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份名单只差一个名字。我用了二十年，才把它念对。
导 语
1996年11月7号上午十点，我在厂广播里念下岗名单。
念到第七个名字，是我自己。
我念完了。念完把话筒推上去，又隔了四秒才关掉电源。那四秒里，全厂两千四百人听见了我的呼吸。
我妈在食堂听见了。她端着一盆面站在窗口，面汤洒在鞋面上，她没动。
那年我二十三岁，进厂两年，刚转正三个月。
名单是厂长韩德海给我的。前一天下午他给了一份，第二天早上八点四十，他又给了一份，说用这张，那张作废。
两份名单只差一个名字。
第七个。
第一份上写的是刘桂芬。第二份上写的是我。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你年轻，还能再找。
我念了。
三个小时后我去人事科。人事科的人说：名单是厂里定的，你找我没用。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念了。
想了二十年。
二十年后，厂子改成了工业记忆馆。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建厂六十周年，想请我回去"重现当年"。
稿子发过来，还是那份名单。第七个还是我。
我答应了。
因为我手里还有一份。
厂长改之前的那一份。
第一部分 名单
01
1996年11月6号，下午四点五十。
我在广播站念第二天的生产通知。
广播站在办公楼三楼，一间四平米的小屋。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老式开盘机，一个铁皮话筒架。
窗户朝北，冬天到下午四点就得开灯。
我念了两年。
念通知，念表扬，念处分，念"请下列同志到工会领取电影票"。
念完通知，我把稿子夹进《播出日志》，写上时间和稿件编号。
这是我师父教我的第一件事。她说：日志比稿子重要。稿子念完就没用了，日志一直在。
门开了。
韩德海进来。
他四十七岁，个子不高，走路的时候右肩比左肩低一点。他当厂长刚满一年。
他把一张纸放在桌上，纸是油印的，还带着点油墨味。
"明天上午十点，念这个。"
我低头看了一眼。
名单。三百一十二个人，按车间分。后纺、前纺、动力、机修、行政。
"全念？"
"全念。"
"念完了呢？"
"念完就完了。"
他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边又回头。
"小周，念清楚。一个字都别错。"
他走了。
我把那张纸拿起来，凑到灯底下。
名单是打印的，字很密。一个人一行，姓名、车间、工种、进厂年份。
我一行一行看下去。
第七行是刘桂芬。后纺车间，挡车工，1971年进厂。
刘桂芬上个月来过我家。她给我妈送了半袋土豆，说她男人家的地刚收的。
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问我妈腰还疼不疼。
我把名单放下。
打开《播出日志》，翻到11月7日那一页的稿件接收栏。
写下：96-311，下岗人员名单（第一稿），312人，厂办送。
字我写得很正。
写完了，我把名单对折，夹进日志里，合上，锁进抽屉。
锁的时候我手很稳。
那天下班我骑车回家，路过厂门口的宣传栏。栏里贴着"热烈欢送部分同志转岗再就业"，红纸，金字。
风把纸吹起来一个角，我看见后面的旧通知还没撕干净。
02
11月7号，早上八点四十。
我到广播站的时候，韩德海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他手里拿着另一张纸。
"这张。用这张。"
我接过来。
"那张呢？"
"作废。"
我打开抽屉，把昨天那张拿出来，两张并在一起看。
前六行一样。从第八行往后也一样。
只有第七行不一样。
昨天那张上，第七行是刘桂芬。铅笔在上面划了一道，横跨整个名字，划得不重，像随手写的。
今天这张上，第七行是"周晚晴"。
打印的，字很正。
我的名字在名单上，和我平时在稿子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从来都是念别人的名字。
这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印在这种纸上。
我抬头。
"韩厂长。"
"嗯。"
"第七个……"
"刘桂芬的病退手续上个月就办完了。"他说，"她占着名单不好看。"
"那我呢。"
"你年轻。"
他说得很平静。
"你年轻，还能再找。刘桂芬五十了，她男人瘫在床上，出去了没人要。"
我张了张嘴。
"那也不能——"
"小周。"他打断我，"你爸还在动力车间。你妈的药费，厂里一个月报四十。"
他不说了。
我懂了。
"十点整。"他说，"一个字都别错。"
九点五十五，我坐在广播室里，把稿子摆好，把话筒拉近。
窗外是厂区。锅炉房的烟往上走，走到一半被风吹散了。
我忽然想起我师父说的一句话。她说：念稿子的时候别想着自己，想着听的人。你念得好，他们就听得进去。
十点整，我把开关推上去。
"全厂职工同志们，现在播送一个重要通知。"
我的声音从厂区十七个大喇叭里同时出去。
我念了车间，念了工种，念了进厂年份。
后纺车间，六十七人。前纺，五十人。动力，四十一。
念到第七个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停了大概半秒。
后来很多人跟我说，他们听见那半秒了。
"后纺车间，周晚晴。"
念完，我接着往下念。
三百一十二个名字，我念了二十三分钟。
念完最后一个，我说：以上同志请于本周五前到人事科办理手续。
我把话筒的开关推上去，又隔了四秒才关掉电源。
那四秒里，我以为话筒还开着。
全厂两千四百人都听见了我的呼吸。
03
我从广播室出来，走廊里站着三个人。
行政科的一个，厂办的一个，还有一个我不认识。
他们往旁边让了让。
我下了楼。
食堂在东边。我走到食堂门口，看见我妈。
她站在打饭窗口，端着一盆面。
面汤洒出来，泼在鞋面上，白色的汤顺着鞋帮往下流。
她没动。
旁边有人喊她："何师傅，你的面。"
她低头看了一眼，说："哦。"
然后她把盆放下，拿抹布擦鞋。
擦得很久。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她擦完了抬头，看见我。
她说："晚晴，中午回家吃。"
我说："好。"
下午一点半，我去人事科。
人事科在一楼，门口挂着一块牌，白底红字。屋里三个人，两个在打电话。
我站在门口等。
等了十分钟，最里面那个抬了下头。
"周晚晴？"
"嗯。"
"你的事，名单是厂里定的，你找我没用。"
"我不是来闹的。"
"那你来干什么。"
"我想问，我是除名，还是离岗。"
他手上翻了个本子。
"离岗。"
"离岗有安置费吗。"
"有。"
"多少。"
他停了一下。
"三百。"
"刘桂芬呢。"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昨天念的是她。"
他把本子合上了。
"周晚晴，你还年轻。别把路走窄了。"
我从人事科出来，在楼下站了一会儿。
十一月的太阳很淡，照在水泥地上没有影子。
回到家，我爸在院子里。
他蹲在地上，面前是我的自行车，后轮胎卸下来了。
他今年五十一，动力车间电工，1965年进厂。
我走过去。
"爸。"
"嗯。"
"车怎么了。"
"没怎么。给你上点油。"
他把链子放到煤油里泡着。
泡了一会儿，他抬头。
"以后骑车去找活儿。"
"别坐公交。"
"费钱。"
他说完就低头了，手上接着弄。
我站在院子里。
我忽然明白了。
他比我接受得快。
他知道我回不去了。他今天上午就知道了。
他能做的，是给我把车修好。
04
宋卫东是机修车间的钳工，二十五岁，我们谈了两年。
日子原本定在1997年五一。
11月10号，星期天，下午三点，他妈王桂英来了。
她拎着一个编织袋，站在门口没进来。
我妈去开门。
"嫂子来了，进屋坐。"
"不坐了。"
王桂英把编织袋往门里递。
我妈没接。
"这是干啥。"
"该还的还了。"
我妈愣了一下，把袋子接过来，放在堂屋的桌上。
我站在里屋门后。
王桂英开始一样一样往外掏。
两瓶黄桃罐头。
一条毛毯，枣红色，标签还在。
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是去年中秋我们家送过去的。
还有一件毛衣。
灰蓝色的，我织的。织到第二只袖子，还剩半截，线头没剪。
王桂英把毛衣放在最上面。
"这个袖子还差点。"
我妈说："这袖子我给你织完。"
"不用了。"
"织完给你。"
"真不用。"王桂英说，"她婶，你别为难我。"
我妈的眼睛往下走了一点。
她把毛衣拿起来，看了看那个线头。
然后她坐下了，坐在桌边的板凳上，毛衣搭在腿上。
"是我们家对不住你。"我妈说。
"不是。"王桂英说，"两个孩子没缘分。"
"是我们家晚晴没工作了。"
"她婶。"
"我知道。"我妈说，"我都知道。"
王桂英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编织袋留在桌上，口敞着。
我出来的时候，我妈还在织。
针在她手里，一上一下，很慢。
她织了大概有二十针，忽然停下来。
"晚晴。"
"嗯。"
"这袖子我织完，你收着。"
"给谁。"
"谁也不给。"她说，"你收着。"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
我躺在床上，听外屋的收音机。
收音机被我妈打开了，在放评书。
她把声音调得很小，小到只有一个男的在里面说话，听不清说什么。
05
11月28号，韩德海又找我。
这次在他的办公室，二楼最东头。
他桌上放着一份《关于部分职工下岗分流情况的说明》，油印的。
"小周，有个事。"
"您说。"
"名单原件上有涂改。档案馆要存档，不能有这个。"
我明白了。
"您让我重抄一份。"
"对。"他说，"抄干净。"
"原件呢。"
他看了我一眼。
"原件作废。"
"作废的意思是。"
"就是没用了。"他把茶杯往前推了推，"你抄完，原件给我，我处理。"
我说："好。"
他说："明天上午给我。"
我回广播站，从抽屉里把《播出日志》拿出来。
第一份名单还在里面，夹在11月7日那页。
我把它抽出来，摊在桌上。
第七行，刘桂芬三个字被铅笔划掉。旁边有铅笔写的三个字：周晚晴。
纸的右下角有批注，也是铅笔，字很挤：
"刘桂芬病退已办，此处换周晚晴，年轻可再就业。"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可再就业"。
四个字。
他把一个人从名单上抹掉，把另一个人填进去，用的是"可"这个字。
好像这是一件好事。
好像他在帮谁。
我把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
那天下午我去仓库领稿纸。管仓库的老李问我领多少。
我说两本。
他说："广播站用得了两本？"
我说："抄东西。"
他给了我两本。
晚上我在广播站抄。
一共抄了五遍，才抄出一份字迹干净的。
不能有涂改，不能有墨点，行距要一样。
抄完第一份，我把原件照原样又抄了一份。
这一次，我把那道铅笔横线画上了，把"周晚晴"三个字写在旁边，把右下角那行批注一字不差地抄了上去。
字迹我尽量学得像。
抄完已经十一点。厂区的路灯只亮了一半。
第二天上午，我把干净的那份交上去。
韩德海翻了两页，点点头。
"原件呢。"
我说："找不着了。"
他抬头。
"什么叫找不着。"
"昨天夹在旧稿子里，可能跟废纸一起清了。"
他看着我，看了大概五秒。
"周晚晴。"
"嗯。"
"你爸在动力车间。"
"我知道。"
"你妈的药。"
"我知道。"
"那你——"
"韩厂长。"我说，"我真找不着了。"
他没再说话。
过了会儿他把手一挥。
"算了。你抄的也一样。"
我出来的时候，腿是软的。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撒完我发现，撒谎不难受。
难受的是，我撒完还得回去，接着念第二天的通知。
06
12月2号，韩小燕来了。
十九岁，技校毕业，韩德海的侄女。
她来的时候穿了件新棉袄，粉色的，袖口还有折痕。
她管我叫"周姐"。
"周姐，我念得不好你教我。"
"行。"
第一天她念中午的通知。
稿子我给她标了拼音，生字都圈出来了。
她坐下去，把话筒拉近，深吸一口气。
"各车间注意，各车间注意。"
"今日下午三点，后纺车间锭子保养，请提前停机。"
锭子。她念成了"定子"。
粗纱。她念成了"组纱"。
停机。她念成了"亭机"。
三个字。
我站在门口听着。
她念完，把话筒推开，回头看我。
"周姐，我是不是念错了。"
"锭子。"我说，"四声。"
"哦。"
"粗纱。粗，一声。"
"哦。"
"停机。"
"这个我知道。"她说，"我念快了。"
第二天她念同样的稿子。
锭子还是"定子"。
我站在门口，听她念完，把门带上了。
第三天我开始收拾东西。
广播站的抽屉里有我的搪瓷缸、一把梳子、半盒清凉油、一本笔记本。
我把它们放进包里。
最后剩下那本《播出日志》。
1996年这一本，从1月1日到12月15日，全是我写的字。
每一天的稿件编号、播出时间、播出人。
11月7日那一页，我写着：96-311，下岗人员名单（第一稿），312人。
我翻到最后一页，把今年的日志合上，塞进包里。
然后从抽屉最底下抽出一本空白的，放到桌上。
封面我用钢笔写上：1996年。
字迹不是我的。
我写了两年字，改不过来。
07
12月8号，刘桂芬来了。
她没进屋，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五块钱。
我妈在择菜，抬头看见她。
"桂芬？"
"嫂子。"刘桂芬把钱往门框上一放，"上回那半袋土豆，我忘了收钱。"
我妈站起来。
"什么钱，自家地里长的。"
"那也得给。"
"桂芬。"
"嫂子你收着。"她说，"我心里踏实。"
我妈看了我一眼。
我把钱拿起来，又放回她手里。
"刘姨，你拿回去。"
"晚晴。"
"真不用。"
她攥着那五块钱，站了一会儿。
"晚晴，我跟你说句话。"
"您说。"
"那天广播。"她压低声音，"我听见你念我名字。"
"我以为完了。"
"后来你没再念第二遍，我就知道不是我了。"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一直想问，是不是有人替了我。"
我站在门口。
风从巷子那头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
"没有。"我说。
"名单就那些，念完就完了。"
她点点头。
"哦。"
"那我回去了。"
她走了几步，回头。
"晚晴，你嗓子好。"
"你别把这个丢了。"
她走了。
我站在院门口，手里是空的。
我妈在身后说了一句。
"她男人瘫了三年了。"
"在床上，一天要翻四回身。"
我把手插进袖子里。
我回屋，把门关上。
我坐在床沿上。
我发现我刚才撒谎的时候，一点都不难受。
比上一次还顺。
第二部分 车间
08
12月16号，调令下来了。
后纺车间，乙班，挡车工。
调令上写：因工作需要。
后纺车间在厂区最西边，三班倒。早班六点到下午两点，中班两点到十点，夜班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车间里一百二十台细纱机，一起开起来的时候，声音像水。
我去报到那天，班长姓马，四十多岁，手上全是老茧。
他看了我的调令。
"广播站的？"
"嗯。"
"会接头吗。"
"不会。"
"我教你。"
他把我领到一台机器前，蹲下去，两只手一搓，断了的纱接上了。
"就这样。看着。"
我蹲下去试。
第一次没接上。第二次没接上。
第七次接上了。
"行。"他说，"手不算笨。"
那天下午两点下班，我从车间出来，耳朵里还在响。
一直响到晚上。
我在食堂碰见刘桂芬。
她在打饭，看见我，端着碗过来坐下。
"晚晴。"
"刘姨。"
她低头吃了两口。
"那天广播，我听见了。"
"嗯。"
"我听见你念我名字。"
我放下筷子。
"刘姨，我——"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不怪你。"
她抬起头。
"我就是想问一句，那天早上，是不是换了名单。"
我看着她。
她的眼睛不太亮，眼角是往下走的。
我心里想的是：前些天我当着你的面说过一次没有了。
再说一次，也不难。
这一个月我说过两次谎，一次比一次顺。
但是我没说。
"换了。"我说。
她把碗端起来，把汤喝完。
"哦。"
她说了一个字，站起来，端着碗走了。
走了几步她回头。
"晚晴，你别往心里去。"
"这事跟你没关系。"
"你还年轻。"
她也说了这四个字。
那天晚上我在车间上夜班。
一百二十台机器一起响。
我站在机器中间。
我念了三百一十二个名字。
我一个字都没念错。
这是我唯一做对的事。
09
1997年的除夕，我们家吃鱼。
我爸从厂里领的年货：两斤带鱼，一袋粉丝，一瓶白酒。
他喝了三两，脸红到脖子。
"明年厂里还要减人。"他说。
我妈把鱼肚子上的肉夹下来，放到我碗里。
"吃饭。"
"我跟你说正经的。"
"过年。"我妈说，"吃饭。"
我爸把杯子放下。
他起身，去厨房拿了张报纸，把剩下的带鱼包了一半。
"你干啥。"我妈问。
"给宋家送去。"
"送什么送。"
"送了两年了。"我爸说，"不能今年不送。"
我妈没拦。
我爸穿上棉袄，拎着那包带鱼出去了。
外面在放炮。
我坐在桌边，看着碗里那块鱼。
我妈在旁边坐下。
"晚晴。"
"嗯。"
"你要是难受，就哭一场。"
"我不难受。"
"那就好。"
她把我的碗往前推了推。
"吃。凉了腥。"
我吃了。
那顿年夜饭我们吃了四十分钟，谁也没再提厂里的事。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爸一早起来扫院子。
他把炮仗皮扫成一堆，蹲在那儿点了根烟。
我出来倒水。
"爸。"
"嗯。"
"你昨天去宋家，他们说什么了。"
他抽了口烟。
"没说什么。"
"就说年好。"
"就这样？"
"就这样。"他弹了弹烟灰，"晚晴，人家也得过年。"
我端着盆站在院子里。
我忽然觉得，我爸比我懂。
有些东西送出去，不是为了要回来。
是为了让自己还能抬着头从那条街上走过去。
10
1997年3月，我在车间听见广播。
那天是评先进。上午十点，喇叭响。
"现在播送1996年度先进生产者名单。"
是韩小燕。
她念得很好。
一句一句，字正腔圆，一个错字都没有。
"后纺车间，马长顺、李秀云、张建国……"
我站在机器边上，手上接头。
纱断了，我搓，接上，再断，再搓。
"以上同志请于本周内到工会领取奖品。"
广播关了。
车间里一百二十台机器还在响。
我忽然发现，我已经四个月没听见过自己的声音了。
那天晚上下班，我一个人留在车间。
我站在两台机器中间，清了清嗓子。
"全厂职工同志们，现在播送一个重要通知。"
我念了一句，停住。
声音在车间里散得很快，机器一停就没有回音。
我又念了一遍。
"现在播送一个重要通知。"
念完我自己笑了。
我笑完，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坐了很久。
车间里的灯是一排一排关的。
关到我这排的时候，我站起来走了。
11
1997年5月，我妈住院。
胆结石，要手术。
住院押金八百。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堂屋里算钱。
我爸把存折拿出来，上面两千一百四十块。
我妈说："不做了。"
我爸说："做。"
"八百块押金，做完还得住七天。"
"做。"
"我这疼了三年了，也不差这几年。"
我爸把存折合上。
"明天我去借。"
第二天他去了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他师兄家，人家说儿子要结婚。
第二个是动力车间的老主任，人家给了二百。
第三个是他自己的弟弟，我二叔，人家说手上也紧。
晚上他回来，坐在门槛上抽烟。
我妈在屋里说："我说了不做。"
我爸没吭声。
抽完一根，他站起来，进屋，从柜子最上面拿下来一个铁盒子。
盒子里是一沓纸。
厂内集资券，1994年买的，一千块，年息百分之十五。
那年厂里资金紧，号召职工集资，说三年还本。
我爸把家里所有的钱都买了。
他把那一沓纸数了一遍。
"明天我去把它卖了。"
"卖给谁。"我妈问。
"老李。"
"他能给多少。"
"八百。"
"一千块的券，他给八百？"
"急用。"我爸说，"急用就是这个价。"
第二天上午，我爸把券卖了。
八百块，现金，用报纸包着。
他回来的时候，我妈坐在门口。
他把报纸包递过去。
我妈接过来，没打开。
"老周。"
"嗯。"
"咱们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我爸在她旁边坐下。
"哪样。"
"就是……总差一点。"
我爸想了一会儿。
"差一点就差点。"他说，"人不死就行。"
手术是5月19号做的。
做了两个小时四十分钟。
推出来的时候我妈脸是白的，嘴唇干裂，眼睛闭着。
我爸跟在推床旁边走，一只手扶着床沿。
走到病房门口，护士说家属在外面等。
他站住了。
我在走廊里看着他。
他背对着我，肩膀在动。
他没有声音。
住到第七天，出院。
结账，一共一千三百二十六。
我爸把钱数了三遍。
数完，还剩四十七块。
我们从住院部出来，在门口等公交。
那天太阳很大。
一辆黑色的车从住院部门口开过来，停在台阶下面。
车门开了，韩德海下来。
他穿一件白衬衫，手里拎着一个果篮。
他不是来看我妈的。
他是来送人的。
后面跟着两个穿夹克的，看样子是上面的。
他下车的时候看见了我。
我们隔着五六米。
他点了一下头。
我也点了一下。
然后他领着那两个人往住院部走。
走到台阶上，他回头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我，看了一眼我爸，看了一眼我爸手里那个装着药的塑料袋。
然后他进去了。
公交车来了。
我爸说："上车。"
我说："爸。"
"嗯。"
"你说他看见我们了吗。"
我爸把药袋往怀里抱了抱。
"看见了。"
"他会不会觉得……"
"觉得什么。"
"觉得我们可怜。"
我爸上了车，找了个位子坐下。
"晚晴。"
"嗯。"
"咱们不可怜。"
"咱们就是没钱。"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抽屉打开。
《播出日志》在最底下，名单夹在11月7日那页。
我把它拿出来，摊在桌上。
看了一会儿。
然后我放回去了。
放回去的时候，我跟自己说了一句话。
等妈的病好了。
后来我妈的病好了。
我还是没拿出来。
再后来，我等了二十年。
12
1997年6月，厂里传要恢复一批人。
传得很像真的。说上面有政策，说买断的可以回来，说"文化高的优先"。
有人在食堂跟我说："晚晴，肯定有你。"
我去人事科问。
还是那个人事科的，还是那个本子。
"没有这回事。"
"都在传。"
"传是传。"他抬头，"你听谁说的，你让谁来找我。"
我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
墙上贴着一张新通知，红纸。
"第一期转岗技能培训班，会计专业，学费60元，结业发证。"
60元。
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287。
我在那张纸前面站了很久。
然后我下楼，去财务科交了钱。
报名表上要填"原岗位"。
我写了三个字：播音员。
填完我看了一会儿。
那是最后一次，我在正式表格上把这三个字写在"岗位"这一栏。
培训班在厂外的职工学校，晚上七点到九点。
第一堂课我迟到了五分钟。
推门进去，教室里坐了十七个人。
讲台上站着一个老太太，六十来岁，头发梳得很整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
她看见我，停了一下。
"你是广播站那个。"
"我叫周晚晴。"
"我知道。"她说，"我姓赵，赵玉佩，财务科退休的。"
她让我坐下。
那堂课讲的是借贷记账法。
下课以后，人都走了，我留下来收拾桌子。
赵玉佩在讲台上擦黑板。
"周晚晴。"
"赵老师。"
"那年那份名单，"她背对着我，"我看过。"
我手里的粉笔盒停在半空。
"厂里要拨钱，得先过财务。"
"名单到我这儿，我看了一遍。"
她把黑板擦放下，转过身。
"第七个名字，被人用铅笔改过。"
"改的那个人，还在旁边写了字。"
教室里只剩我们两个。
灯管有一根在闪。
"赵老师。"
"嗯。"
"您记得写的是什么吗。"
她看了我一会儿。
"记得。"
"但我不会说。"
"为什么。"
"因为我说了，我那份退休金就没了。"
她拿起包，走到门口。
"周晚晴，你记着。"
"账上的东西，比纸上的东西结实。"
她走了。
我站在教室里，听见她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往下走。
一阶，一阶。
13
1998年3月，刘桂芬死了。
肝癌。
我去吊唁。
她家在厂西边的平房区，一间半，门口搭了个棚。
棚下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她的黑白照片。
照片是三年前的，头发还是黑的。
她男人躺在床上，盖着一床旧被子，眼睛睁着，看天花板。
她儿子在门口烧纸。十七岁，读高二。
我上了三炷香。
她儿子站起来。
"你是广播站的周姐吧。"
"我叫周晚晴。"
"我妈说过你。"
"说什么。"
他把手里的纸钱放下。
"她说那年，要不是你替她，她就没那两年。"
我站在那儿。
"她说她在名单上看见自己名字，第二天去厂里，人家说没她。"
"她回来哭了一晚上。"
"后来她想明白了，是有人替了她。"
"她跟我说，那两年她男人还能说话，还能自己吃饭。"
"她说她值了。"
棚子外面的风把纸灰吹起来。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周姐。"
"嗯。"
"我妈临走前，让我谢谢你。"
我说："不用谢。"
我说完这三个字，转身往外走。
走到巷口，我看见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停在路边。
车窗降下来一半。
韩德海坐在里面。
他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他没下车。
车开走了。
我在巷口站着，看着那辆车拐出厂区的大门。
我忽然很想问他一句话。
我想问他：您当年说"出去了没人要"，您是怎么知道的。
14
1999年，第三批。
这一次我在名单上。
7月12号，车间公示栏贴出来，红纸，黑字。
我在第七行看见自己的名字。
又是第七行。
我在公示栏前面站着，旁边有人小声说："她本来就在广播站，怎么又下来了。"
另一个人说："早就该下了。"
我没回头。
买断，一万二。
签字在厂办，一张长桌，三个窗口。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身份证递过去。
办事的人抬头看了我一眼。
"周晚晴。"
"嗯。"
"想好了？"
"想好了。"
他把一份协议推过来。
"在这儿签，这儿按手印。签了就不能反悔。"
我拿起笔。
笔是那种一块钱三支的圆珠笔，笔杆上印着"三厂劳动服务公司"。
我把名字写上去。
三个字，一笔一画。
写完我按了手印。
红色的印泥，按在名字旁边。
"好了。"他说，"下个月十号来领钱。"
我出来的时候，我爸在门口等着。
他骑着自行车来的，车后座上绑着一根绳子。
"签了？"
"签了。"
"上车。"
我坐在后座上。
他骑得很慢。
骑出大门，他忽然说了一句。
"晚晴。"
"嗯。"
"从今天起，你不欠厂里了。"
那天风很大，我坐在后座上，看着他的后背。
他的背有点驼了。
我说："爸，你骑快点儿。"
他说："急什么。"
"我带你回家。"
15
1999年7月20号，我在车间的最后一天。
那天是早班，六点到下午两点。
两点交接班，我把手上的活交给下一个。
然后去更衣室，把柜子清空。
柜子里东西不多。
一双劳保手套，指头磨穿了两个洞。
一个搪瓷缸，白底红字，写着"三厂先进班组"，1995年发的。
半盒清凉油。
一块铝牌。
铝牌我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
巴掌大，边上磨圆了，刻着两行字。
"周晚晴，1994"。
我把这四样东西装进一个塑料袋。
手套我扔了。
其余三样带走了。
从更衣室出来，我上了办公楼三楼。
走廊很长，灯只开了一半。
广播站的门锁着。
门上贴了一张纸，"广播站已并入宣传科"。
我站在门口。
门上的玻璃有一层灰。
我用袖子擦了一块。
擦出一块巴掌大的清亮。
里面看得见。
桌子还在。
椅子还在。
铁皮话筒架还在，上面那层漆掉得更厉害了。
开盘机不在了。
墙角空着，地上有一圈灰的印子。
我在那块擦干净的玻璃外面站了大概五分钟。
玻璃上映着我的脸。
三十三岁，头发扎在脑后，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
我伸手在玻璃上按了一下。
一个手印。
然后我下楼。
在二楼楼梯口碰见韩小燕。
她抱着一摞纸，看见我，站住了。
"周姐。"
"嗯。"
"你……"
"清柜子。"
她点点头。
我们从楼梯上一起往下走。
走到一楼，她忽然说：
"周姐，我要去深圳了。"
"什么时候。"
"下个月。"
"去干什么。"
"我表哥在那边开厂，做玩具。"
"好。"
"工资八百，包住。"
"比这儿强。"
她笑了一下。
"周姐。"
"嗯。"
"我对不起你。"
"你说过了。"
"我知道。"她低下头，"我就是想再说一遍。"
"我怕以后见不着了。"
我看着她。
她二十四岁，头发扎得很紧，额头上有汗。
"小燕。"
"嗯。"
"你去深圳，别跟人说你做过广播。"
她愣了一下。
"为什么。"
"没为什么。"我说，"你就说你在车间干过。"
"车间好找工作。"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周姐，我记住了。"
我提着塑料袋走出厂门。
门口的保安跟我点了下头。
那天太阳很好。
我推着自行车，走了很长一段路才骑上去。
16
1999年8月6号，我第一次出摊。
地点在城南夜市，一个月管理费八十。
我卖袜子。本钱四百二，进了三百双，男女都有，用一个折叠架子挂起来。
第一晚我六点到，隔壁摊位是修电器的，一个男的，四十来岁，蹲在地上拆一台电风扇。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新来的？"
"嗯。"
"架子腿不平，垫块砖。"
我找了块砖垫上。
那晚我卖了三十七块。
收摊的时候快十一点，我把袜子一双一双从架子上取下来，叠好，装进两个编织袋。
隔壁那个男的把电风扇装回去，插上电，扇叶转了。
"试试。"
我站到风扇前面。
风是热的，但比没有强。
"多少钱。"我问。
"不要钱。"他说，"你这袜子不错，我买两双。"
他挑了两双，给了我十块。
"陈福生。"他说，"我就住后街。"
"周晚晴。"
"周晚晴。"他念了一遍，"这名字好听。"
我把二十块钱找给他，他没要。
"明天还来吗。"他问。
"来。"
"那明天再说。"
他推着三轮车走了。
我站在夜市的路灯底下，手里攥着那三十七块钱。
攥了很久。
17
2000年5月，我在菜市场碰见韩小燕。
她在卖干货。木耳、粉丝、黄花菜、干香菇，摊子不大，摆得很整齐。
我走过去的时候她正给一个老太太称木耳。
称完，她抬头。
看见我，她的手停了一下。
"周姐。"
"嗯。"
"你买点什么。"
"木耳。"
"要多少。"
"两斤。"
她称了两斤，装袋，递过来。
"不用钱。"
"多少钱。"
"周姐。"
"多少钱。"
她低下头。
"十二。"
我掏了十二块，放在她的秤盘上。
她没动。
"周姐。"
"嗯。"
"我后来才知道。"
"知道什么。"
"名单的事。"她说，"我叔……"
她没说完。
我看着她。
十九岁那年她穿粉色棉袄，袖口有折痕。
现在她二十四，头发剪短了，手上有水泡。
"我知道。"我说。
"你不恨我？"
我想了想。
"我恨过。"
"恨谁。"
我拎起木耳。
"不知道。"
我走了。
走出菜市场，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
那年冬天她顶了我的位子，1997年厂里又进了两台新设备，广播站合并到宣传科。
1999年第三批，她也在名单上。
比我晚两个月。
18
2001年10月，我和陈福生结婚。
婚礼在城南一个小饭馆，摆了六桌。
我二十九岁，他三十五。
他妈早年没了，他爸在老家，来了一趟，吃完饭就坐车回去了。
我们家的亲戚来了三桌。我妈那边的，我爸那边的。
我爸那天穿了件新的中山装，是我给他买的。
他喝了不少。
上第三道菜的时候，他站起来了。
我以为他要敬酒。
他端着杯子，看着满屋子的人。
"我说两句。"
大家安静下来。
"我闺女，"他说，"念过广播。"
"全厂两千多人，天天听她的。"
"她念得一个字都没错过。"
他说完，把杯子举起来。
"我干了。"
他一口喝完了。
满屋子的人都在鼓掌。
我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
我没哭。
我只是忽然想起1996年11月7号上午十点。
那天我念了三百一十二个名字，一个都没念错。
那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让两千四百个人同时听我说话。
第三部分 带子
19
2002年，我在夜市收旧磁带。
一开始是有人问。
一个中年男人蹲在我摊子前面，翻袜子，翻了一会儿忽然问：
"你收不收旧带子。"
"什么带子。"
"磁带。"他说，"家里清出来的，一堆，占地方。"
"多少。"
"两箱。"
"什么东西。"
"不知道。我爸妈的。"
"五毛一盘。"
"行。"
第二天他搬来了。
两箱，一共一百四十七盘。
我给了他七十三块。
那两箱我带回家，堆在床脚。
过了半个月，我才打开第一盘。
是我随手拿的，标签上没有字。
放进录音机，按下播放。
先是沙沙声。
然后是一个小孩在唱歌。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唱得很不准，中间还笑了一下。
唱到"这里的春天最美丽"，断了。
带子到头了。
我坐在那儿，听完那二十几秒。
听完，我把带子倒回去，又听了一遍。
然后是第三遍。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听这么多遍。
那不是我认识的孩子。
我甚至不知道那是谁。
但是那天晚上我哭了。
哭完我想明白一件事。
声音比照片结实。
照片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看完就完了。
声音你得听。
听着听着，那个人就回来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收旧带子。
五毛一盘，后来一块，再后来我看内容给价。
我收了六年，收了大概两千多盘。
有人问我要这个干什么。
我说有用。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我只是想，这些东西如果没人收，就跟着垃圾车走了。
走了就再也没有了。
20
2003年4月，厂子破产了。
我是在夜市听说的。
那天晚上下雨，出摊的人少。隔壁陈福生在修一台录音机，我在旁边给袜子套塑料袋。
一个卖烤串的过来躲雨，一边抖伞一边说："三厂完了。"
我抬起头。
"什么完了。"
"破产。"他说，"今天贴的公告，我表哥在里面当保安，说门口都坐满了人。"
我把手里的塑料袋放下。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下午。"
那天我九点就收摊了。
我骑三轮车回去，路过厂门口。
大门锁着。
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坐着十几个人，有男有女，都五十上下。
有人蹲着抽烟，有人抱着一个纸箱子。
没人说话。
宣传栏还立在那儿。
红纸早没了，剩下一层胶水的印子，灰白色的，一块一块，像疤。
我把车停在马路对面。
一个老师傅站起来，走到铁门边上往里看。
他回头看见我。
"你哪个车间的。"
"广播站。"
他愣了一下。
"广播站早没了。"
"我知道。"
"那你来干什么。"
我看着那扇铁门。
铁门上刷的绿漆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的锈。
"我路过。"我说。
他点点头，又蹲回去了。
我在马路对面站了大概二十分钟。
雨停了。
路灯亮起来，照着门口那些人的后背。
我骑车回家。
骑到半路我把车停下，坐在路牙子上。
我没有哭。
我只是在想一件事。
1996年11月7号那天，我在广播里念了三百一十二个名字。
我以为那就是结束。
原来那只是个开始。
21
2003年5月，厂里清产核资，设备当废铁卖。
我听说广播站的东西也要处理。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
清算组在办公楼一楼，两张桌子拼在一起，上面堆着账本和计算器。
管事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的，姓吴。
"什么事。"
"我想买广播站的一台机器。"
"什么机器。"
"开盘机。磁带那种，老式的。"
他翻了翻本子。
"那玩意儿谁要。"
"我要。"
"二百。"
"能看看吗。"
"看吧。三楼，钥匙在门卫那儿。"
我上了三楼。
广播站的门开着，里面全是灰。
桌子还在，椅子还在，铁皮话筒架还在，上面那层漆掉了，露出黄的。
开盘机在墙角，蒙着一块布。
我把布掀开。
机身上有一层灰，我用袖子擦了一下，露出"上海"两个字。
我插上电，按下播放键。
机器转起来了。
空的，没有带子，只有转轴的嗡嗡声。
我在那间四平米的屋子里站着，听那个声音。
听了大概两分钟。
然后我下楼，把二百块钱放在桌上。
"机器我搬走了。"
"签字。"
我签了字。
搬机器的时候我一个人搬不动。
四十多斤，从三楼到一楼，中间歇了四次。
第一次在二楼半的拐角，第二次在一楼半，第三次在楼梯口，第四次在门外。
我把机器放在三轮车上，用绳子绑了三道。
临走的时候我问那个姓吴的。
"仓库里的磁带呢。"
"什么磁带。"
"广播站录的，一箱一箱的。"
"那个啊。"他说，"当垃圾清，明天拉走。"
"我能拿吗。"
他看了我一眼。
"你要那玩意儿干什么。"
"我干这个。"
"干什么。"
"修声音。"
他愣了一下，笑了。
"你拿吧。别让人看见。"
那天下午我去了仓库。
一共十四箱。我搬了两箱。
箱子上有标签，蓝墨水写的年份，1958到1996。
我搬的是最上面两箱。
一箱是1996，一箱是1990。
我把它们搬回家，放在床底下。
然后我就再也没打开过。
一放就是十三年。
22
2004年春天，我正式开始做声音修复。
第一单是一个老太太。
她拎着一个布包来夜市，问我是不是修录音机。
我说我修带子。
"什么带子。"
"磁带，录像带，都能修。"
她把布包打开。
里面是一盘磁带，塑料壳裂了一道缝，标签上用圆珠笔写着"1987"。
"我老头唱的。"她说，"他走了三年了。"
"这带子还能修吗。"
"我看看。"
我把它拿回家，拆开外壳，把带芯取出来。
带子粘在一起了，一拉就断。
我在桌上铺了张白纸，把带子一小段一小段地展开，用棉签蘸酒精擦。
断的地方用胶带接上。
接了十一个断口。
第三天晚上，我把它装回去，放进一台老录音机。
按下播放。
先是一阵沙沙声。
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唱的是《空城计》。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嗓子有点劈，但是稳。
唱到一半，带子卡了一下，接着又走了。
我坐在桌前，把整段听完。
四分二十秒。
第二天我把带子给那个老太太。
她在夜市的路灯底下，用一个随身听，戴着耳机听。
听到第三句的时候，她的手抖了一下。
她听完，把耳机摘下来。
"是他。"
"是他唱的。"
她从口袋里掏钱。五十。
我说三十。
她给了七十。
"多的你收着。"她说，"你还得修别人的。"
我把钱收了。
第二天我在摊子旁边立了块纸板。
上面四个字：声音修复。
底下一行小字：磁带、录像带、光盘。
字是我自己写的。
写完我看了一会儿。
我这辈子第一次，把自己的手艺写在纸上挂出去。
23
2011年3月14号，陈福生走了。
心梗。
那天早上他还好好的。六点半起床，煮了两碗面，一碗放我面前。
"今天有个收音机要送回去。"他说。
"哪个。"
"老周那个，修了半个月了。"
他出门的时候我还坐在桌边。
中午十一点四十，隔壁卖鞋的跑来叫我。
"嫂子，陈哥倒了。"
我跑到店里。
他躺在柜台后面。
那台收音机摆在桌上，后盖卸了，螺丝刀插在一颗螺丝上，没拧到底。
救护车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后事办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我一个人去了店里。
那台收音机还在桌上。
我把椅子拉过来，坐下。
我拿起那把螺丝刀。
我不知道怎么修收音机。
但我看了他十几年。
我把后盖对好，一颗螺丝一颗螺丝拧上去。
四个螺丝，拧了半个小时。
拧完插上电。
一开始没声。
我把音量旋钮拧了一下。
有声了。
是一个女的在播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北风三到四级……"
我坐在那儿听完了整段天气预报。
听完，我把收音机抱起来，给老周送去。
老周开门，看见我，愣了一下。
"陈师傅呢。"
"他走了。"
"什么时候。"
"四天前。"
老周站在门口，把耳机线绕了两圈。
"那这收音机——"
"修好了。"
"多少钱。"
"不要钱。"
"那不行。"
"真不要。"
我把收音机塞到他怀里。
"他答应你的。"
我下了楼。
楼道里很暗。
我扶着栏杆一层一层往下走。
走到三楼的时候我停住，蹲下来。
我在那个楼道里，第一次哭出声。
24
2013年11月，赵玉佩住院。
是肺炎，在厂医院三楼。
我去看她。她八十二岁了，瘦得厉害，手上插着针，还在看一本账簿。
"赵老师。"
"来了。"她把账簿合上，"坐。"
"您还看这个。"
"看看。"她说，"看了一辈子，不看难受。"
我给她削了个苹果。
她吃了两片，放下。
"晚晴，你今年多大了。"
"四十。"
"四十。"她重复了一遍，"三十一那年的事。"
"嗯。"
"我今年八十二。"她说，"我等了十七年。"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赵老师，您不用说。"
"我要说。"
她把枕头往上挪了挪。
"我那份退休金，拿了十七年了。"
"我每年都想过要说。"
"每年都没说。"
她看着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
"你说。"
"因为您也有家。"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对。我有家。"
"我老头子瘫了六年，我孙子在上学。"
"我说了，我家就完了。"
她伸手去摸床头柜。
柜子上有一个牛皮纸袋，很旧，边角磨毛了。
她把纸袋递给我。
"这是我当年抄的一份东西。"
"你拿着。"
"别现在用。"
我把纸袋接过来，捏了捏。
里面是几张纸，硬的。
"什么时候用。"我问。
她看着窗外。
"等你什么时候不怕了。"
"就用。"
我出病房的时候，走廊尽头的电梯门开了。
韩磊推着一个轮椅出来。
轮椅上坐着韩德海。
他七十二了。
嘴是歪的，右手搭在膝盖上，手指蜷着。
他看见我。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看见我。
我从他身边走过去。
走了三步，我停下来，回头。
"韩厂长。"
他的头动了一下。
"我想问您一句话。"
他张了张嘴。
喉咙里出来一声"啊"。
韩磊在旁边说："我爸说不了话。"
"2013年5月梗的，语言中枢坏了。"
我站在走廊里。
那句我准备了十七年的话，"您当年说，出去了没人要，您是怎么知道的"，堵在那儿，出不去了。
韩德海看着我。
他的眼睛没有躲。
他又"啊"了一声。
然后他抬起左手，往下摆了摆。
像在赶人。
又像在说：算了。
25
2013年冬天，我把那两箱带子从床底拖出来了一次。
那是12月，厂医院那边传来消息，说赵玉佩出院了。
我一个人在家。
晚上八点，我把箱子拖到屋子中间。
箱子很沉，拖的时候地板上留下两道灰印。
我把1996那箱打开。
里面是带子，一盘一盘竖着。
标签还是我的字。
我拿起一盘，看了看，放下。
我把箱盖合上，推回床底。
过了两个星期，我又拖出来一次。
这一次我拿出一盘，放在桌上。
标签上写着"96.10.8 秋检动员"。
我放在桌上放了两天。
第三天，我把它放回箱子里。
2014年春节，我又拖出来一次。
那次我坐在地上，手放在箱盖上。
我把手放在上面，放了很久。
没打开。
我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知道里面有一份名单。
我知道那份名单上有我的名字。
我不敢开。
不是不敢看那个名字。
是不敢看那道铅笔线。
那道线是一个人用手画的。
画的时候，他可能还在跟旁边的人说话。
他可能一边画一边说：这个换掉。
他可能说得很轻松。
我不想知道他说话的语气。
我怕我听见了，会记一辈子。
所以那箱带子，从2003年到2016年，一共打开过三次。
三次都没有打开到最底下。
最底下那盘，标签写着"96.11.7 上午十时（全）"。
那盘带子在那箱子里躺了十三年。
它一直在等。
它不知道我在怕什么。
它只知道，它录下来的东西，还没有人听完。
26
那个纸袋，我一直没打开。
我坐了两个小时。
十一点的时候我把灯关了。
2013年剩下的日子，我照常过。
修带子，接单，送货。一单八十到三百。
我的客户慢慢多了。有人从外地寄带子过来，用泡沫包三层，附一张纸条，写着"这是我妈的声音，只有这一盘"。
每一盘我都听得完。
听完了才开始修。
我不快进。
不快进这件事，是我从1996年学来的。
有些声音，你打断一次，就再也没有第二次了。
2016年9月12号，下午三点二十。
我正在修一盘1994年的婚礼录像。
手机响了，一个座机号。
"请问是周晚晴老师吗。"
"我是。"
"我是三厂工业记忆馆筹备组的，我姓李。"
"您好。"
"是这样。今年是建厂六十周年，我们想办一个展，还想在厂庆那天做一个'时代讲述'的环节。"
"我们想请您做特邀讲述人。"
我把手里的镊子放下。
"讲什么。"
"讲1996年那次下岗分流。"
"您是当年的广播员，那个场景只有您能讲。"
"稿子我们写好了，您念就行。"
我看着桌上的那盘录像带。
"稿子发我看看。"
"好的，我加您微信。"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儿。
窗外是九月，太阳还很毒。
十分钟后，微信响了。
一份Word文档，标题是《时代讲述·1996》。
我点开。
前面是引子，写得很漂亮，说什么"改革的阵痛"，说什么"一代人的奉献"。
我往下划。
第四段，是名单节选。
一共十个人。
第四个，是刘桂芬。
第七个，是我。
我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个括号。
括号里四个字：
自愿离岗。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
屏幕亮着，那四个字一直在那儿。
我坐了很久。
然后我拿起手机，回了一条。
"稿子我看了。"
"我可以念。"
"但我有一个要求。"
对面回得很快："您说。"
我打字打得很慢。
"我要念原始的稿子。"
对面三分钟没回。
然后跳出来一句：
"周老师，什么是原始的稿子？"
我回：
"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
她没再问。
第四部分 厂庆
27
9月20号，我回了一趟厂。
厂区大门换了。原来的铁门拆了，装了一道新的，黑色，带门禁。
门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三厂工业记忆馆"。
我给姓李的打了电话，她出来接我。
二十五六岁，穿白衬衫，挂着工牌，说话很快。
"周老师，我先带您走一遍动线。"
"好。"
厂区变了，也没变。
办公楼刷了新漆，浅灰色，窗户换成了铝合金。
锅炉房拆了，原地铺了一片草坪，草坪上摆着三个旧阀门，刷成了红色，算是个装置。
前纺车间的外墙留着，砖还是那些砖，只是洗过了。
后纺车间改成了主展馆，门头上挂着"1956—2016"。
我走过去的时候脚步慢了一点。
"周老师？"
"来了。"
主展馆里面很大，钢架露着，顶上开了天窗。
机器都搬走了，剩下地面上一个个方形的印子，颜色比周围深。
那是机器站了四十年的地方。
讲解词写在地上，白色的字，用投影打出来。
我们往里走。第一展厅是"创业"，第二展厅是"辉煌"，第三是"转型"。
到第三展厅门口，我停住了。
"周老师？"
"这个厅讲什么。"
"讲九十年代的改制。"她说，"您那部分在最后。"
我进去了。
28
第三展厅的尽头，是一面墙。
整面墙是木头的，深棕色，从地面到天花板。
墙上刻着名字。
一行一个，字很小，楷体，刻得很深。
三百一十二个。
我一眼就看见了第七行。
那里刻着三个字：周晚晴。
我站在墙前面。
讲解员在我旁边，声音很稳，像是背了很多遍。
"1996年11月，我厂按照国家优化资本结构的部署，实施下岗分流。"
"三百一十二名职工响应号召，主动申请离岗，为企业减轻负担……"
我往前走了一步。
"这行字是谁加的。"
"哪行。"
"我名字下面这行。"
她低头看了一眼，翻手里的册子。
"这个……材料上是这么写的。"
"什么材料。"
"档案里的花名册。"
"我能看看吗。"
"花名册在筹备组，不在展厅。"
我伸出手，摸了一下那三个字。
刻得比我名字本身还深。
"周老师，您是自愿的吗。"她问。
她问得很自然，像在核对资料。
我转过头看她。
"你觉得呢。"
她愣了一下，笑了一下，把册子合上了。
"我入职才两年。"她说，"我不知道当年的事。"
"我只知道材料上写什么，我就讲什么。"
我点点头。
"你讲得挺好。"
"谢谢周老师。"
我往展厅门口走。
走到一半，我回头又看了一眼那面墙。
三百一十二个名字，刻得整整齐齐。
没有一个人是被划掉的，也没有一个人是被改过的。
二十年了。
他们把一份涂改过的名单，刻成了石头。
29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养老院。
赵玉佩住在城西，四人间，靠窗那张床。
她八十五了。瘦，但是精神还好，坐在床上看报纸。
"赵老师。"
她抬起头，看了我三秒。
"周晚晴。"
"是我。"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您。"
我把水果放下，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
她把报纸叠好，放在枕边。
"你脸上有事。"
"没有。"
"你脸上有事。"她又说了一遍，"我一辈子看账，看得出谁是来报账的，谁是来交账的。"
我低头看她的被角。被角磨破了，用白线缝过。
从包里把那个牛皮纸袋拿出来。
纸袋我带了三年，没打开过。
边角磨得更毛了。
"赵老师，我想打开。"
她看着那个纸袋，看了很久。
"你怕了？"
"不怕了。"
"那就开。"
我把纸袋撕开。
里面三张纸。
第一张是复印件，1996年12月的工资表。
表头是"市国营棉纺三厂职工工资发放明细表（1996年12月）"。
底下一行一行，姓名、工种、应发、实发、备注。
我找到自己的名字。
最后一栏"备注"里，两个手写的字：除名。
第二张是1996年11月的工资表。
刘桂芬那一行的备注是：病退。
第三张是一张稿纸，赵玉佩的字，蓝黑墨水，写得很小。
"1996年11月7日，厂办送来下岗人员名单一份，与在册职工数不符，差额一人。"
"经核，第七位刘桂芬已办病退，不该列入。"
"上报后次日，厂办送来第二份名单，第七位改为周晚晴。"
"原件有铅笔批注，我抄录如下：'刘桂芬病退已办，此处换周晚晴，年轻可再就业。'"
"此事我未上报。"
"赵玉佩，1997年3月。"
我读了三遍。
"除名和离岗，"赵玉佩说，"差一个字。"
"除名是处分。"
"离岗是自愿。"
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他们把处分，写成了你的自愿。"
"这一改，你二十年的委屈就没有出处了。"
"你说你有委屈，人家问你，你不是自己申请的吗。"
我坐在那儿，手里捏着那张纸。
窗外的太阳照进来，照在纸上，纸很薄，透光。
"赵老师。"
"嗯。"
"您为什么当年不报。"
她没马上回答。
她伸手把窗帘拉了一点，光收窄了。
"我报了。"
我抬起头。
"我写了一封。"
"寄到市纺织局。"
"三个月以后，局里下来一个人，找我谈了一次话。"
"谈什么。"
"谈我老头子的医药费。"
她笑了一下，牙掉了几颗。
"后来我就把这份东西收起来了。"
"我收了一辈子。"
"我今年八十五了。"
"我不收，就得带走了。"
30
9月26号，韩磊约我喝茶。
地点在记忆馆旁边的咖啡馆，二层，靠窗。
他四十四岁，韩德海的儿子。穿一件浅蓝衬衫，袖子卷到小臂，手表是皮的。
"周老师，久仰。"
"客气。"
"我爸那辈人做事，粗。"他说，"但对您，我们家一直记着。"
我把茶杯转了半圈。
服务员上了茶，他给我倒了一杯。
"稿子您看了。"
"看了。"
"您提的要求，我们研究了一下。"
他把茶杯推到我面前。
"这个'自愿离岗'的表述，是当年的档案口径。"
"我查过档案。"
"哪一份档案。"
"花名册。"
"花名册是后来整理的。"
"周老师。"他笑了一下，"您当年是播音员，不是职工代表。"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温和。
"有些材料，不方便。"
我把茶杯放下。
"韩经理，我干了二十年声音修复。"
"嗯。"
"一盘带子，修之前是什么样，修完还是什么样。我能把它修干净，不能把它改成别的。"
"我懂您的意思。"
"你不懂。"
他把茶壶端起来，又放下。
"周老师，我给您一个方案。"
"您说。"
"厂庆那天，您上台，做特邀讲述人。劳务费五千。"
"念完，馆里聘您做荣誉馆员，一年两千，长期。"
"另外，"他顿了一下，"您那个工作室，我们在展馆里给您留一个位置。"
"真人演示，声音修复。游客能看见。"
"一年三百场，一场两百。"
"您算算。"
我心里算了一下。
六万。
我一年挣不到三万。
"条件呢。"我问。
"稿子不改。"
"那四个字，就这么念出去？"
"念出去。"他说，"周老师，那四个字不是侮辱。"
"那是当年对所有下岗职工的一种……体面的说法。"
"三百一十二个人，都是这么写的。"
我看着他。
"三百一十二个人里，有几个是真的自愿的。"
他没回答。
"韩经理，我们做个交换。"
"您说。"
"稿子我只改一个字。"
"哪个字。"
"括号里那四个字。"
"改成什么。"
"改成'除名'。"
他脸上的笑收了。
收得很干净，一点都不剩。
"周老师。"
"嗯。"
"这个我做不了主。"
"那谁能做主。"
"没人能做。"他把茶壶端起来，给自己添了半杯，"这是档案。档案不能改。"
"档案不能改。"我重复了一遍。
"对。"
"那我这二十年，算什么。"
他把茶杯放下。
"周老师，我爸当年也不容易。"
"厂里两千四百人，指标三百一十二个。"
"他不砍，厂子就得死。"
"他砍了，他就是坏人。"
"您说，他该怎么办。"
窗外有个工人在拆脚手架，铁管一根一根往下放，砸在地上，响。
我站起来。
"韩经理。"
"嗯。"
"你爸当年跟我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你年轻，还能再找。'"
"我找了二十年。"
我拿起包，往外走。
走到楼梯口我回头。
"五千块我不要了。"
"那个位置，我也不要。"
"厂庆我上。"
"稿子我念。"
31
回到家，我把床底下的两个箱子拖出来。
十三年了。
箱子上全是灰，一摸一个手印。
我用抹布把灰擦掉。
箱盖上用蓝墨水写着年份，字迹已经淡了，还能认。
1990。
1996。
我先开1996那箱。
里面是磁带，一盘一盘竖着放，中间用纸板隔开。
每盘带子上都贴着一张标签，我自己的字。
"96.11.5 早间通知"
"96.11.6 生产调度会"
"96.11.7 上午十时，下岗名单（全）"
我把那盘带子拿出来。
塑料外壳有点黄，标签的边翘起来了。
我把它举到灯下看。
带芯还在，没有断。
我把它放下，转身去开抽屉。
抽屉最里面，压着一本硬皮本。
《播出日志》，1996年。
封面是我的字，钢笔，写着年份。
我翻开。
一页一页翻过去。
1月1日，2月14日，5月20日，8月1日。
每一天的稿件编号、播出时间、播出人。
是我的字。
翻到11月7日。
那一页夹着一张纸，对折了两次。
我把纸抽出来，展开。
油印的名单，纸已经发黄，边缘有一道折痕，快断了。
第七行。
"刘桂芬"三个字被一道铅笔线划掉，横跨整个名字，划得不重。
旁边三个铅笔字：周晚晴。
右下角，一行更小的铅笔字：
"刘桂芬病退已办，此处换周晚晴，年轻可再就业。"
我把这张纸摊在桌上。
然后我把那盘带子放在纸的旁边。
一盘带子。
一张纸。
二十年。
我第一次把它们放在一起。
窗外的天黑下来了。
我没开灯。
我坐在桌边，看着桌上那两样东西。
看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站起来，去厨房烧了壶水，泡了碗面。
吃完面，我把碗洗了。
洗完我回到桌前，拿出手机，给姓李的发了一条信息。
"厂庆那天，我上台。"
"另外，我想用一下你们展厅的音响。"
"老式的，有吗。"
她回："有。我们收了一台老的扩音机，还能用。"
我说："好。"
"就用那台。"
32
9月28号，我去馆里试音。
地点在第三展厅旁边的多功能厅，能坐两百人。
姓李的把稿子打印出来给我，A4，两页。
"周老师，您先过一遍，看看有没有不顺口的地方。"
"好。"
我坐在第一排的椅子上，把稿子摊在膝盖上。
第一段是引子。
"1996年，是我厂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
"那一年，我们经历了建厂四十年来最深刻的一次结构调整。"
我念得很顺。
第二段讲背景，讲指标，讲"优化资本结构"。
第三段讲职工的"理解与支持"。
念到第四段，是名单节选。
一共十个人。
"后纺车间，刘桂芬，女，挡车工，1971年进厂。"
我停了一下。
"周老师？"
"没事。"
我往下念。
第五个，第六个。
第七个。
"广播站，周晚晴，女，播音员，1994年进厂。"
我念到自己的名字，声音没有抖。
然后后面那个括号。
我张了张嘴。
没有声音出来。
姓李的坐在第三排，抬头看我。
"周老师，那句是'自愿离岗'。"
"我知道。"
"您再念一遍试试。"
我吸了一口气。
"广播站，周晚晴，女，播音员，1994年进厂。"
"（自愿……"
我停住了。
"（自愿离岗）。"
我念完了这四个字。
念完之后，我把稿子放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手心全是汗。
"周老师，您嗓子不舒服吗。"
"有点。"
"要不要喝水。"
"不用。"
"那我们再来一遍，从第四段开始。"
"好。"
我又念了一遍。
念到第七个，还是停。
第三遍，第四遍。
第五遍的时候，我念到"自愿"两个字，就再也接不上了。
多功能厅里很静。
空调在头顶上吹，吹得稿子的角一直在动。
我把稿子合上。
"小李。"
"周老师。"
"我念了二十年声音。"
"我知道。"
"我念过三百一十二个名字，一个都没念错。"
"那是1996年11月7号上午。"
"今天这四个字，我念不出来。"
她把笔帽扣上了。扣了两次才扣住。
"不是嗓子的问题。"我说。
"是这四个字，不是我说过的话。"
33
从馆里出来，我回了趟家。
我爸妈还住在老院子。房顶去年漏了，我出钱换的石棉瓦。
我爸七十一，耳朵有点背。我妈七十，腰不好，走路要扶墙。
我进门的时候，我爸在院子里择韭菜。
"回来了。"
"嗯。"
"吃饭没。"
"吃了。"
我搬了个小凳坐在他旁边。
我妈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把蒲扇。
"你怎么这时候回来。"
"有事跟你们说。"
我爸手上的动作停了。
"什么事。"
"厂里要办六十周年。"
"嗯。"
"他们请我上台，讲九六年的事。"
我爸把韭菜放下。
"讲什么。"
"念名单。"
他从裤兜里摸出烟盒，抽了一根。
点了，抽了两口。
"哪份。"
我看着他。
他七十一了，头发白了一半，抽烟的时候手有点抖。
"你知道有几份？"
"我知道。"他说，"那天早上我碰见韩德海，他手里拿着两张纸。"
"我问他，改名单了？"
"他说，改了一个。"
我妈在旁边坐下。
"改了谁。"她问。
"改了咱们闺女。"我爸说。
院子里静下来。
韭菜的味道很冲。
"爸。"
"嗯。"
"你当年怎么不跟我说。"
他把烟在鞋底上按灭。
"我说了，你能不去念吗。"
我没回答。
"你要是不去念，那天上午谁念。"他说，"总得有人念。"
"厂里两千多人等着听。"
"你不念，还是有人念。"
"可你念，你一个字都没念错。"
他站起来，把韭菜抱起来往厨房走。
走到门口回头。
"你要念哪份。"
"原始那份。"
他站了一会儿。
"念吧。"
我妈拉了一下我的袖子。
"会不会有事。"
"能有什么事。"我爸在厨房里说，"我都七十一了。"
"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他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水。
"晚晴。"
"嗯。"
"念完了回来吃饭。"
"我让你妈包饺子。"
34
厂庆前三天，韩小燕来了。
她拎着一袋木耳，站在我工作室门口。
"周姐。"
"进来坐。"
她进来，把木耳放在桌上。
"这个不要钱。"
"上次你也没要。"
"这次不一样。"她说，"这次是我来找你说事。"
她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四十一了，头发剪得很短，手上的水泡变成了老茧。
"我听说你要上台。"
"嗯。"
"念原始的名单。"
"嗯。"
"我叔的儿子找过我妈。"
"说什么。"
"说让我劝劝你。"她抬起头，"说我要是不劝，以后我家那块摊位的租金，就别想便宜。"
我给她倒了杯水。
"那你劝吗。"
"我不劝。"
她把水端起来，没喝。
"周姐，我来是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
"1997年3月，我进广播站，是我叔安排的。"
"我当时不知道名单的事。"
"我以为就是招人。"
"后来知道了。"
"什么时候。"
"1998年。"她说，"我妈跟人吵架，人家骂她，说你们家那个名额是抢来的。"
"我回去问她。"
"她说了。"
"我那天晚上一夜没睡。"
她低头看着杯子。
"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句。"
"你说。"
"对不起。"
她说完了，抬起头看我。
"但是我不后悔。"
我看着她。
"那年我家也难。"她说，"我妈有心脏病，我弟要上学。"
"我要是不去广播站，我就去后纺车间，三班倒。"
"我去了。"
"我在广播站念了两年。"
"一个字都没念错过。"
她把杯子放下，杯底和桌面碰了一下。
"1999年我也下岗了。比你晚两个月。"
"我叔一句话都没替我说。"
"我在菜市场卖了十七年干货，一天挣八十。"
"我不后悔。"
"我只是难受。"
她说完，站起来。
"周姐，我说完了。"
"我走了。"
"木耳你留着。"
她走到门口，我喊住她。
"小燕。"
她回头。
"那天早上，你叔给你打电话了吗。"
她愣了一下。
"打了。"
"几点。"
"八点半。"
"说什么。"
"让我九点到厂办，别走正门。"
我点点头。
"你走吧。"
她走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桌上那袋木耳。
袋子口没扎紧，一片木耳掉出来，落在桌面上。
35
厂庆前一晚，我把那盘带子放进了开盘机。
机器是我2003年花二百块买回来的。
上海产的，四十多斤，我修过三次，换了两个电容，一根皮带。
我把带子挂上去，穿好，按下播放。
机器转了。
先是一阵沙沙声。
很长。
我把音量调大了一点。
然后是一个女声。
"全厂职工同志们，现在播送一个重要通知。"
我坐在椅子上。
那是我。
二十三岁的我。
"根据厂务会研究决定，现将部分职工下岗分流的安排通知如下。"
"后纺车间，六十七人。"
"马长顺。"
"李秀云。"
"张建国。"
"王凤兰。"
她一个一个念下去。
声音很干净，很稳，中间没有停顿。
我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
念到第六个。
"后纺车间，刘桂芬。"
不对。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带子里念的是刘桂芬。
我按下暂停。
机器停了。
我坐在那儿，想了一会儿。
然后我明白了。
那天早上十点，我念的是第二份。
第二份上第七个是我。
我带子录的是第一份？
不。
我把带子从机器上取下来，看标签。
标签是我自己写的：96.11.7 上午十时，下岗名单（全）。
我写错了。
11月6号下午，我拿到第一份名单，怕第二天念错，在广播站试着顺了一遍稿子。
试完音，我顺手把标签先写了，想着第二天不用再写。
结果第二天早上换了名单。
我忘了改标签。
那一次试念，机器是开着的。广播站的规矩，试音要录，万一正式播出出问题，能查出是谁的责任。
所以这盘带子上的，是11月6号下午的试念。
我按下播放。
"后纺车间，刘桂芬。"
我念完了这三个字。
然后我停了一下。
停了大概半秒。
接着往下念。
"前纺车间，五十人。"
我按下暂停。
手在抖。
我把带子倒回去，倒到"刘桂芬"三个字前面。
重新按播放。
"后纺车间，刘桂芬。"
半秒的空白。
"前纺车间，五十人。"
我又倒回去。
再听一遍。
第四遍，第五遍。
第六遍的时候，我听出来了。
那半秒里，有声音。
很轻，是我的呼吸。
我的呼吸在那半秒里，比平时快。
我把音量拧到最大。
沙沙声里，能听见一点点气流，一进一出。
那不是停顿。
那是我在念到"刘桂芬"三个字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什么，然后把它咽了回去。
第七遍。
我坐在那儿，听完了那半秒。
然后我把机器关了。
我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二十年了。
我一直以为，那天上午十点，我是从"第七个是我"开始痛的。
原来不是。
原来是从念到"刘桂芬"那三个字开始的。
那一刻我就知道了。
我知道了名单被改过，我知道了下一个是我，我知道了我要念自己的名字。
我还是往下念了。
我一个字都没念错。
这就是我这二十年不敢想的事。
36
10月16号，厂庆。
上午九点彩排。
多功能厅里摆了两百把椅子，工作人员在贴座签。
姓李的带我上台，指给我看。
"周老师，您站这个位置。"
"麦克风在这儿。"
"这是您要的老扩音机。"
台角摆着一台机器，铁壳子，绿漆，面板上有六个旋钮，一个VU表。
我看着它，愣了一下。
"这不是广播站的。"
"不是。"她说，"这是当年厂办礼堂用的，我们从一个老职工家里收的。"
"广播站那台呢。"
"没找着。可能当废铁卖了。"
我蹲下去看那台机器。
型号我认识。
1974年，天津产，五十瓦。
我伸手摸了摸面板。
冰的。
技术员过来接线。
"周老师，这机器有点老，音量不稳。"
"没事。"
"您稿子带了吗。"
"带了。"
"几页。"
"两页。"
我把包放在椅子上，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很厚。
技术员看了一眼，没多问。
"您先试试音。"
我把信封放下，走到麦克风前面。
"喂。"
声音从展厅的喇叭里出来，有点闷，但是很清楚。
"喂，喂。"
"周老师，大声一点。"
"全厂职工同志们。"
我说了这六个字。
台下没人。
空椅子一排一排，座签上印着名字。
技术员在台角竖起大拇指。
我站在那儿，忽然有点想笑。
二十年前，我说这六个字的时候，外面有两千四百个人。
现在我说这六个字，下面有两百把空椅子。
但是机器是一样的。
声音出去的时候，那个闷闷的回响，是一样的。
37
九点四十，后台。
韩磊来了。
他今天穿了深色西装，胸前别着胸花。
"周老师。"
"嗯。"
"稿子没改吧。"
"没改。"
"那就好。"他松了一口气，笑了一下，"我就怕您临时改主意。"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包。
"五千。"
"我说了不要。"
"您拿着。"他把红包往我手里塞，"这是劳务费，走的是账，不是我个人给的。"
"您上台讲了话，就得拿钱。"
"这是规矩。"
我把红包推回去。
"韩经理。"
"嗯。"
"你爸今天来吗。"
"来。"
"坐哪儿。"
"第一排，中间。"
我把包拉上。
"他听得懂吗。"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
"医生说，听不懂。"
"语言中枢坏了，听不懂复杂的话。"
"但是听见熟悉的声音，会有反应。"
"什么反应。"
"会转头。"他说，"有一次护士放了一段京剧，他哭了。"
我点点头。
"那正好。"
"什么正好。"
"我今天要念的，"我说，"就是他熟悉的声音。"
韩磊看着我。
他脸上那个笑没了。
"周老师。"
"嗯。"
"我爸当年……"
"韩经理。"我打断他，"你爸当年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了二十年。"
"什么话。"
"你年轻，还能再找。"
他把红包又往前递了递，手停在半空。
"我今天念完，你就知道我这二十年找到什么了。"
十点整，主持人上台。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老同事——"
台下的椅子坐满了。
我站在侧幕后面，能看见第一排。
韩德海坐在轮椅上，穿着深蓝的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朵红花。
他儿子蹲在他旁边，跟他说话。
他的头微微歪着，眼睛看着台上。
我把牛皮纸信封捏在手里。
信封的两边已经被我捏软了。
38
"下面，有请本次'时代讲述'的特邀讲述人——"
主持人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手里的卡片。
"市声音修复工作室负责人，原三厂广播站播音员，周晚晴。"
台下鼓掌。
我从侧幕后面走出来。
台不高，三级台阶。第二级有点松，踩上去晃了一下。
我走到麦克风前面。
麦克风架得有点高，我伸手往下压了压，压到嘴边。
台下两百多把椅子，坐满了。
有领导，有老职工，有穿马甲的记者，有举着手机的年轻人。
第一排中间，韩德海坐在轮椅上，胸前那朵红花歪了。
他儿子蹲在旁边。
第三排靠过道，坐着一个男人，五十上下，头发掉了一半。
我看了两秒才认出来。
宋卫东。
他也看着我。
我们隔着二十排椅子，谁都没动。
我把眼睛移开了。
我看着台下。
然后我开口。
"全厂职工同志们。"
六个字。
台下静了。
不是那种礼貌的安静，是那种所有人都停住了的安静。
第一排中间，韩德海的头动了。
他慢慢地，很慢地，把头转向台上。
他儿子的手扶在他肩上。
"这句话，"我说，"我二十年没说了。"
"1996年11月7号上午十点，我说过同样的话。"
"那天，全厂有十七个大喇叭。锅炉房顶上两个，后纺车间四个，食堂门口一个，家属区三个。"
"我说话的时候，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外面绕回来。"
"今天只有一个喇叭。"
我停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够用。"
39
我低头看稿子。
第一段我念得很顺。
"1996年，是我厂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
"那一年，我们经历了建厂四十年来最深刻的一次结构调整。"
第二段，讲指标，讲"优化资本结构"。
第三段，讲"广大职工的理解与支持"。
念到第四段。
"三百一十二名职工响应号召，主动申请离岗，为企业减轻负担……"
我停下来。
台下有人抬起头。
我把稿子翻过去，扣在讲台上。
"这一句，我念不下去。"
有人动了一下。
"昨天我在这台上试音，念到'自愿离岗'四个字。"
"念了五遍。"
"一遍都没念完。"
"我干了二十年声音修复，第一次有字念不出来。"
我看着台下。
"后来我想明白了。"
"不是我念不出来。"
"是这句话，本来就不是我说的。"
台下很静。
我把牛皮纸信封拿起来，撕开封口。
"我今天带了两样东西。"
我从里面抽出一张纸，展开。
纸是油印的，发黄，边缘有一道折痕，快断了。
我把它举起来。
"大家看不见，太远了。"
"我念。"
"这是1996年11月7号早上八点四十，厂长韩德海交给我的第一份名单。"
"油印的，三百一十二个人。"
"昨天下午他还给了我一份。"
"两份只差一个名字。"
40
"名单按车间分。后纺车间，六十七人。"
"我从第一个念起。"
"马长顺。李秀云。张建国。王凤兰。赵德海。孙秀英。"
"第七个。"
我停了一下。
"刘桂芬。后纺车间，挡车工，1971年进厂。"
"这一行上，有人用铅笔画了一道横线，横跨整个名字。"
"横线底下，用铅笔写了三个字。"
"周晚晴。"
台下有人吸了一口气。
"纸的右下角，还有一行字，铅笔写的，字很挤。"
"我念原话。"
"刘桂芬病退已办，此处换周晚晴，年轻可再就业。"
我把纸放下。
"这行字是韩德海写的。"
"他今天在台下，第一排。"
我看向第一排。
韩德海坐在轮椅上，头歪着，眼睛睁着。
他没有反应。
"他听不见。"我说，"2013年5月中风，语言中枢坏了。"
"他听不懂复杂的话。"
"但是我还是念了。"
"因为他听不见，你们听得见。"
台下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声音。
"那天早上，八点半，韩小燕接到一个电话，让她九点到厂办，别走正门。"
"九点四十，我拿到第二份名单。"
"第七个名字，印的是我。"
"我去问他。"
"他说：你年轻，还能再找。"
"刘桂芬五十了，她男人瘫在床上，出去了没人要。"
"他还说了两句话。"
"他说：你爸还在动力车间。"
"他说：你妈的药费，厂里一个月报四十。"
"然后我就不问了。"
"十点整，我坐在广播室里，把开关推上去。"
"我念了三百一十二个名字。"
"一个都没念错。"
我停了三秒。
"包括我自己的。"
41
我把另一张纸拿出来。
是厂里给我的稿子，A4，两页。
"这是今天厂里给我的稿子。"
"第四段，名单节选，一共十个人。"
"第七个是我。"
"我名字后面，有一个括号。"
"括号里四个字。"
我看着台下。
"自愿离岗。"
"这四个字，二十年来我第一次看见。"
"不是在档案里。"
"是刻在墙上。"
"刻在第三展厅那面木头上，刻在我的名字底下。"
"刻得比我名字本身还深。"
我把两张纸并在一起，放在讲台上。
"昨天夜里，我听了一盘带子。"
"是1996年11月6号下午，我在广播站试音录的。"
"我念到'刘桂芬'三个字的时候，停了半秒。"
"那半秒，我听了七遍才听出来。"
"带子里有我的呼吸。"
"我那半秒的呼吸，比平时快。"
"那半秒里，我就知道了。"
"我知道名单被改了。"
"我知道下一个是我。"
"我知道我要念自己的名字。"
"我还是往下念了。"
我抬起头。
"所以今天，我不告谁。"
"我不要求处理谁，不要求赔钱，也不要求谁道歉。"
"我只要求一件事。"
我把两份纸并齐，往讲台中间推了推。
"以上是同一份文件的两个版本。"
"请馆里都收下。"
"另外——"
我看着第一排。
"那面墙上，我名字底下那四个字。"
"不用改成'除名'。"
"什么都别写。"
"因为那三百一十二个人，没有一个人需要被解释。"
42
我说完，台下没有声音。
十秒。
我数了，大概十秒。
然后第七排有人鼓掌。
一个人。
掌声很孤，拍得很慢。
然后是十几个。
然后第一排左边，一个老太太站起来了。
她七十多岁，穿一件灰外套，头发全白，站的时候扶了一下前面的椅背。
"我叫王凤兰。"
她的声音不大，但是稳。
"我在名单第四行。"
"我当年也不是自愿的。"
台下动了。
第二个人站起来，男的，六十多岁，穿夹克。
"我叫张建国。"
"第六行。"
第三个人站起来。
第四个人。
有人开始哭。
有人在喊什么，听不清。
第一排中间，韩德海的头一直在动，嘴张着，喉咙里"啊啊"地响。
他儿子蹲在旁边，一只手扶着他的肩，一只手按着他的胸口。
侧幕那边，摄像师把机器转过来，对着台下。
后排有两个人在打电话，一个捂着嘴，一个背过身。
姓李的站在台角，手里的册子掉在地上，没捡。
我站在麦克风前面。
台下有两百多个人在说话，声音混在一起，像水。
我想起1996年11月7号。
那天念完之后，也是这样的声音。
只不过那天，我念完了就走了。
今天我站着没动。
43
我从台上下来，走侧幕的通道。
通道很窄，两边堆着折叠椅。
韩磊站在通道口。
他西装外套脱了，搭在手臂上，衬衫后背有一片汗。
"周老师。"
"嗯。"
"我想跟您说一句话。"
"你说。"
"我爸刚才转头了。"
我停下。
"听见'全厂职工同志们'那一句的时候，他转头了。"
"二十年了，他第一次转头。"
他低下头，又抬起来。
"医生说这叫听觉记忆。"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只知道，他今天眼睛是亮的。"
我看着他。
"韩经理。"
"嗯。"
"你爸当年也不容易。"
"这句话是你说的。"
"我今天信了。"
他愣了一下。
"信了，也不原谅。"
我说完就走了。
走到展厅门口，韩小燕在那儿等我。
她手里还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刚才那袋木耳。
"周姐。"
"嗯。"
"你念得真好。"
"谢谢。"
"我叔哭了。"
"他听懂了？"
"不知道。"她说，"他就是哭了。"
"护士说，他一直在念两个字。"
"哪两个字。"
"听不清。"她说，"就是两个音，一直重复。"
她把塑料袋递过来。
"木耳你拿着。"
"上次你也没要。"
"这次不一样。"我说，"这次我给钱。"
我从包里掏钱。
她按住我的手。
"周姐。"
"嗯。"
"我今天站在门口，一直在想一件事。"
"什么。"
"1997年3月，我第一天进广播站，你教了我三个字。"
"锭子。粗纱。停机。"
"我第二天还是念错了。"
"你没骂我。"
我看着她。
"我那天在门口站着，"她说，"我听见你念完了。"
"你一个字都没错。"
"我就在想，我怎么这么笨。"
她把我的手松开。
"周姐，我念了两年。"
"后来我也没念错过。"
她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她回头。
"周姐。"
"嗯。"
"那两个字，我猜是'名单'。"
我走出展厅，穿过主展馆，走到厂门口。
宋卫东在门口等我。
他五十了，头发掉了一半，肚子起来了，穿一件深灰夹克。
"晚晴。"
"卫东。"
"我在第三排。"
"我看见你了。"
他站了一会儿。
"那年……"
"不用。"我说。
他点点头。
"你念得挺好。"
"谢谢。"
他转身要走，走了几步又回头。
"我妈去年走的。"
"走之前跟我说了一件事。"
"她说她后悔。"
"她说她不该去你家。"
我站在那儿。
"卫东。"
"嗯。"
"你回去，跟她说一声。"
"说什么。"
"说我听见了。"
他愣了一下。
然后他明白了。
他点了点头，走了。
我站在厂门口。
外面是十月的太阳。
我忽然发现，我的手一直在抖。
从上台抖到现在。
44
那天下午三点，我从馆里出来。
太阳很白，照在水泥地上有点晃眼。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想拦一辆车。
手机在包里一直响。
我拿出来看，微信未读九十几条。
有一个是姓李的发的："周老师，对不起。"
下面是一条链接。
我点开。
是一个本地公众号，标题是《三厂厂庆现场：原播音员当场念出二十年前被改的名单》。
发布时间：下午一点四十。
阅读量：两万三。
我往下划。
视频是竖屏的，从第七排拍的，画面有点抖。
拍到了我举着那张纸。
画质很差，看不清纸上的字。
但是声音很清楚。
"刘桂芬病退已办，此处换周晚晴，年轻可再就业。"
然后是"自愿离岗"那一段。
然后是那十秒的静。
评论区有两百多条。
第一条：这个阿姨好勇敢。
第二条：我们厂当年也这样。
第三条：作秀吧，二十年了才说。
第四条：楼上你有没有良心。
第五条：求完整视频。
我关掉页面。
又来了三条微信。
一条是老同事，问"晚晴你没事吧"。
一条是陌生号，说"周老师，我是《××晚报》记者，能采访您吗"。
一条是修带子的客户，问"我的录像带修好没有"。
我回了最后那条："明天给您。"
然后我把手机关了。
回到工作室，我把那张名单摊在桌上。
油印的纸，发黄，边上那道折痕又裂了一点。
我找了一张宣纸，把它夹在中间，压上一本字典。
压好了，我坐在椅子上。
我发现我一整天没吃东西。
我不饿。
我只是手一直抖。
45
晚上七点半，有人敲门。
王凤兰和张建国来了。
王凤兰七十二，退休前是后纺车间的班组长。张建国六十四，前纺的。
他们进来，站在门口，有点拘束。
"周师傅。"王凤兰说，"我们俩商量了一下，来看看你。"
"坐。"
我给他们倒水。
工作室很小，一张工作台，两把椅子，一台开盘机。
王凤兰坐下，把手放在膝盖上。
"周师傅，我今天站起来说话，是没经过脑子的。"
"说完我就后悔了。"
"怎么后悔。"
"我怕给你添麻烦。"她说，"也怕给我儿子添麻烦。"
张建国笑了一下。
"她说完就坐下了，腿一直抖。"
"你也抖。"
"我抖什么。"
"你手抖。"王凤兰说，"你端水杯的时候，水都晃出来了。"
张建国不说话了。
我给他们续了水。
"王姨。"
"嗯。"
"你那年也不是自愿的？"
她抬起头。
"不是。"
"我签的时候，人家说，签了给安置费，不签一分没有。"
"我说我干了二十六年，你让我签这个，我怎么签。"
"人家说，你不签，明天就没你的岗。"
"我就签了。"
她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看了看。
"我签完，回家洗手，洗了半个小时。"
"我老头子问我洗什么。"
"我说手上脏。"
张建国在旁边说："我签完，回家喝了半瓶酒。"
"我老婆把瓶子夺了，说我发疯。"
"我说我签了个字。"
"她问签什么字。"
"我说我也不知道。"
屋里静了一会儿。
"周师傅。"王凤兰说。
"嗯。"
"你明天还去馆里吗。"
"去。"
"那我们跟你一起去。"
我看着她。
"王姨，你们不用。"
"我们不用。"她说，"我们知道我们不用。"
"但是我们去了，就不止你一个人。"
第五部分 回响
46
那天晚上十点半，我回了趟家。
院子的门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堂屋的灯亮着。
我爸坐在桌边，桌上摆着两盖帘饺子，生的，还没下锅。
"回来了。"
"回来了。"
"吃了吗。"
"没有。"
他站起来，往厨房走。
"我下。"
我妈从里屋出来，看见我，站住了。
"念完了？"
"念完了。"
"他们没为难你吧。"
"没有。"
她走过来，拉着我的手，看了一遍。
"瘦了。"
"没瘦。"
"瘦了。"
我爸在厨房喊："水开了。"
饺子下锅，锅盖响。
我坐在桌边，看着那两盖帘饺子。
七十来个，包得很整齐，边上捏得紧。
我妈包饺子一直这样，捏三道褶。
"妈。"
"嗯。"
"你包这么多干什么。"
"你爸让包的。"她说，"他说你念完了要回来吃。"
"他下午三点就开始包了。"
"包了三个小时。"
我爸端着盆出来，往桌上放。
"吃。"
我们三个人坐下。
他给我夹了六个。
"多吃点。"
我吃了一个。
韭菜鸡蛋的。
我爸吃了一个，把筷子放下。
"晚晴。"
"嗯。"
"念的哪份。"
我抬起头。
"两份。"
他把筷子拿起来，又放下。
"两份都念了？"
"都念了。"
"念的什么。"
"第一份，第七个是刘桂芬。"
"第二份，第七个是我。"
我爸没说话。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汤。
我妈在旁边问："那他们说什么了。"
"没人说话。"
"一个人都没有？"
"有十秒没人说话。"
"后来呢。"
"后来有人站起来了。"
"站了几个。"
"我没数。"
我妈低下头，把一个饺子夹成两半。
我爸忽然说了一句。
"我明天去厂里看看。"
"看什么。"
"看那面墙。"
"墙还没改。"
"我等着。"
他把碗里的汤喝完。
"晚晴。"
"嗯。"
"你念的时候，声音抖了吗。"
我想了一下。
"第一句抖了。"
"后面没抖。"
我爸点点头。
"那就行。"
他站起来，去厨房端了一碗汤出来，放在我面前。
"喝完再走。"
我喝完了。
那天晚上我骑车回去，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骑到半路，停下来。
我忽然想起来，我忘了问他一件事。
我想问他，1996年11月7号那天早上，他在车间听见我念名单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但是我不用问了。
他今天包了三个小时的饺子。
那三个小时，就是他的回答。
47
第二天上午九点，市里来了人。
两个人，一个四十来岁，一个三十来岁，穿便装，带着工作证。
在记忆馆二楼会议室。
姓李的来叫我。
"周老师，他们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好。"
会议室里有一张长桌，桌上放着两瓶矿泉水。
年纪大的那个先开口。
"周女士，我姓陈，市国资委的。"
"这位是审计组的同志。"
"我们想请您把事情经过说一下。"
"从1996年说起。"
我说了。
从11月6号下午拿到第一份名单，说到11月7号上午十点念完，说到12月调去车间，说到1999年买断。
说了四十分钟。
他们没打断我。
我说完，年纪大的那个把笔记本合上。
"周女士，我们有几个问题。"
"您说。"
"第一，您手里的那份名单原件，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我把《播出日志》拿出来，放在桌上。
"这是我的工作记录。"
"广播站的规矩，稿件进来要登记，播出要登记。"
"每一天我都记。"
我翻到11月7日。
"这一页，我记了稿件编号：96-311。"
"下面这一栏是'附件'，我写的是'名单一份'。"
"名单就夹在这一页里。"
"我保存了二十年。"
他翻着日志，翻得很慢。
从1月翻到12月。
"您记得很细。"
"我师父教我的第一件事。"我说，"她说日志比稿子重要。"
"稿子念完就没用了，日志一直在。"
他把本子合上。
"第二个问题。"
"您昨天在台上，为什么自曝那半秒的停顿。"
"那盘带子，对我们不利。"他停了一下，换了个说法，"对您不利。"
"我知道。"
"那您为什么说。"
我想了一会儿。
"因为如果我不说，我就是一个被改掉名字的人。"
"我说了，我还是一个被改掉名字的人。"
"但我是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他点点头。
"第三个问题。"
"周女士，您想要什么结果。"
"我昨天在台上说了。"
"您再说一遍。"
"那四个字。"我说，"什么都别写。"
"不用改成'除名'，不用写'被迫',不用写'冤'。"
"就什么都别写。"
他看着我。
"就这样？"
"就这样。"
"您不考虑经济补偿？"
"我不考虑。"
"为什么。"
"因为钱一给，这事就变成买卖了。"
"他们赔我二十万，那面墙还在。"
"那三百一十二个名字，底下还写着自愿。"
"我不要钱。"
"我要那面墙干净。"
48
10月18号，工作室门口来了两拨记者。
第一拨是上午十点，两个人，一个举着话筒，一个扛着机器。
"周女士，我们是市台的，能占用您十分钟吗。"
"不能。"
"就说两句。"
"我说完了。"
我把门关上了。
第二拨是下午，一个人，二十多岁，背个双肩包。
他没敲门，站在巷子对面，一直站着。
站到天黑才走。
10月19号，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个账号。
名字叫"三厂周姐"。
头像是我在台上的照片，从第七排拍的，很模糊。
粉丝八万三。
我点进去。
第一条视频：我在台上举着那张纸。
配了音乐，钢琴，很轻。
字幕一行一行往上走。
"她被下岗20年"
"今天终于发声"
"现场300人起立"
评论三万条。
第一条：看哭了。
第二条：这才是真正的勇敢。
第三条：我奶奶也是这样。
第四条：求阿姨开个账号。
我从头划到尾。
划到最后，我发现一件事。
视频里的我，说话比我本人慢。
他们把我的声音调过。
我的停顿被拉长了，我的呼吸被放大了。
那个在台上说话的人，比我更动人。
我关掉页面。
我给平台打了投诉电话。
客服问我："您是这个账号的本人吗。"
"不是。"
"那您需要提供身份证明，证明您是视频中的人。"
"我有身份证。"
"还需要您本人手持身份证的照片。"
"好。"
我拍了，发了。
三天后，账号被封了。
封之前，粉丝十一万。
封那天晚上，我在工作室坐到半夜。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1996年11月7号，我念了三百一十二个名字。
那年没有人拍我。
没有音乐，没有字幕，没有人起立。
只有十七个大喇叭，和两千四百个人在听。
那天我是真的。
今天我是被剪出来的。
49
10月20号晚上，韩磊来了。
他没打电话，直接来的。
站在工作室门口，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周老师。"
"进来。"
他没坐。
"我给您看一样东西。"
他把档案袋打开，抽出一张表。
《职工下岗分流自愿申请表》。
表头是厂里的红字，格式是1996年那一版。
姓名：周晚晴。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73年5月。
原岗位：广播站，播音员。
最下面一栏，"本人签字"。
三个字：周晚晴。
我看着那三个字。
写得很像。
起笔收笔连笔，没有一处不像。
只有一处不一样。
我写"晴"字，最后一横会往上挑一点。
这个签名是平的。
"这不是我签的。"
"我知道。"韩磊说。
"谁签的。"
"我爸。"
他把手插在裤兜里。
"1996年11月8号，他让我妈照着你的字练了半天。"
"练完，签在这张表上。"
"这张表，后来进了档案。"
"有了这张表，你的下岗就是'自愿'。"
"有了这张表，厂里就不用上报'除名'。"
我抬起头。
"除名要上报？"
"要。"
"要什么。"
"要理由。"他说，"要开职代会，要写情况说明，要送市里备案。"
"自愿不用。"
"自愿只要一张表。"
他站在那儿，声音很平。
"周老师，我干这行十一年了。"
"我见过很多种改法。"
"最省事的一种，就是让当事人自己签字。"
"哪怕那个字不是他签的。"
我把那张表放回档案袋。
"你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因为审计组昨天找我了。"
"我要是藏着，就是我的事。"
"我拿出来，是我爸的事。"
他停了一下。
"他反正也没几天了。"
我看着他。
"韩经理。"
"嗯。"
"你爸当年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他说了实话。"韩磊说，"他说你年轻，还能再找。"
"那是实话。"
"在他那儿，那是实话。"
他把档案袋推到我面前。
"这个我留一份复印件，原件给您。"
"您要交给谁，随您。"
他走到门口，回头。
"周老师。"
"嗯。"
"我爸那个人，一辈子没觉得自己错过。"
"他年年过节给我妈买花。"
"他退休那天，在厂门口站了一个小时。"
"他把厂子当成他的。"
"所以他觉得，把谁挪出去都是应该的。"
"只要厂子活着。"
门关上了。
我坐在桌前，看着那个档案袋。
50
10月28号，韩德海死了。
我是从韩小燕那儿听说的。
她给我打电话，声音很平。
"周姐，我叔走了。"
"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五点二十。"
"多大岁数。"
"七十五。"
"什么病。"
"还是那个。"她说，"最后是肺部感染。"
我说："我去。"
她说："你去干什么。"
"我去看看。"
葬礼在11月1号，殡仪馆三号厅。
我去得早，站在最后一排。
来的人不多，三十几个。大部分是厂里的老人。
灵堂上挂着遗像，九十年代拍的，穿中山装，头发还是黑的。
挽联是厂里送的，白底黑字。
韩磊站在门口迎客，穿黑西装，眼睛是肿的。
他看见我，点了一下头。
我也点了一下。
仪式二十分钟。
主持人念生平，念到"为我厂改革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时候，前排有人咳了一声。
我站在最后一排，看着那张照片。
我想跟他说话。
我想问他：您当年说"出去了没人要"，您是怎么知道的。
这句话我准备了二十年。
1996年11月7号下午，我在人事科门口想过一遍。
1999年签买断的时候想过一遍。
2013年在医院走廊上，我站在他轮椅前面，说了一半。
现在他躺在那儿。
我一句话都问不出来了。
仪式结束，人往外走。
我走到门口，韩磊追出来。
"周老师。"
我停下。
"我爸临走前，护士说他一直在念两个字。"
"我妈守着的，她说听不清。"
"我昨天晚上守夜，听清了。"
"是什么。"
他看着我。
"'对不起'。"
他停了一下。
"也可能是'名单'。"
"两个音，很像。"
我站在殡仪馆的台阶上。
风很大，把门口的花圈吹得晃。
"韩经理。"
"嗯。"
"你爸最后那几天，清醒吗。"
"不清楚。"他说，"时好时坏。"
"有一天他指着窗户，说了两个字。"
"什么。"
"'广播'。"
风把门口的花圈吹得偏了一点。
"周老师。"
"嗯。"
"我不指望您原谅他。"
"我也不原谅他。"他说，"他是我爸，但他把我们家的事，做成了别人的事。"
他把手插进兜里。
"我做了十一年记忆馆，一直在想一件事。"
"什么东西该被记住。"
"现在我知道了。"
"该记住的不是'我们多不容易'。"
"是'我们让别人多不容易'。"
51
11月10号，记忆馆闭馆整改。
通知贴在门口，白纸黑字，盖着两个章。
我上午去的。
厂区门口没人，门禁的灯是红的。
姓李的出来接我。
"周老师。"
"整改什么。"
"展陈内容复核。"
"复核哪部分。"
"第三展厅。"
我们从主展馆穿过去。
第一展厅、第二展厅，灯都关了。
投影打在地上的白字也没了。
第三展厅门口拉着一条黄带子。
里面很暗。
那面墙用白布盖着，从上到下，一整块。
白布底下能看出木头的轮廓。
三百一十二个名字，在白布底下。
"要改成什么。"我问。
"还没定。"她说，"有人说全撤，重新做。"
"有人说保留名字，把后面那行字去掉。"
"还有人说要加一块说明牌，讲清楚当年的情况。"
我站在白布前面。
"小李。"
"嗯。"
"我能不能提一个建议。"
"您说。"
"那面墙不要撤。"
"名字留着。"
"名字底下什么都不要写。"
"就写进厂年份。"
她愣了一下。
"就这样？"
"就这样。"
"我进厂那年，厂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牌子。"
"铝的，巴掌大，上面刻着名字和年份。"
"上班挂在机器上，下班带走。"
"我那块还在。"
"上面写着：周晚晴，1994。"
"那就够了。"
她低头记在本子上。
"周老师。"
"嗯。"
"我能问一句吗。"
"你问。"
"您为什么不恨。"
我看着那块白布。
"我恨过。"
"恨谁。"
"恨了很多年。"
"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恨的那个人，我记不清他长什么样了。"
"我记得的是那张纸。"
"那道铅笔横线。"
"那行字。"
"我恨的是一行字。"
"不是一个人。"
她把本子合上了，抱在胸前。
"一行字好办。"我说，"擦了就没了。"
"一个人不好办。"
52
11月14号，一个姑娘来找我。
二十三四岁，穿一件米色羽绒服，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请问是周老师吗。"
"我是。"
"我是王凤兰的外孙女。"
我让她进来。
她坐下，把塑料袋放在膝盖上。
"我外婆让我来问您一件事。"
"你说。"
"她说，她那天站起来，是不是给您添麻烦了。"
"没有。"
"她说她回家以后一直想，想了两天。"
"想什么。"
"想她是不是不该站起来。"
姑娘低下头。
"她说她一辈子没在人多的地方说过话。"
"她在车间干了二十六年，开会的时候坐在最后一排。"
"她说她那天站起来，腿抖得站不住。"
"她说完那句话，坐下，手一直在抖。"
"她回家哭了。"
"哭什么。"我问。
姑娘抬起头。
"她说她不知道。"
"她说她哭了一晚上，也不知道为什么哭。"
"第二天早上她跟我说，她这辈子第一次觉得，那个字不是她签的。"
屋里静了一会儿。
姑娘把塑料袋打开。
里面是一块铝牌。
巴掌大，边角磨圆了，上面刻着两行字。
"王凤兰，1970"。
"我外婆说，这个给您。"
"她说您台上说，您那块还在。"
"她说她这块也在。"
"她说让您看看，都是这样的。"
我把铝牌接过来。
铝牌很轻。
背面有两道划痕，是挂在机器上磨出来的。
我站起来，去抽屉里翻。
翻了三个抽屉，在最底下那个找到了我的。
"周晚晴，1994"。
两块牌放在一起。
一块是1970，一块是1994。
一块是我的，一块是王凤兰的。
字都很小，都磨圆了。
"周老师。"
"嗯。"
"我外婆还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她那天站起来，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她自己。"
"她说她等了二十年，就等一个人先站起来。"
53
11月18号，姓李的打电话。
"周老师，墙改好了。"
"改成什么样。"
"名字都留着。"
"底下那行字去掉了。"
"加了进厂年份。"
"另外……"
"另外什么。"
"加了一块说明牌。"
"写的什么。"
"我念给您听。"
电话那头有翻纸的声音。
"1996年，我厂实施下岗分流，共三百一十二名职工离厂。"
"名单据当年档案整理。"
"如有出入，欢迎指正。"
她念完，等我说话。
我没说。
"周老师？"
"我在。"
"您觉得行吗。"
"行。"
"真的行？"
"真的行。"
"那……"
"小李。"
"嗯。"
"那块牌子，是你们自己想的？"
"不是。"她说，"是韩经理提的。"
"他怎么说。"
"他说，不要写'自愿'，也不要写'被迫'。"
"就写'离厂'。"
"他说，离厂是一个事实。"
"自愿和被迫，是评价。"
"馆里不该做评价。"
我握着电话。
"他还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他做这个馆，做了十一年，一直在替人说话。"
"他说他不想再替人说话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桌前。
外面在下雨。
雨点打在窗户上，一道一道往下淌。
我把那两块铝牌拿出来，放在桌上。
一块1970，一块1994。
我看着它们。
我忽然发现，我从来没有恨过王凤兰。
我恨的是那个让王凤兰在最后一排坐了二十六年、连站起来都要想两天的东西。
那个东西没有名字。
它不在那面墙上。
它在别的地方。
54
11月20号，记忆馆重开。
我在门口买了票。
二十块。
售票的姑娘看了我一眼，没认出来。
"一个人？"
"一个人。"
"里面不让吃东西。"
"好。"
我进去的时候，前面排着四十多个人。
有带着孩子的，有推着轮椅的，有拿着手机直播的。
主展馆的天窗开着，光从上面下来，照在地面那些方形的印子上。
我走得很慢。
第一展厅，第二展厅。
到第三展厅门口，我停了一下。
然后进去了。
墙还在。
白布撤了。
灯打得很亮。
三百一十二个名字，刻在深棕色的木头上。
我走过去。
第七行。
周晚晴。
下面一行小字：1994。
没有了。
那四个字没有了。
我站在那儿，伸手摸了一下。
木头是凉的。
刻痕还在，只是浅了。
浅到要用指甲刮一下，才能感觉到。
旁边有个老太太在找名字。
她七十来岁，穿一件暗红的棉袄，戴老花镜，弯着腰一行一行看。
"姑娘。"她抬头，"你帮我看看，李秀云在哪儿。"
"第四行。"
"第四行……"
她顺着看下去。
"哎，找着了。"
她伸出手，摸了摸那三个字。
"这是我。"
她笑了。
笑得很轻，像怕吵着谁。
"我二十多年没看见自己名字了。"她说，"除了身份证上。"
我往旁边退了半步，让她看清楚。
"我那年走的时候，是哭着走的。"
"我男人在门口等我，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再来这个厂了。"
她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
"今天我孙女非要带我来。"
"说这儿改成馆了，能看。"
"我说有什么好看的。"
"她说，墙上刻着你的名字。"
她重新戴上眼镜，又看了一眼。
"还真刻着。"
"就是字小了点。"
我笑了一下。
"小点好。"她说，"小点不显眼。"
她转身走了。
走了两步，回头。
"姑娘，你也找名字？"
"找了。"
"找着了？"
"找着了。"
"那就好。"
她走了。
我站在墙前面。
身后有人进来，有人出去。
有人在拍照，有人在低声说话，有小孩在跑，被他妈妈拉住。
我站了很久。
久到灯换了一次。
55
我出展厅的时候，姓李的追上来。
"周老师。"
"嗯。"
"我看见您了，没敢打扰。"
"没事。"
我们一起往外走。
走到主展馆中间，她停下来。
"周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你问。"
"我以后讲这段，该怎么讲。"
我看着她。
二十五六岁，白衬衫，工牌斜着挂在胸前。
"你现在怎么讲。"
"我现在讲'响应号召'。"她说，"讲'为企业减轻负担'。"
"讲完我自己都觉得假。"
"但是我不知道该讲什么。"
我想了一会儿。
"你别讲'奉献'。"
"那讲什么。"
"你讲数字。"
"什么数字。"
"三百一十二个人。"
"平均年龄三十九岁。"
"后纺车间六十七个，前纺五十个，动力四十一个，机修二十三个，行政十九个。"
"女工二百一十四个。"
"最多的一个车间，一天走了六十七个人。"
"你讲完这些数字，停三秒。"
"为什么停三秒。"
"因为听的人需要三秒，才能把这些数字变成人。"
她低头记在本子上。
"还有一件事。"
"您说。"
"那面墙上，第一个名字是谁。"
"马长顺。"
"你从他讲起。"
"讲什么。"
"讲他进厂那年多大。"
"十九。"
"讲他离厂那年多大。"
"四十九。"
"讲他走的时候，带走了一块铝牌。"
"牌子上刻着名字和年份。"
"讲完了，你就不用讲了。"
她抬起头。
"就这样？"
"就这样。"
"不用讲意义？"
"不用。"
"意义他们自己会想。"
她合上本子。
"周老师。"
"嗯。"
"您恨这个厂吗。"
我看着主展馆的天窗。
"不恨。"
"为什么。"
"因为这个厂教会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一个人的名字，可以被写上去，也可以被划掉。"
"但是只要有人念过，它就还在。"
"我念了三百一十二个名字。"
"念了二十三分钟。"
"那二十三分钟，他们都在。"
"一个都没少。"
56
11月底，我妈来了。
她一个人来的，坐公交，倒了两趟，手里拎着一个布包。
她说她来看看我。
她在我工作室坐了一个小时，看墙上的工具，看我桌上的带子。
她没问厂里的事。
走的时候，她把布包放下。
"这个给你。"
我打开。
是那件毛衣。
灰蓝色的，两只袖子都织完了。
线头剪得很齐。
"你织完了。"
"织完了。"她说。
"什么时候织完的。"
"上个月。"
"上个月？"
"我织了二十年。"她说，"每年冬天织一点。"
"织完了拆，拆了织。"
"今年织完了，我没拆。"
我把毛衣拿起来。
毛线有点旧，颜色比记忆里浅。
"妈。"
"嗯。"
"这个我穿不了。"
"我知道。"
"我四十三了。"
"我知道。"
"那你还织。"
她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
"我织的时候不想别的。"
"我一织，就觉得你还在家。"
"就坐在那张桌子边写作业。"
我把毛衣套在身上。
袖子有点短。
"短了。"她说。
"嗯。"
"你长个子了。"
"妈，我二十三就不长个儿了。"
"那就是我织错了。"
我们两个都笑了一下。
笑完她把布包叠好，塞进自己的挎包里。
"我走了。"
"我送你。"
"不用。"
"我送你到车站。"
公交站离工作室六百米。
我们走过去，一路上没说几句话。
车来了。
她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
车开动的时候，她隔着玻璃跟我摆手。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她。
毛衣我穿在身上。
袖子短了一截，手腕露在外面。
十二月的风从袖口灌进去。
是凉的。
那天晚上我回到工作室，把毛衣脱下来，叠好，放进抽屉最底下。
放进去之前，我闻了一下。
有樟脑丸的味道。
还有一点油烟味。
那是我们家的味道。
57
十二月初，我把1996年那一箱带子全搬出来了。
四十三盘。
工作台上摆不下，我铺了一张塑料布在地上，一盘一盘排开。
标签都是我的字，蓝黑墨水，有的已经淡了。
"96.3.2 全厂大会"
"96.6.18 安全生产月"
"96.9.10 教师节慰问"
"96.11.5 早间通知"
"96.11.6 生产调度会"
我把11月的挑出来，一共八盘。
前一夜我摸黑翻箱，手伸进去摸到第一盘就拿了，没往底下看。
现在摊在灯底下，我才看见，11月7号的带子有两盘。
一盘标签写"96.11.7 上午十时"，那是前一天下午的试念，我提前写好了标签，忘了改。
一盘标签写"96.11.7 上午十时（二）"。
我把这盘拿起来。
标签是我写的，笔画很紧。
那天早上换完名单，我重新写了标签。
第一张没扔，我在上面加了个"（一）"，塞到箱子底下。
所以这一箱里，有两盘11月7日的带子。
一盘是11月6日下午的试念。
一盘是11月7日上午的播出。
播出的那盘，我二十年没动过。
我把它放在桌上，对着灯看。
塑料外壳裂了一道，用透明胶粘过。
带芯的颜色发暗，边缘有一圈灰白色的东西。
霉。
我把外壳拆开。
带子一拉出来，我就知道麻烦了。
带基是软的，比正常的手感软。
这是受潮。
1996年那批带子，厂里存在仓库一楼。一楼是水泥地，南方梅雨天，墙上能渗出水。
存了七年，2003年又在我家床底下放了十三年。
我把它小心地卷回去，装进一个密封袋。
第二天我去了趟市里的档案用品店。
买了一个恒温箱，二手的，八百块。
回来把温度调到四十度。
把带子放进去。
烘八个小时。
58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把带子取出来。
带基硬了一点。
我用手指轻轻掰了一下，有韧性了。
接下来是清霉。
我在工作台上铺了三层宣纸，把带子一米一米地展开。
霉斑是灰白色的，一小块一小块，像霜。
不能来回擦。
来回擦，磁粉就掉了。
我用一块软布，蘸无水乙醇，一个方向，轻轻过一遍。
一段，一段。
一米大概要擦两分钟。
一盘带子，九百米。
我擦了三天。
第一天擦到晚上十一点，眼睛疼。第二天擦了六个小时。第三天擦完，我的右手食指侧面磨破了一层皮。
擦完，我把带子放在灯下看。
霉没了。
但是带子上有两处断口。
第一处在开头十七米的地方，断得很齐，像是被剪过。
第二处在中间，断口毛糙。
我找出接带胶带，把两个断头斜着切，切四十五度，对上，贴。
贴完用手压三十秒。
压完，我用两个导轮试了一下。
能过。
第三处问题最麻烦。
有一小段，磁粉掉了。
大概两厘米。
那两厘米上的声音，没有了。
永远没有了。
我坐在那儿看了一会儿。
修复不是还原。
修复是把还能听的，留下来。
那两厘米里是什么？
我算了一下位置。
按时间推算，那是名单的开头。
大概是"后纺车间"四个字里面的"后"。
或者更早一点，是"现在播送"的"现"。
我不知道。
我永远不会知道。
59
12月6号晚上，我把带子装回去。
装上导轮，穿上，压紧。
接上开盘机，接上功放，接上一个旧音箱。
我把灯关了。
按下播放。
机器转起来。
先是一阵沙沙声。
很长。
大概五秒。
然后是"咔"的一声，一个小爆音。
接着，是一个女声。
"全厂职工同志们，现在播送一个重要通知。"
我坐在黑暗里。
"根据厂务会研究决定，现将部分职工下岗分流的安排通知如下。"
"后纺车间，六十七人。"
"马长顺。"
"李秀云。"
"张建国。"
"王凤兰。"
"赵德海。"
"孙秀英。"
"周晚晴。"
我听见了。
那三个字，从我二十三岁的嗓子里出来。
很清楚。
没有抖，没有停。
念完，她接着往下念。
"前纺车间，五十人。"
"刘长河。"
"陈玉梅。"
我坐在那儿，一直听完。
三百一十二个名字。
二十三分钟。
二十三分钟里，我没有按暂停。
听完最后一个，机器还在转。
沙沙声。
过了大概十秒，有一声轻响，是开关被推上去的声音。
然后是四秒的空白。
那四秒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点点电流的底噪。
我忽然明白了。
那四秒，是空的。
不是呼吸。
那四秒里，我把话筒推上去了，电源还没关。
话筒已经不通电了。
我那时候以为，全厂两千四百个人听见了我的呼吸。
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听见。
那四秒，只有我一个人在。
我把机器关了。
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然后我笑了一下。
笑了很久。
60
12月8号，我给姓李的打电话。
"小李。"
"周老师。"
"我有一盘带子，想捐给馆里。"
"什么带子。"
"1996年11月7号上午十点的播出录音。"
"完整的。"
"三百一十二个名字。"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过了很久。
"周老师，您确定？"
"确定。"
"这是您的东西。"
"这不是我的东西。"我说，"这是那三百一十二个人的。"
"我只是把它念了一遍。"
电话那头有翻纸的声音。
"我需要跟领导报一下。"
"你报。"
"周老师。"
"嗯。"
"您要不要署名字。"
"署。"
"署什么。"
我想了一下。
"播音员：周晚晴。"
"就这样？"
"就这样。"
"不写'原三厂广播站'？"
"不用。"
"为什么。"
"因为1996年11月7号那天，我就是播音员。"
"不是'原'播音员。"
挂了电话，我把带子装进一个铁盒。
铁盒是装饼干的，红色的，我用了十几年。
我在盒盖上贴了一张纸，写上日期。
写完我看了一会儿。
我这辈子写过很多东西。
稿件编号、播出时间、报修单、收据、报价单。
这一张是我写得最慢的。
61
12月15号，装置做好了。
在记忆馆入口的右手边，靠墙。
一台老开盘机，一台功放，两个耳机，一把椅子。
机器是馆里收的，跟我那台同型号。
耳机是新的，怕漏电。
旁边立着一块小牌子，亚克力，黑字。
"1996年11月7日，厂广播实录。"
"全长23分12秒。"
"播音员：周晚晴。"
"说明：本录音含完整名单。因原带受损，开头约0.8秒缺失。"
我去看的那天是下午，人不多。
一个小孩坐在椅子上，戴着耳机。
七八岁，穿黄羽绒服，两条腿悬着，够不着地。
他妈妈站在旁边等。
小孩听了大概两分钟，把耳机摘下来。
"妈妈。"
"嗯。"
"这个阿姨念了好多名字。"
"嗯。"
"她念了多久。"
"二十三分钟。"
小孩想了一下。
"她累不累。"
他妈妈愣了一下。
"应该累吧。"
"那她为什么不歇一下。"
"因为那些名字要念完。"
小孩把耳机重新戴上。
他往椅背上靠了靠，两条腿晃了两下。
我站在两米之外，看着他。
他听的那一段，是我二十九岁那年冬天修好的。
他听的那一段，是1996年11月7号上午十点。
那时候他还没出生。
他妈妈可能也还没结婚。
62
我等那个小孩走了，才走过去。
椅子上还留着一点温度。
我把耳机拿起来。
海绵套是新的，有点硬。
我戴上。
按下播放。
沙沙声。
五秒。
"咔"的一声。
"全厂职工同志们，现在播送一个重要通知。"
我闭上眼睛。
"后纺车间，六十七人。"
"马长顺。"
"李秀云。"
"张建国。"
"王凤兰。"
她一个一个念下去。
念得很稳。
我听着，手放在机器上。
念到第六个，我抬起头，看了一眼展厅。
有人在看展板。
有人在拍照。
有人在门口买水。
没有人知道这个椅子上坐着谁。
"后纺车间，周晚晴。"
我的手按下暂停。
机器停了。
耳机里静了。
静得很干净，一点底噪都没有。
我把耳机摘下来，挂在架子上。
海绵套上有一个浅浅的印子，是我的耳朵。
我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去一点，摆正。
然后我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台机器。
它还在那儿。
两个耳机挂着，一左一右。
没有人戴。
我走出门。
外面是十二月的太阳，很淡，照在水泥地上没有影子。
我站在台阶上，忽然想起1996年11月7号那四秒。
那四秒里，我以为全厂两千四百个人都听见了我的呼吸。
其实没有。
那四秒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我一个人，坐在一间四平米的屋子里，话筒已经关了，手还放在电源上，迟迟没有按下去。
我用了二十年才知道这件事。
我也用了二十年，才敢把那四秒，重新听一遍。
台阶下面是那条老路。
路还在，柏油补过两次。
我走下去。
风从厂区那头过来，很轻。
我走到路的尽头，拐弯，不见了。
全 文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