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风人沈知遇的第十一夜。鄱阳湖，扁担渡，水鬼的替身。
楔子 · 两句话
电话是夜里十二点二十进来的，号码是鄱阳湖边的。
“沈老师？我叫周建国。我爷叫周德海，扁担渡撑船的。”
“我爷撑了五十四年船。这两年他夜里老说，湖心有人喊他。”
“上个月，他带的那个徒弟阿牛，夜里渡一个客，到湖心听见有人喊救命，下水去拉，自己没上来。”
“第二天早上捞上来两个。一个是阿牛。另一个是个女的，穿一件红袄。”
“县里查了半个月，查不出是谁。”
我说：“那你们找我，是想让我查这个人。”
他停了一下。
“不是。”他说，“是我爷让我打的。”
“他说什么。”
“他说，那件袄，他见过。”
“什么时候见过的。”
那头静了几秒。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他说，“有个姑娘穿这件袄，站在渡口，求他撑一趟。”
“他撑了吗。”
“他没撑。”
第一章 · 雾大，不开
扁担渡不是渡口，是一条湖汊。
鄱阳湖西岸，山上下一条水，往湖里走，走到一半被沙嘴挡住，拐个弯，成一个喇叭口。口里水深三尺到一丈，风小，浪平。两岸的人从这儿过。
为什么叫扁担渡？最早撑船的人，一条扁担挑两个箩筐来的，在岸上搭个草棚，白天种地，有人喊就撑一趟，收两个铜板。后来草棚变瓦房，瓦房变三间砖屋，名字留下了。
这一片原来住四十多户，多半是渔民。二〇二〇年禁渔之前，就已经只剩十几户。
我到的时候是九月，芦苇刚抽白穗。土路三里，两边都是芦苇，风一吹，整片往一边倒，倒下去又立起来。
路的尽头是水。
水很平，平得看不出在动。对岸在雾里。
一条船，一根篙，一个人。
周伯八十四，一个人住。老伴二〇一〇年胃癌走了，儿子在景德镇做瓷器，孙子小周在县城开货车。
他撑了五十四年船。
二〇二〇年以后湖上换了机动船，铁壳，外村人管，一天两趟。他那条杉木船上了岸，翻过来，底朝天，用塑料布盖着。
我问他：这条船还下水吗。
他说：不下了。
我说：那你留着它干什么。
他说：我撑了五十四年，它陪了我五十四年。我扔了它，我心里过不去。
我在他家偏屋住下。一间屋，一张床，一张桌，一盏灯。桌上压着一张照片，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站在瓦房前。
他说：我老婆。她不照相，这一张是村里办身份证的时候照的。
那天晚上第一锅水烟抽完，他跟我说了阿牛的事。
“八月十五，中秋。”
“晚上八点，来了个外乡人，姓刘，做泥鳅生意，骑一辆摩托，绑两个塑料箱。他要去对岸镇上赶第二天的早市。”
“阿牛出门看天，回来说了四个字：雾大，不开。”
“那人在门口求了二十分钟。村里有两个人听见了。”
“八点四十，阿牛开船。”
我问他：您当时在哪儿。
他说：我在屋里。
我说：您听见他开船了。
他说：听见了。竹子点岸，那一声。
我说：您没拦。
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一下。
“我拦了。”他说，“我在窗户里头喊了一声。他没应。”
我说：那您为什么不再喊。
他没答。
过了一会儿，他说：“九点十分，我在屋里听见湖心有人喊。”
“我喊了一声阿牛。没人应。”
“我拿手电往湖上照。船在湖心打转，船上没人。”
我问他：那时候您做了什么。
他说：我抽了两锅烟。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说：两锅烟，三十分钟。抽完，我才去喊人。
“九点半，我叫了村里四条船出去。”
“找到十一点，找到船，没找到人。”
“第二天早上六点，在下游三百丈的地方，捞上来两具。”
我坐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
一个撑了五十四年船的人，听见徒弟在湖心喊，先抽了两锅烟。
我说：周伯，为什么。
他把烟锅装上，没点。
“因为雾大。”他说，“雾里出去，我也回不来。”
“我八十四了。我这条船，撑一趟要一刻钟。我一去，就是两个人。”
“可我抽完第一锅的时候，就该去喊人了。”
“我没喊。我抽了第二锅。”
他说完，点着了。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我起来，看见他屋里还有灯。
他坐在桌边，面前摊着一个本子。
小学生用的横格本，塑料皮，红蓝两色。里头一行一行横着写：日期，趟数，人，钱。
他翻到最后一页，指给我看。
那一页只写了半行。
“八月十五，夜，一人，刘……”
后面没有了。
本子上有一道横线，画得很直，是后来画的。
第二章 · 八月十一
第二天早上，他把本子给我，让我自己翻。
不是记钱的，是记人的。一天最多七趟，一趟八个人，一人两毛。
我翻到八月。
“八月十一，夜，一人，刘，四毛（多给两毛）。”
“八月十二，雾，未开。”
“八月十三，雾，未开。”
“八月十四，晴，三趟，十一人，二元二。”
“八月十五，夜，一人，刘……”
我在这三行上停了很久。
八月十一，夜里，一个人，姓刘。
八月十五，夜里，一个人，姓刘。
同一个人，五天之内，夜里过了两趟。
我抬头看周伯。
他说：“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我骂过他。”他说，“我说，阿牛，夜里不渡。这是规矩。”
“他说，人家多给两毛。”
“我说，两毛钱买不了你的命。”
“他说，爷，我攒钱。”
我说：攒钱干什么。
周伯摇头。
“他没说。他只说，爷，我攒钱。”
我把本子翻回去，看八月十一那一行。
那一行的后头，还有几个字，字很小，写在格子的边上，是另外一个人的笔迹。
字很丑，横不平，竖不直。
“他说十五还来。”
我把这一行念出来，念完，屋里静了。
阿牛不是那一夜死的。
他八月十一就把那一夜定下了。
他不是被人求着开的船。
他在等人。
我说：周伯，这个姓刘的，后来找到了吗。
他说：找到了。第二天一早，人在对岸的镇上。
我说：他说了什么。
他说：他说他下了船，走了没几步，回头就看不见船了。
我说：他给了钱。
他说：托人送了两千块。徐婶没收。
我说：徐婶说什么。
他说：她说，他给钱，是买他心里安稳。我不收，是让他不安稳一辈子。
我把本子合上。
一个二十三岁的人，为了两毛钱，跟一个陌生人约了一个夜里的日子。他以为自己在攒钱。
他攒的是自己的日子。
我说：周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周伯想了一会儿。
“不机灵。”他说。
“人家孩子十岁会水，他十二岁才会。”
“我教他撑船，教了三年。第一年只会撑直水，第二年会看水色，第三年会听。”
我说：听什么。
他说：听水底下。篙下去，到底了，是实的；到底了还往下走，是虚的。虚的地方不能撑。
“这个不用眼睛，用篙。”
“他三年学会了。”
我说：学会了，还算不机灵。
周伯把烟点上。
“撑船这个活，学会了不算，得撑。”
“他一天撑八趟，撑了两年。”
“两年里，他没跟我说过一句‘我不去’。”
我说：一句都没有。
他说：一句都没有。
“人家喊他，他就去。半夜喊，他也去。”
“我跟他说过：阿牛，你这辈子，得学会说‘不’。”
“他没学会。”
我说：他为什么学不会。
周伯抽了一口。
“他怕人失望。”他说，“他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肯让人失望一回。”
我说：他攒的钱呢。
周伯站起来，走到里屋，拿出一个铁盒子。
饼干盒，红漆掉了，盖子上一只褪色的熊猫。
他打开。
里头是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一毛两毛的，捋得很平，用橡皮筋扎成几捆。
我数了。三百二十七块。
盒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
上面写了七个字。
“给爷买一副眼镜。”
周伯把盒子推到我面前，手在抖。
“他不识字。这七个字，他写了三天。”
“他问我，爷，眼镜多少钱。我说，贵的三百多。”
“他说，那我攒。”
我没说话。
三百二十七块。差三块。
他攒了十一个月，攒到差三块。
然后他为了两毛钱，在一个大雾的夜里，把船撑了出去。
第三章 · 一圈青紫
水乡捞尸，有规矩。
不能用钩。钩会破相，破了相，魂认不得自己的身子，走不了。
要用网，网眼四指以上。
捞上来不能放船上，要用竹排拖，拖到岸边。
捞的时候要喊名字。喊一声，撒一把米。
那天早上是周伯亲自下的网。
他说他一边下网一边喊：阿牛，回家了。阿牛，回家了。
喊了三十几声，网沉了。
他说：网一沉，我就知道是他。那个分量，是一个人。
捞上来，放在竹排上，盖上草席。
他没敢揭。
揭草席的是村里的老张，六十七，做过木匠，胆子大。
老张说：脸是青的，眼睛睁着，嘴闭着。手是攥着的，掰不开。
我说：掰不开。
他说：硬得像铁。到岸上用热水敷了半个钟头，才慢慢松开。
我说：手里有什么。
他说：什么也没有。就是攥着。
我说：空手攥着。
他说：空手攥着。
他抽了一口烟，说：这个我见过。我给人收尸收了四十年，攥着的有三种。
一种是攥东西。手里有东西，人死的时候不肯放。
一种是攥人。抓着别人的衣裳、胳膊，抓到最后。
还有一种是攥自己。
我说：攥自己是什么意思。
他说：手指头往里扣，扣进自己掌心。扣出四个血印。
我说：这是哪一种。
他说：第三种。
我说：那是什么意思。
他把烟摁灭在鞋底上。
“意思是舍不得走。”他说，“不是舍不得东西，也不是舍不得人。是舍不得自己这条命。”
我记下这句话。
后来我知道，他这句话，说错了三次。
老张还说了另外一句话，我当时没在意。
他说：这小子，手腕上有一圈。
我说：什么圈。
他说：青紫的，一圈。宽一寸上下，像被什么箍过。
我说：箍过。
他说：箍过。一整圈，匀的。
他伸出手，在自己手腕上比了一下。
我问他：手指头抓的，是什么样。
他说：手指头抓的，是四道，加一个大拇指。中间有空，不连。
他说：这个是连的。
我说：连的一圈。
他说：连的一圈。
他抬头看我。
“一圈的东西，”他说，“只有绳子。”
我把这句话抄在本子上，抄完，在底下画了一道线。
那天下午我去了县里。
法医姓吴，做了二十六年。他给我看了两份报告。
阿牛：溺水。肺里有水，水里有藻。死亡时间，八月十五日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
女尸：死亡时间二十年以上。软组织基本没了，只剩骨架和一层干硬的皮。
我说：一具死了二十年以上的人，怎么会那天晚上浮在湖心。
他说：这种情况有。湖底有淤泥，尸首陷在泥里，被水草缠住。水位变化、船桨搅动、或者水下有气体积聚，都可能让它浮起来。
我说：浮能浮多久。
他说：几个钟头，也可能几天。
我说：那“伸手”呢。
他说：人泡在水里，手臂会因为浮力往上抬。看着像伸手。
我说：那“攥住手腕”呢。
他停了一下。
“这个我解释不了。”他说。
他把报告合上。
“我只能说，溺水的人在慌乱中，会抓住任何靠近的东西。这一点，救人的和被救的，都一样。”
我说：那这一圈青紫呢。
他看了我一眼。
“你问的是哪一圈。”
我说：两个人，一人一圈。
他站起来，从柜子里拿了一把卡尺。
“女的手指，四指并拢，二寸二。”他说，“她的指头是弯的，不是抠的，抓不出印子。”
“男的手腕，那一圈，一寸。”
他把卡尺放下。
“一寸抓不住二寸二。”
我说：那是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做了二十六年法医，最不愿意写的四个字，是“原因不明”。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家属要一个说法。给不出，我只能写“不明”。可“不明”这两个字，在纸上是一个词，在家里是一辈子。
我从县里回来，天已经黑了。
周伯坐在门槛上抽烟。
我把卡尺的话跟他说了一遍。
他听完，没有反应。
我说：周伯，阿牛下水的时候，身上有没有绳子。
他说：没有。船绳在船上。
我说：您确定。
他说：我解的。绳子绕在船头木桩上，两圈，用脚踩住，拽一下。那是我的手法，我教他的。
他抽了一口。
“我解的。”他又说了一遍，“绳扣是我解的。”
那天夜里，我起来解手，看见他屋里还亮着灯。
我走到窗下，听见他在说话。
声音很低，像在跟谁交代。
他说：我把绳解了。我把绳解了。我把绳解了。
说了很多遍。
第四章 · 红袄
女尸没有身份。
县里查了失踪人口登记，那几年报上来的，本县的、邻县的，没有一个对得上。
身高不对，年龄不对，牙齿也不对。
牙是法医的办法。人牙磨到什么程度，能看出岁数。她的牙磨得轻，是二十岁上下的牙。
一个二十岁的女人，穿红袄，蓝布裤，光脚，死在湖里，沉了二十年以上。
没有人报失踪。
我看了她的照片。
那件袄不是正红，是枣红，深红里带一点黑。土布，手工染的，染得不匀，有深有浅。
斜襟，五个盘扣，扣子是布条盘的。
左袖口磨破过一处，补过。补丁的线是蓝的，袄的线是黑的。针脚很密，一寸里七八针。
里子是旧布拼的。
这一点让我停了很久。
一件新袄，里子用旧布拼。做这件袄的人，把好东西都用在了外头。
外面要好看，里头可以将就。
我把照片洗了两张，一张自己留着，一张拿给周伯。
那天下午他在补网。一根竹梭，一根线，一个结一个结打。打一个结，拉一下，拉得很紧。
我把照片放在他膝盖上。
他没有拿起来。
他低头看了一眼，就一眼。
然后他继续补网。
补了三个结，他的手停了。
“拿走。”他说。
我说：您见过这件袄。
他说：拿走。
我说：周伯。
他把梭子放下，站起来，进屋去了。门帘落下来，晃了两下。
我坐在院子里，坐到天黑。
天黑的时候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碗，碗里是米酒。他给我倒了一碗，自己倒了一碗。
他喝了一口。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他说。
“那天夜里我在渡口。”
“月亮大。中秋的月亮，照得水面发白。”
“子时前，来了一个姑娘。”
“她从芦苇里出来的。裤脚是湿的，脚上是泥。”
“她站在渡口那块石头上，跟我说：师傅，撑一趟。”
我说：您撑了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为什么。
“日落不渡。”他说，“天黑以后不摆船。真要摆，得有月亮，有风小，还得是熟人。”
“那天有月亮，风也小。”
“可我不认识她。”
我说：就为这个。
他说：就为这个。
他把碗放下。
“我跟她说，姑娘，你回去。明天早上头一班，我不要你的钱。”
“她说，师傅，我等不到明天早上。”
“我说，那我也不能撑。”
“她就不说话了。”
“她坐在那块石头上。坐着，不动。”
“我进屋了。我闩了门。”
“我躺在床上，听见外头有声音。不是哭。是那种忍着的、一口气一口气往下咽的声音。”
“我听了半个钟头。”
“后来没声了。”
“我以为她走了。”
我说：她没走。
他说：她没走。
他说：她在等。
“等到我睡了，她自己弄了一条船。”
我说：您怎么知道她弄了船。
“第二天早上，渡口下游半里，漂着一条小船。”他说，“船是上游李家的。船里有水，桨少了一支。”
“我把船拖回来，拴在李家门口。李家的人问我在哪儿捡的，我说在芦苇里。”
“我没说别的。”
我说：您为什么不说。
他抬起头看我。
“我说了，她家里人就得到处去找。”他说，“一个姑娘夜里跑了，找着了，拖回去，打一顿，还是嫁。”
“我不说，她还能跑成。”
“我那时候是这么想的。”
他把碗里的酒喝完。
“我那时候是这么想的。”他又说了一遍。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起来翻本子。
我算了一笔账。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到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里，周伯撑了五十四年船。他在这条汊上，一天一天地过。
他每天都要从那块石头旁边撑过去。
第五章 · 芦花村
女尸的袄上有一样东西，是洗不掉的。
不是血。是土。
化验的人说，袄的纤维里有细沙，成分是湖东的。
湖东岸，芦花村。
我在县里待了四天，翻了县志，翻了水产站的旧账，翻了乡里的婚姻登记。什么都没翻出来。
第五天，我去了芦花村。
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下几条石凳。傍晚的时候，老人坐在那儿说话。
我在那儿坐过三个傍晚。
第一个傍晚，我什么也没问，就听。他们说谁家的孙子考上了大学，谁家的藕卖了好价，谁家的老人瘫了。
第二个傍晚，我提了一句“王秋红”。
没人接话。
一个老人低头卷烟，卷了很久。另一个把茶缸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
三分钟，没有人说话。
我知道这个名字在这个村里是什么了。它不是秘密，是一块疤。疤在那儿，谁都知道，谁都不碰。
第三个傍晚，一个老人主动跟我说：你昨天问的那个人，我知道。
他说：她家在东头，第三个门。她弟弟还在，叫王秋生。
我说：您能跟我说说她吗。
他说：我不说。我说了，她家里人要怪我。
他站起来走了。
走了几步，回头。
“是个好姑娘。”他说。
王秋生一九六八年生，四十五岁，在村里做泥工。
个子不高，背有点驼，手上全是水泥烧的白斑。
我去他家，他正在院子里拌砂浆。
我说：我是来问秋红的。
他停下手里的活，站着。
过了大概半分钟，他说：你问吧。
我说：你记得她吗。
他说：记得。
我说：她是什么样的人。
他说：凶。
我愣了一下。
他说：对我们凶。她是老三，管着我们两个小的。我小时候不听话，她打我。
我说：打你。
他说：打。用竹条。打完还说：你再不听话，我就把你扔湖里。
他说到这儿，笑了一下。
然后他不笑了。
我说：她跑的那天，你在家吗。
他说：在。
我说：你看见了吗。
他把铁锹插进砂堆里。
“没有。”他说。
“我睡着了。”
我看着他。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擦了两下，擦不干净。
“沈先生，”他说，“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
“现在，还能不能查出来。”
我说：查什么。
他说：查她是怎么死的。
我说：你想查吗。
他抬头看我。
我看见他眼睛里有个东西，一闪，就没了。
“不想。”他说。
“我不想查。”他说，“她死了三十一年了。查出来，我娘的脸往哪儿搁。”
我说：你娘还在吗。
他说：去年走的。
我说：八十一。
他说：八十一。
他把铁锹拔出来，往砂浆里插。
“沈先生，你回去吧。”他说，“这个事，我们家里人都不提。”
我走到门口，他叫住我。
“她的碑，在湖边。”他说。
我说：什么碑。
他说：我娘临死前交代的。衣冠冢，一个土堆，一块青石。
“碑上刻了七个字。”
我说：哪七个。
他低下头，把砂浆往桶里铲。
“秋红之墓，娘想你。”
第六章 · 三年水租
秋红姓王，一九六三年生，芦花村人。
她爹是渔民，一条小船，一张网。她娘叫李桂英，在家织网，编芦席。
家里四个孩子，她排第三。
她没上过学。村里的扫盲班去过两个月，认得自己的名字，会写“王秋红”三个字。
一九六三年，年景不好。那年湖区发了水，稻子淹了一半。秋红是八月生的，生在水退以后。
她娘说，生她那天，屋里还有一尺深的泥。
一个人在泥里生下来，十九年以后，死在水里。
中间十九年，没有一件大事。没有上学，没有出过县，没有照过相。
她留下的东西：一件红袄，一把梳子，一面小镜子，七块三毛钱。
四样。
一九八二年，湖区正在变。
那一年分田到户。田分了，湖还没分。
湖是“公”的，谁都能下。可实际上，谁有船谁下，谁有网谁下。没船的，只能看着。
想下湖，就得罪不起胡广福。
胡广福有四条船，二十张网，雇了十一个人。他还管着湖西一片芦洲，谁割芦柴，得给他交钱。
他不是村干部，可他比村干部说话管用。因为村里人打鱼要过他的水。
“过他的水”这句话，是村里人自己说的。
水是公的，可你得从他手里过。他让你下，你下；他不让你下，你的网下水也白下。
那一年他四十五岁。
他家里有一个老婆，两个女儿。他还想要一个儿子。
所以他要“做小”。
他要的是秋红。
秋红的爹答应了。
因为胡广福说，答应了，这片水就免他三年的租。
三年水租，按当时的打鱼收入，大概值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买一个十九岁的姑娘。
这个数，我算了好几遍。
我算的时候，手在抖。
一千块，在一九八二年，是一个壮劳力三年多的收入。是一间瓦房的钱。是四个孩子读几年书的钱。
这个数，不是随便出的。
它是算过的。
它是按“一个姑娘能换来多少”算出来的。
秋红不答应。
她跟她娘说：我不去。我去了，我这辈子就是我自己的了？不是。
她娘说：你不去，你爹怎么办。
她说：我爹可以不下湖。
她娘说：不下湖，吃什么。
她不说话了。
这段对话，是她二姐告诉我的。
我问二姐：你怎么知道的。
她说：我在场。
她说：我娘说完那句话，我妹妹就站起来了，出去了。她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回来吃饭，一句话没说。
我说：那天吃的什么。
她想了一下，说：红薯。
她说：那天蒸的红薯。
“做小”，就是做小老婆。
一九八〇年代的湖区，做小不是什么稀罕事。那一带男多女少，加上有点钱的男人愿意多养一个。有些家里穷的姑娘，做小也是一条路：至少有饭吃，有新衣裳穿。
可做小是没名分的。
大老婆在家里，小老婆在外头，或者在偏屋。生的孩子叫“庶出”，不能上家谱的正支。逢年过节，小老婆不能上桌。
秋红不肯，不只是因为胡广福年纪大。
我猜，是因为她明白：做小，就是从一个家，进另一个更小的格子。
她自己家的格子，她还能翻窗跑。胡广福家的格子，她跑不了。
所以在她的算法里，跳湖比做小合算。
这个算法，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在半个小时里做出来的。
胡广福的小老婆，我后来打听到了。
她叫翠兰，二十二岁进门，生了两个儿子。五十岁那年，她跑了，跑到县城，一个人住。她儿子不认她。
三个人，三条路。
李桂英认了。她十七岁嫁人，生了四个孩子，一辈子没跟丈夫红过脸。她死前跟小女儿说：我这辈子，没什么可怨的。
翠兰认了一半。她跑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跟着她一辈子。
秋红没认。她十九岁跳了湖。
我不觉得哪条路是对的。
我只知道：三条路，都不是她们自己选的。
是那个年头，只给了三条。
第七章 · 后窗
我从芦花村回来的第三天夜里，王秋生来了扁担渡。
他骑一辆摩托，车灯照到院墙上，晃了三下，灭了。
他站在院子里，不进来。
“沈先生。”他说，“我跟你说件事。”
我说：进来坐。
他说：不坐了。我说完就走。
他站在那儿，两只手垂着。
“那天我看见了。”
我说：哪天。
他说：她跑的那天。
“我没睡着。”他说，“我装睡的。”
“家里那天蒸了红薯，还煮了一锅粥。我爹喝了米酒，两碗，睡得早。我娘在灶间洗碗，洗到很晚。”
“我睡在堂屋。她睡在里间，跟我二姐一张床。”
“后窗响的时候，我听见了。”
“窗轴是木头的，转起来会叫。她抬得很慢，一点一点抬。”
“我从被子里看她。”
“她先把一条腿跨出去，然后整个身子翻出去。落地的时候，脚是脚掌先着地，没有声。”
“她手里提着鞋。”
我说：提着鞋。
他说：两只，用一根草绳拴着，挂在手腕上。
“她回头看了一眼。”
“看的是我。”
我说：她知道你醒着。
他说：她知道。
“我们俩看了大概两秒钟。”
“然后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什么话。
“别喊。”
我把这两个字在本子上写下来。
写完，我看着这两个字，看了很久。
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被姐姐看了一眼，听见两个字，就闭了嘴。
三十一年。
我说：你就没喊。
他说：没喊。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怕。
“她跑了，我爹要发火。我爹一发火，就打人。他打人是拿扁担打的，打完还要跪。”
“我不喊，就没人知道我看见。”
“我第二天没敢说。第三天也没敢说。”
“我一直没说。说了三十一年。”
他把摩托车的支架踢下来，又踢上去。
“沈先生，我这辈子就这一件事放不下。”
我说：你觉得你该喊。
他说：我该喊。
我说：喊了，她跑不成。
他说：对。她跑不成，她今天五十岁，还在这个村里，可能嫁了人，可能没嫁。
“可她活着。”
他停了一下。
“我有时候想，我那天要是不怕，喊一声，我姐姐就活到现在了。”
“我有时候又想，我那天要是喊了，她现在可能还在恨我。”
“这两样，我一年想一遍。”
我说：哪一样想得多。
他说：第二样。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第二样，我心里好受一点。
我没说话。
他抬起头。
“沈先生，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
“她那天，是不是想让我喊。”
我说：你说什么。
他说：她回头看我，跟我说“别喊”。
“她要是真想走，她不该回头。”
“她回头，就是舍不得。”
“她跟我说‘别喊’，是说给我听的，也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他站在院子里，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这三十一年，一直在想一句话。”
“我要是那天喊了，她会不会感激我。”
“后来我想明白了。她不会。”
“她会恨我一辈子。”
“可她活着。”
他骑上摩托，走了。
车灯照到院墙上，晃了三下，拐弯，没了。
第八章 · 晒衣裳
秋红的娘，叫李桂英，二〇一二年死的，八十一岁。
她等了三十年。
秋红跑了以后，家里找过三天。
三天没找到，就不找了。
我问过为什么只找三天。
她小女儿说：三天是规矩。一个人跑了，三天找不着，就是不想让人找着。
我说：那三天里，你们找了哪儿。
她说：路上。亲戚家。镇上。
我说：水里找了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她说。
“没人想过水里。”
一九八二年九月，秋红失踪一个月后，李桂英在湖边喊了一夜。
水乡招魂，叫“喊魂”。要在夜里，在水边，一个人拿着死者的衣裳，对着水面喊名字。喊的时候，衣裳要在水上晃三下。
为什么要晃衣裳？
老人说：魂认衣裳。衣裳上有她的气味，一晃，她就知道是叫她。
她喊：秋红——回家吃饭——
喊了一夜，没人应。
第二天早上，她把那件枣红夹袄抱回家，洗了，晾了，收进箱子。
从那以后，她再没喊过。
我问小女儿：你娘为什么不喊了。
她说：我娘说，喊了一夜，水里没有一点动静。
“她说，要是她还在水里，听见我喊，怎么也得应一声。”
“我娘认定她不在水里。她认定她跑了，跑到外头去了，过好日子去了。”
我说：你信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信。
“可我娘信。她信，我就跟着信。”
“我娘活着的时候，我说她跑了。我娘死了，我给她立碑。”
我说：为什么立碑。
她说：因为我心里一直知道。
李桂英每年做一件事：八月，把秋红的衣裳拿出来晒。
晒的时候不说话，晒完收起来，放在箱底。
她儿媳妇问过她：娘，你年年晒这个干什么。
她说：晒晒，不然霉了。
儿媳妇说：人都不知道在哪，还晒衣裳。
她说：衣裳还在。
这段对话是儿媳妇告诉我的。她五十七，在镇上卖豆腐。
她说：我婆婆晒衣裳，不让我们碰。她自己搬凳子，自己搭竹竿，自己一件一件挂上去。
她说：挂完了，她站在那儿看。
我说：看多久。
她说：看到日头偏西，她才收。
我说：收的时候说话吗。
她说：不说话。
我说：一件一件收。
她说：一件一件收。收一件，拍一下。
我说：拍什么。
她说：拍灰。
她说：衣裳上哪有灰。她就是要拍一下。
三十年，三十次。
我算过：一件衣裳，晒一次，收一次，拍一下。
三十次，三十下。
她死的那年，把箱子交给了小女儿。
“这个箱子，你留着。”她说，“要是你三姐哪天回来，你给她。”
小女儿说：娘，三姐不会回来了。
她说：我知道。可箱子得留着。
箱子里有什么。
一件红袄。一条蓝布裤。一把梳子。一面小镜子。一个红纸包。
红纸包里是七块三毛钱。
这钱是哪来的。
一九九〇年，李桂英拆了秋红留下的一条裤子。
裤腰是双层的。她拆开，里头缝着钱。
七块三毛。三张两块，一张一块，三个一毛的硬币。钱上有机油，是缝的时候手上的油。
她把钱取出来，用红纸包上，放进箱子。
放了二十二年。
她跟谁都没说过这件事。
直到她死前一个月，才跟小女儿说：那条裤子的腰里，有七块三毛。我包起来了，在箱子里。
小女儿说：娘，你怎么不早说。
她说：说了，就是承认她那天是准备走的。
“我不承认。”
李桂英是二〇一二年八月走的。
走的那天是十四。
八月十四。
第二天是中秋。
她没等到第二天。
第九章 · 三把米
八月十五那天夜里，我跟了周伯。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是他自己露的。
晚饭后他换了衣裳。不是平常那件旧夹克，是一件蓝布褂子，洗得很白，扣子全扣上。
他从米缸里舀米，舀了三把，装进一个小布袋。
我说：您去哪儿。
他说：你睡你的。
我说：我跟您去。
他看了我一会儿。
“跟来就来。”他说，“别出声。”
他下到渡口，把那条杉木船从塑料布里掀出来。
船翻在岸上翻了三年，我以为它下水就漏。
没有。
他把船推下水，船浮起来，稳稳的。
他从船头把那块压舱的青石搬上去，三十几斤，用绳拦着。
他拿篙，一点岸，船出去了。
我坐在船头。
那夜没有雾。月亮很圆，很亮，照得水面发白。
他撑了大概一刻钟，停了。
篙插进水里，插到底，然后他把它横在船上。
他从怀里拿出那个布袋。
“沈先生，”他说，“你坐着，别动。”
他蹲在船边，抓了一把米。
“这一把，给你吃。”
撒出去。
“这一把，给你用。”
撒出去。
“这一把，给你走路。”
撒出去。
米落水，声音很轻。像下雨。
撒完，他坐回船头，没动。
我说：周伯，这是什么。
他说：撒米。水乡超度的做法。
我说：给谁撒的。
他没答。
过了很久，他说：“三十一年了。”
我说：每年都撒。
他说：每年。八月十五。
我说：从哪一年开始。
他说：一九八二年。
我说：那年她刚死。
他说：那年她刚死。
我说：您怎么知道她死了。您那天晚上没出去。
他把烟锅拿出来，装上，点着。
“九月里，我下了三回网。”他说。
“第三回，网挂住了。”
“我以为是树根。拉上来，是一只鞋。”
我坐直了。
“鞋。”我说。
“布鞋。黑面，千层底。一只。女的。”
“只有一只。”
“我在船上坐了很久。”
“我知道那是谁的。”
我说：您把鞋怎么了。
他说：我扔回去了。
我说：扔回去。
他说：扔回原处。
“我要是拿回去，就得说我在哪儿捡的。”
“我一说，全村都知道了。”
“知道了，她家里人的脸就没了。”
我说：所以您把鞋扔回去了。
他说：我扔回去了。
“扔回去，她就在水里。”
“三十一年。”
月亮照在水面上，一条光路，从远处一直铺到船边。
我说：周伯，您撒了三十一年米，一共多少把。
他算了一下。
“一年三把，三十一年。”他说，“九十三把。”
我说：九十三把米，您没喊过她的名字。
他说：没喊过。
我说：为什么不喊。
他把烟锅在船帮上磕了一下。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他说。
我坐在那条船上，半天说不出话。
一个老人，三十一年，每年中秋划船到湖心，撒三把米。
他不知道他撒给谁。
他只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个有月亮的夜里，站在他的渡口，跟他说：师傅，撑一趟。
他说了不。
然后她死在他撑了五十四年的这片水里。
那片水里，连个名字都没有。
第十章 · 替身
撒米那夜之后，村里人对我的态度变了。
头几天他们客气。见了我点头，不多说。
那夜之后，有人开始躲我。
躲的方式很轻。本来在门口说话，看见我，转身进屋。本来在水边洗东西，看见我，端起盆就走。
我知道为什么。
一个外乡人，夜里跟周伯把船撑到湖心，回来什么也不说。这在村里，不是本事，是不祥。
第六天，有一个人主动来找我。
是渡口上面一户的妇女，五十来岁，姓陈。她拎一篮鸡蛋，站在门口，不进来。
她说：沈先生，我问你一句话。
我说：你说。
她说：你那天夜里，看见的是不是穿红的。
我说：是。
她的脸白了一下。
她说：我男人，二十年前没的。没的时候，穿的是蓝的。
我说：蓝的。
她说：蓝的。他那天去赶集，穿的是蓝褂子。
她说：他也没上来。
我说：也没上来是什么意思。
她说：就是没找着。船翻了，人没了，找了七天，没找着。
她说：坟里埋的是他的衣裳。
她走的时候，把鸡蛋留下了。我不要，她放下就走。
那篮鸡蛋我后来给了周伯。周伯说：她家就三只鸡。
第九天，老张来找我。
他进门，把门带上，坐下，不抽烟。
“沈先生，”他说，“你别查了。”
我说：为什么。
“你查出来，谁得好处。”
我说：一个死了三十一年的人，得一个名字。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名字。”他说，“名字是最不要紧的东西。”
“我跟你说个事。”
“八二年，那姑娘跑了以后，村里组织了打捞。四条船，三天。”
我说：三天。
他说：三天。我是其中一条。
我说：找了哪儿。
他说：水上。芦苇。汊口。
我说：水里呢。
他停了一会儿。
“网下去过。”他说。
“网下去过几回。”我说。
“三回。”他说。
“三回都在哪儿。”
他不说话了。
我说：张叔，三回都在哪儿。
“在渡口上游。”他说。
我说：为什么在上游。
“因为水往下走。”他说，“人要是掉水里，往下走。往下走，就到下游去了。下游是湖，湖大，找不着。”
我说：所以你们找了上游。
他说：找了上游。
我说：下游三百丈，你们找过吗。
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没有。”他说。
屋里静了很久。
我说：为什么。
“因为胡广福说了，找到就麻烦了。”
我抬起头。
“他说，一个姑娘家，跑了，是家里的事。要是捞上来，就是村里的事。村里的事，要报官。报了官，水租的事、做小的事、逼人的事，全都得翻出来。”
“他说，别捞。捞上来，谁脸上都不好看。”
我说：你们就听了。
他说：听了。
他说：那年头，他说话管用。
我说：周伯呢。周伯也听了。
老张看了我一眼。
“周伯那天没去。”他说。
“他说他身子不舒服。”
“四条船，没有他。”
我把这句话记下来。
记的时候，我的手在抖。
一个在这条汊上撑了二十三年船的人，在一条淹死了人的湖汊上，说自己身子不舒服。
那天下午，我在渡口的公示栏上看见一张纸。
纸是新的，红头，盖了章。
“关于扁担渡湖汊清淤及亲水平台工程的通告”。
内容很短：十一月八日开工，清淤范围，汊口至湖心一线，深挖一米二。
我站在那张纸前面，站了很久。
深挖一米二。
湖底的淤泥，一般来说，八十公分到一公尺。
我回去翻本子，算了一笔账。
从今天到十一月八日，五十三天。
五十三天以后，挖斗会从她躺了三十一年的那层泥里穿过去。
她会跟泥一起被挖上来，装进驳船，运到二十里外的弃土场。
没有人会认她。
她会被当成淤泥。
那天晚上我去找老张。
我说：张叔，清淤的事，你知道吗。
他说：知道。
我说：挖到湖心，会挖出东西。
他说：会。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
他把烟点上，抽了一口。
“沈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这个村里，谁欠她的。”
我愣了一下。
他说：我欠。八二年我下了三回网，都在上游。
“胡广福欠。他逼的人。他死了，他女儿还在县里带孙子。”
“她爹欠。一千块钱，三年水租。”
“她兄弟欠。他看见她翻窗，没喊。”
“她二姐欠。袄是她做的，她做的袄把她妹妹送出门。”
“她娘欠。她娘说了那句‘你不去，你爹怎么办’。”
“周伯欠。她求到他门上，他说了不。”
他把烟摁灭。
“这么多人欠她的，你让谁去认。”
“认了，就得还。”
“还不起。”
我说：所以就不认。
他说：所以就不认。
“三十一年了。这村里的人，早就把这件事办成了一件事：她跑了，去江西了，过好日子了。”
“这个说法，谁都受得住。”
“你现在要把她捞上来，就等于跟全村人说：你们都欠她。”
“沈先生，你捞得上来一个死人，你捞不上来三十一年的账。”
我坐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外面起风了，芦荻打在窗上，一下，一下。
老张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
“还有一句话。”他说。
“这个村里，三十一年，但凡水里出了事，都记在她账上。”
“九八年发大水，淹死三个，说是她。”
“前年有个后生游泳没上来，也说是她。”
“三斗湾那两个孩子，还是说是她。”
我说：三斗湾离这儿二十里。
他说：二十里也是水。
他说：水是通的。
他把门推开。
“一个鬼，替全村背了三十一年的账。”
“你现在要把这个鬼变成一个姑娘。”
“你想想，这村里的人，是愿意背着一个鬼，还是愿意背着一个姑娘。”
门关上了。
我坐在灯下，把他说的话一句一句抄下来。
抄到最后一句，我停了笔。
水鬼找替身，是假的。
可替身是真的。
这个村子，用她做了一个替身。
三十一年，所有沉在水里的、说不出口的、还不上的，都记在她一个人账上。
她替他们沉了三十一年。
所以他们不愿意把她捞上来。
不是怕鬼。
是怕账。
第十一章 · 清淤
十一月八日，挖泥船进了汊口。
船是铁壳的，两条，一条挖，一条装。挖的那条有一个挖斗，斗口一米五，斗齿是锰钢的，下去一口，能咬起一方泥。
那天村里来了很多人看。
老的，小的，站在岸上，手插在袖子里。
挖第一斗的时候，斗从水里出来，哗地一响，水从斗齿缝里漏下去，剩下半斗黑泥。
泥倒在驳船上，摊开。
有人拿竹竿去拨。
第一斗，是泥，几只螺，一个破碗。
第二斗，是泥，一截树根。
第三斗，是泥，一个塑料袋。
第四斗，挖斗在水里停了一下。
司机把机器收了收，斗慢慢提上来。
斗里除了泥，还有一样东西，卡在斗齿上。
一只鞋。
布鞋。黑面，千层底。很小，是女人的脚。
岸上有人叫了一声。
我站在人群后头，看见周伯也在。
他站在最边上，两只手垂着，一动不动。
有人把鞋从斗齿上取下来，用水冲了冲，放在一块石头上。
鞋面上有一层黑泥，冲掉以后，露出布的纹路。鞋口的滚边磨破了，露出白线。鞋底是麻线纳的，一格一格，纳得很密。
有一只鞋，就有一只脚。
可斗里没有脚。
司机停了机器，等人说话。
老张走上前，看了一眼，回头喊：接着挖。
挖斗又下去了。
第五斗，泥。
第六斗，泥。
第七斗，泥，一片瓦。
第八斗，泥。
挖到第二十三斗，太阳偏西了。
司机收工。
那天一共挖上来三样东西：一只鞋，一片瓦，一个破碗。
没有骨头。
那天夜里，周伯没吃饭。
他坐在门槛上，一直坐到半夜。
我给他端了一碗粥，他不接。
“沈先生。”他说。
“嗯。”
“那只鞋，是我扔回去的。”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您告诉我的。九月里，第三回下网，捞上来一只鞋，您扔回去了。
他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说：“我扔的时候，是往东扔的。”
“我想，水往东走，它会走。”
“它没走。”
“它在那儿待了三十一年。”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那双手在抖。
“我今天看见它，我就知道，我这三十一年，白撒了。”
我说：怎么会白撒。
他说：米是沉的。撒下去，就沉了。它到不了她那儿。
“我撒了九十三把米，一把也没到她手上。”
我说：周伯。
他抬起头。
“沈先生，我这辈子就求过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把她拉上来。”
“三十一年，我就求这一件事。”
那天夜里，风停了。
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坐在他旁边，坐到天亮。
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说了一句话。
“沈先生，那天夜里，我出去了。”
我以为我听错了。
“哪天。”
“八月十五。”他说，“阿牛那天。”
“我听见他喊，我就出去了。”
“我一个人，撑船出去。”
“我撑到湖心，看见船在打转。”
“我喊他。他没应。”
“我把篙伸过去，勾住船帮，把船拉过来。”
“船是空的。”
“我拿手电照水。”
“照了三圈。”
“第三圈，我看见他了。”
他停了很久。
“他在水面上，脸朝下。”
“我伸手去抓。”
“我抓住了。”
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抓住了他的手腕。”他说。
“我抓得很紧。”
“我一只手抓船帮，一只手抓他。”
“他沉。”
“他往下沉，我往上拉。”
“拉了三次。”
“第三次，我的手滑了。”
他把两只手伸出来，摊在膝盖上。
一双撑了五十四年船的手。掌心里三块茧，很硬，像嵌进去三块小石子。
“我这只手，”他说，“抓了一辈子东西。”
“篙，绳，船帮，人。”
“就那一回，滑了。”
天亮的时候，第一道光从芦苇上头过来，照在他手上。
我说：周伯，您的意思是，阿牛手腕上那一圈，是您抓的。
他说：是我抓的。
我说：不是那个女的。
他说：不是她。
“那女的手是弯的，抓不出圆圈。”
“圆圈是手抓的。四根手指头，加一个根，箍一圈。”
“我的手，箍一圈，一寸二。”
“报告上写一寸。”
“我八十四了，手缩了。”
我低下头，看他的手。
那双手在抖。
“我第二天没敢说。”他说。
“我说我抽了两锅烟。”
“我抽了两锅烟，是我回来以后抽的。”
“我出去的时候，九点十几分。我回来，九点半。”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我把船撑到湖心，勾住船，照了三圈，抓住他，拉了三次，滑了。”
“二十分钟，够了。”
“我要是九点十分就喊人，四条船一齐出去，二十分钟能到。”
“我没喊。”
“我一个人去的。”
“我怕别人看见我去。”
“我怕人问：你怎么知道他出事了。”
他把手收回去，压在膝盖底下。
“我等了二十分钟。”
“这二十分钟，是我自己吃掉的。”
第十二章 · 二十分钟
这件事没有瞒住。
不是我说的。是老张说的。
那天夜里他也在岸上。
“九点十几分，我看见一条船从渡口出去。”他后来跟人说，“撑船的是周伯。”
“二十几分钟以后他回来，裤脚是湿的。”
“回来才喊的人。”
我问他：你为什么现在说。
他抽了一口烟。
“因为他不说。”
“他憋了三十一年，一个字不说。”
“八二年我们四条船出去，找了一夜。他站在岸上，一句话不说。”
“他要是那时候说一句‘我看见船往下游走’，我们就往下游找了。”
“他一个人扛着，扛得全村人都以为没这回事。”
他把烟摁灭。
“我不是要揭他。我是受不了他不说。”
一句话，一个村子就传遍了。
传的时候，加了两句。
第一句：周伯那天夜里出去过。
第二句：他抓住了，又松了手。
第二句是怎么加上的，我不知道。可能是猜的。可能是有人看见他第二天洗手，洗了很久。
反正传出去了。
传出去以后，村里人的态度又变了。
头几天他们躲我。现在他们不躲我了。
他们有话说了。
“难怪他天天在渡口坐着。”
“难怪他不肯搬走。”
“他要是那天喊一声，阿牛就活了。”
“他一个人去的。他去干什么。”
“他怕什么。他怕人知道他去了。”
我去买盐，杂货店的老板娘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沈先生，你说这个人，心怎么这么硬。
我说：哪个。
她说：还有哪个。
我说：他八十四了。他一个人出去，可能两个人一起没。
她说：那就一起没。一起没也是救了。
我没接话。
有些话，接了就是错的。
第七天，周伯门口被人放了一样东西。
一只死鱼。放在门槛上，摆得很正。
他早上开门，看了一眼，用脚踢到一边，没有捡。
我问他：您知道是谁吗。
他说：不知道。
我说：那您不生气。
他说：不生气。
“他们得有个地方放。”
“放我这儿，比放在水边好。”
那天下午，小周从县城回来，跟他吵了一架。
我在屋里听见的。
小周说：爷，你为什么不早说。
周伯说：说了有什么用。
小周说：说了，人家就不会说你松了手。
周伯说：说了，人家就会说我松了手。
小周说：可现在人家说得更难听。
周伯说：一样。
小周说：不一样。现在人家说你心硬。
周伯没说话。
小周说：爷，我求你一件事。你别再管这个事了。你也别再去湖心了。
周伯说：不行。
小周说：为什么不行。
周伯说：我还有一件事没办。
小周说：什么事。
周伯说：我还没喊过她。
小周说：喊谁。
周伯没答。
我坐在屋里，听见外头没有声音了。
过了一会儿，摩托响了，走了。
第九天，徐婶来了。
她五十五岁，在村东，三间瓦房，院子里两棵橘子树。
她不是来找我的。她是来找周伯的。
她在门口站着，不进来。
周伯从屋里出来，站在台阶上。
两个人隔着三步，谁也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周伯说：你骂我吧。
徐婶说：我不骂。
周伯说：你骂。
徐婶说：我不骂。
她说：周伯，我问你一句话。
周伯说：你问。
她说：我儿子，那天晚上，有没有抓住什么。
我站在门后，听见这句话，手里的笔掉了。
周伯没说话。
徐婶说：村里人说，他手腕上有一圈。
周伯说：有。
徐婶说：那一圈，是你的手，还是水鬼的手。
周伯抬起头。
他说：是我的手。
徐婶站在那儿，两只手垂着。
她说：那就好。
周伯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徐婶说：他抓住东西了。
她说：我儿子这个人，从小就笨。他抓东西抓得紧。他三岁的时候抓我的衣裳，抓出四个洞。
她说：他要是掉在水里，什么都没抓住，我就难受。
她说：他抓住了一样东西。
她说：那我心里就好受一点。
周伯站在台阶上，忽然弯下腰，两只手撑在膝盖上。
他没有哭出声。他的肩膀在抖。
徐婶站在那儿，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她说：周伯，我不怪你。
周伯说：我怪我自己。
徐婶说：你怪你自己，我也不怪你。
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怪你吗。
周伯没答。
她说：因为你二十几分钟就出去了。
“你要是没出去，我就怪你。”
“你出去了。你抓住了。你拉了三下。”
“三下不少了。”
“一个八十四岁的人，在水里，一只手抓船，一只手拉一个一百三十斤的后生，拉了三下。”
“第四下，你自己也要下去。”
她说：我儿子那条命，是你陪他走完最后二十几分钟的。
“他一个人在水里，我怕。”
“有人抓着他的手，我不怕了。”
她说完，从怀里拿出一个布包，放在台阶上。
“这是他的衣裳。”她说，“你留着。”
周伯说：我不能要。
她说：你留着。你天天在渡口坐着，你比我会看水。
“你替我看。”
她转身走了。
走到院门口，她回过头。
“周伯，”她说，“我儿子跳下去的时候，船上还有人。”
周伯说：有。
她说：那个人，后来给过钱。
周伯说：给了两千。
她说：我没收。
“我要是收了，我这辈子就只剩一件事：我儿子换了两千块钱。”
“我不收，我就还有一件事：我儿子是自己跳下去的。”
她走了。
那天晚上，周伯把那个布包打开。
里头是一件男式夹克，洗得发白，袖口磨破了。
他把它叠好，放在枕头底下。
从那天起，他睡觉枕头底下压着两样东西。
一件衣裳，和一截篙。
第十三章 · 呼名
十一月十四，周伯跟我说：沈先生，今晚你带我出去一趟。
我说：去哪儿。
他说：湖心。
我说：您一个人撑不动了。
他说：你撑。
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天阴，云厚，湖面黑得像一块铁。
我撑船。他坐在船头。
他穿了那件蓝布褂子，扣子全扣上。
怀里揣着那个小布袋。
我撑到湖心，把篙插下去，插到底，横在船上。
他站起来。
船晃了一下，我扶住他。
他说：不用扶。
他站在船头，两只手垂着。
水在他脚下响，一下，一下。
他站了很久。
我说：周伯。
他说：等一下。
“我在想，我该说什么。”
我说：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说：水边有个规矩。
我说：我知道。水边不呼名。
他说：喊了，水里的会应。
我说：这是规矩。
他说：我今天要破这个规矩。
他从怀里把布袋拿出来。
他抓了一把米。
“这一把，给你吃。”
撒出去。
“这一把，给你用。”
撒出去。
“这一把，给你走路。”
撒出去。
撒完，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他抬起头，对着水面。
“王秋红。”他说。
声音不大，也不小。
像一个人叫另一个人回家吃饭。
湖上没有回应。
风停了。水不响。
什么都没有。
他站在船头，一动不动。
过了很久，他又叫了一声。
“王秋红。”
还是没有回应。
第三声，他没有叫。
他低下头，把布袋揣进怀里。
“沈先生，”他说，“撑回去吧。”
我拿起篙，往回撑。
撑了十几下，他忽然说了一句话。
“三十一年，我一直以为她不出来，是恨我。”
我说：现在呢。
他说：现在我知道，她不是不出来。
“她是出不来。”
我说：您怎么知道。
他说：她要是恨我，我喊了，她怎么也得泼我一脸水。
“她一声不响。”
“她要是还在，她早该应了。”
“她不在。”
我说：那她在哪儿。
他抬起头，看天。
“她走了。”他说。
“三把米，两声名字，她走了。”
我说：周伯，您怎么知道她走了。
他说：因为我不怕了。
他说：三十一年，我一到湖心就后背发凉。
“今天我站在这儿，叫了她两声，我后背没凉。”
“她走了。”
船靠岸的时候，他把篙横在船头，跳下去，把船绳在木桩上绕两圈，绕完用脚踩住，拽一下。
这一套动作，他做了五十四年。
绕完，他站着没动。
“沈先生。”
“嗯。”
“明天，我想去她碑上看看。”
我说：好。
“我带一把米去。”
我说：好。
他往家走，走了几步，回头。
“沈先生，她这个名字，我今天才叫出口。”
“王秋红。”
“三个字。”
“我在心里念了半个月，今天才叫出去。”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
我起来，在灯下写了一段。
写完，我把它划掉了。
我写的是：一个人死了三十一年，最后是一个不认得她的老人，在水上叫了两声她的名字。
划掉，是因为这句话不全。
不全的地方在于：那两声，不是我叫的，也不是她家里人叫的。
是一个说了“不”的人叫的。
三十一年前，他在这个渡口说了“不”。
三十一年后，他在同一个地方的水上，叫了她的名字。
这两件事，隔了三十一年。
中间是三把米，九十三把。
和一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名字。
第十四章 · 四个字
第二天早上，周伯去了湖边的碑。
我陪他去的。
碑在村北的荒坡上，离水三十几步。一个土堆，一块青石，高一尺八，宽一尺二。
碑上刻七个字：秋红之墓，娘想你。
字是机器刻的，很深，填了漆。漆掉了大半，字还认得出。
周伯站在碑前，站了很久。
他从怀里拿出那个布袋，抓了一把米，撒在碑前的土上。
“这一把，给你吃。”
又抓一把。
“这一把，给你用。”
又抓一把。
“这一把，给你走路。”
撒完，他把布袋收起来。
他没有说话。
我以为他要走了。
他没有。
他绕着碑走了一圈，蹲下去，用手摸碑的背面。
背面是光的，什么都没有。
他站起来。
“沈先生，”他说，“这碑上少一行字。”
我说：少什么。
他说：少一句话。
我说：什么话。
他说：渡口未渡。
我没听懂。
他说：三十一年前，她站在我的渡口，求我撑一趟。我说不。
“这一句，得刻上去。”
我说：周伯。
他说：我回去拿凿子。
我说：您别。
他说：我回去拿凿子。
那天下午，他从家里翻出一把凿子，一把锤子。
凿子是老的，木柄，钢口磨得很短。他说这是他父亲留下的，早年修船用的。
他坐在碑后面，把凿子对准石面。
第一下，凿子滑了，在石头上划出一道白痕。
第二下，崩了一个角。
第三下，才开始吃进石头。
他八十四了，手抖。
一个字，他刻了一个半钟头。
天快黑的时候，王秋生来了。
他骑着摩托，从坡下的土路上来，车灯照着碑，照着坐在碑后的老人。
他熄了火，走过来。
他看了一眼碑背面。
已经刻出来三个字。
“渡口未”。
第三个字刻歪了，“未”的两横不平行。
王秋生站在那儿。
“你干什么。”他说。
周伯没有抬头。
“刻字。”
“谁让你刻的。”
“我自己。”
王秋生伸手，把锤子从他手里夺了。
“你不能刻。”
周伯抬起头。
“为什么。”
“你刻上去，我姐姐就成了被渡口害死的。”
“她本来就是。”周伯说。
“她不是。”王秋生说。
他把锤子扔在地上。
“她是被逼死的。被胡广福逼的，被我爹逼的，被我娘逼的。”
“跟你没关系。”
周伯看着他。
“跟我有关系。”他说。
“她求到我的门上。”
“我说了不。”
“我要是撑了，她那天夜里就过湖了。过了湖，她走到县里，坐班车，走了。”
“她今天五十岁。”
王秋生没有说话。
风起来了，荒坡上的草往一边倒。
“你刻这个字，”王秋生说，“是给我姐姐定罪，还是给你自己定罪。”
“给我自己。”周伯说。
“定完了呢。”
“定完了，我就不欠了。”
王秋生笑了一下。那个笑很难看。
“你不欠了，”他说，“那我呢。”
周伯没答。
“沈先生跟你说过吧。”王秋生说，“那天她翻窗，我看见了。”
“她回头看我，跟我说，别喊。”
“我没喊。”
“三十一年。”
他蹲下去，把锤子捡起来。
“你刻四个字，就把这件事了了。”
“我一个字都刻不出来。”
他把锤子递给周伯。
“你刻吧。”
周伯接过锤子，看着他。
“你也刻。”他说。
王秋生愣了一下。
“我刻什么。”
“你自己想。”
王秋生站在碑前，站了很久。
天完全黑了。我回村里拿了一盏灯来，放在碑座上。
灯是煤油灯，罩了一块红布。
王秋生接过凿子。
他在碑背面，靠着左边的边，刻了四个字。
他刻得比周伯快。他做泥工，手上有劲。
四个字，刻了一个钟头。
刻完，他站起来，退后两步。
碑背面，从右往左，两行。
右边一行，是周伯的：渡口未渡。
左边一行，是王秋生的：亲见未喊。
两行字，一样高，一样深。
就是都不好看。周伯的歪，王秋生的浅。
两个人站在碑前，谁也没说话。
我举着灯。
灯照在石头上，两行字，一行深，一行浅。
周伯先开的口。
“沈先生，”他说，“你说，这两行字，刻得对不对。”
我说：对。
他说：哪里对。
我说：因为它们都是真的。
他点点头。
“我刻的时候，”他说，“我想的是，刻上去，我就能睡个整觉。”
“刻完了，我发现我睡不着。”
“为什么。”
“因为我刻的是四个字。”
他说：三十一年，四个字，太轻了。
王秋生站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
后来他说了一句。
“不轻。”
“我娘晒了三十年衣裳，也是四个字。”
我说：哪四个。
他说：衣裳还在。
那天夜里，我们把碑抬回去，重新立好。
立的时候，周伯从坡下搬了一块石头来，垫在碑座底下。
石头不平，他垫了三次。
第三次垫好了，他站起来，扶了一下腰。
“沈先生。”
“嗯。”
“我明天想去一趟芦花村。”
我说：去做什么。
他说：找她二姐。
我说：找她二姐做什么。
他说：我想问问，那件袄，是谁做的。
第十五章 · 交账
二姐叫王秋兰，一九五四年生，嫁到邻县，做小生意。
我给她打了电话。
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要问什么。
我说：你妹妹。
她说：我没有妹妹。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家里人说她跑了，跑了就不是家里人了。我娘活着的时候，我不说这个话。我娘死了，我就当没这个人。
我说：可你娘的碑上刻了“娘想你”。
她停了很久。
然后她说：那是我娘的事。
她说：我娘想她，我娘刻。我不想。
我说：为什么不想。
她说：因为她跑了，把我们都扔下了。她跑了，我爹打我们打得更凶。她说走就走，她不知道我们怎么过的。
我说：那你恨她。
她说：我不恨。我就是不想提。
电话里安静了一会儿。
她忽然说：她穿的那件红袄，是我帮她做的。
我说：你做的。
她说：我做的。里子是用旧衣裳拼的。她说里子看不见，用旧的不亏。
她说：我做了三天。
她说：我这辈子，就做过那一件红袄。
我说：你还记得她的样子吗。
她说：记得。
我说：她长什么样。
她说：眉毛浓，眼睛大，皮肤黑。她不爱说话，可她要脸。
她说：她要脸要到死。
我问：什么叫要脸。
她说：你不要问了。
她说：我说了这么多，你别再问了。
我说：好。
她说：你写的时候，别写我恨她。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不恨她。
她说：我就是难受。
一个星期以后，王秋兰来了。
她一个人来的，坐班车到镇上，再走三里土路。
她六十岁，头发染过，发根是白的。
她直接去了碑前。
她在碑前站了很久，然后绕到背面。
她看了那两行字。
“渡口未渡。”
“亲见未喊。”
她看了很久。
然后她蹲下去，用手摸那两行字。
摸完，她站起来，回头看我。
“沈先生。”
“嗯。”
“这上头，没有我。”
我说：什么。
她说：这上头，是渡口的事，是兄弟的事。
“没有袄。”
“那件袄是我做的。”
“里子是我出的主意。我说，里子看不见，用旧的不亏。”
“我跟她说，三天能做好。”
“我做的时候，她在旁边坐着，看着我打结。”
“她说，二姐，你手真快。”
“我说，快有什么用，快也是给别人做的。”
她站在碑前，两只手垂着。
“我把她打扮好了，送出门的。”
“三十一年，我没跟人说过这句话。”
那天下午，她去了渡口。
周伯在院子里补网。
她站在院门口，说：你是周伯。
周伯站起来。
她说：我是秋兰。秋红的二姐。
周伯把梭子放下。
她说：我不怪你。
周伯没有说话。
她说：我来，是想问你一件事。
“你说。”
“那天夜里，她站在渡口，是什么样子。”
周伯想了很久。
“她站在那块石头上。”他说。
“裤脚是湿的，脚上是泥。”
“她两只手抱着胳膊。”
“中秋的夜里，不算冷。她抱着胳膊，是在抖。”
“她跟我说，师傅，撑一趟。”
“声音不大。”
“她说的时候，没有哭。”
王秋兰听着，点了点头。
“她从小就不哭。”她说。
“我爹打她，她不哭。我娘骂她，她不哭。”
“她就抱着胳膊，站在那儿。”
她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回头。
“周伯。”
“嗯。”
“你那天要是撑了，她是不是就活了。”
周伯站在院子里。
过了很久，他说：不一定。
“湖上有涡。她不会撑船。”
“可我要是撑了，”他说，“她至少不是一个人。”
王秋兰点点头。
“我知道了。”她说。
她走了。
那年冬天，王家的族谱续修。
续修是王秋生张罗的。他找了族里的老人，找了县里修谱的先生。
修谱的先生问：秋红这一条怎么写。
按规矩，写“殁”一个字。女子不入正谱，附在父名下，一行小字。
王秋生说：我要加注。
先生说：加什么注。
王秋生拿出一张纸，上面是他自己写的字，写得很丑。
他写了三样：她为什么死，她怎么死的，谁还记着她。
先生看了，说：这个不合体例。
王秋生说：我知道不合。
先生说：不合，族人要说。
王秋生说：让他们说。
最后那一行是这么写的：
“秋红，一九六三年生，一九八二年八月殁于湖。因拒嫁，夜渡。母李氏守衣三十年，二〇一二年殁。弟秋生记。”
五行字。
一个人，五行字。
王秋生把谱拿给我看的时候，我看了很久。
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娘想你”。
他说：那是碑上的话。
“谱是给后人看的。后人不需要我娘想她，后人是需要知道她怎么死的。”
我说：那你自己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自己，”他说，“我自己在碑上。”
“亲见未喊，四个字。”
“够我记一辈子了。”
尾声 · 慢走
我走的前一天，周伯在写木牌。
木牌是杉木的，一尺宽，三尺长，埋进土里三尺。
他写过三回。
第一回是二〇一三年冬。那时候阿牛刚死，小周想做成铁牌，喷漆，字用电脑字体。周伯不同意。
他说：木头的。
小周说：木头的会烂。
他说：烂了再写。
第一回的木牌上写的是：
“此处水深，历年淹人。”
“夜不行船，童不近水。”
“—扁担渡周”
最后那个“周”字是他自己的姓。他要在牌子上落款。
我问他：为什么要落款。
他说：我落款，这牌就是我的话。不是公家的话。
我说：公家的不是更好。
他说：公家的话，人不当话听。我一个撑船的说话，人家还听两句。
“我在这儿撑了五十四年。我徒弟死在这水里。我说这话，有分量。”
那块牌子立了五年，字褪了，他重写了一遍。
第二回，他写得更短：
“水深。慢走。”
“—周”
四个字，加一个姓。
我问他：怎么越写越少。
他说：字多了，人不看。
我说：四个字够吗。
他说：够了。水深，是要人小心。慢走，是要人活着。
我说：您不写“禁止夜渡”了。
他说：不写。写“禁止”，人偏要试试。
“我写了一辈子禁止，没一个人听。我写慢走，人家还会想一想。”
我走的前一天，是第三回。
这一回，他加了两个字。
“水深。慢走。”
“有人等。”
“—周”
我站在他后头，看他写完最后一个“等”字。
他的字比五年前更抖了。“等”字的竹字头，写得散开了，像三根草。
“周伯，”我说，“多了两个字。”
他说：多了两个字。
我说：怎么又多了。
他把笔搁在碗沿上。
“因为现在有人等了。”他说。
我没听懂。
他说：以前没人等。以前这水里的人，没人等。
“现在她有了。”
“她有了，我就得写上。”
“写上了，人家走到这儿，会想一想：这水里有人等。”
“想一想，就慢一步。”
“慢一步，就少一个人下来。”
那天下午，我跟他算了一笔账。
我说：周伯，您救过几个人。
他说：七个。
我说：七个。
他说：三个是落水的孩子，两个是喝多了掉水里的，一个是想不开的，还有一个是船翻了的。
我说：都救上来了。
他说：六个救上来了。一个没救上来。
我说：哪一个。
他说：一个老太太。六十多岁，从船上掉下去，我抓到她袖子，袖子撕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声音。布撕开的声音。”
我说：这不是您的错。
他说：我知道不是我的错。可我这五十四年，只要一闭眼，就是那个声音。
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一下。
“第一次是布。第二次是手。”
“布撕开有声音。手滑开，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的那个，更难。”
我说：周伯，那是两个人。
他说：是一个人。
我说：什么。
他说：一个人，两次。
“第一次我抓袖子。第二次我抓手。”
“我学乖了。”
“学乖了，还是没抓住。”
我说：那七个人怎么算。
他说：三个孩子，两个喝多的，一个想不开的，一个船翻的。
“六个。”
“阿牛我算上了。”
我说：阿牛没救上来。
他说：我算上了。
“我没救上他，可我一辈子都在救他。”
“三十年以后，我要还是没救上，我还是算他一个。”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去了湖边。
岸边的木牌立在那儿，新的，字还没干透。
太阳能灯已经装上了，天黑了就亮。
渡船上挂着四件救生衣。
汊口立着一块红漆牌子：水深，禁止夜渡。
这三件事是小周办的。他找了村委会，找了镇上的安监，跑了三趟。
他跟我说：沈叔，我知道这三件事挡不住鬼。可它能挡住人。
临走那夜，我又上了一次船。
不是那条杉木船。那条已经上岸了。是机动船，铁壳，小周开的。
他把船停在湖心，关了机器。
四周是黑的，看不见岸。
他坐在船头，抽烟。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沈叔，你说这水，记不记事。
我说：不记。
他说：那你怎么记。
我说：我替它记。
他笑了一下，说：你替它记，它能认吗。
我说：不用它认。人认就行。
他把烟头摁在船帮上，摁灭了，装进兜里。
“沈叔。”
“嗯。”
“还有一只鞋。”
我没有说话。
“那天挖上来一只。”他说，“还有一只。”
“我爷说，两只鞋是用草绳拴在一起，挂在手腕上的。”
“一只掉在湖心，一只不知道掉在哪儿。”
“我爷说，他这辈子就想把那一只也找着。”
我说：找着了做什么。
他说：找着了，凑一双。
“凑成一双，她就能穿着走。”
湖上没有风。船不动。水在船底轻轻地响，一下，一下。
我想起周伯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水像一张纸。你写什么，它就记什么。可它不给人看。你得等它干。
他等了五十四年，一个字也没显出来。
我来了，显了一点。
我把本子合上，放在膝上。
这一夜我什么也没做。没有撒米，没有念经，没有问话。
我只是坐着。
我知道水底下有什么：泥，旧堤，沉船，骨头，还有一只鞋。
我也知道水底下没有什么：没有等替身的人，没有张着手的人，没有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在水里等三十一年。
可我又不敢说死。
因为有些事，我到底没弄清。
她那天夜里坐的是谁家的船，船是怎么翻的，她最后看见了什么，我一概不知。
我只知道：她跑的那一夜，穿了一件枣红夹袄，裤腰里缝着七块三毛钱，脚上没穿鞋。
她十九岁。
她的名字叫王秋红。
她娘叫李桂英，替她晒了三十年衣裳。
她的碑上刻着七个字，碑背面刻着八个字。
这些，是实的。
实的这些，比鬼重要。
我在《百夜名录》第十一页，写下了她。
名：王秋红。
地：鄱阳湖畔芦花村，扁担渡东岸三里。
事：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夜，逃婚夜渡，坠湖。尸沉三十一年，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由渡工周某网捞。
其母李桂英守衣三十年，二〇一二年殁。
认：二〇一三年，于芦花村立碑。碑正面七字，碑阴八字。其弟秋生逐年祭扫。名归。
写完，我在下面加了一行小字：
“同页附：周阿牛，一九九〇年生，二〇一三年殁。救人溺亡。其母徐氏在。名归。”
两个人写在一页。
为什么写在一页。
因为他们死在同一个湖里，隔了三十一年；也因为一个人抓住了另一个人的手。
一个是被水吞的，一个是往水里去的。
我把笔放下，抬头看天。
月亮出来了，很晚。湖面上一条光路，从远处一直铺到船边。
我坐着，没动。
——第十一夜毕。
附 · 本篇民俗禁忌
一、**水鬼捉交替**。江河湖塘，旧俗严禁孩童独自近水。核心说法是：淹死的人魂滞水中，须诱一个活人溺亡，方能投胎。此说本质是先民对溺亡的恐惧与防范，亦含着“以命换命”这套逻辑的残酷。今人不必信，可也不必笑——在没有围栏、没有警示牌、没有救生员的年代，一个水鬼的故事，比什么都管用。
二、**夜不渡野水**。水乡忌夜半野渡，忌闻水声应声，谓“水中有客唤”。采风人夜临水，灯罩常蒙红布，且不可应答水里的“救命”呼喊——应答即“认了”，易被引。红布罩灯，实理是不刺眼，能看见水面反光；不应声，实理是夜里辨不清方向，一应就乱了心神。
三、**水边不呼名**。夜在水边，忌高声呼叫他人姓名，尤忌连呼三声。俗信水面能“接名”，名一出口，即被水里的听去。丧家“喊魂”只在特定时日、特定水口进行，平日无故呼名，被视为大忌。本书第十三章，一个八十四岁的渡工破了这条规矩，叫了两声。第三声，他没叫。水没有应，也没有不应。
四、**溺者不入祖坟**。溺水而亡者，旧俗不得葬入祖坟，多葬河塘荒地，或以衣冠冢代之。说法有三：水尸不洁、魂未归位、恐其拉人。今人多改此俗，然“附葬”（葬于祖坟外围，隔一道土埂）之例，在部分乡间仍存。阿牛即附葬，隔一道一尺多高的土埂。
五、**空船不空回**。渡船去时载人，回时空舱，须在船头压一块石头或一件重物，谓之“压舱”。俗信空船无主，水上之物可乘虚而入；从实理看，空船轻，遇风易翻，压舱本是行船常识。扁担渡的压舱石，三十几斤，压了六十年。
六、**放灯不喧**。七月半放河灯，忌喧哗，忌呼名，忌中途打捞他人之灯。灯为“照路”而设，一闹，路就断了。若自家灯反复熄灭，旧俗以为“对方不肯走”，须将灯收回，次年再放，不得勉强再烧。另有一种用法叫“守灯”：灯放在岸上不动，一直亮着，意思是“我在这儿等你，你回来能看见”。守灯一般守三天。
七、**骨罐不轻动**。湖区旧有“二次葬”：人死先埋，数年捡骨，装入陶罐，置于水边洞穴或埋于岸上，候水带走。此类骨罐忌擅自搬动、开启，遇之须原样盖好，或报当地文物部门。从实理看，罐内骨殖一旦扰动，极易碎裂，位置信息也随之丢失。
八、**船上三不说**。船上不说“翻”，不说“沉”，不说“死”。要说，说“调个面”。此忌通行于湖区长年行船的人家，今机动船上的老船工仍守。
九、**捞人不捞相**。水乡捞尸，不用钩，用网，网眼四指以上。钩会破相，破了相，魂认不得自己的身子，走不了。捞时喊名，喊一声撒一把米。此条与第三条相犯——平日呼名是忌，捞时呼名是必须。规矩从来不是一条，是一套；一套之内，自相矛盾处，正是人给自己留的余地。
附记 · 本篇材料
一、扁担渡实地二十三日（二〇一三年九月至十一月）。坐过渡船十一趟，跟船撑篙三趟，夜宿周伯家偏屋。目验：杉木渡船一条（长一丈八，宽五尺，船底补三处）、竹篙两根（长两丈四，下包铁箍）、压舱青石一块（约三十斤）、木牌三块（杉木，一尺宽，三尺长，前后三稿）。另有照片四卷，湖面记录十七页，水面声记三页。
二、书面材料五种：县《水产志》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五卷、乡婚姻登记存根（一九八二年）、县失踪人口登记（一九八三至二〇一三）、王氏族谱（民国抄本及当年续修本）、房长家传渡口账本一册（一九八二年八月至二〇一三年八月）。
三、口述：周德海（八十四岁，渡工，撑船五十四年）十一次长谈；徐氏（阿牛之母，五十五岁）两次；王秋生（秋红之弟，四十五岁）四次；王秋兰（秋红二姐，六十岁）电话六次、面谈一次；张姓村人（六十七岁，木匠，参与一九八二年打捞）三次；芦花村耆老五人（七十六至八十七岁）；陈姓妇人（五十余岁）一次；小周（二十八岁）多次。
四、专业咨询三家：县法医（溺水尸变、浮起机制、扼握痕与握持痕之别）、县渔政（十年禁渔与渔民转产）、县水利（湖汊清淤与淤泥层厚度）。凡技术性判断，均录原话；本人不同意披露姓名者，只记其姓。
五、不能确定的五条：一、她那天夜里所乘之船，是自家的、邻家的、还是渡口下游那条李家的，不能知；二、她落水的确切位置，只能由鞋与尸首出水点倒推，误差在百丈以上；三、尸首沉三十一年不浮的确切原因，不能知；四、另一只鞋的下落，不能知；五、她若过了湖，第一件事会做什么，不能知。
六、一处更正。初稿曾写“阿牛因不忍拒绝乘客而开船”。此说不确。账本八月十一日一行，有阿牛自注“他说十五还来”六字，是他自己与人约定了日子。开船不是被求，是守信。两者的分别，关系一个人的品性，不敢含混。
七、地名、人名依例改动。扁担渡、芦花村、三斗湾、团鱼洲皆为化名；湖是真的，水是真的，沉在水里的事，是依材料与口述所写的。知情者若对上号，请记得：我是记话的人，不是断案的人。
余所记，止于所闻见。闻见之外，不敢增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