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凌晨三点的零层
凌晨两点五十一，徐建平蹲在地下车库的货梯门口，手上糊着一层黑油，指缝里嵌的那种黑洗三遍都洗不净。手机在裤兜里震，他腾不出手，用下巴把免提按开了。
“徐建平，客梯卡住了，负一上不来，你赶紧的。”柏永山那边有麻将牌磕在桌面上的响动，还有人在喊碰，喊得挺急。
徐建平说我在车库，这就上去，你别催。他把最后两颗螺丝拧紧，抹布在裤腿上蹭了两下，工具包一合，顺着坡道往上走。车库通楼道那道门坎有半尺高，他每次都绊一下，绊了五年也没记住抬脚。楼道里是声控灯，他走一步亮一盏，走到头又全灭了，脚底下的水泥地上一道一道的水印子，不知道是谁拖的，拖得也不干净。
大堂里没开大灯，只有墙角一盏应急灯亮着绿点。公告栏上贴着一张催缴物业费的通知，纸角被风掀起来了，底下压着去年的消防演练照片。靠墙停着三辆电动车，其中一辆的充电线拖出去老长，插头搁在地上，他每次看见都想跟柏永山说一句，说了三回，没人管。客梯的门关着，门边的显示板上是一个零。他站住了，抬头看，看了有三四秒，脖子后面有点发凉。
车库是负一，大堂是一层，中间没有别的层。那个显示板他看了五年，该是一个负号加一横，负号有时候闪，有时候干脆不亮，可从来没变成过零。他把工具包放在地上，又仰着头看了一遍。零还在，红的，不闪，也不动。
“柏经理。”他对着手机说，“显示板是不是坏了。”
“坏了你换一个。”柏永山说，“明天换，今晚上先把人弄出来。”
“里面没人。”
“你怎么知道没人。”
徐建平没答，把耳朵贴在门缝上。门逢里透出一股味，潮的，还带一点石灰的呛。这楼里别的地方没有这个味，地下车库是柴油味，大堂是消毒水味，只有这一道缝里有石灰。他按了一下上行键，没反应。又按，显示板上的零跳了一下，还是零。
他从工具包里摸出三角钥匙，插进层门的锁孔，两只手掰着门缝往两边推。层门开了一条巴掌宽的口子，井道里黑得像灌了墨，一股凉气从底下顶上来。他掏出手机照下去，光柱在井道壁上晃，照见导轨、照见对重、照见半截钢丝绳，再往下就照不着了。他把脸贴在门缝上闻了闻，还是石灰味。
“我上机房。”他说。
“你快点，七楼那个住户在群里骂了。”柏永山说，“骂得难听，说什么电梯是给鬼坐的。”
徐建平笑了一下，把工具包甩到肩上。业主群里他也潜水，一天到晚几百条，谁家车挡道了，谁家孩子在楼道里跑，谁家的狗在电梯里撒了尿，吵得跟菜市场似的。七楼那位姓巫的住户他见过，五十来岁，脸总是红的，早上在楼下买两个包子一杯豆浆，从来不跟人搭话，喝多了就在群里骂物业，骂得一句一句都带着脏字。
永宁里七号楼，十一层，客梯一部，货梯一部，他一个人管。维保公司排的活是三天一巡，他实际天天来，夜里也睡在负一那间值班室里，一张折叠床，一个电水壶，墙上挂着一件蓝工装。工资三千八，柏永山每个月另外给他一千五，叫夜班补贴，钱是现金，塞在烟盒里给，从来没走过账。
机房门在十一层楼梯拐角，铁皮的，锁是挂锁，钥匙和检修钥匙串在一块儿，用一根红绳拴着。他开门，里头一股热风，控制柜嗡嗡响，钢丝绳的油味顶得人眼睛发酸。他看了一眼控制柜上的层楼指示，还是零。
控制柜侧面挂着一张检修记录卡，硬纸片，一格一格填着日期和签名，最新一格是他上礼拜填的。卡片的边角上用铅笔记过一行小字，被人擦过，纸上留着凹痕，他侧着光看过好几回，认不出写的是什么。
盘车的手轮挂在墙上，铁的，掉了漆。他取下来插进轴头，两手抓住，一点一点地往下压。轿厢在对重那头，得靠人一寸一寸摇上来，摇快了钢丝绳会跳槽。摇到第十七圈的时候，他后背的汗已经透了，蓝工装贴在脊梁上，一动一凉。楼梯间有人上来，脚步声在水泥台阶上很响。
“哥，还没弄好呢。”是夜里看车库的那个小伙，穿着保安的棉大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沿上磕了个豁口。
“快了。”徐建平说。
“我刚从监控里看了。”那个小伙把缸子放在窗台上，凑过来看控制柜，“里头没人，空的，门也没开过。”
“嗯。”
“那它怎么停的。”
徐建平没接话，继续压手轮。那个小伙站了一会儿，把缸子端走了，走到楼梯口又回头说了一句，说前些天也卡过一回，也是这个点，也是负一，他当时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摇了二十来分钟，控制柜上的指示跳到一。徐建平撒手，喘了两口气，把手轮挂回去，锁门，下到一层。轿厢门开着，里面空的。
地板上铺着一层白灰，很薄，很匀，像谁拿筛子筛过一遍。灰上有脚印，一双拖鞋的印子，从轿厢里头往外走，走到门口就断了，断得很整齐。拖鞋印是湿的，边上带一点泥，泥是黑的，跟车库地上那种黑一样。徐建平蹲下去看，看了半天，伸手在灰上抹了一把，指头肚上白白一层，捻开，是石灰，很细，跟刷墙用的一个样。
他站起来进了轿厢，把顶板上的检修盒打开，线头都好好的，一个都没松。他又把轿厢里里外外摸了一遍，按键、扶手、镜子、地板，连门滑槽都拿螺丝刀捅了捅，捅出来的只有灰。轿厢的镜子照出他的脸，四十一岁，眼底下两块青，胡茬子一片，头发让汗粘在额头上。镜子边上的不锈钢边框有点松，他一按就响。
他退出来，又蹲在门口往轿厢顶上照。轿厢顶和井道壁之间有一道缝，缝里塞着东西，他伸手掏，掏出来半张纸，发脆，一碰就掉渣。纸上有字，油印的，能认出“值班”两个字，剩下的都被水泡烂了。他把纸摊在膝盖上看了一会儿，看不出年份，就折起来揣进兜里，兜里还装着半包烟。手机又震，这回是他妈。
“徐建平啊，吃了没。”他妈的声音从座机那头传过来，背后有电视的声，不知道在演什么，一直有人在哭。
“吃了。”他说。
“你那儿怎么那么空，回声这么大。”
“在电梯里。”
“哦。”他妈顿了一下，像是在想下一句该说什么，“我这电话又不响了，昨天还好好的，你说是不是线松了。我拿起来听了，里头一点声都没有，跟死了一样。”
“明天我过去看看。”
“不用不用，我就是说说。”他妈说，“你忙你的，别耽误正事。我这儿有个手电，响了我就自己看看。”
“你别爬高。”
“我不爬。”他妈说，“你爸那件棉袄我还留着，天冷了你要不要拿回去穿。”
挂了电话，他在轿厢里又站了一会儿，把那张灰上的拖鞋印子看了两遍，然后拿手机拍了一张。柏永山是三点过十分上来的，穿一件羽绒马甲，头发梳得整齐，脸上带着刚打完牌的油光，手里拎着两瓶水。
“人呢。”他往轿厢里看了一眼。
“没人。”
“没人你摇上来干什么。”
“不摇上来我怎么看。”
柏永山不说话了，把水递给他一瓶，自己拧开另一瓶喝了一口，眼睛盯着那层白灰。他蹲下去，用手指头在灰上划了一道，又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了两下没擦掉，索性不擦了。
“这楼零几年验的收。”徐建平说。
“我哪记得。”柏永山说，“我来的时候就这样了。”
“这灰哪来的。”徐建平问。
“楼上装修。”柏永山说，“九楼那家前阵子砸墙，灰从井道里下来的，井道又不是完全封死的。”
“井道是封的。”
“封的也能漏。”柏永山从马甲内兜里摸出一个烟盒，塞到他手里，“拿着，这个月的补贴，提前给你。”烟盒比平时沉。徐建平捏了一下，没打开。
“涨了？”
“涨了。”柏永山说，“物价都长价，你这补贴也该涨。”
徐建平把烟盒揣进裤兜，没数。他知道里头是两千，一千五的补贴不会这么厚。他把工具收拾好，跟着柏永山往值班室走。柏永山走在前面，马甲底下的衬衣没塞进裤子，一走路就往上跑，他走两步拽一下。走到楼道口，柏永山停下，回头说了一句。
“登记本上别写零。”
“写什么。”
“写负一。”柏永山说，“就写困人，已救援，正常。”
“没人困里头。”
“那就写误报。”柏永山拍了拍他的肩，“你写字好看，别浪费。”
值班室在负一，六七个平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柜，墙角堆着两袋水泥，是去年补墙剩的，一直没搬走，袋子上落了一层灰，有人拿它当过烟灰缸。桌上摊着那本登记本，蓝皮的，边角都卷起来了，旁边压着一迭巡检单，用个铁夹子夹着。铁皮柜里放着备用的接触器、两卷绝缘胶布、一把手电、一盒过期的创可贴，还有戚长荣留下的一件旧棉袄，棉袄口袋里摸出过半包受潮的烟。徐建平坐下，翻到最后一页，笔尖悬在纸上。
上一页的字是戚长荣的。他认得，横平竖直，一笔一划，像小学生描红。日期是上个月十五号，写着“巡检，层序正常”四个字。
戚长荣三年前就不干了，腿不好，住城西，一年到头见不着人。走的那天把这一串钥匙塞到他手里，嘱咐了两遍，说钥匙只有一把，别丢，丢了这楼就没人管了。那天戚长荣还站在这个门口往走廊里看了好一会儿，走廊尽头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他看完把门带上，说这活儿不难，就是夜里别乱走。
他把本子往前翻，一页一页地翻。每个月都有戚长荣的字，一个月一回，有时候两回，日期都在一号和十五号前后，内容全是那四个字：层序正常。翻到三年前还是这四个字，翻到五年前还是这四个字，只是纸更黄，墨更淡，有一页被水泡过，字晕开了，还是能认出那四个字。徐建平合上本子，掏出手机，找到那个存了五年、一共没打过几回的号码。响到第七声才接。
“谁。”戚长荣的声音哑，像刚睡醒，又像根本没睡。
“师傅，我徐建平。”那头静了一下，有打火机的声音，打了三下才着。
“几点了。”
“三点半。”
“你在哪儿。”
“值班室。”戚长荣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吐出来，吐得很长。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那你别抬头看门。”
第二章 钥匙柄上的零
值班室的门是铁皮的，刷的灰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的锈。门框上钉着一个挂钩，挂钩上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印子，方方正正，像挂过牌子，挂了很久，把漆磨掉了一层。徐建平仰着头看那个印子，看了有半分钟，手机还举在耳朵边上。
“看什么。”戚长荣在电话那头问。
“门框上有个印子。”
“哦。”戚长荣说，“那是以前挂工牌的。”
“谁的工牌。”
“谁值班挂谁的。”戚长荣说，“你把灯全打开，值班室的、走廊的、车库的，全打开，别关。”
“师傅，显示板上是个零。”
“我知道是个零。”戚长荣说，“你别上十一楼，机房也别去，就在值班室坐着，坐到四点。四点以后它就自己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呢。”
“以后你就当没看见。”
徐建平想再问，那头已经挂了。他把手机从耳朵上拿下来，屏幕上还亮着通话时长，一分四十七秒。他站在门口，把走廊的灯、车库的灯、值班室的灯一盏一盏全打开了，负一层亮得跟白天一样，亮得他眼睛有点发涩。
那一夜他没睡。折叠床支在桌子边上，他坐着，背靠着墙，听着电梯在井道里上下。三点到四点之间，电梯一动不动，一层也没动。四点零二分，井道里响了一声，很轻，像有人在里头按了一下按钮，然后就是轿厢移动的声音，从下往上，一层一层过去，最后停在负一。他拉开门出去看，显示板上是负一，规规距距的一个负号加一横。
第二天上午他去了城西。戚长荣住的那片楼是八十年代的，六层，没电梯，外墙刷的灰桨一块一块往下掉，楼道里堆着两袋水泥和一个破竹蒌，里头塞着旧报纸。他爬到四楼，戚长荣已经扶着栏杆站在楼梯口了，一条腿直着，另一条腿打弯，下楼的时候先迈直的那条，再拖另一条。
“你怎么下来了。”徐建平伸手去扶。
“我下来活动活动。”戚长荣甩开他的手，“你上来吧，屋里坐。”
屋里不大，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台老电视，电视上盖着一块白布，电视柜的抽匣半开着。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字掉了一半，剩下的能认出“先进”两个字。窗台上晒着两双袜子，一双黑的，一双灰的。墙角有个抽屉柜，柜门松了，一拉就歪。柜顶上摆着一个相框，正面扣着，玻璃上落了灰，戚长荣进屋的时候顺手把它又往里头推了推，推得严严实实的。戚长荣给他倒水，倒完坐在对面，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你看见零了。”戚长荣说。
“看见了。”
“几次。”
“一回。”徐建平说，“昨天夜里头一回。”
戚长荣点点头，没说话，伸手从裤兜里摸烟。摸出来一根，点上，抽了两口，烟灰掉在裤子上，他也没弹。
“这楼有个零层。”戚长荣说，“图纸上抹掉了，实际上还在。它不在负一底下，也不在一层上头，它就在那儿，跟别的层摞在一块儿，白天你进不去，夜里三点它自己开。”
“里头有什么。”
“走廊。”戚长荣说，“一条走廊，两边是门。大部分门砌死了，砌了三十年，砖缝里都长毛了。有一扇门没砌，那扇门后头，是那一夜。”
“门后头是什么样。”
“就是那户人家那一夜的样子。”戚长荣说，“桌子、椅子、水壶、挂历，全都跟那天一样，连水壶里剩多少水都一样。你在里头走，人家看不见你，你说话人家也听不见，你只能碰东西。”
“碰东西干什么。”
“东西一动，人就跟着动。”戚长荣说，“你把椅子挪一寸，那个人就多坐一寸。你把窗户支起来，那个人就少闷一会儿。这叫改一步。”
“哪一夜。”
“谁要出事，就是谁的那一夜。”戚长荣把烟摁在缸子沿上，摁了两下才摁灭，“这楼里每过一阵子，就有人要出事。出事的前一天夜里，零层就把那一夜摆出来，摆给值班的人看。”徐建平听着，手心里有点潮。他想问为什么是他看见，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能进去。”戚长荣说，“你进去了，能改一步。就一步，多了不行。改完了，那个人第二天好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自己都不知道。”
“那我呢。”
戚长荣抬起左手，把食指、中指、无名指伸出来，伸到徐建平眼前。三根手指的指尖发黄，指甲盖底下是黑的，看着跟别的手指没什么两样。
“你摸摸。”戚长荣说。徐建平伸手摸了一下，是凉的。
戚长荣从桌上拿起火柴，划着了一根，火苗蹿起来，他把那三根手指的指尖直接伸进火里。徐建平一把去抓他的手腕，被他甩开了。火烧了有两三秒，戚长荣才把手抽回来，指尖上黑了一块，他拿手指在裤子上蹭了蹭，蹭掉一层黑，底下连红都没红。
“我三十年前改过一回。”戚长荣说，“改完，这三根手指就没知觉了。后来又改过两回，鼻子也不行了，现在炒菜放没放盐，我得拿舌头舔锅铲。”
“那你为什么不改。”
“我改的都是小事。”戚长荣说，“我把门推开一条缝，我把灯拉着，我把窗户支起来。改大事，我不敢。”徐建平想问什么叫大事，戚长荣已经站起来了，走到窗台边上，把那两双袜子翻了个面。
“你爸那一年在这楼里干活。”戚长荣说，背对着他。徐建平愣了一下。“我爸在厂里。”
“厂里也派人出来干活。”戚长荣说，“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这楼刚交工，验收前头，你爸来过。你别问我他来干什么，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才二十八，刚接手这楼的维保，我只知道他来过，我也知道他没回去。”屋里静下来，楼下有人在响午的时候剁饺子馅，一刀一刀，剁得很匀。
“你回去问你妈。”戚长荣说，“她要是不说，你就别问了。有些事问出来，人是要塌的。”
徐建平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两个膝盖都有点发软。他爸走的那年他九岁，记得的事不多，记得一件蓝工装，记得一个铁皮青蛙，拧上发条会往前蹦，蹦到墙根就翻过来，四脚朝天。别的都是他妈说的，他妈说你爸是在厂里出的事，厂里赔了钱，钱不多，够他念完初中。
“我师傅。”徐建平说，“我那时候还没跟你学。”
“你还没生。”戚长荣说，“你爸出事那年，我连你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徐建平从城西回来，天已经擦黑。他没回值班室，直接下了泵房。泵房在负二，铁门上一把锁，钥匙他有。里头两台水泵，一个配电柜，墙上钉着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卷着图纸，纸都发黄了，一打开就有一股霉味。
他把图纸摊在水泵壳子上，一层一层地看。负一，一层，二层，三层，一直到十一层，层号排得整整齐齐，中间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水泵在边上嗡嗡地转，震得图纸边角一颤一颤，他拿扳手压住，又从头看了一遍，还是一个样。
可他看见折痕了。图纸在负一和一层之间折过一道，折痕边上有一道铅笔线，被人用橡皮擦过，纸面起了毛，还留着浅浅的印子。他把铅笔削尖，侧着在那一块涂，涂了没几下，纸上浮出来一个小方块，方块里头有一个字。
零。
方块旁边还有一行更小的字，被擦得只剩下几个笔画。他趴下去，鼻子快贴到纸上了，认了半天，认出两个字：值班。
“你在这儿干什么。”柏永山站在泵房门口，手里拎着一串钥匙，脸上没什么表情。
“看图纸。”徐建平说。
“图纸是档案，不能随便翻。”柏永山走进来，把图纸从他手底下卷起来，卷得很仔细，卷完塞回铁皮盒子里，盒子扣上，扣了两下，“你要看，跟公司打报告。”
“这楼有个零层。”柏永山的手停在盒子上，停了一下，才把盒子挂回墙上。
“没有。”他说，“图纸上没有，就是没有。”
“那你昨天晚上让我写负一。”
“我让你写负一，是因为业主只认负一。”柏永山说，“你写个零，人家以为电梯坏了，一个月的物业费就收不上来。你懂不懂。”
徐建平没说话。柏永山走到门口，回过头，语气缓下来了，说徐建平啊，你干得挺好，别想那些没用的，钱我给你加上了，你安安稳稳干到退休，比什么都强。
那天夜里他没敢睡，十一点多就在值班室里坐着，把巡检单一张一张填完了，填到最后一格，笔尖停在纸上，停了半天，填了“正常”两个字。填完他把单子夹回去，又把桌面擦了一遍，擦到桌子腿的时候，摸到桌子底下粘着一块口香糖，硬的，扣了半天扣不下来。两点五十九，他把工具包打开，把那一串钥匙摊在桌上。
红绳拴着四把。一把机房门，一把泵房门，一把三角钥匙，一把检修钥匙。检修钥匙最长，柄是六角的，铜的，磨得发亮。他用了五年，每天插进去拧两下，从来没正眼看过这个柄。他把钥匙举到灯泡底下，慢慢地转。
柄的一面刻着一个“负”，一横一竖，刻得很浅。转到另一面，那里刻着一个字，刻得很深，笔画里嵌着黑垢，一看就是很多年前刻的，刻的人手很稳。
一个零。徐建平把钥匙翻过来，又翻回去，那个零一直在。
他坐在椅子上，把钥匙放在桌上，看着那个零，脑子里过的全是戚长荣伸进火里的三根手指。他想不明白自己这五年算什么，一天一天地巡，一层一层地摸，签了六十来张单子，全是“层序正常”，签得那么顺手，连笔都没停过。
桌上的对讲机响了一声，是车库岗亭。那个值班的小伙声音发飘，说哥，电梯又停在零了，门开了，门就那么开着，我没敢过去。
“你别过去。”徐建平说，“把车库的门关上。”
“门关着呢。”
“那就关着别动。”
徐建平把钥匙攥在手心里，站起来，走到走廊上。走廊的灯全开着，亮得晃眼，他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一直拉到墙角那两袋水泥上。他把对讲机别在腰上，对讲机里还有声音，那个小伙一直在喊哥，他一声也没应。他一步一步走过去，走得很慢，脚底下的水泥地凉，凉气顺着鞋底一点一点地往上爬。客梯的门确实开着，两扇门退到了墙里头，门里头不是轿厢。
是一条走廊，灰墙，水泥地，头顶上一盏白炽灯，亮得发青。走廊很长，两边是一扇一扇的门，门都是铁的，漆成了深绿色。走廊尽头站着一个人，背对着他，手里拿着一个电话。那个人慢慢地转过来。
是巫立平。巫立平看着他，脸上的红退得干干净净，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话。
“你来了。”
第三章 那一夜
徐建平在轿厢里站了一会儿，一只手扶着门框。门框是铁的，凉的，凉得跟冰柜门一样。他回头看了一眼轿厢里头，镜子、按键、扶手都在，都还是他熟的那样，白灰上他自己的脚印清清楚楚。他把工具包放在轿厢角落里，把手机掏出来看了一眼，信号一格都没有，时间停在三点零四。他把脚抬起来，又放下去，来回了两回，最后还是迈出去了。脚落到水泥地上，鞋底跟地面碰出一声闷响，声音在走廊里荡了一下就没了。
走廊比他想的要窄，两个人并排走都得侧身。墙是灰的，抹的石灰不平，有一块鼓起来了，边上裂了一道缝。头顶那盏白织灯没有灯罩，灯泡上蒙着一层灰，光打下来是黄的。左手的墙上钉着一个灭火器架子，架子上空的，灭火器不知道去哪儿了。右手墙上挂着一本挂历，纸都卷了，翻在十一月那一页，画上是一辆红色的卡车，底下的日子一格一格，有几格被人拿铅笔圈过。他抬头看了一眼年份，一九九四年。
走廊里有股味，不是煤气，是那种老楼才有的味，潮气混着煤灰，还有一点熬白菜的酸。他站在这儿，脚底下凉，凉得脚趾头往里缩。这楼他走了五年，从来不知道底下还有这么一条走廊，也不知道这条走廊跟他每天上上下下的楼是一个楼。
走廊上有风，风是从尽头那扇开着的窗户进来的，窗户上糊着一层塑料布，塑料布被风吹得一下一下地响。地上有一摊水，水边搁着一个拖把，拖把头是黑的，泡在水里。窗台底下堆着两排蜂窝煤，上头落了一层白霜，煤堆边上搁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头有半缸凉茶，茶面上浮着一只死苍蝇。走廊的另一头有个公用电话的架子，架子空着，电话让人拆走了，只剩两根线头，线头拿黑胶布缠着。
巫立平站在走廊中间，离他有七八步远，穿一件毛衣，毛衣的肘子上有两个补丁，脚上是一双塑料拖鞋。他手里攥着一个电话，话筒贴着耳朵，另一只手垂在身侧，手指头一松一紧。
徐建平走过去，走得很慢。他伸手去碰巫立平的胳膊，手从毛衣上穿过去了，穿过去的时候手心里有一点凉，像伸进了一股风里。他收回手，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掌纹还在，什么也没有。
巫立平把话筒从耳朵上拿下来，看了看，又贴回去，然后按下去了。话筒搁回座机上，发出一声很轻的响。他站在那儿，肩膀往下塌，塌得很厉害，人整个矮了一截。徐建平往那扇绿门里看了一眼。
门是开着的，屋里没开大灯，只点着一根腊烛，烛火在门框边上晃。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两个碗，碗里剩着半碗面条，面条上结了一层白油。靠墙有一个灶塘，灶上坐着一把铝壶，壶嘴在冒气，气很细，一直往上飘。屋角堆着半袋木碳，袋子口开着。煤气味是从屋里出来的，一股一股，很淡，但是一直在。
徐建平在门口站着，把事情想了一遍。他干了五年维保，见过两回煤气泄漏，都是管子接口松了，拿扳手拧半圈就好。他往灶台那边看，煤气罐在灶台底下，罐子上一个角阀，阀上连着一根红胶管，胶管从灶台后头穿过去，接在灶上。他走进去，蹲下，伸手去拧那个角阀。
手刚碰到阀柄，走廊里所有的灯一起闪了一下，闪得很快，闪完就稳了。他接着拧，阀柄纹丝不动，像焊死了一样。他两只手一起上，使了全身的劲，手背上的筋都鼓起来了，阀柄还是一动不动。他一使劲，脚底下的地就往下陷，陷下去半寸，又弹回来，弹得他膝盖一软，人差点跪在灶台前头。他松开手，地就不动了。
徐建平蹲在那儿，喘了几口气。他明白了一件事，这个阀门不是他该碰的。他把角阀这一关，水就不烧了，气就不漏了，人就没事了，这就叫直接改结果。这楼不让他这么干。
他站起来，回头看了一眼巫立平。这个人半夜一个人在家，喝了酒，把壶坐上，把煤气开着，然后坐在那儿打电话，打了一半又挂了。他要是就这么坐着，坐到壶里的水烧干，坐到后半夜，这一楼的人谁都跑不了。他回头看巫立平。巫立平还在那儿站着，两只手垂着，眼睛看着地上那摊水。
“喂。”徐建平说。巫立平抬起头来，看着他。徐建平愣了一下。他记得戚长荣说过，里头的人看不见你。
“你看得见我。”
“你来了。”巫立平说。他的声音很干，像嗓子里塞了棉花，“你跟你爸一个样，眉眼像。”徐建平的后背一下子凉了，凉到脖子根。他张了张嘴，没问出来。
“你别站门口。”巫立平说，“门口风大。”
“你认识我爸。”巫立平没答，低头看自己手里的电话，看了一会儿，把话筒又拿起来了。
“这楼底下有个人。”巫立平说，眼睛看着话筒，“他在底下待了三十年了，他不出来，他也不让人进去。我每回做梦都梦见他在敲门，敲的是我家的门。”
“他叫什么。”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巫立平说，“我就知道他姓徐。”
徐建平往前走了两步，站到桌子边上。桌上那个电话是老式的，转盘的，黑塑料，沉。转盘上有一圈小孔，孔边上印着数字，数字都磨没了。话筒的线上缠着一圈胶布，胶布发黄了。
巫立平把手指头伸进第二个孔，转了一圈，松手，转盘转回来，哗啦一声。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他转到第八个的时候停住了，手指头搁在孔里，没往下拨。徐建平看着他的手指头。他想起来戚长荣说过的话。你只能碰东西。
他站在那儿，把能碰的东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壶他能提，阀门他拧不动，窗户他能支，煤气罐他搬不动，人的胳膊他碰不着。剩下的只有桌上这个电话。他看了一眼挂历。十一月十一号那一格被人拿铅笔画了个圈，圈画得很重，纸都破了。
他伸手过去，把巫立平搁在座机上的那只手挪开一点，挪开一寸，然后自己把转盘拨到了底，松手。转盘哗啦啦地转回来，一圈一圈，声音在屋里很响。线路里有了声音，一声长，两声短，然后是回铃。通了。
巫立平把话筒贴到耳朵上，愣住了，眼睛睁得很大。他的嘴张了张，先没出声，过了一会儿才说出来。
“嫂子，我是永宁里七楼的巫立平。”徐建平站在旁边，听见自己的左耳朵里响了一声。
那声音很细，像一只蝉钻进去了，一开始在耳朵外头，一转就钻到了里头，钻进去就不出来了。他甩了甩头，那声音还在，一直在，越来越高，高得他有点站不住。
“那年封层报告上的字，是我签的。”巫立平说，“我对不住你们家。这些年我没敢说，我一句都没敢说。”
徐建平想听下一句，可是耳朵里的蝉叫把话盖住了。他拿手按住左耳，按得耳朵都变形了，蝉叫一点没小。他往后退了一步，退到门口，又听见巫立平在说，说得很快，一句接一句，像怕来不及。他往前凑，凑到巫立平脸边上，只听见几个字，听见“门”，听见“锁”，听见“不是我”，剩下的全让蝉叫盖住了。然后灯灭了。
走廊的灯、屋里的烛火，一下子全黑了。他站在原地，四周黑得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耳朵里的蝉在叫。他伸手往前摸，摸到了铁的，凉的，是门。他顺着门摸，摸到门框，摸到门逢，门缝外头有光，很细的一条。
他使劲推。
推的时候他听见有人在他背后说话，说的什么听不清，声音隔着一层水似的。他不敢回头，手一直推，推得手掌心疼。门开了，他站在轿厢里。
轿厢的灯亮着，地板上那层白灰还在，他自己的脚印踩在上头，一个压一个。他扶着轿厢壁站了一会儿，耳朵里的蝉慢慢地低下去，低到能忍的程度，但是没停。他抬头看显示板，上面是负一。
他上到负一，出了电梯，走廊的灯还亮着，值班室的门开着，桌上那本登记本翻在最后一页。他先去洗了把脸，水龙头拧到最大，凉水冲在脸上，冲得他打了个哆嗦，耳朵里的蝉一点没退。他抬头看镜子，镜子里的人脸色发白，左边耳朵红了一片，是他自己按的。他走过去坐下，手抖得厉害，笔都拿不稳，最后什么也没写。
那一夜他坐在椅子上，一直坐到天亮。中间他试过拿手机放高频的声儿，网上找的那种测试音，他把音量开到最大，右耳听得见，左耳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把手机贴到左耳上，贴了半分钟，只听见那条细细的蝉。耳朵里的蝉叫了一整夜，到早上才弱下去，弱成一条细细的线，平时听不见，一安静就出来。
六点多，天开始亮，值班室的窗户朝东，光从百叶窗的缝里一条一条地射进来，照在墙上，照在那两袋水泥上。他把登记本翻开，翻到最后一页，笔拿起来又放下。他不知道该写什么，写“零层”不对，写“负一”也不对，他坐了半天，最后把本子合上了。
早上七点多，他去楼下小卖部买烟。巫立平也在，穿一件棉夹克，站在蒸笼前面等着拿包子，脸上红红的，眼皮有点肿。他接过包子，掏钱，找零，往楼里走，走到徐建平跟前还点了下头。
“起这么早。”巫立平说。
“夜班。”
“哦。”巫立平说，“辛苦。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半夜三更的，一个电话就得爬起来。”
“还行。”
“我家那个水龙头前两天也漏，滴答一宿。”巫立平说，“你有空帮我看看，我给你拿包烟。”
“行。”徐建平说，“你什么时候在家。”
“我天天在家。”巫立平说，“我一个闲人。”
他走了，走了几步，把包子往嘴里塞了一个，腮帮子鼓起来，一边嚼一边抬手跟门岗打了个招呼，招呼打得挺随意。门岗那个小伙也抬手，两个人谁都没多说一句。
徐建平站在小卖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这个人昨天晚上差点把一整栋楼送走，今天早上在吃包子，什么都不记得。手机响的时候他还在看。
“徐建平啊。”他妈的声音有点怪，“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一趟。”
“怎么了。”
“家里那个机器。”他妈说，“就是答话的那个，昨天夜里亮了一回，有个不认识的人留了话。我不会弄，你来听听。”
第四章 答录机
他妈住在城北，一片老楼，五层，没电梯，楼道里刷的半截绿漆，绿漆上头是白墙，白墙上贴满了小广告，开锁的、通下水的、收旧家电的，一层压一层。楼底下有个修鞋摊，摊主是个哑巴，见人就笑，笑完了低头继续锥鞋底，锥子扎下去，一下一下。
徐建平是坐公交去的，倒了一趟车，车上人不多，他坐在最后排，靠着窗，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跑。他左耳朵里那条蝉一直在，车一颠，蝉就叫得响一点，颠过去又低下去。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他妈正在厨房里包饺子，围裙上沾着面粉，手上也是，一开门先在他胳膊上拍了一下，拍出一个白手印。
“怎么不提前说。”他妈说，“我好多包点。”
“我不吃。”
“不吃你回来干什么。”他妈说着往屋里走，“进来，把门带上，风大。”
屋里还是老样子，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墙上挂着一幅挂历，挂历上的画是山水，翻在十一月。电视机上罩着一个布罩，布罩上绣着两朵花。靠墙的柜子上摆着一排药瓶，还有一台收音机，收音机的天线拉出来一半。
那台答录机在柜子最里头，黑塑料壳，比一本书厚一点，上头一个红灯，一闪一闪。机器上落着灰，灰上有一道擦过的印子，是他妈擦的。
“就是这个。”他妈站在旁边，手在围裙上擦，“昨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它亮着，红灯一闪一闪的，我也不敢碰，我怕按坏了。你爸在的时候买的，买了就没怎么用过，谁给咱家打电话啊。”
“亮的时候几点。”
“我哪知道几点。”他妈说，“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墙上的钟我看了，好像是三点，又好像是四点。我眼神不好。”
徐建平把机器搬到桌上，看了看，是老式的，用磁带。他按了一下播放，磁带转起来，沙沙地走了一段，然后有声音。
“嫂子，我是永宁里七楼的巫立平。”他妈的手停住了。
“那年封层报告上的字，是我签的，我对不住你们家。这些年我一直想打个电话，我不敢打，我怕你骂我，我也怕你不骂我。我今天喝了点酒，我想着再不说道说道，我这心里过不去。嫂子，你别恨他，他是个好人，是我们把他关在里头的。”磁带走到头，咔嗒一声，自动停了。
徐建平把磁带倒回去，又听了一遍。第二遍他听出了别的东西。机器上有一个小屏幕，显示来电话的号码，那个屏幕现在是空的，一个数字也没有，只有时间，三点零七。
他把机器翻过来看，后头的线插得好好的，电话线、电源线都在。他拿手机拨了一下这个座机号，机器上的屏幕立刻跳出来一串号码，跳得清清楚楚。
“你看，能显示。”他说。
“那昨天怎么不显示。”他妈说。
徐建平没答。他又把磁带倒回去，听第三遍。第三遍他听得很仔细，听那个人喘气的声音，听他停顿的地方，听背景里的动静。背景里有一点响，很轻，像是水在壶里滚。
听到“是我们把他关在里头的”这一句，他把暂停按下去，按了两回才按准。他把这一句反复听了五遍，一遍一遍，听到最后他能跟着一起念出来。
“妈。”他说，“我爸是不是被人关在什么地方了。”屋里安静得能听见楼下哑巴锥鞋底的声音。
“这是谁。”他妈说。
“七楼一个住户。”
“七楼。”他妈重复了一遍，“哪个七楼。”
“我管的那栋楼。”徐建平说，“永宁里七号楼。”
他妈没说话，转过身去，走到厨房门口，站住了。她的背对着他，肩膀一动没动，围裙的带子在腰后头系着一个结，结打得歪了。
“妈。”
“我不认识他。”他妈说，“我不认识什么巫立平。”
“他叫你嫂子。”
“叫嫂子的多了。”他妈说，“菜市场卖鱼的也叫我嫂子，楼下收废品的也叫我嫂子。”
“他说的不是客气话。”
“那你说他说的什么话。”他妈转过身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徐建平，你今年四十一了，你也是当过爹的人。有些事我瞒你，是为了让你好好过日子。你要是非得知道，我不拦你，可你得想清楚，知道了以后你还能不能睡着觉。”
“他说封层报告。”
“什么封层报告。”他妈的声音高了一点，高得有点岔，“我一个老婆子，我知道什么封层报告。你爸在厂里上班，厂里出事，厂里赔钱，这事儿早就完了，完了三十年了。”徐建平站起来，走到她背后。
“妈，我爸那年是不是在永宁里干活。”他妈没回头。厨房里的水龙头开着，水哗哗地流，流了很长时间，她才伸手把水关上。
“你听谁说的。”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
“我不说。”他妈说，“你也别问。你问了我也不说，我说了你也别信。你爸的事，我心里有数就行。”
徐建平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没再问。他知道他妈这个脾气，她不想说的事，你拿钳子撬也撬不开。
他在屋里转了一圈。窗台上摆着三个腌菜坛子，坛口拿塑料布蒙着，压着橡皮筋。阳台上晾着两件衣服，一件是他的旧衬衫，一件是他爸的棉袄，棉袄的领子洗得发白。桌上有一个铁盒子，装针线的，盒盖上有一个人头像，磨得快看不清了。转到柜子边上，看见柜子底下压着一本相册，红皮的，边角磨破了。他抽出来，翻开。
相册里的照片不多，前头几页是他小时候，光着屁股坐在澡盆里，后头是他上学的照片，戴红领巾，站得笔直。最后几页是他爸。
一张是在厂门口照的，他爸站在一个铁门边上，穿一件蓝工装，胸前的口袋上别着一个牌，牌子上的字看不太清，能看出一个“徐”字。照片背面有字，钢笔写的，字迹很淡了，写的是“九四年十一月”几个字。
还有一张是合影，七八个人，站成一排，都是蓝工装，背景是一片空地，空地上堆着钢筋。他爸站在最右边，个子最高，手插在裤兜里，笑得露出牙。
徐建平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也有字，写着“永宁里工地”，后头跟着一个日期，那个日期被水泡过，只剩下一半，能看出一个“十”字。他把照片凑到台灯底下，一个字一个字地想看清那个日期剩下的笔画，看了半天，只看出一个“一”和一个模糊的点。
他数了数合影上的人，一共九个，九个里头有八个站得松松散散，只有最左边那个站得很直，两只手背在身后。那个人的脸被折痕压住了一半，看不清。
“别翻了。”他妈从他手里把相册抽走，合上，塞回柜子底下，“都是些老东西，翻它干什么。你爸那个人，一辈子没照过几张相，照了也不爱看，说自个儿上相丑。”
“这张合影上的人，你还认得吗。”
“不认得了。”他妈说，“都三十年了，谁还记得谁。有几个后来还来过家里，送过东西，我一个都没让进门。”
“妈，我爸是怎么走的。”
“你小时候不是问过吗。”
“我那时候小。”
“小的时候问，我还能糊弄你，说他是出差去了。”他妈在厨房里说，声音隔着一道门，“现在你问我，我糊弄不了了。可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人不是我看着走的。”
“电着的。”他妈说，“楼里说是电着的，厂里也说是电着的。人抬回来的时候，身上盖着白布，我没敢看。”
她说完就进厨房了，把面板上的饺子一个一个摆好，摆得很整齐，摆完又拿湿布把面板边上擦了一遍。徐建平坐到天黑才走。屋里没开大灯，就开了一个台灯，灯光照在桌面上，照着他妈的手。她的手背上有一块疤，是早年被油烫的，烫的时候他还在上学，回来只看见一盆凉水，水里泡着一只手。他妈给他装了一袋饺子，冻的，用塑料袋包了两层，塞到他怀里，说回去煮，水开了再下，煮三滚，滚完了焖一会儿。
“妈。”他在门口站着，“那个铁皮青蛙还在吗。”
他妈愣了一下，转身进屋，在柜子最底下翻。翻出来一个铁皮的东西，漆掉了一半，上发条的那个钮也歪了。
“还在。”他妈说，“你爸买的，买回来你玩了两天就不玩了，嫌它蹦得慢。”
下楼的时候碰见隔壁的老太太，老太太拎着一袋白菜，问他是不是徐建平，他说是，老太太说你妈一个人在家，你有空多回来。他说好。老太太又说你妈这人，嘴上不说，心里都记着。他说我知道。
回到楼里已经八点多。他从信箱里掏出一摞信，大部分是广告，最底下压着一个白信封，硬硬的，左上角印着检验机构的名称，收件人写的是维保单位，后头跟着楼号。
他把信封拆开，里头是一张单子，电梯年检合格单，格式是统一的，一格一格，盖着红章。他一项一项看下去，看得很仔细，看到最后，“层序”那一栏印着两个字：正常。再往上看，是检验日期。检验日期那一栏，印的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徐建平把单子举到灯底下，翻过来，翻过去，纸是新的，章是新的，红得发亮，边上的油墨还没干透，手指头一蹭就糊了一点。
他拿着单子下了负一，进了值班室，把上个月的单子从铁夹子里抽出来，两张放在一起比。上个月那张，检验日期也是这个，也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这个日子。他又把铁夹子整个打开，把里头的单子全抽出来，一张一张往前排，排到五年前，日期那一栏全是这个日子，一天不差。再往前就没有了，戚长荣那几年没把单子留下来，只在本子上写字。
他忽然想起来，戚长荣写过的那四个字，层序正常。他那时候以为说的是电梯的层楼显示正常，现在他觉得不是。
他把手电筒拿出来，照着两张单子的同一个位置，看了很久。单子上的其他项都正常，额定速度、载重、平层精度、门锁电气触点，一项一项打着勾，勾是用蓝笔手打的，笔迹是蔚福成的。只有日期那一栏，是打印机打上去的，字口很硬，一看就是机器印的。他给柏永山打了个电话，问这个月的单子你看了没有。
“看了。”柏永山说，“怎么了。”
“日期不对。”
“打印机的事。”柏永山说，“特检院那台机器老得掉牙了，去年就说过要换，一直没换。你别管那个，章是真的就行。”
“章是真的，日期是假的，这单子算数吗。”
“算数。”柏永山说，“有章就算数。”桌上的手机响了。
“徐建平吗。”那头的人说话很慢，嗓子有点哑，“我是蔚福成，特检院的。”
“蔚福成。”
“这个月的单子你看了没有。”
“看了。”
“你先别动它。”蔚福成说，“别往上写字，别折，别拿手蹭。我明天上午过来。”
第五章 老师傅的账
蔚福成是上午九点半到的，比说的时间晚了一个钟头。他骑一辆电动车，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帆布包，包带子磨得起了毛，包口拿一根绳子系着。他五十多岁，个子不高，戴一副老花镜，镜腿用胶布缠过，走路的时候左脚有点拖，拖得不明显。
“路上堵。”他把车支好，摘下眼镜擦了擦，“你们这儿早上是不是有个早市，堵得水泄不通。”
“往东走那条街。”徐建平说。
“我就是从东边来的。”蔚福成说，“下回我绕西边。”
他跟着徐建平下到负一，进了值班室，把帆布包放在桌上，解开绳子，从里头掏出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袋子很旧，四个角都软了，封口的地方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个编号，字是钢笔写的，墨已经变成了褐色。
“这个是我师傅留下的。”蔚福成说，“他一九九六年退的，退之前把手里的档案都交了，就这一份没交，压在他自己柜子里。他走的时候交代我，说这份东西不能进档案室，进了就没了。”
徐建平把档案袋接过来，抽出来一叠纸。纸是老的，比现在的纸厚，颜色发黄，边上脆了，一翻就掉渣。最上头一张是检验报告的封面，铅印的表格，盖着当年的公章，章上的字还能认出来。他一张一张往下翻。翻到中间，他停住了。
“少一页。”他说。
“少一页。”蔚福成点点头，“我师傅抽走的。他抽的那一页，是分层记录，一层一张表，一共十一张，现在只剩十张。中间那一段，从负一到一层，缺了。”
“缺的那张上写的是什么。”
“不知道。”蔚福成说，“我师傅没说。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永宁里七号楼有一层不在册，每年都得有人签层序正常，签了，楼就不闹。”徐建平把手里的纸放下，纸边在他手指头上划了一道白印。
“签了三十年。”他说。
“签了三十年。”蔚福成说，“我来这楼里做检验，做了三十年，每一回，那一栏都是别人替我签好的。我一开始还问，后来不问了。我们这行有我们这行的规矩，有些字不该你签，你就别伸手。”
“那你今天为什么来。”
“因为我看了这个月的单子。”蔚福成从兜里掏出那张单子，摊在桌上，指着日期那一栏，“你看这个日子。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打了三十年单子，从来没打出过这个日子。机器是死的，机器里存着的是系统时间，系统时间是按日历走的，它走不到一九九四年去。”
“柏永山说是打印机老了。”
“打印机老了会打歪，会漏墨，会卡纸。”蔚福成说，“它不会把日子往回打三十年。这不是机器的事，这是有人让它这么打的。”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外头车库里有车进来，轮胎在地上磨出一声尖响，然后熄火。
“蔚福成。”徐建平说，“这楼要是一直这么签下去，签到我退休，签到我后头那个人，就这么签？”
“你要是签得下去，就能签。”蔚福成说，“我们这行有个说法，叫以检代管。检验是检验，管理是管理，管理出了事，检验的人不担。可章是我盖的，我盖了三十年，我一年比一年睡不好。”
“那你为什么不报。”
“报给谁。”蔚福成说，“报上去，人家来看，图纸上没有，实地也没有，人家说你有病。我这岁数了，我犯不着。”
“蔚福成。”徐建平说，“你师傅是怎么死的。”
“病死的。”蔚福成说，“肝上的毛病，喝酒喝的。不过他死之前那半年，人不太对劲，老是说听见有人敲门。他住六楼，六楼哪有人敲门。他儿子说，他夜里起来，站在门口，隔着门跟人说话，说得还挺客气，说你再等等，我这就来。”徐建平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擦完还是潮的。
“我找个人。”他站起来，“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戚长荣是中午到的，坐公交来的，下车以后走了两百多米，走得很慢。他穿一件旧夹克，拉链拉到一半，里头是毛衣，毛衣领子翻在外头。他进值班室的时候，先看了一眼蔚福成，又看了一眼桌上摊开的档案，脸上的肉动了一下。
“你把老东西翻出来了。”戚长荣说。
“戚师傅。”蔚福成站起来，“这事儿瞒不住了。”
“瞒不住也得瞒。”戚长荣说，“瞒一天是一天。”
徐建平把椅子让给他，自己坐在折叠床上。戚长荣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坐了一会儿，从兜里摸出烟，点上，抽了两口。
“你怎么来的。”徐建平问。
“坐公交。”戚长荣说，“倒了两趟，第二趟车上没座，我站了六站地。”
“你腿不好还站着。”
“我腿不好，又不是腿断了。”戚长荣说，“我这条腿是前年冬天在冰上滑的，滑完就成这样了，大夫说是里头有积液，抽了两回，抽完还是这样。”蔚福成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两只手捧着，没喝。
“你想知道什么。”戚长荣说。
“全部。”
“全部说出来，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戚长荣说，“你别下去。”
“我已经下去了。”戚长荣的手停在半空，烟灰掉在裤子上，他这回弹了。
“你进去了。”
“进去了。”徐建平说，“我改了一步，把七楼那个住户的电话拨出去了。我的左耳朵，从那天夜里就开始响，一直响到现在，响得我睡不着。”
戚长荣把烟摁在搪瓷缸子里，摁得很用力，烟头都扁了。他低着头，肩膀往下垮，垮了很久，才抬起头来。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一号。”他说，“那天夜里我在楼上值班，值班室在十一层机房旁边，一张行军床，一个电炉子。夜里一点多，我听见底下有动静，像是有人在敲墙，一下一下，不快，也不慢。我以为是管子响，我们这行听惯了，管子响跟敲墙不一样，我那时候年轻，我懒得下去。”他停了一下，从缸子里把那个摁扁的烟头又捡出来，捏在手里。
“后来我闻到味了。”他说，“塑料烧着的味，还有胶皮味。我从楼梯往下跑，跑到一层，一层没事。跑到负一，负一也没事。味儿是从中间来的，从负一和一层之间来的。那地方在图纸上是一堵墙，墙后头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可那天晚上那堵墙在冒烟。”
“墙后头有人。”
“有人。”戚长荣说，“你爸。他是厂里派来的电工，白天来换线，晚上收工的时候，门自己锁上了。那个门是防火门，一关就自动落锁，从里头打不开。他在里头敲了两个钟头。”徐建平的手抠在折叠床的边沿上，铁管冰凉，他抠得指头都白了。
“你为什么不去开。”
“我没有钥匙。”戚长荣说，“那扇门的钥匙在物业，物业的人那天晚上不在。我砸过，拿消防斧砸，砸了十几下，门没开。后来是施工队的人来了，来了七八个，把我拉开了。他们说这楼明天要验收，验收不过，谁都别想拿到钱。他们连夜砌墙，把那个口子砌死了，砌到天亮，砌得平平整整，刷了白灰，第二天验收的人来了，站在那堵墙前面看了半天，说这墙砌得不错。”
徐建平没说话。他脑子里有一样东西在往上翻，翻得很慢，翻到嗓子眼那儿堵住了。他九岁那年冬天，家里来过几个穿蓝工装的人，站在门口，不进屋，跟他妈说了几句话。他妈听完就坐在地上了，坐了很久，后来是邻居把她扶起来的。那几个人走的时候留下一个信封，信封里是钱，他妈一分没花，压在箱底，压了很多年。
“你就看着。”
“我那时候二十八。”戚长荣说，“我一个月挣三百二，我有个老娘要养。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砌，我一句话都没说。砌完了我回机房，坐在行军床上，坐到天亮。从那天起，我这三十年，一天都没睡踏实过。”
蔚福成在旁边把档案一张一张收起来。他收得很慢，收完了把袋子口折了两折，折完又解开，从里头抽出一张纸，压在徐建平手边上，说这张你留着，上头有编号，出了事能查。
“你第一回看见零，是什么时候。”徐建平问。
“一九九五年开春。”戚长荣说，“砌完墙三个月。那天夜里三点，我在机房，显示板上跳出来一个零，我以为板子坏了，拿万用表量了半天，量不出毛病。我下到一层，门开了，门里头是一条走廊。我站在门口看了半个钟头，没敢进。”
“后来呢。”
“后来我进了。”戚长荣说，“第二个月，我又看见零，我就进了。我进去看见那扇绿门，门上挂着东西，我一看就明白了。那回我在里头站了一宿，什么也没动，天亮了出来，耳朵响了三天。”
“门上挂着什么。”戚长荣没答，把手里的杯子放下，杯底在桌面上磕出一声响。
“那零层是什么。”徐建平说。
“是他待的地方。”戚长荣说，“人没了，可这楼把他记着。这楼自己给他留了一层，谁也不许进，谁也不许说。每年每月，它把那一夜摆出来一回，摆给值班的人看。你要是进去，改一步，他就少恨一点，这楼就安稳一点。你要是不进去，它就把那一夜摆到别人身上去。”
“所以你就改。”
“三十年前那个月，我在零层待了一整夜。”戚长荣说，“门推不开，我就在门口站着，听里头。里头没有声音，一声都没有。天亮的时候我出来，从那以后，我每个月一号都下去一趟，不下去我心里不踏实，下去了我心里也不踏实，反正是怎么都不踏实。”
“我改了三十年。”戚长荣说，“我改的都是小事。我把门推开一条缝，我把窗户支起来，我把楼道里的煤球挪开，让他少呛几口。我每改一回，身上就少一样东西。现在我闻不见，摸不出，吃什么都一个味。”
“你为什么不改那扇门。”
“那扇门锁死了。”戚长荣说，“我试过十七回，一回都没推动，推得我手指头都肿了。那扇门后头是他那一夜，只有他自己家的人推得开。”
“那把钥匙。”徐建平说，“你给我的那把检修钥匙，柄上刻着一个零。”
“是我刻的。”戚长荣说，“刻了二十年了。我怕我哪天一糊涂，把这事忘了，我刻个零在上头，天天摸着，忘不了。”
“你为什么给我。”
“因为你是他儿子。”戚长荣说，“这楼认人。它认了你，我拦不住。”徐建平抬起头来。
“那天夜里，他打了个电话。”戚长荣说，“电话就在值班室那张桌子上，他拨了一半，火把线烧断了。他要是拨出去了，你妈就能叫人来，来了人，那扇门就砸得开，砸开了他就还活着。”
“他打给谁。”
“还能打给谁。”戚长荣说，“他兜里就揣着一个号。”
第六章 第二次下手
戚长荣和蔚福成走了以后，徐建平在值班室里坐了一下午。他没开灯，太阳从百叶窗缝里一条一条挪过去，挪到墙上，挪到水泥袋上，最后挪没了。他把那张编号的纸折了两折，塞进钱包夹层，塞完又拿出来，夹进登记本里。
他想明白了一件事，也想不明白一件事。想明白的是这楼为什么老是半夜三点把他叫起来，想不明白的是他妈那句话，你知道了以后还能不能睡着觉。
那天晚上他在楼下小卖部买了一瓶酒，二两的，回值班室喝了半瓶。他不怎么喝酒，喝两口就上脸，脸一热，左耳朵里的蝉叫得更响了。他把酒瓶盖拧上，搁在桌角，躺到折叠床上，眼睛睁着看天花板。天花板有一块水印，形状像一只鞋。
后来的半个月，零层没出来过。他每天夜里守到四点，四点到五点睡一会儿，六点起来巡楼。十一层，一层一层走，走到七楼的时候他会在巫立平家门口站一下，听里头的动静。里头有电视声，有碗筷声，有拖鞋在地上拖的声音。
这半个月里他把楼里的人都看了一遍。他巡楼的时候开始留意门，留意门后头的声音，留意谁家夜里不关灯。他发现这楼里住着三十七户，一半是老的，一半是租的，租的那一半换得勤，一年能换三茬。他还发现七楼那个姓巫的住户，每天晚上八点多会下楼扔垃圾，扔完在楼底下站一会儿，站着抽烟，抽完上楼。十一月下旬的一天夜里，三点整，显示板上跳出来一个零。
他坐在椅子上没动，手里攥着那把检修钥匙，攥得手心出汗。他跟自己说，不去了，去一回少一样东西，去两回少两样，他这辈子还有几十年，他不能把自个儿拆着用完。
他坐了有十分钟。这十分钟里他把能想的都想了一遍，想到他妈的饺子，想到那个铁皮青蛙，想到戚长荣伸进火里的三根手指头。他还想到自己这四十一年的日子，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一个月四千多块钱，一个人住，一个人吃，过年回家待两天，待完就走。然后他站起来，把钥匙揣进兜里，上了楼。
这回门开得比上回快。他还没走到门口，两扇门就自己退开了，退得干干净净。走廊里的灯比上回亮，白织灯换成了两根日光管，光打在墙上，把墙上的裂缝照得清清楚楚。
走廊中间站着一个女的，三十来岁，穿一件羽绒服，头发扎在脑后，手里攥着一串钥匙。她站在一扇门前，钥匙插在锁孔里，插进去了，没拧。
徐建平走过去。他记得上回巫立平看得见他，这回他也留了个心，走到跟前，那个女的抬起头来，眼睛里没有他。她看不见他。
她低着头，看着锁孔，手在抖。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下，又转回来，转了三四回。她把钥匙拔出来，又插进去，插进去的角度不对，插不到底。
门里头有声音，很轻，是小孩在哭，哭一会儿停一会儿，停的时候在喊妈。那个女的听见了，手停了一下，头往门上靠了靠，靠了两秒，又直起来。
“妈一会儿就回来。”她说。声音不大，也不知道是说给孩子听的，还是说给自己听的。门里头哭声小了，变成抽气。
徐建平站在她背后，把事想了一遍。这个女的住九楼，他见过两回，一回是她拎着菜上楼，一回是她在楼下给孩子系鞋带。她男人不在，听说是跑长途的，一个月回来几天。这个人要出门上夜班，孩子睡着了，她怕孩子醒了找不到她，她想把门从外头反锁，又怕孩子醒了打不开。她这么一犹豫，钥匙在锁孔里转来转去，最后她没锁，走了。孩子半夜醒了，光着脚出来找她。
他往楼下看了一眼。走廊尽头有一段楼梯，水泥的，往下走，走到一半就没有了，剩下的是空的。空的底下是井道，井道底下是黑的，黑得看不见底，能听见风，风从下头上来，吹在脸上，带着一股铁锈味。
他把这段楼梯看了两遍，还是看不明白。这楼一共十一层，加一个负一，加一个零，再往下就没有了。可这段楼梯是往下走的，走到一半断在那儿，跟谁拿刀切过一样。他回过头，看着那串钥匙。
他能碰东西。他伸手过去，把那个女的手里的钥匙捏住，一转，一推，锁舌进去，咔的一声。锁上了。
那个女的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门锁，又看了看手里的钥匙，转身走了，走得很急，鞋跟在地上磕出一串响。徐建平站在原地，看着那扇锁上的门。门里头小孩还在哭，哭声隔着一层门板，闷闷的。他把右手抬起来，看了看。
手掌是好的，五根手指都在，指甲缝里的黑也在。他用左手去掐右手的虎口，掐下去，不疼，也不麻，什么感觉都没有。他又掐了一下，掐得更重，掐出两个白印子，白印子过一会儿才红。
他把右手贴在走廊的墙上。墙是凉的，他知道墙是凉的，因为他左手刚才摸过，可是右手贴上去，什么都摸不出来，就跟贴在一块木头上一样，或者说，就跟贴在一块什么都没有的东西上一样。他又把右手举到嘴边，拿牙咬了一下手背，咬出两排牙印，牙印很深，他也不觉得疼，一点都不疼。
疼这个东西，他以前从来没想过。他这行当一年到头磕磕碰碰，手指头被门夹过，胳膊被钢丝绳划过，疼起来骂两句就过去了。现在不疼了，反倒更让人难受，就像身上少了一根弦，别的弦怎么弹都不对。
灯灭了。
他摸黑往回走，走得很稳，因为这条路他上回走过一遍。走到轿厢里，门关上，电梯往上走。他站在轿厢中间，两只手垂着，右手攥了攥，又松开。
第二天上午他去巡楼，巡到九楼，看见那个女的在楼道里晾衣服。她个子不高，头发扎在脑后，穿着一件家居的棉袄，脚上一双棉拖鞋。她一边晾一边跟隔壁说话，说她昨天夜里差点迟到，出门的时候手忙脚乱，钥匙都插不准。徐建平从她身边走过去，她抬头看了一眼，点了下头，接着晾衣服。
他在九楼站了一会儿，看她把最后一件衣服晾完，把盆端回去，门关上。门关上的时候，他听见里头那个小孩在说话，声音尖尖的，说妈妈我的鞋。她说你的鞋在门口，自己穿。
他下了楼，在值班室坐下来，把手放在桌面上。桌面是木头的，有一道一道的划痕，他用右手一根一根摸过去，摸不出划痕。他又去摸桌角那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是凉水，他把右手整个伸进去，水是凉的，他知道水是凉的，因为他左手刚才试过，可是右手在水里，什么都感觉不到，就像那只手不是他的。他把手从水里拿出来，甩了甩，甩干，插进裤兜里。
上午十点多他妈打了个电话来，说家里那个机器又亮了，这回没留言，就一个未接，时间还是三点多。徐建平说你别管它，你把插头拔了。他妈说拔了不就不响了吗，我还想听听。他说你听什么。他妈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干，说我就是想听听，万一哪天有你爸的话呢。他握着手机没出声，左耳朵里的蝉在那时候叫得特别响。中午柏永山来送水，看见他坐在那儿，问他怎么了。
“手麻。”徐建平说。
“睡觉压着了。”柏永山说，“你夜里睡觉得垫个枕头。”
“嗯。”
柏永山把水放下，又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扔在桌上，说这个你抽。徐建平说我不抽这个牌子。柏永山说抽吧，好烟。他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回来，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这个月的补贴，涨到两千五了。”柏永山说，“公司那边我打过招呼了。”
“为什么涨。”
“你辛苦。”柏永山说，“再说这楼最近事多，你多担待。”徐建平把信封拿起来，捏了捏，比上回厚。他没打开，塞进抽屉。
“柏经理。”他说，“这楼底下有个人。”柏永山站在门口，背对着他，肩膀绷了一下。
“什么人。”
“一个电工。”徐建平说，“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一号。”柏永山没回头。他站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从兜里摸出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没点。
“你听谁说的。”
“我自己看见的。”
“看见什么。”柏永山转过身来，脸上挂着笑，笑得有点硬，“徐建平，你夜里一个人待着，容易胡思乱想。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白天来，晚上找个替班的，钱我出。”
“我不需要替班。”
“你需要。”柏永山说，“你脸色不对。”
他走了。徐建平听见他的脚步声上了楼梯，一步一步，走到一层，然后是大堂的门响了一下。他坐在椅子上，把手伸到台灯底下看，右手的手背上还留着两个掐出来的印子，印子发紫，慢慢地褪。
那天夜里他没等到三点，两点半就上了楼。他站在客梯门口，看着显示板。显示板上是负一，规规矩矩的一个负号加一横。三点整，那个零跳出来。门开了。他没进去，站在门口看。
走廊还是那条走廊，灯亮着。走廊尽头那扇绿门关着，门缝底下没有光。他往里头走了两步，看见绿门上挂着一个东西，挂在门框边上的一个钉子上，一晃一晃的。
他往前走。走到离那扇门还有四五步的时候，灯灭了。
他站在黑里，伸手往前摸，摸到了门，摸到了门框，顺着门框往上摸，摸到了那个东西。是金属的，凉，一面平，一面有个别针。
他把它攥在手里，往回走。走的时候他不敢回头看，他知道一回头就得站住，站住了就不一定走得动。他一只手扶着墙，一步一步摸回去，摸到轿厢门口，摸到门框，摸到轿厢的橡胶地板。走到轿厢里，门关上，灯亮了。他低头看手里的东西。是一个工牌。铝的，边上磨圆了，正面的字是钢印打的，一个一个，打得挺深。
他把工牌翻过来，背面朝上。背面也打过字，磨得只剩下一道一道的浅痕，能看出上头有两行，第一行短，第二行长，长的那一行开头几个字已经磨平了，中间还能认出几个笔画。
他把工牌又翻回正面，凑到轿厢的灯底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第一个字是徐，第二个字是建，第三个字是平。上面三个字，他认得。
徐建平。
第七章 缺一层
工牌在他手里攥了一夜。夜里他躺在折叠床上，眼睛睁着，把工牌贴在胸口，铝片慢慢地捂热了。他听见电梯在井道里响了一回，响得很轻，三点到四点之间，他等着门开，门没开。四点零二分，电梯动了一下，上去了，又下来，停在负一。天亮的时候他把手摊开，掌心里一道红印，是工牌边上压出来的，压得很深，压了一夜。
他把桌子上的东西归了一遍。烟灰缸倒了，缸子洗了，抽匣里的单子也捋平了，捋到一半看见三张去年的报消单，压在最底下，早就过了期限。他把过期的扔了，把没过期的夹进本子里。桌上还有一把锤子，是他修门锁用的，锤柄上缠着胶布，缠了好几层。
弄完了，他坐到桌子边上，把工牌放在台灯底下，拿袖子把背面擦了一遍。擦完还是那样，磨得太狠了，字都快没了。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副老花镜，是戚长荣留下的，镜片上有划痕，戴上头晕，他还是戴上了。背面第一行是日期，钢印打的，磨掉了一大半，能看出“一九九四”，后头一个点，然后是“十一”，再往后就平了。
第二行是一串数字。前头三个数字磨得只剩一点印子，从第四个开始清楚起来，一个数一个数，一共七个。徐建平把这七个数字念了一遍。
念完他把工牌放下，两只手撑在桌子上，撑了很久。这七个数字他从小念到大，念了三十多年。他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让填家庭情况表，他在“家庭电话”那一栏写的就是这七个数字，写了两遍，怕老师看不清。后来有了手机，他还是记得这七个数字，比记得自己的号还熟。他拿起手机，拨了他妈的座机。
“喂。”
“妈，咱家电话多少号。”
“你打过来了还问。”
“你说一遍，我核对核对。”
他妈念了一遍，念得慢，一个数一个数地念。徐建平跟着看工牌上的数字，一个对一个，对到最后一个，一个不差。
“妈，电费是不是又涨价了。”
“长了。”他妈说，“一个月多十来块，我说这电表是不是不准，物业说都这样。”
“我给你交。”
“我自己交得起。”他妈说，“你那点钱留着自己用。”
“妈。”他说，“我爸会不会打钢印。”
“什么钢印。”
“就是拿个字模，往铁上砸，砸出字来。”
“会。”他妈说，“你爸在厂里干过钳工，后来才调去电工班的。他手巧，家里的菜刀把子都是他自己做的，还给我打过一个铁盒子，装针线的，盒盖上打了两朵花。”
“那个铁盒子还在吗。”
“在柜子上搁着呢，我天天用。”
徐建平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左耳朵贴上去的时候，那条蝉叫突然拔高了一下，高得他把手机拿远了。
“妈，我爸出事那天，你收到过一个牌子吗。”那头静了几秒。
“什么牌子。”
“铝的，这么大。”他比了一下，比完才想起他妈看不见，“上面有名字。”
“没有。”他妈说，“抬回来的时候就一身衣服，衣服都烧了一半，兜里什么都没有。厂里给了一个信封，就那个信封。”
挂了电话，徐建平在椅子上坐着，把工牌翻来覆去地看。正面三个字，背面一个日期，一个号码。这个牌子是他爸打的，打在他被关在里头的那一夜，打完挂在了门框上。
他想不明白他爸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打这么个牌子，打完了挂门上。后来他想明白了一半。人在里头出不来，喊也没人应，能做的事不多，能做的就是把自个儿是谁、家里电话多少，留下来，留给以后哪一个路过的人。
十二月一号一早，蔚福成来了，来得比上回早，八点就到了。他没进值班室，站在楼道口，手里拿着一摞单子，脸上一层白。
“打出来了。”他说。徐建平接过来看。
单子是新的，纸还带着打印机的热，红章盖得端端正正。他一项一项看下去，看到“层序”那一栏，手指头停住了。那一栏印着四个字：缺一层，待补。后头还有一个括号，括号里印着两个字：零层。徐建平把单子举到眼前，又看了一遍，字没变。
“这个章是你盖的。”
“章是我盖的。”蔚福成说，“我盖了三十年章，头一回盖出这么一张单子。我盖的时候手抖，抖得章都歪了，你看这个红边，这边重，这边轻。”
“那这单子算数吗。”
“算。”蔚福成说，“机器打出来的，机器认，系统认。系统里现在写着永宁里七号楼缺一层。这一条一进系统，就撤不掉了。”
“这一条进了系统，得走什么程序才能撤。”
“撤不了。”蔚福成说，“除非补上。补上了，系统自己就改了，改成正常，正常了就不显示这一条了。”
“怎么补。”
蔚福成看了他一眼，没往下说，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擦完戴上，镜片上还是有一道划痕。徐建平把单子夹进铁夹子里，夹在最上头。他把夹子挂回墙上那个铁丁上，挂了两回才挂稳，钉子有点松。
柏永山是被人叫下来的。他从楼梯上跑下来，跑到一半差点摔了，一只手扶着墙，喘着气问单子在哪儿。徐建平把单子递给他，他接过去，看了三遍，脸上的肉一点一点垮下去。
“这个不能往上报。”柏永山说，“报上去，这楼就得封，封了楼，三十七户人往哪儿搬。你去跟九楼那个带孩子的说，让她搬，她搬得起吗。”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把它压下去。”柏永山说，“压到下一张单子出来，压到系统自己好了。”
“那你让系统把这条撤了。”
“我怎么撤，我又不是系统。”柏永山把单子往兜里塞，塞了一半，被徐建平捏住了角。
“别塞。”
“你给我。”
“这是维保档案。”徐建平说，“归我保管。”两个人就那么捏着一张纸，捏了几秒。柏永山先松的手。
“徐建平。”他往后退了一步，声音低下来，“你听我说一句。这楼的事，不是你我这个层面上能办的。我上来的时候，交接的人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楼有个规矩，你照着做，别问。我照着做了十年，我没问过一句。”
“现在系统里写着缺一层。”
“系统会改的。”柏永山说，“下个月一号，单子打出来，说不定就正常了。这楼三十年都这么过来的，不差这一个月。”
“三十年怎么过来的。”
“我不知道。”柏永山说，“我真不知道。我上来那年，前任经理跟我交接，就交了一把钥匙一个本子，别的什么都没说。他说这楼不难管，你别多事就行。我听了他的话，我这十年没多过事，物业费收得上来，业主不闹，我这就算干得好。”
“那你晚上睡得着吗。”柏永山看了他一眼，没答这句。
“那这个月呢。”
“这个月你就当没看见。”徐建平把单子折好，折成四方块，塞进工装内兜，拍了拍。下午三点多，巫立平来了。
他站在值班室门口，没进来，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脸上那种常年不褪的红淡了不少，人看着瘦了一圈。他往屋里看了一眼，看见桌上的搪瓷缸子，看见墙上挂的蓝工装，看见折叠床上那条旧毛毯。
“我能进来吗。”他说。
“进。”
巫立平走进来，在椅子上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直。他坐了一会儿，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有点哑。
“我这半个月没睡好。”
“怎么了。”
“做梦。”巫立平说，“梦见我在楼道里站着，手里拿着电话，电话拨不出去。我一拨，转盘就卡住，我使劲拨，拨到最后一位，手就软了。醒了以后我一身汗，枕头都湿了。”徐建平没说话。
“还有。”巫立平抬起头来，“我梦见有人敲门。敲得不快，一下，停一下，再一下。我在梦里知道那是谁，我就是不敢开。”
“那是谁。”
“我不知道。”巫立平说，“我醒了就忘了，就记得我怕。”
徐建平给他倒了杯水，他两只手捧着，捧了一会儿才喝。他把杯子放下，从裤兜里摸出烟，抽了一根，点着，抽了两口，手有点抖。抽完了把烟头在缸子里摁灭，摁得很仔细。
“还有一件事。”巫立平说，“我年轻的时候在这楼里干过活，施工队的，材料员。那年冬天出了个事，出完了我们连夜砌墙，砌到天亮。砌完了队长让我们一人签一张纸，说这事到这儿就完了，谁也别提。”
“你签了。”
“我签了。”巫立平说，“我那年二十四，我什么都不懂。签完我拿了三百块钱，回家过了个年。这三十年我没敢跟人说过，我老婆都不知道。”
“那张纸呢。”
“烧了。”巫立平说，“队长收走了，一块儿烧的。”
徐建平把兜里那张单子掏出来，摊在桌上。巫立平低头看，看了半天，抬头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缺一层。”他念了一遍，“它自己写出来了。”
“还有一件事我要问你。”徐建平把工牌从兜里拿出来，放在桌上，正面朝上，“这个牌子，你见过没有。”巫立平看了一眼，整个人往后靠，靠到椅背上，椅子腿在地上刮出一声。
“在哪儿找着的。”
“零层的门上。”
“那是我挂上去的。”巫立平说，“三十年前，砌完墙那天早上，我在零层那个口子上捡着这个牌子。那时候墙刚砌完，灰还没干，牌子掉在墙根底下。我捡起来看了一眼，上头有个名字，我不认识，我就给挂回门框上了。我挂的时候还想，这人姓徐。”
“你为什么不交给别人。”
“交给谁。”巫立平说，“那天早上所有人都走了，就剩我一个。我拿着那个牌子，站在那儿，我心里害怕。我把它挂回去，我就当没看见。”徐建平把工牌收起来，塞进内兜，跟那张单子放在一起。
“你回去吧。”他说，“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你打。”巫立平说，“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
“徐建平。”巫立平站起来，站在门口，“你要是想干什么，你跟我说一声。我这三十年，我一天都没踏实过。”
那天夜里他在值班室坐到两点半，把工牌、单子、登记本摊在桌上，摆得整整齐齐。他给自己煮了一碗面，卧了一个蛋，吃完把碗洗了，把碗扣在桌角，扣得端端正正。两点五十，他站在客梯门口，手里拿着那把检修钥匙。
他把钥匙插进层门上方的检修锁孔，一档一档往下转。这钥匙有五个档位，负一、一层、检修、停止，最后一档在最底下，那一档上没刻字，只有一个凹进去的坑。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擦干，握住钥匙，往那个坑里按。钥匙进去的时候有一点涩，进去以后就顺了，像钥匙本来就该插在那儿。他把钥匙转到那个坑里。
整栋楼里，有很多扇门一起开了。
第八章 整栋楼漏了
那些门开的声音不是一声，是很多声，从底下往上，一层一层地传上来，像有人在楼里挨家挨户地推门。徐建平站在客梯门口，手还搭在钥匙上，听见声音从负一上来，经过一层，二层，一直上到十一层，上到顶，然后停了。
停了几秒，头顶上传来一阵响，是水响，管道里的水响，哗啦哗啦的，从十一层往下走，走到一层，走到负一，走到他脚底下。声音走到负一以后没有停，还往下走，走到他听不见的地方去了。这楼底下没有比负一更低的地方，他知道，他在这儿待了五年。客梯的显示板上，那个零亮着。货梯的显示板上，也亮着一个零。徐建平把钥匙拔出来。拔出来的时候，钥匙上带着一股热气。
楼道里有响动，他抬头看，二层和三层的楼梯之间多出来一段台阶，七八级，水泥的，边上没抹灰，露着砖。那段台阶就长在那儿，一头接二层的平台，一头往下拐，拐到墙里头去了。他上到二层去看，那段台阶还在，他伸脚踩了一级，硬的，实在的，不是虚的。
他又往下走，走到负一，负一的走廊里有一扇门开着，是配电间的门。他往里头看了一眼，配电间的后墙上开了一个洞，洞里头是黑的，有风出来，风里带着石灰味。他伸手进去摸，摸到墙，摸到砖缝，砖缝里塞着水泥，水泥是干的，干了三十年。
他走到大堂，大堂的卷廉门本来是拉到底的，现在拉开了一半，外头的路灯照进来，照在门里的地上。地上有水，很薄的一层，水面上浮着几张纸。大堂的墙上，那面贴公告的墙，公告全掉了，墙上露出底下的水泥，水泥上有字，用红漆写的，写得很潦草，是三个数字，一个负号，一个零，一个一。
“徐建平。”
柏永山从楼梯上冲下来，脚上穿着一双拖鞋，一只脚穿袜子一只脚没穿，裤逢歪着。他站在大堂中间，看着地上那层水，看着墙上的红漆字，嘴唇动了好几下。
“你干了什么。”
“我把钥匙转到底了。”
“你转到底干什么。”柏永山的声音一下子高了，高得破了，“我跟你说了多少回，别多事，别多事，你怎么就不听。”
“这楼里有三十七户人。”徐建平说，“他们有权知道他们住在一个什么地方。你每个月从物业费里刻扣下来的那些钱，你敢说你不知道那是堵嘴的钱。”
“我没扣过。”柏永山说，“我一分没往自己兜里揣，钱都用在楼里了，你看这楼的门禁，你看这楼的监控，都是我换的。”
“那你换过零层的门吗。”
“他们知道了有什么用。”柏永山说，“他们知道了，我这楼就完了。”
楼上的门一扇一扇开了。有人穿着睡衣下来，有人披着外套，有人抱着孩子。大堂里很快站了二十来个人，都在看地上的水，看墙上的字，看那两个亮着零的显示板。
“电梯怎么了。”一个老太太问。
“是不是坏了。”有人说。
“这墙上的字谁写的。”
“红漆还在呢，谁家刷的。”
“你看这个水，从哪儿来的。”
“我家里也进水了，卫生间地漏往上冒。”
“我家也是。”
“这是不是管道坏了。”
“负一零一，这是什么层。”
“负一零一，是不是负一零一室。”
“咱这儿有负一零一室吗。”
徐建平站在人堆里，没说话。他看见七楼的巫立平站在最后头，穿着一件棉袄，头发乱着，两只手插在袖子里。巫立平也在看他，两个人的眼睛对了一下，巫立平把头低下去了。
九楼那个女的抱着孩子，孩子裹在一床小被子里，露出半张脸。她站在人群外头，一直往电梯那边看，看了很久。她身边站着一个老头，老头手里端着一个脸盆，盆里泡着两件衣裳，看样子是准备浆洗的，站在那儿忘了放下。
“大姐。”老头问她，“你说这电梯还能不能坐。”
“不知道。”她说。
“我明天还得去医院。”老头说，“我这腿，走不了十一层。”
“都回去。”柏永山举起两只手，“都回去睡觉，电梯的事我明天修，今天晚上走楼梯，我给大家打手电。”
“为什么走楼梯。”
“电梯坏了。”
“坏了怎么显示零。”
“显示板也坏了。”柏永山说，“一起坏的。”
人群散得慢。有人走两步又回头看一眼，有人站在楼道口不走，还有人拿手机拍，拍完了在群里发。徐建平听见有人在群里念，说七号楼电梯显示零层，有没有懂的，这是什么毛病。
人都走了以后，柏永山在大堂里站着，站了很久。他走到徐建平跟前，离得很近，近得徐建平能闻见他嘴里的酒味。
“我求你了。”柏永山说，“你把那钥匙给我。”
“不给。”
“你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我给你涨到四千。”柏永山说，“四千五，一年一签。”
“我不要。”
“那你图什么。”柏永山说，“你图个明白？你明白了，你日子就好过了？你妈还在城北住着，你要是让公司辞了，你上哪儿找活去。”徐建平没答。他往电梯那边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柏永山。
“柏经理，你上任的时候，前任给你交了什么。”
柏永山站在水边上，脚底下的拖鞋湿了一只。他张了张嘴，又闭上，最后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一个牛皮纸袋。”
“里头是什么。”
“一份报告。”柏永山说，“一九九四年的，封层报告。上头有七个签名，有施工队的章，有物业的章。我看了那东西一宿，第二天我把它锁进保险柜，我就当没看见。”
“现在还在吗。”
“在。”
“拿来。”
柏永山没动，站了一会儿，转身往物业办公室走。他走得很慢，拖鞋在地上拖出水声。物业办公室在大堂东头，门锁着，他掏钥匙，掏了半天，钥匙掉在地上，他蹲下去捡，捡了两回才捡起来。
过了十来分钟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纸袋口上贴着封条，封条早就脆了，一撕就断。他把纸袋递给徐建平，手缩回去，插进裤兜里。
“你看完还我。”他说，“这东西不能落到别人手上。”
徐建平把纸袋打开。里头是一份报告，八页纸，铅印的表格，手写的字，字迹有好几种。第一页上写着“关于永宁里七号楼设备夹层封堵情况的说明”，底下的日期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他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一页，看见了七个签名。七个名字里，他认出一个，巫立平，写得歪歪扭扭，最后一笔拖得老长。第七个签名底下没有名字，只按了一个手印，红印泥，按得很重。
“这七个是谁。”
“施工队的，物业的，还有一个是当时监理的。”柏永山说，“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一个都没见过。”
天亮的时候，蔚福成来了。他骑着那辆电动车，车后座上绑着帆布包，包里头装着一台便携打印机。他脸色很差，眼睛底下两块青。
“系统里改了。”他一进门就说，“四点多的时候，系统自己刷了一回，把这条记录改了。现在不是缺一层了。”
“是什么。”
蔚福成把打印机放在桌上，插上电，从包里抽出一张纸塞进去。机器咔咔地响，吐出来一张单子，还带着热。徐建平拿起来看。
“层序”那一栏，印着一行字：零层在册，层序未定。
“在册。”他念了一遍。
“在册的意思就是，它现在是这楼里的一层了。”蔚福成说，“以前它是被抹掉的，抹掉的东西系统里没有，所以显示缺一层。现在它自己冒出来了，系统认了它，它就是一层。可它没有编号，所以层序未定。”
“未定会怎么样。”
“未定就是乱。”蔚福成说，“电梯不知道自己在几层，门不知道往哪儿开，你今天晚上看见的那个水响，就是乱。再乱下去，这楼的电梯就不能用了，一用就出事。我这行当里有个说法，叫层序是电梯的骨头，骨头错位了，肉长得再好也站不住。”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最稳的办法是把电梯停了。”蔚福成说，“停梯，贴告示，报上去，等上面来人。可这一停，少说三个月。三十七户人，十一层楼，老头老太太天天爬楼，爬不动。”
“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蔚福成说，“把那一层填上，填上了，层序就定了，电梯自己就归位了。”他说完这句就不说了，低头收拾他的包，把包带子绕了两圈，绕得很仔细。
徐建平把单子折起来，塞进兜里。他兜里现在有三样东西，一张缺一层的单子，一张零层在册的单子，一个工牌。
“蔚福成。”他说，“你说补上就行。怎么补。”蔚福成没答。他把打印机收起来，线绕好，塞回包里，拉上拉链，拉了两回才拉上。
“我师傅临走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说那层缺的不是墙，是人。墙砌上容易，人要补进去，就难了。”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蔚福成说，“我就知道这么多。我师傅说完这句话，第二年就没了。”
上午十点，戚长荣来了。他不是自己走来的，是打车来的，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扶着车门站了一会儿才直起腰。他穿得比上回厚，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脸有点肿。他进大堂，看见地上的水，看见墙上的红漆字，看见那两个零，站住了。
“谁转的。”
“我。”戚长荣转过头来，看着他，看了很长时间。他的眼睛里有血丝，眼白是黄的。
“你把整栋楼的层序漏出来了。”戚长荣说，“这三十年，我一个月只敢下去一回，一回只敢待半个钟头，我怕的就是这个。你倒好，一钥匙下去，全漏了。”
“漏了会怎么样。”
“漏了，这楼就跟那层长到一块儿了。”戚长荣说，“以后这楼里的人，白天走楼梯，走着走着就走到那层去了。晚上开门，开出来的是那层的走廊。你让他们怎么办，你让三十七户人怎么办。”徐建平把兜里的两张单子掏出来，摊在戚长荣面前。
“师傅，它自己写出来了。”他说，“缺一层，零层在册。这楼自己认了。”戚长荣低头看那两张纸，看了很久。他的手在抖，抖得纸边一直在响。
“认了。”他说，“认了就得有人去填。这楼认人不认纸，纸上的字它不看，它只看谁站在那扇门前头。”
“师傅。”徐建平说，“那扇门你能推开吗。”
“我推了十七回。”戚长荣说，“我推到手指头出血，门一点没动。它不认我。”
他站在大堂中间，把围巾往上拉了拉，拉到下巴底下。他的脖子上有一道很长的疤，是早年做手术留下的，疤的颜色比周围的皮浅。
他抬起头，往电梯那边看。客梯的门开着，门里头不是轿厢，是那条走廊。走廊里的灯全亮着，一盏一盏，亮到尽头。
走廊的尽头，那扇绿门，开了一条缝。
第九章 那一夜的门
戚长荣在值班室坐了一整天，中午没吃饭，就喝了两口水。他坐在那把椅子上，两只手搭在扶手上，眼睛盯着墙上那张检修记录卡，一句话也不说。
中午的时候货梯也出了毛病。二层有人按了货梯，门开了，门后头是一堵墙，墙面上抹着白灰，白灰上有人用指甲划了几道。按电梯的是个送水的，扛着一桶水站在门口，站了半天，把水桶放在地上，蹲下来看，看见门底下的缝里往外渗水。
他把这事跟柏永山说了，柏永山说货梯先停了，别用了。送水的说那我这水怎么送上去。柏永山说你走楼梯。送水的骂了一句，扛着水走了。
下午四点多，楼道里出了事。十一层的一个老太太下楼倒垃圾，走了半天没下来，她儿子在楼上喊，喊不应，下来找，找到三层，三层到二层之间的那段新长出来的台阶上，坐着一个人，是那个老太太。她坐在台阶上，怀里还抱着垃圾袋，眼睛睁着，问她什么她都不答。她儿子把她背下来，背到二层平台上，她这才回过神来，说自己走了好久，一直走不到头。
徐建平跟着上楼看了一眼。老太太坐在自家门口的小板凳上，膝盖上盖着一条毯子，手里攥着一个暖水袋。她儿子在旁边给她揉腿，一边揉一边问，问她看见什么了。老太太说没看见什么，就是走不到头，台阶一级一级往下，走了半天，抬头一看还是那几级。
“你走到哪儿了。”徐建平问。
“走到一个门跟前。”老太太说，“门上挂着牌子，我伸手摸了摸，是凉的。”
“什么牌子。”
“不知道。”老太太说，“我眼神不好。”
她儿子把毯子往上拉了拉，抬头看了徐建平一眼，那眼神里有东西，说不清是怨还是求。徐建平没敢多待，下了楼。戚长荣听完这件事，把两只手从扶手上拿下来，放在膝盖上。
“开始了。”他说。
“什么开始了。”
“这楼跟那层长到一块儿了。”戚长荣说，“今天是一个人走丢，明天就是两个人，后天就有人从那扇门里走出去，走出去就回不来了。”
“怎么才能停。”
“填。”戚长荣说，“我说了，得有人去填。”
“怎么填。”戚长荣抬起头来看着他，看了很长时间。他的眼睛很黄，眼白像泡过茶。
“进去。”他说，“走到那扇门跟前，推开它，把那一夜从头走一遍。不能跳，不能省，从火起来那一下开始，一步一步走，走到最后。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你能改一样东西。改完了，那一夜就算完了，那层就能定下来，层序就归位了。”
“改什么。”
“你自己看。”戚长荣说，“我只能告诉你，改的东西不能是结果。你改结果，它不认，它把你推回来，推回来的时候你身上就少一大块。你要改的是过程里的一步，一小步，小到它不注意。”
“我改完了呢。”戚长荣没答。
“师傅，我改完了呢。”
“你改完了，你身上就什么都不剩了。”戚长荣说，“五样，一样一样交出去，交到最后一样，你就留在里头了。”屋里安静下来。外头车库里有人在倒车，倒车提示音响了三声，停了。
“你去不去。”戚长荣说，“你要是不去，这楼也能过，就是天天有人走丢，一年丢几个，丢到没人敢住，楼空了，也就完了。你要是去，这楼能好，你回不来。”
徐建平坐在折叠床上，两只手撑着床沿，撑得铁管咯吱响。他想起他妈那句话，你知道了以后还能不能睡着觉。他这半个月，一天都没睡踏实过。
“我去。”他说。
戚长荣点点头，没劝，也没拦。他从兜里摸出烟，抽了一根递过去。徐建平接了，点着，抽了一口，呛得咳了两声。
“里头什么样。”徐建平问。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一号，夜里一点多。”戚长荣说，“值班室里有一个人，一张桌子，桌上一个电话，一个研台，一盏灯。墙上有配电箱，箱门开着，里头是线。他那天在换线，换的是零层到一层的总闸线，换了半截，火就起来了。”
“火从哪儿起的。”
“线。”戚长荣说，“老线，绝缘皮裂了，一碰就着。他从配电箱那头往这头拉线，拉到一半，火顺着线爬过来了。他往门口跑，门锁着。他往窗户跑，窗户上是铁栅栏。他最后是回到桌子边上，拿起电话。”
“他一直到最后都在打电话。”
“他一直到最后都在打电话。”戚长荣说，“打了两个钟头，打到线烧断。”徐建平把烟摁灭在缸子里，摁了三下。
“进去之前，”戚长荣说，“你回家一趟。”
徐建平是第二天上午回城北的。他在楼下菜市场买了两斤排骨，一把豆角，还买了一盒点心。他妈开门看见他手里拎着东西，愣了一下，说你这是干什么，又不是过年。
“想吃你做的排骨。”他说。
“想吃你不早说。”他妈把东西接过去，围群一系，进厨房了。
他在屋里坐着，听着厨房里的刀响、水响、油响。屋里的摆设他一样一样看过去，窗台上的腌菜坛子，坛口蒙着的塑料布，墙上挂的挂历，挂历上画着山水。他看见电视柜底下的插削松了，面板翘起来一角，他从工具包里摸出螺丝刀，蹲下去拧紧了，拧完拿手按了按，按平了。
“你又修什么呢。”他妈从厨房探出头来。
“插座松了。”
“松了半年了，我一直没管。”他妈说，“你一回来就修。”他站起来，走到柜子边上，把电话线拔下来看了看，线头有点氧化，发黑了，他从工具包里摸出一个小刀，把线头削了一截，重新压进水晶头里，压好，插回去，拿起话筒听了听，有拨号音。
“妈，电话修好了。”
“哦。”他妈在厨房里说，“修好了好。”
他又看见柜子上那个铁盒子了。盒子是铁皮的，比巴掌大一点，盖子上打了两朵花，花瓣是拿錾子一点一点錾出来的，錾得很细。他把盒子拿起来，翻过来看，底下也打了字，两个字，一个“徐”字，一个“家”字。
吃饭的时候，他妈给他夹了三回排骨，自己一块没吃。他吃了两碗饭，吃得很慢。桌上有三个菜，排骨炖豆角，一个拍黄瓜，一个炒鸡蛋。他妈说鸡蛋是楼下老李家自己养的鸡下的，比超市的香。
“妈。”他说，“你以后别一个人爬高。”
“我不爬。”
“换灯泡什么的，你叫楼下的人帮你。”
“我叫谁啊。”他妈说，“我一个老婆子，人家凭什么帮我。”
“你叫一声就行。”他说，“这楼里的人都认识你。”他妈看了他一眼，把碗往他跟前推了推，说再吃一碗。
“妈。”他放下筷子，“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一号夜里，家里的电话响过没有。”他妈的筷子停在半空。
“你问这个干什么。”
“响过没有。”他妈把筷子放下，两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头绞在一起。
“响过。”她说，“三点多，响了一声，我拿起来，里头有声音。”徐建平的心跳到嗓子眼。
“什么声音。”
“喘气。”他妈说，“还有噼啪的响，像烧东西。我叫了两声，没人应。后来线就断了，断了就没声了。我以为是谁打错了，我把话筒放回去，接着睡。第二天早上，厂里来人了。”她说完，眼泪才下来，下得很慢，一滴一滴掉在桌面上。
“我后来天天想。”她说，“我想那是不是你爸。我想他是不是想跟我说句话。我这三十年，一听电话响我就心慌，我不敢换号，我怕他再打过来找不着我。”
徐建平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什么也没说。他不能说。他要是说了，他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
他在城北待到下午三点才走。走的时候他妈给他装了一盒排骨，说带回去热热吃。他接过来，抱在怀里，抱了一路。
回到楼里是五点多。戚长荣在值班室门口坐着，坐了一个小马扎，跟前摆着一个拖盘，盘里放着两个包子，包子凉了，他一个也没动。
“吃了没有。”戚长荣问。
“吃了。”
“那就行。”戚长荣站起来，把马扎收起来，靠在墙上，“我在这儿等你一天了。”
“你等我干什么。”
“我怕你不回来。”戚长荣说，“我也怕你回来。”
他上到七楼，在巫立平家门口站了一会儿。门开着一条缝，里头有电视的声音。他敲了两下，巫立平来开门，看见是他，把门拉开了。
“有事。”
“没事。”徐建平说，“你那个水龙头，我给你换个芯子。”
巫立平愣了一下，侧身让他进来。厨房里的水龙头确实在滴，滴得不快，一滴一滴落在池子里。徐建平蹲下去，把总阀关了，拿扳手拧开龙头，把旧芯子取出来，换了个新的，拧回去，开阀，试了两回，不滴了。
“多少钱。”巫立平说。
“不要钱。”徐建平说，“芯子是公司库房里的，不值几个钱。”
他洗了手，巫立平递给他一条毛巾。他擦手的时候，巫立平站在旁边，两只手插在袖子里，看着他。
“你是不是要干什么事。”巫立平说。
“没有。”
“你脸上写着呢。”巫立平说，“我这人别的本事没有，看人脸还准。”徐建平把毛巾叠好，放在台面上。
“巫师傅。”他说，“三十年前那张纸，你不用再想了。”
“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事有人管了。”徐建平说，“你以后夜里能睡着了。”
他从七楼下来，在一层大堂站了一会儿。大堂的灯坏了一半，亮着的那一半照着地上的水，水已经干了，地上留着一圈一圈的水印。墙上的红漆字还在，负一零一，三个数字，一个负号，一个零，一个一。
天黑以后，楼里安静下来。徐建平把值班室收拾了一遍，桌子擦了，地扫了，那两袋水泥搬到墙角码好。他把工装脱下来，叠好，放在折叠床上。他把工牌从兜里掏出来，看了最后一眼，放在工装上头。
他把登记本翻开，翻到最后一页，拿起笔，写了一行字：层序，待定。写完把笔放下，把本子合上。戚长荣把检修钥匙从他兜里摸出来，看了半天，又塞回去。
“钥匙你带着。”他说，“进去以后别乱转，就转到底，转到底它就是零层。出来的时候你转回来，转回来它就是一层的门。”
“我要是不出来呢。”
“那就不用转了。”戚长荣说。
他伸手在徐建平肩膀上按了一下，按得挺重。他嘱咐了一句，说进去以后别回头，回头容易走岔。
两点五十，他站在客梯门口。戚长荣站在他后头，离他两步远。蔚福成也在，站在大堂那边，手里攥着那张单子，攥得纸都皱了。
客梯的门开着，门里头是那条走廊。走廊的灯全亮着，白炽灯一盏挨一盏，亮得有点晃眼。走廊尽头那扇绿门开着一条缝，缝里透出来的光很暗，是黄的。徐建平抬脚往里走。走了两步，他听见戚长荣在后头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他没听清。他也没回头。他走到那扇绿门跟前，把手放在门上。门是热的。
他推开了。
第十章 补层
门推开的时候，一股热气扑在他脸上，热得他眼睛一闭。
屋里比他想的要小。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柜，墙角堆着两袋东西。墙上一个配电箱，箱门开着，里头是一排一排的线，线的皮都黑了。头顶一盏灯，灯泡上蒙着灰，光是黄的。窗户在右手边，窗上焊着铁栅栏，栅栏上挂着半截窗帘，窗帘的下摆烧掉了一块。桌子边上坐着一个人。
那个人四十来岁，穿一件蓝工装，袖子挽到胳膊肘，胳膊上全是黑。他的脸上也黑，只有眼白是白的。他坐在那儿，一只手放在桌上，另一只手垂在腿边，头低着，看着桌面。桌面上有一个电话，一个研台，一张纸，纸上有字。徐建平往前走了一步。那个人抬起头来。
他看见那张脸了。这张脸他记不清了，只在一张照片上见过，照片是黑白的，人站在铁门边上，笑得露出牙。现在这张脸是黑的，眼睛很亮，眉毛很浓，下巴上有一层胡茬。
“你是谁家的。”那个人说。徐建平的喉咙动了一下，没出声。
“你怎么进来的。”那个人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门开了？门开了你怎么不喊人。”
他往门口走，走到门口，伸手去推门。门纹丝不动。他推了两下，回过头来，脸上的表情变了。
徐建平也走过去。他站在那个人旁边，两只手放在门上，使劲推。门是铁的，推上去手心里发麻，门缝一点都没动。他换了个姿势，肩膀顶上去，顶了三下，顶得肩膀疼，门还是不动。他松开手，退了一步。戚长荣说推了十七回，他现在信了。
“门锁了。”他说。
徐建平站在屋子中间，看着他。他想说，门锁了三十年了。他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火是从配电箱那边起来的。先是一股白烟，从箱子底下冒出来，冒得很慢，然后是一声响，很短，像谁踩破了一个气球。火苗从箱子里蹿出来，蹿到墙上，顺着墙往上爬，爬到天花板，天花板上的电线皮被烧着了，一滴一滴往下掉，掉在桌上，掉在地上，掉在那个人的肩膀上。那个人拍了两下肩膀，往后退，退到窗户边上，抓着铁栅栏摇了两下。栅栏是焊死的。
“有人吗。”他喊。声音不大，喊完自己听了一下，又喊了一遍，喊得更大声，“有人吗，底下有人。”没有人应。他回到桌子边上，拿起电话。
徐建平看着他拨号。转盘一格一格地转，哗啦，哗啦，转到第三个数的时候，线烧断了。断口在桌角，一截皮烧化了，铜丝露出来，冒着火星。那个人把话筒贴在耳朵上，听了一会儿，又拨了一遍。线是断的，拨了也没用。他把话筒放下，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撑着额头。
“我儿子九岁。”他说，“我答应他今天回去给他带个东西。”
徐建平站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两只手垂着。他看见桌上的那张纸了，纸上写着字，是一个号码，还有三个字：徐建平。
火越来越大。屋里的温度高得待不住，他的脸被烤得发疼，眼睛睁不开。他蹲下去，蹲得低一点，烟是往上走的，低处还剩一点能喘的气。他看见桌底下有一个木碳炉子，炉子里是空的，炉子旁边搁着一双胶鞋。
他想过要拉那个人。他伸手过去，手碰到那个人的胳膊，碰上了，热的，是真的。他只要一拽，把人往门口拽，拽到门口再想办法，说不定就出去了。他心里这么想着，手已经伸出去了。
手伸到一半，屋里的地往下陷了一下，陷下去半寸，又弹回来。他膝盖一软，人跪在地上。他明白了。拽人这一下，就是改结果。改了，它不认。
他把手收回来，攥成拳头，攥得指甲掐进肉里。他不觉得疼，他那时候还没发觉自己不觉得疼。他知道他该动手了，再不动手，这一夜就走完了，走完了就没有机会了。他往前走了一步，蹲在桌子边上，去看那根断了的线。
线断在桌角，断口离话筒的接线盒有一拃远。他伸手过去，把两头的铜丝捏在一起。铜丝烫，烫得他手指头一抽，他没松手。他把铜丝拧了两圈，拧紧，然后又拧了一圈。话筒里有了声音，很轻的电流声，滋啦滋啦的。
“拨。”他说。
那个人抬起头来，看着他，眼睛睁得很大。他好像这时候才真的看见徐建平，看见这个站在他屋里、脸上没有黑、衣服干干净净的人。
“你……”
“拨。”徐建平说，“快拨。”
那个人把手指头伸进转盘，一格一格拨下去。拨到第八个，转盘转回来，回铃响了。一声，两声。
“喂。”那个人说，声音一下子哑了，“是我。”徐建平站在旁边，听见话筒里有个女的在说话，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什么。
“我在楼底下。”那个人说，“门锁了，我出不去。你别等我，你把孩子看好了，让他别干我这行。”他停了停。
“让他好好念书。”他说。然后线又断了。这一回是从墙那头断的，整根线烧成了黑炭，掉在地上，断成几截。
徐建平伸手去抓，抓了个空。他跪在地上，摸那几截黑炭，摸到了，捏在手里，捏得手指头都是黑的。
他抬起头来，屋里已经全是烟了，什么都看不见。他听见有人在很近的地方说话，说的是什么他听不清。他张了张嘴，想说一句爸，那个字到嘴边，被烟堵回去了。
他什么都没说出来。
后来的事他记不清了。他记得热，记得疼，记得有人拽着他的胳膊往后拖，拖了很长一段路。他还记得灯，一盏一盏的白炽灯从头顶上过去，一盏灭了，下一盏亮起来。他再睁开眼的时候，躺在值班室的折叠床上。屋里站着三个人。戚长荣，蔚福成，柏永山。三个人都不说话，都看着他。徐建平坐起来。他看见戚长荣的嘴在动，动得挺快，说了好几句。他一个字都听不见。
他把手举到眼前看。手是好的，五根手指头都在，指甲缝里的黑也在。他用左手掐右手的手背，掐下去，一点感觉都没有。他把右手贴在桌面上。桌面是凉的，这个凉是他左手刚替他记下的，右手贴上去，什么都没有。他抬起头，看着戚长荣。戚长荣的嘴停了，眼睛红了。徐建平张了张嘴，说了一句话，声音从自己的喉咙里出来，很闷，像隔着一层棉花。
“成了没有。”戚长荣点头，点了三下。蔚福成把一张单子递到他眼前，是刚补打的，纸上还带着热。单子上，“层序”那一栏印着两个字：正常。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印的是：零层在册。日期那一栏，印的是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二号。徐建平把单子看了两遍，看完放在桌上，用手抚平，抚了两下。
第二天上午，柏永山来了一趟。他站在零层的门口，没进来，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门槛上，说这是这个月的，还有下个月的，一起给了。徐建平看着他的嘴动，看不懂他说什么。柏永山说了一会儿，见他不应，自己停了，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来，把信封往里推了推。
下午巫立平来了。他站在门口，两只手插在袖子里，站了很久，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放在门槛上，也走了。
三天以后他去了城北。他妈开门看见他，先笑，笑到一半就停了，问他耳朵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就是听不见。他妈说不听见怎么行，得去医院。他说看过了，看不好。
他妈坐在他对面，两只手绞在一起，绞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柜子边上，把那台答录机搬过来，放在桌上，按了一下播放。磁带转起来，沙沙地走了一段。然后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很闷，背景里有噼啪的响。
“是我。我在楼底下，门锁了，我出不去。你别等我，你把孩子看好了。”停了一下。
“让他好好念书。”磁带走到头，咔嗒一声。
他妈把机器关了。她说先前那个人的话一句都不剩了，她昨天听了一整天，就剩这一段。她说完把机器抱起来，抱在怀里，抱了很久。
他妈看着他，眼泪一直往下掉，掉在桌面上。她的嘴在动，动了很久，说的什么，徐建平一个字都听不见。他看着她，点了点头。
他在他妈家待到天黑。他妈做了面条，卧了两个蛋，端到他跟前，拿手指了指碗，又指了指他的嘴。他吃完了，把碗放下，他妈伸手把碗收走，收的时候手在他手背上按了一下。他从城北回来那天下午，把自己的东西从值班室搬到了零层。
零层的值班室跟负一那间差不多大，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柜，桌上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字掉了一半。墙上有一个抽屉柜，抽屉的把手是铜的，磨得发亮。地上有一道门槛，很高，他进出的时候得抬脚。
他把工牌挂回门框上那个钉子上，挂好，退后一步看了看。牌子上的三个字在灯底下发亮。
楼里的电梯第二天就归位了。显示板上的零没了，负一是负一，一层是一层，一层一层往上，一层都不少。业主群里吵了两天，有人说是系统升级，有人说是电梯厂来人了，还有人说那天晚上看见墙上有红字，红字第二天就被人刷掉了，刷得干干净净，一点印子都没留。
九楼那个女的带着孩子搬走了，搬去了她男人跑车的那个城市。搬走那天她在楼下等车，孩子抱着一个纸箱子，箱子里装着他的玩具。她看见徐建平，走过来跟他说了一句话。徐建平听不见，看她嘴形，好像是说谢谢。
戚长荣每天下午来坐一会儿，坐一个钟头，不说话，就坐着。两个人一个听不见，一个懒得说，坐着坐着天就黑了。蔚福成每个月一号来一趟，把单子从门缝底下慢慢地塞进来，塞完敲两下门，不进来。徐建平把单子一张一张收在抽匣里，收得很整齐，收完把抽屉推回去，推到底，听见里头咔的一声。
他妈来过一回。她一个人坐公交来的，问了一路才找到，站在零层的门口不敢进，看见里头有灯，有桌子，有一张床，才进来。她在屋里转了一圈，摸了摸桌面，摸了摸缸子，最后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走的时候她拉着徐建平的手，说了好半天的话。徐建平听不见，一直点头。那天夜里三点，门缝底下塞进来一张纸。
他走过去把纸捡起来，开了门。门口站着那个值班的小伙，穿着保安的棉大衣，手里还捏着一支笔。小伙指了指他手里的纸，纸上写着几个字，字写得歪歪扭扭：电梯又停在零层了。徐建平把纸看完，折了两折，揣进兜里，从桌上拿起那把检修钥匙。
他走出门，把门带上。走廊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白炽灯，亮得发青。那个小伙走在他前头，走两步回一次头，回头看他有没有跟上。
他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