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会议室里坐着三十年前的人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时，林晚正在看一份名单。
名单上十五个名字，年龄从三十九到五十二，原工种写着细纱、织布、保全、食堂。最后一行是领队，林秋。
林晚把这个名字看了两遍。
第一遍从上往下，扫到最末一行。第二遍从下往上，只看那两个字。
秋字写得有点开。二十五年前那张招工表上的字也是开的，只是那时候是钢笔写的，现在是打印体。
第四个人进门，抬头。
林晚的手指停在纸上。停了两秒，她把名单翻过去，扣在桌面。
“林总，这是衡阳三纺的同志。”助理小陈在她耳边说，“破产清算组刘组长带队，还有十五个工人代表，想跟咱们谈劳务对接。”
“请坐。”林晚把袖口往下扯了扯。
刘德海先坐下，五十来岁，衬衫扎在裤腰里，扎得整整齐齐。他摊开一叠材料，说三纺六月底贴了破产公告，一万两千平米的厂房已经进了拍卖程序，一千一百个职工，能安置的不到四百。剩下的，市里让各家想办法。
“深圳这边用工缺口大，”他说，“我们想送一批人过来，能干活的，不挑。”
林晚听着，眼睛没有离开过门口那三个人。
第二个是个中年男人，站着没动。第三个是个女人，深蓝夹克，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鬓角有一片白。她进门先看了一圈屋里的人，最后才看主位。
看的时间比看别人长。
“刘组长，”林晚说，“先喝茶。”
小陈给每人倒了水。纸杯，一次性的，杯壁上印着公司的标记。
刘德海接着说，说厂里的设备，说职工的工龄，说市里的政策。林晚一边听，一边把手在裤缝上擦了一下。这个动作她做了二十五年，改不掉。
“这位是？”她抬了抬下巴，指门口那个女人。
“哦，林秋，我们厂后勤主管，这次带队的。”刘德海回头，“秋姐，过来。”
林秋走过来。她走了四步，停住，没有坐。
“你是林晚。”她说。
不是问句。
会议室里静下来。小陈正在往杯子里续水，手停在半空。刘德海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嘴里的话断了。
林晚把手从桌面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
“坐吧。”
林秋没坐。
她站着，两只手在身前握着，握着一个黑色的文件夹。文件夹的边角磨白了，露出里头的硬纸板。
“二十五年。”她说。
“二十五年。”林晚说。
刘德海把材料往自己那边收了收：“你们……认识？”
“一个村的。”林晚说，“我堂姐。”
“堂姐”两个字说出来，屋里几个人都松了口气，笑起来，说那真是巧了，那更好谈了。
林秋的脸没有跟着笑。
“林总，”她把文件夹放到桌上，推过去，“这是十五个人的资料，工龄、工种、身体状况，都在里头。有五个是细纱车间的，手上有技术。有两个做过仓管。还有一个会开叉车，证是去年换的。”
她说得稳。说到“林总”这两个字时，声音低了一点，但没有卡。
林晚翻开文件夹。
第一页是个女工，四十六岁，细纱车间，工龄二十八年。照片是红底的，人瘦，头发梳得齐。第二页，四十九岁，保全工。第三页，五十二岁，食堂。
她翻到第七页，停住。
“这个，四十九，视力零点六。”
“他眼睛不行了，”林秋说，“但手上的活细，能做质检。”
“质检要看的。”林晚说。
“他能看。慢一点。”
林晚把文件夹合上，推到桌子中间。
“刘组长，我这边的情况说一下。”她拿起一支笔，“我们做的是女装针织，一年出四百二十万件，客户在欧洲和日本。车间现在缺八十到一百人，一线工、品控、仓管都要。”
刘德海点头，笔在材料上记。
“加工费，”林晚说，“同行给十二块八，我给十三块五。”
刘德海的笔停了。
“高五个点？”
“高五个点。”
“林总，”刘德海把笔放下，“这个价，我们不敢接。市里给的标准是按市场价走，高了要写说明。”
“说明我来写。”林晚说，“我出这个价，有三个条件。”
“您说。”
“第一，证件不押。身份证、社保卡，来了自己拿着，我不收。”
刘德海点头。
“第二，工钱月结，每月十五号，不拖一天。加班按一点五倍算，周末两倍。合同一年一签，不签试用期。”
“这个……”刘德海看了她一眼，“这个比我们厂里还规矩。”
“第三，”林晚把笔帽扣上，“验货标准按我的来。针距、线头、色差，我这边有一套表，一件不合格，整批退回。退回来的货，返工的钱我出，误期的罚款你们担。”
屋里安静了几秒。
刘德海在材料上写了几行，抬头：“这三条，我回去报。应该没问题。”
“另外，”林晚说，“我这边有一批三千件的开衫，本来给了东莞一家。你们要是敢接，先做这个试单。做完了，再谈人。”
刘德海愣了一下。
“敢接。”
“明天把报价单带过来。”
“那今天就这样。”林晚站起来。
“林总。”林秋开口。
林晚停住。
“我想问一句。”
“问。”
林秋的手在文件夹上按着，指节有点白。
“这五个点，是给厂里的，还是给我们的。”
林晚看着她。
“给干活的人的。”她说，“钱从工价里出，直接进工资卡，不进任何人的账。”
林秋低下头，把文件夹抱回怀里。
散会的时候，刘德海在走廊上跟林晚道歉，说不知道是亲戚，早知道就避一避。林晚说不必，公事公办。
她回到办公室，把门关上，站在窗前。
窗外是九月的深圳，楼下的货柜车一辆接一辆往里倒。她的手机在桌上响，是阿珍打来的。
“人到了？”
“到了。”
“怎么样。”
林晚把额头靠在玻璃上。玻璃是热的。
“她老了。”她说。
“我问的是那十五个人。”
“十五个都不错。”林晚说，“有个会开叉车，证是去年换的。”
阿珍在那头笑了一声，说那我让仓管腾个位置。
挂了电话，林晚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她拉开抽屉，最里头压着一张纸，纸边发黄，折过四道。
她没打开，只是用手指在纸上按了一下，又推回去。
第二天上午九点，小陈敲门进来，说三纺的人到了，在会议室等着。
“十五个都来了？”
“都来了。领队那位也在。”
林晚把抽屉拉开一条缝，看了一眼里头那张发黄的纸，又推回去。
然后她把衬衫袖口往上挽了两折。
“让他们一个一个进。”她说，“我面。”
第2章 一个名额两个名字
考试在县一中的礼堂。三百多张课桌摆开，桌腿一样高，桌面一样旧，摆得像插秧。
那天早上下了雨。林晚穿了双解放鞋，鞋底带泥，进门前在台阶上蹭了三下。
卷子发下来，语文、数学、政治，三张，两个小时。
数学最后一道是解方程。她做了三遍，三遍答案一样。交卷前她又看了一遍，把笔放下，手心在卷子边上洇出一小块汗印。
出考场的时候，她碰见林秋。
林秋站在礼堂外的走廊上，手里拿着一把伞。
“考得怎么样。”
“还行。”
“我没考。”林秋把伞撑开，“我爸说不用考。”
林晚抬头看她。
“不用考”这三个字，那天她没听懂。
一九九三年七月，衡阳热得柏油路都软了。
县劳动局门口贴榜那天，林晚去得早。榜是红纸，毛笔字，从上往下写，二十七个名字。第一行是林晚，二百七十六分。
第二名是个男的，二百五十一。中间差了二十五分。
她站在榜下看了三遍，把第一行那个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对了一遍。晚字写得有点开，最后一笔拖长了。
回家的路上她走快了些。路过供销社，玻璃柜里摆着搪瓷缸，白底红字，印着“先进生产者”。她看了一眼，没停。
母亲周敏在院子里洗衣服。林晚把准考证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盆边。
“第一。”
周敏的手在搓衣板上停了一下。
“第一啊。”她说。
“二百七十六。”
“哦。”周敏把衣服翻了个面，“你大伯知道了吗。”
“还没跟他说。”
“那你去说一声。”周敏低下头继续搓，“他是车间主任，招工的事他管。”
林晚去了大伯家。
大伯林大河坐在堂屋里喝茶，桌上摊着一张报纸。她站在门口说了分数，林大河把报纸折起来，说了句好，坐。
他给她倒了半杯茶。茶水是黄的，杯底有茶叶梗。
“晚晚，”他说，“你爸妈就你一个，你进了厂，家里就稳了。”
“嗯。”
“指标的事，我去跑。”
林晚点了头。
回到家，父亲林建国刚下夜班。
他坐在门槛上脱鞋，鞋里倒出一层黑灰。
“爸。”
“嗯。”
“我考了第一。”
林建国抬起头。他眼睛里全是血丝，眼白是黄的。
“多少。”
“二百七十六。”
他把鞋放下，站起来。
“好。”他说，“好。”
他说了两个好，然后进屋洗手。
洗手的水是黑的。他在厂里干了十九年，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是洗手，洗完那盆水能照见盆底。
“爸，指标的事，大伯说去跑。”
林建国在盆里搓手，没有回头。
“你大伯管招工。”
“嗯。”
“他说能跑下来？”
“他说能。”
林建国把手从水里拿出来，甩了两下。
“那就等。”
三天后，厂里通知去劳动局领表。
表是油印的，绿色的格，一个格子一个字。办事员老周从抽屉里抽出一张，推过来，笔也推过来。
林晚低头看。
姓名那一栏已经填好了，是她的名字，蓝黑墨水，字迹端正。年龄，十九。籍贯，衡阳县。文化程度，高中。家庭住址，一栏一栏，全填好了。
“周叔，这个……”
“厂里统一填的。”老周头也不抬，“你核一下，没问题就签字。”
林晚把表从头看到尾。考试成绩那一栏写着二百七十六，是全县第一名。
她签了字。
签完字她心里踏实了一半。剩下一半悬着，悬在一个她说不清的地方。
又过了四天。
录取通知没有送到她家。送到她家的是另一件事：村口有人跟她说，秋姐进厂了，昨天就去报到了，穿的新工装。
林晚去了厂里。
三纺的大门朝西，门柱上刷着标语，红漆掉了一块。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见进进出出的人，蓝工装，白毛巾搭在脖子上。
她进不去。没有厂牌，门卫不让。
第二天她去了劳动局。
老周在窗口后头，面前摊着一摞表。看见她，他的手在表上按了一下。
“周叔。”
“来了。”
“我想问一下招工的事。”
老周没说话。他把手里那张表翻过来，正面对着窗口。
“你自己看。”
林晚凑近。
姓名，林晚。年龄，十九。籍贯，衡阳县。考试成绩，二百七十六。
“这上面是我。”
“是。”
“那进厂的是谁。”
老周把表翻回去，压在一摞纸底下。他的手在桌面上抹了一下，抹掉一点灰。
“晚晚，”他说，“你听我说一句。表上是你的名字，档案上是你的名字，人不是你。这种事，你去找谁，谁都不认。”
“为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老周抬了下眼皮，又低下去，“我在这窗口坐了十一年，你是我见过的第九个。”
林晚站在窗口前。
后头有人排队，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往前挪了半步，又退回去。
“那我这个，”林晚说，“算什么。”
老周没答。
他把下一张表抽出来，摊平，拿起笔。
“下一个。”
林晚没有动。
老周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去。
“晚晚，回去吧。”
林晚往旁边让了半步。
她想起三天前大伯说的那句“名字是名字，人是人”。那时候她没听懂，以为大伯在绕弯子。
那句话没有弯子。
她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窗口，老周正低头写什么，笔尖在纸上走得快。
林晚从劳动局出来，太阳正毒。她沿着街边走了两百米，站在一棵梧桐底下。
树影在地上晃。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手心里全是汗，准考证的边角被捏软了。
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推着车过来，问她要不要。
她摇头。
老太太看了她一眼，把车推走了。木轮子在地上滚，咯噔咯噔。
她在那棵树下站到太阳偏西。中间有两个穿工装的人从她面前过去，其中一个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把准考证折起来，折成四折，塞进裤兜最里头那个小口袋。
那天傍晚她回家。
堂屋的门开着，八仙桌上摆了一桌菜。有一盘红烧肉，一碗炖鸡，还有一条鱼，鱼头朝着门口。
林秋坐在桌子靠里那个位子上。
那个位子平时是林晚坐的。
“晚晚回来了。”大伯母从灶屋探出头，“快洗手，吃饭。”
林秋抬起头，笑了一下。
“晚晚。”
林晚站在门槛外头。
她看见林秋身上那件蓝工装，新的，袖口还没来得及磨。胸口别着一块厂牌，白底，蓝字。
她没走近去看。
但她知道那上面是哪两个字。
第3章 让一让
那顿饭吃了四十分钟。前半个钟头，林晚一句话没说。
吊扇在头顶转，转得慢，风是热的。桌上点了一盘蚊香，灰落在桌沿。
大伯母一直在给她夹菜。红烧肉夹了两块，鸡腿夹了一个，最后夹了鱼肚子上那一块，刺少。
“吃啊。”大伯母说，“今天这鱼新鲜。”
林晚把鱼放进碗里，没动筷子。
大伯林大河喝了两杯米酒，脸红了。他放下杯子，抹了把嘴。
“晚晚，你别往心里去。”他说，“厂里明年还要招人。”
“明年我二十了。”
“二十正好。”大伯笑了，“二十正好说人家。进了厂也是三班倒，熬夜，女孩子熬不起。”
“我考了第一。”
桌上一静。
大伯母的手停在半空，筷子上还夹着一根豆角。
“第一是考得好。”大伯把豆角夹到自己碗里，“可指标就一个。你秋姐她爸在厂里干了二十年，这个指标，是厂里看他的面子给的。”
“那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
这句话说出来，屋里没有人接。
父亲林建国坐在靠门那一头。他从裤兜里摸出烟，抽出一根，划火柴，点上。火柴梗他没有扔，捏在手里。
母亲周敏把鱼盘子往林晚那边推了推。
“晚晚，”她说，“吃鱼。”
“妈。”
“你是妹妹。”周敏说，“让一让。”
“让一让”三个字说得轻，像说一句家常话。
林晚看着她。
“我让的是名额。”她说，“不是名字。”
周敏没有抬头。
“名字……”她说了一半，停住。
大伯把酒盅推开，站起来。
“行了行了，一家人，说这些做什么。”他走到门口，又回头，“晚晚，你要真想进厂，等明年。大伯给你盯着。”
门帘落下来。
林晚坐在那儿，把碗里的鱼吃了。
她吃得慢，一根刺一根刺地挑出来，摆在桌沿，摆成一小排。
林秋坐在她对面，一直没动筷子。
饭快吃完的时候，邻居家的婶子来串门。
她站在门口，往桌上扫了一眼。
“哟，这是办喜事啊。”
“秋儿进厂了。”大伯母说，“今天头一天报到。”
“哎哟，好啊。”婶子拍了拍手，“铁饭碗。”
她往屋里又看了一眼，看见林晚。
“晚晚也考了吧。”
“考了。”周敏说。
“考上了没。”
屋里没有人接这句话。
婶子在门口站着，手里的蒲扇换了个手。
“那什么，”她说，“我先回了，家里还烧着水。”
人走了，门帘还在晃。
大伯把酒盅里剩的那口酒喝完，往桌上一放。
“都少说两句。”他说。
吃完饭，林晚收碗。林秋跟到灶屋，站在灶台边。
“晚晚。”
“碗给我。”
“我本来想跟你说的。”
“碗给我。”
林秋把碗递过来。她的手在碗底托了一下，托得稳。
“我爸说，就借个名，等厂里稳定了，再想办法。”
林晚把碗放进盆里，舀了一瓢水。
“秋姐，”她说，“你穿那件工装，袖口是新的。”
林秋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袖子。
“穿旧了就是你的了。”林晚说。
水声大。林秋站了一会儿，走了。
林晚把碗洗完，一个一个码进碗柜。碗柜是木头的，柜门是纱的，夏天防苍蝇。
母亲进来，手里端着一碗水。
“喝口水。”
“不渴。”
母亲把碗放在灶台上，没有走。
“晚晚。”
“嗯。”
“你大伯说，明年招工，是真的。”
林晚把最后一个碗放进去，关上柜门。
“妈。”
“嗯。”
“你就是想说这个。”
母亲没有说话。她站在灶台边，手在围裙上擦。
“我十九了。”林晚说，“明年二十。”
“二十也能进。”
“二十进厂，二十三出师，二十五嫁人。”林晚转过身，“妈，你就是这么过来的。”
母亲的嘴动了一下。
“我那时候没得选。”
“我现在有。”林晚说，“所以我走。”
她说完，从母亲身边过去。走到门口，母亲叫住她。
“晚晚。”
“嗯。”
“钱够不够。”
“够。”
“不够我给你拿。”母亲从裤兜里摸，摸出一个手绢包，打开，里头卷着几张钱，“这里有八十。”
林晚看着那个手绢包。
“不用。”
“拿着。”
“妈。”
“拿着。”母亲把钱塞进她手里，塞完手没有松开，“路上买点吃的。”
林晚低头看那只手。
手背上有斑，指节的皮是硬的。这双手洗了二十年的衣服。
“妈。”
“嗯。”
“我走了以后，你别跟大伯吵。”
母亲的手松开了。
“我知道。”她说。
夜里林晚躺在自己屋里。窗户开着，外面有蛐蛐叫。她没睡着。
大约后半夜，她听见灶屋那边有说话声。
母亲在哭。哭声压着，像捂着嘴。
父亲说：“是我没用。”
母亲说：“你别说这个。”
父亲说：“我在厂里干了十九年，连一个名额都给不了自己闺女。”
母亲说：“大哥说了，明年……”
父亲说：“明年她二十了。二十的姑娘，谁还招。”
然后是长久的沉默。有一声火柴划响。
林晚把被子拉到下巴，看着屋顶。
屋顶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鞋。她从小看到大。
她躺了一会儿，起来，把蛇皮袋从床底下拖出来，摊开。
这些年攒的东西一件件往里放：两件换洗衣裳，一双胶鞋，一个铁皮笔盒。笔盒里有三支笔，两支写不出水了，她挑出来扔在桌上。
高中的课本堆在墙角。她挑了一本语文，剩下的没动。
最后她摸出准考证。
一寸的黑白照片，头发扎起来，脸有点歪，是照的时候她没站正。
她对着看了半晌。
然后把它夹进语文课本的最后一页。
天亮前她起来，把自己的东西收进一个蛇皮袋。
两件换洗衣服，一双胶鞋，一本高中语文课本，一个铁皮笔盒。她数了数口袋里的钱，一百二十七块，是这两年给人做衣服攒的。
她留了一张纸条在桌上。
纸条上写：我走了，不用找。
写完她看了一遍，把“不用找”三个字划掉，改成“我会寄钱回来”。
天刚亮，她背着蛇皮袋出门。
院子里有雾。母亲在灶屋烧火，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直直的一条。
林晚在院门口站了一下，没有回头。
火车站离县城三里路。她走过去，鞋底沾了泥。
售票窗口开着两个。她排在后头，前面有六个人。
轮到她，窗口里的女人抬头。
“去哪。”
“深圳。”
“今天的没了，明天早上六点有一趟。”
“有座吗。”
女人在键盘上敲了几下。
“没座。站票要不。”
“要。”
第4章 三十六小时
站票没有座位，这一点她上车前就知道。
不知道的是连站的地方都要抢。
车厢里塞满了人。编织袋、扁担、塑料桶、用绳子捆起来的纸箱，从过道堆到车厢连接处。有人把凉席铺在座椅底下，人钻进去睡。空气里混着汗味、方便面味、还有一股捂久了的脚味。
林晚把自己的蛇皮袋放在两节车厢的接缝处，靠着铁皮站。
铁皮是热的。
车开了。窗外的稻田一块一块往后退，电线杆一根一根往后退。她看着看着，眼睛发涩。
站到第八个小时，她的脚肿了。她把鞋脱了，光脚站在蛇皮袋上，袋子底下是铁板，铁板在震。
“小姑娘。”
旁边一个女的递过来半块饼。饼是发面的，中间夹了点咸菜。
“吃。”那女的说，“站一路不吃东西，下车走不动。”
林晚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去哪。”
“深圳。”
“头一回？”
“嗯。”
那女的笑了。她二十四五岁，短头发，穿一件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到胳膊肘，胳膊上有一块烫伤的白疤。
“我叫阿珍，邵阳的。”她说，“在宝安做了两年了。这次回家过了个端午，回来。”
“好找活吗。”
“看你要干什么。”阿珍把饼的另一半也塞给她，“进厂，随时都要人。制衣、电子、玩具，三来一补的厂子一条街一条街。就是累。一天十二个钟，计件，手快的一个月四百多。”
“四百多。”林晚重复了一遍。
“四百多算多的。”阿珍说，“住宿舍，八个人一间，吃食堂，一个月扣六十。你不乱花，能存三百。”
林晚在心里算。三百，一年三千六。
“你识字不。”阿珍问。
“高中。”
阿珍抬起头，重新看了她一眼。
“高中？”
“嗯。”
“高中你跑深圳来做工？”阿珍把饼咽下去，“高中在老家能进厂了。”
林晚没有说话。
她把最后一口饼吃完，把纸叠起来，塞进口袋。
“名额被人顶了。”她说。
阿珍愣了一下。
“哦。”她说，“那也没办法。”
“嗯。”
“这种事多。”阿珍往铁皮上靠了靠，“我们村前年也有一个，考上了卫校，让人顶了。后来那姑娘喝了农药，救回来了，现在嫁在隔壁村。”
她说完，看了林晚一眼。
“你别想不开。”
“我不想不开。”林晚说，“我想挣钱。”
阿珍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
“那行。”她说，“你跟我走。”
夜里查票的来了。
列车员从过道挤过来，一边挤一边喊。查到一个男人的时候，那男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票，列车员看了两眼，说这是过期的。
男人说不是，是明天的。
列车员说明天的票今天不能坐。
男人站起来，比列车员高半个头。他说我买了票。
列车员说你再买一张。
两个人对峙了一会儿。男人最后从裤兜里掏出钱，补了票，补完坐在过道上，把脸埋在膝盖里。
阿珍小声说，这种人多了。买不起坐票，就买张站票上来混。
“混不上呢。”
“赶下去。”阿珍说，“赶下去了再买。”
三十六个小时。
第二天夜里，有人在下车。过道里挤过来一队人，扛着袋子，喊着让一让。林晚被挤到门边，脸贴着车门玻璃。
玻璃外头是黑的，偶尔有一片灯，成片地亮，又成片地灭。
“快到东莞了。”阿珍说，“再有两个钟头。”
第三天清早，车进站。
车停了。有人从行李架上往下拖箱子，箱子砸在座位上，砰的一声。
过道挤成一条。林晚把蛇皮袋抱在胸前，跟着人流往前挪。
挪了十几分钟，到车门口。台阶有三格，她下去的时候腿一软，扶住了门框。
站台上的风是热的，带着一股柴油味。
她站在那儿，等腿缓过来。
站台上的灯还亮着。人往外涌，涌成一股，往前推着走。林晚背着蛇皮袋，被推着下了车，脚踩到水泥地，腿一软，差点跪下去。
出站口排着队。
前头有个穿制服的，一个一个查证件。查到一个男的，那男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制服看了一眼，摆手让他过。
“边防证。”阿珍在她耳边说，“进特区要这个。你有吗。”
“没有。”
“那走不了这边。”
阿珍拉了她一把，往回退。
“跟我来。”
她们从队伍里退出来，绕过站房，走到侧边一条小路。路边停着几辆中巴，车头挂着牌子，写“宝安”“龙华”“布吉”。
“这些车走关外，不查证。”阿珍把她往车上推，“上去。”
中巴车上也挤。林晚找了个靠窗的位置，把蛇皮袋抱在腿上。
车开出去，路两边是工地。推土机停在黄泥地里，塔吊的臂伸在半空。有一栋楼盖到一半，钢筋从顶上戳出来，像一丛没有叶子的树。
“那是关外。”阿珍指着窗外，“关内是特区，关外不算。一道铁丝网隔着，叫二线关。你要进关，还得办证。”
“办证难吗。”
“看厂里。大厂给办，小厂不管。”
车开了四十分钟，在一个路口停下。
阿珍跳下去，回头招手。
“到了。”
路口有几排铁皮房，房顶上压着砖。远处是一大片厂房，烟囱在冒白烟。
“我那个厂在里头。”阿珍说，“你呢，你有地址吗。”
林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纸上是表舅的地址，宝安西乡，一个村名，后面跟着“三巷”。
阿珍看了一眼，指了个方向。
“往那边走，过两个路口。”
林晚把纸收好，看着阿珍。
“谢谢你。”
“客气什么。”阿珍摆摆手，“要是找不到活，来厂里找我。我叫阿珍，问一句都知道。”
她走了两步，回头。
“喂，你叫什么。”
“林晚。”
“林晚。”阿珍念了一遍，“好记。”
林晚背着蛇皮袋往前走。
太阳出来了，照在铁皮房上，反光刺眼。她走了大概二十分钟，找到那条巷子，找到那扇门。
门是铁皮的，锈了一半。她敲了三下。
开门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背心，拖鞋，手里拿着牙刷。
“找谁。”
“表舅，我是林晚，我妈是周敏。”
男人愣了一下，把牙刷从嘴里拿出来。
“周敏家的？”他上下看她，“你妈写信说过。”
他把门让开一条缝。
“进来吧。”
屋里一张桌子，两把塑料凳，墙角一台风扇。桌上摊着报纸，报纸上放着半个馒头。
“你来得不巧。”表舅坐下，“厂里这阵子在裁人，不招。”
“什么厂都裁？”
“我们厂裁。”他说，“做玩具的，订单少了。”
林晚把蛇皮袋放在门口。
“表舅，我什么都能干。”
“能干也得有身份证。”他抬眼看她，“你有吗。”
林晚没有说话。
她的身份证在档案里。档案在劳动局。人在衡阳。
表舅看她不说话，叹了口气。
“先去吃饭。”他说，“吃了再说。”
第5章 针眼
第二天一早，表舅带她去了阿珍那个厂。
进厂的手续办了半个钟头。
厂在宝安西乡，一栋三层的农民房，一楼裁床，二楼平车，三楼宿舍。门口没有招牌，铁门上用红漆写了个“制衣”两个字，“衣”少了一点。
表舅跟老板说了两句话。老板四十来岁，穿拖鞋，手里拿着一把竹尺。
“叫什么。”
“林晚。”
“哪儿人。”
“衡阳。”
老板看了她一眼，回头冲楼上喊：“阿娟，带一个。”
阿娟是组长，三十来岁，头发用一根塑料夹子夹在脑后。她把林晚领上二楼，指了一台平车。
“坐。”
林晚坐下。
“踩过没有。”
“踩过。家里有台缝纫机。”
“那是脚踏的。”阿娟把一叠裁好的布片放在她手边，“这是电动的。脚一踩就走，你先空踩。”
林晚把脚放上去。一踩，机头嗡地响，针上下跳，快得像看不清。
“松脚。”
她松开。机头慢慢停。
“就这么踩。”阿娟说，“今天不用出货，你先练。布片随便你踩，踩废了不要钱。”
林晚练了一个上午。
到中午吃饭，她的右脚脚背酸，脚踝不听使唤。饭是白饭加一勺萝卜干，一勺豆角，食堂门口排队，一人一个搪瓷碗。
下午她开始上真的。
布片是女装的袖口，两片合一，走一道线。阿娟教她比了一下位置，说这道线不能歪，歪半分就要拆。
林晚踩第一片。线直，收尾有点毛。
踩到第十片，针从食指侧面进去，从指甲底下出来。
她叫了一声，把手抽回来。
针上挂着一根线，线头在她指头上缠了两圈。
“别动。”阿娟过来，把机头抬起来，剪断线，“去水龙头底下冲。”
血在水池里散开，一小团，转两圈就没了。阿娟给了她一块创可贴。
“扎几回就不扎了。”阿娟说，“我扎了三十几回。”
那天她做了二百一十片。第二天三百四。第三天四百八。
第一个月她做了八千三百件，计件工资一百九十一块。
发工资那天，钱装在信封里。信封上用圆珠笔写着名字，字有点歪。
她数了两遍。
一百九十一。
一百块寄回家，八十块存起来，剩下十一块，买了一双新鞋。
旧鞋的鞋底已经磨穿了，脚后跟硌了半个月。
一个月后，她的食指上有了三个针眼，中指两个。有一回针断在指甲盖里，半截，她拿镊子自己挑，挑了半天，挑出来的时候指甲盖底下已经瘀了一块紫。
她没有请假。那天她还做了五百二十片。
宿舍在三楼，八个人一间，四张铁架床，上下铺。她的铺在最里头靠窗，床板上铺一张凉席。晚上十点关灯，风扇是共用的，一台，挂在中间，转起来咯吱响。
阿珍住在隔壁。
阿珍是打版组的，做样衣。她比林晚早来两年，从车位调上去的。
“你想不想上来。”有天晚上阿珍问她。
“上哪儿。”
“打版。”阿珍坐在床沿上，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在剪指甲，“车位一个月四百顶天了，打版一个月六百，做组长八百。”
“我不会。”
“我教你。”阿珍说，“晚上九点半以后车间没人，灯还开着。”
第二天开始，林晚每天九点半下楼。
打版要学的东西比踩车多。看图纸，量尺寸，算料，排唛架。唛架是把纸样在布上排一遍，排得紧，一块布能多出几件；排得松，剩下的全是废料。
阿珍教她用粉笔在报纸上画。画完剪下来，铺在布上比。
“你看这里。”阿珍指着纸样之间的空隙，“这块能塞一个领子。”
“塞得进去吗。”
“试试。”
她试。塞不进去。领子的弧度占地方。
“那就换个方向。”阿珍把领子倒过来，“这么放，省三公分。”
林晚在报纸上重画。画到第五遍，纸破了。
“别急。”阿珍说，“我刚学的时候，画了一个月才画对一件衬衫。”
车间里有一盏灯，在裁床旁边。晚上没人，灯还亮着，光打在裁床的木板上，白得发青。
她蹲在裁床边，把报纸铺开，用一块碎布压住边角。粉笔灰落在裤子上，一层白的。
有一晚下雨，屋顶漏水，滴在纸上，把一条线糊了。她把纸挪了个位置，接着画。
算料是阿珍教她的第二样东西。
“一件衬衫用多少布，得算，不用量。”阿珍拿了一张纸，“衣长六十二，胸围一百一，袖长五十六，你把这些数套进去，加损耗，加缩水。”
“缩水多少。”
“纯棉三到五。看洗不洗水。”
“布洗过水。”
“那就按三算。”阿珍在纸上写，“一米五的幅宽，一件用一米四二。你要做一千件，进一千四百二十米，多进百分之五做次品替换。”
“一千四百九十一。”
“对。”阿珍抬起头，“你算得快。”
“我数学好。”
“数学好的人少。”阿珍说，“车间里那些人，一天做六百件，一个月四百块。你算得清，将来就不是做六百件的人。”
宿舍晚上十点关灯。关了灯，八个人躺着说话。
有人说家里给说了亲，男方在镇上开拖拉机。有人说下个月要寄钱回去给弟弟交学费。有人说干到过年就回去，不来了。
林晚不怎么说话。
她每个月寄两百块回家，汇款单上写“周敏收”。第一张汇款单她写了两遍，第二遍才把字写正。
母亲回信，说钱收到了，家里都好，让她注意身体。信末尾加了一句：你大伯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林晚没有回这一句。
三个月后，厂里接了一批女式衬衫，一千二百件。阿娟把唛架交给打版组，打版组排出来，用布十七疋。老板看着报表皱眉头，说太多。
“我试试。”林晚说。
阿娟看她一眼：“你？”
“给我一晚上。”
那天晚上她在裁床边蹲到两点。把前后片错开半寸，袖子掉个方向，领子拆成两片单独排。第七遍的时候，她算出来十六疋。
第二天早上她把报纸铺在裁床上。
阿娟看了半天，把老板叫下来。老板蹲下去，用手指顺着纸样的边摸了一圈，站起来。
“谁排的。”
“她。”阿娟指林晚。
老板看了林晚一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他把报纸卷起来，拿走了。
第三天，那卷报纸钉在了裁床旁边的墙上。
下面用红笔写了一行字：标准排法。
往后厂里所有的衬衫，都按她那一版排。
阿珍晚上跟她说：“你这算熬出来了。”
“这才哪到哪。”林晚说。
她把手伸出来，给阿珍看。食指、中指、无名指，三个针眼，指甲盖里那道白痕。
“以后不扎了。”阿珍说。
“扎。”林晚说，“扎了才知道针在哪儿。”
第6章 天桥
何老板是阿珍介绍的。
四十出头，戴一副金边眼镜，说话带潮汕口音，手上戴着一枚金戒指。他在宝安一带做了几年中间人，接香港那边的单，分给下面的小厂。
那天他在厂门口跟阿珍说了半个钟头，阿珍回来跟林晚说：有单，三千件圆领T恤，单价十九，交货四十天。
“他自己不做？”
“他做不了。”阿珍说，“他没厂，就一个办公室。单子接下来，找厂做。”
“那为什么要找我。”
“因为你会算料。”阿珍说，“他要一个人帮他算。算得准，这单他能多赚一万。”
何老板要的人，得能把一块布算到最省。
林晚跟他见了面。
“三千件，纯棉，二百二十克。”何老板把一张纸推过来，“布你自己去进，我这边给不了预付款。”
“没有预付款。”
“行规。”他把金戒指转了半圈，“交货验完，三天内结。你不放心，可以先去打听我。”
她打听了。
厂里有人跟他做过，说他结账还算准时。阿珍也说他没赖过账。
林晚把三年攒的钱取出来，一万八。阿珍借了她五千。
两万三，进了一批布。
布是在西乡布行进的，一米十二块。她算了三遍，九百六十米，够三千件，还能剩一点做次品替换。
四十天里，她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在自己租的屋子里裁布、缝样。
那间屋子六平米，一张床，一台二手平车。裁布要在楼下的空地上，铺一块塑料布，跪在上面画。
画到第三天，膝盖磨破了。她垫了一块纸板。
第三十八天，三千件做完了。她一件件数，三千零一十四件，多出十四件。
她给何老板打电话。
关机。
第二天打，还是关机。第三天她去他办公室。
办公室在一栋写字楼的四楼，门锁着。玻璃上贴着一张纸，写着“转让”。
对门的公司说，人上个礼拜搬走了，搬得急，桌子都扔了。
林晚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
玻璃是茶色的，从里头能看见外头，从外头看不见里头。她看着自己的影子，瘦，头发扎起来，脚上是一双塑料凉鞋。
三千件T恤在楼下租的一间小仓里，摞成二十四个纸箱。
布钱两万三。工钱是她自己的，还没算。
那天晚上她去了天桥。
天桥在宝安这边，横跨一条主干道。桥面是水泥的，两边有铁栏杆。晚上八点多，桥上有人摆摊，卖袜子、卖盗版磁带、卖煮玉米。
她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坐下。
桥下的车一辆接一辆。有拉货的卡车，有中巴，有摩托车轰着油门窜过去。
那两万三，她攒了三年。
第一年踩平车，一个月四百二。寄回家两百，剩下两百二，交房租一百二，吃饭八十，余二十。
第二年她调去打版组，一个月六百五。
第三年她接私活，给人改版，一个版五十块。
三年，一万八。
剩下五千是阿珍借的。阿珍借钱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赔了不用还。
她数车。
车灯一盏一盏过来，一盏一盏过去。
有辆摩托车后座带着一个女人，女人抱着一个纸箱，纸箱上绑着绳子。有辆三轮车，车斗里装着空瓶子，瓶子碰得响。有辆自行车，骑车的是个老头，骑得慢，被后面的车按了两声喇叭。
数到一百的时候，一队婚车过去了，前面那辆挂着红花。数到三百的时候，一辆卡车爆了胎，停在路边，司机下来踹了一脚轮子。
数到四百多，她数不清了。
有个扫地的过来，五十多岁，推着一辆垃圾车。
“姑娘，这么晚不回去。”
“坐一会儿。”
“失恋了？”
“不是。”
“那是什么。”
“钱没了。”
扫地的人点点头，好像这事他听过不少回。
“多少。”
“两万三。”
“哦。”他把扫帚换了个手，“两万三，我扫八年。”
他推着车走了，扫帚在地上刷刷地响。
林晚坐在那儿，看着桥下的灯。灯是黄的，一排排，往远处排过去，排到看不清的地方。
她把手指头伸出来，一个一个按过去。
食指上三个针眼。中指两个。无名指一个。指甲盖里那道白痕还在。
天快亮的时候，她站起来。
桥下的车少了，灯也灭了一半。有个环卫工在冲地，水枪的声音哗哗的。
她走回那间小仓。
二十四个纸箱，一层层摞着。她拆开最上面一个，抽出一件。
白色的，圆领，成人的加大码。
她把T恤铺在地上，用手掌量。
心里忽然动了一下。
她抽出剪刀，把下摆往下量了十五公分，一刀裁掉。再把腰身两边各收进去三公分。
一件成人的T恤，出了两件儿童的短袖。
她坐下来，看着地上那两件小小的衣服，看了十分钟。
然后她开始裁。
三千件，一件出两件。她把下摆裁掉的部分拼起来做领口，边角料做成小口袋，缝在胸前。
裁到第二天早上，她把剩下的布头装进一个袋子，去找阿珍。
“童装。”她说，“你帮我看这个版对不对。”
阿珍把衣服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看。
“你这是……”
“成人改的。”
“三千件全改了？”
“还没。”林晚说，“你要说行，我就全改。”
阿珍把衣服往自己身上比了比。
“我侄女六岁，穿这么大正好。”她说，“但是林晚，童装卖不上价。夜市一件十五，你三千件改六千件，撑不住。”
“批发不卖十五。”林晚说，“批六块。”
阿珍算了一下。
“六千件，三万六。”
“嗯。”
“扣掉你改版的人工，你也就回本。”
“先回本。”林晚说，“回不了本，我连站着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那天下午，她把那件改好的童装拿去夜市。
夜市在东门那边，一条街摆到头。她找了个人多的位置，把衣服摊在塑料布上。
摆摊的是个女的，四十来岁，蹲在自己摊子后头嗑瓜子。
“新来的？”
“嗯。”
“卖什么。”
“童装。”
女摊主伸手拿了一件，摸了摸料子。
“纯棉？”
“纯棉。”
“你这料子不便宜。”她把衣服翻过来看缝线，“谁做的。”
“我。”
女摊主抬起头，重新看了她一眼。
“你有多少。”
“六千。”
“有货吗。”
“改到一半。”
女摊主把手里的瓜子壳扔在地上，拍了拍手上的灰。
“改完给我看。”她说，“要是都这个做工，我一天能替你走两百件。”
林晚把地上的衣服收起来，一件一件叠好。
“二十天。”她说。
“什么二十天。”
“二十天改完。”
第7章 晚和
二〇〇三年春天，她在宝安租下一间厂房。
一千一百平米，两层，原来是个做皮具的，老板跑路，房东急着出手。租金一个月一万八，压三付一。
那年春天街上人少。公交车上的人戴口罩，药店门口排着队。她去看厂房那天，一路走过去，只碰见两个骑自行车的。
房东说这个价别人不敢接，你敢接？
她说敢。
合同签了六年。
厂房空着。她站在一楼的水泥地上，抬头看屋顶。屋顶是铁皮的，有几处漏光，太阳照进来，在地上打出一排斜的亮条。
她请人补了屋顶，装了二十盏日光灯，买了二十台二手平车，一台裁床，一台拷边机。
办执照的时候，办事员问她厂名。
“晚和。”
“哪个晚，哪个和。”
“晚上的晚，和气的和。”
办事员在键盘上敲了几下，抬头：“没人注册过。”
“那就这个。”
她把这两个字写在纸上，看了一会儿。
晚是她名字里的字。和她自己加的。她想过叫晚秋，叫晚晴，叫晚成，写下来都觉得拧。晚和顺，念出来不硌牙。
和气生财的和。也是和气的和。
招人是个难题。
开厂头一个月，她只招到十一个人。深圳那时候厂多，工人挑厂，一听是新厂，转头就走。
她在人才市场门口站了三天。
第三天她改了招工牌，把工资写在最上面：车位保底六百，计件另算，包吃住。
有人过来问。
“新厂？”
“新厂。”
“做了多久。”
“刚开。”
“那不行。”人走了。
第四天她把牌子上的“新厂”两个字划掉，改成了“港资订单，常年有活”。
那天招到八个。
阿珍说这不算骗人。
“不算。”林晚说，“订单是真的。”
那年她二十九岁。
第一个客户是一家外贸公司，姓周的经理，四十来岁，说话快。他要八百件女式衬衫，出口日本，交货二十天。
报价的时候周经理说，你这个价比别人高八毛。
“我的做工值八毛。”
“凭什么。”
“你拿一件我做的，跟你现在手上的比。”林晚从包里拿出一件样衣，放在桌上，“看袖窿，看门襟，看侧缝的针距。”
周经理把衣服翻过来，看了里头的缝。
“还行。”他说，“先做八百件。”
二十天，八百件，她亲自盯。
布料是她跑的，辅料是她跑的，扣子是她在义乌市场一颗一颗挑的。头一批做了三百件，她一件件翻，翻到第二百多件，发现有一件的门襟歪了两毫米。
她把那三百件全部重翻了一遍，挑出七件，拆了重做。
交货前一天晚上，八百件装进纸箱，她自己用胶带一封一封封好。
货发出去第八天，周经理的电话来了。
“林老板，货退回来。”
“什么问题。”
“线头。”他说，“客户抽检，五十件里三十七件有线头。日本的单，一个线头都不行。”
林晚握着电话，没有立刻说话。
“周经理，我看过。”
“你看过没用，人家看了。”
“货什么时候到。”
“明天。”
第二天货到了。四十箱，堆在厂房门口。
她拆开第一箱。
一件一件翻。
第一件，袖口的锁边处有一根线，大概一公分，是收针的时候没剪。
第二件没有。第三件有。第四件有。
翻到第二十件的时候，她停住了。
这批货的锁边线是白的，而她自己那批用的是本白。这两个颜色在日光灯下分不出来，在太阳底下能看出来。
她把箱子翻过来看封条。封条是她的，但是拆开过，又用新胶带补了一层。
她给周经理打电话。
“周经理，这八百件里头，有三百件不是我做的。”
那头静了两秒。
“什么意思。”
“有人把我的货换了一部分。”林晚说，“我做的锁边是本白，退回来这批是纯白。您那边有没有把货转给别人做。”
又是沉默。
“我……有一批赶不上，找了一家小厂补了三百件。”
“您补的时候没跟我说。”
“我怕你来不及。”
林晚把手机换了一只手。
“周经理，我做八百件，您要三百件给别人，可以。但您不能把他们的货算在我头上。”
“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周经理的声音软了，“客户要退货，退货就要赔。你说怎么办。”
林晚看着地上那堆箱子。
“全退回来。”
“什么。”
“八百件，全部退回来。包括我做的五百件。”
“你那五百件是好的。”
“客户不知道哪件是好的。”林晚说，“他知道这批货有三分之一不行，他以后看见我这个厂的名字就会想起这件事。”
“你要返工八百件？”
“返工。”
“二十天，你怎么返。”
“六天。”林晚说。
那头停了一会儿。
“行。”周经理说，“我等你六天。”
八百件拉到车间。二十台平车，二十盏灯，全开。
她把阿珍叫来。
“料不够。”
“我去调。”阿珍说，“你要多少。”
“锁边线十卷，扣子八百副，门襟的衬布两匹。”
“六天？”
“六天。”
第一天，她们把八百件的线头全部剪一遍。这不是返工，这是过一遍手。
剪到夜里两点，剪完三百二十件。
第二天开始重做。门襟歪的拆门襟，锁边不齐的拆锁边。
第三天下午，阿珍的手腕肿了。林晚让她回去休息。阿珍说不回。
“你回去。”林晚说，“明天你还要盯料。”
第四天夜里停电，停了两个钟头。她点了八根蜡烛，摆在裁床上，接着拆。
蜡烛是阿珍从宿舍拿的，八根，白的，插在裁床边的铁皮罐里。
火苗一动，影子就在墙上动。
拆到凌晨三点，阿珍说睡一会儿。
林晚说不睡。
“你这样撑不到第六天。”
“撑得到。”
阿珍没有再劝。她趴在裁床上，五分钟就睡着了。
林晚接着拆。拆到第五根蜡烛烧完，天亮了。
第五天，六百件。
第六天早上七点，最后一件锁完边。她把线头剪掉，翻过来看反面，又翻回正面，放进纸箱。
八百件，四十箱。
她坐在车间的地上，靠着裁床的腿，睡着了。
周经理是第七天上午来的。
他拆开三箱，随机抽了二十件，一件一件看。
“线头呢。”
“剪了。”林晚说，“每一件都剪。你抽到哪件都一样。”
周经理把最后一件放下，抬头看她。
“你这六天，睡了吗。”
“睡了。”林晚说，“坐在地上睡的。”
周经理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烟，递给她一根。
“我不抽。”
“那你介意我抽吗。”
“车间里不能抽。”
周经理把烟塞回烟盒，又笑了一下。
“林老板，”他说，“明年我们日本这条线，一整季，你做不做。”
第8章 墙上那张合影
十五个人，面了三天，要了十一个。
入职的流程走了三天。
第一天体检，在龙华一家民营医院，抽血、胸透、量血压。林秋的血压偏高，一百四十八，医生让她休息十分钟再量一次，第二次一百四十二，勉强过了。
第二天签合同。合同一式两份，写明工价、工时、加班倍数、社保缴纳比例。林秋一页一页看，看到第七条停住。
“这条写的是什么。”
“不押证件。”人事小姑娘说，“我们厂不押。”
“不押？”
“不押。身份证你自己拿着。”
林秋把合同看完，签了字，按了手印。
第三天早上八点，她穿上了厂里发的工服。浅灰色的，左胸印着厂标，两个字母，晚和。帽子是白色的，布的，要压住头发。
沈立带她进车间。
沈立三十八岁，技术主管，戴一副无框眼镜，说话快，走路也快。
“车间规矩三条。”他一边走一边说，“第一，头发全部进帽子。第二，机器响了不许伸手。第三，剪刀用完了放回原位。”
“记住了。”
“还有一条，不算规矩，算习惯。”他推开车间门，“走路靠右。”
门一开，声音涌出来。
一百多台平车一起响，声音不尖，是低的一层嗡嗡，压在耳朵上。日光灯一排排，白得没有影子。
车间是长条的，从东头到西头七十米。左边是裁床和验布台，右边是四条生产线。每条线二十台车，车头朝着同一个方向。
工人低着头，手在布上走得快。布片从一个人手上过到下一个人手上，一件衣服在一条线上走完，最后挂到车尾的架子上。
沈立带着她走了一圈。
“这是一线。你现在不用下车间，先在仓管那边熟悉物料。”
“好。”
“仓管在二楼。不过今天先带你认一圈。”
他们走到车间中间。林秋的脚步慢下来。
墙上有照片。
一整面墙，钉着二十几张照片，从地面一米二的高度一直排到两米。有的装框，有的是直接贴的。都是厂里的活动照，消防演练、技能比赛、年会。
最中间那张最大。
黑框，玻璃擦得干净，一点灰都没有。
照片是彩色的，颜色偏黄，纸面有细密的裂纹。
二十三个人，穿蓝工装，站在一个厂门口。门柱上刷着标语，红漆掉了一块。后排站着，前排蹲着。有人手里拿着搪瓷缸，有人把手搭在旁边人的肩上。
照片下角有一行白字，是后来打上去的：一九九三年八月，宝安西乡。
林秋站住了。
沈立走了两步，回头。
“秋姐？”
“我看一下。”
她走到照片前面。
玻璃上映出她的脸，白的，帽子压到眉毛。
她的眼睛往下移，一排一排看过去。
后排左起第一个，是个高个子男人，笑着，牙露出来。第二个是个女的，胖，头发短。第三个，第四个……
第二排最右边。
那是个瘦姑娘，二十岁，蓝工装，头发扎在脑后，胸前别着一块厂牌。
她笑着，牙露出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林秋抬起手，手指在玻璃上停了一下，没有碰上去。
“这是我。”
沈立走过来。
“您在这张照片里？”
“第二排最右边。”
沈立凑近看。
“还真是。”他说，“那时候您多大。”
“二十。”
“那这张照片上有您二十五年了。”
林秋没有说话。
她的手指从玻璃上收回来。
“这张照片，”她说，“谁挂的。”
“老板挂的。”
“挂了多少年。”
“我来的时候就有。”沈立想了想，“我二〇〇九年进厂，那时候这张就在。不过相框换过。”
“换过几回。”
“我见过的有三次。”沈立说，“每年过年前她会让行政换一个新的。玻璃擦一遍，框换一个。就这一张换，别的都不动。”
林秋看着那个黑框。
框是新的，边角没有磨损，玻璃上没有指纹。
“她为什么挂这个。”
“这我就不知道了。”沈立笑了一下，“问过一回，她没答。”
林秋在照片前站着。
她把照片里的人一个一个看过去。
二十三个人。后排九个，前排十一个，中间还夹着三个半蹲的。
那天拍照，班长让所有人往前站。她站在最边上，怕挡着人。
拍完照，班长说，都笑一笑。
她笑了。
她认得其中五个。有两个还在衡阳，一个去了长沙，一个死了，还有一个，她去年在菜市场见过，推着一辆三轮车卖豆腐。
她看了三遍。
照片里没有林晚。
一九九三年八月，第一批南下的人在这家厂门口合影。
林晚那个时候在火车上，或者在车间里，或者在这条街上的另一家厂门口排队。
她不在这张照片上。
这张照片挂在这间车间的正中间，挂了二十五年，相框换了三次。
林秋站在那儿，一直站到中午的铃响。
铃响了，车间里一百多台机器同时停，声音一下子空了。工人站起来，伸腰，往门口走。
沈立在楼梯口等她。
“秋姐，吃饭了。”
“来了。”
她跟着往下走。走到楼梯拐角，回头看了一眼。
那张照片还在墙上，黑框，玻璃亮着。
中午吃饭，食堂在厂区北边，两层。
她端着餐盘找位子，看见最后排坐着几个眼熟的。都是三纺来的，五个，凑在一张桌上，说话声低。
她走过去。
“秋姐。”
“坐这儿。”
她坐下，有人递过来一双一次性筷子。
“秋姐，你看见那张照片没。”一个女工说。
“看见了。”
“上面有你。”
“有。”
“没有林总。”
桌上静了一下。
“你们知道她当年……”女工说了半句，停住。
“知道。”林秋说。
“那你还……”
“吃饭。”林秋说，“下午两点报到。”
五个人低头吃饭。
下午两点，她到二楼仓管报到。
仓管的老陈给了她一本物料台账，让她先看三天，把编码记住。
她坐下来，翻开第一页。
第一行写着：面料，本白，四十支精梳棉。
她把这一行抄在笔记本上。抄完抬头，看见窗户外头。
窗户朝西，能看见厂区的院子。院子里停着三辆货柜车，有人在装货。
有个人站在车旁边，穿一件洗到发白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
是林晚。
她站在那儿看装货，看了大概五分钟，转身走了。
林秋低下头，接着抄第二行。
第9章 退单
仓库在厂区北边，两千一百平米，货架从地面码到顶。
林晚走在前面，没带助理，也没让沈立跟着。她刷了卡，卷帘门升起来，一股布料的味先出来，混着纸箱和防潮剂的味道。
“这是成品仓。”她说，“左边是待发，右边是退货。”
林秋跟在后头。
仓库里灯是感应的，人走过去，头顶那一排亮起来。
待发区码着一百多个托盘，每个托盘上贴着出货单，写着客户代码、款号、数量、船期。
退货区在右边，只占了两个托盘。
纸箱是新的，箱角贴着黄色的标签。
“这是什么。”林秋问。
“退回来的。”林晚走过去，把手放在最上面那个箱子上，“三千件女式开衫，客户是德国的。”
“什么问题。”
“你自己看。”
仓库里有一股味，布料和防潮剂混出来的，不难闻，但闷。
货架是铁的，四层，每层贴着编号。编号白底黑字，用喷码机打的。
“仓库的账一个月盘一次。”林晚说，“盘完对不上，差一米也要查。”
“查得出来吗。”
“查得出来。”林晚说，“布有批号，批号追到进料单，进料单上有供应商、到货日期、检验员。一环扣一环。”
她把一本台账放在货架上。
“这是三月到十月的，你翻翻。”
林秋翻开。
每一页都是手写的，横平竖直，数字写得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我这个地方，规矩比人多。”林晚说，“你来之前，人事把制度发给你了。”
“看了。”
“第几条最难。”
“第七条。”
“第七条是什么。”
“不押证件。”林秋说，“我做了二十五年厂，头一回见不押证件的。”
“押证件，人就走不了。”林晚说，“走不了的人，干活不上心。”
林晚递给她一把美工刀。
林秋划开胶带，掀开箱盖。
箱子里是叠好的开衫，一件一件，用塑料袋套着。颜色是深灰，料子摸上去软。
她拿出第一件，抖开。
开衫不长，到胯，五颗扣子，两个口袋。看着没什么问题。
“翻过来。”林晚说。
林秋把衣服翻到反面。
下摆的缝线在灯下能看清。有一段密，有一段疏，密的地方一公分七针，疏的地方只有四针。
“针距不匀。”她说。
“还有。”
她把袖口翻出来。袖口的罗纹起皱，一圈一圈的，像泡过水。
“罗纹没拉匀。”
“还有。”
林秋把领子翻开。
领口的弧度两边不一样。左边圆，右边塌下去一块。
她把衣服放下，又拿起第二件。
第二件的问题在门襟，五颗扣子的间距有一处差了半公分。
第三件，肩线歪了。
她把三件并排放在托盘上。
“这批货不行。”她说。
“客户给了两条路。”林晚从旁边的架子上抽出一张单子，“一条是退货，按合同一件罚三欧，九千欧，折七万人民币。一条是返工，我们出运费和返工费，货款扣五个点。”
林秋看着那张单子。
“这单是谁做的。”
“你猜。”
林秋抬起头。
“三纺？”
“三纺。”
林晚把单子放回架上。
“九月你们来深圳那天，我提了三个条件。会开完，我给了你们一张试单。三千件，工价按十三块五算，比同行高五个点。合同上写着验货标准按我的来。”
“我知道。”
“货到港，客户抽检，五十件里三十四件不合格。”
林秋没有说话。
她低头看着托盘上那三件开衫。
“这批货，谁验的。”
“我。”林秋说。
“你验的。”
“我签的字。”
仓库里安静下来。感应灯因为没有动作，暗了一格。
林晚看着她。
“你当时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看出来还签？”
林秋把手放在托盘边上，手指扣着木头的边。
“厂长说船期赶不上要赔违约金。他说先发，到了那边再说。他说反正客户抽检，抽不到就过了。”
“你信了。”
“我不信。”林秋说，“我知道抽得到。”
“那你为什么签。”
林秋抬起头。
“因为我是后勤主管。”她说，“我签了字，责任在我。我不签，责任在厂长。厂长那年五十八，还有两年退休。”
林晚看着她，没有说话。
“我签了。”林秋说，“我想的是，我担着。”
“你担着。”林晚重复了一遍。
“我担着。”
“七万块罚款，你担得起吗。”
林秋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出声。
“你担不起。”林晚说，“你担的是那张纸。纸上有你的名字，钱从我的账上出。”
林秋低下头。
“我在三纺干了二十五年。”她说，“没出过一次这样的事。”
“为什么这次出了。”
“因为以前我有三个人。”林秋说，“这次我一个人。”
“所以是人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林秋说，“我知道人手不够，我没说。”
她蹲下去，把箱子里剩下的衣服一件一件往外拿。
拿到第七件，她停住。
那件开衫的领口上缝着一张小标签，白色的，两公分宽，上头印着款号、尺码、批次。
标签下面还有一张，是手写的，圆珠笔，蓝色。
林秋把那张标签翻过来。
上面是一行字：验货，林秋。
后面跟着日期。
她蹲在那儿，手里捏着那件衣服，没有动。
林晚站在她身后。
“怎么了。”
“没事。”
“起来。”
林秋没有起来。
她把那件衣服抱在怀里，肩膀动了一下。
仓库里没有人说话。感应灯又暗了一格，只有她们头顶那两盏还亮着。
过了大概一分钟，林晚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
“林秋。”
“我知道这批货该退。”林秋说，“我知道。”
“那你蹲着做什么。”
“我在想。”林秋说，“二十五年前那张表，我也是这么签的。”
林晚没有接这句话。
“我那时候想的是，签了就签了，反正我爸安排好了。”林秋说，“我没想到，签一次，后面每一次都要签。”
她把脸埋在衣服里。
“这二十五年，我签了多少张这样的纸。”
林晚站起来。
她走到仓库门口，把卷帘门的控制盒按了一下，门升高了半米，风从外头灌进来。
“起来。”她说，“地上凉。”
林秋没有动。
“林秋。”
“嗯。”
“这批货的返工，你带人做。”林晚说，“三千件，一件一件拆。拆完了重新缝，缝完了重新验。验的标准用我那张表。”
林秋抬起头。
“我做？”
“你做。”
“为什么。”
林晚站在门口，背对着她。
“因为你验得出问题。”她说，“验得出问题的人，才做得了品控。”
第10章 叫魂
夜班九点开。
工人从宿舍那边过来，三三两两，手里拎着饭盒和水杯。进厂要刷卡，闸机嘀一声，绿灯亮。
林秋坐在厂门口的台阶上。
台阶是水泥的，五级，最上面一级靠着墙。她坐在第二级，背靠着一根不锈钢的旗杆。旗杆上没挂旗，绳子在风里蹭着杆子，叮的一声，隔一会儿又叮一声。
林晚从办公楼出来，十点差十分。
她看见台阶上有人，脚步慢了一下，接着往下走。
“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
“等我做什么。”
“说句话。”
林晚在她旁边站住。
“上楼说。”
“这儿说。”林秋拍了拍旁边的水泥地，“不冷。”
林晚看着她，把袖子往下扯了扯，坐了。
两个人坐在第二级台阶上，朝着厂区外头。马路对面是一排小饭馆，有两家还开着，红灯笼挂着，灯管里有一根坏了，一闪一闪。
林秋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过去。
“不抽。”
“一直不抽？”
“一直不抽。”
林秋把烟叼在自己嘴里，划了一根火柴点上。
火光起来的时候，林晚看见她的手。
手背上有一块烫伤的疤，指甲修得短，指节有点粗。这双手她认得，二十五年前这双手接过一张工装。
“林晚。”
“嗯。”
“那张表，是我爸填的。”
林晚没有说话。
“他没跟我商量。”林秋吐了一口烟，“那天晚上他回家，把一张纸放在桌上，说你去报到。我说什么表。他说招工表，你的名字在上头。”
“你看过了。”
“看了。我看见名字是林晚。”
“你说了什么。”
林秋抽了一口烟。
“我说，那晚晚怎么办。”
“他怎么说。”
“他说，她会想通的。”
林晚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
厂里发的工鞋，黑色的，胶底。
“后来呢。”
“后来我没再问。”林秋说，“第二天早上我去报到了。工装是新发的，袖口还没有磨。车间里的人叫我林晚，我应了。”
“第一天进了车间，班长点名。”林秋说，“点到林晚，我站起来。旁边一个女工看了我一眼，说你不是叫秋儿吗。我说我小名叫秋儿，大名林晚。”
“她信了。”
“她没信。”林秋说，“她后来跟我一个宿舍，住了五年，从来没叫过我大名。她叫我秋儿。”
“别人呢。”
“别人叫林晚。”林秋说，“叫了七年。七年里我每次听见，都要先愣一下，才反应过来是在叫我。”
“愣一下。”
“愣一下。”林秋说，“像有人从背后拍你肩膀，你回头，发现叫的不是你。”
“第一个月发工资，三十七块。”她说，“我拿着钱在厂门口站了半天。我想的是，这个钱不是我的。”
“你还是拿了。”
“拿了。拿回家交给我妈，我妈数了三遍，说这么多。”
林晚没有说话。
“你想过把表还回来吗。”她问。
“想过。”
“什么时候。”
“九四年过年。”林秋说，“我回村，看见你在村口的裁缝铺里给人改裤子。你抬头看见我，笑了一下。”
“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林秋说，“那天晚上我想，明天去找你，把表给你。第二天早上我没去。”
“为什么。”
“因为我不敢。”林秋说，“给了你，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爸会打死我。”
“第一天就应了。”
“第一天就应了。”
林晚把手在膝盖上擦了一下。
“应了多少年。”
“七年。”林秋说，“九三年到二〇〇〇年，厂里改制，重新登记身份，我才改回林秋。改的时候要写说明，我在说明上写，当年登记有误。”
“有误。”
“有误。”林秋把烟摁在台阶边上，“三个字，我写了半个钟头。”
旗杆上的绳子又叮了一声。
“晚晚。”
“嗯。”
“这二十五年，我最怕听见有人叫你的名字。”
林晚偏过头看她。
“厂里有个女工也叫林晚，”林秋说，“在细纱车间，比我小两岁，湖南益阳的。车间里喊一声林晚，两个人回头。”
“后来呢。”
“后来她调走了。调走那天，我在食堂看见她端着碗，我站在那儿没动，她走过来问我，秋姐你怎么了。我说没事。”
林秋把烟头在台阶上摁灭，摁了三下。
“她走了以后，厂里就剩我一个林晚。”
“那不是正好。”
“不是正好。”林秋说，“是我一听见这个名字，就想起我把谁的东西占了。益阳那个姑娘调走那天，我在车间里站着，机器响，我心里想的是，终于走了一个。”
她停了停。
“我那时候才发现，我心里头盼着别人走。”
林晚没有说话。
“我们老家有个说法，叫叫魂。”林秋说，“小孩受了惊，半夜不睡，老人就拿一件他的衣裳，站在门口喊他的名字。喊三声，魂就回来了。”
“我知道。”
“这二十五年，每次有人叫林晚，我都觉得是叫魂。”林秋说，“喊的是你的魂。魂在我身上，喊不回来。”
台阶下有一辆电动车过去，灯照过来又过去。
林晚把手从膝盖上拿开，放在自己腿上。
“我知道。”她说。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表是我大伯填的。我知道你没跟他说过不要。我知道你第二天早上穿了新工装去报到。”
林秋转过头。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后来去过。”林晚说，“我在厂门口站着，看见你进去。蓝工装，白毛巾搭在脖子上。”
“你那时候……”
“我那时候想进去问你一句。”林晚说，“门卫不让进。”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了。
马路对面那家饭馆灭了灯，红灯笼摘下来，卷帘门拉下。
“林晚。”
“说。”
“你恨不恨我。”
林晚没有立刻答。
她看着对面的卷帘门，门上的喷绘褪色了，字看不清。
“我恨过。”她说，“九三年到九六年，恨了三年。”
“后来呢。”
“后来我忙着挣钱。”
林秋笑了一下，笑得短。
“那你现在呢。”
“现在我没工夫恨人。”林晚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明天三千件返工，你带人拆。拆的时候注意，罗纹那批料可能有问题，先验料再拆衣。”
“林晚。”
“说。”
“你为什么不早说。”林晚忽然问。
“说什么。”
“说表在我大伯手里。”
“说了你能怎么样。”林秋说，“九三年那张表，你说出来，厂里也不会认。”
林晚没有说话。
“我要是九三年就说了，”林秋说，“你就不用走。你要是不走，你就不会有今天。”
“这话我不接。”
“我知道你不接。”林秋说，“我自己也不接。可我这些年，就是这么想的。”
“那张表，”林秋的声音低下去，“还在。”
厂区里的夜班机器声从窗缝透出来，一层低低的嗡。
林晚站在台阶上，没有回头。
第11章 樟木箱底
回衡阳是在十月初。
林秋说表还在的那天晚上，林晚只回了一个字：走。
第二天她把手上的事交代给阿珍，订了两张高铁票。深圳北到衡阳东，三小时二十分。
上车的时候林秋提着一个布包，包里装了两件换洗衣服和一盒月饼。中秋刚过，月饼是厂里发的，没吃完。
“带这个做什么。”
“给我爸。”林秋说，“他爱吃五仁的。”
“他现在能吃吗。”
“能。”林秋说，“打成糊。”
高铁过了韶关，窗外的山多起来。田是小块的，一层一层往坡上叠，稻子黄了，有人在割。
林秋一路上没说话。到了衡阳东站，下车，出站，她忽然停住。
“我三年没回来了。”
“我不是让你回来看表？”
“表在老家。”林秋说，“老屋，衡阳县下面一个村。”
从高铁站到县里，坐了一个小时大巴。从县里到村，坐了四十分钟中巴。中巴车上放着一筐活鸡，用绳子捆着脚，鸡头从筐缝里伸出来。
村口的水泥路是新修的。路两边装路灯，白天不亮，杆子上贴着红纸，写着什么选举。
老屋在村中间。青砖，黑瓦，门口两级石阶，石阶磨得中间凹下去一块。
门是虚掩的。
林秋推门进去。
“爸。”
屋里没有人应。
堂屋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一只搪瓷缸，缸里插着三支没点的香。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的是胖娃娃抱鲤鱼，纸边翘起来了。
“爸。”
里屋有动静。
林秋走进去。
里屋光线暗。一张木床靠墙，床上躺着一个人，盖着一床薄被。
老人瘦得脱了形。脸陷下去，颧骨突出来，头发全白，剪得短。他的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
“爸，我回来了。”
老人转过头。
他的嘴动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点声音，像气从缝里漏出来。
“他不能说话了。”林秋回过头，对林晚说，“去年冬天中风，右边身子不能动，舌头也不听使唤。”
林晚站在门口。
她二十五年前见过这个人最后一面。那时候他坐在堂屋里喝茶，把报纸折起来，说“坐”。
现在他躺在这儿。
“大伯。”她说。
老人的眼睛转过来。
他看了她一会儿。
然后他的右手动了。
那只手在被子上抓了一下，抓住被角，往上一提，又松开。
“他认得你。”林秋说，“他认得人。”
林晚走过去，在床边站住。
“大伯。”
老人的手又动了一下。他的手指在被子上划，划了一下，停住，又划了一下。
“他在写字。”林秋说，“中风以后就这样，想说什么就划。”
“划的是什么。”
“看不出来。”
林晚看着那只手。
她站了半分钟。
她想问一句话。这句话她想了二十五年，从十九岁想到四十四岁。
“大伯，”她说，“当年那张表……”
老人的手停住了。
他看着她。
他的嘴张了一下，喉咙里的气声变得更急。
林秋走过来，扶住他的肩。
“爸，别急。”
老人的手在被子上抓了两下，然后慢慢松开。
他的眼睛闭上了。
林晚站在床边，没有把话问完。
林晚在床边又站了一会儿。
老人的呼吸声重，一声一声，像拉风箱。
她伸手，把他露在被子外头的手放回被子里。
那只手凉。
“大伯。”她说，“我回来了。”
老人的眼睛睁开一条缝。
他看着她，看了半晌。
然后他的嘴角动了一下，往上。那个动作做了一半，没有做完。
那天下午，林秋去灶屋烧水。
灶屋还是老样子。土灶，两口锅，烟囱从墙上出去。墙角堆着柴，柴上盖着一块塑料布。
林秋蹲下去点火。火柴划了三下才着。
“柴潮了。”她说。
“多久没烧了。”
“我爸住院以后就没人烧。”林秋往灶膛里塞了一把松针，“我请了隔壁的婶子，一天来两回，给他喂饭、擦身。”
火起来了。灶膛里的光映在她脸上。
林晚一个人在堂屋里坐着。
八仙桌上那只搪瓷缸她认得，白底红字，印着“先进生产者”。缸沿磕掉一块，补过，补的地方有一道银色的痕。
她记得这个缸。九三年那个夏天，大伯就是端着这个缸在堂屋里喝茶。
她站起来，往屋后走。
屋后有一间杂物房。房里堆着农具、旧木箱、几床棉被、一台不转了的电风扇。
靠墙放着一只樟木箱。
箱子是深褐色的，上面两个铜扣，扣上挂着一把锁。锁是老的，铜的，锈了。
“林秋。”
“哎。”
“箱子钥匙。”
林秋从灶屋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钥匙早丢了。”她说，“这箱子二十年没开过。”
“那怎么开。”
“撬。”
林晚找了一把改锥。
铜锁不结实，改锥插进去，一别，锁舌弹开，掉在地上。
箱盖掀起来，一股樟脑味冲出来，混着一点霉。
箱子里是棉被。三层，压得扁。她一层一层抱出来，放在地上。
最底下是一个铁皮饼干盒。
盒子是红的，印着“上海”两个字，还有一盘点心，画得有点走形。盒盖上有锈斑，四角磨白了。
林晚把盒子拿出来，放在膝盖上。
盒子有点沉。
她掀开盖。
里面是一叠纸。
最上面是一张照片，黑白的，边角卷了。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穿列宁装，头发梳得齐，站在一堵墙前头。
“这是我妈。”林秋说。
下面是一本户口簿，蓝色封皮，封皮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簿”。
再下面，是一张纸。
纸是黄的，折过四道，边缘磨得起了毛。
林晚把纸展开。
绿色的格，一个格子一个字。油印的字迹有点糊，但还看得清。
姓名：林晚。 年龄：十九。 籍贯：衡阳县。 文化程度：高中。 考试成绩：二百七十六。
右下角有一枚红章，已经淡了，只能看出一个圆。
是那张招工表。
林晚拿着那张纸，坐在地上。
她没有说话。
纸在她手里，二十五年了，比她想的要轻。
“底下还有。”林秋说。
林晚往下翻。
下面是一张准考证。白纸，一寸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头发扎起来，脸有点歪。
照片上的姑娘十九岁，眼睛看着镜头外头一点的地方。
她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半晌。
“这个你怎么会有。”
“我不知道。”林秋说，“我以为是爸放的。”
再往下，是一个信封。
信封是白的，没有贴邮票，没有写地址。封口粘着，粘得不严。
林晚把信封拆开。
里头是一张信纸，横格，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
上头有字。
蓝色的圆珠笔，写了三行，第四行只写了一个字就断了。
“晚晚：
我想跟你说，那天晚上我听见你在灶屋哭。我站在门外头，站了半个钟头，没敢进去。
我……”
后面的纸是空的。
落款处写着一个日期：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七日。
没有署名。
林晚把信纸对着窗户举起来，看了一会儿。
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上还有毛刺。
字迹规整，横平竖直。写到第三行末尾，“没敢进去”四个字，笔画有点抖。
林晚把信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的。
她把准考证、招工表、那封信，三样东西并排摆在膝盖上。
招工表最旧，纸已经发脆，边上有一块褐色的斑，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你写的。”她说。
林秋没有说话。
“你写了一半。”
“写不下去。”林秋说。
“为什么写不下去。”
林秋站在门口，两只手在围裙上攥着。
“因为我知道，写完了我也不会寄。”
第12章 我来招人的
职工大会开在厂礼堂。
礼堂是七十年代盖的，红砖墙，水泥地，木椅子一排排钉在地上。台上有一块幕布，幕布上挂了一条横幅：衡阳第三纺织厂职工安置大会。
台下坐了三百多人。
大部分是女的，四十岁往上。有人带着孩子，孩子坐在腿上。后排站着几个没座位的，靠着墙。
清算组的刘德海在台上讲话。他讲了一个钟头，讲资产，讲债务，讲安置方案。台下听的人不多，有人低头看手机，有人跟旁边的人小声说话。
“下面，”刘德海说，“请深圳晚和制衣的林总讲话。”
林晚从第一排站起来。
她穿一件浅蓝衬衫，袖口挽到小臂，下身穿一条深色的裤子，鞋是黑的，胶底。
她走上台，手里没拿稿，也没拿话筒。
台下安静了一点。
她站在台口，看着下面。
“我叫林晚。”
声音不大，前排能听清，后排听不清。有人往前探身子。
“我父亲叫林建国，在这个厂干了十九年，保全工。二〇一五年走的。”
台下有几个人点了点头。
“我今天来，是来招人的。”
她停了停。
“一百二十个岗位。一线八十，品控三十，仓管十个。工资按深圳的标准，月结，不押证件，工钱不欠。”
台下开始有声音，嗡嗡的。
“但是我要说一件事。”
声音停住。
“一九九三年，这个厂招工，全县一个名额。我考了第一，二百七十六分。”
她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
纸是黄的，折过四道。她把它展开，举起来。
“这是那张招工表。”
台下没有人说话。
“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年龄，十九。籍贯，衡阳县。文化程度，高中。考试成绩，二百七十六。”
她把纸翻过来，让站在侧边的人看。
“我没进成。”
礼堂里静得能听见风扇转。
“我今天不是来说这件事的。”林晚把纸折起来，塞回裤兜，“这件事跟你们没关系。当年经手的人是我大伯。我爸在场，他没拦。我大伯躺在家里的床上，说不出话。我父亲二〇一五年走了。”
她抬起头。
“我说这件事，是因为我知道，坐在这儿的不少人都遇见过一样的事。指标给谁不给谁，什么时候轮到你家，谁家孩子进了厂，谁家孩子去了广东。”
台下的嗡嗡声没了。
“我十九岁那年买了张站票去深圳。三十六个小时，站到脚肿。”
“我在制衣厂踩了三年平车。食指上扎了三个针眼，中指两个，无名指一个。针断在指甲盖里，我自己拿镊子挑。”
“九六年我接了一张单，被人骗了两万三。我在天桥上坐了一夜。”
“二〇〇三年我开了自己的厂，八百件货被退，我在车间地上坐着睡了六个小时。”
她一段一段说，说得不快。
“现在我的厂一年出四百二十万件衣服，客户在欧洲和日本。厂里四百七十个工人，湖南的两百多个。”
她把手放下来，贴在裤缝上。
“我今天站在这儿，不是来讲我怎么熬过来的。”
“我是来招人的。”
“一百二十个岗位，我要人。要能干的，要眼睛好的，要手稳的。”
“年龄四十到五十五，我都要。你们在厂里干了二三十年，你们的活儿，我知道。”
第三排有个男人举手。
“林总。”
“说。”
“我五十三了。”他站起来，个头不高，穿一件旧夹克，“手脚不如年轻人。你们要不要。”
“要。”林晚说，“你有二十九年工龄。”
“工龄在这儿不算数。”
“在我这儿算。”林晚说，“你会什么。”
“保全。车、钳、刨、铣，都会。厂里的老设备我闭着眼能拆。”
“我的厂有十二台老平车，用了十一年，三天两头坏。”林晚说，“修得好吗。”
“修得好。”
“明天登记。”
男人坐下，坐得直。
台下有人开始抹眼睛。
“但是我把话说在前头。”林晚说，“我的厂有规矩。验货标准按我的来，不合格就退。工钱一个月一结，不拖。加班有加班费。不押证件，不签试用期。”
“这三条，能做到的，今天下午在门口登记。”
她说完，往台下走。
礼堂里没有人鼓掌。
安静了大概十几秒。
然后后排有一个人站起来。
是个女的，五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她的头发烫过，卷还在，但已经散了。
“林晚。”
林晚停住。
“你是林晚吧。”那女的说，“细纱车间的张桂英。你不记得我，我记得你。”
林晚看着她。
“九三年你不是进厂了吗。”张桂英说，“我记得你进来了啊。头一年冬天，你还在食堂帮过厨。”
礼堂里的空气变了。
有人回头看张桂英，有人看林晚。
林晚站在台阶上，没有动。
“我没进。”她说。
“没进？”张桂英皱起眉，“那进厂的是谁。”
“进厂的是我堂姐，林秋。”林晚说，“她用的是我的名字，我的档案，我的考试分数。”
张桂英张着嘴，没有说话。
后排有人小声问：“那当年那个林晚，一个月拿多少钱。”
“不知道。”张桂英说，“反正没我的份。”
礼堂里的声音乱起来。
刘德海拍了拍话筒：“安静，安静。”
“九三年到二〇〇〇年，厂里有一个林晚。”林晚说，“那不是我。”
她说完，继续往下走。
走到第三排，她停下，转过身。
“张姐。”
“哎。”
“九三年冬天食堂帮厨的那个，是不是个子比我高，头发比我短，说话比我快。”
张桂英想了想。
“是。”
“那是林秋。”
林晚走出礼堂。
外头的日头毒。她站在台阶上，把衬衫袖口往上又挽了一折。
身后礼堂里还有人说话，声音越来越大。
刘德海追出来。
“林总。”
“嗯。”
“这个……这个事，你看要不要……”
“不用处理。”林晚说，“我说完了。”
“林总，”刘德海压低声音，“这么一讲，下午登记的人怕是……”
“怕是更多。”林晚说。
刘德海愣了一下。
“他们等了二十五年，等的就是一个说法。”林晚说，“我今天给了。给完了，他们才肯跟我走。”
她往下走。
走到厂房拐角，林秋站在那儿。
她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袋里是登记表。
“你都听见了。”
“听见了。”林秋说。
“我没提你的名字。”
“你提了。”林秋说，“你说九三年到二〇〇〇年，厂里有一个林晚，那不是你。”
林晚看着她。
“那一句就够了。”林秋说。
她把塑料袋递过去。
“登记表，我印了三百份。够不够。”
“够。”
第13章 辞职信
回深圳是十月下旬。
三千件开衫返工完了。林秋带着六个人做了十九天，一件一件拆，一件一件缝。
拆到第八百件的时候，她们发现罗纹那批料本身有问题，弹力不匀，拉出来的袖口必然起皱。
林秋写了份报告，一共两页，把供应商、批次、到货日期、抽检比例全列上，附了七张照片。
报告交到林晚桌上。
林晚看了二十分钟。
“料的问题你怎么看。”
“退。”林秋说，“剩下的一千四百米全部退回去。钱要得回来要不回来另说，货不能用。”
“退了用什么。”
“我在衡阳问过一家。”林秋说，“同一家厂的，价格贵一毛二，明天能发。”
林晚抬起头。
“你什么时候问的。”
“拆到第五百件的时候。”
“为什么那时候不问。”
“没验完不敢下结论。”林秋说，“万一是我拆坏了。”
林晚把报告合上。
“退料，换供应商。差价我出。”
“差价从返工费里扣。”林秋说，“这是我验的货。”
林晚看了她一眼。
“行。”
德国的客户十月底来验货。
来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叫安娜，带一个翻译。她在仓库里抽了六十件，一件一件看，看了两个钟头。
最后她把衣服放下，说了几句。
翻译说：“她说，这批货和上一批不是同一批人做的。”
“是同一批人。”林秋说，“返工十九天。”
安娜又说了几句。
翻译说：“她说，她想知道怎么做到的。”
林秋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
本子上画着表。横向是日期，纵向是工序，每一格里写着当天完成的数量和不良率。
第一天的格子里写着：拆三百二，不良一百八十七。 第九天：拆八百九，不良四十二。 第十九天：缝三千，不良六。
安娜翻了这个本子半天。
她抬头说了一句。
翻译说：“她说，她做这行二十年，没见过这样的记录。”
那天下午签了验收单。货款扣了百分之五，剩下的下个月到账。
林晚在办公室里，把验收单放进抽屉。
辞职信她写了三个晚上。
第一晚写了半页，写完撕了。第二晚写了整页，看两遍，也撕了。
第三晚她坐在宿舍的桌子前，把纸摊开，写第一句：林总，我是林秋。
写到“我是林秋”四个字，她停了半晌。
这四个字，她用了二十五年才写顺。
敲门声响了三下。
“进。”
林秋走进来。
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林总。”
“坐。”
“不坐。”
林秋把信封放在桌上，推过来。
“这是我的辞职信。”
林晚看着那个信封。
信封是白的，最普通的那种，没有封口。
“为什么。”
“信里写了。”
林晚把信封里的纸抽出来。
两页，手写的，蓝黑墨水，字迹端正。
“林总：
我是林秋。今天提出辞职。
第一，这批返工里我发现自己的问题。我做品控，验得出别人的错，验不出自己的。三千件从我手上过去，签字的也是我。若不是退货，我不会看第二遍。
第二，我在这个位置上，对别人不公平。厂里比我懂仓的人有，比我懂料的人也有。他们是一步一步考进来的，我不是。
第三，一九九三年那张表，我从樟木箱里拿出来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位置我坐不住了。
请批准。
林秋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林晚看完，把纸放在桌上。
她没有说话。
过了半分钟，她把纸拿起来，从头看第二遍。
看到“对别人不公平”那一句，她的手指在纸上停了一下。
她把纸放下，抬头。
“第三遍我不看了。”她说。
“什么。”
“我看了两遍。”林晚把信推回去，“你想说的我看见了。”
林秋没有接。
“林总。”
“说。”
“请你批。”
“我不批。”
林秋的手在身前攥着。
“为什么。”
“因为我要的是懂仓的人。”
“厂里懂仓的人不止我一个。”
“但三千件返工，只有你一个人从头跟到尾。”林晚说，“拆料、换供应商、写报告、做记录、对着外国人讲清楚十九天里每一天的不良率。这些事只有你做了。”
“那是我的错，我自己收拾。”
“收拾完了呢。”
林秋没有说话。
“林秋，”林晚把手放在桌上，“你以为我留你，是因为你是我堂姐。”
“难道不是。”
“不是。”
林晚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厂区，货柜车正在倒车，鸣着笛。
“我开厂十五年，辞过的人有二十几个。留下的，都是因为能干。”
“我不是考进来的。”
“你考过。”林晚转过身，“一九九三年，你没考。”
林秋的脸白了一下。
“那张表是我爸填的。”她说，“我知道我没考。”
“所以你现在可以去考。”
林秋抬起头。
“考什么。”
“品控主管的岗，厂里有一套考核。”林晚回到桌边，拉开抽屉，拿出一份文件，“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物料编码和账实相符，一百五十分。第二部分，验货标准的实操，两百分。第三部分，异常处理，一百五十分。总分五百，三百八十及格。”
她把文件放在桌上。
“厂里现在有三个人在等这个位置。你是第四个。”
林秋看着那份文件。
“考不过呢。”
“考不过就走。”林晚说，“辞职信我收着，考完了再说。”
林秋拿起那份文件，翻了翻。
第一页是考核范围，第二页是评分标准，第三页是实操的项目清单。
“什么时候考。”
“下个月十五号。”
“还有二十几天。”
“二十几天够不够。”
“还有一件事。”林晚说。
“什么。”
“辞职信我不撕。我锁在抽屉里。”
林秋抬起头。
“考不过，我签。”林晚说，“考过了，这封信在抽屉里放一年。一年以后你自己来拿。”
林秋把文件抱在怀里。
“够。”
那二十几天，她每天下班以后在仓库待到十点。
物料编码两千四百多个，印在一本册子上，六十四页。她把册子拆成四份，一天背十六页。
背到第七天，她把册子合上，从第一页开始默。
默到第四百多个，错了三个。
她把错的抄在一张纸上，贴在宿舍床头。八个人的宿舍，她那边贴了七张纸。
同屋的人问她考什么。
“考一个岗位。”
“考不上呢。”
“走。”
她走到门口，停住。
“林晚。”
“嗯。”
“我要是考不过，你别放水。”
林晚坐下来，把手放在键盘上。
“我从来不放水。”她说，“一九九三年我考第一，也没人给我放水。”
第14章 量尺寸不用尺
大伯是十一月十八号走的。
林秋考完试第三天。
她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仓库里盘料。电话是她妈打来的，说了三句话，她听完，站在货架中间，手里还拿着盘点表。
林晚后来才知道。
“回去。”她说。
“我已经买票了。”
“几天。”
“头七过了回来。”
林秋回衡阳待了九天。
回来那天下午，她直接去了厂里，把盘点表交到林晚桌上。
“料盘完了。差七米布，是上次退料的时候少算了。”
“知道了。”
“成绩出了吗。”
“出了。”
林晚把成绩单推过去。
考试是十一月十五号，在厂里的培训室。
上午是笔试，物料编码和账实相符，一百五十分，考两个钟头。卷子是林晚自己出的，一百二十道题，有四十道是填空，让她默写编码。
林秋默到第八十七个的时候卡住了。第八十八个是高支棉的色号，她记得开头，忘了后面的两位。
她在草稿纸上写了三个组合，划掉两个，剩一个。
下午是实操。
培训室里摆了一张长桌，桌上放着一箱混料。三十七种，有面料、有辅料、有扣子、有拉链头。每一种都剪成小片，混在一起。
“分类。”监考的老陈说，“三十分钟，按编码归类，错一个扣五分。”
林秋把手伸进箱子。
第一片是深灰的针织布，她捏了捏，翻到反面看织法，放进左边的格子。
第二片是罗纹，弹力不匀的那种。她拿起来拉了一下，眉头动了一下，放进中间的格子，在表格上写了一行字。
三十分钟到，她分了三十六片。
第三十七片是一片白色的衬布，她没有分，放在箱子外头。
“这片呢。”老陈问。
“这片不是我们的料。”林秋说，“克重不对，我们的衬布是三十克，这片是四十五克。混料的时候混进来的。”
老陈看了她一眼，在评分表上写了个字。
第三部分是异常处理。
给她一个案例：客户投诉一批童装甲醛超标，货已经到了港口，明天要清关。问她怎么办。
林秋写了四十分钟。
她写：一，立即通知客户暂缓清关，费用我们承担。二，调取该批次面料的所有检测报告。三，封存同批次库存，全检。四，如果确认超标，全部召回，不谈判。五，追责到供应商，同时自查我们自己的进料检验为什么漏了。
最后她加了一句：清关延误的违约金，我们赔。信誉赔不起。
总分五百，她考了四百一十二。
第一项一百二十八，第二项一百八十六，第三项九十八。
林晚在成绩单上签了字。
“四百一十二。”林秋看着那张纸，“及格线三百八十。”
“嗯。”
“第二项一百八十六，满分两百。”
“扣的十四分，是衬布那一片。”林晚说，“你分对了，但是没写理由。”
“我写了。”
“你写了克重不对。没写你怎么知道是四十五克。”
林秋没有说话。
“下次写全。”林晚说。
“下次？”
“下个月开始，你是品控主管。”林晚把成绩单收进抽屉，“试用三个月。三个月里出一次批量事故，你还是走。”
林秋站在桌前。
“林晚。”
“说。”
“谢谢。”
“不用说这个。”林晚拿起一份文件，“去仓库，把新来的那批工服领出来。明天新工人报到，要发。”
腊月初，厂里招了第六批人。
四十七个，年纪从十九到五十三。有从湖南来的，有从江西来的，有从贵州来的。有几个是从衡阳三纺过来的，其中一个会开叉车。
报到那天在一楼大厅。大厅里摆了三张桌子，一张登记，一张发工牌，一张量工服。
量工服的是林晚。
她站在桌子后头，脖子上挂着一根软尺。
“姓名。”
“周小满。”
“哪儿人。”
“邵阳。”
“身高。”
“一米六。”
“手抬起来。”
姑娘把两只手平举。
林晚看了一眼。
“肩宽三十八，胸围八十四，衣长六十二，袖长五十六。”
登记的人在表格上写。
“下一位。”
“王秀英。”
“手抬起来。”
“肩宽四十，胸围九十六，衣长六十四，袖长五十八。”
“下一位。”
量到第二十几个人，队伍里有个姑娘一直看着她的手。
轮到那个姑娘。
“姓名。”
“李招娣。”
“哪儿人。”
“衡阳。”
林晚抬头看了她一眼。
“多大。”
“十九。”
“手抬起来。”
姑娘把手举起来。
林晚看了一眼。
“肩宽三十六，胸围八十，衣长六十，袖长五十四。”
登记的人写完，姑娘没有走。
“阿姨。”
“嗯。”
“你怎么不用尺。”
林晚低头看了看自己脖子上那根软尺。
“量得多了。”
“多少算多。”
“二十五年。”
姑娘的眼睛睁大了一点。
“我十九。”
“我知道。”
林晚看着她。
这姑娘瘦，头发扎在脑后，穿一件洗到发白的T恤。她的手垂在身侧，手指上有一道新的口子，是干活划的，还没结痂。
“你为什么来。”
“挣钱。”
“挣钱做什么。”
姑娘想了一下。
“我考上了卫校。”她说，“家里没钱。”
林晚没有说话。
大厅里还有人排队，后头有人在说话，声音嗡嗡的。
“阿姨。”
“嗯。”
“我能不能也学不用尺。”
林晚把脖子上的软尺取下来。
她把软尺绕了个圈，套在姑娘的脖子上。
“你量。”
“我？”
“我报数，你量。对不上就重来。”
姑娘的手抖了一下，抓住尺子的一端。
“肩宽三十八。”
她把尺子拉过去，绕过自己的肩。
“三十八。”
“胸围八十四。”
尺子绕到胸前，她低头看刻度。
“八十四。”
“衣长六十二。”
“六十二。”
林晚看着她。
“手上有口子。”
“划的。”
“回去拿创可贴贴上。明天上班，手不能破着。”
“好。”
“下一位。”林晚说。
姑娘把尺子从脖子上取下来，双手递还。
“阿姨，这个还你。”
“你留着。”林晚说，“明天早上八点，到二楼找我。我教你量。”
姑娘捏着软尺，站着没动。
“去吧。”林晚说，“后面还有人。”
姑娘走了两步，回过头。
“阿姨，你叫什么。”
“林晚。”
“林晚。”姑娘念了一遍，“好记。”
“林晚。”她又念了一遍，声音低下去，“我记住了。”
她把软尺绕在手腕上，跑了。
跑出去三步，又停下来，回头喊了一句。
“明天八点。”
“八点。”
大厅里还有三十几个人在排队。
林晚把表翻到下一页，把笔帽咬在嘴里，腾出手来。
顶针戴在右手中指上，银色的，磨得发亮。从九三年戴到现在。
有人问过她，量尺寸为什么戴顶针。
她说，习惯了。
林晚拿起登记表，翻到下一个人。
“姓名。”
“周德旺。”
“哪儿人。”
“衡阳。”
“手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