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殡仪馆隔壁那家电台做夜班导播。三个月前救一个跳桥的人，喉咙上留了一道疤，医生说三个月不能出声。我没辞职，我把我那档没人听的午夜节目改成了无声直播——我不说话，只放歌，用一台旧打字机把话打在纸上。
收听率倒数第一。全城六个听众，其中一个是我自己。
后来热线灯亮了。那盏灯坏了两年，报修四次没人修。
接进来的人说：“别挂，我只有三分钟。”
他七天前死了。
第1章 凌晨两点零七分
凌晨两点零七分，直播间。
空调在滴答，一秒一滴，滴进铁皮桶。我戴上耳机，手指压在推子上。无声直播，第三十九期。全城收听的，六个。
热线灯亮了。
我盯了它三秒。这盏灯坏了两年，报修过四次，没人来修。
我按了下去。
听筒里先是一片雨声。很湿，很近，像有人把话筒举在了房檐底下。
“别挂。”一个男声说，很轻，像隔着水，“我只有三分钟。”
我没出声。我的嗓子不能出声。
“我知道你不能说话。”他停了一下，“所以我说，你记。纸在你左手边第三个抽屉。”
我拉开抽屉。里面真有纸。整整齐齐一叠，最上面那张缺了一个角。抽屉我平时锁着，钥匙在我裤兜里，一直没动过。
我捏起笔。
“红旗路，一间铁皮棚，门口有棵榆树。”他说，“我在那儿躺了七天。”
我给他在纸上写：你是谁。
“周德海。”他说，“跑车的。车停在三环外头，钥匙在车上，人在棚里。”
“我没人报警。”他停了一下，“我家里人来过，三趟。第三趟，我听见了。”
听见什么。我写。
“听见她哭。”他说，“她蹲在门口哭，我就在床底下，隔着一块砖。我张不开嘴。”
我把笔尖压得重了些。纸被戳穿了。
“三点。”他说，“三点之前你到那儿，就还来得及。”
来得及什么。
他笑了一下。那声笑被雨泡软了，听着不像笑。
“我留了样东西。”他说，“在铁皮底下。”
“我老婆没死。”他又说，“我闺女也没死。”
他没再说下去。声音忽然远了，像有人把话筒从房檐底下挪走了。
电话断了。
我抬手看表。两点十一。我又低头看来电显示。
一串号码。没有归属地，前面多了三位，中间少了一位。像被人从中间抠掉一小块。
我试着往回拨。听筒里只有一声长音，随后是一句很平的女声：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把那张纸撕下来，折两折，塞进外套内袋。纸上我写了六个字：红旗路，榆树，三点。
出门前，我站在窗边听了听。
全城只有这条街还没睡。电台在四楼，殡仪馆在隔壁，中间隔一道铁栅栏。栅栏那头有一盏长明灯，白得发青。
楼下的纸扎铺还亮着。
柳七坐在灯底下，膝盖上铺一块旧布，正把金纸裁成条。一块一条，一条一卷，码得整整齐齐。她没抬头，手上的剪子停都没停。
“去吧。”她说，“路上别回头。”
我把手按在橱窗玻璃上，写了两个字：回来。
她这才抬头看我一眼。她三十四岁，眼角有一道很浅的疤，笑起来那道疤会变成一条弯的河。
“你这话说得轻巧。”她说，“你们电台的人，说话都不算数。”
我把纸片翻过来给她看，上面印着：三点之前。
她点点头，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卷金纸，塞进我兜里。
“拿着。别问。”她说，“挡事。”
我又在玻璃上写：怎么挡。
“挡不住。”她说，“挡一挡。”
我转身走了。
红旗路离这儿两站公交。这个点没有公交，我走。
路面上有昨夜的水，脚踩上去，没有声音。路灯一盏隔一盏地灭，像有人在前面悄悄关灯。我数着路灯走，数到第十九盏，看见那棵榆树。
树很大，树皮裂成一块一块。树底下是一间铁皮棚，门虚掩着，门锁挂在外头，锁着，门却开了。锁是好的，锁舌却是断的。
我站在门口停了两秒。
棚里有一股味道。不是臭味，是潮。像一床被子在雨里泡了七天，又被风吹干了一半。
我打开手机灯。光扫过去，先扫到一张折叠床，床上铺着塑料布。塑料布上有一个人形的印子，深一圈，浅一圈，像有人在那儿躺了很久，后来走了，印子还留着。
印子的边上，有一圈很细的回沟，被指头一遍一遍抹过。
我蹲下去看。
床底下垫着三块砖。中间那块是松的。我把手伸进去，砖动了。底下有东西。
我抽出来，是一个油纸包。
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一个存折，一把钥匙，还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有两个人。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一辆旧面包车前，笑得很大。另一个人被剪掉了，只剩下半只手，搭在他肩膀上。
存折翻开。户主叫周德海。最后一笔取款，七天前，取空了。余额，零。
我翻到最后一页。取款凭条上签着名字，笔迹歪，最后一笔拖得很长，一直拖出格子。
钥匙上拴着一块塑料牌，牌上写着一行小字：三号柜。
我把这些东西用油纸重新包好，塞回砖底下，只留了存折和照片。
我刚站起来，背后有人说话。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猛地回头。
铁皮棚外面站着两个人。一个穿制服，一个穿夹克。夹克的手插在兜里，兜里鼓着一块。
“这个点，铁皮棚，陌生人。”夹克往前走了两步，“你叫什么。”
我张嘴。嗓子那道疤一扯，只扯出一口气。
我抬起手，指了指喉咙，摆摆手。
“哑的。”夹克笑了一下，“哑巴也学会半夜翻棚子了。”
制服那个人已经进门了，手电在床底下照。他照到了那块被抽出来的砖。
“队长。”他说，“砖是动的。”
夹克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在那一眼里变了。从抓一个小偷，变成抓一个什么别的东西。
“东西呢。”他说。
我把存折和照片递过去。
他先看存折。看到户主名字，他的手顿了一下。
“周德海。”他说，“这个人报了失踪，七天前。”
“我们找他找了三天。”他说，“夜里是我值班。
他把存折翻到第一页，又翻到最后一页，翻了两遍，像在数一样东西。
“他闺女今年初二。”他说，“三次上门都是她开的门。她问我们，她爸是不是不要她了。”
他把存折合上，隔着纸看了一眼。”
他把照片翻过来看了一眼，又翻回去。那只被剪掉的手上，戴着一枚戒指。
“王八蛋。”他低声骂了一句，不知道骂谁。
“你从哪儿知道这个地方的。”他问。
我把那张纸掏出来，摊开：红旗路，榆树，三点。
他接过纸，对着光看。他没说话，看了很久。
“这个字。”他说，“什么时候写的。”
我指了指表。
“两点十一。”他说，“现在是两点三十八。”
他把纸折起来。
“跟我走。”他说，“话，路上写。”
我没动。
他明白了，抬头看了一眼那间铁皮棚。
“你不用回来了。”他说，“棚子我封。”
封条是从兜里掏出来的，一卷，撕了三张。他贴的时候，风一直往棚子里灌，封条贴不住。他拿手掌按了两下，第三下才按牢。
“这棚子，以前有人报过。”他说，“说夜里有灯。”
我看他。
“去年冬天。”他说，“报了两次，我们来看过两次，都是黑的，什么都没有。”
他退后一步，看了一眼封条。
“你是第一个，”他说，“我看着进来的。”
我跟在他后头走。走出五六步，裤兜里响了一声。
是手机。
我掏出来看。屏幕上是我那档节目的直播页。无声直播，第三十九期，在线从六个，跳到了一千二百。
页面中间多了一段音频，正在播。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年轻，语速很慢，一字一句。
“……我这一辈子，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我走了以后，别找我。别找我的东西，床底下那三块砖，别动……”
夹克也停下脚。他掏出手机，屏幕上是同一段。
他的脸白了。
“这是我老婆的声音。”他说。
他拨号，响了一声就通。
“梅子。”他说，“你在哪儿。”
他走到窗边，背对着我打电话。他说话的声音一高一低，像在问路。
挂了以后，他把额头在窗框上磕了一下，很轻，只响了一声。
我看不见电话那头。我只看见他脸上的颜色一点一点退下去。
“你到家了。”他说，“我给你打的时候你还在睡。”
他把电话挂了，站在路灯底下没有动。
“刚才是她接的。”他说，“她说话，慌。”
他抬头看我。
“谁播的。”
我摇头。
“这声音哪儿来的。”他说。
我指了指直播间。我把手机屏幕转过来给他看。
页面上，弹幕在往上爬。最上面那条被顶了七百多次：
刚才那段遗言，谁录了。
夹克盯着屏幕，手指抖了一下。
热线灯又亮了。
我戴回耳机，按下去。
听筒里是个女的，很轻，很平，像刚睡醒。
“我还没死。”她说，“你们电台，怎么先播了我的遗言？”
第2章 遗言
直播间里只剩一盏灯。
我坐在话筒前，热线已经断了。灯还亮着，亮了三秒，自己灭下去。我伸手去按回拨，按不动。按钮是烫的。
夹克跟了上来。他叫廖国栋，市局刑侦的。刚才那身夹克，兜里那块是证件。
“再放一遍。”他说。
我把后台打开，找到那段音频。上传时间，凌晨两点二十六分。上传账号，空白。上传地址，空白。
我点播放。
“……我这一辈子，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我走了以后，别找我。别找我的东西，床底下那三块砖，别动……”
廖国栋的手攥成了拳。
“我老婆从来不说这话。”他说，“她这个人，一句丧气话都不说。”
他把手机拿出来，又拨了一遍。这一次，响了很久。
“关机了。”他说。
他把手机放下，看着那段音频。
“这段是谁录的。”
我打了三个字：不知道。
“你们电台。”他说，“你们电台播的。”
我把后台翻给他看。节目片头，第三十九期，是我自己录的一段口琴，二十秒，两年没换。那段遗言，就挂在片头后面播出去。
我没上传过。
我在纸上写：查上传来源。
“查过了。”他说，“上传来自你们台内，三楼旧库房那台机器。”
我把笔停住。
三楼旧库房，封了十九年。
“你上去过没有。”他问。
我摇头。
“那这台机器怎么就开着。”他盯着我，“你们台里，最近谁上过三楼。”
我在纸上写：我不知道。我禁声三个月，没在上面。
他把纸拿起来看，看完放下。
“你把知道的都写出来。”他说，“从头写。”
我写了四行。
一，两点零七分，热线响，一个男人说话，自称周德海，三分钟。 二，他让我去红旗路铁皮棚。我去了，床底下有油纸包。 三，他说他老婆没死，闺女也没死。 四，他没说他死了。
廖国栋看完，把纸折起来，装进兜里。
“他跑车，一年在路上的时间比在家多。”他说，“这种人，家里人也不一定知道他去哪儿。”
他站起来往门口走，走了两步又停住。
“今晚的事，别跟你们台长说。”他说，“也别跟任何人说。”
我点头。
“还有。”他说，“我老婆的声音，你别再放。”
他看着我。那句话是请求，也是命令。
我把手按在桌上，点了点头。
走之前，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张热线灯的按钮。
“这个按钮，”他说，“你别再按了。”
“这是一个坏的按钮。”他说，“坏了的东西，响起来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用的。”
“那给谁用的。”我写。
他把手从袖筒里抽出来，手心朝上，在路灯底下摊给我看。
手心是白的，指根有一道很深的印子，像常年握铁器的人。
他看了一眼那张纸，没答。他把手从袖子里拿出来，在手心里暖了暖，才伸手去提那桶水。
他走了。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盏亮过去，又一盏盏灭掉。楼道没窗，那阵风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门关上的时候，我又坐回去。我打开后台，翻到上传记录那一栏。
上传时间，凌晨两点二十六分。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
两点二十六分，我在铁皮棚里蹲着，正在抬那块砖。
我没看手机，手机在兜里，亮都没亮。
我把记录截图，存进文件夹。文件夹里第一个文件，是我三个月前录的一段话。那句话我始终没有放出去，只有十一个字，一直存在那儿。
我把它点开，看了一眼，又关掉。
这十一个字，我留着的，本来是留给自己的。
我回到桌前。
直播还开着。在线人数从一千二，跳到了四千。
最上面那条评论被顶得最高，只有一句：刚才那个女声，我听过。不是今天，是很多年前。
我点进那个人的主页。头像是一片黑，昵称是一串数字。点进去，页面显示：该用户已注销。
我把那条评论截了图，存进文件夹。
然后我下楼。
纸扎铺还亮着。柳七在数硬币。她把硬币一枚一枚码进铁盒，一枚对一枚，摆得很整齐。柜台上的收音机开着，是我那档节目的声音。
我在玻璃上敲了两下。
她抬头，看见我，没惊讶。
“回来了。”她说，“东西找到了？”
我点头。我把存折摊在柜台上。
柳七看了一眼户名，手停住。
“周德海。”她念了一遍，“跑车的那个。他来过我这儿。”
“七天前。”她说，“买了一套纸衣，一套纸鞋。他说给他自己买的。”
我写字：他死了吗。
“他没死。”柳七说，“他来买纸衣，是为了给他老婆。”
我抬头。
“他老婆病了一年多。”她说，“前天还抬出去晒被子。我认得她。”
我把照片摊出来。照片上那个被剪掉的人。我指着那半只手。
柳七看了很久。
“这只手，戴戒指。”她说，“戴在右手无名指。”
她抬起自己的右手给我看。
“右手戴戒指的，多半不是夫妻。”她说，“夫妻是左手。周德海是左撇子，他戴左手。”
她把照片推回来，又停住，把照片翻过来看背面。
“这不是他老婆。”她说，“这是别的女人。”
我把照片收起来。
我又写：这段遗言，半小时前全城都听见了。
柳七没接话。她走到门口，把门帘掀开一条缝，往外看。
“一小时前。”她说，“我这儿就听见了。”
我抬头看她。
“不是从你们电台传出来的。”她说，“是从别处。广播里先有，你们那儿才有的。”
我把笔停在纸上。
她的收音机还开着。我走过去，把那个频道一个一个往下拨。
拨到最底下那一格，频道空着，没有声音。再往下，是一段很远的杂音。
然后是人声。
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年轻，很慢，一字一句。
“……我在三号柜里留了一张表，表上是我自己的名字……”
声音断了一截，又接上来。
“我不叫廖梅。”她说，“我姓廖，梅是我的小名。你们都不认得我。”
柳七站在我身后，一动不动。
声音停了。
我转头看她。
“这条街。”她说，“一直有这个东西。播了十九年。”
“早年间，它是从一部电话里出来的。”柳七说，“谁接了，谁就得帮一件忙。”
“后来电话拆了。”她说，“它就换了个口子。”
“换成什么。”我写。
柳七看着我，没有说话。
“你们电台的线，就是从那根线上接出来的。”她说，“不信你去问修线的。”
“我十岁那年，我爷爷跟我说。”她说，“这条街上有一部电话，专门接死人打来的。谁接了，谁就得帮一件忙。”
“我爷爷守了四十年。”她说，“他死的那天，电话没响。他说，不响最好。”
我写字：那我呢。
“你是自己接上的。”她说，“你那盏灯，本来就该亮。”
我把收音机拨回直播频道。直播还在，在线四千多。
我伸手，把推子往下按了两格，把片头的口琴关掉。
直播间安静下来。安静里能听见很多声音。空调的水滴进铁皮桶，楼道里有人走路，隔壁殡仪馆的铁栅栏被风推得轻轻撞墙。
还有一样声音，很多人听不见。
我把耳朵靠近话筒，听见底下有很细的一层底噪，一直在走，像一条水管在墙里流水。
我在这儿坐了三十九期，从来不知道，它一直在。
我把手按在推子上，底噪贴着手心走。
我把推子往上推了两格。口琴又响了一遍，二十秒，跟以前一模一样，一个音也没错。
二十秒里，下面那层底噪跟着它一起走，一步也没落下。
我坐回桌前，把今天的事一件一件写在本子上。
写到最后一个，我停下了。
遗言里说，床底下三块砖，别动。
如果那是对着一个活人说的，为什么不让动。
如果那是对着死人的家里人说的，为什么连砖都不让碰。
我在本子上画了一条横线，在横线底下写了两个字：给谁听。
然后我翻出那张存折。
存折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取款单。取款单上的签名我看了三遍，笔画歪，最后一笔拖得很长，拖出了格子，拖到了单子的边上。
这不是周德海的笔迹。
表上的字跟这个签名，是同一只手写的。
我把两张纸并在一起，对着灯举起来。纸上的笔划，一笔一笔，压在同一个地方。表上七个名字，不是一个月写的，是一个晚上写的，一气呵成。
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前，站也没站起来，把七个名字写完了。
我把两张纸折好，放进外套内袋。
第3章 空号
第二天，我没回家。
我坐在直播间里，把那张表摊在桌上，看了一整晚。灯没开，只有机器的指示灯亮着。
到了天亮，它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七个名字，六个地方，一道横线，一行日期。
我在直播间趴了四个小时。醒来时太阳已经过关了窗台，空调还在滴水，铁皮桶满了半下。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拨那个号码。
我把那串号码抄在纸上，看了一遍又一遍。前面多三位，中间少一位。
我从零补到九，一个一个拨。
前九个，都是空号提示。
第十个，通了。
响了一声。
我屏住呼吸。听筒里没有回音，只有一层底噪，像风穿过一排旧窗户。
第二声。
我听见一个女人在很远的地方念数字。一，二，三，慢慢地数，像在数台阶。
第三声。
电话断了。
我再拨，又是空号。
我把号码抄下来，出门，打了车。地址是电信公司旧营业厅，在新城区边上，一层楼，玻璃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纸。
柜台后面坐着个年轻姑娘。她接过纸条，敲键盘。
敲到一半，她停下来。
“这个号段，停用了。”她说。
哪年。
“一九九七年。”她说，“整个号段拆掉，号码回收。”
我把钥匙和存折摆上去。我指着号，比划着问她：这个号段当年在哪个片区。
她翻了一会儿，翻出一本旧册子。册子封皮上落着灰。
“凤凰路。”她说，“凤凰路和寿安街路口。那儿当年有一个公用电话亭。”
凤凰路和寿安街。
就在殡仪馆门口。
“您问这个干什么。”她说。
我写字：找一个号码的主人。
她看了我一眼，把册子合上。
“那个号段的记录，当年都没了。”她说，“市政档案里也只剩一句，机主不详。”
机主不详。
我把存折翻到最后那一页，把取款凭条抽出来，跟她一起看。
姑娘看了三秒，皱起眉。
“这个签名，不是户主签的。”她说，“我们当年有一个老规矩，代领的要按手印。这上没有。”
她把凭条翻过来。背面有一个很小的洞，像被针扎过。
“也不像窗口办的。”她说，“窗口办完，要盖章。”
我写字：那这个钱，怎么取走的。
姑娘把凭条推回来。
“不知道。”她说，“我们系统里，昨天开始，这整个号段全黑了。”
“什么叫黑。”我写。
“就是查不到。”她说，“像从来没存在过。”
她抬头，看了一眼我脖子上那道疤。
“您昨天是不是也来问过。”她说。
我摇头。
“那就是前天。”她说，“反正有个人，也是拿着这个号。”
我把纸条收进口袋，退出来的时候，鞋底在台阶上蹭了一下。
台阶边有一阶是新的，水泥没干透，上面印着一枚脚印。
脚印不深，鞋底的花纹很细，是女式鞋。方向朝里，朝着营业厅的门。
我拿出手机拍了一张，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枚脚印，边上的水泥已经起了皮，像有人踩完又用手指掸过一下，没掸干净。
我出来的时候，天阴了。风从巷子里灌出来，把地上的纸吹得打旋。我沿着凤凰路走，走到路口。
路口已经变了。公用电话亭早就没了，地面重新铺过，铺得平平整整，看不出原来有什么。
只有一样东西没变。
路灯底下，有一块巴掌大的水泥补丁。颜色比周围的新，边上是方的，像有人抠掉一样东西，又拿水泥填上。
我弯下腰，用手指摸了摸那块补丁。
是热的。
十月的天，风这么冷，一块水泥在地上，是热的。
我直起身。
殡仪馆侧门开了，一个老头提着一只塑料桶走出来，桶里是热水，冒着白气。
他看见我，站住了。
六十三，个子不高，背有点驼。他放下桶，先清了一遍嗓子。咳了一声，不长不短。
“你站那儿。”他说，“站久了寒。”
我走过去，把手伸出去。手心里是那把钥匙。
我没走。我在台阶上坐下来，把存折、钥匙、照片一样一样摆在他跟前。
他把三样东西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没有伸手。
“这三样东西，我有一把一样的。”他说，“我那一把，在我抽屉里锁了十九年。”
“锁着的那个，是不是也是三号。”我写。
他没点头，也没摇头。“钥匙牌我没敢翻过来。”
我把手机灯照在钥匙牌上。牌是塑料的，边角磨圆了，上面的字是用黑笔写的，写了两道，第一道浅，第二道重。
“三号柜。”他念了一遍，念得很慢，像在认一个很久不见的人，又清了一次嗓子，“这钥匙，我二十年前见过。”
你自己。
“我自己也有一个。”他说，“锁在抽屉里。”
他叫老裴，守夜的，守了四十年。
“这四十年，我送出去的，比我见过的活人多。”他说，“活人我记得少，死人我记得多。”
他没问我叫什么。他知道。他在这条街上守了四十年，认得每一扇窗，每一扇窗里坐的是谁。
“你那个节目。”他说，“我听过几期。”
“听不出人声。”他说，“一开始我以为坏了。后来听多了，听明白了，是你不出声。”
我点头。
“我年轻时候，也想过不出声。”他说，“不说话，少很多麻烦。”
我们在侧门边的台阶上坐下来。他把桶放在一边，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没点。
“你那个亭子。”他说，“是我拆的。”
我看着他。
“那年我刚调夜班。”他说，“市政要扩路，亭子挡道，让我拆。我拆了两天，最后剩一根线，还在响。”
他停了停。风从路口吹过来。
“我说，电话都撤了，怎么还响。我就把那根线剪了。”他说，“剪了以后，不响了。”
他把那根没点的烟塞回烟盒。
“那年拆亭子，按说拆完就完事了。”他说，“可拆完那天晚上，我又回来了一趟。我自己也说不清为啥回来。”
“回来的时候，亭子已经没了。”他说，“电话还在地上，挂在那儿，都在响。”
他看了我一眼。
“一夜都在响。”他说，“响了一整夜。我蹲在路边听，听了一个都没接。”
“剪那根线的第三天，我换了个岗，调到后头来守夜。从那以后，我再没接过一个电话。”他看我，“不是不想接。是伸手去拿，电话就不响。”
我低头写字：那部电话，现在在哪儿。
老裴笑了。他笑的时候脸上没有纹路，只有一层很浅的皮。
“在。”他说，“就在你后头。”
我回头。
殡仪馆铁栅栏的尽头，堆着一堆旧铁。旧铁上盖着一块塑料布，塑料布被风吹开了一角。
角底下露出一截铁丝弯钩，还有半个锈掉的拨盘。
我走过去，掀开塑料布。
是一部公用电话。绿色的壳，掉了一半漆，话筒挂在钩上，话筒线是断的。线头露在外面，被剪过，剪口很齐。
我看了那截剪口很久。剪口下头有一段线头，是被齐平剪断的，剪得很仔细，不像是路边随手的一刀。
线头底下压着一张小纸条，卷成一根细管。
我抽出来，展开。纸条上写着一个姓：郭。
郭。修车铺的那个。表上第三个。
我回头看了老裴一眼。
他站在厂区门口，没有过来。他把手插在袖筒里，看着别的地方。
“别接。”老裴在我背后说，先清了一声嗓子，“接了的人，得还。”
我没听清后半句。他声音压得很低，风一吹就散了。
我伸手，把话筒拿起来。
话筒是暖的。
听筒里，有人在喘气。
“你终于来了。”那个声音说。
是周德海。
“我在三号柜里留了一张表。”他说，“表上有名字。正面七个。”
风声很大。
“你别看名字。”他说，“你看最后那个。”
“最后一个名字底下，写着一行日期。”
我说不出话。我只把话筒贴得更紧。
“那行日期。”他说，“是今天。”
“你要是到得及时。”他停了一下，“那个人今天不用死。”
电话没有断。
我听见他在那头，很轻地笑了一声。
“我要是不说这话。”他说，“你今晚就不会来。”
我们从铺子里出来的时候，天还没亮透。
殡仪馆门口那根电线杆子立了不知多少年，杆子上贴过各种东西，转让、寻人、招工，一层压一层，被雨泡成了灰白的纸浆。老裴踮起脚，从最上面揭下一张。
“就是在这儿。”他说，“一九九九年拆的。拆的时候是个晴天，拆完第二天下了雨。”
“那部电话属于一家小卖部，一块钱三分钟。老板姓周，他儿子在外地，每周六晚上打回来，就站在这根杆子底下，说完再回去。”他把纸揉成团，塞进兜里，“后来小卖部关了，人搬走了，电话也就拆了。”
我在纸上写：号码怎么还在。
“号码拆了，线没拆干净。”他说，“线在地里头，跟别的线缠在一块儿。有人拨，它就得响。这世上总有该响的时候。”
他说完，清了一遍嗓子，声音很低。
“十九年前那一宿，我就在楼下。楼上念名字，念到第五个的时候，电话响了。我没敢接。响了一夜，天亮才停。”
我把这句记在心里。
第4章 第二个死人
我把话筒挂回去。
挂了三次，才挂稳。话筒那个钩子是锈的，挂上去会滑下来。
我掏出纸，在上面写：他还没说完。
老裴站在两步远的地方，手插在袖筒里，清了一次嗓子。
“三分钟。”他说。
“我说给你听。”他说，“这电话，接的人只能听，不能问。你问得再急，它也听不见。”
“它还会说假话。”
“它说漏了的，都算真的。它没说漏的，你自己拿准。”
“你拿不准的，就先别动。”
我抬头。
“这电话。”他说，“响一次，三分钟。过了就断。你想再听，得等它自己再响。”
我等了。从中午等到天黑，等到关灯，等到环卫的车从路口开过去。它没有响。
三号柜在殡仪馆后院的寄存区。老裴带我过去。
一排铁皮柜，十九个，上下两排。三号柜在第二排中间。锁是新的，锁芯锃亮，跟旁边那些锈死的老锁完全不是一路。
老裴掏出他那把钥匙，插进去，转了半圈，咔。
柜门开了。
柜门里是空的。
我看一眼老裴。
“空的。”他说，“空了十九年。我开过一次，那时候就空。”
我把手机灯伸进去照，光打在锈上，散成一片红色。光照到柜底，柜底的铁皮锈成一片一片，锈成暗红色，像一层结了痂的皮。
柜子内壁贴着几张画报，画报上的字被潮气泡得发白，只看得见一个角，角上是一个电话号码，写法很旧，中间断一位。
我用指甲把那个角抠下来，揣进兜里。
画报底下还压着一张，只剩半张脸，是个女人，笑得有点歪。脸的边上也有字，也被泡白了，只剩一个姓：曹。
我正要关灯，看见角落有一道缝。
我伸手去抠。抬起一块铁皮，底下压着一张纸。
纸发黄，折了四折，折缝上有一道极淡的指印。
我展开。
一张表。第一行是表头：七日之内，走的人。
正面七个名字，一列。
第一个名字，周德海。旁边一行小字：十月二十五，跑车，凤凰路。
第二个名字，廖梅。旁边一行：十月二十八，突发，家中。
第三个，名字磨掉了，只剩一个姓。地点写着：修车铺，无轮三轮旁。
第四个，和一个地名，是老城那边的中学后头。
第五个，名字后面跟着一行很轻的字：她自己知道。
第六个，殡仪馆冷藏间。
第七个名字，没有。
第七个名字的位置，是一道横线。
横线底下，写着一个日期。
横线底下的日期，是今天。
我把纸翻过来。背后还有一行字。我拿灯去照。
那行字写在最下边，笔画很重，纸都被划透了。
——你到这儿的时候，我已经到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名字对得上吗。”老裴问。
我把纸递给他。他接过去，一张脸慢慢沉下去。
“廖梅。”他说，“那个穿夹克的，他媳妇。”
他抬头。
“三天里，我这门进了三个。”他说，“我都认得。第二个就是她，前天晚上抬进来的，说是夜里走的，家里没人听见。”
我指了指那个磨掉的名字，又指了指中学后头。
“那个是修车的。”他说，“姓郭。出车的时候三轮翻了，压着了。”
我把表折好，塞进兜里。表我抄了一份，抄在老裴给我的收据背面。
抄的时候，老裴在旁边看。他的眼睛在纸上来回走，走到第六个名字，停下来。
“冷藏间那个。”他说，“我认得。”
“前天上半夜抬进去的。”他说，“抬进来的时候，还有一口气。”
我抬头。
“后来那口气没了。”他清了一次嗓子，“我登记的时候，手是回温的。”
“冰凉的人，抬进来，得放一阵才硬。”他说，“她那双手，抬进来就是软的，后来也是软的。”
他在台阶上坐下，手在膝盖上搓了搓。
“我干了四十年，没遇到过。”他说，“一个人在冷藏间里，身子也不冷，也不硬。我昨天夜里去看过，她还软。”
我写字：那她是活着还是死了。
老裴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这行里，”他说，“不写活，也不写死。写入了门，出了门。”
“她入了门。”他说，“没出门。”
回去的路上，我数了一遍七个名字。
七个里，六个能对上一个地方。
第七个，日期是今天。
我的热线每天晚上两点零七分开。今天，十一点还差五分。
我先回了纸扎铺。
柳七在糊一套纸房子。一栋三层小楼，有阳台，有晾衣绳，晾衣绳上糊着两件小衣服。
“找我有事。”她说，没抬头。
我把表抄件推过去。
她放下刷子，看了一眼。她看第一个名字，没反应。看第二个，手停了。
“廖梅。”她说，“前天晚上，她来买过一对纸燕子。”
“她挑了很久。”柳七说，“纸燕子有一对是好的，有一对糊歪了。她要了歪的那对。”
“她说歪的看得真。”
她抬头。
“她说挂在窗上，看着像活的。”她说，“她给的是硬币，八枚，都响。”
我又把照片拿出来，问她认不认得。
柳七看了很久。那只被剪掉的手，手背上有一道烫伤的疤，圆圆的，像一枚小硬币。
“认得。”她说，“这条街上开过粥铺的。姓曹，那时候三十出头。”
“她有一个习惯。”她说，“烧纸烧到一半，会往火里丢一碗粥。”
“她哪年走的。”我写。
柳七想了想。
“十九年前。”她说，“那年这条街上，一下子走了很多人。粥铺也关了。”
我把照片收起来。照片背面有一行很小的字，我以前没看。字是铅笔写的，快磨没了。
——二〇〇七年，凤凰路。
二〇〇七。电话亭是一九九七拆的。中间隔了十年。
那这十年，是谁在守那部电话。
我写字：这条街，除了那部电话，还出过什么事。
柳七没答。她把铁盒往抽屉里推了推，推了一半又停住，盒子拖过柜面，发出一声很长的刮擦。
柳七没说话。她低下头，把刷子上的浆糊在碗沿刮了刮。
“你听我说。”她说，“这表上的人，不都对。”
我写：哪一个不对。
“等着看。”她说，“今晚的电话，会给你一个活着的名字。”
她伸手，把纸房子扶正，让它对着门。
“你今晚播的，不是死人的话。是活人的怕。”她说。
“这城里的死人不急。”她说，“急的是活人。他们等不到自己死，就先替自己播了遗言。”
我写字：那我该不该播。
“你该问的，不是该不该播。”她说，“是播给谁听。”
她把铁盒盖子扣上，叮的一声。
“还有一条规矩。”她说，“我这一行的人，收钱，得知道这钱是给谁烧的。你要是把名字播出去，那个人还没死，这钱就成了纸。”
“活人的钱，变成死人用的纸。”她说，“这条街上，这算大错。”
我把纸摊在柜台上，写了七个名字的六个，又在最后画了一道横线。
柳七看了一遍。
“我看不懂。”她说，“但有一点我看得懂。这字，是站着写的。”
我抬头。
“写这种表的人，都是躺着写。”她说，“这一张，站着写的，笔画往下压，压得重。写的人没打算死。”
她把纸推回来。
“写表的人还在。”她说，“他只是让你觉得他死了。”
我把那张表取出来，对着灯。
纸背透光，上面又浮出一层字，很浅，像写了又擦。擦的人用的是橡皮，擦得很急，纸面毛了一片。
毛的那一片里，最清楚的是两个字：六号。
不是第六个名字。是六号柜。
我把那张表取出来，对着灯。纸背透光，果然透出另一层字，很浅，像被写上去过，又被抹掉。
“擦字的人用的是橡皮。”她说，“这一招不灵。写过的纸，擦得再干净，也能看得见。”
我把纸举高一点。那一层字里，最清楚的是两个字：六号。
不是第六个名字。是六号柜。
我把纸收好。
“你要去播那个名字。”柳七说，“播了，你就是个帮手。以后这条街上的东西，都会认你。”
“你要是不播。”她说，“你就是个麻烦。麻烦的东西，这条街不会留。”
她把刷子重新拾起来，在碗沿上跐了一跐，又放下。
“不过，”她说，“你不是第一个被威胁的人。”
十二点二十，我回电台。
走廊里灯坏了两盏，我摸着墙走。走到三楼楼梯口，我停下来。
三楼库房的门开着一条缝。
门缝里没有光，能看见一点灰在空中飘。工位上那台老机器立在一张桌上，电源灯亮着，绿得像一只很小的眼睛。
我在楼梯口站了半分钟。
门缝底下，有一道影子，长长的，从里面伸到我的脚下。
我坐下来，把表摊在桌上。我把打字机推到面前，把纸卷进去。
两点零七分。
热线灯亮了。
我听。
“是我。”一个女声说，很年轻，有点哑，“我姓廖。”
“你昨天说，你还没死。”我在纸上写，写完才发现，她看不见纸。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她说，“我昨天说的是那一句，今天说的是这一句。你要是问我哪一句是真的，我不会告诉你。”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她说，“我说话的时候，电话那边有风。”
我捏着笔。
“我不在名单上。”她说，“我在名单外头。你听好了。”
“今晚，路口那间面包店，会起火，两点四十分。里面有人。”
“那个人叫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你要是播出去，全城都听见，他就死定了。”
她停了一下。
“你要是不播。”
“你要是不播，你就得替他死。”
说完，电话断了。
打字机的纸还在滚轮里，空白一片。
第5章 纸扎铺的规矩
热线断了。
我坐着没动。桌上的钟走得很慢，秒针卡在十二，过了三秒才挪过去一格。
我在纸上写：廖梅。
我发了很久的呆，直到楼下有人开卷帘门，铁皮拖过地面，一声长响。
才两点五十。
写完划掉。
她丈夫姓廖，她也姓廖。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是干的，像一整个晚上没喝水。名单第二个名字，是廖梅。她说她不在名单上。
我把纸对折，又想了一件事：她昨天说，你播出去他就死定了。
一个死人的电话，报一个活人的名字，还替他算出死亡时间。
死人不知道活人哪天死。
面包店在凤凰路和寿安街路口，拐角第二间。我每天上班都从那儿过。
我抓起外套就往楼下跑。
面包店黑着。卷帘门拉了一半，门里透出一线黄光。有人在里面，一直没睡。
门边贴着一张纸，写着营业时间，凌晨四点开。纸上有一块被烟头烫过的痕，烫穿了一小片白。
我推了推卷帘门，推不动。底下有一条缝，手指能伸进去。
我在门口站着，抬起手，要敲。
手停在半空。
我不能说话。我敲了，人家一只眼睛从门缝里看出来，看见一个哑巴半夜站在门口，第一件事是报警。
我退到马路对面，把纸掏出来。
我在纸上写：两点四十，店里会起火。我不敢报警，报了我会被当成疯子。你别睡太沉，看见烟就往外跑。
我把纸折好，又写了一张，理由简单些：有人要害你，今晚别关后门。
我回到卷帘门下，把纸从底下塞进去。
里面有人踢了一脚塑料筐。
我又把那张纸往门里推了推。
然后我撤回马路对面，站在榆树底下等。
两点四十，我数着。
面包店里亮着灯，有切东西的声音，有铁托盘磕在架子上的声音，有一个人在哼歌，调子跑得厉害。
到了两点四十，什么都正常。
我又看了一眼表。两点四十一。
我沿着路边来回走，一边走一边数步子，数到两百步，再折回来。
折回来的时候，货架上那个纸袋多了两个。一个贴着三年前的日期，一个贴着两个月前的。
我往后退了一步。店里那盏灯照着柜台，柜台后面是一条货架，货架上摆着几十个纸袋，每一个纸袋上都贴着标签，标签上是手写的时间。
最早的一个，是五年前。
我沿着路边来回走了两百步，再回来。店里的灯还亮着，那人已经不哼了，改成在数数，数了一会儿，停了。
两点四十七，我松了手。
两点五十二，对面楼上的住户开窗，骂了一句，把窗关上。三点零一分，环卫的三轮从街口开过去。
三点零六分。
我又去了纸扎铺。
门没关。柳七把一只小板凳放在门口，自己坐在柜台后头。她面前摆着一个铁盒，盒盖敞着。
“来了。”她说，“坐。”
我在柜台前的凳子上坐下。
她把铁盒推到我面前。
“规矩。”她说，“我这儿收钱，只收硬币。一枚一枚数。”
她拿起一枚，放在柜台上。叮。
“这枚，是城东那个拾荒老头的。他一年来一回，一回买一对蜡烛。硬币是他攒的，攒了一年。”
又放一枚。叮。
“这枚，是冷藏间那个师傅的。他每回都多给一枚，说凑个整。”
她一枚一枚地放，一枚一枚地说。说到第九枚，手停住。
“这枚。”她说，“是周德海的。”
她把那枚硬币翻过来，背面朝上。硬币是旧的，边磨平了，上面有一道划痕。
“七天前他给我五块。”她说，“说买纸衣纸鞋。我数了五枚，最后这枚，退回去了。”
为什么退回去。我写字。
“因为给的时候，我听见了。”她说，“他两只手一起给，钱掉在我手心里。掉下来的声音，一响一哑。”
她把硬币拈起来，对着灯看。
“活人的钱，落下来是响的。死人的钱，落下来是哑的。”
“什么叫哑。”我写。
她把那枚硬币举起来，让我看边上的一道划痕。
“他给钱的时候，我没看清他的脸。”她说，“我看的是他的手。他那双手，指甲是干净的。”
“跑车的，指甲缝里得有泥。”
“不是没声。”她说，“是声音迟了半拍。一响一哑，像两个人一起说话，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她把硬币叮地丢回铁盒。
“我这行，收钱，得数。数着数着，就知道是谁的。”她说，“死人的钱不能收。收一次，退三次。”
我把表抄件推过去。我指着廖梅。
柳七想了想。
“她前天来买纸燕子。”她说，“八枚。我数了，都响。”
“她没死。”她说，“整条街，她是最响的一个。”
那她为什么上名单。
柳七看了我很久。
“名单上写的不是谁死。”她说，“是谁被念到。”
她把铁盒盖上，用手按了按。
盒子里的硬币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第二下晚了半拍。
“你今晚接的电话，报了一个死人的名字。”她说，“她这么跟你说的，对吧。”
我点头。
“这话我信一半。”柳七说，“死人的话，一半是真，一半是骗。骗的那一半，不是要害你，是要你去干什么。”
她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纸包，摊开。
里面是一只纸糊的收音机。巴掌大，正面上用笔画了一个喇叭口，喇叭口里画了一排波浪线。
“这个，我今早糊的。”她说，“你拿去。”
我摇头，写字：我要一个说清楚的。
“清楚不了。”她说，“我十九年没见过清楚的。”
她把纸收音机推过来。
“你回去。今晚改个主意。”她说，“她报谁的名字，你就播她的名字。”
我愣住。
“她姓廖。”她说，“你播廖梅。名单第二个也要被念。你说她死了，她就没死成。全城都听见，有人就会去看她。”
“她不该死的。”她说，“你把纸燕子还给她。”
我想起那张表。第六个名字，殡仪馆冷藏间。第六个才是她。表上她占了两个位置，一个在第二个，一个在第六个。
我站起来，把纸收音机拿在手里。很轻，一点分量都没有。
走到门口，我又回头。
“要是她说的名字，我播不播。”我写。
“播哪个，你自己挑。”柳七说，“你挑完，就别回头改。这条街上的东西，最怕人改主意。”
“改一次，它就多要一份。”
我点头走出门。
走到门口，柳七叫住我。
“沈默。”
我回头。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你那嗓子，还有救吗。”
我在玻璃上写了一行字：医生说，说一句，就废。
“那你好好想。”她说，“你这一句，留给谁。”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街对面的面包店，灯已经灭了。
卷帘门底下，我塞进去的那两张纸，被推了回来，并作一张，压在门槛下。
我弯腰捡起来。纸的背面多了一行字，不是我的笔迹。
——谢谢。你也小心。
凌晨一点四十七。
我在直播间把纸摊开，把名单压在手边。我把推子推开，把片头口琴放出去。
二十秒。
我抬起手，准备在打字机上打下那个名字。
这时，热线灯亮了。
比两点零七分，早了二十分钟。
我按下去。
“别播。”那个男人说。
是周德海。
“你播谁都可以。”他说，“别播廖梅。”
为什么。我张了张嘴，只吐出一口气。
“因为廖梅没死。”他说，“廖梅是我杀的那个女人。”
他说完这句话，直播间墙上的钟响了一声。
一点四十八分。
墙上的钟，走快了十九分钟。
我把头转过去。
秒针在走，走的是反的。
我伸手去按退出键，按下去，机器没有反应。我再按，还是没有。
我又看了一眼屏幕。在线人数，不是四千多了。
八万。
八万人，正在听一张空的纸。
我把手从打字机上拿下来，放在膝上。
背后，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时针停在两点零七分，一抖一抖，像有人在楼下，一格一格，把它往回拨。
我回到楼上，把这个名字又看了一遍。
李秀兰。我问了台里的人，没人认得。又问了门房，门房说，东门巷口原来卖花的那个老太太，早不在了，摊子转给了她侄女。
我去了一趟。她侄女正在给一束白菊换水，听我问起，手上没停。
“我姑在这儿卖了三十年花。”她说，“后来年纪大了，眼睛不行，就回家歇着。走之前她把价格牌刷了一遍，用红漆，写一块瓦上，说这牌子谁也别改。”
“那块瓦呢？”
“还在。”她抬下巴指了指摊子后头，“垫在花桶底下。”
我蹲下去。那块瓦压着两只塑料桶，桶底积了水，绿苔长了一圈。我把桶挪开，翻过瓦来。
上面是红漆写的字，一行一行，最下面一行不是字，是几个数字：一束三块，一支五毛，别多收。
字迹写得歪，一笔一笔往右斜。
我把它放回去。
回到铺子，柳七正在数硬币。一枚一枚从纸盒里拿出来，摆在柜台上，摊成一小片。
“收钱，我只收硬币。”她头也不抬。
我在纸上写：为什么。
“硬币是有数的。”她说，“一枚是一枚，握在手里沉，掉在地上响。纸的就不行，纸一揉，什么都成不了。”
她把数好的硬币摞起来，用线扎成一小卷。
“死人的钱不能收。”她说，“收了，就等于给死人记了账。账记上了，你就得替他把话带到。”
我问她带过几次。
她抬眼看我，手指头还按着那卷硬币。
“三次。”她说，“第一次我二十三岁，那回我整整病了一个月。第三次，是十九年前。”
她把硬币推进抽屉，抽屉一关，声音很闷。
“所以我要么收活人的钱不办事，要么办到底。”她说，“最怕的是中间。”
第6章 楼上
第二天上午十点，苏雨的助理把调岗单拍在我桌上。
单子上写着：三楼旧库房，整理档案，限期一个月。
我抬眼看她。她耸了耸肩。
“台长说，你的节目收听率垫底两年，占着一楼最好的直播间，不像话。”她顿了一下，“节目不用停，挪到午间重播。你晚上空出来，上去理带子。”
午间重播。全城的收音机是给出租车和面馆开的，那会儿没人听深夜的东西。有人开着听，也是嫌吵，拧到最小，只剩一点人声在底下嗡。 我把调岗单往兜里塞的时候，摸到了内兜里那张纸。已经折成很小一块，边角软了。我没拿出来看。我知道上面写着什么。
上楼之前，我拐进一楼直播间，把节目片头又听了一遍。片头是台里找人写的曲子，八个小节，开头有一声很轻的钟。我听了两年，从来没觉得这声钟像什么。那天上午，我听出来了。它像殡仪馆那边每天早上的第一声，很远，但清楚。
我把单子折成四折，塞进兜里，拎起温水壶上楼。
三楼没有窗。楼梯间最后一盏灯是坏的，装修的人忘了换，一年一年就忘了下去。我用手机照着，摸到库房门口。门鼻上挂着一把铜锁，锈得发绿，钥匙插进去转了三圈才开。
扑面一股味。不是霉，是带子放久了的那种甜味，像旧胶卷。
四面靠墙垒着铁架子，架子上一层一层摞着灰绿色的磁带盒，盒子上的标签是手写的，钢笔字，褪成了浅褐色。我拿袖子抹开一层。
一九九八年，夜谈。
一九九九年，夜谈。
二零零零年，夜谈。
一箱一箱，全是同一档节目。我数了一下，靠北墙那面，从上到下，整整二十八箱。箱子底下压着报纸，报纸的头条还印着那年汛期，水淹到了哪条街。
我用手指顺着标签往下划，划到第三排，停住了。
那一排的标签是空的。盒子没有编号，没有日期，封口用的是老式蜡封，红色的，都干了。
我把最上面那个盒子捧下来，拂掉灰。盒底压着一张纸，纸已经脆了，边上发黄。上面只有一行字：别播。
钢笔字。字迹我认得，因为跟我自己的很像。我写字的时候笔尖往下压，收笔往上挑。这两个字也是往上挑。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直到楼梯口传来脚步声。
“上面有人吗？”
是老裴。他不上楼，一辈子只守着一楼那间冷柜房。今天不知道怎么就上来了。
我敲了两下铁架。
他循声过来，站在门口没进来，先清了一遍嗓子。
“你也上来了。”他说，“这楼里，上过三楼的，没几个能待满一个月。”
我把那张纸递给他。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
“这是老台的规矩。”他说，“十九年前，电台只有一档夜节目，叫夜谈。每晚零点，念一条听众来信，读一段，放一首歌。那会儿听的人多，一宿能收三百封信。邮递员骑着车往台里送，一麻袋一麻袋。”
他伸出手指，指了指那些空标签。
“后来出了事。一夜之间，节目没了，带子收了，锁了。台里把这事儿抹得比抹布还干净。”
我拿出随身带的打字机，那台是我从旧货市场一百二淘的，铅字都磨平了一半。我把机器搁在箱子上，在纸上敲了四个字。
什么事。
老裴看着那四个字，清了清嗓子，又不说话了。
“别问我。”他最后说，“我那天在楼下值夜。我只听见楼上有人一直在念名字，念了整整一宿。天亮了我上去看，直播间里没人。话筒开着，推子还在上面，就是没人。”
他转身下楼。走到半截，又停住。
“老裴。”我把这两个字打出来，走过去给他看。他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像在确认什么。他眼里的东西我没看懂，像有点害怕，又像有点对不起我。
“你别叫我。”他说，“你叫我，我应一声。明天要是我名字被念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一辈子没打过电话，也没接过。”
他下楼的脚步很重，一声一声，下了两层。
“你要是听，就听一盘。”他说，“听完把带子放回去，别记。记下来的人，名字就会被念到。”
我把这句话打在纸上，撕下来捏着，追出去两步给他看。
“你怎么知道我要听？”那行字在纸上。他回头看了一眼，摇摇头。
“你这人，一看就是要听的。”
库房里就剩我一个。
我从包里找出那台老式录音机，是柳七昨天硬塞给我的，说我早晚用得上。我接上电，把蜡封刮开。蜡末掉在水泥地上，红色的，碎成渣。带子塞进去，按下播放。
一开始是沙沙声，带子太旧了，走起来发涩。
然后是鼓点。开场音乐是手风琴，拉得很慢。接着是一个男主持的声音，比我年轻，比我嗓子好，那声音是干净的，没有疤。
“今晚是最后一期。”他说，“太晚了，不好意思，还没睡的，听我说几句。”
我坐在铁架之间的水泥地上。
“我把这一年的来信都念了，还剩最后几封。”他说，“念完了，我就把这档节目关掉。”
他停了停，声音里有点笑意。
“先念一个，李秀兰。”
沙沙。
“这个人我认识，她在殡仪馆东门巷口卖花，卖了三十年。她跟我说，她要把花价写下来，写在一块木牌上，谁也别改。她说不改，就是不改。”
沙沙。
主播放了一段歌，是首老歌，唱的是月亮和船。歌放完了，他接着念。
“再念一个，王德发。”
他说：“这个人打了三年电话，一回都没接通过。今天他走了，我念一声，也算接通了。”
我听着。那些名字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是十九年前的人，早就烧成了灰。主播念一个，说一句这个人是谁，再念一个，再放一段歌。念了不知多久。
可能是四十分钟。我数着，至少念了十七个。
中间有一回，他念完一个名字，停了停，说：“这个人还活着。念错了。”
然后他把这个名字又念了一遍，说：“算了，一并念了吧。”
我那时没听明白这句话。
带子转到了头，录音机咔的一声，自动翻面。
我伸手去按停止，手停在半空。
翻面的那一面，没有音乐。只有呼吸声。
一下，两下，很匀，像谁在很近的地方睡着。
“最后一个。”那声音说。
我屏住呼吸。
“沈默。”
库房里没有任何声音，连空调都没有。我的水壶在不远处，壶盖上有个小孔，正在冒气。
“沈默。”他又念了一遍，念得很轻，像在叫一个刚落地的小孩。
我站起来，手按在录音机上。
“一九九八年，九月，红旗路。”他说，“你那时候会听见我。”
沙沙。
带子还在转。那声音不再说话了。只有呼吸，越走越慢，像一条河彻底干了。
我伸手，把带子按停。手指头在按键上压了很久才松开，指节发白。
带子上一共念了十八个名字。
前十七个，我一个不认识。
第十八是沈默。我。
我把带子抽出来，攥在手里。手掌全是汗，把标签浸湿了。名字被念到了，我是不是也该被记住，被谁记在一块木牌上，被谁念一声。
我把这个念头按下去。楼下太平间那边，有人推着铁车过去，轮子在地上咯吱。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箱带子。铁架，纸箱，蜡封，灰尘。
我没有把带子放回去。
老裴说我名字会被念到，已经念到了。
我把盒子扣进包里，锁上库房门，下了楼。楼道的声控灯一层一层亮起来，走到二楼，灯没亮。
我摸黑走到楼下大厅。前台小姑娘正低头吃煎饼，看见我，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
“沈哥，”她说，“刚才有人打电话找你。”
“谁？” “没说是谁。”她把煎饼挪到一边，用袖子擦了擦手，“是个女的，声音挺年轻，问你在不在。我说你上三楼理档案去了。她哦了一声，就挂了。”
“她还说别的没有？”
我把这句打在纸上。
“说了。”小姑娘想了想，“她说，让你们那个台长别再念名单了。”
我把纸从她眼前拿开，站在那儿没动。
大厅的玻璃门上贴着营业时间，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这会儿是下午三点，太阳斜过来，落到台阶第三级上，一条黄线一样横在那儿。外面有人提着花篮走过，花香顺着门缝进来，是白菊的味道。
“沈哥，”小姑娘又叫我，“那人说话有点怪，跟播音似的。字咬得很清楚。”
我点点头，把纸折起来塞进口袋。走到门口我又回头，在纸上写了一行，拿给她看：以后有人打电话问三楼，说我不在。
她看了一眼，嗯了一声，把煎饼又端起来咬了一口。
我出了门，站在台阶上。殡仪馆那道栅栏透过来一点风，风里有消毒水味，还有香灰。
我把带子从包里摸出来，隔着布袋捏了捏。塑料壳是凉的，凉得像刚从冷柜里拿出来。
“念名单”这三个字在我脑子里翻。十九年前，谁在念。今天，谁还在念。
我拎着包往纸扎铺走。
柳七在铺子里，正蹲在地上给一只纸糊的房子安窗户。她安得很仔细，用浆糊一点点粘，粘完了把手指头在围裙上蹭干净。
我把带子往柜台上一放。
她看见了，手上的活儿停了。
“这盘带子，你从哪弄的？”
我在纸上写：三楼。
她笑了一下，那笑只到嘴边，眼睛里没有。
“我说你怎么一上楼就待了大半天。”她把那只纸房子搬到一边，腾出半张柜台，“这带子，我十九年前见过一次。”
我在纸上写：怎么见的。
“有人拿来给我烧。”她说，“一箱，二十八盒。让我在铺子后头架个盆，一盒一盒往里扔。我没扔。”
我看着她。
“我留了一盒。”她说，“就留了这么一盒。剩下的全烧了，烧到半夜，灰有三尺深。”
她把带子拿起来，翻到标签那一面。标签是空的。
“这盒是我留的，还是你从楼上拿的？”
我在纸上写：楼上拿的。
“那就不是我那盒。”她把带子放回柜台上，手指在盒面上按了一下，“我那盒我封在墙里了，在铺子后头那面墙。砌进去的时候，我给自己留了个记号。”
我问她记什么。
“记着这世上还有一盒没烧。”她说，“我卖了十九年纸扎，烧了几万件东西给死人。我这人没什么本事，就会一句话，东西烧过去，就没了。所以我留一盒，不烧。”
铺子里暗，只有柜台上一盏灯。她的影子落在墙上，很长。
“你现在拿着它，就要听。”她说，“听完你会想把它烧了。你要是真想烧，拿来，我给你烧。别自己动手。”
我把带子收回包里。
走的时候她在后面说了一句：
“沈默，你那档节目，最近有人听。”
我回过头。
“不是我。”她说，“是别处的人。他们听得比你自己还细。”
“不知道，没留名。”她想了想，“就让我转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带子你拿走了。”她咬着煎饼，含含糊糊地说，“那就得播。”
第7章 台长的意思
早上九点，苏雨的办公室。
她把一台笔记本电脑转过来，屏幕上是我的节目，进度条被剪得只剩五分钟。
“剪完了。”她说，“片头二十秒，中间两首歌，最后一段你敲一行字。五分钟，午夜档最便宜的时段。”
我看着进度条。
“你的节目这段时间惹了麻烦。”她不给开会的机会，直接往下说，“有人打电话到台里，问你为什么播录音，为什么念死人的名字。还有一封投诉信，说你的热线接死了人，造谣。”
她把一封信推过来，信纸是打印的，落款写的是“听众”。信里夹着一张照片，拍的是我直播间门口那张纸，纸上写着停播两个字。照片拍得很正，像是在门口站了很久才拍的。
“这个人，”苏雨说，“说他听了我一夜，说我这个台在害人。你说，我害谁了？”
“电台是国企。”她说，“出了事，不是我一个人担。”
我在纸上敲字。
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从下周起，五分钟。”她把电脑合上，“这是最后一次。再出事，节目直接停，编制另说。”
我坐着没动。
苏雨看了我一眼，把茶缸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
“你说，你剪了，也不亏。”她换了副口气，“五分钟，晚上能早点睡。你那嗓子，医生怎么说的，三个月，还得养。天天熬到三点，养什么？”
我没回。我把她手边那本老式台历翻了一下。台历上印着日子，七号，八号，九号，我拿铅笔在九号那里画了一个小圈。
“还有第三件事。”她说，“带子交回来。三楼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
“带子怎么了？”
“这箱带子，是我在三楼找到的。封口的蜡，十九年没人动过。”我把字打在纸上，一个字一个字推开。
苏雨把台历推开，又拉回来。
我把那张写着别播的纸从兜里掏出来，抹平了，放在她桌上。她看了，手指头在纸边上停了一下。
“这是谁写的？”
我指了指我自己。
苏雨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你这字，写得跟别人一样。”她说，“哪天你要是真出事了，连个对笔迹的都说不上话。”
我看着她。
她从抽屉里又抽出一张纸，是台里发的通知。上面写：近期按要求开展档案清理，所有旧节目带统一封存，一律不得外借、转录。
“谁让你清的？”我写了一行。
“上面。”她说，“你别问上面是谁。你清完，锁好，交钥匙。”
苏雨忽然软了半截声音。
“沈默。”她说，“你别硬。你嗓子这样，你能干什么？播音、采访、外场，一样都干不了。你现在就靠这一档节目挂在台里。五分钟也好，人家还让你播。”
我把手从打字机上拿开，放在膝盖上。
“我知道你救了个人。”她说，“三个月前，你冲上去，把那个跳桥的拉回来，自己划了脖子。这算见义勇为。可见义勇为不能当饭吃。”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
“你去把带子理完，把五分钟的成品交给我，你晚上就不用来台里了。”她说，“安稳点。”
窗外有人在擦玻璃，抹布蹭在玻璃上，一下一下。我坐着没动，坐了一分钟。
苏雨的办公室里有个玻璃柜，柜子里摆着一排奖状，最上面那条是前年的，全城广播奖，写的是夜班电台。那是刚开台时候我做的。
我把打字机拉开一点，又停住。
玻璃柜里那排奖状加起来，比我一年的工资还贵。台里那时候不分昼夜，夜班比白天还热闹，楼道里挂一排红灯笼，下半夜有人往外头搬椅子，坐着听。
那会儿我还没进台，我还是个送稿子的。
我把打字机拉到面前。一根一根按下去。
我心里数了一下：从上周到今天，我的热线响了七次。七通电话，七个已经死了的人。
那我不播了。
五个字。铅字落下去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重。
“那带子呢？”我把这三个字打在另一张纸上，连在一起推过去。
苏雨转过来，看着那张纸。
她没发火。她看了很久，像在看一个病人把药吐出来。
“不播？”她说，“你想清楚。”
“这是最后一次。”我把纸翻过来给她看。
“要是我不播呢？”我又敲了这几个字。
她又说：“台里下个月要改版。早间、午间、晚间，各一档。夜里两点，往后没有人力了。”
“夜里两点，谁上？”后来这句话没问出去。
她又说：“上边那位已经批了。台里三个台长，两个点了头。就差我这一笔。”
“沈默。”她的嘴唇动了几下，“你不播，今晚两点零七分，全城有六个人听不到你。明天可能就有六十个，后天六百。”
我看着她。她说的这些数字，是我节目两年的收听率。她背下来过，她在台里开会的时候，拿它压过我。
可今晚不一样。今晚六个人会听，明天听的人会一个一个多起来。这一点她不知道。
“你现在，还有几分面子。”她说，“这几分面子，是台里给的。你要不要，自己定。”
她顿了一下。
“我在这台里待了十九年。”她说，“你来的前一年我也在，那会儿我就坐一楼那个位置。那一年九月，台里来了一个电话，找夜谈的主持。那天夜里值班的就我一个，我接了，对方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个字也没往外说过。”
我盯着她，等她往下说。
她已经转回头去了，坐回椅子上，打开本子，写一笔。
“你知道这行最怕什么吗？不是没人听。是有人听，然后突然没了。”
她走回来，把电脑装进包里，把台历合上，把我画的圈也合在里面。
“那你先把这五分钟播完。”她说，“把这五分钟播完，我签个字，上面就信了。”
我抬起眼。又低头打：播完，后面呢。
我没有推门。我把便笺折好，塞回内兜。
她没答。
“你这五分钟，我留着。”她说，“以后台里有人问，就说节目已经在缩了，慢慢收，不是停。”
我把那张便笺收回来，折成两折。
我回头看她。
她低着头，翻那本台历，翻得很认真，好像刚才没说过话。翻到九号那一页，她停了一下，拿指甲在纸边上划了一道，又翻过去。
走出行政楼，太阳落在走廊里，一片一片铺到楼梯口。我下了楼，走到电台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瓶冰水，靠着墙喝。
我捏着那张便笺，站了一会儿。那张便笺上只有五个字，是我早上写的，现在被掌心捏得发软。
隔壁修车铺在放收音机，是评书，说到一半插广告。
广告插完，不是评书。
是一个女声，很稳，像播报。
“接下来，为您转播一位听众的电话录音。”
我手里的冰水停在下巴边上。
那个女声说：“这段话，是一位已经去世的听众，在七天前打进来的。”
我听出来那是什么了。那是上周四，凌晨两点三十一分，我热线里的一段。那通电话里，一个男人的声音报了一个名字，然后说：“我跟我老婆说，我对不起她。”
我又听了一遍。那声音沙沙的，有雨声垫在后面。我在直播间里听过这段，隔着耳机听，觉得离自己很远。现在站在马路边上的收音机底下听，才听出来，这段录音里的雨声，跟我那天夜里听见的，是同一种雨。
那天夜里没下雨。我看了窗外，窗玻璃是干的。可话筒里一直是雨。
电台是七楼的。七楼的音频，怎么跑到修车铺的收音机里去？
修车铺老板蹲在门口抽烟，头也不抬。
“天天放。”他说，“播了快一个礼拜了，也不说是哪个台。你听，这一句最吓人。”
我等他再说话，他往地上弹了弹烟灰，没了下文。收音机里那个女声又开始念，念的是另一个人的话，说的是家里那个衣柜，过了季的衣服该清出来，别一直挂着占地方。念完，插了一首歌。
我把冰水拿在手里，站到广告结束。
“谁放的这个？”我用铅笔在烟盒纸上写。
“不知道。”老板说，“一开就是这个。换台，过一会儿又回来。”
我抬头看电台大楼。七层窗户一格一格，都关着。
七层最东头那间，是资料室。我从没进去过。今天它的窗户也关着，窗台上摆着一盆干了的绿植，叶子全黄了。
太阳很好。我站在楼底下，把冰水喝完，捏扁了瓶子。
老板换了个台，我把瓶盖儿在手里转了一下，慢慢往外走。
今晚两点零七分，楼上那间直播间，空着。
第8章 停播第一天
晚上十一点四十，我进了直播间，没开大灯，只开了桌上那盏小台灯。
我坐下来，把推子全部归零。八个推子，一排推到底，屏幕上的波形变成一条直线，平平地躺着。
热线灯是暗的。我拔了电话线，线头卷了两圈，按在桌角。
我在纸上写了一行字，贴在玻璃窗上，字朝外，对着走廊。
停播。
字压在玻璃内侧，用一块胶带贴住两个角。胶带发黄了，是上一任主播留下来的。
十二点整，楼道里的感应灯亮了一下，又灭了。
我的秘书送来一杯热水，放在门口，敲两下，走了。台里没人来看我。
我坐着没走。这间直播间我进了两年，从没在晚上空过。桌子是我的，椅子是我的，连桌子右下角那道划痕也是我拿钢笔划的。我把椅子向后拖了半步，又拖回来，看它是不是跟我印象里一样重。
一点过后，台里最后一个人走了。楼下大门哐一声，然后院子里的灯灭了一半。
一点四十分，我起身去接水，回来的时候热线灯亮着。
我把电话线又看了一眼。插头在地上，垂着。
灯还是亮的。
我把手放在推子上，没按。灯一直亮着，那一小块红，在我的手背上，一跳一跳。
我按住耳机，戴上。听筒那头什么也没有，就是一片空。可灯还亮，说明电话在响。
响了一阵，停住了。灯灭。
我又等了二十分钟。它没再亮。我晓得这规矩：一通电话只响一次。晚一步，就永远没了。
那天夜里，我一整夜都在算：我要是接了，不说话，她会不会也往下说？
我不敢试。
我把耳机摘下来，放在桌上。耳机线绕了两圈，绕到一个结，我松开又绕了一遍，绕好了又绕一遍。
我坐在椅子上，对着那台黑着的收音机。我告诉自己：你拔了线，电话就进不来。你一句话都不说，你就没事。
我把张纸翻过来，在背面写：接，不说话。不接，也不说话。说完，揉成一团，丢进铁皮桶里。
一点五十八分。我把耳机挂回架子上，手背上被耳机压出的那道印，慢慢退下去。
一点五十八分。我把收音机打开，调到我们台的频率。
只有沙沙声，偶尔一个电流的杂音。这是我的台现在的样子，空的。
两点零七分。
收音机里突然有了一个人声。
“晚上好。”一个女声说，“今天节目有点变化。”
我愣住了。我把手里的杯子放下。台里的频率是空的，谁在说话？
“大家知道，夜班电台这两天有点事。”她说，“我也是刚知道，我就坐在这儿，帮着把热线接起来。”
那声音的年纪不小了，带着点老式的口音，像二十年前的女播音员，字咬得很清楚。
“先接一位听众。”
沙沙。
“请问是哪位？”
一个男人的声音，很低，喘着气：“我叫……我姓郭。”
“郭师傅，您说。”
“我今天是第七天。”那男人说，“我家里人今天给我办了头七。我闺女回来了一趟，她在门口哭，我在屋里，我看见她了。”
我的手按在桌上。
“我没走。”那个人说，“我还在屋里。”
女声停了一下。然后她说：“郭师傅，您家在哪儿？”
“城南，老楼，四单元，三楼，门是对着小卖部的。我闺女走的时候忘了关煤气，今早又忘了关。”
“您让我怎么帮您？”
“我没求你们帮。”他喘了一口气，“我就想告诉她娘俩一句，我在这儿。”
女声停了很长时间。
“好。”她说，“我替您转一句。”
沙沙。
“各位听众，”她说，“今晚的话，全城都听得见。”
我坐在桌边，收音机一直响着。我听着那声沙沙，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走动。
我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院子里的路灯还亮着，灯下停着两辆自行车。楼对面的居民楼里，三层的窗户亮着一格，四层的也亮了。有人起来上厕所。有人拉开窗帘，往外看了一眼。
接着，又有一格亮了。
那一格灯亮了很久，像有人坐起来了，没再躺下。
我在窗户跟前站了五分钟。五分钟里，那片楼上又亮了四格。五点零几，第一格灭了。然后第二格，第三格。像有人一间一间把灯关过去。
我下楼，跑到太平间那边。老裴在，坐在暖瓶旁边剥橘子。
“你听见了吗？”我把字打在纸上。
“听见了。”他说，“我们这儿三台收音机，都开着呢。司机老周收的台，听完把橘子都掉了。”
老裴把橘子皮按在桌上，清了清嗓子。
“你信不信，头七那天，人都回来一趟。”他说，“我干了四十年，头七回来的，一半都没有。回来的一半，也没谁打电话。打电话的，都是有心事的。”
“你知道最麻烦的是哪一句吗？”他说，“‘全城都听得见’。这是你们台里的词，每晚开场都说。可今晚，说这话的人不在你们台里。”
他又说：“城南那个老楼，我认得。去年冬天，那楼里死过一个老头，家里没别人，最后一个知道的是送奶的。”
夜里三点零四分，节目结束。
我把收音机挪近，调了一下频率，转了一圈，又转回来。那段声音没了。整条频段都是干净的，像刚才谁扔进水里的一块石头落到了底。
我把推子往回推，推到一半，手指头在推子上压了一下。从前这个点儿，我手上都会有一层汗，推子上留一个印。今天推子上干干净净的。
我坐在直播间里。窗外没下雨，路灯把院子那一小片照亮了。
我把那张写着“停播”的纸揭下来，揉成一团。纸在手里团成一个球，我捏了捏，那纸脆得很，一下就皱了。
我又展平，对着灯看。那三个字是我写的，笔迹跟平时一样。我心里想：这张纸，明天会不会被人贴到别处去，贴在一个我根本没到过的门上了。
我拨了个电话给老裴，他没接，立刻就挂了回来。他知道我不能说话。
我把打字机推到他面前的小桌上，打了一行：今晚到底几个人听见了。
他没说话，把手里的半个月橘子看了看，掰下一瓣给我。
他拿我递过去的笔，在纸下面回：不知道。少说，半条街。
“你听。”他说。
暖瓶里的水响了一下。太平间那台旧收音机还开着，播的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正在念另一个人的名字。
我又打：这个节目，不是我播的。
老裴把剩下的半个橘子塞进嘴里，嚼完才回了一行：这个台里，要起风了。
我把那张纸折起来，塞进兜里，坐了一会儿。走廊里的钟走到四点，响了一声，很长。
我想的是：今晚全城有多少个人，听着那段对话，在床上来回翻身，起来看了一眼自家的煤气。
我想的是另一件事：那个女声说，全城都听得见。她说的时候，声音放得很平，像在念天气预报。
第二天上午，听说城南有人报了警，说家里煤气灶的阀门开了，家里没人，门是从外面锁着的。警察去了，把煤气关掉，翻了个底朝天，没找着人。
没人问家里是不是闹过动静。
我拔了电话线，关掉了推子，关掉了灯。走廊里一片幽黑。
其实我拔的那根线，下午又被人插回去了。插头上没有灰，两个铜片上有一道新的磨痕。
走到楼梯口，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直播间那扇玻璃门。门上的纸不见了。我贴的那张纸，我揭下来的那一张。
我把手按在玻璃上。玻璃是凉的。里面我坐的那把椅子，正对着门，椅子背上挂着我的外套。
我没往上看，就下了楼。
楼下大厅灯还亮着，前台那面钟走到四点半。我又去了一趟太平间，隔着门看了看，老裴趴在桌上睡着了。
我准备走的时候，桌上那盏台灯，自己亮了一下，又灭了。
我站住，回头看桌上的收音机。它没有开。
第9章 收听率
第二天十点，我在一楼大厅看见苏雨。
她手里拿着一张纸，站在公告栏前，背对着我。有人跟她说话，她没回头。公告栏上贴着这个月的排班表，她用红笔把我那两格圈起来了。
我从她身边走过去。
“沈默。”
她转过身来。那张纸在她手里，卷了一个边。
“收听率出来了。”她说。
我停下来。
公告栏上贴着我们台这个月的收听率排名，我的那一行被红笔圈了，圈得很重。
“你的节目，上周二那期。”她把纸给我看，“收听率破万。一万零四百。”
我看了一眼。纸上是打印的数据表，几行数字，一行一个日期。她拿手指头点在最后一行。
“全城第四台，把你那节目转播了。”她说，“夜里十二点，你节目播完，他们跟着重播一遍。转播之前，他们没跟我打招呼，也没跟你打招呼。”
“那台叫什么？”我在便笺上写。
“城郊一台。”她说，“一个小台，在旧锅炉房上头，平时播农业技术，播了也白播。现在可好，凌晨转你的节目，白天播天气预报。”
她把纸收回去。
“昨天夜里，你停播的新闻一出来，转播那个台，收听率掉到三百。”
她盯着我。
“很多人从那天开始，就认定那节目是真话。你说停，他们不信。”
我看着她手里的纸，又看着她。
我把表接过来，从上往下看。台里这份表，我每个月都看，以前我的名字在最后一行，后面跟着个六。现在是第一行，后面跟着个一万零四百。
中间那几行，是我们台的评书、戏曲、交通路况。评书那一栏，加起来一千二。
我把表递回去。苏雨接过去，折了两折，捏在手里。
“你看到第三行没有？”她说，“交通路况，下半夜一千二，那还是司机的习惯。现在你的收听率是它的八倍。”
“八倍。”她又重复了一遍，“你知道评书那段节目多少年了？”
我把便笺翻出来，准备写。
“十九年。”她自己答了，“我进台的时候他就在说，说到了现在。”
我在口袋里摸出一截铅笔，一张一角钱买来的便笺。
我听你的，剪了。我写。
“我知道。”她说。
我没播。我写。你说最后一次，我说不播。
苏雨沉默了。
楼道里有送水工在推车，铁轮子咣当咣当，一声一声地砸过去。
“行吧。”她说，“我改口。”
我没反应过来。
“节目继续。”她说，“恢复原样，两点零七分，二十四点以后不带广告，你原来怎么播就怎么播。”
她抬起头。
“收听率是硬指标。一万多个听的人，不是六个人。台里那帮人，光看这个。”
她把纸抖了一下，又说：“上头今天早上也来电话了。问台里，有没有一档叫夜班电台的节目。问得很急。”
我歪了歪头，便在便笺上写：这个台里，有没有一个女的。
“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说，“他们没说。有时候这样更麻烦。”
我把便笺翻过来，想写什么，铅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
出事了怎么办。我写道。
“出事我担。”她说。她讲得很快，像背过一遍了，“但不能真出事。你记住，节目是节目，热线是热线。热线里那些话，到点就得停。你手底下有个开关，开关一按，什么声儿都过不去。”
“台里请示过了，热线谁打的、说了什么，不用录，也不用留。全当没人接过。”
我看着她，看了一会儿。
“你要是真听见了什么不对劲的，”她说，“先把开关按了，再来找我。我要是问，你就说没接。”
“你手底下那个开关，我今晚会让人再装一个。上面有显示，一按就亮。亮着，台里就知道你在听着。”
她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左手一直按着本台历，手指头压在上面，压得很白。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接你的，听众听他们的。出了事，就说是转播的台剪辑的，是黑电台造的谣。台里会把嘴闭上，把纸删干净。”
她说完，自己也觉得过了。
“总之，”她补了一句，“继续播。”
我说不出来，却在便笺上写了一句：播是可以。
“我知道你有要求。”她说，“你说。”
我在底下写：录音设备，我自己带。台里的机器，不留第三份。
苏雨看了这一行，看了很久。
“你带。”她说，“但录完了，得交过来。”
我在底下写：交不了。
“那就说录坏了。”她说。
“还有，”她忽然想起来，“你楼上那摊活儿，先搁着。带子别动。”
我把铅笔换了个方向，问她：昨天夜里，收音机里那个女的，是谁。
苏雨看了一眼那张便笺。
“我没有听见什么女的。”她说，“我昨晚睡得早。今天早上听说的都是别人说的。你让我上哪儿找人去？要说找人，我还得问你呢。”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的眼睛，看的是她那本台历。
台历的那一角，被我早上画的圈磨得发亮。
我点了点头。
她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
“对了，早上我听见一件怪事。”她说，“楼下修车铺的老板，说他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自己的声音在收音机里念一段话，念给他老婆听。他醒来就哭，说他老婆二十年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她看我一眼。
“你说，这老板是不是脑子坏了？”
我把笔拿起来，写：他那段话里，有没有一句，是说给他老婆的。
苏雨念了一遍这行字，又念了一遍。
“今天下午你上三楼一趟。”她说，“把带子按箱子重贴标签。别的声音，一格一格分开放。这一回，全城的耳朵都在听你。”
她说完就走了，走得很快，好像后面有什么在追。
她走后，我在公告栏前站了一会儿。我那两格红圈，画得很用力，红笔的墨透到了纸背面。
往回走的路上，我把便笺塞进外套内兜。那张纸一角尖尖的，硌在肋骨上。
我走到楼梯口，抬头看了一眼。
三楼。库房。铁架上那一排空标签。
苏雨要我只管播，只管剪，出了事一起把嘴闭上。名单没删，热线没断，只不过现在，全城都跟着我一起听。
中午我下楼去纸扎铺，柳七正在裁金纸。她把我那台录音机往柜台里面指了指。
“东西在吧。”她说，“我早说你用得上。”
我把带子从包里拿出来，摆在柜台上。她看了一眼。
“你这包，用了多久了？”她问。
我指了一下包上的铁别扣，写了两个字：九年。
“这带子我认得。”她说，“封蜡是老货，十九年没人用了。你看这个红，是掺了朱砂的，不是洋红。”
我把她递过来的铅笔拿起来，在纸板上写：你怎么认得。
“这条街上的人，大半是我埋的。”她说，“殡仪馆对面，谁家死了人，头一件事是来我这儿买纸。她们买纸的时候，哭一场，说一遍。我听了十九年。”
“这带子——”她在半截纸上用指甲划了一下，“这个蜡封的色儿，是东门巷口那家铺子的。那家早没了。老掌柜姓周，手上有六个指头。”
我把便笺收好。
“你听过了吧。”她低头裁纸，不看我，“听过了，你就不用再问我为什么知道你认得它。”
她把裁好的金纸码成一摞，压了一枚硬币在上面。
“收你一枚。”她说，“这带子的事，活人的钱我收，死人的不收。”
我把一枚硬币放在柜台上。
她数了数，一枚一枚，放进一个铁皮盒。盒子里全是硬币，没有一张纸币。
“硬币好。”她说，“硬币过得了手。纸币过不了。”
下午，有人在电台门口放了一束花，塑料纸包着，没插卡片。
晚上十点，我回直播间，把插座插回去，把推子一个一个推上去。热线灯亮着，没人按。灯就这么亮着，一直亮到两点零七分。
两点零七分，灯灭了。
我把手放在电话上，没放上去。灯灭了，就没电话了。
我盯着那张收听率的表，一万零四百那几个字，看了一会儿。
我伸手，把磁带推进去。
第10章 第七天
第七天，是周四。
一张纸还在我外套内兜里，被汗浸软了四次，边角起毛。那是一张便笺，是从十几张里撕下来的一张。上面记着电话里的地址，红旗路那座铁皮棚，门口一棵榆树。
我记得那天夜里，那人跟我说：
“别挂。”他说，“我只有三分钟。”
“三点钟。”他说，“你要是在三点钟之前到，还来得及。”
“来得及什么？”我没能问。那时候我以为他是让我去救人，我以为我赶得上。
我去了。三点差十分，我站在铁皮棚外，榆树下。门开着，里面没人。
棚子旁边挂着一串风干的玉米，脖子上用塑料绳系着，风一来，一圈一圈地转。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往里看了看。地上有一床破被子，卷着，边上压着两个空瓶，一只倒扣着。被子上有一只鞋，只有一只。棚子后头传来风声，是榆树的叶子。
我那时想，人可能是出去买东西了。我站到三点四十才走。
第二天，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很短，只有三行。红旗路一棚户内发现一名中年男子，已死亡数日，初步排除他杀。
那天我坐在台里，把这条消息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我没跟任何人说我去过那里。
我去过的事，我只跟一个人说过。那天下午我在医院换药，医生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医生看见我手背上的灰，问我去了哪儿。我在纸上写了三个字：红旗路。
医生看了一眼，把那张纸塞进病历夹里。
那张纸我留着。地址，时间，一行手写的“我没人报警”。
我本想第二天下班以后，把它折起来，收进抽屉。后来事情太多，就一直压在外套里。
这几天，我翻衣兜时摸到过它一次，两次。
每次摸到，我都想：这个死人的电话，救不了一个人，却能让我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周四夜里，我把它掏出来，摊在直播间桌上。
台灯的光不够，纸上的字迹很浅。地址，一个圈，底下画了一道横线。
我翻过来。
背面有一行字。
钢笔的。字很小，写得很慢，笔画几乎刻进了纸的纤维里。
我的笔迹。
我认得它。不是因为看着眼熟，是因为我手上有那道被钢笔尖压出来的印，中指侧面，起了个茧。我写字的时候，笔尖往下压，收笔的时候会往上挑。这行字也往上挑。
“九月十七。”
下面是另一句：
“别在三楼听那盘带子，你会进去。”
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直播间的空调在滴水，滴在铁皮桶里，一秒一滴。
我把纸翻回去，正面。地址是对的，时间是对的。这就是上周那个人在电话里说的东西。他只说了这么多，只有这一张纸。
那背面这行字，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
今天是十一月三号。九月十七，是四十七天以前。
四十七天以前，我在医院。那道疤还没拆线。我的手是好的，只是身子动不了，躺着。
住院那几天，台里派过一个实习生来看我，带了水果，放下就走了。他走以后，我在床头柜上找着一本台庆纪念册，翻到最后，有一页是空的，只有一行印刷字：夜谈，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八年。
一九八六年。那档节目播了十二年，我以为是十九年。账对不上。
那几天我不能说话，不能下床，连咳嗽都不敢咳。护士给我一块小白板，我拿笔在上面写：谢谢。她说不客气。
我把纸举到台灯底下。背面这行字比正面的旧，纸微微发脆，比正面的地址还要淡。我对着光看，能看见笔尖在纸上划过留下的沟。这行字写在正面之前。
有人在医院里，拿一支笔，在一张便笺的背面写了这么一行字。写完，把它塞进这件外套的内兜。凑巧我穿着这件外套，凑巧我又把它从医院带回了家。
这件外套，我记得很清楚。我九月十六号穿的，第二天它在红旗路沾了一层灰，袖口上的灰洗不掉。
我把纸放回桌上。
我又摸了一趟衣兜。内兜里还有一样东西：一张公交票，剪了个角，日期九月十六。
十六号。我从红旗路坐车回来那天，投的是一块硬币。司机看了看我，没说什么。
我把公交票对着灯看。票背面被压出了一道印子，是笔尖隔着纸写下来的，能看出几个字的影子。
我拿过那台录音机，把带子塞进去，听了半分钟，又拿出来。带子上没有她的声音。
两点零七分，热线灯亮了。
灯一亮，我的手先动，按下去之前，我停了一下。我又看一眼那张纸，然后按下按钮。
沙沙。雨声。一直沙沙响的雨声。
“别说话了。”一个声音说。
一个女人的声音。比我大一些，很平静，像坐在很远的地方，旁边没有人。
“我知道你不能说话。”她说，“你不用说话。”
沙沙。
“九月十七，红旗路。”
我盯着那张纸。
“那天在铁皮棚里，你去晚了。”她说，“我说的是‘还来得及’，你听成了三点。三点钟，你去的时候，人已经凉了。”
她顿了顿。
“我在棚子后头。你站在门口，我在你脚底下的砖头缝里。你站到三点四十才走，这期间我一直在那儿，看着你的鞋。”
我把手里的笔放下，两只手撑在桌上。
“别怕。”她说，“我又没怪你。我要是怪你，就不打电话了。”
“我找你，是因为这纸的事。”她说，“那纸不是我写的。我写字没这么好，认得的字也不多。”
“我要是认得字，”她说，“我就自己写一张，贴在电线杆子上，写我活着。”
沙沙。
“你现在手里有一张纸。”她说，“翻过来，读一遍。”
我低头。那张纸在我手里，正面写着地址，背面写着九月十七，还有一句“别在三楼听那盘带子，你会进去”。
“那不是给你看的。”她说，“那是他自己写的。”
我把电话攥紧。
我没出声。我一个字也出不来了。
“谁写的，你心里有数。”她说，“你已经站进去一半了。”
“进哪儿去？”我写了，又划掉。我不能说话，我对着话筒“嗯”了一声，喉咙里出来很轻的一点气声。
她好像听见了。
“你进了那盘带子。”她说，“进去了，就出不来。你那天从楼上下来，手抖没抖？你有没有什么想干的，干完了明天又不知道为什么？那就对了。”
我坐在那儿，手搁在桌上。
我想起一件事。那天下午我下楼，回到直播间，看见桌上放着一张便笺，上面写着：去库房，第三排。那字是我写的。我当时以为是上午自己写的，忘了。
沙沙。电话里有什么东西轻轻落了一下，像有人把一枚硬币放在桌上，又拿起来。
“还有。”她说，“九月十七那天，你也在那儿。”
电话断了。
我把话筒放下。
窗外天没亮，楼下卖早点的推车已经出来了，铁皮的推车在地上刮出声音，一声，又一声。
直播间的空调还在滴水。一滴，又一滴，滴在铁皮桶里，桶里的水已经满了，漫到桶沿。
两点零九分。热线灯灭了。
灭了以后，我没有马上走。我把话筒搁在架子上，又拿下来，听了一遍，听筒里一片空白。
我把纸重新展平。正面是地址，背面是九个字，再加一个日期。九月十六号那天，我从棚子那边回来，在车站等车，看见电线杆子上贴着一张纸，被人撕了一半，只剩下半行字：找人，红旗路。
我当时没在意。我以为是走失孩子的寻人启事。
我把这张纸翻到背面，又读了一遍那行字。字是我写的，笔迹是我自己的，可我不记得写过。
我想了一个办法。我把台灯往前挪了三寸，让光刚好压在纸角上。然后我把笔抬起来，悬在纸上，不动。
我拿笔，在那行钢笔字下面，添了一行。
是我的笔迹。
“我哪天写的？”
墨还没干。我看着那行字慢慢渗进纸里，跟上面那行一模一样的笔迹连在一起，像一个没答完的句子找到了它的后半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