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两封寻人信
我把最后一封信塞进收发室那个铁皮信箱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操场上的灯亮了一半，露水落在台阶上，脚步声黏在地上。
那封信是写给高三一班一个我从没说过话的女生，她是广播站的，每天下午放那首《送别》，放完就抱着本子回教室。
一共两千三百一十二封，全校学生每人一个信封，从五月六号写到五月二十四号，整整十九天，我连课间都在写。写信这个法子是我妈留下的那张纸条逼出来的。
那张纸条对折过很多回，四个角都磨圆了，正面是钢笔字，笔画很重，写着周怀山，一九六二年冬生，左耳有个豁口，机械厂电焊。
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字迹跟正面不一样，写的是他弟周怀水，纺织厂，碱厂那边。那年我十二岁，纸上的字我每个都认得，可我不认得写这张纸的人。
我拿它去过机械厂，厂门口的传达室说没有这个人，我不信，我又去翻了车间的花名册，八十年代进厂的那一册翻到底也没有。
后来我去派出所问，说1962年生的姓周的能查，要户口底卡，得派出所开证明，我那时候一个月挣三百块，拿不出证明。
我去碱厂找周怀水，碱厂的人说这名字有个，但人早调走了，我问调哪儿去，他们说南方。南方有几个省我知道，我不知道是哪个。
我登过一次寻人启事，登在晚报的中缝上，登了三个月，一共花掉四十七块五毛，一行都没登出来。
那三年我把能想的都想过了，攒钱买票去南方，被人说听不懂口音，又托同学家长打听，同学家长说天下姓周的人多了去了。最后我把主意打到了全校两千三百多个人身上。
两千三百个人，每个人的爹妈叔伯姨舅姑奶奶，总有一个认识机械厂的，或者认识纺织厂的，或者认识一个会看报的人。
我把这件事在心里翻来覆去算了三个晚上，算的不是信能不能到，是信到了以后有没有人愿意替一个陌生人去问一句话。答案是大多数人不愿意，谁愿意呢。
所以我在每一封信的最后，都留了一句话：请把信交到收发室，我每天下午都在。
那十九天我白天上课，晚上写信，教室里熄灯以后我搬一张桌子到走廊上，借着应急灯那点黄光写，蚊子从脚边飞过去，我不敢动脚。
写到第八百封的时候右手小指抽筋，我用夹子夹着笔写，手腕酸得抬不起来，就趴在桌上睡十分钟，醒来接着写。
我的字前两百封还工整，越往后越歪，最后那几十封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信封是我在邮局买的整包牛皮纸信封，一毛二一个，包邮，两千三百多个花了二百七十八块。
我把买信封剩下的钱留着，那是我的饭钱和回家的车票，我算过，一共剩四十六块三，数了三遍，一分都没敢多花。
写到第三百封的时候，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桌上摊着一摞没收好的信封，她问我是不是在搞传销。
我说我在找人。她拆开两封，看见里头写的都是同一句话，问我找谁。
我说找一个叫周怀山的人。她想了想，说这个名字她没听过，让我别耽误上课。
她把那摞信扣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说等家长会再还给我。我站在办公室门口没走。
第二天她把信还给我了，一封都没少，还多了一沓邮票，用皮筋捆着，她没说是谁给的。
我拿着那沓邮票回教室，数了数，四十七张，够我再写四十七封。
我在每个信封上都写了一个问题，问收信人认不认识机械厂的人。写完才知道，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得像往河里扔一块石头，问它认不认识水。
五月十号那天，收发室的大爷拦住我，说信箱塞满了，让我分两次投。
我蹲在收发室门口把信分两摞，一摞塞进去，另一摞抱在怀里，抱了一节课。
有人回了信。第一封是隔壁班男生写的，只有一句话：我不认识，你别再写了。
第二封更短，纸上画了一个圈，圈里写着“神经病”。我把那张纸折起来，夹在作业本里，没扔。
第三封是一个女生回的，她说她舅舅在纺织厂，让我去问传达室的老李。我去了，老李说我舅舅早退休了。
我把这些回信都收在一个饼干盒里，盒子是铁的，盖子上印着一只红兔子。
饼干盒里最多的时候有十一封信，七封说不认识，两封骂我，一封让我别再往学校寄。
剩下一封没有署名，只写了一句：机械厂的老周家住在城北染坊后头。我把那句话看了很久，没敢信。
五月二十四号晚上，我写完最后一封，手指头伸不直，用热水泡了十分钟才缓过来。
我把笔帽盖上，桌上的信封摞得比课本还高，最上面那封写着高三二班周雨。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回，我只是把她名字写在了最后一个信封上，因为广播站每天下午放《送别》。
我给自己也写了一封，装在最后一个信封里，封皮上写林晚收，我把它塞进了铁皮信箱的最后一层。
五月三十号那天，全校拍毕业照，一千多人站在操场上按班排成方阵，摄影师喊了七八遍“笑一个”，大家都在笑。
站在我旁边的女生一直低头整理她的袖口，我忽然想跟她说一句什么，可我一张嘴就是那句已经写了一千遍的话。
毕业典礼在六月一号上午，校长讲话讲了四十分钟，念了九十八个优秀毕业生名单。
念到我的时候，我的名字和年级第七在一起被念出来，我听见有人在后面小声说，那个每天在走廊上写信的是她吗。
我知道不是，因为那十九天走廊上不止我一个人写信，我还听见别的班有人在传纸条，那声音更响。我还知道一件事，六月二号上午我根本没去学校。
那天我在城里的邮局，我要寄一张加急电报，电文只有四个字：请回信务必。我在柜台前排队的时候，前面那个小姑娘一直回头看我手里的信封。“你也是给林晚送信的？”她说。
我说是。她把手里的信封举起来给我看，那是最普通的一种牛皮纸信封，右下角用铅笔写着高三二班周雨。“那我们一起寄。”她说，“我在这儿等了两天，邮筒我不敢投，怕投错了。”
我们在那个柜台前把两封信一起塞进了邮筒，那天是六月一号。第二天上午，回信到了。信封上写着“林晚收”，四个字是她的笔迹，跟她那封不一样，这封是用钢笔写的。
我是在传达室拿到的，拆开以后里面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横格，边上有毛。上面只有一行字。你写的那个名字，是我爸。
我在传达室的窗口站着，把那张纸看了三遍，然后跑出校门，在马路中间蹲了下来。那天是六月的太阳，晒在背上很烫，纸在我手里被汗浸得有点软。
我在马路中间蹲了很久，蹲到腿麻，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差点撞在路边的邮筒上。回信的那位，我后来知道她是高三二班的周雨，她爸是机械厂的老工人。
可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写了那个名字的人，是她自己父亲。我在传达室给周雨回了一张纸条，从那以后我们每天中午在天台见面。
天台是学校最高的地方，水泥台上晒着一排排的拖把，谁也不上去，只有我们两个，因为那儿能看见后门外面那条街。“你怎么想到写信的。”她问。
“我找了三年。”我说，“一个人找一个人，多慢啊。”
“两千三百个人。”她说，“你是不是傻。”
“我算过。”我说，“两千三百个人的爹妈叔伯，总有一家认识机械厂。”
“要是没人回呢。”
“那我就再写一遍。”我说，“再写两千三百封。”
周雨笑了一下，那天风很大，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拿手背去挡。“我爸在机械厂干了三十年。”她说，“他去年才退。”
我手里的水瓶掉在地上，滚到墙根。“你爸叫什么。”我说。
“周怀山。”
我把水瓶捡起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是凉的，我一口咽下去，呛了一下。“你确定。”我说，“你确定是周怀山。”
“我抄过他的名字，抄了三十年。”周雨说，“左耳有个豁口，他电焊的时候被溅的。”
我坐在天台的水泥台上，两只脚垂下去，鞋尖够不着下一层，楼下操场上有体育课的人在跑。我妈那张纸条上的字，一笔一划都重，写的正是周怀山三个字。“你怎么有我爸的名字。”周雨问，“我们家的东西你怎么会知道。”
我把那张对折过很多回的纸条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她。她看了两遍，手指在那个“山”字上停了一下。
“这个字我爸写不来。”她说。
“什么意思。”
“我爸小学没毕业。”周雨说，“他写不来山字，他写的时候那一竖是直的，竖钩没有出来。”
她把纸条翻过来，指背面那一行小字。“这行字是我妈写的。”她说，“我爸的字我认得。”
那天中午我们在天台上坐到上课铃响，谁也没说话，风把拖把上的水珠吹到我们鞋上。第二天下午我请了假，坐了两个小时公交，去了城北的机械厂。
厂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底下有个修车摊，摊主是个瘸腿的老头，摊子上摆着一排拆下来的轴承。“大爷，”我说，“周怀山在哪个车间。”
老头抬起眼皮看我，手里的扳手没放下。“你找谁。”
“周怀山，五九年或者六二年进厂的。”
“机械厂的周怀山？”老头说，“焊工班的老周？退了。”
我的手扶在树干上，指头抠进树皮的裂缝里。“他人呢。”
“去年退了。”老头说，“退了以后就在家里带孙子。”
“那您知道他家在哪吗。”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我卡在那儿，那三个字我说不出口，“我受人之托，找他有点事。”
老头看了我两秒，把扳手放在工具箱上，用袖口擦了擦手。“出大门往右，走到第二个路口左拐，有个染坊，那条巷子进去到底就是。”
我道了谢就走，走出十几米我又回头。“大爷，”我说，“他左耳朵是不是有个豁口。”
老头正在拧一颗螺丝，手停了一下。“你认识他？”
“有人说过的。”
“认识他的人多着。”老头说，“那豁口焊活儿烫的，厂里好几个人有。”
我站在原地，脑子里嗡嗡的，那声音把街道上卖西瓜的声音都盖住了。
从机械厂出来，我走了两里地到那个染坊，巷子很窄，两边墙根堆着染坏了的布，一摊一摊的水，苍蝇在上面绕。
巷子到底那家的门是木板门，门上贴着一张红纸，写着一个福字，褪成了粉色，边缘翘起来。我敲了三下。
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头发花白，穿一件蓝色的确良褂子，袖口有毛边。“你找谁。”
“请问周怀山在吗。”
“在。”她说，“你是哪儿的。”
“机械厂给他捎个东西。”我说。
她把我让进去，院子里的水泥地扫得很干净，墙角种着一丛月季，开得不好，花瓣边上是黑的。
堂屋里的桌上摆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七八个穿工装的年轻人，站在一台机床前头，最右边那个瘦。“相框里哪个是您爱人。”我问。
她指了指最右边那个，个子不高，耳朵那一侧看不太清。“他现在耳朵好些了。”她说，“那豁口长好了，就一个小坑。”
我在那间屋子里站了很久，看着桌上那个搪瓷缸，缸底一圈茶垢，缸身印着一行红字，是“先进工作者”，罐口缺了个角，用胶带缠着。
周怀山从里屋出来，端着一碗水。他比我想象的瘦，头发已经全白了，左耳那儿果然有个小坑。“你是谁。”他问。
“机械厂的。”我说，“有人托我给您带个话。”
“带什么话。”
“他说，”我开口才发现声音是抖的，“他说他不是不想找，是他找不着。”
周怀山把碗放下。“谁。”
“周怀水。”我说。
那个碗在桌上磕了一下，水溅出来，洒在相框的玻璃上，顺着玻璃往下流。“你说谁。”
“周怀水。”我说，“碱厂的，他在纺织厂，碱厂在市北边上，他一九六二年冬天生的。”
周怀山站在桌子对面，两只手撑着桌沿，撑得很用力，指节都白了。“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个名字。”
“我妈留下的。”我说。
“你妈是谁。”
“我妈叫刘云。”
那张照片上，最右边那个人的旁边，还站着一个人，瘦，个子也不高，一只手插在工装兜里，站得很直。一九六二年冬天生的。
我后来才知道，我从来没找错人。找错的是我妈。这句话我花了三年才想明白，想明白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那年六月我坐了两个小时公交去机械厂，从染坊出来，天已经擦黑，我沿着巷子往回走，走一步想一步，鞋底踩在染坏了的布上，滑得走不稳。
我想的是如果周怀水就是我爸，那我妈为什么只写了两个字，“怀水”，没有写“怀山”。
现在我想明白了，她写的是周怀山三个字，可她说那是周怀水，一九六二年冬天生的，那是周怀水的生日。她把两个名字写在同一张纸条上，一张正面一张背面，让我自己看着办。
而她自己在这三年里一直在告诉我，我爸叫周怀山。我到家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屋里灯亮着，我妈在灶台前下面条，锅里咕嘟咕嘟地响。“回来了。”她说，“信写完了。”
“写完了。”
“收发室的人说，昨天有一千多封信到。”她把面条捞进碗里，“你怎么写的。”
“每人一个信封。”
她把碗放在桌上，看着我，锅铲还捏在手里。“林晚。”她说，“你写了多少字。”
“两千三百个名字，每个名字底下写一句我知道的事。”
她没说话，灶上的余火烧得铁锅底滋滋响。“两千三百句话，十九天。”我说，“我小指抽筋，我用夹子夹着笔写。”
我妈坐在桌子对面那把椅子上，一动不动。“妈。”我说，“你为什么骗我。”
她把筷子放下，摆在碗边上，摆得很齐。“我没骗你。”她说，“你爸叫周怀山，这是真的。”
“那周怀水是谁。”
她抬起头看我，眼圈是红的，可她没哭。“你爸有个弟弟。”她说，“你没见过。”
我坐在那里，手心里全是汗，汗把裤子浸湿了一块。“你爸跟他弟弟，一九六二年冬天，一块进的机械厂。”她说，“那年他们俩都十九。”
“他们两个都在机械厂。”我说。
“都在。”我妈说。“可你说周怀水在纺织厂，在碱厂。”
“他们那时候分开了。”我妈说，“你爸在机械厂焊，怀水去了碱厂。”
“为什么不找。”
她的手指在桌面上收了一下。“你爸不想找。”我妈说，“他说怀水那时候在碱厂出事了，他去了，就等于再把家里搭进去一个人。”
我的手在桌子底下抖。“他们两个是一起出的事。”我妈说，“厂里出了事，怀水背得重，你爸签的字。”
“什么事。”
我妈没答，站起来去关煤气灶，灶上的火苗嗤地一声灭了，锅里那点汤收了上去。“你今天先吃饭。”她说，“面要坨了。”
那碗面我吃了三分钟，坨了，汤也凉了，浮着一层白色的碱花，我一口没喝。
那天晚上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听见我爸妈在卧室里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可隔音板薄，隔壁就是我的耳朵。“你怎么去了机械厂。”我妈的声音。
“她给的。”我爸说。
“信是怀水写的。”我妈说，“那孩子终于写出来了。”
“可怀水已经走了。”我爸说。“那你为什么还让她去找。”我妈说。
我爸没答。“你怕什么。”我妈说，“你怕她知道，还是怕她不知道。”
卧室里安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们睡了，翻了个身，把沙发压得吱呀一声。“我怕她知道以后，”我爸说，“天天看着我的脸，想她叔的脸。”
我坐起来，把客厅的灯拉亮了。我爸从卧室出来，穿着背心，趿着拖鞋，看见我坐在沙发上，他站住了。“爸。”我说。
他站在那儿没动。“你签的字。”我说，“一九六二年，机械厂。”
他闭上眼睛。“妈。”我说，“你让我找的是周怀山，可周怀山不是我爸。”
“他们两个都是。”我妈从卧室出来，披着一件薄外套，扣子系错了一颗，“你是他们两个人的。”
我站起来，膝盖撞在茶几上，疼得我弯了一下腰。“他们两个都是什么。”
我爸在沙发上坐下，用手撑着膝盖，头一直低着，那盏台灯的光只照到他的后脑勺。“你有两个爸爸。”他说。
我站在客厅中央，两只手垂在身侧，指尖还在抖。“两个。”我说。
“两个。”他说。
“哪个是真的。”
“两个都是真的。”我妈说，“真跟假不冲突。”
“林晚，”我爸抬起头，“你先坐下。”
我没坐下。“你签了字。”我说，“你把怀水的名字签在了什么位置上。”
他看着我，那道从眉毛到颧骨的疤在灯下显出来，比我小时候想象的深。“我签的检举材料。”他说。
“检举谁。”
“事故报告。”他说，“报告上写的是我操作不当。我签了，我就保住厂里，保住剩下的二十二个人。”
“你自首了。”我说。“我顶了。”他说。
我听见自己嗓子里有声音，不是哭，是一口气堵在喉咙里出不来。“所以怀水他……”
“怀水在事故里也伤着。”我爸说，“他比我重。他从罐子底下爬出来，人是清醒的，他跟我说，别签。”
我愣住了。“可他没上来。”
“他没上来。”我爸说，“他回去拉人了。”
客厅里静了很久，静得能听见楼道里邻居家电视机的声音，隔着墙，嗡嗡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鼓。“拉谁。”
“拉一个被压住的。”我爸说，“他上去拉，拉到一半，罐子第二次爆。”
我的手撑在茶几上，指尖压着桌面那个掉漆的地方。“你签了字，厂里保住了。”我说，“他就没人问了吗。”
“问了。”我妈说，“查过三年。”
“查出来是谁了吗。”
我妈没答，她看了我爸一眼。“查出来是我。”我爸说。
我坐在客厅的地上，背靠着茶几，膝盖还在疼，客厅里的挂钟走得很响。“你们两个。”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爸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外面是黑的，楼下有人在喊什么，听不清。“厂里那年有个事故。”他说，“配电房，氨水罐子爆了。”
“出了人命吗。”我说。
我妈的手扶在门框上。“两个。”她说。
我听见自己耳朵里嗡的一声，像有一列火车从很远的地方开过来，轰的一声把别的声音全盖住了。“出的两个，一个是怀水。”我爸说，“另一个是我。”
我抬头看他。“你好好的。”我说。
“那年我伤着了，脸上一道，从眉毛到颧骨。”他用手指在自己脸上比了一下，“厂里报的是重伤，怀水……怀水没上来。”
“周怀水没了。”
“嗯。”
我爸说完这两个字就坐下了，坐在沙发最边上，屁股只占了一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所以我妈让我找的是谁。”我说。
“你爸。”我妈说，“你从小到大跟你爸一样，眉毛这里有一道浅的，冬天会发红。”
我抬手摸自己的眉毛，那一道疤摸不出来，只有一点点不平。“怀水没结婚，没有孩子。”我妈说，“他要是不在了，这世上就没有他的孩子了。”
“可你明明写了他。”
“我写了。”我妈说，“我写了两个名字，我就是要你去问出真相。”
我坐在地上，抬头看她。“你为什么不说。”
“说了你就不姓林了。”我妈说，“怀水要是活着，怀水家的孩子就得姓周，你爸不同意。”
“那现在呢。”
我妈没答。“妈。”我说，“现在我爸也知道了。”
“知道什么。”我妈问。“知道他不是唯一一个。”我说。
屋里没有人接话。楼上谁家在挪凳子，凳脚在水泥地上拖着响。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妈找的是周怀山，而不是周怀水。
因为周怀山活着，他有工作，有户口，有一间染坊边上的房子，他能当我的父亲。而一九六二年冬天留在配电房的那个人，连一张能证明他存在过的纸都没有。“我妈，”我说，“那张纸条，你藏了三年。”
“藏了三年。”
“为什么是现在。”
我妈走到桌边，把那碗已经坨了的面端起来，倒进水池里，池底有一层油花。“你高三那年有一天回来晚了。”她说，“你在楼道里哭，我问你怎么了，你不说。”
“高考完了。”
“你哭了三次。”她说，“我算着日子，到六月就明白了，你是在攒钱。”
我坐在地上，喉咙发紧。“我一个月攒一百二。”我说，“我算过，够买一张硬座票。”
“不够。”我妈说，“你还要吃饭。”
“那张纸条。”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打算给我的。”
“你十六岁那年。”我妈说，“你把它从抽屉里翻出来看了三次。”
我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我以为你是要撕了它。”
“我是怕你撕。”我妈说。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坐在客厅里，谁也没再说话，客厅的挂钟走得很响，指针一格一格地跳。
我爸的手一直放在膝盖上，虎口那儿有一道很深的疤，像是被什么划过，那道疤比脸上的还长。“妈。”我说，“那两年，你们是怎么过的。”
我妈把薄外套的扣子系好，那颗错的扣子她一直没改。“你爸每年清明都去。”她说，“一个人去，不带我，也不带你去。”
“去哪儿。”
“厂子后头有片空地。”她说，“早先是荒地，后来修了路，修了水泥广场。”
“那不是公墓。”
“不是。”我妈说，“那儿埋着的都是厂里出事的工人，厂子自己立的碑。”
我爸开口了，声音很低。“一共二十三个。”
我的手指抠进沙发缝里。“碑上有名字。”他说，“我去看过，一个一个看。”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他说，“告诉你你叔在哪儿。”
“他在哪儿。”
我爸没答，站起来走进卧室，把门带上了一半。我妈看着那半开的门，跟我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别说下去。“妈，”我说，“碑上有他的名字，对不对。”
“有。”她说，“二十三个名字，一块碑。”
“那你们去看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你那时候才十二岁。”我妈说，“十二岁的孩子不适合知道这些。”
“那我十六岁翻出那张纸条，你们就知道我会问。”
“对。”她说，“我们等你问。”
“为什么我问了三年，你们都不说。”
我妈站起来去厨房，把那只搪瓷缸端出来，给我倒了一杯水。“因为你爸一直在等。”她说，“等你自己找到。找到了，说明你信他，他才能把那年的话说出口。”
我端着那杯水，手心是热的。“可我找到的是周怀山。”我说，“不是周怀水。”
“那你说他是不是你爸。”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是。”最后我说。
“那不就结了。”我妈把缸子往我面前推了推，“你叔那封信，你写了几封。”
“两封。”我说，“一封给怀山，一封给怀水。”
“写了什么。”
“一封写我这三年怎么找的，一封写……”我低下头，“一封写他是我的谁。”
“你叔那封你怎么写的。”
“叔，我没见过你。”我说，“我妈说你一九六二年冬天在机械厂的配电房走的，那年你十九岁。我今年十八。”
我妈的手在缸子把上停住了。“写得好。”她说。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早，天刚亮就出了门，楼下有人在遛狗，狗链子哗啦哗啦地响。我在楼下站了半个小时，然后去了邮局。邮局开门是八点，我排在第三个，前面有两个人在寄月饼。“寄一封平信。”我把信封推过去。
收信人那一栏写着：机械厂 周怀山。“你跟他什么关系。”柜台的人问。
我想了想。“父子。”我说。
那是我第一次跟一个陌生人这么说我和周怀山的关系。从邮局出来，我又去买了两个信封，一块二。
我给周雨写了张纸条，我在纸条上写：你爸是我爸，也是我叔。他现在知道了。他说想见你。中午她在天台上回了我一张纸条，字写得很急，纸上有两道折痕。
她写：你爸是不是我爸。我回：是。她又写：那你是谁。我在天台上坐了很久，风把纸吹得哗哗响，拖把上的水滴落在我的领子上。我最后写了三个字：我也是。
那天傍晚周雨在校门口等我，她背着一个双肩包，拉链上挂着一个掉漆的小铃铛。“我爸说，”她说，“他有个弟弟，一九六二年冬天没了。”
“他说他有个弟弟。”
“他说，”周雨的眼睛红了，“他有两个儿子。”
我伸手把那个小铃铛捏住了，铃铛不响，因为漆掉了。“我爸说你也是。”她又说了一遍。
我点了点头。那天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坐到了天黑，公交车来了两趟我们都没上，坐车的人隔着玻璃往里看。“我给全校写的那些信。”周雨说，“两千三百封。”
“嗯。”
“有一封是我回的对不对。”
“你回的那封我贴邮票了。”我说，“六毛八。”
“我没贴。”
“我贴的。”我说，“我贴了六毛八。”
周雨笑出来，笑到眼泪掉下来，用手背去擦。“我爸说你写的那个名字是他。”她说。
“我写的是周怀山。”
“我知道。”她说，“所以我才回。”
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妈在灶台前炒菜，锅里是酸辣土豆丝，油星子溅在灶台上。“今天那个信寄出去了。”我说。
“寄给谁。”
“寄给我爸。”我说，“也寄给我叔。”
锅里的铲子停了一下。“他们两个。”我妈说，“是一封信，还是两封。”
我把书包放在门边的椅子上。“两封。”我说，“各写各的。”
两封信我写了两个晚上，一封一封写，手边放着那张纸条压着。
第一封写给周怀山，写的是我这三年怎么找的，写我在机械厂门口的槐树下站着，写那张相框里七八个穿工装的人，写我十二岁那年拿着纸条在传达室站了半个小时。
第二封写给周怀水，我不知道怎么开头，我在作业本上写了撕，撕了七张，作业本后面那一页全是毛边。
最后我写了一行字，说我没见过他，我妈说他一九六二年冬天在机械厂配电房走的，那年他十九，我十八。我把两封信封好，用的是买信封剩下的最后两个。
七月里我收到回信。周怀山的回信是他自己写的，字很硬，钢笔写的，一笔一划都往下扎，纸都划破了两处。
他写：你妈说你找我找了三回。第一回是七九年冬天，你在传达室问了半个小时，我不在。第二回是八一年春天，你拿着纸条，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周怀水的人。
他说：我当时说，这人我认识。他说：那天我要是拉着你多坐一会儿就好了。最后一行，他写：孩子，我跟你叔长得不像，可你眉毛上那道，跟我一样。
我把那封信读了三遍，读完趴在桌上哭了很久，眼泪把钢笔写的字泡开了一小块。周怀水的回信是周雨替我取回来的。
那信在机械厂传达室，是周怀山替我收的，收了以后他没拆，等我毕业典礼那天给了我。信封是那种老式的牛皮纸信封，边角磨圆了，上面写着两个字，怀水。
里面是一张照片，黑白的，四寸。照片上有三个年轻人，站在机械厂门口那棵槐树下，最左边那个个子最高，中间那个笑，露着一排牙，最右边那个瘦，手插在工装兜里。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写的是：六一年国庆留影，怀山、怀水、志刚。我妈在旁边说，中间那个是你叔。“你怎么认得。”
“他笑的时候左边少一颗牙。”我妈说，“你小时候缺的那颗，就是随他。”
我把照片翻过来，对着窗户的光看。那一行字的笔迹，跟我妈那张纸条上的正面一模一样。也是那种笔画很重、竖钩出不来、山字写不出来的写法。
我妈一直说的是实话，她只是没说全。那年七月我去看我叔。不是去公墓，是去机械厂。
厂子早几年就搬了，老厂区改成了一片居民楼，只剩门口那棵槐树，树还在，砍过，树冠重新长出来一蓬，叶子比原来小。
我在树下站了很久，把那张四寸的照片从口袋里掏出来，举起来对着树。“叔。”我说，“我找着了。”
树上没有风，槐花落了几点在我肩膀上，白的，一碰就碎。回家那天我跟我妈说，我打算报机械厂的中专。我妈手里的碗差点掉了，碗沿磕在桌沿上，磕出一个响。“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报机械厂。”我说，“焊工班。”
“为什么。”
“因为你写了两个字。”我说，“爸，叔。你们两个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山”字。”
我妈看着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可她还是笑了。“林晚。”她说，“你爸那个字写不来，是你叔写的。”
我愣在那儿。“槐树上那张照片，”我妈说，“背面那行字不是你叔写的，是你爸写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妈为什么让我去找周怀山。因为那三个字里，只有一个人写得出来。九月我上了中专，在市里的机械工业学校，学的焊工班。
宿舍是八人间，我分到靠窗那个床，铺位底下有个铁皮箱，我把那张四寸照片压在箱底，箱子上有一块凹的地方，正好卡住相框的角。
第一个月我学会了仰焊，手抖，焊出来的鱼鳞纹歪得像蚯蚓，师傅看了半天没说话。后来他说我焊得难看，可他说我稳，不像学徒，倒像个替家里干活的人。
我给周怀山写了一封信，也给周雨写了一封。信里我说我在学焊工，学的就是六十年代他那一行。周怀山回信比以前短，他写：周怀水比我聪明，学什么都快，可惜他坐不住。
他说：你学的是他的手艺，也是我的。周雨回了一封，夹了一张照片，是她和李老师的合影。
她在背面写：林晚，我把你写的那两千三百封信留下来了，邮费我还你，六毛八，我先欠着。我再也没收到过别人的回信。两千三百封信里，只有那一个信封回来了。
那封信我留着，装在一个饼干铁盒里，盒盖上贴着一张贴纸，写着我的名字，贴纸是周雨给我的，她用圆珠笔写的。
毕业那年我把它带去了实习的厂，就是当年那家机械厂的新厂区，三千多号人，两条焊接线。我分到二号线上，焊的是水箱，铁皮厚的，焊起来火星子直往裤腿上掉。
第一天领工具的时候，师傅问我叫什么。“我叫林晚。”
“多大了。”
“十八。”
“十八就上焊工班啊。”他笑，“想当劳模？”
我摇头。“我就想把这两个字写好。”我说。
师傅没听懂，问我什么两个字。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摊开给他看，正面那三个字，笔画很重，竖钩出不来。背面那三个字，也一样。
师傅看了很久，把纸条还给我，一个字没说，转头招呼我上工。那天的太阳很大，厂房外面是水泥地，晒得发白，槐树早就没了，可我总觉得树在那儿。
我举起焊枪，点火之前，我深吸了一口气。那一栏，我留给自己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