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笔三十年，我手上过了上万支笔。柜台上那束头发，是唯一一样没做成东西的。
头发用油纸包着，四四方方，压在笔匣最底下。匣子是樟木的，掀开有股旧味。我一个月掀一回，掀开看一眼，再压回去。
虫市东头这条巷子，做笔的就我一家。铺子叫文墨坊，门脸窄，一块旧木牌被雨啃得只剩半边字。
来的人多是买一支写契的笔、写牌位的笔、给孩子开蒙的笔。笔这东西不分贵贱，只分腰。
笔有腰。笔头中间那一截叫腰，腰软了，字就浮，落在纸上站不住；腰硬了，字就瘦，写得快一点就断。
做笔的人先看腰，再看锋。锋是尖上那一点，写字的人一辈子看的都是锋，做笔的人一辈子琢磨的是腰。
那束头发是三十年前搁下的。
那天早上刚开门，门外的青石板上还结着一层薄霜。进来一个妇人，三十上下，蓝布褂子洗得发白，袖口上缝过的地方能看出线脚。她把一个油纸包搁在柜上，推过来。
“做一支笔。”
我把纸包打开。里面是一束头发，软，细，发梢带一点黄，用红线捆着。不长，最长的那几根也就一拃。
“胎发。”
行里的人都认得胎发。孩子满月剃下来的头一茬头发，有些人家留着，攒成一小束，用红线捆住，塞在箱底。
讲究的人家会拿它做一支胎发笔，等孩子开蒙那天拿出来，写第一个字。这种笔我做过。做过很多支。
胎发做的笔，腰最难做。小孩子的头发太软，一束不够，得用几十根攒成笔柱，外面再裹一层硬的。
裹得不好，写三个字笔头就散。我做过最难的一支，是一个木匠的孙子，头发硬，做出来笔锋挺得很。
“孩子多大。”
她没答。她的手搁在柜面上，指头很干，指甲缝里有一点黑。
“胎发做笔，得知道孩子几岁。”我把纸包往她那边推了推，“满月的头发和五岁的头发不一样，做出来的腰也不一样。太软的头发，我这边还得掺别的。”
“三岁。”
“三岁剃的？”
“满月剃的。”
“留了三年。”
我把那束头发拿起来，在指头上绕了一圈。软，但不散。留了三年的头发，被摸过很多回，摸得发亮。
“三年里没剪过？”
“没剪。他夜里睡觉我给他梳。梳一下，卷一下，卷成一小卷塞回红线里。”
我把头发放下。这样的头发我认得，摸得太多，毛鳞都被手心磨平了。做笔要用毛的鳞，鳞平了，墨吃不住。
“这头发做不成笔。”
她手一收，把纸包又拉回去，抱在怀里。
“我不做笔。”
“我写一个名字。”
铺子里静了一下。门外有推车的过去，车轮压在青石板上，一节一节地响。
“写名字买笔。”我指了指架子，“这边三文一支，写契写牌都够。”
“要用他的头发做。”
我把手往袖子里收了收。
做笔的行规简单，写字的行规也简单。笔不写无名之人。这话不是我定的，是我爹说的，我爹的爹也这么说。
名字要是写下来就算，那这世上的名字早就满天飞了。名字写下来是要有人认的。认的人得一直认下去。
“孩子叫什么。”
“还没起。”
我看了她一眼。
“三岁还没起名？”
“他生下来那年生过一场病。”
“先生说要过了五岁才敢起。起了名，勾人的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
这话我听过。虫市这一带的老户，孩子小的时候不叫名，叫狗儿、石头、米粒，等立住了才请人起名上牌。不起名是怕。起了名，牌上有了字，人就有了去处，也有了短处。
“他没了。”
她点了点头。我把笔匣的盖子掀开，又合上。
“笔做不出来。”
“不是我推你。”
她把油纸包搁回柜上，搁得很轻。
“那这支笔，我不买。”
“这束头发搁你这儿。你什么时候能做，什么时候做。”
“我做不了。”
“那就搁着。”
她转身出去了。那扇木门开合的时候，门轴叫了一声，很细，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咳嗽。
我把油纸包拿起来，追到门口。青石板上已经没人了，只有地上的霜被鞋底踩出一串印子，往东去，走到巷口就断了。
那束头发，我搁在柜台上，摆了一整天。傍晚收铺，我把它包回油纸里，压进笔匣最底下。
一压三十年。
我爹也是做笔的。他的手比我稳，一支笔在他手上转三圈，腰在哪里他一眼就知道。他晚年眼睛不行了，做笔靠摸，摸一把毛就知道这束毛能吃几分墨。
他有一本账，牛皮纸的皮，封面四个字“文墨坊记”。账里记着年份、主顾、笔几支、钱几分。最后一页不一样。
那一页只写了一行字。
“丙申年 二月 一支 未取名”
后面是空的。钱没收，主顾没记，什么都没记。
我小时候问过。我爹在磨一支旧笔的杆，磨到一半停下来，把手里的砂纸在裤腿上蹭了蹭。
“那支笔做给谁了？”
“做给一个孩子。”
“孩子叫什么？”
“没起。”
我爹没再说。他把那支旧笔的杆磨到发亮，装回笔头，搁在架子上，再也没动它。
后来我才把两件事对起来。我爹做过一支胎发笔，也是给一个没起名的孩子。那支笔他做成了。做成了以后，那户人家出了事。
出的什么事，巷子里说法很多。有说那孩子写了自己的名，写完第三天家里塌了半间屋。有说那孩子写过名以后不认娘了。也有人说那户人家本来就病着，跟笔没关系。
我爹不信这些。他信的是另一条。
“笔是给字走路的脚。”
“你给一个字走路，字就会走。你把它放到纸上，它从纸上走到人身上，走到人身上它就不肯下来了。”
“那怎么办。”
“要么不给它走路。要么给它修一条它走不回来的路。”
这条话我想了很多年，也没想明白。到我自己做笔了，才慢慢摸着一点边。笔做出来是给字走路的，这没法改。你只能让它走得短。
胎发的笔，腰太软，写出来的字走不远。这就是为什么老手艺都用胎发给孩子开蒙——写一个“人”字，写完墨就散了，字走不出去，孩子就平安。
可要是拿胎发笔去写一个已经没了的人的名字，那就不是开蒙了。那是招。
招这个字我不敢写在纸上。行里也不写。我们只说“立名”。立名的话，笔得有个腰。腰从哪来？得掺别人的头发。
掺谁的头发，就得谁替你担一半。所以老规矩：立名的笔，掺做笔人自己的头发。
我爹那支掺的是他自己的。那户人家的事出在他身上——他四十岁那年左眼坏了，到死都没好。
那本账的最后一页，我后来补过一行。用铅笔，写得很小，写在最底下：“此笔我做。”
写完了自己看了一晚上，第二天拿刀刮掉了。刮得不干净，纸上有道浅沟。那本账我翻过很多回。
丙申年前后那三十几支笔，每一支后面都有一行小字，写的是主顾家的姓。
张、王、李、赵，有的姓后面跟着两个字，是孩子的名。我爹记笔，只记主顾的名，从来不记自己的。
他那本账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行是空的。做笔的人一辈子给别人的名字写脚，自己的那一行，往往留白。
我三十岁那年问过他，为什么账上不写自己的名。他把笔杆在桌上顿了顿，说记账是记给别人看的，自己的名记在心里。
那时候年轻，觉得这话好听。现在四十几快五十，才知道这话里有一半是不敢写。
这些事我没有跟那妇人说过。她来那天，我要是跟她说了，她大约听不懂，或者听懂了也不肯走。她那种人不肯走。
她袖口上那几道缝过的线脚，我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缝的，一针一针，密密地，缝得比铺子里卖的结实。
那束头发压进笔匣以后，头一年我常常掀开看。
第二年看得少些。第三年，我把它挪到匣底，上面压了一叠旧笔。压得久了，油纸边上沁出一层黄。
我做笔的手艺这三十年长进不少。笔杆的木料换过三种，先是黄杨，后来用枣木，现在用山上收来的一种硬杂木，纹路直，车出来不裂。
笔头的毛，羊毛、兔毛、狼毫、猪鬃都用，最细的是从一个货郎手里收的山猫毛，细得能透光。
每做一支笔，我都想一想那束头发。不是每回都想得起来。
年到四十那年，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每年开春，掀一回匣子。就掀一回。掀开看一眼，把油纸包翻个面，再压回去。
这么着过了三十年。
那束头发一点也没变。绒毛还是绒毛，红线还是红线，只是红线褪了色，成了浅粉。头发也干了些，摸上去像一小把旧麻。
今年开春我掀匣子那天，铺子外面下雨。
雨不大，斜着下，把门外那块旧木牌淋得发黑。我把油纸包搁在柜台上，翻了翻，翻出一道缝。缝在最边上，油纸让头发顶开了一条口子。
我把手指伸进去摸了摸。头发还是软的。
门口有人站着了。
我抬头。进来一个后生，二十上下，个子高，衣服短了一截，手腕露出一大块。他站在门口不进来，先看了看柜上那个油纸包。
“这儿做笔？”
“做笔。”
“我奶奶说，她三十年前搁过一束头发在你这儿。”
我把手从油纸包里抽出来。
雨从屋檐上滴下来，滴到门外那块青石板上，一下一下。
后生姓孙，叫孙顺。他进来以后先在柜台边站了一会儿，把袖子往上撸了撸，露出来的手腕上有一道旧疤。
“我奶奶叫孙秦氏。”
“她今年八十三。开春以后就不大认人了。”
我把油纸包往柜里推了推。
“她让我来的。”
“她清醒的时候少，糊涂的时候多。糊涂的时候她叫一个名，叫得很清楚。”
“叫什么。”
“米粒。”
我把手在柜面上按了按。
“米粒是她小时候叫的。”
“没起名，就叫这个。”
铺子外面的雨小了。屋檐上还有水滴，滴得慢了。
“她糊里糊涂叫三天了。”
“我娘说别应，应了不好。我没敢应。”
“你爹呢。”
“我爹不管这个。”孙顺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鞋，“我爹说，没名的就不算一口人。不算一口人，就没有牌位，也没有坟。三十年了，家里不提这个名字。”
我没说话。
虫市这一带，没名的孩子死了不立坟。拿一床小席子卷了，搁在乱葬岗最边上一层土。不刻碑，不上牌，族里不记。
这不是狠，是规矩——一个没名的孩子占一个牌位，占了就得有人年年供，供的是谁家的东西，族里要说清。
“我奶奶一直管。”
“她每年清明去一回，不烧纸，光写字。”
“写在哪。”
“写在带来的纸上。写完就埋在那儿。”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她写了三十年？”
“三十年。”
“我小时候跟过她两回。后来她不带人了，一个人去。我爹知道，拦过一回，拦不住。”
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搁在柜上。一个蓝布包，旧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捆着两道麻绳。他把绳子解开，把布摊开。
里面是一叠纸。纸被压得很平，边上发脆，一张一张叠得整齐。最上面那张颜色最浅，最下面那张已经泛黄发褐。
他一张一张翻给我看。
每一张纸上都只有一个名。两个字，写得很大，占满了整张纸的一半。字是用墨写的，写得慢，笔画很重，收笔的地方顿了一顿。
每一张上的墨都散了。
不是全散。字的前半截还立着，到第二笔中间就晕开，往纸里去，像水滴在生宣上。越往后越淡，最后那一笔几乎没有，只剩一道灰。
“这张是我十岁那年她写的。”孙顺指着第三张，“这张是我十五岁那年。”
“字没变。”
“一笔都没变。”
“她写得跟刻的一样，可每回写到这儿就散。”
我把那张纸拿起来，对着窗口的光看。
墨散的地方很有规律。头一笔立得稳，第二笔起头也好，到中段忽然散开。散得很整齐，不是墨的问题，是纸的问题，也不是纸——是笔走到那儿，没劲了。
做笔的人看得懂这个。笔在纸上走，靠的是腰。腰有劲，墨就一直被压着走；腰一软，毛就趴下去，墨全摊开。
一支普通的笔，写两个字不该散。
“她用的是我铺子里买的笔。”
“是。”
“我奶奶说，笔是三十年前在你这儿问过价的那一种。我后来照她说的样子，在你这儿买过三回。”
我想起来了。这三十年，有一个人每三四年到我这儿买一支最便宜的笔。那人来得早，来得急，买完就走，从不还价。
我只记得是个老妇人，穿蓝布褂子，来得一年比一年慢。
最后那回是三年前，她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才进来，说她腿不行了，往后可能来不了。
“她拿来买笔的钱，是缝活挣的。”
“她眼睛不好，缝得慢。”
我把纸放下。那叠纸有三十来张，最下面有几张边缘已经缺了，是被虫吃过的样子。
“她一回收着。”
“埋了纸，回来再写一张收着。她说，万一哪天要把名上牌，得有个凭据。”
“凭据不是这么算的。”
“我知道。”
“所以我来找你。”
他把蓝布包重新捆上，捆得很紧，两道麻绳绕了三圈。
“我奶奶说，三十年前她搁了一束头发在你这儿。”
“她说你那时候没做，是因为孩子的名还没起。她说她这些年想明白了，名不是起了才有，名是写了才有。她要你写。”
铺子里静下来。柜上那个油纸包摊开着，一束软头发露在外头，红线已经成了浅粉。
“写了以后呢。”
孙顺没答。
“你爹知道你来？”
他抬起头。
“不知道。”
“那你写完，牌往哪儿放。”
“我奶奶屋里。”
“她屋里放不了几天。”
“她八十三了。”
孙顺的手在蓝布包上按了一下。
“我知道。”
我看着他。他二十上下，衣服短了一截，手腕露在外头，那道旧疤在腕子内侧，很浅。
屋外的雨停了。巷子里有人走过，脚步声从门口过去，走远了。我把规矩跟他说了。
立名的笔，只用一束孩子的胎发做不成。孩子头发太软，做出来的笔锋没腰，写上去的字立不住，写十回散十回。
要让名字站起来，得往里掺一个人的头发。掺谁的，谁就替这个名担一半。孙顺问我担什么。
担什么，我说不上来。我爹那支掺的是他自己的，那户人家的事出在他身上，他四十岁那年左眼坏了，到死都没好。他从来没说过跟笔有关系，也没说过没关系。
“你要是让我做，”
“掺的是我的头发。担的是我。”
孙顺把手从蓝布包上收回来。
“还有一桩。”
“笔做完，只能写一回。写完那支笔要断。”
“为什么。”
“因为这笔是给一个不在的人走路的。路修好了，脚就不能留。”
孙顺没说话。他站在柜台外面，个子高，肩膀有点往前扣，像常年挑东西的人。
“写完以后，”我接着说，“那个名字还不算站住。得有人年年添。”
“添什么。”
“添最后一笔。”
“清明那天，拿笔杆蘸墨，在最后一笔上再走一遍。三年。三年不断，名就自己立住了，往后没人管也散不了。三年里断一年，前头的全白写。”
“添三年就成了？”
“成了。”
“那往后呢。”
“往后不用管。”
“名站住了，就跟别人的名一样，挂在牌上，谁看见都认。”
孙顺低着头想了一会儿。
“我添。”
“你添不了。”
“添笔的得是家里人。直系。”
“我是他侄孙。”
“侄孙隔了一层。”
“按老规矩，添笔的只能是儿子、孙子。你没有儿子，你爹还在，你爹是他弟弟。”
铺子里静了一下。孙顺的脸白了一点。
“我爹不会添。”
“我爹连这个名都不认。”
“那这笔做出来也没用。”
“有用。”孙顺抬起头，“三年我奶奶还在。”
我没接话。他说完这句，自己也愣了一下，像被自己说的话绊了一下。他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缩到一半又停住。
“我奶奶去年冬天起就不大下床了。”
“开春以后更不行，有时候一天认不出人。可她一叫米粒，眼神就清楚。她叫的时候是看着门的，好像门口站着个人。”
“你应过吗。”
“应过一回。”
“应完了她就不叫了，转过头去看我，看了很久，然后哭了。”
我把柜上的油纸包合起来。
“你回吧。”
孙顺没动。他从怀里又摸出一样东西，搁在柜上。是一支旧笔杆。
笔杆是枣木的，颜色深得发黑，握的那一头被手磨出一块凹，油亮。笔头早没了。杆上刻着一个字，刻得很浅，是用刀尖一点一点划出来的，划了很多遍才划出这么深。
一个“米”字。
“这也是我奶奶的东西。”
“她说这支笔是在你这儿买的。笔头掉了，杆她留着。她说要是你不肯做，就把这个给你看。”
我把笔杆拿起来，翻过来看。
杆尾有一道细缝。做笔的时候杆尾要封住，封的是蜡。这支杆尾的蜡早掉了，缝里塞着一小团东西。我拿针挑了挑，挑出来是一小撮头发，卷成一小卷，用线绕着，绕得很密。
我把那撮头发放在手心上看。卷得很小，比小指头还小。头发软，黄，发梢细。跟柜上那束一模一样。
“她每年都带一撮？”
“说不上来。”
“这支笔她放在枕头底下。”
我把那撮头发捏在手心里，捏了一会儿。头发在手心里搁久了，就有一点热。
红线绕得很密，一圈压着一圈，压得指头肚上留下几道浅印。绕成这样，得绕着数，数错了就得拆开重绕。一个眼睛后来不好的人，绕着这么细的线，绕了多少回才绕成这个样。
我把这撮头发又看了一遍。发梢发黄，根上灰白。
三十年里，有一个人每年把这撮头发从枕头底下摸出来看一回。这件事我从前没想过。我只当那束头发是搁在我这儿的，忘了它也搁在别人的枕头底下。
“你奶奶在哪。”
“西头槐树巷，往里第三家。”
“门口有一口旧缸。”
我把铺子里的东西收了收，把油纸包拿上，把匣子合上。
“你现在带我去。”
孙顺愣了一下，然后点了头。
我关了铺门。门轴叫了一声。巷子里的地上还有水，太阳出来了，水洼里亮着一层白。往西走的时候，孙顺走在我前头半步，一直没回头。
槐树巷往里第三家。门口那口旧缸里积了半缸雨水，水面上浮着几片叶子。门是半开的。
我跟着孙顺进去。屋里暗。窗纸旧了，光透进来是灰的。有一股熬过药的味道压在里面，苦，带一点酸。
老太太躺在里屋的床上，被子盖到胸口。人瘦得只剩一把，脸皮贴着骨头，眼睛闭着，嘴微微张着。头发全白了，稀，散在枕头上。
床边坐着一个妇人，五十上下，是孙顺的娘。她见我们进来，站起来，看了看孙顺，又看了看我。
孙顺低声说了两句。妇人点点头，往旁边让了半步。我把油纸包搁在床头的小桌上。
老太太忽然动了动。
“米粒。”
声音很轻，但很清楚。
“米粒，回来了。”
孙顺的娘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没应声。
“她这两天就这样。”
“叫一阵，睡一阵。”
我拉了把凳子坐在床边。老太太的脸朝着门，眼睛还是闭着。她的嘴唇在动，很慢。
“米粒。”
我把手伸进油纸包，把那一小卷头发拿出来。头发卷得很紧，线绕着，绕了七八圈。
我拿针，一点一点把线挑开。头发散开的时候，里面掉出一小片东西，落在我的手心里。
不是头发。是一片纸。很薄，折了三折，折得方方正正，小得像一枚指甲盖。纸已经黄透了，边上发脆。
我把纸展开。两个字。用很细的墨写的，一笔一画，写得很正：孙砚。
底下还有一行更小的字，是年份和月份。丙申年，二月。我看了很久。
“丙申年二月。”我念出来。
孙顺的娘凑过来看了一眼。
“这是什么。”
“我爹的字。”
“他的笔我认得，他写‘砚’字，右边那一点总是往上抬一分。”
孙顺站在床尾，没动。
“三十年前那支笔，我爹做成了。”
“做到了最后一步，他把名写在这片纸上，塞进笔杆封住。那户人家没来取。”
“为什么没来取。”
“我不知道。”
“我爹的账上写着‘未取名’。他写的是没取名，不是没做成。”
屋里静下来。老太太忽然睁开眼睛。她眼睛很亮，亮得不像是躺了两个月的人。她看着我手里的纸，看了很久。
“给我。”
我把纸递过去。她的手抬不起来，只用两根指头捏住。纸在她指头上颤。她看着那两个字。
“孙砚。”
她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念。
“孙砚。”
念完第二遍，她把纸按在胸口上。
“我就说他有名。”
“我就说，他生下来那年生过一场病，先生说要过了五岁才敢起。我等着，我一直等着。等到他三岁上没了，先生也搬走了，我不知道该问谁。”
她的眼睛闭上了，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流到耳朵边。
“我写米粒写了三十年。”
“写了三十年，一个字都立不住。我知道立不住。我知道那不是他的名字。”
孙顺的娘转过身去，肩膀动了一下。我坐在凳子上，把手放在膝盖上。
“他的名不好立。”
老太太睁开眼睛。
“我知道。”
“立名要笔，笔要有人做。做了要有人担。”
“你怎么知道。”
“我娘也是做活的。”
“我们那时候的人知道。”
她把手里的纸往上抬了抬，抬到眼前。
“你爹当年为什么不做到底。”
我把手在膝盖上按了按。
“他做了。”
“做成了。他等那户人家来取，没等到。”
老太太的眼睛动了一下。
“我来过。”
“那年冬天我来过一回。铺子里没人，门是锁的，我在门口站了一个下午。后来我病了，躺了一个冬天。再出来的时候，我把日子记错了，我以为我还没来过。”
她的声音快起来，说到最后有点岔气。孙顺的娘上前扶她。
“姑，慢点儿。”
老太太抓住她的手，抓得很紧。
“砚台那个砚。”
“他叫孙砚。”
这句话一落，人松下来，眼睛又闭上了。这次闭得很沉，没有再说米粒。
我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窗外有鸡叫。天开始斜了，屋里更暗。孙顺跟着我出来，站在院子里。
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干粗，皮裂成一块一块。地上铺着一层去年落下的槐荚，褐的，踩上去咔嚓响。
孙顺站在槐树底下，两只手插在袖筒里。
“你爹那一关，你自己过。”
“我知道。”
“做笔用不着你爹。”
“名写出来，先不用上牌。上牌要族里点头，那是往后的事。”
“往后是什么时候。”
“三年以后。”
“三年不断，名就站住了。站住了的名，别人才认。那时候你奶奶八十六，她要还在，你就有了由头；她要不在，你就得自己顶。”
孙顺把手从袖筒里抽出来，搓了搓脸。
“我顶。”
“顶不住的。”
“你爹要是硬不认，你顶三年，第四年你家分家，那块牌没有人接着供。牌一断供，名就散。散了比不立更麻烦，散过的名，以后再想立，得从头来。”
孙顺不说话。
“所以我给你另做一个样。”
“不做牌，做杆。”
“杆。”
“笔杆。”
“那束胎发做笔头，我的头发掺进去做腰。笔杆我用枣木车一根，杆上刻两个字：孙砚。杆尾封蜡，把名封在里头。”
“这样算立住了？”
“不算。”
“名有处，但是没牌。这种叫‘名在杆上’。老手艺里有过，一般是给半路没的人用，先存着，等家里能立牌了再挪出来。”
“存着有什么用。”
“存着，字就不散了。”
“你奶奶写的那叠纸，字散在第二笔，不是墨不好，也不是纸不好，是笔找不到路。名在杆上，笔就有路可走了。”
孙顺把下巴抬起来，看着槐树的枝子。
“笔写一回就断？”
“一回。”
“那我拿什么添三年。”
“笔断了，杆还在。”
“添笔用杆。杆刻着名，杆上的字添墨，一样算。”
“三年添在杆上，第四年怎么办。”
“第四年你奶奶在不在，你爹认不认，就看清了。”
“到那时候，你要立牌，把杆烧了，灰撒进牌位底下的缝里。名就搬上去了。”
孙顺低下头，看着脚边的槐花。
“我记下了。”
“还有一样。”
“笔做出来，我担。我担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我爹那支笔做出以后他眼睛坏了。我左眼三年前开始花，夜里看不清笔头。”
孙顺猛地抬起头。
“那你别做。”
“我不做，谁做。”
“虫市做笔的就我一家。你奶奶等三十年，等到今天，我要是再推，她走的时候手里就是空的。”
孙顺的嘴唇动了动。
“我不是要你替我们担。”
“做笔这行就是替人担。”
“笔是给字走路的脚。字的脚坏了，得做笔的人给修。修脚的人自己站着，这事说不通。”
院门口有个人影晃了一下，又没了。孙顺往那边看了一眼。
“我爹。”
从门洞里走进来一个男人，四十来岁，个子不高，肩膀宽，脸晒得黑。他进来先看我，再看孙顺，最后看孙顺的手。
“你来这儿干什么。”
孙顺没答。
“我问你话。”
“做笔。”
男人的脸动了一下。
“什么笔。”
“给孙砚做。”
男人往前走了两步，站在孙顺跟前。
“谁叫孙砚。”
“我奶奶的大儿子。”
男人抬起手，指着孙顺的胸口。
“你奶奶糊涂了。”
“糊涂了说的话你也信。这世上没有孙砚。三十年了，族里没有这个人，牌上没有这个名，坟地里没有这个坑。你今天给他做一个名出来，明天族里来人问，这牌是谁家的香火？”
“不用上牌。”
“不上牌你做什么。”
“名存杆上。”
“三年添笔，三年后再看。”
男人冷笑了一声。
“三年添笔谁添？你？”
“我。”
“你添完了，人家问这杆是谁的，你怎么说。”
孙顺没说话。男人转过身看我。
“先生，你别给他做。”
“做了，这一家人的日子都不得安宁。”
我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摊开。
“做不做由你们。”
“我只是把话说清。不做的后果，你们自己担；做的后果，一部分我担。”
男人的眼睛在我脸上停了一会儿。
“我不是狠心。”
“我娘这辈子就为这一个名字，把家里的钱花了一半，把眼睛熬坏了。我不认，是我不想让她再往里陷。她陷了三十年，我拉不回来，我只能把口子堵上。”
这句话撂下，他转身走了，出了院门，脚步很快，一会儿就听不见。院子里又剩下我和孙顺。
头顶的槐枝空着，一只麻雀落上去，又飞了。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做笔这一行还有一条老规矩：做笔的人不替人写字。笔是你做的，字得主家自己写。理由我爹讲过，笔做的是脚，走路的是人，做笔的人替人走路，脚就不是人自己的了。
这条规矩我今天破了一回。
明天那个字得我来写。孙顺拿不动这种笔，他连笔都没握过几回。一个不会写字的人拿这支笔，头一笔就得把笔头压趴。
我在心里把这件事定下来，又把它往底下压了压。
“先生。”
“明天来铺子里拿。”
“我做。”
我把油纸包和那支旧笔杆一起攥在手里，往院门外走。那天夜里我在铺子里坐到很晚。
做笔的活，白天做不了。做笔要静。铺子外面这条巷子白天有人走、有车推、有孩子叫，晚上才空。我爹做笔都在夜里，点一盏灯，灯放在左边，影子落在右边，笔头在光里。
我把那束胎发摊在一张干净的白纸上。
头发一散开，就看出年份了。最外面的那一层被手摸得发亮，里面的还是绒的。整束头发长短不齐，长的长，短的短，发梢发黄，根上是灰白的。
我拿细齿梳从梢子这一头往里梳。
梳头发要顺着来。毛有倒顺，逆着梳会断。梳一下，断一两根，断下来的都留着，做笔不能糟。梳到第七下，我停下，把灯拨亮了一点。
左边那只眼睛不太行。灯芯在左边，我看灯芯的时候总有一层雾，像隔着一层薄纱。
我把灯挪到右边。梳完是第二步，煮。
胎发不能下开水。开水一下去，毛就熟了，熟了的毛脆，一碰就断。要下米汤。米汤是拿新米熬的，熬到稠，撇掉上面的沫子，凉到用手背试不出烫，才能把头发放进去。
我把米汤搁在灶上，用小火慢慢热。灶膛里的火舌从柴缝里钻出来，舔着锅底。屋里全是米的甜味，甜得有点闷。
头发在米汤里泡了一炷香。泡软的头发比干的更软，捏在手里像一小把湿棉。我把它捞出来，搁在纱上，让它自己沥。
第三步，理。
这一步最费眼。要把头发一根一根分开，顺着同一头排好。排的时候得看毛尖朝哪边。毛尖朝外的，是外层；毛尖朝里的，是里层。做笔的人把里层叫柱，外层叫披。柱要硬，披要软。
这束头发软得不分柱披。我把手往自己头上摸了摸。我的头发硬，四十岁以后白了一半，但硬没变。
我拿剪子，从左边鬓角剪了一缕。剪的时候看不见，剪得多了些，有一指宽。剪下来的头发搁在纸上，颜色跟那束胎发差得远——我的黑里带灰，胎发是黄的。
掺进去的法子是老法子：我的头发做柱，胎发做披。
柱要十几根，扎成一根细芯，扎的时候用丝线，绕七道，绕一道紧一下。扎到第三道，丝线滑了一下，我停手，重新绕。
披要铺满。胎发一根一根贴上去，贴一圈，压一圈。胎发软，压不住，得用指头肚顺着往下抹，抹一次压一层。
抹到最后一层，我的手指头已经不听使唤，抖。抖的时候我把手搁在桌上等一会儿，等它停了再动。
笔头做成了，比寻常的胎发笔短一分。我把它搁在手心里看。
这不是一支好笔。腰是硬的，锋是软的，写起来一定不顺。写第一个字，锋会往下趴，得靠写的人手腕提。写第二个字，笔头开始吃力。写到第二笔的后半，笔就该散了。
这支笔本来就是写两个字的。写名。第四步，装头，封笔。
笔头装进笔斗，斗里填的是松香和一点黄蜡。填的时候要烫，烫得松香化开，把笔头粘死。热气上来的那一下，屋里有一股松树的味。
我把笔斗往笔杆里一插，转了三圈。杆是我前一天下午车的。
枣木老料硬，车的时候刀要慢。刀快了木头会崩口，崩在笔杆上就是一道坑，握笔的手天天摸着那个坑，写字也会跟着别扭。
我把料卡在车架上，一刀一刀往里吃，吃出一层一层薄木片，卷起来落在地上，像一小堆刨花。
杆车到一半，我停下来，用指头在杆上摸。摸的是直不直。做笔的人手比眼准，摸一遍就知道有没有弯。有弯的杆不能用，写字的劲过不去。
最后那一段我用砂纸磨，磨到杆身摸上去没有一点刺。磨完把手在裤腿上蹭了蹭，裤腿上落了一层木末，细得像面。
杆是我自己车的。枣木，老料，颜色深。车出来的杆要比寻常的细一线，握在手里不硌。
我也在杆上刻了字。刻字用的是刀尖，一点一点划。划的时候灯很近，我几乎贴在纸上。左边眼睛看不见，我用右边看。
孙。砚。两个字刻完，我把那片纸拿出来。
纸折了三折，小得像一枚指甲盖。我没有打开。我爹的字在里头，打开一次，纸就要脆一次。
我把它塞进杆尾的缝里。缝口填蜡。蜡是新的，黄，热的时候是软的，一凉就硬，硬了跟木头一个颜色。
我用指甲在蜡上按了一下。笔做完了。
做完的时候，天快亮了。窗外有一点灰白。我把笔搁在柜台上，自己坐在凳子上，眼睛闭了一会儿。
左眼疼。疼得不厉害，是那种往里钻的疼。我睁开眼，看那支笔。灯还没灭。笔杆在灯下有一点光。
写名那天下午，屋里进了太阳。
孙顺把窗纸换了一张新的，光透进来是亮的。他娘把桌子擦了三遍，铺上一张干净纸，拿两块青石压住纸角。
老太太被人扶起来，靠在床头，背后垫了两个枕头。她的眼睛睁着，很亮。她醒了一上午，没叫一声米粒。
我把笔拿出来，搁在纸上。笔杆很细，颜色深，摸上去有一点温。杆上的两个字刻得浅，太阳底下能看清楚。
孙顺的娘看了那两个字，把手在围裙上按了按。
“先生，真能写？”
“写两个字。”
“写完笔就断。”
“断了呢。”
“断了是好事。”
“说明字走了。”
我把墨研好。墨是旧墨，磨出来的墨色沉。研墨的时候我磨得很慢，一圈一圈，磨到手背上有一点墨。
笔头蘸墨。第一笔下去起手就散了。
不是墨散，是笔不听话。笔尖一碰到纸就趴下去，墨一下子摊开，开成一个圆。圆往边上爬，爬到纸的一半就停住。
屋里没人说话。我把笔提起来，看笔头。笔头还在，没有断，只是软了一点。
“再来。”
我换了张纸。
第二遍，我用手腕提了一点。写到“孙”字的第二笔，笔又趴了。这次趴得慢一点，墨没有再摊开成大圆，只是往一边洇了半寸。
老太太的眼睛一直看着纸。
“不行。”
“再来。”
第三张纸。
我把袖子往上卷到胳膊肘，手在心里定了一下。我爹当年写字，落笔前要把笔在砚台边上舔三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三次，也从没问过。
我舔了三次。笔落下。一横，一起，一顿。
“孙”字的左边那一笔下来了，墨是紧的，一点没散。
我往下写。写到“砚”字，笔头开始吃力，笔锋短了，毛压得扁。我把手腕抬到最高，气也不敢出。
最后那一横落下去的时候，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字立住了。
两个字，墨色从深到浅，最后一横淡一些，但一丝也没散开。我把笔提起来。笔头断在纸上。
断得很干净，齐着笔斗。断了的那一小截落在纸上，滚了一下，停住，在“砚”字旁边留了一个小小的墨点。
屋里静了很久。老太太把手从被子上抬起来。我把纸转过去，让她正对着看。
她的指头在纸面上走。
指尖先摸“孙”字的竖钩，再摸“孙”的弯钩，最后摸到那个墨点。
“孙砚。”
她的声音不大，很清楚。
“我儿子叫孙砚。”
声音落了，眼睛就闭上了。手还按在纸上，按了很久，才慢慢滑下去。孙顺的娘捂住嘴，转过身去。
孙顺站在门边，没有动。我把那截断下来的笔头捡起来，用一小片油纸包了，放进怀里。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她一直没再醒。她躺到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时候走了。走的时候脸上没有难受的样子。
第四天，孙顺来了铺子。他把笔杆拿出来，搁在柜台上。杆上的两个刻字添过墨，墨还没干透。
“清明我来添。”
“你爹呢。”
“我爹那天在院子里站着，没进屋。”
“我奶奶走了以后，他把那块刻着字的纸收起来了，收在他自己箱子里。”
我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有一道浅沟，是我三十年前刮掉的字留下的。
我拿笔，在沟上重新写了一行字。
“丙申年 二月 一支 孙砚 未收钱”
写完了我把账本合上。孙顺还站在柜台外面。
“先生，你眼睛怎么样。”
“左边不行了。”
“右边还能看。”
孙顺低下头，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搁在柜台上。
是那支旧笔杆，杆上刻着“米”字的那支。
“这个留你这儿。”
“我奶奶的东西，一半在你这儿，一半在我这儿，才配得上。”
我把那支旧杆拿起来。杆尾的缝还在，缝里是空的。五天后，铺子刚开门，进来一个后生。
年纪不大，十五六岁，身上背着一个旧布兜。他站在柜台外面，把布兜放在地上，兜口露着一只竹笼的一角。
“做笔？”
“做笔。”
“我要一支能写坏的。”
手从柜面上收回来，搁在膝盖上。
“笔都是用来写的。”
“写坏的，得看你写什么。”
后生抬起头。他的眼睛很黑，黑得像刚磨过的墨。
“我要写很多名字。”
这句话落下去，他的手往布兜上按了一下。布兜动了一下。
巷子外面，天正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