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职第一天，女总裁看了我几秒，笑着说：“装穷躲我半辈子，累不累？”
会议室里一下安静了。
我手里那份入职材料还没放下，纸角被我捏出一道皱痕。她坐在长桌尽头，穿一身深灰色西装，头发利落地挽在脑后，和我记忆里那个总把头发扎得乱七八糟的姑娘，已经不太一样了。
可她看我的眼神，还是一样。
像是隔着很多年，终于把一个躲起来的人认了出来。
“抱歉，沈总。”我听见自己说，“您认错人了。”
她没立刻回答。
她身边的行政经理低头看了看我递来的简历，又看了看她，显然不知道该不该把这句话当成玩笑。
女总裁的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
“是吗？”她说，“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连怕冷的时候都喜欢把袖口往手心里藏？”
我手指一紧。
这个动作，三十多年前她就知道。
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她知道我怕冷，知道我一紧张就会缩起手指，也知道我说“没事”的时候，往往不是没事。
我没能再说出“认错人”四个字。
“散会。”她合上文件，“其他人先出去。”
几名主管面面相觑。行政经理迟疑着望向我，像是在确认新来的部门负责人要不要跟着出去。
“你也留下。”她对我说。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她看见了，眉梢微微抬了一下：“怕我？”
“沈总，我们现在是上下级。”
“所以我问你，”她说，“你打算装到什么时候？”
会议室的玻璃门合上后，外面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她从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窗边。
我认识那种沉默。以前她也这样，越是生气，越不提高声音。
“我不是来找你的。”我说。
“我知道。”她没有回头，“你是来应聘的。”
“我不知道这里是你的公司。”
“你不知道我叫沈知微？”她转过身，“还是你知道，却以为我认不出你？”
我没回答。
她看了我几秒，忽然笑了。那笑意很淡，没多少愉快，倒像是终于确认了什么。
“装穷躲我半辈子，”她又说了一遍，“你倒是挺有耐心。”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入职材料。
简历上写着我的名字，工作经历，联系方式，还有一张规矩的证件照。它们都是真的。可我一直觉得，只要不写过去，过去就不会找上门来。
我没想到，第一天上班，它就坐在会议室尽头等我。
“沈总，”我把材料放到桌上，“如果您觉得我不适合这份工作，我可以离开。”
“你刚来十分钟，就打算走？”
“如果你是因为过去录用我，那我不该留下。”
“如果我不是因为过去录用你呢？”
我怔了一下。
“你是经过招聘流程进来的。”她说，“简历审核、面试、试岗评分，每一项都有人记录。不是我给你开了后门。”
“那你为什么要我留下？”
“因为你是我公司的员工。”她走回座位，“也因为我不想让你再像以前一样，遇到事就先躲。”
她话里有刺。
我听得出来。
我也没有资格说她不该刺我。
“我会把工作做好。其他事，跟工作无关。”
“行。”她点头，“工作上的事，我按制度办。工作以外的事，我也有权问一句：你这些年到底去了哪里？”
“你没有权利要求我回答。”
“这句话你倒是学会了。”她看着我，“以前我问你为什么离开，你一句话都没说。”
“那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
“是你说了没有用，还是你根本没问过我愿不愿意听？”
我喉咙发紧。
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行政经理在玻璃外站了片刻，看到我们望过去，推门进来。
“沈总，新员工手续我带周先生去办？”
她站回了总裁的样子，语气平静：“带他去。下午安排他熟悉项目。”
我拿起材料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时，她忽然叫住我。
“周砚。”
我停下。
“午休的时候，别跑。”
“我没有跑。”
“你今天已经说了三次要离开。”
“那是离开会议室。”
“最好如此。”
我跟着行政经理出了门。玻璃墙把会议室里的她隔在身后，却隔不住她那句“装穷躲我半辈子”。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袖口。
手指果然缩在里面。
我把袖子拉了下来。
小时候我家住在旧街尽头，一间不到五十平方米的屋子。冬天窗缝漏风，我常常把手藏进衣袖里。母亲说我这习惯像个缩头乌龟，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在害怕。
沈知微是第一个没有笑我的人。
那会儿，她每天放学经过我家楼下，背着一只比她还宽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她从家里带来的面包。她家离我家不远，房子大，院子宽，父亲做生意，母亲常年在外地。她不缺吃穿，却总是一个人。
我们认识那年，我十五岁，她十四岁。
她第一次把面包递给我时，我拒绝了。
她问：“你是不是觉得拿了我的东西，就要欠我？”
我说：“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拿？”
“我不饿。”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把面包掰成两半，一半塞给我。
“那我也不饿。陪我吃。”
她说得理直气壮。我拿着那半块面包，没再拒绝。
后来我们一起走过很多条路。她陪我去图书馆，我陪她躲开那些她不想参加的家宴。她在我家写作业，写到一半就趴在桌上睡着；我去她家借书，借到最后，她干脆把书架钥匙给了我。
我们那时都以为，往后的日子会很长。
直到她父亲生意出了问题。
那段时间，沈家常有陌生人进出。大人的说话声压得很低，却总能从门缝里漏出来。我听不懂那些生意上的事，只知道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按时来学校。
有一天傍晚，她站在我家楼下，眼圈红得厉害。
“我妈要带我走。”她说。
“去哪？”
“很远的地方。她说我不能再留在这里。”
“那你父亲呢？”
“他不肯走。”
她说完，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尖。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便只会重复：“别急，事情会好起来。”
她抬头看我：“周砚，如果我真的走了，你会等我吗？”
我当时答得很快：“会。”
她又问：“如果我以后回来，你还会认我吗？”
“会。”
“那你不能因为我家出了事，就觉得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我不会。”
那年冬天，她离开了。
她走前给我留了一封信，夹在一本旧书里。我没有在她离开当天看到，等我找到时，已经是几天之后。
信里只写了一句话：我会回来找你，你别把自己弄丢了。
我把那封信看了很多遍。
后来我没等到她。
也许她回来过，也许没有。我不知道。
我们家在她离开的第二年搬了地方。母亲换了工作，我也去了另一所学校。再之后，我考学、工作、辞职，带着母亲辗转过好几个城市。生活每一步都算不上戏剧，甚至很普通，只是需要钱，需要时间，需要把眼前的事情一件件做好。
我没有变成有钱人。
也没有落魄到要靠谁救济。
我只是一直没有多余的心力去追问一个失联多年的姑娘去了哪里。
至少，那是我对自己说的。
实际上，我知道她的名字，也见过她后来出现在公开报道里。
沈知微，知微科技的创始人，后来成了公司的总裁。
我不是从没听说过她。
我只是一直没有主动去找她。
因为我记得那封信，也记得自己说过会等。可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把那些话当真。我怕去找她，看到她早已不需要我；更怕她问起我为什么离开，而我说不出一个能让她满意的答案。
这份工作，是我投出去的第六份简历。
知微科技的招聘信息写得很清楚。项目管理岗，薪酬合理，工作地点离母亲住的地方不远。我投简历时，只看了岗位和公司规模，没有把负责人名字看完。
面试时，招聘主管和部门经理都没有提到沈知微。
我也没有问。
我以为能隔着一层公司制度，做一个不被她认出来的普通员工。
结果她只看了我几秒，就把我从简历、工作经历和姓名以外的地方认了出来。
上午的工作没出大错。
我被安排到项目组，负责梳理一项正在进行的产品交付流程。团队里的人待我都算客气。项目负责人何经理把资料发给我，交代了几项当天要完成的事情。
“沈总平时不太插手具体项目。”他看了看我，“上午那事，你别往心里去。”
“什么事？”
何经理没想到我会这么问，停了片刻才说：“她认识你？”
“可能认错了。”
“她说了你的名字。”
“名字一样的人很多。”
他看了我一眼，没继续追问。
我把注意力放回工作上。项目资料有些混乱，版本记录也不完整，我逐项核对了一遍。忙到中午，手机震了一下，是沈知微发来的消息。
“午休，一楼小会议室。”
我看了屏幕几秒，没有回复。
过了一会儿，她又发来一条：“不是命令。你可以不来。但我会在里面等到一点。”
她这句“不是命令”，让我更难受。
因为她确实有权命令我，却没有这么做。
我最后还是去了。
小会议室里只有她一个人。桌上摆着两杯温水。她穿着上午那套西装，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一颗，脸上有一点倦意。
“坐。”她说。
我没坐。
她抬眼看我：“你怕我问工作以外的事？”
“我不想把过去带到公司里。”
“我也不想。”她说，“可过去不是你说不带，它就不存在。”
“那你想问什么？”
“你过得怎么样？”
我没想到她会先问这个。
“还行。”
“这算回答吗？”
“算。”
她看着我，像是等我把“还行”掰开来讲。我没有。
她把其中一杯水推到对面：“你母亲呢？”
“身体还好。”
“你还在照顾她？”
“是。”
“所以你不是装穷。你是真的过着普通日子。”
“我从没说过自己有钱。”
“可你以前连一块面包都不肯接。”
“那是两回事。”
“对你来说，也许是。对我来说，你一直在躲着我。”
她的声音不重，却把我的沉默敲出了裂缝。
“你离开后没有再联系我。”我说，“我不知道你还想不想见我。”
“我给你写了信。”
“我收到了。”
“然后呢？”
“然后我等过。”
“等到什么时候？”
“很久。”
“你觉得我没有回来？”
“我没见到你。”
“所以你就把‘没见到’当成‘不需要’？”
我抿住唇。
她靠回椅背：“你这些年一直这样吗？只要对方不出现在面前，你就当一切已经结束。”
“你又何尝不是？”
她没有立刻接话。
那句话像是终于戳到她不愿意碰的地方。她低头看着桌面，指腹缓慢地划过杯沿。
“我回来找过你。”她说，“那时候你家已经搬走了。我打听不到新的住处。”
“我不知道。”
“你也没有找过我。”
“你后来有自己的生活。”
“你凭什么替我决定我不需要你？”
这句话她说得很轻。
我却觉得会议室里的空气一下沉了下去。
我终于坐了下来。
“我不是觉得你不需要我。”我说，“我是觉得，我不该去打扰你。”
“这两件事有什么区别？”
“我不知道。”
她看着我：“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你不敢知道？”
我没有回答。
她那只手压在杯子旁边，手指依旧修长，指节却比记忆里更用力。她也在克制。她不是毫无波澜地来找我算账，她只是把几十年的困惑压在一张平静的脸下面。
“你为什么说我装穷？”我问。
“因为你现在这副样子，跟我记忆里没什么变化。”她说，“不是衣服，也不是工作。是你明明想把话说清楚，却总先把所有可能都堵上。”
“那不叫装穷。”
“我知道。”
“你知道还这么说？”
“我是在问你，为什么躲我。”
她停了一下，声音比刚才更低。
“我问了半辈子。”
我握着杯子的手忽然有些发冷。
“你找我找了半辈子？”
“不是每一天。”她说，“也不是每天都在找。可我每次换工作、搬家、听到你的名字，都会想起你。最开始，我觉得只要再等等，你会来。后来我觉得，你也许是不想见我。再后来，我觉得自己不该把一段少年时的约定看得太重。”
她笑了一下，没有多少笑意。
“可今天你坐进我的会议室，第一句话还是说我认错人。”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你可以说不知道。”她说，“但你又选了否认。”
“我不想把工作弄成私人关系。”
“这点你不用担心。你是凭能力进来的，我不会因为认识你就给你特殊照顾，也不会因为我们有过去，就让你承担额外的工作。”
“那你要我留下来谈什么？”
“谈清楚。然后回去工作。”
她说得像在处理一份拖了太久的文件。
我把杯子放回桌上：“我答应过会等你。后来我等不到，就不等了。”
“你真的不等了吗？”
“我以为是。”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人，亲口问我？”
我看着她，半天没说出话。
因为我怕问。
怕自己显得可笑，怕她早就忘了，怕她的回答把我心里那点仅剩的念想也变成笑话。
这些话我说不出口。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住。
“你不用今天就给我答案。”她说，“但不要再拿‘我不知道’当作躲避的理由。”
“沈总……”
“在公司叫我沈总。离开公司以后，再说别的。”
她开门走了出去。
我留在会议室里，直到杯子里的水凉透。
那天下午，我把手头的工作做完。下班时，行政经理问我适不适应。
“还行。”
“沈总没给你压力吧？”
“没有。”
她看我的眼神带着点犹豫，最后只说：“有需要可以找我。”
我点点头，走出公司。
街上的风比中午更冷。我站在公交站边上，才发现自己把那封旧信放在了家里的抽屉里。
我已经很多年没碰过它。
当天晚上回到家，我从柜子底层取出那个旧文件袋。
信纸的边缘发黄了，字迹也有些淡。
“我会回来找你，你别把自己弄丢了。”
以前我把这句话理解成承诺。
后来我把它当成一件没完成的事。
现在看着那行字，我第一次意识到，她也许不是让我等她。她是在告诉我，别因为她离开，就把自己困在原地。
可我还是困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到了公司。
我原本想把信带过去，最终还是放回抽屉。那封信属于过去，拿给她也不能证明什么。
我只想在工作上把事情做好，等她不再问，也等自己能习惯她就在这栋楼里。
上午十点，我给项目团队做了第一次流程说明。讲到交付节点时，何经理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翻出整理好的表格，把每个环节的责任人和时间都标了出来。
“你昨天才来，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些理清了？”旁边的同事问。
“资料本来就在，只是版本没对上。”
会议室后排有人轻轻咳了一声。
沈知微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文件夹。她没打断我的说明，只在最后问了两个细节。
问题都与工作有关。
我逐一回答。她听完，点了点头：“按这个版本推进。发现差异及时留痕，不要自己猜。”
“好。”
散会后，她没有叫我。
我以为她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也以为，自己会因此轻松一点。
中午刚过，团队群里发来下周项目安排。沈知微要和核心成员去外地参加一天的行业交流会。我原本不在名单里，何经理下午又把我加了进去，说需要我熟悉客户反馈。
看到名单时，我正坐在工位上喝水。
同事凑过来：“你跟沈总一起去？她平时行程排得很紧，你可得把材料准备好。”
我点点头。
下午我在资料室整理文件，沈知微经过门口，看了我一眼。
“明天出差，准备好了？”
“材料已经整理完。”
“我问的不是材料。”
我抬头。
“出差途中，你打算继续叫我沈总？”她问。
“工作场合当然叫沈总。”
“那工作结束以后呢？”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换句话？”
“我还没想好。”
她沉默了片刻：“可以。至少这次你没有说认错人。”
第二天一早，我们和团队在公司门口集合。
车里坐了四个人。何经理在前排，沈知微和我隔着一条过道。我全程对着电脑核资料，尽量不看她。
抵达交流会地点后，行程很紧。结束时已经天黑。
其他人先回住处，我留下来和客户确认几项变更。等我回到酒店大厅，沈知微还坐在靠窗的位置，桌边放着一杯已经冷掉的茶。
“你怎么还没回房间？”我问。
“在等你。”
“等我做什么？”
“把话说完。”
“这里是工作出差，不适合谈私事。”
“我们可以只谈三分钟。”
“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她看着我：“那你也可以拒绝。但你不能每次都把‘不适合’当作结束。”
我停在她面前。
大厅里人来人往，几个同事正在前台办理手续。没有人注意我们，但我还是觉得不自在。
“你要谈什么？”
“谈那封信。”
我的手猛地一顿。
她看见了。
“你还留着？”
“留着。”
“你读过吗？”
“读过。”
“很多遍？”
“是。”
她垂下眼，像是笑了一下：“我也写得没多少字。”
“我当时以为你会回来。”
“我回去过。”
“你刚才说过。”
“我还在离开前，托人给你送过一张纸条。”
我怔住：“我没收到。”
“那张纸条上写着我去的地方，还有一个能联系到我的地址。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没到你手里。后来我回去找你，才知道你搬家了。”
“你为什么不再写？”
“我写过。”她说，“你家搬走后，我寄过信。地址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后来没等到回复。”
“我一封都没收到。”
她看着我，眼神有些复杂。
我们都在看对方，却像是在看一段被错过的时间。
“如果我当年收到那封信，”我说，“我会去找你。”
“我也想相信。”
“你不相信？”
“我不知道。”她说，“你今天用一句‘认错人’，把我逼回了三十多年前。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去找我。”
我没办法反驳。
她端起杯子，发现里面的茶已经凉了，又放下。
“这就是我生气的地方。”她说，“不是你穷，不是你没出息，也不是你过得普通。是你总觉得只要自己先退开，就不会欠任何人，也不会被任何人拒绝。”
“我没有装穷。”
“我知道。那是我说重了。”
“你为什么非要说这句话？”
“因为我今天看到你时，第一眼想到的不是你现在穿什么，而是你又一次想把我当陌生人。”
她停了一下。
“我说你装穷躲我半辈子，是在说你把生活过得尽可能简单，把自己收得尽可能小。你以为这样就能躲过我，也躲过那个没问出口的问题。”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我并没有过得多苦。只是每次遇到一个想靠近的人，心里都会先算一遍代价。怕麻烦别人，怕别人失望，怕关系变得复杂。久而久之，我把谨慎过成了习惯，把习惯说成了性格。
“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来问这些，是因为我当了总裁？”她问。
“我没这么想。”
“那你觉得是什么？”
我沉默片刻，说：“你等得太久了。”
她的脸色变了。
“你又替我决定了。”她说，“你觉得我等得久，就该放弃；你觉得我当了总裁，就不该再记得以前；你觉得我现在能把生活安排好，就不需要你回答。”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张了张口，最后只说：“我不知道。”
她看着我，眼里那点忍耐终于松开了。
“周砚，我不是要你补偿我。不是要你辞掉工作，也不是要你承诺从今往后怎样。我只想知道，你看见我时，心里有没有一点高兴。”
我没能马上回答。
这个问题简单得让我难堪。
“有。”我说。
她的眼神停在我脸上。
“什么时候？”
“从看到你的那一刻。”
“那你为什么否认我？”
“我怕。”
“怕什么？”
“怕你问我为什么没去找你。怕我说不出让你满意的答案。怕你已经不在意，而我还记着。”
“我确实问了你为什么没去找我。”她说，“你也确实说不出让我满意的答案。”
“对不起。”
“我不需要你一句对不起。”她说，“我需要你别再把我推开以后，告诉自己那是为了我好。”
大厅里有人拖着行李箱经过，轮子在地面上发出一阵响声。
她没有催我。
我也没有再躲。
“那天在会议室，我不是不想见你。”我说，“我是怕见你。”
“这两句话差很远吗？”
“对我来说，有。”
她抬起眼。
我接着说：“我不是因为穷才没去找你。也不是因为自卑到觉得配不上你。我只是把我们分开后的每一天都过成了‘别再打扰她’。等到后来，我连自己到底是在保护你，还是在保护自己都分不清了。”
她静静听着。
“你现在可以拒绝我。”我说，“可以说不想再提过去，也可以说我们只做同事。我不会用以前的约定逼你。”
“你总算知道约定不是拿来逼人的。”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一个人说等，不代表另一个人就必须回来。一个人没收到信，也不等于另一个人不在乎。可我们当年都只看见自己没等到的那一部分。”
她没有马上回应。
过了几秒，她从椅子上站起来。
“回去睡觉。”她说，“明天还要开会。”
“好。”
“等回到公司，我们还是上下级。”
“我明白。”
“别再说你不知道。”
她说完，拿起杯子，走向电梯。
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走之前那天，也是这样没有回头。
可这一次，她没有走远。
她住在同一栋楼里，第二天仍会坐到会议桌的尽头，听我们讨论工作。她没有被一段旧感情绑住，也没有要求我立刻把余生交出来。
我第一次觉得，这种留下来的距离，已经足够让我往前一步。
回程后，工作没有发生变化。
沈知微仍旧按流程审阅项目，指出问题时也毫不客气。她不会因为我和她认识，就替我解释失误；我也不再因为她在场，就把每句话先咽一半。
有一次我交错了一个版本，她在会上直接指出来。
“这份文件引用的是上一轮数据。”她把材料推到我面前，“改完后重新发，原因也写清楚。”
我脸上发热：“好。”
散会后，我留下来修改。她走过我身边，只说：“别因为我在，就觉得自己不能犯错。”
“我没有。”
“你刚才连道歉都像在认罪。”
“那我怎么说？”
“承认错了，改好就行。”
她走了。
我盯着屏幕，忍不住笑了一下。
我和她之间，第一次有了与过去无关的普通对话。
这件事比许多激烈的解释都重要。
几天后，母亲来公司附近办事，顺道给我送了一盒自己做的点心。她不知道沈知微是我的旧识，只看见她从会议室出来，便问我：“这位是你老板？”
“是。”
沈知微停下脚步，点头问好。
母亲看了她两眼，忽然说：“你是不是小微？”
我和沈知微同时愣住。
母亲把点心盒递给我：“你们以前总在一块儿，我怎么会不记得？”
沈知微的表情软了一点：“阿姨，好久不见。”
“是很久了。”母亲看着她，“你小时候总说周砚胆子小，什么事都不敢问。现在还这样吗？”
“还是。”她说，“不过最近好一点。”
母亲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只笑了笑：“那就好。人别总替别人做决定。”
这句话说完，她就离开了。
我和沈知微站在走廊里，都没有马上说话。
“你母亲比你会劝人。”她说。
“她只是认识我太久。”
“我也认识你很久。”
“我知道。”
“这次别把知道当成结束。”
我点了点头。
她没有追问我准备怎么办。
我也没有再把自己关进“等想好再说”的房间里。
一个月后，公司安排了例行的项目复盘。会议结束时，团队的人陆续离开。沈知微叫住我，让我把最后一份材料带进她办公室。
我把文件放到桌上。
“工作上还有问题吗？”她问。
“没有。”
“那私事呢？”
我站在她桌前，没像以前那样立刻回答“以后再说”。
“我想请你吃晚饭。”
她靠着椅背：“以同事的身份？”
“不是。”
“那以什么身份？”
我把手放到桌沿，感觉掌心有些潮。
“以一个认识你很久、但一直没敢把话说完的人。”
她看了我一会儿：“你是因为我今天问了，才临时想出来的？”
“不是。”
“你想了多久？”
“从你在会议室问我，看到你时有没有高兴开始。”
“这个问题有那么难吗？”
“对我来说，挺难。”
她没笑，也没有立刻答应。
“我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等你。”她说。
“我知道。”
“我也不想因为从前认识，就默认现在适合。”
“我知道。”
“你又说知道。”
“那我换句话。”我顿了一下，“我愿意重新认识你。你不答应也没关系。”
她看着我，半晌才说：“这次你总算没有把选择替我做完。”
我没有追问她是不是答应了。
她将桌上的文件合上，站起身。
“周五晚上，我有空。”
“好。”
“不是因为你是员工。”
“我明白。”
“也不是因为我欠你一顿饭。”
“我知道。”
她看了我一眼：“你能不能别又说知道？”
“那我说谢谢。”
“谢什么？”
“谢谢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她转过身，拿起外套：“那你周五别迟到。”
那顿晚饭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事。
我们聊工作，也聊这些年的生活。她说自己刚回去找我的那几年，确实怨过我。后来不怨了，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当年我收到信，会不会去找她。
我告诉她，我一直留着她那封信。
她说：“你留着它，却没按上面的意思活。”
“你是说别把自己弄丢？”
“是。”
“我后来才看懂。”
“那现在看懂也不算晚。”
我们没有立刻确定关系。
她仍然是我的上司，我也仍然是她公司的员工。我们约定，工作上照旧按制度走，私人相处时不拿职位压人。她也没有要求我辞职，我没有借过去的关系要求她迁就。
有时她会在下班后问我：“今天还想躲吗？”
我说：“没有。”
她就笑：“这回答比‘还行’好。”
半年后，我转到了另一个项目组。岗位调整是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做出的安排，和私人关系无关。沈知微在会上批准时，没有多看我一眼。
散会后，我在走廊里等她。
“现在我不是你直接负责的员工了。”我说。
“你想说什么？”
“想说我们可以不用每次见面都先确认工作边界。”
“边界还是要有。”
“我知道。”
她挑眉。
我改口：“我会记得。”
她这才点了点头：“那就好。”
我没有立刻向她求婚，也没有把一段迟到多年的感情包装成什么命中注定。
我们只是一次次见面，一次次把没说完的话说完。她问我为什么习惯躲，我问她当年有没有恨过我。她承认恨过，我也承认自己怕过。那些话没有让我们回到从前，却让我们终于能走到现在。
很多年后，我仍记得入职第一天的会议室。
那天我拿着入职材料，站在她面前，试图用一句“认错人”把旧日子重新关上。她打量了我几秒，认出了我，也认出了我藏在袖口里的手。
她笑着说：“装穷躲我半辈子，累不累？”
我当时没能回答。
后来我才明白，她问的不是我有没有钱，也不是我这些年过得够不够体面。她问的是，我能不能不再把自己缩小，能不能亲口说出想要什么，能不能允许一个人知道我其实一直记得她。
我没有再躲。
她也没有因为认出我，就替我决定以后。
我们从一份普通的工作开始，先做同事，再重新认识彼此。那个曾经问我“你会等我吗”的女孩，成了公司的女总裁；那个曾经答应会等她的少年，终于学会不靠沉默证明自己在意。
至于那半辈子的躲避，当然不能靠几顿饭就一笔勾销。
但从她在会议室认出我的那一刻起，我终于不再假装我们是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