您二期的工程贷是去年十一月签的，年化百分之十五，三亿六的额度提了两亿八。您二期要在今年九月交房，交不了房，业主退房的违约金是百分之二十。”
他的手慢慢从桌上收回去。
“你查我。”
“不用查。”我说，“程董，我跟您的项目打了四年的交道。”
“你要什么。”
“我不要钱。”我说，“我要两件事。”
“说。”
“第一件，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号，翠湖三号楼模板支架塌了，两个支模工掉下去。一个叫李满仓，断了腿，赔了八千。一个叫邵德福，断三根肋骨，赔了五千。他们的钱，按现在的伤残标准，补齐，一次付清，签正式的协议。”
程海亮看着我。
“第二件。”
“第二件，”我说，“您儿子，当年从我同桌屁股底下抽走一把椅子，往她脸上按了一个蛋糕。”
屋里的雨声很响。
程耀的脸涨红了：“为了那个死胖——”
程海亮回手一个耳光抽在他脸上。
抽得很重，程耀倒在折叠桌上，把桌子带歪了。
“你给我跪下。”程海亮说。
“爸——”
“跪下！”
程耀跪在泥水里。
他那条裤子是新的，水从膝盖往上洇。
他抬头看我，眼睛通红。
“秦戈，我跪了，”他说，“你放不放这条路。”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雨。
“程董。”
“嗯。”
“第一件我要，签了协议我看字据。”我说。
“第二件我不要了。”
程海亮抬头。
“为什么。”
“他跪得太晚了。”我说。
“二零零八年她趴在地上捡书的时候，他跪一下有用。现在他跪在我面前，我连看都不想看。”
“他现在跪的不是人，是我手上的七张产权证。”
“这条路，我不卖，不租，不借。”
程海亮站起来，椅子被他带倒。
“你就不怕我——”
“怕过。”我说，“二零一零年十月在校门口，我挨了两棍子，右边肩膀养了半年。那天我怕。”
“现在我不怕了。”
“您二期的楼，去年十一月那批钢筋，还是新亚的。我手上有三张单子。”
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下去。
他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没再说一句话，转身走进雨里。
程耀从泥水里爬起来追，追了两步，回头冲我喊：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爹还在西关卖干货！你就是个农民的儿子！”
我站在门口没动。
“我爹是卖干货的。”我说，“他两条腿都是好的。”
“你爹的楼，后年能不能交，你自己问他。”
二期没交房。
二零一二年九月，程氏地产被业主堵了售楼部七天。十二月，法院查封。二零一三年四月，程海亮因涉嫌行贿和重大安全事故被带走，判了十一年。
程耀没进去。
他名下什么都没有，房子车子都在他爹和他妈名下，全查了。
他在被查封的售楼部门口坐了一整天，坐到保安赶人。
后来有人在洗浴中心见过他递毛巾，又听说他跑过一阵子代驾。
柳盈给我打过电话。
二零一三年冬天，她在电话里哭着说她爸被二建开了，退休金没了，她研究生没考上，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个工作。
“我记得你的声音。”我说。
“秦戈，我们是同学啊。”
“二零零九年四月，你在走廊上问，吃那个药的人是不是活不长。”我说。
那边不说话了。
“她现在在德国读博士。”我说，“论文写的是既有混凝土结构的损伤识别。她活得很长。”
“秦戈——”
我把电话挂了。
黄仕昌是自己找上门的。
二零一四年，他在我公司楼下等了一上午，头发全白了，手里拎着两箱不便宜的茶。
“小秦啊，”他搓着手，“我那个儿子，现在没单位要他……”
我没让他上楼。
“黄老师。”
“啊。”
“我不恨您。”我说，“我就是不想看您。”
他把茶放在地上，走的时候回头看了好几次。
那两箱茶我捐给了学校的保洁组。
【第十章】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号，高三四班的同学聚会，在本地新开的一家酒店。
组织的人是赵铁，当年坐我后面那个，现在在卖车。
他给我打电话：“戈哥，你来不来，大家都想见见你。”
“包厢定了吗。”
“定了，宴会厅旁边那个小厅。”
“退了。”我说，“定三楼的宴会厅，我出钱。”
那天我到得晚。
我开的是一辆旧越野车，车身有泥。我停在门口，门童跑过来要给我挪车，看见我递过去的房卡，手停了一下。
西关后街那七间门面，在二零一四年地铁一号线通车的时候，被拆迁了。补偿加上我后来在旁边接的三块地，现在我名下有一家做结构加固和检测的公司，一百六十多个人，去年做了一点九个亿。
我不是什么首富。
我只是把上辈子做烂的那十六年，重新做了一遍。
宴会厅里三十多个人，一进去就有人喊我。
“秦总来了！”
“哎呀秦戈你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啊——”
有人站起来拉凳子，有人敬酒。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
我在看门口那张签到台。
柳盈坐在那儿。
她没化妆，头发扎着，穿一件起球的灰毛衣。她在帮赵铁收签到的红包。
她看见我，手一抖，笔掉在地上。
“秦戈……”
“坐着吧。”我说。
我走过她面前，没停。
酒桌上有人提起程耀。
“听说在隔壁那个酒店当门迎呢，上个月我还见过，穿那个红马甲。”
“真的假的。”
“不敢认啊，我喊了一声程耀，他头一低就走了。”
桌上静了一会儿，有人开始笑。
我把杯子放下。
“谁再笑，谁就滚。”
全桌的人看着我。
“当年他按蛋糕的时候，你们也是这么笑的。”我说。
没人说话了。
赵铁站起来给我倒酒，手有点抖。
“戈哥，那个……苒姐真来？”
“她的飞机五点落。”
“她现在……”
“她现在是我们公司的技术负责人。”我说，“上个月回国的。”
“她还……”赵铁搓了搓手，“她还那么……”
门口有动静。
服务员拉开那扇门。
一个女人提着一个银色的仪器箱走进来，白衬衫，黑色长裤，头发在后脑扎成一束。
她的箱子很沉，右手拎着，肩膀往下压了一点。
宴会厅里三十多个人，全都安静了。
有人把筷子放下，有人把头往前伸，有人张着嘴看。
坐在最里面的两个女生小声问：“这谁啊。”
她走到桌边，把箱子放在地上，看了一圈。
“我叫温苒。”她说，“苒是草木长起来的意思。”
“高三四班，倒数第三排。”
她的话落下去，整个厅里没一个人出声。
然后有人站起来了，一个接一个，一桌人全站起来。
柳盈站在签到台后面，手撑着桌子，低着头。
温苒从她面前走过去。
她停了半步。
“柳盈。”
“苒姐……”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温苒从包里拿出一盒药膏，放在她手边，“听说你妈膝盖不好。我在柏林买的。”
她转身走到我旁边，拉开椅子坐下。
桌子底下，她的手在我手背上按了一下。
“梦做完了。”她小声说。
“嗯。”
“秦戈。”
“啊。”
“我今天穿的白衬衫，跟你梦里的一样吗。”
我想说一样。
想说那天工地上太阳很毒，我蹲在料堆后面，看着她的后背走远，一句话没敢说。
话到嘴边，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不一样。”我说。
“哪儿不一样。”
“这回我坐在你旁边。”
那天散场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
我送她回西关。
那条街现在修得很宽，地铁口的灯一直亮到尽头。她爹的修鞋摊早就收了，老头现在每天在小区门口下棋。
车停在楼下，她没下车。
“明天我去二号楼。”她说。
“加固做完五年了。”
“我知道。”她说，“我就是想自己上去看一眼。”
“那栏阳台。”
“嗯。”
她解开安全带，推门下车，站在车边弯下腰看我。
“秦戈，你上辈子是不是也在那个楼底下。”
我没回答。
我看着她上楼，看着三楼那扇窗户亮起来，然后掉头往回开。
车开出西关的时候，路边有个穿红马甲的人在给一辆车指位子，手举得很高。
我开过去，没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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