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匹布疑云
门口的监控一天到晚转，那天从早到晚，只进去一个人，我亲侄子赵建军，那年他十二岁。
可二十八匹布不是十二岁孩子抱得走的，他那天来买的是两毛钱的海盐，包装糖纸的那种。供销社说，布就是在那天没的，录像里只有他一个人进门。
我在那个柜台上站了十年，一匹布进柜台，一匹布出柜台，我都在本子上记着，从来没算错过一笔。
布是先验后卖，验的时候对花色对门幅，拆包的时候数层数，零头布要剪下来称重，一斤一两都不能差。
我们柜台上的算盘是铁框的，珠子磨得发亮，打起来噼噼啪啪，后头仓库的同志都听得见。
那天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号，星期四，早上开门我先数了一遍货架，一匹不少，深蓝腈纶整整齐齐码了两垛。
上午卖出两笔，一笔六尺白的确良，一笔三尺花纱，都是零头，价钱我记在本子上了，字写得比印刷还清楚。
中午食堂的广播里说晚上放电影，是《庐山恋》，柜台上的姑娘们一边扒饭一边讨论男主角的军装。
下午三点多，主任老周从后头仓库那边过来，脸绷得紧紧的，一句话没说，先把库房那把挂锁打开了。
我跟着进去数，货架第三排靠东的位置空了，灰印子还在，一格一格，尺寸清清楚楚，空了二十八匹的位置。“什么时候的事。”
老周把门锁上，钥匙揣进兜里，说这句话该问你，柜台是你们上的班，我一天也没进过库房。
我记得那天没断过人，上午卖布，中午我趴在柜台上打了个盹，下午一直坐着没挪窝。
我给自己作证不算数，这个道理我干了十年柜台才懂，柜台上的事只有柜台上的账能作证。
传达室的老李头说，那天机器是正常的，磁带一直在转，一盘接一盘，没停过，线圈的半径从头到尾没变过。
磁带在他手里锁着，钥匙挂在传达室的钉子上，谁也拿不着，他有五个交代，社里开会他都得数一遍。
老周当场宣布，说是夜里丢的，查监控，监控里就一个人进了门，二十八匹深蓝腈纶，每匹二十四米。每匹二十三块五，合计六百五十八块。
六百五十八块，是我四年的工钱，一分不差地正好是我在这个柜台前站了四年零两个月的全部。“建军那天来买盐。”我说，“两毛钱的海盐，包装糖纸的，我给他找的零钱，找了一毛。”
“录像上就是他。”老周说，“门是他进的，布是他拿的，你还想说什么。”
我把手上的活停了一下，那天卖出去的每一笔我都在本子上写着，翻本子要时间，账不说谎。“要不要我帮你查查库房。”
“不用。”我说，“我自己有本子。”
“你那本子上记的。”
“本子上记的。”我说，“我这十年没算错过一笔。”
我把本子往柜台里推了推，翻到十一月十七号那一页，指给他看。
那页上从上到下写着七笔，最上面一行是深蓝腈纶二十八匹，数字是入库数，后面一栏写着出库数，那一栏是空的。因为那二十八匹还没卖出去一匹。
“我那天上午卖了两笔零头，六尺的确良，三尺的花纱。”我说，“都记在这儿，您看，这是我的字。”
老周把本子抓过去，翻前翻后看了两遍，又扔回柜台上。“字是你的字有什么用。”他说，“布是在库房丢的。”
“库房有锁。”
“锁是有的。”老周说，“锁又不能作证，它又不会说话。”
那天晚上赵建军被他爸从学校领回家，一家人在供销社后头的院子里吵，吵到九点多才散。
我住在供销社后面的宿舍楼，走过去的时候听见赵建军他妈哭，说孩子他爹走了三年，就剩她一个人挣钱。
我站在墙根底下没进去，那孩子没错，那孩子买了两毛钱的盐，这是事实，谁也不能说他就是来拿布的。
第二天早上八点，老周把我叫到办公室，桌上摊着一张表，最下面一行空着，等我签名。“认了吧。”他说，“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值六百五十八块，社里给你补回来，你的岗位也给你留着。”
“表上怎么写的。”我问。
“就写你下班没锁好库房门，货被偷了，认个管理责任，社里不追究你。”
“监控上明明有他。”
“监控是他。”老周说，“你要保你侄子，还是保你自己。”
我站在那张桌子前面，桌上的算盘珠子落了一地，红的黑的滚在桌腿上，没人去捡。我没签。
老周把笔往桌上一摔，说我这一辈子就在供销社待着吧，那年我四十二岁。第二天下班，我在传达室门口站了很久，等着老李头换磁带。“老李。”我说，“监控带子借我看看行不行。”
老李头看了我一眼，把门开了一条缝，说头一天的不行，机器有个规矩，磁带要锁三天才能拆。“那第三天我能看吗。”
“第三天你自己来。”老李头说，“第三天没人拦你，那台机器是我一个人管，规矩也是我定的。”
我等了两天。第三天下午四点，供销社后院的梧桐树开始落叶，我把自行车推到墙根下，去传达室敲门。
老李头正坐在里头喝茶，缸子边上放着一盘花生米，他见我进来，把缸子往边上挪了挪。“来了。”他说，“机器在里屋，你自己看，磁带在柜子最下层，拆带要戴白手套，别的我不问。”
我戴上手套，把带子抽出来，磁带盘是黑色的塑料盘，边缘有一道很浅的白印，是被划过的。我把带子装进机器，倒回去，从十一月十七号早上七点开始看。
画面是灰的，门口的水泥地，墙上一块黑板大小的牌子，写着供销社三个字，牌子右下角有个钟，指针一格一格地跳。
七点零二分，我推着自行车进画面，我把车锁在门口那根铁管上。七点四十分，库房那边有人过去，是老周，夹着本子，走到门口停住，看了一眼那块牌子，走了。
九点十五分，街上人多起来，卖菜的三轮车一辆一辆从画面边上过。十点零六分，赵建军来了，十二岁，头上剃了个缺口，穿一件蓝棉袄，袖口磨得发白。
他走到门口，掀开门帘，探头往里头看了一下，又缩回去，过了一会儿才进来。我按了暂停，把这一段看了三遍，然后一帧一帧往前挪。
他进来的时候，两只手是空的。我把这一段反复放了三遍，每一遍都按了暂停，看他两只手。
十点零八分，他到布柜台前面，两只手放在柜台上，这一段柜台不在画面里，画面只有门口那半边。
十点十一分，他出来了，右手捏着一个糖纸包，左手还是空的，那包盐揣在棉袄兜里，从外面看不出来。
十点十四分，他又进来了，这一回手里多了一卷东西，深色的，他抱在胸前，外头裹着一层牛皮纸。
我把这一段倒回去，音量调到最大，能听见很轻的一层布摩擦声，像有人把布抖开又叠上。
十二岁的孩子抱一卷布，那卷布直径不到二十公分，二十四米的布叠起来正好是这个粗细。画面上他抱着那卷东西走出去，出门的时候往右拐，往后巷的方向。
后巷通库房，社里所有搬货的车都从后巷走，后巷那扇铁门白天不锁，晚上锁。我把带子停在这一帧上，看了很久。
十一月十七号上午十点十四分，监控上赵建军抱着一卷深蓝色的布从供销社正门出去，往后巷走。而我的本子上，那天上午十点以后我没有开过票，也没有卖过布。
老李头从里屋出来，手里端着花生米盘子，看我不动了，就站在门口。“看出来了。”我说。
“看出来了什么。”
“布是上午十点十四分从正门出去的。”我说，“那孩子抱出去的是一卷，走的是后巷。”
老李头把盘子放在窗台上，走过来看屏幕，看了一会儿，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兄弟，你这个话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
“录像上就是他。”老李头说，“你这话跟主任说的有什么两样，他说的就是他偷的，你说的就是他拿的，一样的。”
“不一样。”我说，“偷是他拿了就自己用，拿是他拿了交出去，他拿的时候知道这布是谁的。”
“这两个字差在哪儿。”老李头说，“布在谁手里不一样，在不在货架上也不一样。”
我看了他一眼，这话不像一个传达室的老头说的。“后巷那扇铁门，”我说，“是不是有钥匙。”
“社长一把，主任一把，管仓库的钥匙在仓库同志手里。”
“仓库同志那天在哪儿。”
“中午吃饭去了。”
我算了一下，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午饭时间。“布要是十点十四分搬走的，”我说，“那他在货架前待的时间不到四十分钟。”
“你数过？”老李头说，“你怎么知道他待了四十分钟。”
“磁带上他十点零六分进来，十点十四分出去。”
“中间他可能在里面吃了半个馒头。”老李头说，“你们供销社柜台上的本子记得那么清，磁带上的人您倒信他不认得了。”
我还想问，老李头伸手把机器的电源关了，画面缩成一条白线。“今天看得够多了。”他说，“机器旧，带子放久了会绞。”
“老李，”我说，“您在这社里多少年了。”
“三十一年。”他说，“七二年来的，那时候这地方还是生产资料门市部，改成供销社是七九年。”
“那您见过布丢吗。”
老李头沉默了几秒，他把花生米端起来，又放下。“见过。”他说，“八一年丢过一回白糖，二十四包，那回是查了三天，结论是搬运工监守自盗。”
“查出来了吗。”
“查出来了。”老李头说，“第三天看磁带，看出那人搬糖的时候鞋底沾着后巷的黄土，后巷是黄土，货场是水泥，然后查出来那天下午他把糖卖到黑市上了。”
“糖是谁偷的。”
“货场的搬运工，社里的。”老李头说，“他倒糖的时候我在传达室，我看见他抱着一包白糖从后门出去，那包糖我天天从他手里过秤，我认得。”
“那您怎么不说。”
“我说了。”老李头说，“我说那包糖是白砂糖不是红糖，社里说我眼神不好。”
我把机器的盖子合上，手在盖子上停了一会儿，盖子上有一层灰，灰上留着我刚才按按钮按出来的一个指印。“那您今天为什么让我看。”
老李头从窗台上端起花生米盘子，往我这边推了推。“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句，”他说，“你说布是十点十四分从正门出去的，你没说他是偷的。”
我抓起一颗花生米，壳没剥开就捏碎了，油从指缝里挤出来。“还有一件事。”老李头说，“十一月二十号那天晚上，机器不在传达室。”
我的手指停在花生米壳上。“磁带锁三天，第三天才能拆，这是规矩。”老李头说，“可那天晚上我不在，我媳妇生孩子，我陪了两天。”
“带子谁拿的。”
“我不知道。”他说，“我回来的时候带子在柜子最下层，放得很正，锁是好的。”
我从传达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卷起来，在水泥地上打着转。
后巷那扇铁门在夜里确实上锁，我拿手拉了拉，锁是那种老式的挂锁，锁鼻子很粗。库房的门我也去看了，锁也在，锁眼边上挂着一圈铁屑。
我蹲在那儿看了一会儿铁屑，那不是新磨的，是老锈，锈得很实。那天夜里我睡在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把台账翻出来，从头算。
十一月十六号仓库入了三十匹深蓝腈纶，一匹二十四米，货单上写着货号棉-83-深-11，签收人是仓库的蒋立本。
十一月十七号布丢了二十八匹，剩下的两匹在货架最里侧，被两箱火柴挡住了。三十匹进，二十八匹没，架上两匹。
账是这么算的，天衣无缝，我拿算盘打了一遍又一遍，打出来的数都是同一个。我把台账合上，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那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坐直了。
如果有人只拿走了二十八匹，是因为他数过了，或者有人告诉他只有二十八匹。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仓库。
蒋立本在里头盘点，手里拿着一块布在抖，抖一下称一下。“蒋师傅，”我说，“深蓝腈纶还剩几匹。”
“自己看。”他说，“第三排靠东。”
我看过去，第三排靠东那个位置，灰印子还在，两匹布码在最里侧，被火柴箱子挡着。那两匹我搬出来，数了数布头的封签号。
棉-83-深-11，一号的封签在，二号的封签也在。“怎么了。”蒋立本问。
“蒋师傅，”我说，“单子上是三十匹。”
“三十匹。”他说，“十一月十六号进的，货单上写着三十匹，我签的字。”
“可你签三十匹的时候，是按三十匹点的吗。”我说，“那天下午卸车，你点了几匹。”
蒋立本把布抖开的那只手停在半空，也看着我。“我点的四十。”他说，“第三排靠东码了两垛，一垛二十匹。老周来了，说底下压着的那个数不进去，让我在单子上签三十。”
“你签了。”
“我签了。”蒋立本说，“我不签，他不让出库。”
他把那卷布放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手。“那多出来的十匹呢。”
“我不知道。”他说，“我只管点，点了四十，签三十，多的十匹我不问。”
四十匹。我从仓库出来的时候天刚亮，梧桐树上落了一层叶子，脚底踩上去沙沙地响。货单上写三十匹，架上是四十匹。
我拿算盘在传达室那张桌子上打了一遍，进四十，少二十八，架上两匹，另一垛十匹不知去了哪儿。我把算盘推开，在桌上铺开台账，翻到十一月十六号那一页。
货单上写的是棉-83-深-11，三十匹，进库时间十一月十六号上午十一点。
我盯着那行字看，忽然想起十一月十六号我不在库房验货，我那天去了县里开会，是老周带着蒋立本验的。签收人那一栏写的是蒋立本。
我把手从台账上拿开，手心全是汗。老周十一月十六号上午十点四十从门口经过，夹着本子，到库房那边去。我重新把带子倒回去，把那一段看了五遍。
同一天，十点四十他往库房去，七点四十却从库房方向来，手里夹着个蓝皮本子，在门口站了一下。
我把这一段来回看了五遍，不敢信，又看了一遍。七点四十分那一段，老周的脚是从右往左走的，出了画面右边，那是库房的方向。
我找了一支铅笔，在台账空白的地方画了一条线，画完又用橡皮擦掉，擦不干净，纸上留了一道灰。
供销社的后院只有一条路通库房，别的墙都砌得很高，墙头插着碎玻璃。那二十八匹布从库房到后巷铁门，再到前院正门，路只有一条。我去找了老周。
他正在办公室写材料，钢笔尖在纸上划得沙沙响，我站在门口没进去。“老周。”
“上班时间。”他说，眼睛没抬。
“我问你个事。”我说，“十一月十六号入库的深蓝腈纶，那天您去验的货。”
钢笔停了。他把笔帽扣上，抬起头看我。“是我验的。”他说，“怎么了。”
“货单上写三十匹。”我说，“可蒋立本说他点的是四十匹。”
老周看着台账，没说话，他的手在桌面上按着，指节慢慢收拢。“蒋立本点了四十。”
“您让他签三十。”
“我让他签三十。”老周说，“底下压着的那一垛是搭车走的，货不能全落在社里的账上。”
我站在那里，手里的台账掉在地上，我没有去捡。“周主任，”我说，“十一月二十号晚上，磁带不在传达室。”
老周站起来了，椅子往后一推，撞在墙上哐的一声。“你什么意思。”
“机器是您让人搬走的。”我说，“老李头说十一月二十号晚上他媳妇生孩子，机器不在，第三天您让他把带子锁三天。”
老周走到我面前，他比我高半个头，办公桌上那盏台灯的光正好照着他半张脸。“你一个售货员，”他说，“你懂什么叫证据。”
“我不懂。”我说，“我就在柜台上站了十年，我懂数。”
老周伸手把我面前的台账合上，手掌压在封面上，压得很重。“建军的名字已经在公安那边挂上了。”他说，“他叔，你今天在这跟我说这些，是想把他摘出来，还是想把你自己摘出来。”
“我两个都不想摘。”我说，“我想问那二十八匹布是谁拿走的。”
老周笑了一声，那笑很轻，从鼻子里出来的。“二十八匹布，”他说，“你以为是布吗。”
我愣住了。他把手从台账上拿开，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把钢笔重新拧开。“你在这柜台后面站了十年，”他说，“布过你的手是多少匹，你数过吗。”
我数过。“一年几百匹。”他说，“十年下来，几千匹。你记得住每匹布从哪来吗。”
“记得住。”
“记得住这一批？”老周说，“十一月十六号入库，三十匹，深蓝腈纶，二十四米一匹，货号棉-83-深-11。这批布要是早半年来，你记得住吗。”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你的本子记的是柜台上的账，柜台上的账是钱。”老周说，“库房里的货进出有货单，货单上签的是谁，货就有多少匹。你拿柜台的账去查库房的数，查得清吗。”
我把台账合上，抱在怀里，站着没动。“回去上班吧。”老周说，“后天社里开大会，你的岗位还给你留着。”
我抱着台账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周在后面又叫了我一声。“你侄子的事，”他说，“社里认了，是内部处理，不往上报，十二岁，未成年。”
我转过身。“处理谁。”
“处理你。”老周说，“你认一笔管理责任，社里给你补六百五十八块，罚你三个月奖金，你侄子记过一次。”
我站在门口，怀里的台账硌着肋骨。“不认呢。”我问。
“不认，”老周说，“那这二十八匹布就记在你名下。你在供销社干了一辈子，最后是背着二十八匹布走的。”
我抱着台账出了办公室，走廊上有一股印泥的味道，墙上的标语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红纸黑字，边缘卷了。
那天中午我没去食堂，在传达室里坐着，老李头给我倒了半缸子水。“你今天脸色不对。”
“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
“想明白什么。”
“那二十八匹布，不是我侄子的。”
老李头把缸子往我面前推了推，没说话。“但我也没法证明不是他的。”我说，“磁带上是他，货单上是蒋立本签的，我只有一本柜台上的账。”
老李头从窗台上把那张花生米盘子端下来，放在自己膝盖上，一颗一颗地剥。“兄弟，”他说，“你要是想明白了，你不会坐在这儿。”
“那我该去哪儿。”
“去货场。”老李头说，“布不是从柜台上过的，是从货场上过的。货场有货单，有车，有秤。”
我看着他。“社里三十一年，”他说，“凡是布，都是货场进来的。你别老盯着库房，库房那点东西是死的。”
“货场在哪儿。”
“城北，火车站过去，往东两里地。”老李头说，“厂子叫红旗染织厂，六三年开的，现在归县二轻局管。”
他把花生米塞进嘴里，嚼了两下。“你去那儿，”他说，“你别说是供销社的，你就说你要买布，问深蓝腈纶。”
我站起来，把台账塞进柜台底下那个抽屉，锁上。“老李，”我说，“您为什么帮我。”
老李头把花生米壳扫进纸篓里。“我不是帮您。”他说，“我是给我自己。”
他停了一下，把花生米壳又扫了扫。“八一年那包白糖，”他说，“我记了三年，那二十四包糖在黑市上卖一块二一包，我记的是那个价。”
“记得价有什么用。”
“用处大了。”老李头说，“供销社丢了东西赔了钱，八一年赔了四百八，社里报到县二轻局，年底评先进的时候翻出来说，这笔账没销。”
我骑车去了城北。从县城到火车站要过两条河，第一条河上有水泥桥，第二条河是木桥，木桥一九八三年还在，桥板上铺着沙土，车过去颠得很。
火车站在城北，往东两里地就是红旗染织厂，厂门口两根水泥柱子上刷着标语，红漆掉了一半。门房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姓庄，人称庄师傅。“师傅，”我把烟递过去，“我想问问深蓝腈纶。”
庄师傅接过烟，没点，捏在手里。“买多少。”
“我先看看。”我说，“我要深蓝腈纶，二十四米一匹的那种。”
“二十四米。”庄师傅重复了一遍，用门牙咬开烟的封纸，“我们这儿有二十四米，也有二十五米半的。”
“我要二十四米的。”
“二十四米的贵两分一个尺。”庄师傅说，“你想买多少。”
“我看看货。”
庄师傅从门房里出来，领我往里走。厂子比供销社大得多，一排一排的平房，窗户上糊着报纸。
布在第三车间，机器一排一排地响，滚筒转起来的时候带起一阵风，热烘烘的，毛絮飞得人睁不开眼。“深蓝在哪儿。”我问。
“这边。”庄师傅领我绕过两排机器，“这是腈纶车间。”
布从机器里出来，一整卷一整卷的，卷在纸筒上，深蓝色，很厚。一个年轻工人在旁边掐布，掐完把布一叠一叠码到推车上。
我走过去看，那布边上钉着一张标签，白纸黑字。“师傅，”我说，“这标签上写什么。”
年轻工人抬头看我一眼。“货号。”他说，“棉八三深十一。”
我的心跳了一下。“可不可以给我看看。”我说，“我买点布回去做衣服。”
他把那叠布往推车上推，标签就在最上面，我低头看了一眼。棉八三深十一，三十匹，十一月十六日进厂。“师傅，”我说，“这一批是十一月十六日的？”
“Eh？”他愣了一下，“你是要买布还是查货。”
“我买布。”我说，“我就看看。”
我把那张标签上的字又看了一遍，日期是十一月十六号，进厂三十匹，跟供销社台账上写的完全一样。
那批布从这家厂子出来，从二轻局的仓库到供销社，再进供销社的库房，从库房到柜台。我算了一下车程，从厂子到县城四十分钟，一车装得下四十匹。“师傅，”我说，“十一月十六号那一车是几点出的。”
“这我哪知道。”他说，“出货单在办公室，货出去了都有单子。”
我谢了他，走出车间。厂办公室在二楼，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咚咚响。一个戴眼镜的女同志在里面抄表，我敲了敲门框。“同志，”我说，“我想查一下十一月十六号的出货单。”
她抬起头看我。“查这个干什么。”
“我在县供销社。”我把工作证掏出来递过去，“我们那边进了一批布，我想核对一下货号。”
她接过工作证看了看，又看了看我。“供销社的？”她说，“那你们不是直接跟二轻局批计划吗。”
“那是深蓝腈纶。”我说，“这批货号对不上。”
她把工作证还给我，从桌上的一摞单子里翻起来。“棉八三深十一，”她念着，“十一月十六号，三十匹，接收单位是县供销社。”
“对。”我说，“我想看看是谁签收的。”
她抬头看我，那眼镜往下滑了一截。“签收单是供销社自己的事。”她说，“我们这边只管出。”
“出车单呢。”
“出车单在调度室。”她说，“调度室在东头。”
我谢了她，出了门，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调度室的门开着，屋里一个五十来岁的人在填单子，桌上摊着一堆单据。“大哥，”我在门口喊，“我想查一下十一月十六号出库的货车。”
他抬头看我，把眼镜往上推了推。“查这个干什么。”
“供销社的。”我说，“我们那批布可能出库的时候就有问题。”
他看了我几秒，把笔放下。“十一月十六号。”他说，“深蓝腈纶，三十匹，一车。”
“是哪辆车。”
“解放牌。”他说，“车牌号我查查。”
他翻开一个登记本，手指顺着往下划。“十一六。”他念着，“十一月的十六号，解放，牌照末尾七三，车号是二班。”
“司机是谁。”
“二班的老潘。”他说，“潘德福。”
“货送到哪儿。”
“县供销社。”他说，“单子上收货人签的是谁我不知道，我们送到门口，卸完就走。”
我记下了“潘德福”这三个字。
“大哥，”我说，“出库的时候你们称重吗。”
“称。”他说，“每匹布过秤，重量写在单子上。”
“单子上有没有写几匹。”
“写。”他说，“布的匹数、重量、门幅，全写。”
我伸手，“那张单子我能看看吗。”他犹豫了一下，从单据堆里把最上面一张抽出来，又翻出十一月十六号那张，递给我。
那张单子很薄，是那种带格子的复写纸，格子里的字是蓝色的。出库日期，十一月十六日。货号，棉八三深十一。数量，三十匹。
重量，六百九十二公斤，正好是三十匹的重量。经办人，签的是一个名字，潦草，我认不出来。“这个字是谁。”我问。
“库房的老吴。”他说。“车号。”我说。
那一栏填得很清楚，二班，牌照末尾七三。“随车单呢。”
“随车单。”他说，“有，一张。”
他把随车单从夹子里抽出来，那张纸上盖了一个红章，章上写着“红旗染织厂”。随车单上写着数量三十匹，签收人一栏是空的。
“空的。”我说。
“空的。”他说，“到门口卸货，签收是收货单位的人签。”
“那三十匹布谁签的。”
“我们不负责。”他把手伸过来，“单子您看完了吗。”
我把随车单放回他手上。“大哥，”我说，“随车单是空白的，那这三十匹布送到供销社，谁知道到了多少。”
他把随车单塞回夹子。“单子上写的多少就是多少。”他说，“我们厂里出来的布，一匹不少。”
我从染织厂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城北的土路比县城的柏油路难走，自行车链条咔咔地响，我推着车走了一段。
三十匹布，重量六百九十二公斤，一匹布二十四米重二十三公斤。二十八匹布是六百四十四公斤。差的四十八公斤，正好是两匹布。
我想起那两匹还在货架最里侧的布，封签号是一号和二号。如果随车单是空白的，如果签收是在门口由人随手签的，那送到供销社的到底是多少匹，谁也说不清。
我骑上车往县城赶，路上想起一件事，又掉头去了。我去了县二轻局，局里管供销社的干部姓郑，我跟他见过几面。“郑科长，”我说，“十一月十六号那批货，红旗染织厂出的随车单，我想看看。”
郑科长正在写材料，他把笔帽扣上。“查这个干什么。”
“供销社丢了二十八匹布。”我说，“随车单是空白的，我怀疑货出厂的时候就不止三十匹，多出来的搭在别的车上走了。”
郑科长把眼镜推上去，看了我很久。“你是供销社的？”他问。
“是。”我说。“你叫什么。”他问。
“我在柜台上的名字您知道。”我说。
“我知道。”郑科长说，“可这事你得走程序。”
“程序怎么走。”
“先写个报告。”他说，“你们社里盖章，报到县里，然后县里再跟二轻局打招呼。”
“我那报告写给谁。”
“写给你们主任。”郑科长说，“你们主任签字，社里盖章，这才算数。”
我站在他办公室门口，手心里全是汗。“郑科长，”我说，“我们主任是丢了东西的人。”
郑科长把笔帽拧开，低头继续写材料，没再看我。“同志，”他说，“规矩就是规矩。”
那天夜里我没睡，把台账摊开在桌上，一笔一笔往下算。十一月十六号进的是四十匹，货单上写三十匹，架上留了两匹。
那多出来的十匹搭着车走的，剩下的二十八匹，是老周让人从库房后门搬出去的。搬出去的时候赵建军正好进库房买盐。
我把这个念头写在台账的空白页上，写完又划掉，划掉又写上。我写的是四个字，凑数。十一月十七号丢的那二十八匹，是这个供销社自己做出来的一笔账。
而老周，七点四十从库房方向过来，十点四十往库房去，他夹着本子。我把那一页台账撕下来了。
撕的时候手在抖，从装订线那儿撕，撕了一半停住，又一下撕开，纸边留了毛。那一页上写着四个字，凑数。我把这一页折成四折，塞进上衣口袋，骑车去了城北。
染织厂的门房老头姓庄，他见我推车进来，眯着眼看了半天。“你不是上午来过吗。”
“上午来买布的。”我把车支好，“我还要看样。”
“看什么样。”
“深蓝腈纶。”我说，“我要两尺零头，扯一块做窗帘。”
庄师傅从门房里出来，领我往布堆那边走，走到半路他停下来。“你不是做窗帘的。”
“我怎么不是做窗帘的。”
“做窗帘的买两尺就够了。”他说，“你上午看了三车布，一匹都没要。”
我站在原地，手插在口袋里，那张折了四折的纸就在口袋里。“庄师傅，”我说，“您在这厂子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他说，“六三年建厂我在，六六年我进了车间，七八年我又回到门房。”
“那您认不认识一个叫潘德福的。”
庄师傅的脚步停了。“认识。”他说，“老潘，二班的司机。”
“他人怎么样。”
“怎么样。”庄师傅重复了一遍，走了两步，在布堆那儿站住，“他跑这趟线跑了二十多年，从厂子到县城，一趟四个钟头。”
他弯下腰，用手指拨了拨布堆最底下一匹的边角。“你问老潘干什么。”
“我那批布是他送的。”我说，“十一月十六号，三十匹深蓝腈纶。”
庄师傅直起腰，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墙边的水泥台子那儿，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子里出来。“小同志，”他说，“我跟你交个底。”
我站在他对面，没吭声。“十一月十六号那一车。”他说，“是拉了四十匹走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面上没动。“出库单上写三十匹。”他说，“多那十匹，是搭车走的。”
“搭什么车。”
“搭到县城去的另一趟车。”庄师傅说，“那个车是送棉纱的，从东门走，不走正门。”
“谁的车。”
“也是我们厂的。”他说，“不过车不是我们厂的，是搭别人的。”
“搭谁的。”
庄师傅把烟灰弹在地上。“那车是供销社的。”他说，“你们社里那辆送煤的卡车，每个月都来两趟，来了就停在后门那块空地上，工人下去搬东西，搬完就走。”
我站在那儿，耳朵里嗡的一声。“你们社里的车。”我说。
“你们社里的车。”庄师傅说，“老潘那天跟司机说了，那十匹布搭那辆车，送到库房后门。”
“十一月的十六号那天，”我说，“您在场吗。”
“我在门房。”庄师傅说，“我看着那辆车进来的。”
“您看见是十匹。”
“我看见的是布。”他说，“十匹还是八匹，我哪能一匹一匹数，我又不是计量员。”
他吸了最后一口，把烟头摁在水泥台子上，摁灭了。“小同志，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看见你了。”他说，“上午你来的时候，在车间里看标签，看了半天，你看标签的样子我见过。”
“像谁。”
“像当年跟我打官司的一个女同志。”庄师傅说，“七九年那回布的事，她也是这么看的，一匹一匹看标签。”
“她赢了吗。”
“赢了。”庄师傅说，“赔了社里四百八十块。”
我站在染织厂门口，风从东边过来，把地上的碎布屑吹起来，落在我的裤脚上。“大爷，”我说，“您愿不愿意跟我去一趟县里。”
“去县里干什么。”
“作证。”
庄师傅从口袋里把烟盒捏了捏。“我六十一了。”他说，“我一个月三十八块五的工资，家里还有个小儿子在读中专。”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个屁。”他说，“你不知道。你现在要我去县里，回头他们找上我，我这份工作就没了。”
“我知道。”我说。“知道你还问。”
“您要是不想去，我自己去。”我说，“我一个人去，路上我把这个再说一遍就行，说我是听一个门房说的，门房姓庄。”
庄师傅盯着我看了很久。“你这个小同志，嘴还挺硬。”
他把烟盒塞回兜里，从门房里拎出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我跟你去一趟。”他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您说。”
“我去了县里，你们社里的事我不管。”他说，“那十匹布谁弄走的，我不认识，我也不问。”
“成交。”
他跟着我出了厂门，走了两步他停下来。“姑娘。”
我愣了一下。“你是女的。”
“我是女的。”
“那就是了。”他背上帆布包，“女的做柜台记十年账，不容易。”
从城北回县城要过两条河，木桥上颠得厉害，他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抓着车座边的铁架。“姑娘，”他在后头说，“我问你个事。”
“您说。”
“你们社里丢布那事，”他说，“是不是有个小孩被记上了。”
我的车把一歪，差点骑进路边的沟里。“您怎么知道。”
“我听说。”他说，“上个月我去县城办事，在二轻局门口听人说的，说供销社抓了个偷布的小孩，十二岁，是主任的外甥还是侄子。”
我没说话。“姑娘，”他说，“那孩子不是他拿的，对不对。”
我骑着车，风从耳边过去，眼泪一下就下来了，我赶紧用手背去擦，可那风把眼泪往脸上吹。“您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庄师傅说，“我就是看着你，才这么问的。”
到了县城，我先去了县二轻局。郑科长在办公室，我把台账那页折好的纸放在他桌上。
“郑科长，我想问一句。”我说，“十一月十六号，红旗染织厂出了四十匹深蓝腈纶，出库单上写三十匹，多出来十匹搭我们社的车，从后门进的库房。”
郑科长把那张纸拿起来，打开，看了很久。“你怎么知道四十匹。”
“染织厂的门房告诉我的。”我说，“他今天跟我一起来的，在楼下。”
郑科长站起来，走到窗边，往楼下看了一眼，然后回来坐下。“同志，”他说，“这事你不能这么捅上来。”
“我知道程序。”我说，“报告我写，我们主任签字，社里盖章。我写好了就送。”
“你主任会签吗。”
“不会。”我说，“所以我先找您。”
郑科长把那张纸折好，放进抽屉，锁上。“给我两天。”
两天以后，出了一件事。十一月二十四号，供销社开大会，社里要宣布今年第三季度评选先进。开会前二十分钟，传达室的老李头找到我。“你的东西。”
他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我伸手进去摸，摸出来的是一张纸，对折的。我打开。
是一张订货单，十一月十七号的日期，货号棉八三-深-12，四十匹深蓝腈纶，货主那一栏写着红旗染织厂，地址、规格、数量都对得上。收货单位是县供销社。
送货方式是自提。“那一批单子上写的是自提。”老李头说，“二十八号进的货。”
我看着那张单子。十一月十七号写的单子，二十八号进的货，十一月二十号晚上磁带不在传达室。“这是哪来的。”
“社里一个同志塞到我门缝底下的。”老李头说，“他没留名字。”
我拿着单子往楼上走，走过楼梯拐角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单子从我手里滑下去，我赶紧接住。行政办公室门口站着老周，夹着本子。
他看见我手里那张纸，脸色变了。“那是什么。”
“订货单。”
“给我看看。”
我把单子递过去。他接过去，扫了一眼，抬起头看我。“你从哪儿弄来的。”
“门缝底下。”
老周的手开始抖，他把单子对折，再对折，折成很小的一块。“老周。”我说，“十一月十六号四十匹，十一月二十八号又进四十匹，加上十一月十七号这一单，社里的深蓝腈纶对不上数。”
“你听谁说的。”
“染织厂的门房。”
老周把手里那一小块纸攥成一团，攥得指节都白了。“魏素芬。”
这是他头一次叫我的名字。“你在柜台上站了十年，”他说，“你以为你很能算。”
“我在柜台上站了十年，”我说，“我就是会算。”
他把这团纸塞进兜里，转身进了办公室，门在他身后关上。我在走廊上站了很久，走廊尽头那扇窗户的光斜过来，照在地上一块亮一块暗。我转身去敲开会的门。“各位同志，”我说，“我有一份订货单要交。”
会开了两个钟头。散会的时候，二轻局来了两个人，还有公安上的两个。老周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那两个人从后门带走了赵建军。
是我认得的那张脸，十二岁，头上剃了个缺口，棉袄袖口磨得发白。他从我身边过的时候，眼睛往我这边看了一眼，又很快低下去。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这个卖海盐的姑姑，为什么把它给弄没了。我没说话。那两个人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其中一个回头问我。“你是不是魏素芬。”
“是我。”
“十一月十七号那天的柜台是你值的。”
“是我。”
他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上楼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传达室，老李头坐在里头喝茶，缸子边上那盘花生米还在。
他没看我，他在看自己那个窗台，窗台上有一层灰，灰上有半个手印。三天以后，十二月二十七号，供销社贴出了处理决定。
那二十八匹深蓝腈纶，是主任周德海拿十匹布顶的数，多出来那十匹搭车走了，剩下的二十八匹从库房后门出去，账上写成了失窃。
赵建军记了一次，理由是他进了库房。老周记大过，扣三个月奖金，调离供销社。那张订货单，是老李头从门缝底下塞给我的。而我，在社里又站了三年才退休。
退休那天，主任换了一个新的，姓陈，我把柜台擦干净，把算盘收进抽屉，那本台账交上去。
交之前我翻到十一月十七号那一页，那上面写着二十八匹，数字跟十年前一模一样。我站在柜台后面看了一会儿，把本子合上，送到新主任手里。“魏师傅，”陈主任说，“您这十年，一笔都没算错过。”
我把台账放下，说了一句。“算错过的那笔，”我说，“不在本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