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砚是我跪舔三年才追到手的男人。
追到手之后，我变了。
我翻他手机，查他行程，连他多回了女同事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能吵到摔东西。
他加班到十一点，我蹲在医院门口数他跟谁说过话。
他说我有病。
我说对，我就是有病，你治不治？
他治不了。
池砚在某个暴雨天把钥匙放在门口鞋柜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追出去摔了一跤，膝盖磕在台阶上，血混着雨水往下淌。
我冲他背影吼：“你走一个试试！我死也要死在你面前！”
他没回头。
第二天，我真死了。
车祸，当场。
重生回到他还没走的那一年，我删了他所有联系方式，辞职，搬家，换城市。
我怕自己再靠近他一步，就又变成那个疯子。
三年后我胃出血挂急诊，帘子拉开，穿白大褂的人低头看病历。
抬眼的瞬间，池砚握笔的手顿了一下。
他面色如常地拉过我的手腕搭脉，指腹按住跳得发狂的动脉，声音淡得没起伏：
“池医生，你认错人了。”我嗓子发紧。
他没松手，拿笔在病历本上慢慢写了一行字，转过来给我看。
上面写着：
“挂号信息不完整，家属联系人一栏，填我。”
1
我叫温酌，二十七岁，社恐加轻度被迫害妄想，目前唯一的本事就是活着。
三年前我不是这样的。
三年前我是一条疯狗。
准确地说，是一条认准了池砚就死活不撒嘴的疯狗。
池砚是省中心医院急诊科的住院医。长什么样呢，一米八七，常年面无表情，说话声音低，脾气冷，对谁都客气，客气到让人觉得他跟全世界之间隔了一层手术室的玻璃。
我第一次见他，是陪同事去缝针。
同事嗷嗷叫，他低头缝合，手稳得跟机器似的，头都没抬地说了句“忍一下，最后一针”。
声音干净，不带任何多余情绪。
我站在旁边，腿软了。
不是被吓的，是被电的。
从那天起我就没正常过。
我打听他值班表，每周三周五晚上雷打不动去急诊大厅坐着。不挂号，就坐着，捧一杯奶茶，等他出来。
护士以为我是患者家属。
保安以为我精神有问题。
池砚本人压根没注意过我。
追了半年，我拦住他下班的路。
“池医生，我喜欢你，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喜欢了一百八十三天。”
他看了我一眼，不是那种被打动的眼神，是那种在急诊看多了奇葩之后的职业性平静。
“谢谢，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我没走。
又追了四个月，给他科室送了二十六次夜宵，记住了他所有同事的口味偏好，帮他值班时接过三次找不到家属的老人。
有一天他加完一台急诊手术出来，凌晨三点，看见我蹲在走廊尽头，抱着保温桶，靠着墙睡着了。
保温桶里是排骨汤，温的，没凉。
他站了很久。
后来他跟我说，那天晚上台上死了一个人，十九岁，骑摩托没戴头盔。
他缝了四十分钟，没救回来。
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直到看见我蹲在那，保温桶盖子上还贴了张纸条：“池医生，今天也辛苦了，汤趁热喝。”
他说他当时想，活着挺好的。
然后他就答应了。
我高兴得像中了五百万，不，比中五百万还夸张，我当场哭了，鼻涕眼泪一块下来，抱着保温桶在走廊里蹲着嚎。
池砚站旁边，面部肌肉僵了大概三秒，递给我一包纸巾。
那是我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也是一切变质的起点。
在一起之后，我发现追到手和留住是两件事。
池砚太忙了，急诊科的排班不是人干的，他动不动连轴转三十个小时，手机静音是常态，消息回不回看心情。
一开始我理解。
后来我焦虑。
再后来我抓狂。
他跟女同事换了个班，我翻聊天记录翻到凌晨两点，非要他解释那句“谢谢学姐”后面为什么加了个笑脸。
他说那是礼貌。
我说你跟我说话都不加笑脸。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温酌，你讲不讲道理？”
我不讲。
我知道自己不讲道理，但我控制不住。
那种恐惧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不是吃醋，不是作，是我打心底觉得我不配拥有他，他迟早要走，他迟早会发现我配不上他。
所以我要攥紧。
攥到他喘不过气。
我开始查他的手机，每天的。他洗澡的时候查，他睡着了查，他去上厕所我都能在外面听他手机有没有震动。
我在他手机里装了定位。
他发现了，删掉。
我又装了一个。
他又删掉，那次吵了很久。
他说：“你这不是喜欢，是监控。”
我说：“因为你让我不安。”
他闭了眼，太阳穴上的青筋跳了一下，声音哑了：“我哪里让你不安了？我二十四小时接你电话，值班到凌晨回来第一件事是给你报平安，手机密码给你，朋友圈给你看，我还要怎样才能让你相信？”
我低着头，手指搅在一起，知道他说的都对。
但第二天，我还是控制不住去翻他的通话记录。
最后半年是地狱。
不是他的地狱，是我亲手把两个人都拖进去的地狱。
他科室年会，一个女护士给他倒了杯酒，手碰了一下他的手背。
他没躲，可能根本没注意到。
但我注意到了。
我当场脸色变了，咬着后槽牙坐了整晚，回去之后大吵一架，摔了他放在玄关的听诊器。
那个听诊器是他导师送的，用了六年。
池砚蹲下去捡的时候，手指抖了一下。
他没骂我，没吼我。
他就蹲在那，把听诊器的碎片一块一块拼起来，拼不上，又放下。
那晚他睡了沙发，我躺在床上听见他翻了一夜的身。
我也一夜没睡。
我知道自己在毁掉他。
但我就是停不下来。
有天下班他比平时晚了四十分钟回来，我问他去哪了。
他说送一个老太太做检查，推床的时候多等了一趟电梯。
我不信。
我打电话给他同事核实。
同事证实了，但语气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尴尬。
池砚知道之后，第一次冲我发了火。
“你打电话查岗查到我同事那了？！温酌，你到底要怎样？！”
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他的手机，屏幕还亮着，是他和一个男同事讨论病例的对话框。
我嘴唇哆嗦了半天，说出来的话连我自己都觉得疯。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他愣住了。
然后他笑了一下。
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心力耗尽、什么都说不出来的笑。
“温酌，我不是不爱你，我是快被你爱死了。”
那句话扎在我心口。
但我没停。
因为停不下来就是停不下来，这不是道理能解决的事。
最后那次吵架在一个周六的下午。
具体因为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一条微信，可能是一个来电显示，可能就是他回家的时候表情不够热情。
我歇斯底里，摔杯子，扔枕头，把他衣柜里的衬衫全扯出来丢在地上。
池砚站在客厅中间，被一地狼藉围着，一动不动。
他看了我很久。
然后开口了。
“分手吧。”
声音很平。
像在急诊室跟家属说“我们尽力了”的那种平。
我脑子嗡了一下。
“你说什么？”
“分手。”
他重复了一遍，语气没变。
“我撑不住了，温酌。你也撑不住了。”
我冲上去掐住他的下巴，指甲掐进他皮肤里，他没躲。
“分手？！你要跟我分手？！除非我死！”
我记得我吼出来的时候声音劈了。
池砚的眼眶红了一瞬，很快压下去。
他掰开我的手，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掰，动作很慢，像在做最后一台手术。
“你不会死。”
他说完，拿了钥匙放在鞋柜上，开门，出去了。
那天下暴雨。
我追出去，在楼道摔了一跤，膝盖磕在台阶角上，皮肉翻开，血顺着小腿淌。
我蹲在雨里喊他的名字。
他没回头。
他的背影被雨吞掉了。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坐了六个小时，水凉了都不知道。
第二天出门，过马路的时候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
红灯。
一辆货车。
然后就没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我手里捏着一个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日期是两年前的三月。
池砚还没走。
我们还住在一起。
手机里还有昨晚他发的消息：“今天手术多，晚点回。”
后面跟了一个笑脸。
他给我发的笑脸。
我盯着那个笑脸，盯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把这条消息截了图。
接着，我删掉了池砚的微信。
拉黑了他的电话。
给房东发了退租消息。
一个小时之内收完了所有东西，塞进一个行李箱。
池砚还在医院值班，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
我站在门口，最后看了一眼客厅。
沙发上有他的外套，领口有褶皱，昨晚没来得及挂起来。
茶几上有两个杯子，一个他的，一个我的。
他的杯子上有个缺口，磕的，他懒得换。
我站了十秒。
然后转身走了。
没留字条。
三年。
我换了城市，换了工作，换了手机号。
从A城搬到B城，在一家出版社做校对，朝九晚五，工资不高，够活。
合租房很小，隔音差，隔壁小情侣吵架的时候我能听清他们为了谁洗碗在摔盘子。
每次听到摔东西的声音，我都会缩一下。
不是怕。
是本能地、条件反射地想起自己摔过的那些东西。
三年里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看心理咨询，每周一次，雷打不动。
咨询师姓方，四十多岁，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从来不评判我。
她说我是焦虑型依恋，伴有强迫倾向，根源在童年时期的分离创伤。
翻译成人话就是：我妈在我六岁的时候跑了，我爸酒后会把门从外面锁上不让我出去。
所以我长大后一旦爱上谁，就会疯狂地害怕失去，用控制来对抗恐惧。
我知道了。
知道了之后还是会害怕，只是不再让害怕牵着鼻子走了。
第二件事，戒掉池砚。
不看他的社交媒体，不搜他的名字，不经过他所在城市的任何路线。
有一次出差路过A城的火车站，广播报站名的时候我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在座位上坐了整整二十分钟没敢动。
方姐说这是正常的应激反应。
我说方姐你说得轻巧。
她说你做得比大多数人都好。
三年了，我以为我好了。
直到我的胃出了问题。
不是突然的，是小半年的隐痛，我一直扛着，吃止痛药顶着，觉得不是大事。
结果有天晚上加班，胃疼到弯不下腰，嘴里涌上一股铁锈味。
同事吓坏了，要送我去医院。
我说不用不用，吃点药就好。
话没说完，一口血吐在了稿子上。
同事直接拨了120。
到了急诊，我半躺在推床上，冷汗把后背的衣服浸透了，胃像被人拿烙铁在里面烫。
护士推我进了诊室，说医生马上来。
帘子拉上了。
头顶的灯白得刺眼，我偏了偏头。
帘子外面有脚步声，稳的，不紧不慢，鞋底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一下一下的声响。
帘子被拉开。
一只手把病历夹翻开。
我没看他的脸，我看的是他的手。
骨节分明，指甲修得干净，食指侧面有一个旧的刀痕。
那是有次他在家切苹果时候割的，我贴的创可贴。
心脏停跳了一拍。
然后剧烈地、失控地狂跳起来。
他低着头看病历，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然后抬眼。
池砚。
比三年前瘦了一圈，下颌线更硬了，眉骨下面的阴影更深，眼睛还是那个颜色，冷的，干净的，像冬天最早的那层冰。
他看到病历上的名字了。
我知道他看到了。
因为他翻病历夹的手指停了零点几秒，关节微微发白。
然后他把那一页翻过去了。
像什么都没看到。
他拉过我的手腕搭脉，指腹压住跳得发狂的动脉。
“哪里不舒服？”
声音和三年前一样，低的，平的，职业性的。
我张了张嘴。
喉咙干得说不出话。
“胃，胃疼。吐血了。”
“多久了？”
“半年，断断续续。今晚严重。”
他点点头，松开我的手腕，在病历上写字。
从头到尾没有多看我一眼。
没有惊讶，没有意外，没有“好久不见”。
就好像推床上躺的是一个陌生的患者，编号167，胃出血，走流程。
我的眼睛酸了。
不是委屈，不是伤心。
是一种很复杂的、说不清楚的东西卡在嗓子眼，上不去下不来。
我活该的。
“池医生。”
我忍不住叫了他一声。
他手里的笔顿了一下。
“你认错人了。”我说，嗓子紧得快裂了。
他没抬头。
笔尖在纸上继续走，沙沙的声音。
写完最后一行，他转过病历本让我看。
我低头。
最后一行写的不是医嘱。
“挂号信息不完整，家属联系人一栏，填我。”
后面附了一个手机号码。
陌生的号码，不是我记忆里那个。
他换了号。
我鼻子一酸，眼泪砸在病历本上，把字迹洇开了一小块。
池砚抽了两张纸巾递过来。
手还是稳的，和三年前给我递纸巾时候一样稳。
“先做胃镜。”他说，语气没有任何波动。“别哭了，脱水会加重。”
我攥着纸巾点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转身出去了，白大褂的下摆带起一阵细微的风。
帘子落回原位。
我躺在推床上，盯着头顶的白灯，胃在疼，心也在疼。
三年了。
我跑了三年，跑了一千多公里。
一口血吐出来，又吐回他跟前了。
2
胃镜做完已经凌晨两点。
溃疡加出血，不算小问题，但也没到要动刀的地步。
护士推我去留观室，说观察到明天早上，没问题就能走。
留观室很安静，隔壁床是个老大爷在打呼噜，鼾声像拖拉机。
我躺着，盯着天花板上那条裂缝，走向像一条干涸的河。
手机在枕头旁边震了一下。
是同事发消息问情况。
我打字回她没事就放下了。
然后鬼使神差地打开通讯录，翻到最底下。
空的。
池砚的号码三年前就删了。
但刚才他写在病历本上的那个号码，我扫了一眼就记住了。
职业病，校对做多了，对数字特别敏感。
我盯着通讯录的空白页面，手指悬在屏幕上方。
存，还是不存。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
留观室的门被推开一条缝，有人进来了。
脚步很轻，几乎没有声音。
我闭上眼装睡。
脚步在我床边停了。
能闻到消毒水的味道，混着一点很淡的、冷杉调的气息。
三年了，这个味道我还是能在一千种气味里挑出来。
有东西被放在了床头柜上，轻轻的，瓷器触碰台面的声响。
然后被子被往上拉了拉，盖住了我露在外面的肩膀。
动作很慢。
指尖碰到我锁骨附近的皮肤时，凉的。
我咬着舌尖没动，怕一动他就走了。
他站了大概十几秒。
然后脚步声退远，门轻轻合上。
我睁开眼，侧头看向床头柜。
一杯温水，一盒胃药，药盒上夹了张便签。
便签上是他的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温水送服，一次两片。”
下面又加了一行，字比上面小一点。
“别扛着。”
两个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我拿起那张便签，手指捏着边角，碰到了他捏过的位置。
没有温度了。
我吃了药，喝了水，把便签折起来夹进手机壳背面。
一夜没睡。
第二天早上办出院，前台打印清单的时候我扫了一眼。
费用已经结过了。
我问护士谁结的。
护士看了眼系统：“池砚医生代缴的，家属通道。”
家属。
我站在收费窗口前面，手里攥着那张清单，指甲陷进掌心。
他凭什么用家属通道。
我们分了三年了。
我转身去找他。
急诊科的走廊上人来人往，有人被推着跑，有人蹲在墙角哭。
到处都是消毒水和不知道谁的血的味道。
我在走廊尽头看见了池砚。
他靠在墙上，一只手插兜里，另一只手捏着手机在看什么。白大褂的胸口别着工牌，名字下面是“副主任医师”四个字。
三年前他还是住院医。
他升了。
我站在走廊这头，离他大概十五米。
他没注意到我。
旁边一个年轻的小护士跟他说了句什么，他偏头回了一句，表情还是那个寡淡的样子。
小护士笑了，脸有点红。
我心口抽了一下。
老毛病。
三年的心理咨询告诉我，这种反应是正常的，承认它，观察它，不要跟着它走。
我深吸一口气。
然后转身往出口走。
走了三步，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
“出院了？”
池砚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还是低低的、干干的。
我回头。
他还靠在墙上，手机贴着耳朵，眼睛看着我的方向。
十五米。
他刚才就看见我了。
“嗯，出了。”
“胃药记得按时吃，三餐准时，忌辛辣刺激，忌咖啡浓茶。”
“知道了。”
沉默了几秒。
“你不该替我付钱。”我说。
“挂号信息上写了，家属通道。”
“我不是你家属，池砚。”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嗓子抖了一下，我使了很大的力气才没让声音变调。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药按时吃。”
他重复了一遍，然后挂了。
我攥着手机站在急诊大厅的出口，外面是三月的阳光，暖的，晃眼。
走，温酌。
往外走，别回头。
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你知道自己靠近他会变成什么样。
走。
我走了。
出了医院，打了车，回了合租房。
关上门的那一刻，腿软了，滑着门板坐下去，额头抵着膝盖。
呼吸急促了很久。
方姐说过，远离触发源是最有效的保护措施。
我做了三年，做得很好。
可是老天像成心的，把他塞回了我的急诊室。
手机壳背面那张便签硌着我的掌心。
“别扛着。”
我抬头，盯着天花板。
不扛着能怎么办呢，池砚。
我总不能扛着你。
接下来三天我老老实实吃药养胃，跟同事报了平安。
日子又恢复了三年来的样子。
上班，校对，改稿，下班，做饭，吃药，睡觉。
第四天，手机收到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
“复查时间是下周三上午，消化内科，8号诊室。”
我存了他的号码。
备注写的是“8号诊室”。
不敢存名字。
存了名字就会想点开，点开就会想发消息，发了消息就会想要回复，等不到回复就会焦虑。
链条太清楚了。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会怎么一步步滑进去。
下周三我没去。
准确说是去了，到了医院门口又折回来了。
在出租车上坐了二十分钟，司机问我到底去不去。
“不去了，麻烦掉头。”
回去之后我给方姐打了电话，说了胃出血和遇到池砚的事。
方姐沉默了很长时间。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怕。”
“怕什么？”
“怕我又变成以前那样。”
“你觉得你会吗？”
“不知道。但光是想到可能会，我就不敢冒这个险。”
方姐说嗯，说你的判断是对的，保护自己没有错。
“但是温酌，”她顿了一下，“你有没有考虑过，三年前的你和现在的你，不是同一个人了。”
我没说话。
“你现在知道自己的模式，知道触发点在哪，知道怎么识别、怎么喊停。三年前你什么都不知道。”
“可我还是会怕，方姐。”
“会怕就对了。怕是好事，说明你的警报系统在正常工作。但一直怕到不敢面对，那这个系统就变成了另一种囚笼。”
我又不说话了。
“我不是建议你现在就去复合，”方姐说，“我只是提醒你，回避不等于治愈。你可以从一件最小的事开始。”
最小的事。
是什么。
我挂了电话，在出租车后座坐了很久。
司机从后视镜看我，没催。
到了红灯路口，我拿出手机，翻到那个号码。
打了一行字。
“复查的事，我周六能约吗？周三上班请不了假。”
删掉。
重新打。
“池医生你好，请问周六有消化内科的号吗？”
太客气了，像挂号前台。
删掉。
再打。
“周三去不了，周六行不行。”
发出去了。
手指发麻。
三分钟后回复来了。
“周六我值班，下午两点过来，走我的号。”
我盯着这条消息，心跳又快了。
他值班就能给我加号，那意思就是他来看。
不是别的医生。
是他。
我深呼吸了三次。
回了两个字：“好的。”
然后把手机扣过去，屏幕朝下。
3
周六下午两点，消化内科。
我提前了十五分钟到，在走廊的椅子上坐着，手心冒汗。
旁边一个大姐在跟老伴抱怨挂号费又涨了，老伴嗯嗯啊啊地应着。
我听着他俩拌嘴，莫名觉得安心。
到了时间，护士喊了我的名字。
推开8号诊室的门，池砚坐在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病历。
白大褂袖子挽到了小臂，手腕上那块手表不在了。
以前他戴表的。
他抬头看我，面色如常：“坐。”
我坐下了。
他翻了翻上次急诊的记录，问了几个常规问题，吃药有没有规律，胃还疼不疼，大便什么颜色。
我一一回答，像个正常的复查患者。
他低头开检查单。
诊室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在纸面上划动的声音。
“池砚。”
我开口了，这次没叫“池医生”。
他的笔顿了一下。
“上次的钱，我转给你。”
“不用。”
“我不喜欢欠人东西。”
他写完了检查单，搁下笔，看着我。
三年后第一次正对着看他的眼睛。
瞳色很深，黑的，像没有底的水井。
“那你就欠着。”他说。
“什么意思？”
“欠着就是欠着，不急。”
他把检查单递给我，手指碰到我手指的一瞬间，他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
然后很快松开。
“去三楼抽血，四楼做B超。结果出来拿过来给我看。”
“哦。”
我接过单子站起来。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在身后说了一句：“吃饭了没有？”
我回头。
他没看我，低头翻下一个患者的病历了。
像是随口一问。
“没来得及。”
“楼下食堂有粥。”他翻了一页，“胃不好，别空腹跑检查。”
我点了点头，推门出去。
走廊上我站了三秒，手指捏着检查单的边角。
他的手指碰到我的时候蜷了。
这个细节我绝对没看错。
去三楼抽了血，四楼做了B超。
做完之后去楼下食堂买了一碗白粥。
犹豫了很久，又买了一碗。
端着两碗回到8号诊室门口的时候，里面有患者在看病。
我在外面等了二十分钟。
患者出来了。
我端着托盘进去，把一碗放在他桌上。
池砚看了一眼粥。
又看了一眼我。
“你不用这样。”
“一碗粥而已，不存在怎样不怎样。”
他没再说什么，拿起勺子开始喝。
我坐在对面也喝。
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在诊室里喝粥，谁都没说话。
食堂的粥煮得太稀了，米粒都散了。
但我喝得很慢。
他也喝得很慢。
门被敲响了，护士探头进来说“池医生，下一个患者到了”。
我赶紧端着碗站起来。
“结果出来再找我。”他说。
“知道了。”
我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
“谢了，池医生。”
“嗯。”
出了门，我抿了抿嘴。
嘴角有一点点上翘。
很小很小的弧度。
马上压下去了。
温酌，冷静。
一碗粥而已。
检查结果第二天出来了。
我拍了照片发给他。
他回复：溃疡愈合中，继续吃药，两周后复查。
我回了：“收到。”
然后把手机放下了。
没有多聊，没有试探，没有找话题。
我在心里给自己设了一条线。
医患关系。
只维持医患关系。
他是我的胃病主治医，我是他的复查患者。
这样就够了。
这样最安全。
接下来两周，我按时吃药，按时吃饭，按时睡觉。
生活规律得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
唯一的变化是，我偶尔会翻到手机里备注为“8号诊室”的那个联系人，看一眼，然后退出来。
不发消息。
不打电话。
就看一眼。
方姐说这叫“安全距离内的暴露疗法”。
我说方姐你这名字取的跟实验报告似的。
她笑了。
两周后，周六，复查。
这次我准时到了，没有提前也没有迟到。
池砚在诊室里，桌上多了一个保温杯，不是医院的杯子。
我看了一眼，杯子上有个小贴纸，是个卡通创口贴的图案。
他顺着我视线看了一眼那个杯子。
“实习生送的。”
“哦。”
“你脸色变了。”
“没有。”
“你右手食指在桌面上敲了三下。”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食指果然搁在桌面边缘。
条件反射。
以前我嫉妒的时候就会无意识地敲桌面。
他记得。
“旧习惯。”我把手收回来，“但我没有在吃醋。”
“我没说你在吃醋。”
“你暗示了。”
“你想多了。”
“我确实容易想多，但这次不是想多，是你话里有话。”
池砚看着我，嘴角动了一下。
不是笑，是一种介于无奈和别的什么情绪之间的微妙弧度。
“看结果吧。”
他拿过我的报告，一行一行看。
我坐在对面，攥着自己的衣角。
心跳很快。
不是因为报告。
“恢复得不错，药再吃两周可以停了。”
“那就不用再来复查了？”
他合上报告，抬头。
“从医疗角度，不用了。”
从医疗角度。
这四个字有一种划界限的意味。
我点头：“那谢谢池医生，这段时间麻烦你了。”
我站起来。
“温酌。”
他叫我名字了。
不是“患者温酌”，不是“这位女士”，是“温酌”。
我站着没动。
他靠在椅背上，双臂交叉在胸前，看着我。
“你为什么三年前走了？”
安静了好几秒。
“因为你说了分手。”
“我说的是我撑不住了，不是我不要你了。”
“有区别吗？”
“有。”
他的目光没闪躲，直直地钉在我脸上。
“我说撑不住了，意思是我需要你停下来。不是让你消失。”
喉咙像被人掐住了。
“可我停不下来。”我的声音很低，低到快听不见。“我当时停不下来，池砚。我试过了，每次都失败。不走的话，我会把你毁了。”
他没说话。
我用力吸了一口气。
“三年里我一直在看心理咨询。每周一次，到现在还在看。”
“我知道。”
我一愣。
“什么叫你知道？”
池砚顿了一下，像在斟酌用词。
“我找过你。”
我的脑子嗡了一声。
“你删了我所有联系方式，换了号码，搬了家。我去你原来的公司找过，辞了。去你租的房子找过，退了。问了你的朋友，没人知道你去了哪。”
他说得很平，像在陈述一个已经结案的病历。
“后来我让人查过你的医保使用记录。”
“那是违法的。”
“我知道。”
他看着我，眼底有一层很薄的、不太像池砚会有的东西。
“你每周四下午在B城某心理诊所，固定号。”
“你知道我在B城？”
“半年前知道的。”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话问出口我就后悔了。
不该问。
我没有资格问。
是我先走的，是我先消失的，是我先把所有门窗全部焊死了。
他凭什么要来找我。
池砚沉默了一会。
“因为你在看心理咨询。”
他说。
“你在治自己的病。如果我那个时候出现，你的治疗会中断。”
我愣住了。
“我不是不想找你。”
他把保温杯拿起来喝了一口，放下，杯底磕在桌面上，声音很轻。
“是不敢。”
诊室的空调在头顶呼呼地吹，冷风吹在我脖子上，但我觉得浑身发烫。
他等了三年。
不是忘了，不是放下了，是站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等着我自己修好自己。
“池砚。”
“嗯。”
“你是不是有病？”
他看着我，眉头微拧。
“你前女友监控你、跟踪你、翻你手机、冲你发疯、把你听诊器摔了、失踪三年联系不上，你查她医保记录就为了确认她在看心理医生？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重大疾病？”
池砚嘴角抽了一下。
“有吗？有的话自己给自己开个CT。”
他低头笑了一声。
是笑了。
很短，很轻，像诊室里飘进来的一缕不属于这个空间的暖风。
我转身走了，走得很快，脚步噼啪的。
眼泪在走出消化科大门的那一刻掉下来了。
在走廊尽头蹲了一会儿。
掏出手机，把“8号诊室”的备注改了。
改成了“池砚”。
然后又改回去了。
又改过来了。
改了六遍，最后定格在“池砚”上。
然后给方姐发了条消息：
“方姐，他等了我三年。”
方姐秒回：
“然后呢？”
“然后我骂他脑子有病。”
方姐发了个省略号。
4
接下来的日子开始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不一样，是很细微的、像水面下暗流涌动的不一样。
胃药继续吃了两周，按照池砚说的停了。
但我们的联系没有断。
准确说，是他没让它断。
停药之后第三天，他发了条消息：“药停了之后有没有不舒服？”
我回：“没有。”
他回：“嗯。”
过了两天他又发：“早餐吃了吗？”
我回：“吃了。”
他回：“吃的什么？”
“白粥加咸鸭蛋。”
“行。”
再过两天：“今天降温，加件外套。”
我回了个“哦”。
他回了个“嗯”。
就这么一来一回，每次不超过三句话。
内容永远围绕吃饭、穿衣、身体状况，像一个尽职尽责的家庭医生在做远程随访。
但家庭医生不会在凌晨一点发消息问“还没睡？”。
那天我加班改一份急稿，手机屏幕突然亮了。
凌晨一点零三分。
“还没睡？”
我看了一眼时间，回：“你也没睡。”
“刚下手术。”
“什么手术？”
“阑尾，急的。”
“严重吗？”
“还好，十四岁的小孩，送来的时候已经穿孔了，再晚半小时有腹膜炎的风险。”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跟我说了这么长一段话。
以前他从来不聊工作上的事。
“人没事吧？”
“没事了，手术很顺利。”
停了一会儿他又发：“他妈站在手术室外面，手里攥着一包旺旺雪饼。”
我不太明白。
“小孩说想吃雪饼，他妈就一直举着，等他出来。”
“然后呢？”
“然后小孩推出来第一句话是‘妈你举了多久了手酸不酸’。”
我盯着屏幕，嘴角不受控制地弯了。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
很久没有回复。
就在我以为他睡着了的时候，消息来了。
“没什么。就是觉得，活着挺好的。”
我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
这句话他说过。
三年多前，在凌晨三点的急诊走廊，看见我抱着保温桶蹲在墙角睡着了的那个晚上，他说的也是这句话。
活着挺好的。
我打了一行字又删了，删了又打。
最后发出去的是：“池砚，早点睡。”
“嗯。你也是。”
那晚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往外撑，不是焦虑，不是恐惧，是一种久违的、暖烘烘的、让人不敢直视的东西。
第二天我去见了方姐。
面对面的那种，不是电话。
方姐看着我坐下来，推了杯水过来，没说话，等我先开口。
“我觉得他在靠近我。”
“你怎么看？”
“很想靠过去。”
“然后呢？”
“然后我怕靠过去之后又变成一条疯狗。”
方姐点了点头，问我：“你现在和三年前有什么不同？”
“我知道自己有病了。”
“还有呢？”
“我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
“还有呢？”
“我知道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刹车。”
“这就够了。”方姐靠在椅背上。
“三年前你踩着油门冲悬崖，现在你装了刹车。你可能还是会开往悬崖的方向，但你有能力在边缘停下来了。”
“万一刹车失灵呢？”
“那你回来找我修。”
我笑了一下。
方姐看着我笑了一下。
“温酌，你害怕的不是伤害他。你害怕的是失去他之后再也找不到他了。这两件事你得分清楚。”
我愣了。
是这样吗？
“你控制的不是他。你控制的是‘他离开的可能性’。你翻手机、查行踪、盯他看、冲他发疯，都是在反复确认‘他还在不在’这件事。”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指甲剪得很短，三年来一直保持的习惯，因为以前指甲长的时候会无意识地掐自己。
“但问题是，你越控制，他越想走。你越确认，就越不确定。这是一个死循环。”
“那怎么打破？”
“接受一个事实。”
方姐看着我的眼睛。
“他有可能离开你。任何人都有可能离开你。这不是你能控制的事。你唯一能控制的，是你自己。”
“我知道。道理我都知道。”
“知道和做到之间有一条沟。但你已经站在沟边上了，温酌。三年前你连这条沟在哪都看不见。”
出了方姐的诊所，外面在下小雨。
我没带伞，站在屋檐下。
手机响了，池砚的消息。
“下雨了，带伞了吗？”
我心里那根弦又紧了一下。
他怎么知道B城也在下雨。
然后我意识到，他说的不是B城。
我抬头看了眼诊所门牌。
诊所对面的街角，有一个穿深灰色风衣的人，手里撑着一把黑伞。
伞挡了半张脸，但身高和站姿，我闭着眼都认得出来。
池砚。
他站在马路对面，手里拿着手机，像刚发完消息一样。
我的心脏猛地撞了一下。
我没动。
他也没动。
隔着一条街，两个人就这么看着对方。
雨下大了一点，打在屋檐上啪嗒啪嗒的。
他先动了。
举着伞走过来，穿过斑马线，走到我跟前。
近距离看到他的脸，鼻尖被冷气冻得有点发红。
他把伞移过来，罩住我。
自己半边肩膀露在雨里。
“你怎么在这？”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哑的。
“休假。”
“你休假从A城跑到B城来淋雨？”
“顺便。”
“顺便？”
“来看个病人。”
我盯着他。
他看着我，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但他的右手，拿伞那只手，指节发白了。
他在紧张。
池砚也会紧张。
我从来不知道。
以前他在我面前永远是沉稳的、冷静的、什么都能兜住的那个人。
“池砚。”
“嗯。”
“你查我的医保记录是违法的。”
“你说过了。”
“你跟踪我来B城也是违法的。”
“我没跟踪。我查到了你诊所的地址，直接过来的。”
“那叫蓄谋已久。”
“嗯。”他应了一声，语气很淡，好像我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知道。”
“我控制欲很强。”
“知道。”
“我有焦虑型依恋，治了三年，不确定治好了没有。”
“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你还来？”
“因为你一个人待在雨里，没打伞。”
我的鼻子一酸。
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气。
气他这么轻描淡写，气他把什么都说得那么简单，气他站在我面前，用一把伞就想把三年的距离抹掉。
也气自己，在他面前，所有的防线都跟纸糊的一样。
“你回去吧。”我吸了吸鼻子。“我不需要。”
“你的鼻子红了。”
“下雨天冷的。”
“你眼眶也红了。”
“风吹的。”
“你的手在抖。”
我把手揣进口袋里。
他没有继续戳穿我。
只是把伞又往我这边移了移。
“走吧，送你回去。”
“不用。”
“你住的地方离这多远？”
“池砚，我说了不用。”
他看了我几秒。
然后把伞塞到我手里。
“那伞你拿着。”
他转身就走了。
走了两步，我叫住他。
“你淋雨不怕感冒？你一个医生，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他回头，雨打在他脸上，顺着下颌滴下来。
“你管我。”
这三个字说得很轻。
但我听懂了。
他不是在说“你别管我”。
他是在说“你来管我”。
我咬了一下嘴唇。
举着伞走过去，站到他旁边。
伞不大，一个人撑刚好，两个人撑就很挤。
他的肩膀碰着我的肩膀。
风衣的布料蹭着我的外套。
我能感觉到他手臂的温度，隔着衣服，温热的。
两个人并肩走在雨里，谁都没说话。
走了大概十步，我先开口了。
“你去找你的。我先回了。”
“什么叫找我的？”
“你不是来看病人的吗？病人在哪？”
他侧头看着我，雨水从他额前的碎发上滑下来，经过眉骨，在睫毛尖挂了一颗。
“你不就是？”
我握伞柄的手紧了紧。
“我胃已经好了。”
“我说的不是胃。”
5
我没让他送我回去。
在地铁口分开的，他要打车回酒店。
对，他住酒店。不是什么高档的，就是地铁站附近一个连锁快捷。
我问他住几天。
他说不确定。
我说你一个医生请假从A城跑过来“不确定”住几天，你们科室主任知道吗？
他说请了五天年假。
五天。
池砚这种工作狂请五天年假，相当于普通人辞职。
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回了合租房。
关上门，脱了鞋，站在玄关发了很久的呆。
裤腿是湿的，鞋里也进了水，但我没急着换。
我在想他说的那句话。
“我说的不是胃。”
他说的是什么？
是我的脑子？我的病？我们之间那些乱七八糟的过去？
还是别的什么。
手机震了。
池砚发的：“到了吗？”
“到了。”
“鞋湿了记得换。”
我低头看了眼自己湿透的帆布鞋。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换了。”
“骗人。”
“你怎么知道我没换？”
“从地铁口到你住的地方，步行十二分钟。你的消息在到家一分钟内回的。一分钟不够脱鞋换衣服。”
我站在玄关，手机差点没拿住。
这个人是不是把急诊科的观察力全用在我身上了。
我没回消息，脱了鞋换了干的，把湿裤子扔进洗衣机，套了身睡衣。
然后坐在床上给他回：“现在换了。”
“嗯。早点休息。”
“你也是。”
放下手机，我盯着天花板。
胸口那种暖烘烘的东西又来了。
这次比上次更强烈。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温酌啊温酌，你可千万别冲动。
第二天是周日。
我休息，他也休息。
他没有联系我，我也没联系他。
但我知道他还在B城。
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的，校对的文稿看了三遍，每一遍都没看进去。
下午四点，手机响了。
不是消息，是电话。
池砚打来的。
我接起来，没说话。
“你今天吃了什么？”他问。
“中午叫了个外卖，鸡公煲。”
“辣的？”
“微辣。”
“你胃刚好。”
“微辣而已。”
“以后想吃辣的跟我说，我给你做。”
我愣了一秒。
“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了？”
“这三年学的。”
又是这三年。
每次提到“这三年”，他的语气都很平，像在说一段和自己无关的时间。
但三年的分量，他比我清楚。
“做得好吃吗？”
“还行。”
“多好吃？”
“你来尝就知道了。”
安静了几秒。
“池砚，你是不是在用美食诱惑我。”
“是。”
他连否认都不否认了。
我攥着手机，嘴角压不住了。
不行，不行。
“我明天上班。”
“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回A城？”
“看情况。”
“什么情况？”
“看你让不让我留。”
我深吸了一口气。
“池砚。”
“嗯。”
“你这样，我很难做人。”
“我知道。”
“你知道个什么？”
“我知道你在纠结，知道你怕，知道你现在一边想挂电话一边又不舍得挂。”
我嘴巴张了张，没声出来。
“我也知道你嘴角翘了。”
“你又没看见我，你怎么知道我嘴角翘了。”
“因为你说话的时候声音会变。你高兴的时候声音尾巴往上翘，生气的时候声音发紧往下压。你以为我听了三年听不出来？”
在一起的三年。
他一直在听。
我以为他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上心。
他其实什么都听在耳朵里。
是我太忙着恐惧了，根本没注意过他有多认真。
“你不用现在给我答案。”他说。
“什么答案？”
“你想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我没问什么问题。”
“你想问的是‘我们还有没有可能’。”
喉咙堵住了。
“你不用现在想。”他的声音低下来，像在哄一个随时会跑掉的、受了伤的小动物。“你慢慢想，不急。”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
“你什么时候想好了我什么时候回去。”
“你就不怕我一辈子想不好？”
“那我就一辈子不回去。”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
“你有病。”
“你已经说过两次了。”
“因为你病入膏肓。”
他笑了一声。
那种低低的、从胸腔里挤出来的笑。
“认识你之后就没好过。”
我挂了电话。
坐在床上，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盖上。
窗外的夕阳照进来，把对面墙上投了一块暖黄色的光斑。
我看着那块光斑慢慢移动，从墙面移到床角，再从床角滑到地板上。
天黑了。
我拿起手机。
给池砚发了条消息：
“明天晚上七点，我楼下那个粤菜馆。你来。”
三秒后回复。
“好。”
我又发了一条：
“提前说好，我AA。”
“不AA。”
“为什么？”
“你欠我的还没还。”
“急诊那次的钱我早就转给你了，你没收。”
“不是钱。”
“那是什么？”
他没回了。
我盯着屏幕等了五分钟。
消息来了。
“三年。”
两个字。
我把手机扣在胸口上，仰面躺下去。
天花板上那条裂缝还在，像一条干涸的河。
但我忽然觉得，那条河好像有水了。
6
粤菜馆很小，夹在一家药房和一家打印店中间，门脸不起眼，但煲仔饭做得好。
我提前五分钟到的，挑了角落的一张桌子坐下。
点了两个菜一个汤，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点酒，最后点了两瓶酸梅汤。
七点整，池砚推门进来了。
换了便装，深蓝色的毛衣，领口很规整。
他环顾了一下，看见我，走过来坐下。
拉椅子的时候看了一眼桌上的菜单。
“点了？”
“嗯。你忌口什么我不知道，就按我的口味来了。”
“我没忌口。”
“三年前你不吃香菜。”
“现在吃了。”
“什么时候开始吃的？”
“你走之后。”
我抬头看他。
他面色如常。
“你走了之后我发现没人帮我把菜里的香菜挑出来了。吃了几次，习惯了。”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
菜上来了。
煲仔饭、菜心、冬瓜排骨汤。
池砚拿起筷子，先把冬瓜排骨汤给我盛了一碗。
“胃刚好，先喝汤。”
我接过来，低头喝了一口。
“好喝吗？”他问。
“还行。冬瓜炖得太烂了。”
“那下次我做。”
“你做的冬瓜就不烂了？”
“不知道，你来验收。”
我筷子顿了一下。
这个人三句话不离“你来”。
吃到一半，我放下筷子看着他。
“池砚。”
“嗯。”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
他咀嚼的动作慢了一拍，放下筷子，拿纸巾擦了擦嘴角。
“好。”
“我想复合。”
直球。
没有铺垫，没有转弯，像手术刀直接下去了。
我早有准备，但真听见这三个字的时候，心脏还是踹了肋骨一脚。
“我知道你的顾虑。”他说。“你怕你会重蹈覆辙。你怕你的病会伤害我。你怕再来一次，两个人都撑不住。”
“你既然都知道还说。”
“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回避就能解决的。”
“我没在回避。我在保护你。”
“我不需要你保护我。”
“上次你的听诊器就是我摔的。”
“那个听诊器我修好了。”
“你说过修不好。”
“后来修好了。拿去维修店，换了个头。用着跟原来没区别。”
我知道他不只是在说听诊器。
“温酌。”
他叫我名字的时候，语气总会柔下来一点点。不多，就一点点，如果不仔细听根本察觉不到。
“三年前那段关系出了问题，不只是你的问题。”
“怎么不只是我的问题？翻手机的是我，查岗的是我，摔东西的是我，把你逼走的也是我。”
“但从来不跟你解释的是我，回避冲突的是我，用沉默当武器的也是我。”
我没说话。
“你发疯的时候，你需要的不是我理性地跟你讲道理。你需要的是我告诉你，我不会走。但我没有。我选了最省事的方式，忍，忍到忍不了就说分手。”
他端起酸梅汤喝了一口，像是在给自己的喉咙降温。
“我以为忍是爱。后来我发现，忍只是懒。懒得面对问题，懒得学习怎么跟你相处，懒得承认我也有需要改变的地方。”
煲仔饭的锅底发出滋滋的声响，米饭在慢慢结出锅巴。
“这三年我也看了心理咨询。”他说。
我猛地抬头。
“什么？”
“你走之后第三个月，我开始看的。回避型依恋，不知道你听没听方医生提过。”
我听过。
方姐给我科普过四种依恋类型的时候提过。焦虑型和回避型，是最容易互相吸引、也最容易互相伤害的组合。
焦虑型拼命靠近，回避型拼命撤退。
越靠近越撤退，越撤退越靠近。
死循环。
“你看了多久？”
“到现在还在看。每周二。”
“你周二不是门诊吗？”
“门诊结束后。”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
粤菜馆里嘈嘈杂杂的，隔壁桌在大声划拳，厨房有锅铲翻炒的声音，有服务员在喊菜名。
这些声音一瞬间都远了。
“池砚。”
“嗯。”
“你也有病。”
“嗯。”
“你的病治好了吗？”
“没有完全好。”他说，“但我知道了当你焦虑的时候，我不应该沉默，也不应该转身走开。我应该停下来，看着你，跟你说‘我在这’。”
“你说了有用吗？”
“不知道。但总比什么都不说强。”
煲仔饭的锅巴已经焦了，服务员跑过来问要不要关火，池砚说关吧。
“我不是让你现在就答应。”他拿起筷子继续吃，好像刚才那段话跟点菜一样日常。“我只是把话说清楚。”
“你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你的呢？”
我低头扒了一口饭。
锅巴有点糊，但香。
“我的话是，”我嚼了嚼，咽下去，“你把那碗汤喝了，冷了就不好喝了。”
他看着我，眼底那层东西又浮上来了。
拿起碗，喝了。
吃完饭他送我走回合租房楼下。
三月的晚上已经不太冷了，风里有一点潮气。
我站在单元门口，他站在台阶下面。
两个人隔着三级台阶。
“我得想想。”我说。
“好。”
“给我一周时间。”
“好。”
“这一周你别联系我。”
他顿了一下。
“好。”
“这次是真的别联系我，不是像三年前那样。是我需要一个人想清楚。”
“我知道。”
“那就，晚安。”
我转身刷了门禁卡，门打开的时候，他在背后说了一句。
“温酌。”
我没回头。
“不管你想出来的答案是什么，我都接受。”
我进了门。
门在身后合上的那一声很轻，像叹息。
上了楼，进了屋，关了灯，躺在床上。
一周。
我给了自己一周。
7
这一周过得很慢。
准确说是很煎熬。
池砚真的没联系我。一条消息都没有，一个电话都没有。
手机安静得像断了网。
前三天我还撑得住，正常上班，正常吃饭，正常做手头的事。
第四天开始不行了。
校对文稿的时候走神，“的地得”看了三遍分不清用对没有，把一个作者的“已”改成了“以”，又改回来，又改过去。
同事问我怎么了。
“没怎么。眼花。”
同事说你最近状态不太好，是不是胃又犯了。
“没犯。”
心犯了。
第五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拿出手机翻了翻“池砚”的聊天记录。
最后一条是他发的“好”。
就一个字。
简洁得像他这个人。
我打了一行字：“你在干嘛？”
盯了十秒。
删了。
又打：“酸梅汤那家店好像关门了。”
删了。
再打了一个“池”字。
删了。
锁屏。
第六天我去找了方姐。
推开门坐下来，方姐看了我一眼，推了杯水。
“你是不是没怎么睡？”
“一周没怎么睡好。”
“在想什么？”
“在想我到底在怕什么。”
“想出来了吗？”
“想出来了。”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我怕的不是伤害他。”
方姐看着我。
“我怕的是他看到了最真实的我之后，最终还是会选择离开。”
说出来的那一刻，喉咙一酸。
不是要哭。是一种卡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松动了的感觉。
“三年前他走了。虽然我知道是我逼的，是我先把他推开的，但他走了。他真的走了。那一刻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果然。”
“果然？”
“果然他也会走。就跟所有人一样。就跟我妈一样。”
方姐没说话，等我继续。
“所以我的控制，不是为了留住他。是为了证明一件事。”
“证明什么？”
“证明他会走。因为只有他真的走了，我的恐惧才是对的，我这辈子被丢下的经验才是对的。我一边害怕他走，一边在逼他走，然后等他真的走了之后告诉自己，你看吧，你不配被爱。”
我的眼眶热了。
“温酌。”方姐的声音很轻。
“我知道这很拧巴。”
“不拧巴。很多人都是这样。”
“但不能因为很多人都这样，就允许自己一直这样。”
方姐微微笑了一下。
“你看。你自己已经有答案了。”
“什么答案？”
“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不是在找理由拒绝他，是在找理由允许自己接受他。”
我愣住了。
“你真正要做的决定不是‘要不要跟他在一起’。是‘要不要相信自己配得上被人好好对待’。”
从方姐那出来，我在街上走了很久。
没有目的，就走。
经过一家药房的时候停了一下，透过玻璃门看见货架上的胃药。
经过一家连锁快捷酒店的时候停了一下，想他是不是住在这里面的某一间。
经过地铁口的时候停了一下，那是上周六我们分开的地方。
最后我走到了上次那个粤菜馆。
关门了。
门口贴了张A4纸：“装修中，暂停营业。”
我盯着那张纸，忽然觉得好笑。
连吃顿告别饭的机会都不给了。
也不是告别。
第七天。
一周的最后一天。
我坐在出租屋的窗台上，看着楼下的街道。
小区不大，绿化一般，对面楼有个阿姨在阳台上浇花。
风吹进来，带着洗衣液的味道。
我拿出手机。
翻到“池砚”。
深吸一口气。
拨了出去。
嘟了两声他就接了。
“喂。”
“池砚。”
“嗯。”
“你还在B城吗？”
“在。”
“年假没到期？”
“还有一天。”
“你现在在干嘛？”
“在酒店。看文献。”
“你休假还看文献？”
“不然干嘛。你不让我联系你。”
我咬了一下嘴唇。
“你出来一下。”
“去哪？”
“地铁口。就上次那个。”
“给我十五分钟。”
“嗯。”
我挂了电话，换了件干净的卫衣，刷了牙，洗了脸。
对着镜子看了一眼自己。
眼睛底下有乌青，嘴唇有点干。
不好看。
管他的。
出了门，走到地铁口。
站了五分钟。
他来了。
还是那件深蓝色毛衣。可能就带了这一件便装。
他走过来，在我面前站定。
“想好了？”他问。
“想好了。”
“说。”
我看着他。
他的眼睛，黑的，深的，安静的。
像一个可以坠落进去的地方。
“我想说三件事。”
“你说。”
“第一，我会继续看方姐。每周一次不会断。如果有一天我的状态出了问题，我会先找方姐，不是冲你发。”
“好。”
“第二，如果我犯了老毛病，翻你手机了，查你岗了，你不准忍着不说。你要当场告诉我‘你在犯了’。我听不进去也要说。说了我可能会生气，但你别管，让我自己消化。”
“好。”
“第三。”
我停了一下。
“第三是什么？”他问。
“第三是，你那碗冬瓜排骨汤，你什么时候做给我？”
他嘴角动了一下。
不是笑，比笑更深一层的东西。
“现在？”
“你住快捷酒店，酒店有厨房？”
“没有。”
“那你怎么做？”
他想了一下。
“我去买个锅。”
我盯着他。
他盯着我。
然后我笑了。
不是那种礼貌的笑，也不是苦笑。
是一种从很深的地方涌上来的、带着酸涩的、温热的笑。
他伸出手。
不是拥抱，不是牵手。
只是伸出一只手，摊开手掌，放在我们之间。
“回来吧。”他说。
我看着他的手掌。
指节分明，食指侧面那个旧刀痕还在。
我把手放上去了。
他的手指合拢，握住我的。
手心是温的。
“走吧。”我说。
“去哪？”
“去买锅。”
8
锅是在商场地下一层的家居区买的。
不锈钢汤锅，带盖，79块。
池砚付的钱。我说AA，他说你上次的医药费都还没还，多这79块也无所谓。
我说你不是说不是钱吗。
他说对，不是钱。但锅是锅。
回了酒店发现确实没有厨房。
池砚站在房间里，手里提着锅，旁边是一袋冬瓜、一盒排骨、两根葱、几块姜。
“要不去你那？”
“我合租的，公用厨房。今天室友在家。”
“那就在这。”
“在这怎么做？用酒店的电水壶？”
他看了一眼那个小小的电水壶。
又看了一眼手里的大锅。
“用不了。”他承认得很痛快。
“所以你的计划是？”
“没计划。你说买锅我就买了。”
我看着他，手里提着锅和一袋子菜站在快捷酒店的房间里，窗帘是米黄色的，床单是白的，桌上摊着两本医学杂志。
这个画面太荒谬了。
我蹲下去笑了。
不是那种优雅的笑，是蹲在地上捂着肚子笑的那种。
池砚站在那看着我笑，表情无奈。
“你笑够了没有？”
“没有。”
“那我等你。”
“你就这么站着等？提着锅？”
“不然呢？”
我又笑了一阵，笑到肚子疼。
最后我们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共享厨房。那种按小时收费的，带灶台带调料，最近在B城还挺流行。
池砚系上了一条店里提供的围裙。
深蓝色毛衣加一条花格子围裙。
画面违和到让人想截屏。
“你确定你会做？”
“煲汤而已，不需要技术。”
他洗冬瓜的样子非常认真，刀工也意外地好。
冬瓜切成均匀的薄片，排骨焯水的时候用漏勺一块一块捞出来沥干。
我靠在灶台边看他操作。
“你真学了？”
“嗯。跟视频学的。”
“为什么要学？”
“你胃不好，总吃外卖不行。”
“你三年前就开始为我做饭了？”
他没回答，把排骨放进锅里加了冷水。
“先大火烧开再转小火，炖四十分钟。”他说，像在背菜谱。
“你这是背的还是会的？”
“有区别吗？”
“有。背的叫理论，会的叫实操。”
“那你四十分钟后验收。”
我在旁边的高脚凳上坐下来，看他调火、撇浮沫、放姜片。
动作是生疏的，但认真。
像做手术一样认真。
“池砚。”
“嗯。”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他撇浮沫的手停了一下。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知道的是你当时说的。我想知道你真正的答案。”
他把漏勺放在锅边，转过来看着我。
“不是你抱着保温桶睡着的那晚。”
我愣了。
“是你第一次来急诊的那天。你站在帘子外面，你同事疼得叫，你脸色发白，手指紧紧攥着包带。”
“我以为你根本没看见我。”
“我余光看到的。缝完那个伤口抬头的时候你已经背过身去了，但你耳朵尖是红的。”
“什么？”
“你紧张的时候耳朵尖会先红。不是脸，是耳朵。”
我下意识摸了一下自己的耳朵。
热的。
“温酌。”
“什么。”
“你现在耳朵又红了。”
我把手放下来，转过头不看他。
他笑了一声。
很轻。
比上次在诊室里笑的那一声更长一点。
汤炖了四十分钟。
他关了火，盛了两碗。
共享厨房没有像样的碗，用的是店里的大号咖啡杯。
排骨汤盛在咖啡杯里。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
“怎么样？”
“冬瓜炖烂了。”
“你上次说粤菜馆的冬瓜太烂了。”
“对。你这个也太烂了。”
“那你说怎么才不烂。”
“你下次少炖十分钟。”
“好，下次。”
下次。
这两个字在我嘴里滚了滚，咸的、暖的，带着排骨汤的味道。
“池砚。”
“嗯？”
“这汤挺好喝的。”
他端着咖啡杯喝汤的手顿了一下。
然后继续喝了。
什么都没说。
但嘴角的弧度比刚才大了一点。
我看见了。
9
复合不是一个仪式，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
不是他说“在一起吧”我说“好”然后放烟花。
而是从那碗烂了的冬瓜排骨汤开始，我们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像拆弹一样地靠近彼此。
他的年假用完了，回了A城。
我在B城继续上班。
异地。
说实话，异地反而给了我一个缓冲区。
方姐说得对，在安全距离内练习，总比一头扎进去好。
我们的相处模式跟三年前完全不同了。
三年前我恨不得二十四小时焊在他身上，每分每秒都要知道他在干嘛、在哪、跟谁在一起。
现在不一样了。
他值班的时候不会回消息，我知道。
我不会追问，不会反复拨打，不会对着手机屏幕焦虑到发疯。
焦虑的时候我有一套流程。
第一步，意识到自己在焦虑。
第二步，问自己：我焦虑的原因是什么？是事实还是想象？
第三步，如果是想象，做三次深呼吸，打开备忘录，把焦虑的内容写下来。
第四步，等他忙完了，平静地告诉他。
“池砚，今天你没回消息的那四个小时，我有点焦虑。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老毛病。但我想让你知道。”
他会说：“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下次我忙完第一时间给你回。”
就这样。
不吵架，不追问，不发疯。
也没有刻意的甜蜜，没有撒娇，没有“你不爱我了”。
两个带着旧伤的人，一步一步地学着怎么走在一起。
但这不代表一切都是顺利的。
有一次他科室聚餐，发了张合照在朋友圈。
我放大了看，他旁边站了一个女医生，笑得很灿烂，手搭在他胳膊上。
老毛病上来了。
心口一紧，手指开始不自觉地在桌面上敲。
一下，两下，三下。
停。
深呼吸。
第一步：我在焦虑。
第二步：焦虑的原因是合照里的女医生碰了他。这是事实，但“碰了他”不等于“有问题”。
第三步：呼吸。打开备忘录。写。
“今天看到合照，有点不舒服。不是怀疑，是本能反应。我知道这不合理。写下来了，会过去的。”
写完之后，好了一些。
不是完全好，是从90分的焦虑降到了40分。
40分是可以忍受的范围。
我没有翻他手机。
没有打电话追问那个女医生是谁。
没有发消息质问他为什么让别人碰他。
忍住了。
晚上他打电话来。
“看到朋友圈了？”
“嗯。”
“那个是新来的主治，叫林什么，拍照的时候挤过来的，我没来得及躲。”
“你不用解释。”
“我知道我不用。但我想让你知道。”
沉默了几秒。
“温酌。”
“嗯？”
“你今天桌子敲了几下？”
我愣了。
“你怎么知道的？”
“猜的。”
“猜这种事是不是你的新爱好？”
“不算新。认识你之后就有了。”
我攥着手机，喉咙有点紧。
“三下。”
“比以前少了。以前至少七八下。”
“你连这个都数过？”
“嗯。”
这个人。
这个人到底在过去那些年里，偷偷记住了我多少东西。
“池砚。”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次没发疯吗？”
“为什么？”
“因为你主动告诉我了。你没等我问，你先说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以前是我做得不好。”他说。
“以前是我们俩都不好。”
“嗯。”
“现在好一点了。”
“嗯。”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条裂缝。
好一点了。
确实好一点了。
但“好一点”和“好了”之间还有距离。
异地两个月，他提出来让我搬回A城。
我说我得考虑。
他说不急。
我考虑了一周。
第三天方姐约了面谈。
“你在犹豫什么？”
“搬回A城意味着我们要从异地变同城。距离近了，变数就多了。”
“你怕的变数是什么？”
“朝夕相处之后，我的控制欲会不会反弹。”
方姐想了想。
“温酌，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的控制欲真的反弹了，你会怎么做？”
“找你。”
“然后呢？”
“告诉池砚。”
“然后呢？”
“一起想办法。”
方姐笑了。
“你看，你已经有完整的应对方案了。三年前你有吗？”
我摇了摇头。
“那就去吧。”
我辞了B城的工作，搬回了A城。
没有搬去池砚那。
自己租了一间一居室，离他的医院坐地铁三十五分钟。
他来帮我搬家那天，把所有箱子搬上楼之后靠在门框上喘气。
我递了瓶水给他。
“你的体力不行啊，池医生。”
“常年值夜班的人体力都这样。”
“你是外科医生还是内科医生？”
“急诊不分内外科。”
“那你搬个箱子都喘。”
“箱子太重了。你都装了什么？”
“书。”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多书了？”
“这三年买的。”
他看了我一眼。
我看了他一眼。
他接过水喝了一口。
“晚上吃什么？”
“你做。”
“做什么？”
“冬瓜排骨汤。”
“又是这个。”
“上次你炖烂了。我要验收你有没有进步。”
他叹了口气，但嘴角是上扬的。
那天晚上的冬瓜排骨汤。
冬瓜没烂。
排骨炖得刚好脱骨。
汤是乳白色的，上面飘着几片葱花。
我喝了一口。
“及格了。”
他端着碗看我。
“刚才你喝完第一口眼睛眯了一下。”
“没有。”
“有。你觉得好喝但不想承认的时候就会眯眼。”
“你到底记住了我多少毛病？”
“全部。”
我低头继续喝汤。
耳朵尖烫的。
10
搬回A城第三个月，我们正式复合了。
没有仪式。
是一个普通的周二晚上，我在他医院门口等他下班。
他出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袋子，是菜市场的塑料袋，里面装了一条鱼。
“今天做鱼。”他说。
“什么鱼？”
“鲈鱼。清蒸。”
“你会清蒸？”
“看了三遍视频。”
“三遍够吗？”
“不够的话你再教我。”
“我也不会。”
“那就一起不会。”
我们并肩走在医院门口的梧桐树下。
三月的A城已经开始暖了，树上新冒了嫩芽。
“池砚。”
“嗯。”
“我们算什么？”
他侧头看我。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像两个出院后还没完全康复的慢性病患者，搭伙过日子。”
“你这个比喻很难听。”
“但是准确。”
他想了想。
“那就搭伙吧。”
“搭伙不是谈恋爱。”
“那就谈恋爱。”
“你是不是觉得怎么都行？”
“只要是你，怎么都行。”
我的脚步慢了半拍。
他也跟着慢了半拍。
两个人的步调自然而然地同步了。
“池砚。”
“嗯。”
“我有话跟你说。”
“说。”
“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男朋友了。”
他走路的脚步顿了一下。
很短的一顿。
然后继续走。
“好。”
“但是有规矩。”
“说。”
“我焦虑的时候你不准沉默。”
“好。”
“你忙的时候我不翻你手机。但你忙完要主动报备。”
“好。”
“方姐的咨询我会继续。”
“我也是。”
“吵架的时候不准冷战，最多二十四小时必须谈。”
“好。”
“还有。”
“还有什么？”
“鲈鱼要是蒸坏了，你负责重做。”
他嘴角弯了一下。
“好。”
那天晚上鲈鱼蒸老了。
鱼肉发柴，葱丝切得太粗，蒸鱼豉油放多了，咸。
我吃了一口，嚼了嚼，咽下去了。
“你说实话。”他看着我。
“实话是，难吃。”
“嗯，我知道。”
“但我吃完了。”
我把盘子推过去，鱼肉吃得干干净净。
他看着空盘子，看了好几秒。
“下次我少放酱油。”
“嗯。”
“葱丝切细一点。”
“嗯。”
“蒸的时间减两分钟。”
“嗯。”
他站起来收盘子，走到厨房。
水龙头的声音哗啦啦的。
我坐在餐桌前，手肘撑在桌面上，下巴搁在手背上。
看着厨房里他洗碗的背影。
白大褂换成了家居服，灰色的T恤，袖子挽到小臂。
水溅在他手腕上。
我的嘴角翘了。
这次没压下去。
后来我给方姐发了条消息。
“方姐，他今天蒸了一条鱼。很难吃。”
方姐回：“然后呢？”
“然后我都吃完了。他说下次少放酱油。”
方姐回了一个字：
“好。”
不是“好的”，不是“很好”。
就是“好”。
跟池砚说“好”的语气一样。
我把手机放下来，靠在椅背上。
窗外A城的夜色很亮，到处都是灯。
不是那种刺眼的亮，是暖的，柔的，像一碗热汤的颜色。
他从厨房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看什么？”
“看窗外。”
他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也往窗外看了一眼。
“没什么好看的。”
“嗯，没什么好看的。”
两个人站在窗前，肩膀靠着肩膀。
他的体温隔着两层衣服传过来。
不烫，不凉。
刚好。
“池砚。”
“嗯。”
“活着挺好的。”
他没说话。
但他的手找到了我的手。
手指一根一根地扣进来。
握紧了。
窗外有风，吹进来一点。
他的指尖凉凉的。
我的手心暖暖的。
合在一起，刚刚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