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送外卖，送了三年。
别人送外卖，看路，看单，看手机。我不一样。我除了看这些，还得看一样东西——人头顶上的数。
不是谁都能看见的。我爹能看见，我爷爷能看见，我大概也是打娘胎里带来的。从小到大，我见的人，头顶都挂着一串数字，淡的，像手机屏幕的亮光，隔远了看不清，走近了，那串数就明明白白印在人家头顶上。
那串数，就是他还能活的日子，按天算。
我从没见过谁的数，是不变的。小孩的数最长，七八十年，挂在头顶，像一串没怎么动过的挂历。老人的数最短，个位数，十几位，晃晃悠悠，走一天少一天。壮年人最多，几千天，看着厚，其实也经不住花。
那串数不是死的。它一天一天，往下掉。我看得见它在掉，像表盘上的秒针，一格一格走。走得快的人，是寿数将尽的；走得慢的，是还有大把日子的。
我从没见过它往上走。一次都没有。
直到周先生。
看得多了，人就麻了。麻了，就不想管了。
我妈走的那年，我十九。天天见的人，我从来没看过她的数——自己家里人，看什么看。
她走那天早上，我送她到楼下，她回头跟我说：晚上蒸包子，早点回来。
我忽然看见，她头顶那串数，是0。
我张了张嘴，没喊出来。她已经拐弯了。
那天晚上，医院打来电话。我妈在菜市场门口，让一辆逆行的三轮车碰了，送到医院，没救过来。
0，就是当天。
我爹从那天起，头发白了一半。他没怪我，只说了一句话：这眼睛，是个债。
我爹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儿啊，这眼睛，是个债。你能看见，就放不下。放不下，就得管。管了，就得担。你要是不想担，就别看。
我说：那我不看了。
我爹说：由不得你。你看不看，它都在那儿。
我爹说完这话，第二天就走了。他头顶的数字，我数过，走到零的那天，正好是他咽气那天，一天不差。
从那以后，我就懂了。那串数，看得见，改不了。看见的人，救不了。所以我送外卖三年，从来不抬头看顾客的脸。单子递过去，低头，转身，走。手机上顾客的电话、地址、备注，我全不看。看了，就记住了。记住了，就放不下。
我在这行干了三年，规矩就一条：别看。
我选送外卖，不是因为挣得多，是因为这行不用盯着一个人看。
干别的活儿，你得跟人面对面，坐着，聊着，看着。我看不了。看一会儿，我就得走神——他头顶那串数，我老忍不住去数。
送外卖不一样。车到，餐到，人到手，走人。一眼，最多两眼。看不完，也就不看了。
这条规矩，是用一条差评换来的。
干外卖的第二个月，我给一个写字楼的白领送餐。她接餐的时候，我瞟了一眼——她头顶的数字，是2。我愣了一秒。她问：怎么了？我说：没事，您慢用。我下楼的时候，腿是软的。
那天下午，我送完最后一单，鬼使神差，又绕回那栋写字楼。我在楼下等到下班，看见她出来，活得好好的，跟同事有说有笑。
我松了口气，又觉得哪儿不对。
后来我想明白了。数字是2，是她还能活两天，不是当天。我改变不了什么，可我管不住自己会去想：她这两天，会怎么过？
就那一回，我送餐迟了十分钟，得了人生第一个差评。站长问我：你路上干嘛去了？我说：没干嘛，堵车。
从那以后，我再不看顾客的脸。看了，就得想；想了，就放不下。
可有些事，不是你不看，就能躲开的。
那天中午，我接了一单，幸福里小区3栋，一碗白粥，一份咸菜。备注写着：放门口，别敲门，老太太耳背。
我骑车过去，上了三楼。
幸福里是个老小区，楼是九十年代盖的，楼梯又窄又陡，扶手锈得掉皮。没有电梯，我爬上去，喘了口气。
门口放着一把旧藤椅，椅子上坐着一个老太太，闭着眼，晒着太阳。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攥着一把蒲扇，扇子没扇，就搁在膝盖上。
我把粥放在门口的小凳上。小凳上摆着一碗凉水，几片菜叶，像是给猫留的。楼道里飘着一股味儿，说不清是药味还是老屋子的味，混着中午的太阳气，闷闷的。
我准备走。
走到楼梯口，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就这一眼，我看见了她头顶的数字。
3。
三天。
我站在楼梯口，愣了有半分钟。老太太还不知道，她还闭着眼晒太阳，嘴角还带着一点笑，像是刚吃完饭，心里舒坦。
我下楼的脚步，比平时慢。
那天下午，我送单老是走神。晚上收工，我算了一下，老太太那碗粥，是幸福里老周家的小伙子点的。手机号我记不住，可地址我记得，3栋2单元，跟老太太同一栋楼。
第二天，第三天，我没接到幸福里的单。我以为这事过去了。我爹说得对，看得见，改不了，救了也白救。我劝自己：跟我没关系。
第四天中午，手机又响了。还是幸福里3栋，还是那碗白粥，还是那份咸菜。备注还是那句：放门口，别敲门。
我骑车过去，上了三楼。老太太还在门口坐着，还晒着太阳。我放下粥，要走，腿却像灌了铅。
我回头，又看了一眼。
她头顶的数字，变了。
60。
六十天。
我蹲在楼梯口，点了一根烟，抽了半天。命数这个东西，我爹说过，是只减不增的。人从生下来，头顶那串数就摆在那儿，一天一天往下走，走到零，人就走了。天底下没有谁的命，是越活越多的。
除非，有人把自己的，给了她。
我掐了烟，下了楼。晚上，我翻了这一周幸福里附近的所有订单。别的单子我都记不住，可周先生——我给他送过一年外卖，他的单，我全有印象。
周先生，幸福里3栋2单元，三十出头的男人，独居。他有个习惯，几乎天天点外卖，点的都是楼下那几家老店：老郑的豆浆、巷口王姨的馄饨、街尾陈伯的砂锅粥。备注永远只有一句：放门口，不用敲门。
他从不让人进门。
我送了他一年单，只在门缝里见过他一次。那回他开门接餐，我看见他屋里黑漆漆的，窗户全拉着窗帘，客厅正当中，供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老太太，笑得满脸褶子。
我当时没多想。谁家没个老人的照片。
可我现在想起来了。照片上那个老太太，跟3栋晒太阳那位，长得有点像。不是像——是同一个人的两种年纪。一个七十岁，一个九十岁。
王婶是周先生奶奶的老邻居，一辈子的姐妹。
我爹说，命数只减不增。可周先生让王婶的数字，从3天变成了60天。他是怎么办到的？
我头一回给周先生送餐，是一年前。那天他点的也是豆浆，备注放门口。我放好餐，敲了敲门，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手伸出来，把餐拿进去。
我瞥了一眼——他头顶的数字，是个位数。九。
九天的命。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可规矩就是规矩，我没多想，骑车走了。
过了俩月，我又接了他的单。他头顶的数字，变成了十九。
又过了半年，三十几。
他活得好好的，数字却越活越多。我那时候只当自己看错了。命数只减不增，是我爹说的，可我也没见过例外。我安慰自己，兴许是他命好，数字涨回去了——可我心里知道，没有这种事。
那几天，我盯上了周先生的单。
他照常天天点。点完，第二天，他点过的那家店门口，总有人出事。
老郑——就是卖豆浆那个老郑，六十多，我送过他半年豆浆，人结实，说话嗓门大。他头顶的数字我瞥见过，二十上下，还能活二十来天。周先生连点了他三天的豆浆。
最后那单豆浆，是我送的。
老郑的店在街口，三张桌子，一口大铝锅。那天下了点雨，他也出摊，见了我，喊：小师傅，来，尝尝今天的。他舀了一碗豆浆，硬塞给我。我喝了一口，烫嘴，甜，豆腥气重，是他那个老味道。
他说：我这豆浆，喝了三十年了，街坊都认。等我干不动了，这手艺，传给谁去？
我说：您身体硬朗，再干二十年没问题。
他哈哈笑，说：借你吉言。
第二天一早，我路过街口，老郑的店没开门。第三天，门口摆上了花圈。听人说，老郑是夜里起夜，在卫生间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马桶角上，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凉了。
我蹲在马路牙子上，抽了根烟。老郑头顶那个数字，我最后一次看见，是1。
二十天，三天，变成了一天。
我数了数周先生这个月点的单：老郑的豆浆，三单。王姨的馄饨，两单。陈伯的砂锅粥，一单。还有隔壁楼一个卖卤肉的老头，两单。
我蹲在出租屋里，把这六家一家一家捋。
老郑，死了。王姨，前些天听说骑电动车摔了一跤，胳膊打着石膏，店关了两天。陈伯，砂锅粥摊子撤了，人回了老家，说是女儿接去养老。卤肉老头，中风了，瘫在床上，店盘给了侄子。
这六家，这个月，死了两个，住院一个，瘫了一个，还有一个，把店盘了出去，回了老家。
都在这一个月里。
我越想越不对。周先生点的不是饭，是名单。
那几天，我夜里睡不着。一闭眼，就是老郑递过来的那碗豆浆，还有他说的那句：等我干不动了，这手艺，传给谁去？
我劝过自己：跟我没关系。我是送外卖的，餐送到，钱到手，别的不管。
可我也忘不了另一件事。我妈走那天早上，她头顶那个0。我看见了，没喊出来。
我爹说，这眼睛是个债。我躲了三年，躲不过去。
周先生的事，我要是也不管，下一个被烧的，是谁？
那天晚上，我本来已经收工了。躺下，又坐起来。我把手机翻到周先生的订单记录，看了一遍，又一遍。
九个小人。我数过了。老郑死前，他桌上已经有七八个了。那三个我没认出来的，是谁？
我把外卖箱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穿上。雨衣黑，夜里蹲着，不显眼。
我骑车出门的时候，给站长发了条消息：明早请假。
然后我骑到了幸福里。
我骑车绕到幸福里，把车停在3栋对面的树影底下，蹲着，盯着2单元那扇窗户。
窗户拉着窗帘，可窗帘没拉严，漏了一条缝。缝里透出光来，黄黄的一团。
夜里的幸福里很静。楼下的路灯坏了两盏，黑一块亮一块。树影底下蚊子多，我蹲着，不敢动，怕惊着谁。
2单元那扇窗户，窗帘是深蓝色的，洗得发白。漏出的那道光，黄黄的，是屋里那盏老式灯泡的光。那光不像正常人家——正常人家这个点，窗帘是透不出这么亮的，除非屋里一直开着灯。
我看见了。
周先生站在窗边，手里拿着一把剪刀，低着头，在剪什么。他剪得很慢，很仔细。剪完，他把那东西举起来，对着灯看。
是一张纸剪的小人。黄纸剪的，巴掌大，有头有身子，没脸。
那种纸人，丧事铺子里有卖的，扎纸人扎马那种黄纸。可周先生剪的，比铺子里的细，手、脚、腰身，都剪出来了，就是没有脸。
没有脸的纸人，是还没定主的。烧之前，拿笔在胸口写上名字，谁的名字，这张纸人就是谁。烧了，就把那人的日子，烧短了。
他拿笔，在小人胸口，写了一个字。
隔得远，我看不清写的是什么。可我认得那个动作。我爹在世的时候，讲过：纸人，是替身。谁的纸人烧了，谁的魂就跟着走。
我蹲在树影底下，后脖子一阵发凉。
周先生剪完，把小人放在桌上，跟桌上其他几个小人摆在一起。桌上已经摆了七八个了，一排，都对着窗户，都对着这栋楼。
他放下剪刀，抬头，朝窗户缝外面，看了一眼。
我不知道他看没看见我。我只看见，他头顶那串数字，比上次我看见的时候，又长了。
他的命，越活越多。
我数了数他桌上那些小人：老郑一个，王姨一个，陈伯一个，卤肉老头一个，还有三个，我认不出来。
我在树影底下，蹲到天亮。
天亮前那阵子，最冷。露水下来，裤腿湿透了。2单元那扇窗户，灯一直没灭，黄黄的光，亮了一整夜。
五点多，环卫车来了，扫把哗啦哗啦地响。楼里有人开门，咳嗽两声，又关上了。我站起来，腿麻得站不住，扶着树，缓了半天。
我骑车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窗户，窗帘拉着，光还透出来。
第二天，我去找王姨。王姨就是卖馄饨的，周先生这个月点过她两单馄饨。她五十多岁，手脚麻利，见我来，说：哟，小师傅，今天不送单，来吃馄饨？
我说：王姨，我问你个事。幸福里3栋那个周先生，你认识？
王姨说：认识啊。老周家的小子嘛。他奶奶在世的时候，天天来我这儿买馄饨。老太太走了以后，他还接着买，说想那个味。挺孝顺的孩子。
我说：他奶奶，是几时走的？
王姨说：去年冬天。走之前那阵子，楼里闹得不好看。老太太的屋，差点让人收走，好像是房本的事，她儿子儿媳——哦，那是他叔，在外头欠了钱，想卖老太太的房。老太太气得病了一场，没多久就走了。
我说：那王婶呢？就是3栋门口晒太阳那个老太太。
王姨说：你说老王家那个婶子？她是老太太一辈子的老姐妹。老太太走之前，就托付给王婶了，说：我走了，你替我看着她。王婶应了。老太太走那天，王婶在楼底下坐了一宿。
我听完，没说话。
王姨又说：小师傅，你问这个干啥？
我说：没事。馄饨好吃。
我骑车走的时候，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
后来我又回去了一趟，买了碗馄饨，坐在王姨店里，慢慢吃。王姨闲不住，一边包馄饨，一边跟我唠。
王姨说：老周家老太太那人，嘴硬，心软。年轻的时候，她男人走得早，一个人拉扯两个儿子，日子苦。楼里谁家有个难处，她第一个到。那年我守寡，孩子小，冬天屋里冷，是她抱来一床棉被，说：孩子不能冻着。
王姨说：后来，她儿子不争气，欠了赌债，楼里人都躲着走，怕借钱。她也躲，可她躲的是她儿子。有人上门讨债，堵在楼门口，是她拄着拐，站在门口，说：欠你们的，我来还。她拿的是自己的棺材本。
王姨说：老周家那小子，随他奶，心重。他奶走了，他心里过不去，我懂。可他奶那脾气，最见不得的就是记仇。
王姨说：小师傅，你要是见着他，替我带句话：你奶的馄饨钱，我还欠着呢。让她放心，我记着。
周先生给王婶点粥，一天不落。他说是替他奶奶照看王婶。可他桌上那些小人，有一个，胸口写的字，我现在想起来了——
是“王”。
我给王婶送了四天粥。第五天，我送完最后一碗，没走。我在楼下等。
晚上九点，周先生下楼扔垃圾。他穿着拖鞋，套一件旧棉袄，头发乱糟糟的，像个好久没出门的人。他看见我，愣了一下，说：师傅，你怎么在这儿？
我说：等你。
他说：等我干啥？
我说：你屋里那些小人，我看见了。
周先生的脸，一下子白了。他站了一会儿，把垃圾扔进桶里，拍了拍手，说：师傅，上来坐坐？
我跟他上了楼。屋里确实黑，窗帘拉着，供桌上那张照片，还摆在那儿。我数了一下桌上的小人，九个，一排，对着窗户。
供桌上除了照片，还摆着一碗米，米上插着三炷香，香烧了一半。屋里没有别的灯，就供桌旁边一盏白炽灯，亮着，照着那些小人。小人的影子，拖得老长。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水是温的，杯子洗得干净。他坐下，搓了搓手，说：师傅，你看得见？
我说：看得见。你头顶的数，我看了一年多了。一年前，你还是个位数。现在，你头顶那串数，我都快数不过来了。
周先生坐下来，低着头，说：你看见王婶了？
我说：看见了。她头顶3天，你给她续到了60。
他说：我奶走的时候，我在外地，没赶回来。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在殡仪馆了。楼里的人告诉我，我奶是被我叔气的。我叔欠了一屁股债，想卖我奶的房，我奶不让，跟我叔吵，气急攻心，就走了。
他说：我叔是我爸的弟弟。我爸走得早，我从小是我奶带大的。我叔不争气，赌，欠了一屁股债，管我奶要钱。我奶不给，他就卖我奶的房。房本在我奶手里，他偷过两回，没成。我奶气得病了一场，就是那场病，把她带走了。
他说：我在外地打工，一年回一次。我奶不让我叔给我打电话。我回来那天，是清明。我奶坟前，我跪了一下午。
他说：我奶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她养了我叔，养了我，到头来，连个房都差点保不住。我不甘心。
我说：所以你就剪纸人？烧谁，谁就短命？
他说：剪纸人，烧的是欠债的。我奶当年受了谁的挤兑，谁欠她的，我心里有数。老郑，年轻时候跟我叔合伙做过买卖，坑过我家钱。王姨，当年传过闲话，说我奶克夫。陈伯，我叔赌钱那会儿，他收过赃……
他说了一大串。我越听，心里越凉。
我说：这法子，谁教你的？
他说：没人教。我奶走那天夜里，我收拾她的柜子，翻出一本旧黄历。黄历夹层里，夹着一张黄纸，纸上画着一个人，没脸的，旁边写着一行字：火里走，纸上留，欠谁的，谁收。
他说：我奶年轻的时候，给村里当过扎纸匠。这手艺，她藏了一辈子，谁都没教过，就藏在黄历里。
他说：我照着画，试了三个月。头一回烧，烧的是我叔。那年冬天，我叔在赌桌上让人砍了，断了一只手。我奶咽气那天，他还来要过房本。
他说：我叔是活该。可我又想，我奶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把他烧残了，我奶在底下，会不会怪我？
他说：从那时候起，我就不烧我叔了。我烧那些欠我奶的。老郑，王姨，陈伯，一个都不冤。
我说：那王婶呢？王婶欠你奶什么？
周先生沉默了一会儿，说：王婶不欠。
我说：那你桌上那个“王”字小人，是给谁烧的？
他说：不是烧的。那个，我留着。
他走到桌边，拿起那个胸口写“王”字的小人，说：这是我奶走之前，让我给王婶的。她说，她走了，让王婶替她多活几年。这个小人，是替王婶挡灾的。她头上那些数，本来三天就该没了，我拿我的，续了她的。
他说：师傅，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干的这事，缺德。可我不后悔。这楼里的人，当年怎么对我奶的，我心里一笔一笔记着。我奶的仇，我得报。
我说：那你奶的仇，报完了，你就收手？
他说：报完就不干了。报了仇，我就把这屋里的纸人全烧了，干干净净走人。
我看着他，说：周先生，你奶走那天，王婶在楼底下坐了一宿。你知道吗？
他说：知道。王婶跟我奶，一辈子的姐妹。
我说：那你知道，你奶走之前，跟王婶说了什么吗？
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说：你奶跟王婶说：我这一走，楼里那些人，你替我看着点。他们嘴上刻薄，心里不坏。老郑年轻时坑过我家钱，可那年你爹病，是他半夜蹬着三轮把你爹送医院的。王姨传过闲话，可她守寡三十年，你奶的衣裳，是她一针一线缝的。你叔是混账，可陈伯收的赃，没一样是你叔的，都是你叔欠了人家的，陈伯替他垫的。
我说：你奶说：这楼里，没有一个人欠我的。是我欠他们的。我走之前，欠的都还了。你替我，把这话，捎给老周家的小子。
周先生坐在那儿，半天没动。
过了很久，他说：你胡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奶说了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是王婶告诉我的。她让我捎给你。
我说：王婶说，你奶走那晚，她守着，你奶断气之前，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别让小子记仇。一句是：楼里没人欠我。
周先生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他站起来，走到供桌前，看着他奶的照片，站了很久。屋里静得很，只有窗外的风，呜呜地刮。
他拿起桌上那个“王”字小人，走到灶台边，点着打火机，把小人烧了。
他烧得很慢。纸灰落在地上，一碰就碎。
他烧完那个，没停。他走到桌边，把剩下的纸人，一个一个拿起来，一个一个烧。老郑的，王姨的，陈伯的，卤肉老头的，还有那三个我没认出来的。
他烧得很稳，手不抖。火苗舔着纸人，纸人蜷起来，变黑，落进铁盒子里，成了一撮灰。
烧到最后一个，他停了一下。那是我没见过的——胸口没有字，干干净净的。
他看了看，也扔进火里了。
他说：这个，是给我自己留的。我本来打算，仇报完了，用它，去陪我奶。
他说：师傅，那我也不能这么干下去了。
我说：你不是报仇吗？仇没报完，就不干了？
他说：我奶说得对，楼里没人欠我。是我欠她的。她走的时候，我没赶上，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我是拿这楼里的人出气，出我自己的气。
他蹲下来，把地上的纸灰，一点一点，收进一个铁盒子里。
他说：师傅，王婶那碗粥，你明天还送。她的数，你别动。她自己愿意活几天，就活几天。
我下楼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我回头看，2单元那扇窗户，窗帘还是拉着，可屋里的光，暗下去了。
他没再点外卖。他的号，从我的接单列表里，再没响过。
我第二天，还是去送了粥。王婶还坐在门口，还晒着太阳。我放下粥，这次，我没忍住，看了一眼。
她头顶的数字，又变回了3。
三天。
我蹲在楼梯口，抽了根烟。周先生续给她的那57天，他自己收走了，没要。
后来我想起一件事。头一回给王婶送粥那天，她头顶是3，我以为是周先生刚续的。
可周先生说，那个“王”字小人，是他奶走之前留下的，让他给王婶挡灾。
他奶是去年冬天走的。
那王婶的命，从去年冬天起，就是借的。她多活了快一年。
这57天，是他奶留的，也是他续的。她一个老太太，坐在藤椅上晒太阳，头顶的数字，从来不由她自己说了算。
那天我放下粥，要走的时候，王婶忽然睁了眼。她说：小师傅。
我站住，回头。
她说：你天天给我送粥，辛苦你了。老周家的孙子，是不是要走了？
我说：他要搬走了。
她笑了笑，说：好。走了好。他奶在天上，等着他呢。
她说完，又闭上眼，接着晒太阳。
第三天，我照常去送。王婶不在门口了。门开着一条缝，屋里飘着粥的味儿。我喊了两声：王婶？没人应。我把粥放在门口，下了楼。
那天晚上，楼里的大姐在群里说：王婶走了，睡着走的，脸上带着笑。
我坐在出租屋里，把那碗粥的钱，退给了周先生。他收了，回了一条消息：嗯。
我给周先生打了个电话。他接了，我说：王婶走了。他说：我知道。他说：师傅，我奶让我看着她，我没看住。我说：她走的时候，是笑着的。你奶那话，她带走了。他说：嗯。
过了两天，我去了一趟王婶的屋。门锁着，我没进去，从窗户缝里看了一眼。
屋里收拾得很干净。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摆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两张照片——一张是她自己的，一张是周家老太太的。两张照片并排摆着，像是两个人坐在一起。
楼里的大姐说，收拾王婶遗物的时候，枕头底下压着一张黄纸，纸折得整整齐齐，上面画着一个没脸的小人，胸口写着一个字：王。
大姐说：这老太太，还信这个？
我把那张纸，要了过来。
跟周先生屋里的，一模一样。
他奶留给王婶的，不只一句话，还有这张纸。她走了快一年，纸一直在王婶枕头底下压着，王婶天天枕着它睡。
王婶走了，这张纸，我收起来了。跟周先生那个铁盒子，放在一起。
那之后，周先生搬走了。他把屋收拾得干干净净，供桌上他奶的照片，他带走了。他走之前，来找过我，递给我一个铁盒子，说：师傅，这些纸人，我烧干净了。你帮我扔了，扔远点。
我接过铁盒子，沉甸甸的。我没扔。我把它锁在我外卖箱的最底层，跟我的工牌放在一起。
我继续送外卖，还是不看顾客的脸。可有一回，我路过周先生新搬的小区，远远看见他。他穿着新衣服，头发剪短了，站在小区门口，像是在等人。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
他头顶的数字，也变回正常人的样子了，一年上下，一天一天，往下走。
我骑车走了。那之后，我再没跟人提过这双眼睛的事。
周先生搬走之后，我又去过几趟幸福里。
王姨的馄饨店还开着。她胳膊好了，包馄饨飞快。我路过，她喊我：小师傅，进来喝碗汤。我进去坐了坐，瞥了一眼——她头顶的数字，是五百多天，稳稳的。
陈伯没回来。可听王姨说，陈伯在老家挺好的，女儿给他在县城买了房，天天遛鸟。
卤肉老头的侄子，把店重新开起来了。老头瘫着，可精神还行，坐着轮椅在店里看人。
这楼里的人，数字都慢慢归位了。谁也不欠谁的，谁的日子，都是自己的。
只有王婶那把藤椅，还放在门口。没人坐，也没人收。
楼里的人说，那是老周家老太太的念想，也是王婶的念想。
前几天，我又接了一单幸福里的粥。备注还是那句：放门口，别敲门。我爬上三楼，门口那把藤椅还在，空着。小凳上，压着一张纸条，写着：粥放这儿就行，谢谢师傅。
我放下粥，下了楼。走到楼梯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藤椅上，空空的。阳光正好照在那儿。
我收回眼睛，骑车走了。
那天回去的路上，阳光挺好的。我在路口等红灯，看见对面人行道上，一个推婴儿车的年轻妈妈，低着头，跟车里的孩子说话。
孩子头顶的数字，长长一串，挂在那儿，像一挂新日历。
我看了两眼。绿灯亮了，我拧油门，走了。
只是半夜收工的时候，我会把那个铁盒子拿出来，摸一摸。里面装着的，是周先生烧掉的仇。
他烧干净了，我才敢替他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