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卷胶卷洗出来是白的。
洗照片的师傅把它从纸袋里抽出来，对着灯照了一会儿。
“冲过了，没显影。”他说，“三十六张，一张都没有。”
我把它举到窗口。底片是透明的，边缘连字码都没留下，像一片塑料。
暗盒上有一行圆珠笔字，蓝的，洇开了：96.7.12。
那年我二十六。这卷胶卷是我妈装进去的，装完两个月，她走了，胶卷一直躺在铁盒里，没人冲。
我睁开眼的时候，暗房的红灯正亮着。
药水的酸味钻进鼻子。显影盘里的液面在轻轻晃，晃出一圈一圈的红。墙上的日历撕到 7 月 12 日，纸边卷着，是我爹惯常撕的样子。
我低头，手里捏着一卷胶卷。
暗盒上还没有字。
一、四十三块五
七月的账是我记的。
一本横格本，蓝墨水，一行一天。七月份到现在，十三天，进项四十三块五。
十四套证件照，一套三块，四十二。还有一张五寸的洗印，一块五。
我把这个数念给我爹听。他坐在门口那张竹椅上，手里拿着一块麂皮，正在擦一台海鸥。
“四十三块五。”我又念了一遍。
“嗯。”
“房租一个月六十。欠了两个月，一百二。”
他把相机翻过来，擦底盖。
“电费十八。药水这个月买了四十。”
“嗯。”
“爹。”
他把麂皮放下，抬头看我。他今年五十二，眼白有点黄。看人的时候他习惯眯一下，几十年在取景框里练出来的毛病。
“再撑撑。”他说。
“撑到什么时候。”
“撑到开学。开学要拍学籍照。”
我把本子合上，压在柜台玻璃底下。
全县城那时候有四家照相馆。国营一家，在电影院旁边，只拍证件照，下午四点就关门。剩下三家都是私人的，一家拍儿童，一家拍遗像，还有一家什么都拍，可老板去年走了，店关着。
我爹这间是最老的。门面不大，一丈二宽，里头隔成两半，外头是柜台和拍摄的地方，里头是暗房。地板是水泥的，中间磨得发亮，那是我爹三十一年站出来的印子。
我小时候在这块地上爬。我爹给人拍照，我就在他脚边，他怕我入镜，总拿脚把我往边上拨。
柜台玻璃下面压着十几张样片，黑白的，都是他这三十年拍的。最中间那张是个抱孩子的女人，笑得露出牙，背景是画的一块布。那张样片压了十几年，纸边黄了，照片上的人脸还是亮的。
“马金凤那边今天开业。”我说。
他没接。
“一台彩扩机，二手的，从市里拉回来的。听说八万。”
“八万。”他重复了一遍，像在算。
“她门口写着，证件照两块，当天取。”
我爹把相机放到桌上，手在机身上按了一下。
“两块。”他说，“两块她拿什么赚。”
“她量大。”
“量大也是两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柜台上那台老座机朝着街口架着，红黑两层遮光布垂下来，布边磨破了一点。街上有人骑自行车过去，铃响了两声。
里间的门帘忽然动了一下。
我嫂子从里头出来，手里捏着一张纸，脸上那种为难的样子我认得。
“爹。”她说，“刚才那位，说不拍了，钱要退。”
我爹没动。
“哪一位。”
“就是早上来的那个，说要拍工作证的照片。他坐了一会儿，说影友那边两块，还当天取，就走了。”
屋里静了几秒。
我爹伸手，把柜台上那张收据拿过来，从抽屉里数出三块钱，放在桌上。
“退给他。”他说，“跟他讲，慢走。”
我嫂子拿着钱出去了。
我站在柜台后头，看见我爹把那台海鸥又拿起来，麂皮在机身上来回擦。他擦得很慢，一下一下，像在擦一样擦不干净的东西。
那张三块钱的收据还摊在桌上。我伸手把它拿起来，折了一下，塞进本子里。
二、影友
第二天上午我去看了。
影友照相在解放路东头，离我们家两百米，原来是个卖五金的门面，刷了一层白，门口挂红绸，红绸上别着两朵塑料花。
玻璃门上贴着一张纸，红字：证件照两元，立等可取。
门是开的，里头站着五六个人。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马金凤在里头指挥，穿一件碎花的短袖，头发烫过，烫得有点过，卷在耳朵边上。
她比我大十几岁，早年在县照相馆，后来照相馆承包，她出来自己干。那时候她还在我们家借过药水。
1989 年照相馆搞承包，三个人一组，自负盈亏。她跟另外两个人一组，承包了两年，说好一年上交八百。第二年交不上，散了。
散了以后她去过南方，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台傻瓜相机，在汽车站门口给人拍快照。一张两块，当天给。那时候全县还没人这么干。
1993 年她在五金店隔壁租了个小门面，就是现在影友那个位置。头两年她也是黑白的，跟我爹一样，两个盆，一盏灯。
她来借药水是 1994 年冬天。那天她自己的显影液用完了，市里的货还没到，手里压着两卷急件。我爹给了她半瓶。她第二天买了一瓶新的送来，我爹没收。
一台机器摆在靠里的位置上，有半人高，灰色的壳，亮着一排小灯。机器在响，是那种闷闷的嗡嗡声，一阵一阵。
一个人把胶卷递进去，马金凤在纸上记了几笔，说：
“半个钟头。”
“半个钟头就能拿？”那个人不信。
“机器冲的。”她说，“我们这机器，一卷进去，出来就是照片。”
那个人哦了一声，站到一边去等。
我又站了一会儿。半个钟头里，进去了三个人，出来两个。出来的人手里都捏着纸袋，纸袋上印着“影友”两个字，红的。
我过马路，从她门口走过去。她看见我了。
“秋啊。”她喊。
我停下。
“进来看看。”她招手。
我进去了。
机器就在跟前，比在马路对面看着大。侧面印着一行英文，底下有一块牌子，写着“柯达”。
“八万块。”她说，声音不大，是特意压着的，“市里淘汰下来的，我托人拉回来的。一年半回本。”
“恭喜马姨。”
“你别恭喜我。”她笑了一下，“你回去跟你爹说，让他别撑了。他那套，过时了。”
我没说话。
“现在谁还等一周。”她说，“人家要的是当天。你爹那块牌子挂了三十年，我知道。可牌子不能当饭吃。”
她说完，从桌上拿起一个纸袋，递给我。
“拿着，刚从机器里出来的。你回去看看颜色。”
我接了。
“马姨。”
“嗯。”
“你药水多久换一次。”
她愣了一下。
“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回去了。”
我拿着那个纸袋走出门。太阳很毒，柏油路上有一层亮。走到巷口我停下来，把纸袋里的照片抽出来。
一张五寸的，拍的是个男人，正面，穿白衬衫。
颜色是绿的。
整张照片发绿。人脸上一层淡淡的青绿，像放久了的咸菜。
我把照片对着太阳看了一下，又翻过来看背面。背面印着“柯达相纸”四个字，也是绿的。
三、两毫米
退单的事第二天又来了一回。
来的是隔壁巷子的刘婶，手里捏着一张照片，进门就喊。
“德全，你这照片不行了。”
我爹从里间出来。
“怎么了。”
“我儿子拿去办会计证，人家不收。”她把照片拍在柜台上，“说尺寸不对，小了。”
那是一张一寸的，黑白的。我爹拿起来看了看，又从抽屉里摸出一把钢尺。
那一刻我想起一件事。
去年冬天，有个人来拍证件照，拍完在门口照了照镜子，回来说要重拍，说自己的右脸不如左脸好看。
我爹给他重拍了一回。
再拍完，那个人又说，眼睛小了。
我爹把相机放下，说，你这个脸，我拍不出大的。
那个人愣了，然后笑了，说行，就这样吧。
他走的时候我爹说了一句：你这个人，比你的脸好看。
那个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走了。
那张照片他后来一直没来取。
他量了一下，眉头动了一下。
“多少。”我问。
“二十四。”他说，“该是二十五。”
差一毫米。他又量了一遍横的，也是二十四。
“我这台裁刀老了，卡口有点松。”他说，“差一毫米，看不出来。”
“人家一量就量出来了。”刘婶说，“人家拿卡尺量。这一张退回来了，我儿子明天还得再跑一趟县里。”
我爹没说话。他把照片放回柜台，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重拍。”他说，“不要钱。”
“不是钱的事。”刘婶叹了口气，“他后天就要交。你说这一趟一趟的。”
她走了以后，我爹坐在竹椅上，坐了很久。
“我拍了三十年。”他说。
“我知道。”
“三十年没出过这事。”
“裁刀老了。”
“不是裁刀。”他说，“是我。我量的时候手一偏，就觉得对。以前不这样。”
我爹量尺寸有个规矩，我从小看着。
他把钢尺压在照片上，先量长边，再量短边，量完把尺子转九十度，再量一遍。同一个边量两回，两回的数要一样。
他说，手会骗人，尺不会。可尺要拿正，尺拿歪了，量出来的数也是歪的。
他还说，一寸的照片，差半毫米看不出来。可差一毫米，人家的卡尺就看出来了。
那天他量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他把尺压下去，看了一眼，就报了数。
他没转尺。
他从抽屉里摸出那把钢尺，放在桌上，用麂皮擦。
我把那张退回来的照片拿起来，对着窗户看。
那天下午我翻了翻本子，看 1978 年的账。
1978 年，我爹一个月拍六十三套证件照。那时候全县就两家能拍，一家国营，一家他。
国营那家下午四点关门，他拍到天黑。有人夜里来敲门，说第二天一早要交，他也开门。
他跟我说过一句，那时候照相是件大事。一个人一辈子拍不了几回，所以每一回都得拍好。
现在一个月十四套。照片上那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很齐，眼睛看着镜头，有点紧。
照片的边是齐的，裁得很直。可就是小了一毫米。
“爹。”我说，“人家不是嫌你拍得不好。”
“那嫌什么。”
“嫌不对。”
他没听懂。他把钢尺放下，站起来，往里间走。
走到门口他停住。
“明天开始，你量尺寸。”他说，“我不量了。”
四、本子
我爹有个本子。
牛皮纸的封面，用线缝的，缝了六本，摞在柜子最上层的抽屉里。这是他的流水账。
第一本是从 1964 年开始的，那一年他二十岁，刚进照相馆当学徒。
本子上的规矩是他自己定的。
名字要写全，不能写“老王”“小李”。日期要写阳历，不写农历，因为农历有闰月，隔几年就乱。尺寸要写清楚，一寸还是二寸，几张。最后留一格，取走了画勾，没取写“未取”。
他说，这不是给我自己看的。这是给人家看的。
有一年，一个人来问，说他儿子 1972 年在这儿拍过一张照片，还在不在。我爹翻本子，翻到 1972 年 6 月，找着了，写着“张建国，二寸，四张，未取”。他爬到柜子顶上，从一个纸盒里翻出那个信封。照片还在，底片也在。
那个人拿着照片，站在柜台前头，手一直抖。
我爹没收钱。
我把它抽出来的时候，纸已经脆了，翻页要托着。
一行一个人：
王秀英，1965 年 3 月 4 日，一寸，八张。
李长顺，1965 年 3 月 6 日，二寸，四张，加洗两张。
张桂兰，1965 年 3 月 9 日，全家福，五寸，一张。
字是钢笔写的，写得很正。有些行后面画了个勾，是取走了。有些后面写着一个字：欠。
我一页一页往后翻。
翻到 1978 年，有一行后面写着“未取”。翻到 1981 年，又有一行写“未取”。
到最后一本，翻到最后一页，纸只剩半页了。
那半页上有五行字，只有名字，没有尺寸，没有张数。
头一行是个男人的名字，1989 年。
挨着的一行是 1993 年。
再下一行是 1995 年。
最末一行是今年三月。
中间夹着一行更早的字，钢笔写的，颜色比别的深：
1979 年 4 月 11 日，李秀云。
后面什么都没写。
我拿着本子坐了很久。
我妈叫李秀云。
我把那一行看了三遍。字是我爹写的，笔尖在这三个字上顿过，墨积了一点，比旁边的字粗。
“翻我东西。”
我爹站在门口。
我把本子合上。
“最后那五行，怎么没写尺寸。”
“约了没来。”他说。
“那我妈这行呢。”
他走过来，从我手里把本子拿走，合上，放回抽屉。
“你妈那行，是我没写。”
“为什么没写。”
他把抽屉推上。
他把手放在抽屉上，按了一下。
“这六本。”他说，“一共记了多少人，我算过。”
“多少。”
“四万一千二百多个。”他说，“四万一千二百多个人，进过这个门。”
我说不出话。
“四万一千二百多个人。”他重复了一遍，“我一个人。”
他把手从抽屉上拿开。
“四万多个，我全记着。”他说，“就一个人，我没记全。”
“写了，就等于拍过了。”
五、那卷胶卷
抽屉最里头有一卷胶卷。
是我找本子的时候摸到的，压在一叠旧收据底下，圆形的暗盒，铁的，边上有一圈黄锈。
我拿出来看。柯达，三十六张。盒子上没有字。
“别动那个。”
我爹在门口。
“这是什么。”
“你妈拍的。”他说，“彩色的。”
我把暗盒对着灯看，里头有胶片，卷得整整齐齐。
我娘不是本地人。
她是 1968 年从邻县过来的，在供销社卖布。我爹去扯布，扯了三回，第三回才敢问她姓什么。
他们 1969 年结的婚。结婚照就是我爹自己拍的，黑白的，五寸，背景是那块画布。那张照片现在还在相册里，两个人的脸都绷着，谁也没笑。
她后来一直在店里帮忙。洗照片，裁相纸，装袋，记账，都是她。她不进暗房，暗房是我爹的地方。她也不碰相机，说那么贵的东西，碰坏了赔不起。
一直到 1996 年夏天，她才碰了那一回。
“拍的是什么。”
“不知道。”他说，“她装进去，拍了半卷，就住院了。”
“那怎么不冲。”
他站在门口，两只手垂着，手背上的皮松了，能看见底下的青筋。
“彩色的。”
“嗯。”
“我冲不了。”
屋里静了。
“送市里冲。”
“送过一次。”
“冲坏了？”
“没送成。”他说，“走到车站，我又回来了。”
他伸手，把暗盒从我手里拿过去，放回抽屉，压在收据底下，推上抽屉。
“彩色的东西，冲坏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说，“搁着，它还在。”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
他走到柜台前头，把那台海鸥从架子上取下来，用麂皮擦。
擦了两下，他把相机放下了。
“那年头彩卷贵。”他说，“一卷二十，柯达的。乐凯六块，可颜色偏，冲出来发土红。”
“她用的是什么。”
“柯达。”他说，“她自己去买的。买回来藏在柜子里，我翻东西才看见。”
“她哪来的钱。”
他没答。
过了一会儿他说：“她攒了半年。”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个抽屉。
“搁着也看不见。”
“看不见，也在。”
他说完就出去了。
我站在暗房里，红灯在头顶亮着，把墙照成一片暗红。药水的酸味从盘子里浮起来，混着一股陈年的灰。
我把抽屉拉开，把暗盒拿出来，放在手心里。
铁盒是凉的。
我在暗房里站了一会儿，把暗盒放回去，推上抽屉。
推的时候我听见自己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
“我把它冲出来。”
六、三十七度八
七月底我去了市里。
坐早上六点半的班车，两个钟头到。车上没有空调，窗开着，一路都是灰。
班车是那种老式的，中间有一根立杆，杆上钉着一个铁环，站着的人扶着。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把包抱在怀里。包里是四卷绿底片，用报纸包着，怕晒。
车过白水桥的时候颠了一下，我听见后头有个女人叫了一声，鸡蛋碎了。
两个钟头里我想了很多。想得最多的一句是：要是我爹年轻二十岁，这事他自己就干了。
他年轻的时候，为了学一手修相机，走过四十里路，去一个老师傅家里站了三天。第三天那位老师傅说，你这孩子行，留下吧。
那是 1963 年。
照相器材公司在解放中路，一间窄门面，柜台很高，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正在给一台相机上油。
我把药名报给他。C-41，彩色负片冲洗套装。
他抬起头。
“你自己冲？”
“嗯。”
“手冲还是机冲。”
“手冲。”
他把手里的活放下，从柜台底下摸出两个纸盒，一大一小。
“这两样。”他说，“显影液一盒，漂定液一盒。加起来一百四。”
一百四。我在心里算了一下，能买二十八套证件照的相纸。
“够冲多少卷。”
“显影液十二卷，漂定液二十四卷。”他说，“漂定液要多备，那个费。”
“为什么费。”
“成本占一半。”他说，“很多人在这儿省。”
我没听懂，把这两盒拿在手里看。
“师傅。”我说，“温度怎么控。”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纸，是油印的，纸已经黄了。
“三十七度八。”他说，“正负零点五。”
“差一点会怎么样。”
“高了偏品红，低了偏绿。”他抬眼看我，“你冲过没有。”
“没有。”
“那你会冲坏的。”
“我知道。”
他笑了一下，把手在围裙上擦。
“三十七度八比手温高一点。”他说，“你把手伸进去，觉得温，不觉得烫，就差不多了。可‘差不多’不行。差两度，整卷发绿。”
我把那句记在纸上。
“县城有人手冲吗。”
“没有。”他说，“都寄出去。谁自己冲。”
“寄出去多久取。”
“一周。”他说，“市里快的三天。县里寄，一周。”
我把那张油印的纸折起来，放进口袋。
“还有一样。”我说。
“什么。”
“漂定液省了，会怎么样。”
他把那盒漂定液推过来，手指在盒子上敲了两下。
“底片上会留银。”他说，“现在看不出来，放几年发黄。你冲完把底片对着窗照，边上有一行小字，字清楚就成，字糊了就是省了。”
我把这句话也记在本子上。
出门的时候他在后头说了一句。
“小姑娘。”
我回头。
“手冲这活，要靠手稳。”他说，“还得有耐心。冲一卷二十分钟，中间不能走开。”
“我知道。”
“知道没用。”他说，“得冲坏几十卷才会。”
我抱着那两盒药站在解放中路上，太阳晒得柏油发软。
几十卷。
我算了一下，几十卷是几百块。
七、全绿
第一次我冲了四卷。
三卷是客人的，一卷是我自己的试片。我爹那天去了乡下，说是看一个老同事，中午不回来。
我在暗房里摆了两个盆，一盆显影，一盆漂定。药是照说明书兑的，水是提前晾了一夜的。温度计是药店买的，人的那种，夹在腋下量的那种。
我把手伸进显影液里试了一下，觉得温，不烫。心里想，差不多。
四卷一起冲，二十分钟。
中间我出去了一趟，因为听见外头有人敲门，敲了三四下。我隔着门喊了一声“今天不接活”，回来接着晃盆。
晃到十七分钟的时候，我把温度计插进液里。
三十四度。
我站在那儿，手还泡在药水里，脑子嗡了一下。
三十六度以下，低了至少三度。
我把胶卷捞出来，冲水，定影，晾上，整个过程一句话没说。
第二天早上干了，我拿到窗户跟前对着光看。
四卷。全是绿的。
绿得很匀，整卷绿，人脸上一层青，跟马金凤那张一个颜色。我爹晾的衬衫都比它正。
我坐在椅子上，把四卷绿底片一张一张举起来看。第三卷是刘婶儿子的，他要办会计证，拍完我答应第二天给他。
我把那卷单独放到一边，剩下的三卷塞进抽屉。
我爹中午回来，进门先洗手。洗完手他往暗房看了一眼，门是开的，盆还在架子上，药水没倒。
“冲了。”
“嗯。”
“成了吗。”
我没说话。
他走进来，从架子上拿起一卷看了看，对着窗。
他把底片放下。
“三十四度。”我说。
“我知道。”他说，“看颜色就知道。”
他把袖子挽起来，开始倒药水。一盆一盆倒进桶里，倒得很稳。
“这不是咱家的活。”他说。
“什么。”
“彩色的。”他把最后一个盆摞起来，“黑白我闭着眼都能冲。彩色的活，得靠机器。人家八万块的机器，你两个盆。”
他冲黑白确实闭着眼都能冲。
我小时候看过。暗房里全黑，红灯都不用开，他把手伸进药水里，凭手指头的感觉就知道显影到了哪一步。他说，黑白是看黑度，黑到一定程度就停，眼睛能看出来，手也能摸出来。
彩色的不一样。彩色没有黑度，只有颜色。颜色是化学算出来的，差一度，算出来就是另一个颜色。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那时候不懂。
他说，黑白的活，人是主人。彩色的活，药是主人。
“机器也有冲坏的。”
“机器冲坏的少。”
我没接。
他把桶拎起来，往门外走。走到门口停住。
“那三块钱，你自己垫。”
他出去了。
我在暗房里站了一会儿，把那卷要给刘婶的绿底片拿出来，重新泡进清水里。
泡了半个钟头，颜色一点没变。
八、两个盆
第二天我去了市里一趟，没买东西，是去问人。
照相器材公司那个师傅姓孙。我把四卷绿底片摊在他柜台上，他拿起来对着灯看了两眼。
“三十四度。”
“你怎么看出来的。”
“绿的匀，说明整卷都是这个温度。”他说，“要是前头绿后头正常，那是药水凉了又热上来。”
“那怎么才能不凉。”
他把底片放下，从柜台后头走出来，走到门口，指着马路对面。
马路对面是一家小吃店，门口摆着两个白铁皮的大盆，一个装着水，一个泡着碗。
“看见没有。”
“嗯。”
“大盆套小盆。”他说，“外头那盆搁热水，里头那盆搁药。热水凉得慢，药就能稳住。”
“稳多久。”
“你换水勤，能稳二十分钟。”他说，“冲一卷够了。”
我站在马路牙子上，把这句话记下来。
“还有。”他说，“你别把药兑好就搁着。药现兑现用，搁两个钟头就掉温。”
“嗯。”
“温度计别用那种量人的。”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支，玻璃的，比筷子细，“这个，零到五十度，一度一格。”
三块八。
我买了。
回县城的班车上，我把那支温度计捏在手里，一路捏到家。
当天晚上我做了第一次水浴。
外头一个大盆，倒的是暖水瓶里的水。里头一个小盆，药水。两个盆之间垫了一块木板，怕传热太快。温度计插在药水里，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眼睛盯着那根水银柱。
三十七度六。
我把暖水瓶拿起来，往大盆里兑了一点热水。
三十七度八。
我兑药，装罐，倒进去，开始晃。
二十分钟，我一次没起来。
晃到第十一分钟的时候，水银柱掉到三十七度五。我伸手把大盆里的水舀出去半勺，又兑了一点热的。
三十七度八。
那二十分钟里我数了自己的呼吸，数到一百二十下。
冲完，定影，水洗十分钟，挂上。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比我爹早。他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把底片从夹子上取下来了。
我把底片举到窗口。
太阳刚上房顶，光是斜的，穿过底片打在我手上。
片基是橙的，透亮。人脸的密度在，暗的地方压得住，亮的地方还留着一点细节。边缘有一行小字，胶片名，还有帧号。
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
我爹站在我后头。
“成了。”他说。
“嗯。”
“这卷谁的。”
“刘婶儿子的。”
他没说话，从我手里把底片接过去，对着光看了很久。
“这个颜色。”他说，“比影友那个正。”
我把温度计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柜台上。
“三十七度八。”
他看了一眼那支温度计，又看我。
“你昨天晚上坐到几点。”
“十二点。”
他把底片还给我。
“再去买两盒药。”他说，“钱我出。”
九、三块和八十
八月初我算了一笔账，写在横格本的最后一页。
证件照，一套三块。相纸裁八张一寸，用一张五寸的料，成本四毛。毛利两块六。
一天最多做二十套，因为要拍，要冲，要裁，还要装袋。二十套是五十二块。
我在这行字底下画了一道横线，写上：一个人，从早到晚，五十二。
下头再写全家福。
一套八十。胶卷一卷十二，能拍三十六张，一套用八张。冲卷三块。十二寸放大一张，相纸八块。相框十五。
成本三十八，毛利四十二。
一天接两套是八十四，一个人。
我把这两行并排摆着看了很久。
八十块。这个数在 1996 年的临水县是个什么概念，我心里有数。我爹一个月房租六十，我嫂子在纺织厂一个月一百八，县一中老师一个月四百多。
一套照片八十，等于一个老师五天的工资。
我把笔放下，走到门口。
我爹在门口那张竹椅上，正给一个人修收音机。他不修收音机，是那个人非要他看看。他手里拿着一把螺丝刀，撬后盖。
“爹。”
“嗯。”
“我要提价。”
他手上没停。
“提到多少。”
“全家福八十。”
螺丝刀停了一下。
“八十。”他重复。
“嗯。”
“谁会花八十拍照片。”
“有人会。”我说，“我今天算了一下，二十套证件照五十二块，两套全家福八十四块。做二十套，我得从早上七点坐到晚上八点，中间不能离开柜台，因为客人随时来。做两套，我上午出去一趟，下午回来冲，晚上就能交。”
他把螺丝刀放下，把收音机翻过来。
“二十套是二十个客人。”他说，“两套是两个。”
“对。”
“二十个客人，二十张嘴。两个客人，两张嘴。”
“对。”
他抬起头。
“你是说，客人越少越好。”
“我是说，一天二十个客人，一个客人挣两块六，我要靠人多。一天两个客人，一个客人挣四十二，我不用靠人。”
他没说话，把收音机后盖扣上，试了试开关。收音机响了，是一段戏。
“那二十套证件照的客人呢。”他问，“人家不给拍了？”
“给。证件照还是三块。”
“为什么不提。”
“证件照是办事用的。”我说，“办事的东西，人家只认对不对，不认好不好。你收五块，人家去影友。”
他把收音机放在桌上，两只手在膝盖上放着。
“八十块的全家福，你能拍成什么样。”
我把我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是一张纸，上头写着六行：
上门。
拍一卷。
冲一卷。
十二寸放大一张。
相框。
一个月内不满意，重拍。
他一行一行看，看完抬头。
“上门。”
“老人出不了楼。”我说，“许老师她婆婆七十了，住在四楼。”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在学校门口听见的。”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纸放下。
“你要提价，我不拦。”他说，“可你记着一件事。”
“什么。”
“八十块的客人，进门的时候是客气的。你要是拍不成，人家不会骂你，人家会说‘算了’。”
他把收音机往桌角推了推。
“说算了，比骂你还难听。”
十、价目表
价目表是我用毛笔写的。
我爹的毛笔字比我好，可他不写，我就自己写。写在整张的红纸上，裁成四开。
最上头一行：全家福 80 元。
第二行写儿童照，40 元。
第三行写证件照，3 元一套，八张。
第四行是加洗的价，五寸 1 元一张，十二寸 12 元一张。
末一行写：上门拍摄，不另收钱。
写到末一行我停了一下。上门不收钱，是我自己加的。许老师家是四楼，老人下不来，这钱不能收。
写完我把它贴在门口那块木牌旁边。木牌是 1964 年挂的，黑底白字，“德全照相”四个字，漆掉了一半。
贴出去是上午九点。
头一个过来看的是卖豆腐的刘婶。她两手都是水，在围裙上擦了擦，凑近念。
“全家福……八十。”
她转过头。
“秋啊，你这是抢钱吧。”
“不抢。”
“八十块。”她伸出手指头数，“八十块能买四袋面。”
“能。”
“你爹拍一张照片，五分钟的事。”
她把手在围裙上蹭了蹭，围裙上沾着豆腐渣。
“拍五分钟。”我说，“冲要一天，放要半天，框要等三天。”
“那也不值八十。”
后头又围上来三个。一个是修鞋的老赵，一个是邮局的小周，还有一个我不认得，是个中年男人，抱着胳膊站在外圈，没说话。
“上回影友才两块。”老赵说。
刘婶还在算。
“八十块。”她说，“我一年买豆腐才挣多少。”
“那您别拍。”我说。
“我不拍。”她把围裙一撩，“我就是看看。”
她走了两步，又回头。
“秋啊，你爹知道你这价吗。”
“知道。”
“他怎么说。”
“他说，写都写了，就照着做。”
刘婶站住，想了一下，把围裙放下。
“你爹这个人。”她说，“一辈子没这么干过。”
她走了以后，修鞋的老赵凑过来，声音压得低。
“秋，我跟你说句实话。”
“您说。”
“八十块，不是没人出得起。”他说，“是出了钱，怕拍不好。人家会说，我花了八十，你就给我这个。”
我把手里的毛笔放下。
“老赵。”
“嗯。”
“你那双鞋，补一回多少钱。”
“一块五。”
“旁边那个摊，补一回八毛。”
他愣了一下。
“八毛的补三天就开。”他说。
“我这八十的，三十年不开。”
“证件照两块。”我说，“全家福他也是两块？”
老赵愣了一下。
“他那机器不拍全家福。”
“他拍。”我说，“拍了也是两块。”
“两块他拍不出来。”
“那你上他那儿拍。”
老赵不说话了，搓了搓手，走了。
小周看了一会儿，问：“上门不另收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到你家里去拍，不多要钱。”
“还给上门？”
“老人下不了楼的，我给上门。”
“那我们家老爷子……”
“你回去问。”我说，“问好了来登记。”
到十点半，门口散了。
我站在柜台后头，把价目表剩下的一张折起来，收进抽屉。
里间的门帘一直没动。
中午我端饭进去。我爹坐在里头那张小桌前，桌上一台拆开的相机，零件摆在一块白布上，摆得很齐。
“外头散了。”我说。
“嗯。”
“你不出去看看。”
“不看。”
他把一个零件捏起来，对着窗户照。
“八十块。”他说，“你写都写了，就照着做。”
下午三点，来了一个人。
不是来看热闹的。他进门先把门带上，走到柜台前，把帽子摘了。
“拍全家福。”他说。
我抬头。
那个人四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口磨了边。他不笑，也不看价目表。
“多少钱。”他问。
“八十。”
“什么时候能拍。”
“您说什么时候。”
他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
“明天。”他说，“明天上午。”
十一、许老师
那个人姓许，是县一中的老师。
登记的时候他报名字，我才知道。许老师教物理，我上高中的时候他还没来。
“家里几口人。”我拿出本子。
“五口。”
“拍多大的。”
“十二寸。”
“挂墙上？”
他停了一下。
“我妈七十。”他说，“下个月初七。”
我明白了。七十岁，在我们这儿叫“整寿”。
“老人能下楼吗。”
他没马上答。
“四楼。”他说，“去年摔了一跤，胯骨裂了，接上了，能走，走不远。下楼要人背。”
“那就在家拍。”
他抬起头。
“你上门？”
“不加钱。八十块，我上您家拍。”
他愣了一下。
“加钱也行。”他说，“我妈二十年没出过这个楼。”
我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二十年，四楼。
“明天上午几点。”
“九点。”他说，“我请假。”
“行。”
他交了二十块定金。钱是从裤兜里摸出来的，一张十块，两张五块，都压得很平。他把钱放在柜台上，往我这边推。
“有一件事。”他说。
“您说。”
“我妈不爱拍。”他说，“上回拍照是办身份证，人家上门来拍的，她躲在屋里不出来，最后是我把她拉出来的。拍出来那张，她自己都不看。”
“为什么不爱拍。”
“她说她老。”许老师说，“还说，拍了也没人看。”
许老师站在柜台前头，没走。
“还有一件事。”他说。
“您说。”
“我大哥在省城，十年没回来了。”他说，“我妈嘴上不说，心里记着。去年过年，她包了饺子，包了三屉，摆了三双筷子。”
他把手放在柜台上。
“就我们仨吃。”
“她吃得下吗。”
“吃了一个。”他说，“剩下的她自己一个人吃了半个月。”
我把定金收进抽屉，锁上。
“明天我早去。”我说，“八点半到。”
“九点就行。”
“八点半。”我说，“灯要架，光要调。八点半到，九点能开拍。”
他看了我一眼。
“多少钱都行。”他说，“你多拍几张。”
“一卷三十六张。”我说，“够。”
“不够我再给钱。”
“够了。”我说，“拍多了她坐不住。”
我把笔放下。
“明天我带灯。”我说，“灯一亮，屋里就暖了。”
他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走了。
我把那二十块钱压在账本里，翻开账本，在八月十四那一栏写：许，全家福，定金 20。
写完我看着那行字。
账本上上一次出现“全家福”三个字，是 1994 年 11 月。
十二、上楼
第二天我借了一辆三轮车。
灯是两盏，钨丝的，一盏一千瓦，一盏五百。加上灯架，反光伞，还有背景布，还有那台海鸥和一台备用的。东西装了半车。
到一中家属院是八点四十。许老师在楼下等，看见我三轮车上的东西，愣了一下。
“这么多。”
“灯要两盏。”我说，“一盏打脸，一盏打后头。”
楼道窄，灯架子竖着抬不上去。我把灯架拆了，一趟一趟搬。搬到第三趟的时候，衬衫后背全湿了。
四楼。
门开着，屋里一股药味，还有一点艾草的味道。客厅不大，摆着一张方桌，四条凳，靠墙一个五斗柜，柜上摆着一个座钟。
老太太坐在里屋的床沿上，穿一件深蓝的斜襟褂子，头发梳得很整齐，用一根黑卡子别着。
“妈。”许老师说，“照相的来了。”
老太太抬起头看我。
“这么年轻。”
“我二十六。”
“二十六。”她重复了一遍，“我二十六那年，刚生他。”
她伸手指了指许老师。
我把灯架支起来，插电试了一下。灯“啪”地亮，屋里一下白得晃眼，墙上的裂缝都照出来了。
老太太抬手挡了一下眼睛。
“这么亮。”
“亮才拍得清。”我说，“您把手放下来，我看看。”
她把手放下。
我在她脸上看了一会儿。她的脸是那种被日子磨出来的脸，颧骨高，眼窝深，皮肤薄，能看见底下的血管。左边眼角有一道疤，不长，两公分。
“这道疤。”
“年轻时候摔的。”她说，“割猪草，从坡上滚下来。”
我点头。
“一会儿拍照，您别绷着。”我说，“您想想高兴的事。”
“我没什么高兴的事。”
许老师在旁边咳了一声。
“妈。”
“我说实话。”她把脸转过去，“我这辈子，一张能看的照片都没有。身份证那张，跟个犯人一样。”
她说完，屋子里静了一下。
我把相机从包里拿出来，装片，上弦。
“那今天拍一张能看的。”我说。
她没接这句。
过了一会儿，她把手伸到褂子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放在床沿上。
是一个小圆镜，铁的，背面磨得发亮。
“你等我一下。”
她把镜子举到脸前头，用手按了按头发，又用手指头把眉毛抹了一下。
抹完她把镜子收起来，抬头看我。
“行了。”
那一刻我按了快门。
她是抬着头的那一下。下巴还抬着，眼睛刚离开镜子，还没落到我身上。
那张照片后来没用。她的眼睛没看镜头。
可我留着底片。
老太太看着我，没说话。
我把背景布挂起来，是一块深红的。许老师和他媳妇把方桌挪到墙边，把凳子摆成一排。
挂布的时候出了一点事。
钉子是水泥钉，钉不进墙。那面墙是老墙，表面一层白灰，底子是青砖。我钉了三下，钉子弯了两根。
许老师去找了一把小锤。我用锤子敲，敲进去一寸，钉子又弯了。
“钉不住。”我说。
“那怎么办。”
我看了一下屋子。窗户在左边，朝东。上午九点的光从窗户进来，落在靠窗那面墙上，光是散的，很软。
“不挂了。”我说，“就在这面墙前头拍。”
“这墙上什么都没有。”
“有光。”我说，“比布好。”
我把凳子挪到离墙一米二的地方，让老太太坐下，我退到窗边看。
她的影子落在墙上，淡淡的。
摆到一半，老太太忽然说：
“我不坐中间。”
“为什么。”
“我坐边上。”她说，“我老了，丑，坐中间显眼。”
我把凳子往中间挪了挪。
“您是寿星。”我说，“今天这屋里，就您一个人坐中间。”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把脸低下去，理了理褂子的前襟。
十三、那一张虚了
那天拍了十四张。
老太太坐中间，许老师和他媳妇站后头，两个孩子在两边。我让他们笑，谁都没笑出来。老太太说笑什么，我又不是要死。
拍到第九张的时候，她自己笑了。是因为小孙子打了个喷嚏。
我按下了快门。
下午回来冲卷。一卷三十六张，我拍了十四张，还剩二十二张。
冲出来晾上，我拿放大镜一张一张看。
前三张构图歪了，背景布有一角没拉平。第五张老太太眨眼。第七张许老师的媳妇手在动。
第九张，那个喷嚏之后笑的，成了。
第十一张开始，我把相机从架子上取下来了，改成手持。屋子小，三脚架挪不开。手持的时候我把快门降到十五分之一。
第十一张，第十二张，第十三张，全是虚的。
虚得不厉害。人脸是清楚的，就是边上有一层影，像隔着一层薄纱。
我把三张虚的摊在桌上，坐着看。
我坐在那儿想了一件事。
我爹拍了一辈子，我从来没见他撕过照片。他有一回放坏了一整盒相纸，二十张，全灰了。他把那盒相纸一张一张摞起来，用绳子捆了，放在柜子底下压着。
为什么不扔，我后来问过他。
他说，留着，下回就知道哪一步错了。
所以那天我也没扔。
我爹进来，弯腰看了看。
“手持的。”
“嗯。”
“十五分之一。”
“嗯。”
“你手没稳住。”他说，“十五分之一，得靠着东西。你站空了。”
我把三张虚的收起来。
“还有一张能用的。”我说，“第九张。”
“一张够了。”他说，“放大一张，做一套，够了。”
“不够。”
“怎么不够。”
“我答应的是拍一卷。”我说，“我拍了一卷，只有一张能用。这是我的事。”
他没说话，站在那儿看我把虚的塞进抽屉。
“你要重拍。”
“嗯。”
“人家会怎么想。”
“我不管人家怎么想。”
他伸手，把那三张虚的从抽屉里抽出来，摊在桌上，一张一张看。
“你再看看。”
我凑近了。
“第十四张。”他指着最后一张，“这张脸是实的，虚的是后头。”
我拿起来看。是老太太侧脸那张，她转过头去看孙子。后头背景糊了，脸是实的。
“这一张能用？”
“能。”他说，“脸实，背景虚，这叫有主次。你不懂？”
我在照相馆长大，这句话我爹说过几百遍。可我从没在虚的照片上用过。
“那还有两张。”
“扔了。”他说，“留一张能用的，加一张侧脸，两张够了。老太太坐不住，你再去一趟，她得累一天。”
我把那两张虚的抽出来，撕了。
撕之前我看了一眼。第七张。她眨眼的边缘其实是清楚的。
十四、当天取
放大是在第三天上午做的。
十二寸，黑白。相纸是乐凯的，一盒二十张，八块。我用了三张，前两张曝光没找准，第三张成了。
相框是在木器社订的，榆木，边宽两公分，玻璃是另配的。十五块，等三天。
第四天上午，我把照片装进框，用报纸包了两层，绑在三轮车后架上，去一中家属院。
到楼下是九点半。许老师下楼来接，接过那个包，掂了掂。
“这么沉。”
“榆木的。”
上楼，拆开报纸。老太太在里屋，听见动静出来了。
我把框竖在五斗柜上，退后两步。
屋里静了。
老太太走到柜子跟前，站着看。
照片上她坐在中间，深蓝的褂子，头发梳得整齐。她的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叠着。她没笑，眼睛是看着镜头的，眼睛里头有光。
“这是我？”
“是您。”
她伸手，隔着玻璃摸了一下照片上自己的脸。
“我这辈子……”她说了一半，停了。
许老师在旁边转过身去，咳嗽了两声。
老太太看着照片，看了很久。她伸手把框扶正，其实框是正的。她扶了一下，又放下手。
“这张能看。”她说。
我把收据拿出来，八十块，上头已经写了“定金 20，余 60”。
许老师从口袋里摸出钱，数了六张十块的，又摸出一张，一起递过来。
“这是七十。”
“多了十块。”
“路费。”他说，“你来两趟，还扛东西。”
“说好八十。”
“这个我明白。说好八十。”他把钱往我手里塞，“多的十块，是我自己愿意给的。”
我把那张十块的抽出来，放回他手里。
“您要真想给，给我介绍个人。”我说，“学校里谁家老人不方便出门的，跟我说一声。”
许老师看了我一眼，把十块钱收回去。
“行。”
下楼的时候他在后头喊。
“沈秋。”
我抬头。
“我们办公室的老李，他妈瘫了三年。”他说，“我明天跟他说。”
我点头，骑上三轮车。
回去的路上我算了一下：从第一天上门，到交照片，四天。
四天里，影友那边出了四十多套。
我路过他们门口的时候看见过。有人在里头坐着等，一个钟头能走三拨。
我不眼红。一套两块，四十套八十块。我四天做一套，八十块。
账是平的。
可账平不等于心安。我骑车经过巷口的时候想，要是全县的人都只要快，那我就完了。
我把车停在梧桐树底下，坐了一会儿。
后来我想明白一件事：快是能买的，机器就能买。慢是不能买的，得有人愿意花四天。
我要做的，是让那四天值得。
影友那边是当天取，一天。我这边四天。
可我这边是这张。
十五、八十块
那天晚上我把六十块钱摊在桌上。
三张十块，六张五块。许老师数钱的时候手有点抖，数了两遍。
我爹坐在对面，看着那些钱。
“八十。”他说。
“六十。”我说，“定金二十早收了。”
“一共八十。”
“嗯。”
他伸手，把钱一张一张捋平，边角对齐，摞成一摞。
“我拍一套全家福。”他说，“1994 年，收了十二块。”
“我知道。本子上写着。”
“十二块。”他重复，“一盒相纸八块。”
我没接。
他把那摞钱推到我面前。
推之前他数了一遍。
一张一张，从十块的数到五块的，数完抬头。
“八十。”
“八十。”
“我这辈子。”他说，“没收过八十块一套的钱。”
“现在收了。”
“现在收了。”
他把手放在那摞钱上，没动。
“你娘要是还在。”
他停了。
我等了一会儿，他没往下说。
“她要是还在，会说什么。”我问。
“她会说……”他把钱推过来，“她会说，早该这么干了。”
他站起来，往里间走。
“她这个人，比我看得远。”
“你收着。”
“账要记。”
“记你那儿。”他说，“这钱是你的。”
我把账本翻开，翻到八月十四那一栏。上头写着“许，全家福，定金 20”。
我在后头补上：余 60，共 80。
写完我又看了一遍那个数。
八十。
账本上七月一整月的进项是四十三块五。这一笔是八十。
我把八十块钱压在账本上，压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爹起来，看见那摞钱还在账本上，走过去，把钱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
“这钱不能一直压着。”他说。
“我知道。”
“得花出去。”
“买什么。”
他站在柜台后头，看了一圈。
“再买一盏灯。”
“灯够用。”
“买一盏小的。”他说，“五百瓦那盏太硬，拍老人，脸上一层油光。”
我抬头看他。
“你什么时候看出来的。”
“昨天你拿回来那张。”他说，“老太太脸上有一块亮，是硬光打的。你要是加一层纱，柔一下，她的皱纹就化开了。”
我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
第二天我去市里，买了一盏三百瓦的小灯，还有一张柔光纱。一共四十六块。
回来我把那张十二寸的照片重新放了一张。这回加了柔光。
放出来，老太太脸上的皱纹淡了一点，眼睛还是亮的。
我把两张并排摆在柜台上看。
新的那张，好一点。
我爹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往柜台玻璃底下塞了一张。
塞在第三排，靠右边。
十六、巷口
老李是九月初来的。
他是许老师办公室的，教语文，五十多岁，头发掉了一半。他妈瘫了三年，住在老百货后头的平房里。
“能拍吗。”他问，“我妈坐不住。”
“躺着拍也行。”
“躺着？”
“躺着。”我说，“我把灯架高一点，从上头打下来。您找两个人扶一下身子，垫个枕头。”
他站在柜台前，想了一会儿。
“多少钱。”
“八十。”
“她那个样子……”他说，“拍出来能看吗。”
“能。”
“你怎么知道能。”
“拍不出来我不收钱。”
他看了我一眼，交了二十块定金。
那一趟拍了一个半钟头。老太太半边身子不能动，眼睛也不太睁得开。我让老李和他妹妹一边一个扶着，把床头摇高了一点。
拍到第六张，老太太忽然开口，说了句什么，听不清。
老李凑过去听。
“她说什么。”我问。
“她说，头发。”
我把梳子递过去。老李的妹妹给她梳头，梳得很慢，梳了五分钟。
梳完我又拍了两张。
那张最后放成了十二寸。老太太躺着，头稍微侧了一点，头发是梳过的。眼睛没睁全，只有一条缝。
老李来取的时候，站在柜台前看了很久。
“这是我妈。”他说。
“是。”
“她三年没这样了。”他把框抱起来，“这张我挂她床头。”
十月初，巷口开始有人等。
先是本县的。后来是隔壁县的，一个女的坐班车来，说她婆婆八十大寿，听说这边能上门。
我问她怎么知道的。
“老李是我表哥。”
那天下午我数了一下，九月的账上进了四百二十块。八月的账是两百六。
九月的四百二里，有六套是全家福，一共四百八。可我只收了四百二。
差的那六十，是两套没收全。
一套是老李，他妈的药钱不够，他跟我说下个月给。我说不急。
一套是个我不认得的，从隔壁县来的。拍完她自己说，钱不够，能不能先给一半。
我说，一半就一半。
我爹知道了，说，你这样不行。
“哪样。”
“你自己心里有杆秤。”他说，“秤在你自己肚子里，别人看不见。你今天免一个，明天免一个，免到最后，人家就说，德全的价是虚的。”
我没说话。
第二天我去找老李，把六十块收了。
他媳妇从枕头底下摸出钱，数了三遍。
十月底的一天，我爹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我从暗房出来，看见他还站在那儿，手背在身后。
“看什么。”
“巷口。”他说。
我走过去看。巷口那棵梧桐树底下，站着三个人，一个抱着孩子，两个在说话。
“那是等着的。”他说。
“嗯。”
“以前没有。”
“以前没有。”
他把手从背后拿出来，搓了搓。
“那块木牌。”他说，“该刷漆了。”
刷漆的事他记了三天，没动手。
第四天早上我看见他把牌子摘下来了，靠在门框上，拿一块砂纸磨。
磨到一半他停了，进屋拿了一副老花镜出来。
他从来没戴过老花镜。取景的时候不用，修相机的时候也不用。他说镜片隔一层，看着不真。
那天他戴上了。
我在暗房里听见砂纸的声音，一下一下，磨了很久。
十七、排到门外
十一月是最忙的。
一个星期六套，我一个人做不完。我嫂子下了班来帮忙，帮着裁相纸，装框，还帮着记本子。我爹管暗房外头的事，接客，量尺寸，收钱。
最忙那天从早上七点做到晚上十点。中午饭是我嫂子端进暗房的，一碗面，我吃了两口就凉了。
晚上十点，最后一框装好，我坐在门槛上，两只手都在抖。
手抖得厉害。累是一层，更要紧的是稳不住了。一天放大十二张，眼睛盯着毛玻璃对焦，对到后来眼前全是白的。
我爹端了一杯水过来，放在我手边。
“喝。”
我端起来喝了。
“明天不接了。”他说。
“明天有两家。”
“推了。”
“推不了。”我说，“人家请了假。”
他没说话，蹲在我旁边。
街上的路灯是黄的，照在门槛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秋。”
“嗯。”
“你娘在的时候。”他说了一半，停了。
我等了一会儿。
“她说什么。”
“她说，你这手艺，将来传给谁。”
我抬起头。
“她那时候就知道你手艺好。”
“她不知道。”他说，“她那时候说，你拍人家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我没说话。
“她说，你要是把这双眼睛用在自己身上就好了。”
他说完，站起来，把杯子拿走，进屋了。
我坐在门槛上，坐到十一点。
第二天早上开门，门口站着五个人。有两个是昨天推掉的，有两个是听说的，还有一个是隔壁县的，天没亮就坐车来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五个人。
第一个是昨天推掉的那个女的，抱着孩子。她看见我，先笑了一下。
“我以为你不开了。”
“开的。”
“昨天我来过。”
“昨天满了。”
“我知道。”她说，“我今天早点来。”
第二个是个老头，拄着拐。他说他要拍一张遗像。
他把拐杖在地上顿了顿。
“现在还拍吗。”他问。
“拍。”
“多少钱。”
“四十。”
他把手伸进衣兜，摸了半天，摸出一张皱的五块。
“贵。”
“您要便宜，我可以拍得简单点。”我说，“背景不用布，光打一盏，一张。”
“那多少钱。”
“二十。”
他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
“我要四十的。”他说，“就一张，得拍好。”
我把他让进屋里。
那天晚上，马金凤在对面的墙根下站着。
我收摊的时候看见她。她穿一件红毛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站在电线杆底下，看着我们家的门。
我走过去。
“马姨。”
她转过头。
“忙啊。”
“忙。”
“六套。”她说，“我数了。”
我没说话。
“你这是做不长。”她说，“一个人，两条腿，你能跑几家。”
“跑几家算几家。”
她笑了一下，把塑料袋换了个手。
“秋啊。”她说，“你爹那块牌子，值钱。你要是不折腾，一年也能挣个三五千。你这么折腾，挣得多，可你把自己折进去了。”
“马姨。”
“嗯。”
“你机器一天出多少张。”
她愣了一下。
“三百张。”
“三百张。”我说，“一张挣多少。”
她没答，转身走了。
十八、一块五
十一月中，影友的价目改了。
证件照从两块降到一块五。门口那张红纸重新写过，字比原来大。
“一块五。”刘婶跑来告诉我，“还送一张五寸的。”
我正在裁相纸，手上没停。
“哦。”
“你不降？”
“不降。”
“人家一块五，你三块。”刘婶站在柜台外头，两只手撑着玻璃，“你凭啥。”
“凭我不退回。”
“什么。”
我把裁好的相纸摞起来，拿过一张给她看。
“您儿子那张会计证的照片，头一回是不是退回来了。”
“退了。”
“那就是省了一块五，跑了两趟县里。”我说，“一趟车费一块二，两趟两块四。加上误一天工。”
刘婶算了一下，不说话了。
可话还是传出去了。
传到我耳朵里是三天后。说德全照相贵，是因为沈德全跟各单位有关系，拍了就能过。说这话的人是影友的伙计，在副食店门口说的。
我嫂子听见了，回来气得脸通红。
“这不是胡说吗。”
“是胡说。”
“那你不去问问。”
“问什么。”我说，“我又没给谁送过东西。”
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去了县一中。
不是为了吵架。是因为十一月下旬，各学校要拍毕业照。
县一中三百二十个高三学生，每人一张五寸，还要一张合影。这是一年里最大的一笔生意。
我去找许老师。他说这事归教务处，让我找周校长。
周校长五十来岁，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全县地图，地图边上钉着一张他自己的照片，黑白的，年轻时候拍的。那张照片我认得，是我们家拍的。
“毕业照。”他把眼镜往头上推了推，“影友昨天来过了。”
“我知道。”
“他们报一块二。”
我没应声。
“你报多少。”
“三块。”
他把手里的笔放下。
“沈秋。”他说，“你爹跟我认识二十年。我这张照片就是他拍的。可公家的事，我得看价钱。”
“我记着。。”
“一块八的差价，三百二十个人。”他在纸上算了一下，“五百七十六块。”
“五百七十六。”
“你给我一个理由。”
我从包里拿出本子，翻到十一月中那一页。
“周校长。”
“嗯。”
“您这个月，收到过几回退回来的证件照。”
他没答。
“我这儿有数。”我说，“十一月中到现在，有十一个人来找我重拍。他们都是在影友拍的。退回来的理由，八个是颜色，三个是尺寸。”
“十一个。”
“十一个。”我说，“这十一个人，每个人跑了一趟县里，一趟车费一块二。十一个人，十三块二。这还不算误工。”
他把手放在桌上。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在影友拍的。”
“因为他们进门第一句话都是，‘我不是在你们这儿拍的’。”我说，“第二句是，‘我就想拍一张能过的’。”
周校长没说话。
窗外有学生在跑，脚步声在楼道里响。
十九、理由
“我要一张不退回来的照片。”我说。
周校长没听懂。
“什么叫不退回来。”
“毕业照是发给学生的。”我说，“学生拿回家，贴在毕业证上，或者寄给亲戚。这张照片要是颜色不对，学生不会来找我，他会觉得是自己命不好。”
他把眼镜戴回去。
“你这话有点玄。”
“不玄。”我说，“您办公室那张照片，拍了多少年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墙上那张。
“二十多年。”
“现在看还是清楚的。”我说，“底片当年漂定足，水洗干净。要是当年省了一道，这张照片现在就是黄的。”
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自己年轻时候的脸。
“影友那边用的是彩扩机。”我说，“机器快，一天三百张。可机器有三个槽，药水在槽里循环，一槽药水冲一百卷才换。冲到第八十卷，药水就疲劳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上个月在他们门口捡了一张。”
我从口袋里摸出照片。那是那天马金凤给我的那张，男人的白衬衫，整张发绿。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
“这是他们机器冲的。”
周校长拿起来看了看。
“发绿。”
“发绿是温度低了。”我说，“也可能是药水老了。”
他把照片放下，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一张照片，学生看不出来。”
“学生一拿回家就知道。”我说，“他们不说什么，可心里清楚。发下来的照片是绿的，人家会怎么想。”
他没说话。
我从包里又摸出一样东西，是一卷底片。
“这是什么。”
“也是他们冲的。”我说，“我花了两块钱，在他们那儿冲了一卷空的。”
我把底片拉开，对着窗户举起一头。
“您看这儿。”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底片的边上有字，是胶片名，一排小小的白字。
“看见没有。”
他眯起眼睛。
“看不清。”
“对。”我说，“这就是问题。”
我把底片收回来。
“正常的底片，边上的字是清楚的。”我说，“字糊了，说明漂定不足，底片上有残留的银。这种底片放出来的照片，现在能看，放三年就发乌。”
周校长回到椅子上，坐下。
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了擦。
“你是说，他们省药水。”
“我没说。”我说，“我只说，我看不清那行字。”
他笑了一下。
“你这丫头。”
“校长。”
“嗯。”
“我不给您回扣。”我说，“我也不请您吃饭。我给您的是这张纸。”
我把一张纸放在他桌上。上头写着：
一，每人一张五寸，颜色正，不退。
二，三百二十人，上午半天拍完，下午开始冲。
三，三天交片。交不了，一分不收。
四，有任何一个学生说颜色不对，我全部重拍。
他一行一行看，看完抬头。
“全部重拍，你赔得起？”
“赔得起。”
“三百二十个人，重拍一遍多少工。”
“两天。”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纸折起来，夹进一个蓝皮的文件夹。
“我跟教务处商量。”他说，“你等我消息。”
二十、一半
消息是三天后来的。
许老师到店里来，站在柜台外头，搓着手。
“教务处开会了。”
“怎么说。”
“毕业照给你。”他说，“每人一张五寸，三块。”
我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说，“学生的证件照，给影友。”
我抬起头。
“证件照？”
“三百二十个学生，一人一套一寸，要贴毕业证和档案。”他说，“这块给影友，一块五。”
我站在柜台后头，没说话。
“沈秋。”许老师说，“我争了。教务处说，毕业照是给学生留念的，证件照是办事的。办事的看价钱。”
“我知道。”
“你也别气。”
“我不气。”我说，“这话是我自己说的。”
许老师愣了一下。
“什么。”
“证件照是办事的，只认对不对，不认好不好。”我说，“我跟别人说过这话。”
他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
“一块五。”他说，“他们是真敢报。”
“他报一块五，能挣多少。”
“不知道。”
我拿起笔，在本子上算。
一套一寸八张，用一张五寸的相纸裁。相纸一张三毛五。药水，一卷冲三十六张底片，能出三十六套。机器冲，一卷药水摊下来，一套不到一毛。
一块五，毛利一块。
三百二十套，三百二十块。
我把这个数算出来，写在本子上。
“三百二十块。”我说，“他一块五，挣三百二。”
“你三块，挣多少。”
“九百六。”我说，“扣相纸一百一十二，扣药水，扣相框，我挣六百多。”
许老师把头凑过来看了一眼那个数。
“那你比他多。”
“我比他多。”我说，“可我一天只能做这么多。他一天能出一千张。”
“那你不是亏了。”
“我不亏。”我把本子合上，“我亏的是那三百二十套证件照。”
许老师走了以后，我坐在柜台后头，坐了很久。
我算过另一笔账。
三百二十套证件照，一块五一套，我要是也报一块五，能挣三百二。可我得拍三百二十个人，一个人四十秒，那是三个半钟头。加上冲，裁，装袋，两天。
两天挣三百二。
三百二十张五寸毕业照，三块一张，九百六。扣掉成本，六百多。也是两天。
同样是两天，一个挣三百二，一个挣六百多。
可周校长给我的，是六百多那个。
我把这两笔账并排写在本子上，写完看着。
我以前觉得，便宜能赢。现在我知道了，便宜只能赢一样东西：那些只想花最少的钱的人。
那些人，不是我的客人。
我爹从里间出来。
“一半。”
“嗯。”
“一半好。”他说，“一半，你还能做完。”
“我知道。”
“你要是全接了，三百二十套证件照加三百二十张五寸，你一个人做不完。”他把手放在柜台上，“做不完，就得赶。赶出来，就出事。”
我抬头看他。
“你干这行三十年，出过事没有。”
他没答。
他转过身，往里间走。
走到门口，他停住了。
“出过。”他说，“就一回。”
二十一、一天
十二月二日，拍毕业照。
地点在县一中的操场。三百二十个学生，分八个班。我爹跟我一起去，他管排队，我管拍。
那天是个阴天，没有太阳。阴天拍合影最好，光匀，脸上没有硬影。
操场是土操场，前一天下过雨，地上还有水洼。
我爹围着操场走了一圈，找了一块干的，用脚把土踩平。
“这儿。”他说。
“这儿背光。”
“背光好。”他说，“背光，人的眼睛才睁得开。”
我把三脚架架起来，往后退了八步，看了看取景框。
“再退两步。”
“退了就出框了。”
“你退。”他说，“退两步，人小一点，后头留出地方。”
我退了两步。取景框里，三十九个人排成三排，后头是学校的围墙，围墙外头有一排杨树。
“行了。”他说。
后来那张合影，每个人只有指甲盖大。
可三十九张脸，一张都没糊。
我架了两台相机，一台拍合影，一台拍单人。合影用三脚架，单人手持。
从上午八点半开始，到十一点四十拍完。
八个班，每班四十分钟。四十分钟里要拍一张全班合影，还要拍三十九张单人。
单人那张是坐在一把椅子上拍的，背景是一块灰布。每个学生坐下，我抬一下头，他就抬一下头，我按快门。
平均四十秒一个。
到第五个班的时候，我的右手食指开始麻。
到第六个班，麻到手腕。
到第八个班，我换了左手按快门。左手按不准，前两张拍空了，我把那两个学生叫回来重拍。
最后一个学生拍完是十一点四十。
拍到第六个班的时候，出了个岔子。
一个男生坐下，我抬头，他也抬头，我按快门，快门没响。
我把相机拿下来看。卷到头了。
那个男生还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等等。”我说。
我换卷。换卷要避光，我背过身，把外套脱下来罩住相机，摸黑装。
装了大概一分钟。
那一分钟里，操场上没人说话。三百多个人，鸦雀无声。
我把相机转回来。
“刚才那一下，重来。”
那个男生点头。
我抬头，他也抬头。
快门响了。
我坐在地上，两只手都在抖。
我爹把相机收起来，把三脚架折了。
收器材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三百二十个人，你记住几个。”
“记不住。”
“记住三十个也行。”他说，“记住三十个，你以后在街上碰见，能叫出名字。人家就觉得，那天你没糊弄他。”
我把这一条记下。
第二天重拍的时候，我试着记名字。记到第十七个，记不住了。
那十七个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六个。
“走。”
“歇一会儿。”
“不能歇。”他说，“胶片在相机里搁久了不好。”
我站起来，腿是软的。
回到店里是十二点半。我在门口吃了半碗饭，就进暗房了。
十卷底片，一卷一卷冲。
第一卷三十七分钟，第二卷也三十七分钟。到第三卷我把时间压到三十五分钟，因为水浴换水来不及，温度一直往下掉。
第十卷冲完是晚上九点。
我把十卷底片挂在绳上，一排，像晾衣服。
然后我拿了第一张，对着灯看。
二十二、偏绿
第一张是合影，第八班的。
我把它举到灯前。
片基是橙的，边缘的字，能看清。
第二张也能看清。
第三张能。
第四张的字，糊了。
我把放大镜拿出来，凑近了看。第四卷的字，边缘发毛，像是被水泡过。
翻到第五卷，一样。
第六卷是清楚的。
第七卷的字也清楚，可片基发灰，不透亮。
再往后两卷，全糊。
最后一卷是好的。
我把那几卷糊了的取下来，摊在桌上。
十卷里，五卷有问题。三百二十个学生，一半。
我坐在暗房里，红灯照在那些底片上，红色的光透过浑浊的片基，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爹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本本子。
他把本子摊在桌上，翻到十二月二日那一页。
“三百二十个。”他说。
“嗯。”
“名字都在这儿。”
我抬头看他。
“你一个一个重拍。”他说，“拍完了，一个一个对。”
“我知道。”
“你不知道。”他把本子往前推了推，“你现在心里想的是钱，是赔多少。你要是想着钱，你就会赶。一赶，又要出事。”
我把本子拿过来。
三百二十个名字，是我嫂子那天在操场上记的，一个班一页，写得密密麻麻。
我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行是个女生的名字，后头画了一个圈。
“这个圈是什么。”
“她说她拍了两回。”我爹说，“第一回眨眼了。”
我知道原因。
漂定液。
前十卷我换了新药。冲到第二十卷，我看药水还清，就没换。冲到第三十卷，我又看了一次，还是清的，还是没换。
漂定液看着是清的，可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已经用完了。
我爹进来的时候，我还坐着。
“怎么样。”
我把一卷糊的递给他。
他对着灯看了很久。
“漂定。”
“嗯。”
“省了几卷。”
“五卷。”
他把底片放下，站在那儿。
“明天怎么办。”
“重拍。”
“三百多人。”
“一百八十个。”我说，“五卷，五卷里有几个班的人。”
他算了一下。
“三个班，加零头。”
“我明天去学校。”
他没说话，转身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铁盒，放在我面前。
“这是钱。”他说，“买药。”
“我有。”
“你有个屁。”他说，“你上个月挣了六百多，你买了灯，买了相纸，你手上还剩多少。”
我不说话。
“这是我这些年攒的。”他把铁盒往我这边推了推，“三百二。”
“爹。”
“拿去。”他说，“买药，买相纸。药一次买够，别再省。”
我把铁盒拿起来。
铁盒很轻。
二十三、三天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到了县一中。
那天夜里我没睡。
十卷底片挂在绳上，我坐在凳子上，拿放大镜一卷一卷看。
看到第四卷，我把它取下来，对着灯。
字是糊的。
我把手伸到灯底下，看自己的手。手指头不抖。
不抖也没用。药水该换的时候我没换。
我把底片挂回去，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开了一条缝。
外头在刮风。街对面的路灯坏了一盏，忽明忽暗。
我想起十一月中，我爹问我出过事没有。我说没有。
他问的是"你出过事没有"，我说没有。
可我今天出了。
我在门口站到天亮。天是灰的，一点一点亮起来，先亮的是屋脊。
许老师在校门口等我。
“真重拍？”
“真重拍。”
“一百五十个。”
“一百五十个。”
他领我去了教务处。周校长已经在了，桌上摊着一张纸，是名单。
“我昨天晚上通知了。”他说，“上午第二节课后，三个班到操场。”
“谢谢校长。”
“你别谢我。”他把眼镜往头上推了推，“沈秋，我这张老脸，替你担了一回。”
“嗯，我知道。。”
“你要是再出一回。”
“不会。”
我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是抖的。
周校长看了我一眼。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信你。”
“您不用信我。”我说，“您信这个。”
我把手摊开。
三天没睡好，手上起了两个泡，一个在虎口，一个在食指根。虎口那个是换卷的时候磨的。
“这是什么。”
“这是我要重拍一百五十个人的手。”我说。
他看着那只手，看了一会儿。
“去吧。”他说。
我转身要走。
“沈秋。”
“嗯。”
“拍完了，来我办公室一趟。”他说，“我有件事跟你说。”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早上，他把影友的一百多套证件照退回去了。
那天上午拍了六十个。下午拍了九十个。到天黑拍完。
拍照的时候我一个一个看取景框。看完，按快门，再抬一次头，问一句“刚才眨眼了没有”。
每个学生我都问。
问到第七十个，有个女生说：“叔，你手抖。”
“我不是叔。”
“姨。”她改口，“你手抖。”
“抖。”我说，“抖了也得拍清楚。”
那天晚上冲卷，我用了新药，每一卷换一次漂定，一次不省。
冲完是半夜两点。
我把十卷底片挂在绳上，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它们。
药水的味道在暗房里散不掉，酸的，还有一点淡淡的甜。那是定影液的味道。
我坐在那儿，忽然想起我爹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冲坏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二十四、赔
重拍加上重放，一共花了三天。
三天里最难的一关，是那一天里要跟一百五十个人解释。
“怎么又拍。”
“上一批出了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
“颜色。”
“颜色我看着挺好。”
“贴在档案上不行。”
有人不说什么，坐下就拍。有人问，要不要钱。
“不要钱。”
“真不要。”
“真不要。”
问到第三十个，有个女生说了一句。
“你们照相的，是不是都这样。”
“哪样。”
“出了问题才说。”
我没接。
她坐下，我抬头，她抬头，快门响了。
拍完她站起来，走了两步，回头。
“我刚才那句话难听。”
“不难听。”我说，“实话。”
三天里我睡了不到十个小时。
照片交上去那天是十二月九日。周校长一张一张翻，翻了大概二十分钟。
“颜色是正的。”他说。
“嗯。”
“三百二十张，一张没绿。”
“没有。”
他把照片放下。
“多少钱。”
“九百六。”
他从抽屉里数钱。数完推过来。
“沈秋。”
“嗯。”
“影友那边的证件照，退回来了。”
我抬起头。
“什么。”
“一百多套。”他说，“学生拿去贴档案，说颜色不对，档案室不收。”
“颜色不对？”
“发青。”他说，“档案室的人说，结婚证上的照片是这种颜色不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们重出了一批。”周校长说，“用的是上个月的老照片。”
我把钱收起来，装进包里。
“校长。”
“嗯。”
“谢谢您给我一半。”
他摆摆手。
“你回去吧。”他说，“下回别这么拼了。”
我走出校门，站在马路上。
那天的风很大，把行道树上的叶子刮得哗哗响。我把包抱在怀里，那九百六十块钱硌着胸口。
回家路上我拐了一下，去了影友门口。
门口的价目表还贴着，一块五。红纸的边被风吹起来一角，在墙上啪啪地拍。
门是开的，里头没人。
我站了一会儿，走了。
那天晚上我把赔的钱算清楚了：药一百五，相纸五十二块五，胶卷二十。一共两百二十二块五。
算完我又算了一遍。
钱算完，我又算了一遍人。
三百二十个人，五卷有问题，一百八十个。可实际来找我的只有一百五十个。剩下三十个，没来。
他们拿着一张发青的照片，什么也没说，贴在了档案上，或者压在了抽屉底下。
我把这三十个名字在本子上画了一个圈，标了三个字：没来找。
这三个字，比那一百五十个难听。
九百六，减两百二十二块五，剩七百三十七块五。
我把这个数写在本子上，写完把笔放下。
我爹站在门口。
“赔了多少。”
“两百二十二块五。”
“值吗。”
我想了一下。
“值。”
“为什么。”
“因为那三百二十个学生，以后会记得这一张是清楚的。”
二十五、父亲的手
父亲的手抖，是我先看出来的。
那天是十二月十七，一个人来拍结婚照。两个人站在背景布前头，女的穿红棉袄，男的穿中山装。
我爹出来接的。他很久没接活了，都是我拍。
“坐这边。”他指了指凳子。
两个人坐下。他走过去调整女的那边的肩，把她的肩膀往下按了一点。
然后他退到相机后头，蒙上遮光布。
遮光布底下伸出一只手，捏着气囊。
“看我这儿。”他说。
气囊捏了三下。
第一下没响。第二下没响。第三下，快门“咔嗒”一声。
他从布底下出来，脸上没什么表情。
“重来。”
“怎么了。”女的问。
“光偏了。”
他把灯挪了两公分，又蒙上布。
气囊捏了两下，第三下才响。
“爹。”我说。
他从布底下探出头。
“你让开，我来。”
他站了两秒。
“你来。”
他走到一边，把手垂在身侧，看着自己的右手。
我拍完了那对夫妻。送走人，我把门关上，回头看他。
他坐在竹椅上，右手放在膝盖上，摊开着。
“什么时候开始的。”
“上个月。”
“多久了。”
“不知道。”他说，“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早上好，下午不好。”
“去医院看过没有。”
我嫂子那天晚上跟我说了一件事。
她说，上个月我爹去副食店买酱油，回来的时候在巷口站了一会儿，站着不动，手扶着墙。
她问怎么了。
他说没事，歇歇。
后来她看见他右手在抖。
“他不让我说。”我嫂子说，“他说，说了秋就不让我拍了。”
我坐在灶台边上，听她说完。
“他这两天还拍吗。”
“拍。”她说，“上午拍，下午不拍。他说下午光不好。”
下午光不差。下午是他手抖得厉害。
“看什么。”他把手收起来，“五十多的人，抖一抖正常。”
“不正常。”
他抬头看我。
“你娘那时候，手也抖。”他说，“抖了半年。”
屋子里静了。
“她抖，是因为病了。”我说。
“我知道。”
“你也得去看看。”
“不去。”
“爹。”
“不去。”他站起来，“看了也没用。真要是那个病，看了也是那个病。”
他往里间走。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背对着我。
“我拍了三十一年。”他说，“手是吃饭的家伙。手不行了，说什么都没用。”
门帘落下去。
我站在柜台后头，看着那台老座机。
红黑两层的遮光布垂在那儿，布边上磨破的那一截，露出底下的红绒。
二十六、看眼睛
第二天早上，我爹把座机搬到柜台前头。
“过来。”
“干什么。”
“我教你。”
我在他旁边站定。
“拍照第一件事，是看眼睛。”他说，“不是看脸。脸好看不好看，跟你没关系。你要看的是眼睛。”
“看什么。”
“看有没有神。”他伸手，食指和中指并起来，在自己眼睛前头比了一下，“人坐到镜头前头，十个里有九个是空的。眼睛看着你，心里想着别的事。你按下去，拍出来就是一张空脸。”
“那怎么办。”
“等。”
他把手放下来，在裤子侧面擦了一下。
“等多久。”
“等到他眼睛里有东西。”
他把手放下。
“上回那个老太太，你拍她第九张的时候，她笑了。那不是笑，那是她想起什么了。那一下就有了。”
我想起来那张照片。
“你怎么知道我拍了第九张。”
“我听快门。”他说，“你按了九下，第九下的声音跟前八下不一样。”
“声音还能不一样。”
“能。”他说，“你急的时候按得重，不急的时候按得轻。轻的那一下，是你等到了。”
我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
“第二件事，看肩。”
“肩？”
“人一紧，肩就往上抬。”他伸手在我肩上按了一下，“你看，你现在就抬着。”
我把肩放下来。
“肩一抬，脖子就短，照片上的人就僵。”他说，“你让他松肩，他不松。你跟他说话，说到他自己忘了，肩就松了。”
“说什么。”
“说别的。”他说，“问他家里几口人，孙子几岁，今年收成怎么样。问着问着，他就松了。”
他退后一步，看着我。
“第三件事。”
“嗯。”
“按快门之前，先吸一口气。”
“为什么。”
“因为你要是憋着，手会抖。”他说，“吸一口气，呼出去一半，停住，按。”
我照他说的做了一遍。
“再按一遍。”
我又做了一遍。
“行了。”他把座机往前推了推，“这台机子，你用。”
“那你呢。”
“我用备用的。”
那台备用的放在柜子里，是 1978 年的，比座机新。
“爹。”
“嗯。”
“我想冲那卷。”
他站在那儿，没动。
“哪卷。”
“我娘那卷。”
他伸手，把座机上的遮光布拢了一下，把褶皱抹平。
“你想好了。”
“想好了。”
“冲坏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知道。”
他把手放下。
“那就冲。”
他说完这两个字，站了一会儿。
“你要冲，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冲的时候，把门关上。谁叫门都别开。”
“为什么。”
“因为那二十分钟里，你不能分心。”他说，“一分心，温度就掉了。掉了，就全完了。”
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他说，“你要是知道，上回那四卷就不会绿。”
我没说话。
“冲的时候，心里什么都别想。”他说，“不想我，不想你娘，不想那一卷里是什么。你就看着那根水银柱。”
他把手放在我肩上。
“看住它。”
这是我这辈子，他头一回把手放在我肩上。
二十七、那卷胶卷
那天晚上九点，我进了暗房。
药是新兑的。显影液、漂定液，各一盆。大盆套小盆，外头倒的是暖水瓶的水。
温度计插在药水里。三十七度八。
我把暗盒打开。
胶片卷得很紧，边缘贴住暗盒壁，拉的时候有一点点黏。我把它慢慢抽出来，装进显影罐，盖上盖。
暗房里只有红灯。
我把药倒进去，开始晃。
第一个二十秒连着晃，之后每三十秒晃五下。
墙上的钟在走。我数着秒。
三分十五秒。
倒出来。停显。漂定。六分半。
水洗十分钟。
我把胶片从罐里取出来，拿夹子夹住一头，挂到绳上。
水从胶片上往下滴，滴在水泥地上，一声一声。
我拿了一块干布，把胶片两面的水刮了一遍，刮得很轻。
然后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那儿，等它干。
那是十二月里最冷的一夜。暗房里没有炉子，我穿着棉袄坐着，手插在袖子里。
胶片上的水一点点收干，从边上往中间。
四十分钟以后，我把它从绳上取下来。
我把它举到红灯前头。
红灯下看不清颜色。我拉开暗房的门，走到外间，把灯打开。
白炽灯的光从底下透上来。
第一卷的一头是空的，前头几张没拍。
我往后拉。
第三张，是照相馆的门。
黑白的门框，木牌斜着挂在上面，能看见“德全”两个字。
第五张，是街。街上有一辆自行车，停在我们家门口。
第七张，是我爹。他坐在门槛上，低着头，在修一台相机。两只手都在画面上，很清楚。
第九张，是他吃饭。一张小桌，一碗菜，一双筷子举在半空。
再往后，是他睡着了。坐在竹椅上，头往一边歪，嘴微微张着。
我一张一张往下看。
手指头开始抖。
第十四张。
我娘。
她站在照相馆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罩衣，两只手举着那块木牌。她在笑。
牌子举得有点歪。阳光从她左边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打在门框上。
那是 1996 年的夏天。她那时候四十九岁。
我在那儿坐了很久。
外间的灯是白的，照在底片上，底片上的她也是白的。
我想起一件事。
那天我在里头抄账。她在外头喊我，喊了一声，我应了一声，没出去。
她说，秋，你出来一下。
我说，等会儿。
等我出去的时候，她已经把相机放回柜台上了。
她说，我拍了半卷。
我说，你别乱动相机。
她说，我就拍了几张。
我说，胶卷贵。
她没说话，把相机推回原位，进屋去了。
那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闲话。
我把底片放下，坐在椅子上。
坐了很久。
然后我又拿起来，看第十五张。
第十五张是空的。
第十六张也是空的。
我把整卷拉到尾巴，三十六张，拍了十四张。
最后这一张，也就是第十四张，是我娘。
我把底片对着灯，仔细看那第十四张。
过曝了。
过了三档。牌子的白，她脸的白，全糊在一起，只剩一个轮廓。
因为她不会用相机。她把光圈开到了最大。
二十八、为什么没冲
我把底片拿出去的时候，我爹在外间坐着。
他没睡。桌上那盏灯亮着，他手里拿着一块麂皮，在擦一台相机。
“冲出来了。”
“嗯。”
我把底片放在他面前。
他放下麂皮，把底片拿起来，对着灯。
他的手在半空停住了。
那张他睡着了的，他看了很久。
然后是那张吃饭的。
然后是那张修相机的。
最后他把底片拉到第十四张。
他看着。
看了大概两分钟。
“这是我。”
“是你。”
“这是店门口。”
“是。”
“牌子她举歪了。”他说，“我教过她，牌子要举正。”
我没说话。
他把底片放下来，放在桌上，两只手压在上面。
“她那天是偷着拍的。”他说，“我在里头冲卷，她在外头。等我出来，她说她拍了半卷，让我冲。我说彩色的我冲不了，等送市里。”
“后来呢。”
“后来她住院了。”
他把手从底片上拿开。
“我送过一次。”他说，“走到车站，我又回来了。”
“车站离咱们家二里地。”他说，“我走到那儿，站在卖票的窗口前头，把胶卷掏出来，又揣回去。”
“为什么。”
“卖票的问我，寄什么。”
“我说，胶卷。”
“她说，寄丢了不管。”
他把手在膝盖上搓了搓。
“我站在那儿想，这一卷要是丢了，我连她拍了什么都不知道。”他说，“揣回来，至少它还在我抽屉里。”
“那你就搁了三十年。”
“搁了三十年。”他说，“每回开抽屉都看见它。看见它，就当它还在。”
他抬起头。
“人走了以后，你就靠这些东西过日子。”他说，“东西不动，人就不算全走。”
“为什么。”
“我怕。”他说，“市里那家冲印店，一天冲几百卷。他们不会给你小心。冲坏了，什么都没有。”
他抬起头看我。
“你娘这辈子，就留下三张照片。”他说，“三张，全是我拍的。全是我急急忙忙拍的。她要拍，我总说等一会儿，等我手头这个拍完。”
“那三张，全是虚的。”
“全是虚的。”
他把手合起来，放在膝盖上。
“她走的那年，我把家里所有的照片都翻出来了。”他说，“就三张。三张都虚。我把那三张放大，放到八寸，挂在她床头。她看了一眼，说，你怎么把我拍成这样。”
他停了一下。
“我说，下回我好好拍。”
“她没等下回。”
屋里很静。外头有风，吹得门缝里呜呜响。
“所以你不冲这卷。”我说。
“嗯。”
“不是冲不了。”
“冲得了。”他说，“我就是不敢。冲坏了，我连这一卷都没有了。”
他站起来，把底片拿起来，递给我。
“你冲得比我好。”他说。
二十九、三张
那三张照片，在柜子最上层的抽屉里，用一块布包着。
我爹去睡了以后，我把它拿下来。
布是一块旧手绢，蓝的，边上绣了一朵花，花的样子已经看不清了。
三张照片。都是黑白的，五寸。
第一张，我娘站在院子里，怀里抱着我。我那时候大概一岁，穿着棉袄，脸圆。她的脸是清楚的，我的手在挥，糊了。
第二张，她坐在门槛上，手里在择菜。这张虚得厉害，整个上半身都有一层影。
第三张，她跟我爹的合影。两个人都站着，背景是那块画布。她看着我爹，我爹看着镜头。这张最清楚，可她的眼睛是往下看的。
三张。这就是全部。
我把三张照片按年份排了一下。
最早那张是 1971 年，我一周岁。中间那张大概是 1982 年。最晚那张是 1985 年。
1985 年到 1996 年，十一年。
十一年里，这个家里没有一张她的照片。
我翻相册，往后翻。1986 年，我上小学。1989 年，我上初中。1992 年，我初中毕业。1995 年，我高中毕业。
每一页上都有照片。我一个人的。
我爹给我拍了很多。小学入学，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还有一张是我在门口扫地，他大概是随手拍的，我低着头，扫帚比我人还长。
他给我拍了那么多。
他没给她拍。
我把照片摆在桌上，一张一张看。
我爹说，她走的那年留下来的就这些。可我算了一下，她在这个家里过了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三张照片。
我翻出本子，翻到 1979 年 4 月 11 日那一行。
李秀云。
后面什么都没写。
1979 年 4 月，我九岁，念小学二年级。那时候我爹三十五岁，照相馆刚搬到解放路这个门面。
我往前翻。1978 年 11 月，我爹的账上写着：一个月六十三套证件照。
六十三套。
他一天拍两套，一个月六十套。他给全县人拍，一天两套。
他自己的老婆，二十七年，三张。
我把本子合上。
那三张照片上头，落了一层很细的灰。
我用袖子擦了一下，擦不掉，是印进去了。
第三张我看了很久。
那张是她跟我爹的合影。她看着他，他看镜头。
我把放大镜拿出来，凑近了看她的眼睛。
眼睛是往下看的。
我把照片放下，去柜子里翻相册。
相册是硬壳的，红皮，里头是黑卡纸，照片用三角条粘着。翻到 1969 年那一页，我找到了结婚照。
两个人站着，背景是画布。她穿的是一件中山装，头发剪得短。
我爹说，那天拍了三张。三张里他挑了一张。
挑的是他看镜头的那张。
她说，你倒是看我一眼。
他说，看镜头，别看我。
三十年后，我在这一张上，看见的还是他看镜头。
三十、重放
放大机是 1972 年的，红灯牌的，机身上有一块掉漆，露出底下的铁。
这台机器是我爹 1974 年买的，二手的，从市里一个倒闭的照相馆拉回来。
拉回来那天，他一个人把机器从车上卸下来，扛进屋。机器有六十多斤。
他扛到门口，放下，喘了半天。
我娘在旁边说，你慢点。
他说，慢不了，这是吃饭的家伙。
二十二年了。机器还在，人没了。
我把第十四张底片装进片夹。
这张过曝了三档。曝光过度，底片上就是一片厚，厚得透不过光。
正常放大，八秒。
我把时间调到两秒。
放出来，白得看不见脸。
调到一秒半。
还是白。
我拿了一张废相纸试，遮了一张黑纸，只露中间一小块。
试到第五张，我在放大机镜头底下伸出手，用手挡。
手挡在光路上，挡出一块影子。
曝光的时候，我把手放在脸的位置，挡了四秒，又移开，再曝两秒。
第一张放出来，脸是有了，可牌子没了。
第二张，我把手挪了挪，牌子有了，脸的黑。
第三张，手挡住了，可手的边缘太硬，脸上有一道直边。
后来我撕了一块棉花，捏在手里，用棉花的软边挡。
好一点。脸上的轮廓出来了，眼睛能看见。
第五张，我把相纸换了，用大尺寸的，十二寸。
第六张，曝光调到一秒八，棉花挡了六秒。
第七张。
这张出来的时候，我把它放进显影盘里，看着图像一点点浮上来。
先是白，然后灰，然后脸。
她的脸从药水里浮出来，眼睛，鼻子，嘴。
脸上还是白，白得像是晒的。牌子的字没有，只剩一块白。
可她在笑。
那笑是看得见的。
我把照片从定影液里捞出来，放进水洗盘。
水一直是流的。我站在那儿，看着照片在水里晃。
七张，只有第七张。
也只能这样了。过曝三档，救不回来全部。我把能救的救回来了。
我把照片挂在绳上晾。
晾到一半，我回头。
我爹站在暗房门口。
他没进来。
他站在门口，看着绳上那张照片。
看了一会儿，他转身走了。
三十一、装框
框是我自己去木器社拿的。
榆木，边宽两公分，比给许老师那个窄一点。我挑了半天，挑了一块木纹顺的，摸上去不扎手。
回来把照片装进去，玻璃擦了三遍。第一遍用湿布，第二遍用干布，第三遍用报纸。报纸上有油墨，擦玻璃最亮，这是我爹教的。
擦完把照片放进去，压上背板，四个角的小钉子一个一个敲。
敲到第三个的时候，我爹进来了。
他站在旁边看，没说话。
我把框立起来，找了块布擦了擦边。
“挂哪儿。”我问。
他没答。
“挂里间？”我说，“挂里间，客人看不见。”
他还是没说话。
“挂柜台后头。”我说，“挂柜台上头那面墙。那块墙空着。”
那面墙上原来还有一样东西。
一个镜框，里头是一张奖状，1979 年县商业局发的，写着“先进个体劳动者”。
我爹从来不提这张奖状。有一回我问，他说那玩意儿没用，是那年为了办执照，人家让挂的。
奖状在那儿挂了十七年，纸黄了，边角卷了。
我把奖状取下来，用布擦了擦玻璃，收进抽屉。
抽屉里有一叠旧收据，一盒印泥，还有我娘的一支钢笔。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那面墙。那面墙上原来挂着一张年历，1995 年的，早就该换了。
“挂那儿。”他说。
我搬了张凳子，站上去，比了比高度。
墙是白灰墙，年头久了，有几道细裂缝。
我伸手在墙上摸了一下，摸到一层细粉。
“这墙得先擦。”我说。
“擦什么。”他说，“挂上去就看不见了。”
“挂上去也看得见。”我说，“框后头那圈。”
他没说话，进屋拿了一块湿布出来，递给我。
我站在凳子上，从上往下擦。擦到中间，布上全是黑的。
“多少年没擦了。”
“十七年。”他说，“上回擦，是你娘擦的。”
“多高。”
“跟你眼睛齐。”他说，“客人进来，一抬头就能看见。”
我用铅笔在墙上画了两个记号，钉了两颗钉子。
挂上去，退后两步。
照片上她站在门口，举着牌子，笑得有点歪。
挂之前我犹豫了一下。
东边是木牌，西边是价目表，中间空着一块，一尺多宽。
我把照片挂在那块正中。
从这个角度看，她像是站在门口，替我们看着这条街。
照片上她站在门口，举着牌子，笑得有点歪。牌子上的字全是白的，看不见。脸也是白的，只有五官的轮廓。
“太白了。”我说。
“白。”他说。
“我救不回来。”
“知道。”
他站在那儿，仰着头看。
看了很久。
“她那天是热的。”他忽然说。
“什么。”
“那天三十七度。”他说，“她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出汗。我说你进来歇歇，她说不歇，难得有太阳。”
我没说话。
“她举牌子的时候，手是抖的。”他说，“不是因为病。是因为她高兴。”
他伸手，把相框的下沿摸了一下。
“歪了。”
“哪儿歪了。”
“右边高了一点。”
我拿水平尺量了一下，是我钉歪了两毫米。
我搬凳子上去，把右边的钉子拔了，重钉。
再挂上，量，正了。
他从头到尾看着，一句话没说。
那天夜里我起来喝水，看见外间有光。
我走过去，看见他坐在柜台前头那张椅子上，仰着头，看着墙上那张照片。
灯没开。街上的路灯从门缝里照进来一点，落在照片上。
我没出声，退回去睡了。
三十二、新招牌
正月里，招牌刷了漆。
那块牌子挂了三十二年。黑漆底，白字，四个字我爹描过三回，最后一回是 1988 年。描完他手抖了一下，“照”字那一撇出了头，到现在还在。
刷漆的是我爹自己。他搬了张凳子，把牌子摘下来，平放在两张凳子上，用砂纸打磨。
磨了一上午。磨完上一层底漆，晾一天，再上黑漆。
字是他自己重新描的。描到“德”字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把笔提起来，又落下去。
描完晾三天，挂回去。
挂回去那天，我在下头扶着梯子。
“爹。”
“嗯。”
“我想在底下加一行小字。”
“什么字。”
“全家福，上门拍。”
他在梯子上停了一会儿。
“加。”
字是我写的，写在一块窄木条上，白底红字，钉在木牌下头。
钉完退后看，上头四个大字，下头五个小字。
街上有个人路过，站住看了一会儿。
“德全。”他说，“你还加了字。”
“加了。”
“上门拍是什么意思。”
“就是到你家里去拍。”
“还给上门。”
“给。”
那个人点点头，走了。
正月十五那天，我把欠的房租还了。
还之前我把账算了一遍。
七月，四十三块五。
八月，两百六。
九月，四百二。
十月，六百八。
十一月，八百九。
十二月，一千一百二。
正月到今天，六百八。
七个月，一共四千零九十三块五。
支出：药水三百二，相纸两百八，胶卷一百六，相框一百九，房租一百八，灯和器材一百二十四。
一共一千二百五十四。
余两千八百三十九块五。
我把这个数写在本子上，写完看着，看了很久。
七月那页上还写着“再撑撑”。
房东是个老太太，姓吴，住在巷子后头。她收了钱，数了两遍，抬头看我。
“你爹这个月没来。”
“他腿不好，我来的。”
“生意好了？”
“好一点。”
“好一点是多少。”
我想了一下。
“去年七月，一个月四十三块五。”我说，“上个月，一千一百二。”
她把手里的钱捏紧了。
“一千一百二。”
“嗯。”
“你爹知道吗。”
“知道。”
她把钱塞进衣兜，拍了拍。
“你爹这个人。”她说，“三十年前我租给他这个门面，一个月八块。他从来没欠过。”
“这个月也没欠。”
“我知道。”她笑了一下，“我就是想说，你爹这个人，好。”
三十三、马金凤
马金凤是正月十八来的。
那天下午下小雪，雪不大，落在地上就化。我在暗房里放照片，听见外头有人推门。
出来看见她站在柜台前头，头上落了一层雪，肩上也是。
她穿那件红毛衣，毛衣起球了。
“马姨。”
“秋啊。”
她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袖子里，没往前。
“坐。”我搬了张凳子。
“不坐。”
她站了一会儿，才开口。
“我那台机器。”
“嗯。”
“坏了。”
我把手里的活放下。
“怎么坏的。”
“不知道。”她说，“前天开始，出的片子一边深一边浅。左边是正的，右边发青。”
“药水换过没有。”
“换了。”她说，“换了三回。”
“槽里洗过没有。”
她没说话。
我明白了。
“马姨。”我说，“你那台机器，三个槽。药水换了，槽没洗，底下沉的东西还在。”
“那怎么办。”
“拆开洗。”
“谁会拆。”
我把嘴闭上。
她看着我。
“你会？”
“我不会。”我说，“我连机器都没摸过。”
她的肩膀往下垂了一点。
“市里有人会修。”我说，“我认识一个人，在照相器材公司，姓孙。他修机器。”
“修一次多少钱。”
“不知道。”我说，“你那台是二手的，八万买的，修一次，大概要一两千。”
她站在那儿，看着外头的雪。
“秋。”
“嗯。”
“去年一年。”她说，“挣了两千八。”
我没说话。
“机器八万。”她说，“我借了五万。”
雪落在门口的青石板上，化成一摊一摊的水。
“你那天说的那句话。”她说。
“哪句。”
“你说，一张挣多少。”她抬起头，“我算了一下，一张挣四毛。一天三百张，一百二十块。扣电费，扣药水，扣房租，扣我跟我侄女的工钱，剩不下三十。”
她把手从袖子里拿出来。
“去年一年，挣了两千八。机器还欠三万。”
我说不出话。
“我不是来借钱的。”她说，“我是来问一句。”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
“我这一年，把能借的都借了。”她说，“我侄女跟我干了八个月，一分钱没拿。她妈上个月来我家，坐在门口哭。”
我没说话。
“我不是怪你。”她说，“我是想问问，你怎么看出来的。”
“看出什么。”
“看出那机器不行。”
“我没看出来。”我说，“我就是不敢买。”
她抬起头。
“不敢？”
“八万块。”我说，“我要是有八万，我先把这间店买下来。”
她站在那儿，雪落在她肩上，落一层，化一层。
“你比我清醒。”她说。
“我不清醒。”我说，“我就是穷。”
“您问。”
“你为什么不买机器。”
我看着她。
“因为那机器十年后是一堆废铁。”我说。
她愣住了。
“什么。”
“彩扩机。”我说，“现在全中国都在上，一台八万。上到后年，一台两万。再往后，数码相机出来了，胶卷都没人用了。”
“什么数码。”
“说不清。”我说，“反正那玩意儿会来。”
她站在那儿，雪化了的水从她头发上滴下来。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是觉得，一台机器八万，一个人两条腿，我信我这两条腿。”
她看了我很久。
“秋。”
“嗯。”
“你帮我问问那个姓孙的。”
“我明天去市里。”
她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她停下。
“你墙上那张。”她说，“是你娘？”
“是。”
“拍得好。”她说，“就是白了点。”
“过曝了。”
“过曝也是好。”她说，“人在里头。”
三十四、年后
正月廿六，下了一场大雪。
那天上午来了一个人，要拍全家福，问多少钱。
“八十。”我说。
“便宜点。”
“不便宜。”
“七十。”
“八十。”
那个人还要说，我爹从里间出来了。
他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走到柜台前头，把缸子放下。
“八十。”他说。
那个人看了看他。
“沈师傅。”
“嗯。”
“八十贵了点。”
“不贵。”我爹说，“你到别家问问，八十块，谁给你上门，谁给你十二寸，谁给你框。”
那个人笑了一下。
“我就在这儿拍，不用上门。”
“那也八十。”
“为什么。”
“因为拍的是你一家子。”我爹说，“你一家子，值八十。”
那个人愣了一下，把钱掏出来了。
掏钱的时候他嘴里还嘟囔。
“八十块，拍个照。”
“拍完您就知道了。”我说。
“知道什么。”
“知道八十块花在哪儿。”
他把钱放在柜台上，一张一张数。数完抬头。
“什么时候能取。”
“初六。”
“初六我要走亲戚。”
“初五下午给您送家里去。”
他愣了一下。
“还送？”
“送照片不收钱。”我说，“您住哪儿。”
“供销社后头，二楼。”
“初五下午三点。”我说，“我给您送过去。”
数完钱他走了。我爹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往里间走。
“爹。”
他停下。
“你刚才那句话。”
“哪句。”
“一家子值八十。”
他把缸子换了个手。
“我说错了？”
“没说错。”
他嗯了一声，进去了。
下午我扫雪。扫到门口，抬头看见那块价目表。
红纸贴了半年，边上卷了，颜色晒淡了。上头的字是我写的，“全家福 80 元”那一行，比别的都粗一号。
雪落在纸上，化了，把“80”那两个数字洇开一点，显得更粗。
我伸手把纸按平，按了两下，边角还是翘着。
我从抽屉里拿了一块透明胶，剪了两条，把四个角粘住。
粘完退后看，纸是平了。
傍晚雪停了。天冷得很，街上没人。
我爹把门口的灯拉亮。那盏灯是去年换的，四十瓦，黄的那种。
灯光照在雪上，雪是黄的。
他从里间出来，手里拿着相机。
“爹。”
“嗯。”
“干什么。”
“给你拍一张。”
我站在雪地里，愣了一下。
“我不上相。”
“上不上相我不管。”他说，“我得留一张。”
他把相机举起来。
“站那儿别动。”
“就这么拍？”
“就这么拍。”他说，“别笑。”
我站在门口，雪落在肩上。他举起相机，蒙上遮光布。
遮光布底下伸出一只手。
他吸了一口气，呼出去一半，停住。
快门“咔嗒”一声。
很轻。
他从布底下出来，把相机放下。
“成了。”他说。
“你怎么知道成了。”
“听声音。”他说，“这一下，是等到了。”
那天晚上他自己冲的卷。黑白，他闭着眼都能冲。
冲完晾上，第二天早上取下来。
他把底片举到窗口，看了一会儿，笑了。
“清楚。”他说。
我凑过去看。底片上我站在门口，肩上落着雪，脸是绷着的。
“我这张脸不好看。”
“清楚就行。”他说。
他把底片夹进一个纸袋，纸袋上写了三个字：沈秋，1997。
写完他把纸袋放进抽屉，压在那一叠旧收据底下。
抽屉里还有一卷胶片的位置，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