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灯灭了以后
灯灭到第七盏的时候，黄志远把手里的扳手放下了。云岭隧道三千零八十米，三百二十七盏灯，他闭着眼都能数出哪一盏在哪个桩号上。这一段他走了二十七年，十八岁进隧道，一天没落下过。可今晚这条路上多出来一截，他没走过。
夜里十二点整，照明减半，隔一盏关一盏。这是通车那年定下的老规矩，为的是省电，也为的是让过路的司机知道夜里跟白天不一样，脚底下收着点。黄志远每晚上走一趟，从北口进去，一盏一盏看过去，看到南口，再折回来，四十一分钟，来回八十二分钟，误差不超过两分钟。他兜里揣着个手电，腰上挂着工具包，包里一把扳手、一把钳子、一卷绝缘胶布，还有两个备用灯泡。十一个避车洞，两个行人横洞，哪个月清哪条排水沟，全在他脑子里搁着。
管理处原来夜里是两个人，一个走隧道，一个守监控。二〇一五年公司裁人，夜班砍成一个，走的人和守的人轮着来，一个月一换。这个月轮到黄志远走。他不嫌，走惯了，一个人在里头走，比在值班室坐着听风机响舒服。
他住管理处后头的宿舍，二楼，走廊尽头那间，六个平方，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暖，电暖片上搁着一条湿毛巾，毛巾烤干了就硬邦邦的。他老婆在镇上超市收银，女儿在县里读高中，一个月回来一趟。他每晚上走完这一趟，回宿舍烧一壶水，泡一包方便面，吃完就睡，睡到早上八点起来补觉。
今晚走到三十九分钟的时候，前头还是一片黑。他没停，手电往前打，照见路面上的白线。白线还在，笔直地往里头去。又走了五分钟，白线开始往右偏。云岭隧道的线不偏，从头到尾一条直的，中间只有一处极缓的弯，是当年为了避开山体里一条水脉，弯了不到两度，车开快了根本觉不出来。
他把手电往墙上打。墙上有喷字，红漆，字口起了皮：云岭隧道 一九九七。
他退了一步，再看。这行字他认得，北口进去一百二十米就有一行一模一样的。他抬起头数灯。
一、二、三……数到第二十盏，他停下了。这二十盏是白纸灯泡，圆肚子，铁皮灯罩，罩子边上锈出一圈黄。云岭隧道二十年前就换过灯，换成长条的灯管，一根一根贴着拱顶，白得发冷。这种圆肚子的白炽灯，他只在一九九七年的老照片上见过。照片挂在管理处墙上，照的是一群人在北口剪彩，最边上那个人只有半个身子，一只手扶着洞门，另一只手垂着。
一九九八年三月他进隧道那天，是他爹送他到北口的。他爹也干这个，在另一条隧道上干了半辈子，肺里落了尘，五十几岁就喘不上气，走两步要停一下。那天他爹站在洞门外头，仰着头看了看门楣上的字，说了一句话：隧道这活儿不难，你只要记住里头有多长，就不会走丢。他记住了，三千零八十米，一步不多，一步不少。
路还在往前伸。他往前走，手电的光柱被黑暗压得很短，打出去七八米就到头。脚下是水泥，左边是墙，右边也是墙，墙上有电缆架子，架子上捆着三根黑皮线，扎带是新的，白颜色，还没发黄。
新的扎带。这条路上不该有新东西。
走到八百米的时候，后头来了车。他把身子往检修道上靠，手电贴着腿压下去。车灯从后头压过来，先照见他前头的墙，再照见他自己的影子，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贴着墙往前跑，跑到前头那盏灯底下就断了。车过去的时候带起一股风，把他帽子掀起来，他一把按住。是一辆拉煤的大车，车厢上盖着篷布，篷布角上哗啦哗啦地响。车走远了，声音还在墙里滚，滚了两三下才散。
一千五百米那儿是风机房，三个大风机嵌在墙里，白天开两个，夜里开一个。风机一转，整条隧道的空气都跟着动，人走过去的时候耳朵里嗡嗡响，得张一下嘴。他每回走到这儿都张一下嘴，二十七年了，成了毛病，走到这儿不张嘴反倒觉得堵得慌。
再往前二十来米，墙上嵌着一个灯箱。灯箱是铁的，方方正正，门虚掩着，锁扣上挂着一把没锁死的挂锁。他伸手把门拉开，里头是闸刀和保险，还有一股子铁锈味，混着一点机油味。
门内侧贴着一张纸。纸是复印的，四个角用透明胶粘在箱壁上，胶已经发脆，一碰就掉渣。纸上手写着一行一行的字，字迹很硬，一笔一画，像是拿尺子比着写出来的：
一、夜里十二点以后不要在隧道里数灯。
二、听见有人喊你的名字，不要应。
三、灯灭了自己不要换，报监控室。
四、多出来的那段路，不要一个人走完。
五、通行流水上少了人，第二天要补上。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比上头的字小一半：补不上，就点一盏。黄志远把这张纸看了三遍。头一遍他当是谁闲得慌写着玩的；第二遍他想起那二十盏白炽灯；第三遍他把手电往下压，照自己脚底下。
值班室墙上也挂着纸，是操作规程，一共十一条，什么天气穿什么衣服，什么故障报什么等级，一条一条油印的，他背得下来。这张灯箱里的纸，五条，一条都不在操作规程里。
他掏出手机，对着这张纸拍了一张。屏幕亮起来，照片上是一片黑，黑得连纸的边都看不出来。他把手机举高一点再拍，还是一样。他把手机塞回兜里，又把手电举起来，纸还在，字还在，透明胶的边角翘着，翘起来的地方粘着一根头发丝。
鞋尖前面十公分，水泥地上有一道缝。缝不宽，塞得进一张纸。缝这边是新的水泥，颜色浅；缝那边是旧的，颜色深，还带着一层细砂。他蹲下去用指甲抠，旧的那边抠下来一点渣，捻一捻，是砂子和水泥掺得不匀，一搓就散。
他站起来，对着肩上的对讲机喊了一声监控室。对讲机里沙沙地响，响了一会儿，响出一段风机的声音，没有人说话。他又喊了一声，这回连风机的声音都没了。
他忽然想再数一遍灯。刚才数到第二十盏就停了，这回他从头数。数到三十几，脑子里那个数就滑了，滑到别处去了，他只好从头再来。第二遍数到五十几，又滑了。第三遍他数出声来，一、二、三，声音在墙上撞回来，撞得他自己都听不清。数到八十几，他放弃了，抬起头，前头还是一片黑，那二十盏亮着的灯在他身后，越远越小，小到最后成了二十个点。
检修道上搁着一个拖盘，盘子里两个馒头，一个咬过一口，咬的那面已经干硬了，边上落了一层灰。旁边放着一顶安全帽，帽檐上的漆磨掉一块，露出底下的白。他拿手电照帽子里头，没有名字，只有一圈汗渍，汗渍干了以后留下的那道黄印子，跟他自己那顶一模一样。这种帽子管理处发过一批，帽檐上刷一道白漆，后来换新帽子，老帽子都收上去烧了，他记得清楚，因为烧的那天是他去点的火。
他顺着检修道往前走，走了大概二十来步，脚下的水泥变了，不是那种平平的水泥，是有横纹的，一道一道，横着排，像是什么东西反复压过以后留下的印子。他蹲下去摸，横纹很浅，摸得出来。这种印子他见过，是推车推多了磨出来的，推渣土的车，推水泥的车。
他往回走。走到那道缝的时候他又蹲下去看了一眼。缝还在，缝那边还是旧水泥。他伸手在那道缝上按了按，凉。
回去的路上他数灯，数到一百四十七盏，看见北口的亮。出来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手机，一点零六分。进来是零点零三，出去是一点零六，一个钟头零三分钟。他把这个数在心里过了一遍，没过多出什么意思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哪儿不对劲又说不上，像是有人在他后脖颈子上吹了一口气，回头又没有风。
值班室在管理处二楼，一间屋，两张桌子，一台老电视，电视上分着十六个格子，全是隧道里的画面。寇立成坐在那儿嗑瓜子，瓜子皮吐在一个搪瓷缸子里，缸子上印着“劳动模范”，红字掉了一半。屋里暖气烧得足，他把袖子撸到胳膊肘，胳膊上搭着一条毛巾，毛巾边上一圈毛球。他三十二岁，从收费站调过来四年，媳妇在镇上开小卖部，一个月给他炒五斤瓜子，他一个礼拜嗑完。
“你今晚进去两趟？”寇立成头也没抬。
黄志远把手套摘下来，一只一只拍在桌角上。“一趟。”
“流水上两趟。”寇立成把鼠标挪过去，屏幕上的表格往下拉了拉，“零点零三分进，一点零六分出。零点四十一分又进了一次，到现在没出来。”
黄志远凑过去看。屏幕上那几行字他认得，车牌、时间、姓名，一行一行排得整齐。他自己的工号在第二行，第三行也是他的工号，进的时间是零点四十一分，出那一栏空着。
“零点四十一，我在里头走着。”他说。
“那这行是谁？”寇立成把瓜子壳从嘴里拿出来，捏在手里没扔，“一个工号一个人，刷卡才记。你那张卡白天才用，夜里进隧道你从来不带。”
黄志远摸了摸裤兜。卡在兜里，硬硬地硌着手心。
“我进隧道不带卡，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寇立成把瓜子壳扔进缸子，“系统不知道。”
“调一下那一格的画面。”他说。
寇立成把十六个格子里右下角那一格点开，画面放大，满屏都是黑的，只有最底下一条边泛着一点灰白，像是有光从很远的地方照过来，又照不进来。“这一个坏了。”寇立成说，“坏了三年。报修报了六回，单子都填了，没人来。”
黄志远盯着那块黑看。黑里头什么也没有，连雪花点都没有。
“那一格明天我进去看看。”黄志远说。
“看什么？”
“看看那个摄像头。”
寇立成笑了一声，笑得很短。“三年没人修，你去看一眼就能好？”
黄志远没接话。他把手套重新戴上，一只手一只，戴得很慢。
寇立成把缸子往边上一推，转过脸来：“零点四十一分那一趟，要不是你，那是谁拿着你的号，进去了？”
2 三百二十七盏灯
天亮以后他又进去了一趟，带着卷尺和半截粉笔。白天进隧道跟在里头走路是两回事。车一辆接一辆，风被车头推着走，撞在墙上又折回来，把他裤腿吹得贴在腿上。他贴着墙走检修道，一边走一边拿粉笔在墙上画杠，从北口画到南口，画完把卷尺从头拉到尾，三千零八十米，一米不多，一米不少。灯一盏一盏数过去，三百二十七盏，长条灯管，全亮着，没有一盏是坏的。避车洞十一个，个个里头都空着，只有第七个洞里搁着半袋水泥，袋子破了口，结成了硬块。
他从南口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洞口外头停着一辆洒水车，司机趴在方向盘上睡觉，水管子还在往外淌水，淌到路边的草里，草叶子上挂着一层白灰。
一个扫地的在第九个避车洞那儿歇着，扫帚靠在墙上，他蹲着抽烟，看见黄志远过来，抬了抬下巴。黄志远也抬了抬下巴，过去了。扫地的一天扫两趟，一趟三公里，鞋底磨得比谁都费。
隧道顶上有一处渗水，水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掉，掉在检修道上，砸出一个个小坑。他每回走到那儿都要抬头看一眼，看漏得比上个月厉害没有。这个月比上个月厉害，水珠子掉得快了，地上的坑也深了，积着一小汪，能照见灯。他在心里记了一笔，回头要写进养护记录里。
他走到一百二十米那儿，把灯箱的门拉开。里头只有闸刀、保险、一层灰，门内侧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隧道里亮得刺眼，白光打在白线上，白线上过车的时候会颤一下，车过去了又不颤了。他伸手在门内侧摸了一遍，指头上沾了一层灰，灰底下没有胶印，也没有纸撕下来留下的毛边。
回到管理处，他把资料柜第三层的图纸抽出来。图纸晒在蓝纸上，折成一叠，折痕都磨白了。展开有一张桌子那么大，上头标着里程、坡度、衬砌厚度、避车洞位置，一行一行的字小得要用指头点着看。他在里程那一栏找到一行：全长三千零八十米。底下一行写着竣工日期：一九九七年十月。设计单位是省公路设计院，设计人签名那一栏是手写的，字很小，签得潦草，看不出姓什么。
他把图纸翻过来，背面也看了看。背面是白的，什么也没有。图纸右下角有一个方框，方框里印着几行小字：本图与竣工实物不符之处，以实物为准。
寇立成端着缸子进来倒水，看见桌上摊着图。“你翻这个干什么？”
“看看。”
“看出什么了？”
黄志远没答，把图折回去，一折一折按着原来的痕折，折得整整齐齐，塞回柜子里。柜门关的时候卡了一下，他用膝盖顶了顶才关上。
步长林的皮卡是十点多到的，车轮上全是泥，泥干了以后裂成一块一块。他从车上下来，手里拎着两袋沙子，往隧道口一放，沙子袋子倒在墙根上，撒出来一小堆。他五十来岁，穿一件灰夹克，夹克袖口磨破了，露着白线头。抽烟抽得凶，右手食指和中指的关节是黄的，指甲盖底下也是黄的。
“省里下礼拜来检查。”步长林说，“灯箱都擦一遍，玻璃上的灰擦干净，里头的东西一样别动。报销单今天填了交上去，上个月的还没报呢。”
黄志远应了一声。步长林从裤兜里摸出个信封，往他手里塞。“这个月的。”
黄志远接过来，没数，直接塞进工具包侧兜里。信封薄，摸着是二十几张，他心里有数。二十七年了，这个信封每个月都是这么给的，一次没进过银行，一次没上过工资表。
“问你个事。”黄志远说。
“说。”
“一九九七那批圆灯，什么时候拆的？”
步长林把烟从嘴上拿下来，看了看烟头。“早拆了。”
“哪年拆的？”
“记不清了，零几年吧。”步长林把烟摁在台阶上，摁了两下，又点了一根，“你问这个干什么？”
黄志远没往下说，低头把工具包拉链拉上。拉链卡了一下，他来回拉了两下才拉过去。
步长林抽了半根烟，忽然又开口：“检查那天你穿工作服，别穿这身。工作服在库房，卷廉门钥匙在值班室抽匣里，自己去拿。拿完把抽屉推回去，别敞着。”
“知道了。”
“还有。”步长林把烟叼回嘴里，说话有点含糊，“夜里的活你少干点，能白天干就白天干。你四十五了，不是二十五。这隧道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黄志远抬头看他。步长林已经转过身，往皮卡那边走，走到一半又停下，把撒在地上的沙子用脚往墙根拨了拨，拨了两下，鞋尖上沾了沙，他在水泥地上蹭掉。
皮卡开走以后，黄志远站在隧道口又待了一会儿。洞口的风是往外吹的，吹得他夹克下摆一鼓一鼓。他伸手进口袋摸那个信封，摸到信封的边，又把手拿出来了。
下午他去库房拿工作服。库房在管理处西头，卷帘门拉起来的时候扬了一层灰，灰在光里飘。工作服叠在最里头那个铁架子上，一股樟脑味。他抖开看了看，袖子长了一截，回头得卷两道。库房角落里堆着十几顶旧安全帽，帽檐上都有一道白漆，落满了灰。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把工作服夹在胳膊底下出来了。
寇立成的电话是中午打过来的，打的是黄志远的手机。“北口十点二十三进去一辆车，六米八的，蓝色的，拉菜的。”寇立成说话很快，“到现在没出南口。”
“堵在里头了？”
“里头没堵，我一格一格看过，十六个画面，一个车影都没有。”
黄志远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一边穿外套一边往外走。管理处到南口开车七分钟，路是绕着山根走的，转过两个弯就能看见南口的洞门。
那辆车停在离南口二百米的国道边上，车头朝着河湾，发动机还转着，排气管往外冒白气。驾驶室的门开着，踏板上的泥还是湿的。他爬上去看，座位上没有人，钥匙插在锁孔里，档位挂在空档，手刹拉着。副驾驶的座位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半缸水，他伸手在缸子外壁上碰了一下，水还是温的。遮阳板上夹着一张运单，运单上写着拉的是什么菜、多少斤、送到哪个市场，落款处盖了个章。运单底下压着一包烟，烟盒拆开了，少两根。
运单上留着一个电话。寇立成拨过去，响了三声，一个女的接了。
“满有仓在不在？”寇立成问。
“出车了，早上五点就走了。”那边说，“怎么了？”
“车在南口外头停着，人不在车上。”
那边静了一下，然后那个女的说话就快了，问在哪个口，问人伤着没有，问是不是让谁拉走了。寇立成一句一句答，答到第三句，那边把电话挂了。
寇立成从后头赶过来，站在车底下仰着头。“人呢？”
“没下来。”
“没下来怎么出的口？南口那边有卡口，车过就拍。”
黄志远从驾驶室下来，绕到车后头。车厢的帆布扎得好好的，绳子打的都是活结。他解开一个结，掀开一角，里头是一筐一筐的青菜，叶子还带着水，水珠子顺着筐沿往下滴，滴在他手背上，凉的。
两个人回到值班室。寇立成把流水调出来，找到十点二十三那一行，往下拉到十点五十一，又拉回来，来回拉了三遍。
“少了个人。”寇立成说。
黄志远看着那两行字。进的那行有车牌，有姓名，姓名那一栏写着三个字：满有仓。出的那行只有车牌和时间，姓名那一栏是空的，空得干干净净，连个空格都没留。
“卡口的照片呢？”
寇立成把照片调出来。照片是十点五十一分拍的，蓝车，车牌清清楚楚，挡风玻璃后头那一块应该坐着人的地方，是空的。驾驶室的顶灯亮着，照着空座位，座位上有一件搭着的外套，外套的袖子垂在挡位杆上。
派出所来了两个人，穿着制服，在车边上转了两圈，把驾驶室的门关上又打开，打开又关上。其中一个掏出本子记了几笔，问寇立成要了监控。寇立成说监控那一格是坏的。那个人抬头看了看南口的洞门，问这洞多长。黄志远说三千零八十米。那个人说，三千零八十米，一个人走进去，能走到哪儿去。
黄志远没答。他心里有个数，说不出口。
步长林下午又来了，来得急，皮卡停在门口没熄火。他下车就问人找着没有。寇立成说没有。步长林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把烟点上，抽了一口就掐了。
“检查下礼拜就到。”他说，“这事别往外说。”
“人没了不说？”寇立成问。
“谁说人没了？”步长林看着他，“车在，人在不在，等找着了再说。你先别往外说。”
黄志远在旁边听着，没吭声。步长林转过头来看他，看了有一会儿，问：“黄志远，你昨晚在里头走了多久？”
“一个钟头零三分钟。”
步长林把这三个数字在嘴里念了一遍，念完没说话，上车走了。晚上八点多，值班室里只剩他们两个。寇立成把瓜子收起来，把电视的声音调小。
“三年前有过一回。”他说，“一个骑摩托的，进去没出来。第二天在河湾那边找着了，人好好的，坐在路边，问他怎么来的，他说不上来，问他叫什么，他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
“后来呢？”
“后来他再没走过这条隧道，宁可绕四十公里。”寇立成把缸子里的水一口喝完，“他走的那天，流水上也是这么个样子，有进没出，姓名那栏空着。”
“那个骑摩托的叫什么？”黄志远问。
“忘了。”寇立成说，“当时记在本子上了，本子后来找不着了。”
黄志远把运单从遮阳板上取下来，折好，塞进夹克内兜。运单的纸是复写的，第二联，字迹有点淡。他伸手在内兜上按了按，确认运单还在里头。
他走到窗户跟前。窗外是南口的方向，隔着两道山，看不见，只能看见山那边有一点白，是洞门上的灯。
“流水上少了个人。”他说。
“我知道。”寇立成把缸子端起来，又放下，“我盯着那行字盯了一下午，越盯越觉得那行字在看我。”
黄志远没接这句。他把灯箱里那张纸上的五条一条一条念给寇立成听。念到第五条，寇立成的手停在缸子上，没动。
“底下还有一行小的。”黄志远说。
“写的什么？”
“补不上，就点一盏。”
3 补不上就点一盏
十二点十五分，他把两个备用灯泡裹在一条毛巾里，塞进工具包，从北口进去。寇立成在门口拦了他一下。“纸上第四条怎么写的？多出来的那段路，不要一个人走完。”
“我不走完。”黄志远说，“我走到一半就回来。”
“一半是哪一半？”
黄志远没答，把手电往腰上一别，走了。寇立成在后头喊：“对讲机开着！”
隧道里这个钟点车少，半个钟头过一辆。风机在转，声音压在头顶上，压得人说话都想压低嗓子。他一边走一边拿手电照墙，照电缆架子，照排水沟的盖板。盖板有一块翘起来了，他伸脚踩了一下，踩平了。这一段路他闭着眼都走得过去，可今晚他走得格外小心，每一步都先拿手电照一下地，再落脚。
这一回他走得快，四十一分钟的路他三十五分钟就走到头，抬头一看，前头还是黑的。那截多出来的路还在，白线往右偏，二十盏白织灯一盏一盏排在拱顶上，黄的，暗的，照得地上只有一层薄薄的光。他站住，把工具包往上提了提，肩带在棉袄上蹭出一声响。
往前走了一百来步，前头有个影子。影子在人形的中间，不高，也不动，站在检修道边上，脸朝着墙。黄志远的手电打过去，光柱里全是灰，灰在光里慢慢地翻。他把手电往下压，只照自己脚前那一段路。他没喊。灯箱里那张纸上第二条写得清楚，听见有人喊你的名字不要应，反过来他也拿不准，索性不喊。
走过去的时候，影子往旁边让了让。他看见一双鞋，鞋帮上全是白灰，鞋带松了一根，拖在地上。
他走过去以后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影子还在原地，脸还朝着墙。他心里数着步子往前走，数到十，回头看，影子小了一点。数到二十，再看，影子还在。数到三十，影子没了，墙上只剩一块比别处暗的地方，那块地方正好是一个人站着那么宽。
再往前，就是那个灯箱。他把门拉开，纸还在，透明胶又翘起来一点。他拿手电把纸照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看，看到最后那行小的：补不上，就点一盏。
他抬起头数这一段的灯。数到第六盏，那盏是死的，玻璃壳发乌，灯丝断了，断口上挂着一点白。再往后数，第九盏也是死的，第十四盏也是。这一段二十盏灯，六盏不亮。
他把工具包放在地上，蹲下去，从毛巾里摸出一个灯泡。灯泡是新的，一百瓦，玻璃壳透亮，他在裤子上蹭了蹭，蹭掉手上的灰，站起来伸手去够灯座。灯座在铁罩子里头，螺丝锈住了，他拧了两下没拧动，从包里摸出钳子，夹住灯泡的屁股，一点一点地拧。旧灯泡下来的时候碎了一点渣，渣掉在他脖子里，凉。
灯罩的铁皮边上有一颗铁丁，锈得只剩半个头，他手背蹭上去，划了一道白印子。他把手背在裤子上擦了擦，抬头看灯座里头，里头有一圈黑的，是灯泡烧了很多年熏出来的。这种熏黑的老灯座，他上一次见还是刚进隧道那年。
新灯泡拧上去，他把灯绳拉了一下。灯亮了。
光是黄的，跟旁边那十九盏一个颜色，落在地上，把那一小块水泥照得发暖。他站在灯底下，仰着头看，看了有一会儿。二十七年了，这种光他见过，是小时候院门口那盏灯的光。
他伸手在灯泡底下试了试，灯泡是热的，热得发烫。老灯泡都这样，亮起来快，热得也快。他站在那儿，忽然听见前头有人在说话，声音很低，隔着一层什么，听不清字。他把手电关了，站着不动，听了一会儿，声音没了，只剩下风机。
身后有脚步声。他没回头，先把手电关了，再慢慢转过身。身后那条路上什么都没有，白线一直往北去，往北去的方向是黑的。他拿手电扫了一遍，墙、地、检修道，一样一样扫过去，扫到第三遍，他看见检修道上多了一行脚印，脚印是往南的，脚尖朝着他这边。
他蹲下去看，脚印上的灰是干的，边上没有踩塌的痕迹。他顺着脚印往前走，走了十几步，脚印到了灯底下就淡了，再往前两步，没了。他抬起头，头顶就是刚才他点亮的那一盏，黄的，圆的，亮得很稳。
对讲机响了。“黄志远，黄志远。”寇立成的声音挤在沙沙声里，挤得变了形，“南口外头坐着个人，你快出来。”
“谁？”
“满有仓。就是那个拉菜的。”
黄志远把工具包背上，往回走。这一回他数着灯走，数到一百四十七盏，看见北口的亮。出来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手机，一点十六分。进来是零点零三，出去是一点十六，一个钟头十三分钟。比昨天多了十分钟。
南口外头的检修道上坐着一个人，五十来岁，头发剃得很短，脸上糊着一层白灰，眉毛也是白的。他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像是在看自己的鞋。寇立成蹲在他旁边，手里端着一杯水，水一直没递出去。
黄志远走过去，在他对面蹲下来。“你叫什么？”
那个人抬起头。他的眼白是红的，眼珠子转得很慢，转到黄志远脸上，停了一下。“满有仓。”
“你怎么出来的？”
“走出来的。”
“从哪儿走出来的？”
满有仓想了一会儿。他想的时候嘴唇一直在动，动得很轻，像是在心里把一句话念了好几遍，念顺了才说出来。“我记得我进了洞，进了洞就黑了。黑了一阵，前头有一盏灯亮了。我就往亮的地方走。”
“灯是什么颜色的？”
“黄的。”满有仓说，“圆的。”
寇立成在旁边插了一句：“圆的？这条隧道里哪有圆的灯。”
满有仓没理他，接着说：“亮的那块地方，墙上写着字。”
黄志远的手停在膝盖上没动。“写的什么？”
“名字。一排名字，横着写。”满有仓抬起手，在空气里比了一下，比得歪歪扭扭，“我不认字，就认出一个‘满’，一个‘有’。我姓满，我名字里有个有字。”
“几个名字？”
满有仓又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他伸出手指头，一根一根数，数完一遍又数一遍，两遍数得不一样，第三遍他停住了。“六个。”他说，“我数了三遍，六个。我的名字写在最后一个，那个‘满’字写得比别的都新。”
满有仓说到这儿停了，抬起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抹下来一手白灰。他老婆在旁边小声说，要不别说了。满有仓说不碍事，说完了就忘了。
值班室里暖气烧得足，满有仓坐在椅子上，身上那层白灰蹭了一椅子。寇立成给他倒了第三杯水，他一口没喝，两只手捧着杯子，捧得很紧，指头缝里往外渗白灰。他老婆是夜里两点多到的，进门先哭，哭完了就打他胳膊，打了两下又抱住。满有仓一直没说话，就任她打，任她抱。
派出所那个记笔记的又来了，这回带了个人来拍照。照片拍了七八张，拍了车，拍了驾驶室，拍了踏板上的泥。拍完了那个人问满有仓记不记得进洞以后的事，满有仓说不记得。那个人问了三遍，满有仓答了三遍不记得，答到第三遍的时候他声音有点抖，他老婆在旁边拉他的袖子。
寇立成趁满有仓两口子说话，把黄志远拉到门外。“你在里头干什么了？”
“换了个灯泡。”
“哪儿的灯泡？”
“里头那段路上的。”
寇立成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把手插进兜里，又拿出来。“那段路，我一格画面都拍不到。”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去。”
黄志远没接话。走廊的灯灭了，他跺了一下脚，灯又亮起来。
寇立成把流水重新调出来，找到那辆车，往下拉。出的那一行，姓名栏里现在有字了，三个字，满有仓。出的时间是零点四十八分。
黄志远从工具包侧兜里掏出养护记录本。本子是硬皮的，封面上印着“养护记录”四个字，印得有点歪。他翻到今天这一页，写了三行：北口至南口巡查一遍，灯全亮；一千五百米处渗水加重；南口外检修道坐着一人，已送医。写完他把笔帽盖上，笔帽上有个牙印，是他自己咬的。
“零点四十八。”寇立成说，“零点四十八你在哪儿？”
满有仓摇头。“零点四十八我还在里头走。”黄志远说。
寇立成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屏幕上的时间又看了一遍，看了两遍，然后伸手把缸子里的瓜子全倒进嘴里，嚼得很响。送走满有仓两口子已经三点多了。
他在值班室又坐了半个钟头。寇立成趴在桌上睡了，睡得打呼。屏幕上十六个格子亮着，右下角那一格还是黑的。他盯着那一格看，看着看着，黑里好像有一点点亮，很淡，像是一盏灯在很远的地方亮着。他眨了一下眼，那点亮就没了。黄志远回宿舍，从管理处后头的铁楼梯上去，二楼，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他跺了一下脚，灯亮了，亮了以后又不亮，他又跺了一下。走廊尽头那间，门上挂着个插削，插削是他自己钉上去的，钉的时候钉歪了，钉子露着头。
他摸出钥匙，插进去，拧了一下，拧不动。拔出来，换了一把，还是拧不动。他把钥匙串举到眼前看了看，四把钥匙，一把是工具柜的，一把是北口值班室的，一把是库房的，剩下一把是这间屋的。他把那把挑出来，插进去，拧。
拧开了。门开了一条缝，缝里透出一点点暖的红光。他把门推开，站在门口往里看，床、桌子、电暖、桌上的搪瓷缸子，都是他的东西。
门开的时候他站在门口没进去。屋里黑着，电暖的红丝在墙角亮着，照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影子。他站在门口想了一会儿，想的是自己刚才拿钥匙的手为什么抖。抖得厉害，抖得钥匙都插不准。
他进屋，把工具包放在桌上，坐下来，脱鞋。鞋脱到一半，他想起来一件事，抬起头看墙上的挂历。挂历上写着今天的日子。他看了三遍，看明白了，是自己记错了，今天不是礼拜三。
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去倒水。暖壶是空的，他忘了打水。他把暖壶放回去，又坐下。屋里静得很，静得能听见电暖里头红丝在响，响一阵停一阵，像有人贴着墙根小声说话。
他把鞋脱完，躺下，闭上眼。闭上眼以后他才想起来，他刚才在门口站着的那一会儿，脑子里想的不是钥匙，是他不知道这扇门后头是哪间屋。
4 图纸上没有这一段
满有仓第二天上午来拿车。他换了身干净衣服，脸上那层白灰洗掉了，可耳朵后头还有一道没洗到，白着。
他站在车边上，钥匙在手里转来转去，转了半天没插进去。“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他说。
黄志远在旁边站着，没催他。“梦见那个人了。还是背对着我，还是那件蓝工作服，袖子上有一道白杠。”满有仓把钥匙捏住，“他在灯底下站着，我在后头喊他，他不回头。他就说了一句话，往亮的地方走。”
“多高？”
满有仓想了想，抬起手在自己眉毛那儿比了一下，又往上抬了抬。“比你矮一点。肩膀没你宽。”
“头发呢？”
“没看清。灯在他头顶上，他的头是个黑的。”
满有仓说完，把钥匙插进去，拧着了火。发动机响起来，他把车窗摇下来，探出头。“这条路我以后不走了，绕四十公里也不走。”他把手在方向盘上拍了拍，“你也少走。”
满有仓的老婆从管理处里出来，手里拎着个塑料袋，袋里是他的换洗衣服。她把袋子从车窗塞进去，塞的时候说了句什么，满有仓点了点头。她又说了一句，声音大了点：“回去把车洗了。”满有仓说知道了。
电话响了，满有仓看了一眼，接了，听了一会儿，说：“菜烂了一半。”那头说了很长一段，他一句话没插，最后说：“我赔。”挂了电话他把手机往副驾驶一扔，扔得挺重。
车开走了，蓝色的车厢在国道上拐了个弯，看不见了。黄志远在原地站着，把满有仓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过到“往亮的地方走”这一句，停了一下。
去弘有德家得走南口外头那条土路。土路两边是菜地，白菜收过了，地里剩下一茬一茬的根。路边有一排杨树，叶子掉光了，枝子朝天举着。走到头是一个院子，院墙是石头垒的，墙头上爬着丝瓜，丝瓜老了，挂在藤上，皮都黄了。
院子里有一口压水井，井台边上搁着一个搪瓷盆，盆里泡着两件衣服。弘有德的老伴前年走的，走的时候是冬天，办完事他就一个人住在这儿，儿子在省城，一个月打一个电话。这些是后来寇立成告诉黄志远的，当时黄志远什么也不知道，只看见院子里晒着一床被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弘有德在院子里劈柴。七十六了，背有点驼，劈柴的时候一条腿往前撑着，斧头举得不高，落下去倒很准。他穿一件旧棉袄，棉袄外头套着个围裙，围裙上沾着木屑。
“你是管理处的。”弘有德把斧头往柴堆上一插，直起腰。
“黄志远。养护上的。”
“养护上的我认得两个，一个姓寇，一个姓步。”弘有德往屋里走，“进来吧，外头冷。”
屋里比外头暖，炉子烧着，炉盖上搁着一把水壶，水壶嘴往外冒气。靠窗一张方桌，桌上摊着一张图纸，图纸边上搁着一个砚台，砚台里的墨早就干了，干成一层壳。墙上挂着一把计算尺，木头框子，玻璃面，玻璃上有一道裂纹。墙角有个竹蒌，里头装着晒干的辣椒，红得发黑。
“坐。”弘有德把桌上的图纸往边上推了推，“你为那辆车来的？”
“你知道了？”
“村里都知道了。一辆车进去，人没了，第二天人又出来了。”弘有德把水壶提起来，倒了两碗水，一碗推到黄志远面前，“这种事儿，我听过。”
“听过几回？”
弘有德没答，坐下，把碗捧在手里。“你先说你要问什么。”
黄志远把碗挪到一边，从内兜里掏出运单，展开，压在桌上。“这条隧道，设计的时候是多长？”
“三千二百米。”
“现在通车的是三千零八十。”
“对。”
“那二百米呢？”
弘有德站起来，走到墙角，从一个铁皮柜子里抽出一卷图纸。图纸卷得很紧，用一根麻绳捆着，绳子打了三个结。他把绳子解开，图纸在桌上滚开，滚到桌沿上停住。他用两个碗压住两头。
“这是我自己留的一份。”他说，“院里的和这个不一样，院里那份改过。”
黄志远低头看。图纸上标着桩号，一行一行的数字，标到一千八百那儿，画了一条竖线，竖线后头是二百米，那一段的衬砌厚度比前头厚了十公分，拱顶上画着密密的钢筋。二百米后头，桩号接上两千，再往后一直到三千二百。
“这一段是什么？”
“这一段为什么加这么厚？”黄志远指着那二百米。
“断层带里石头碎，压力不均，薄了顶不住。”弘有德说，“我算过三遍，算到第三遍才敢签字。签字那天我在图上多画了一道线，就是这条竖线，画完了手心里全是汗。”
“加固段。”弘有德用手指点着那条竖线，“当年打到这里，山体里有一条断层带，石头是碎的，一挖就塌。原设计是绕，绕不过去，山太厚。后来改成加固，钢筋加密，衬砌加厚，多花了不少钱。”
“后来呢？”
“后来填了。”
黄志远抬起头。“填了？”
“二〇〇三年填的。”弘有德把碗挪开，把图纸往前推了推，“填之前出过事。”
屋里静了一会儿。炉子上的水壶响了，响得很细。弘有德伸手把壶提下来，搁在炉子边上，壶底在铁板上磨出一声。
黄志远把图纸上的桩号抄在本子上，抄到“一千八百”那儿，笔尖断了。他换了一支笔，接着抄，抄完了把本子合上，用手压了压。
“那几年到处都在修路。”弘有德说，“钱拨下来，工期定死，谁也不敢慢。设计院的人下去，工地上的人拉着你喝酒，喝完酒就跟你说，这个数能不能松一松。松一松就是加钢筋，加钢筋就是加钱，加钱就得重新报。报不上去，就自己想办法。”
“什么办法？”
“办法多。”弘有德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有拿细钢筋替粗的，有把水泥标号降一档的，有把衬砌厚度做薄的。做薄十公分，一段二百米，能省多少，你自己算。”
黄志远在心里算了算，没算出来。他算术不好。
“二〇〇三年冬天，加固段做补强。原来的衬砌裂了，要凿开重做。凿到第三天，塌了。”弘有德说得很平，“那天夜里下雪，山里的雪下得大，路上没车。塌的那一块，从拱顶一直塌到仰拱，塌下来多少石头，谁也说不清，反正是把这一段堵死了。”
“里头有人吗？”
弘有德看着他，看了有一会儿。“你问这个，是听谁说的？”
“我自己走进去过。”
弘有德的手停在图纸上没动。“里头有一段路，二百米左右，两边是墙，墙上有喷字，一九九七。”黄志远说，“拱顶上是圆灯，白织的，铁罩子，一盏一盏排着。这一段我在里头走了两回。”
弘有德慢慢地把手从图纸上拿开，放在膝盖上。“这段路图纸上没有。”
“图上没有，可它在。”
“图上没有，是因为填了以后，把这一段从里程里减掉了。三千二减二百四，剩下二千九百六。”弘有德说，“后来补了一段明洞，又加回来，凑成三千零八十。你现在走的这条隧道，是拿尺子重新量过的，量出来的数跟图上对得上，谁也不会去问那二百四上哪儿去了。”
“为什么是二百四？”
“因为塌下来的是二百四。”弘有德说，“设计是二百，塌的是二百四，多出来那四十米，是塌方把两头也带下去了。”
“那段路上的灯，是当年施工照明用的。”弘有德说，“临时拉的线，灯泡是圆的那种，一百瓦。通车之前全拆了，一根线都没留。”
“拆干净了吗？”
“拆干净了。”弘有德说得很快，“拆不干净，验收过不去。”
“这一段填了以后，上头的路面沉降过没有？”黄志远问。
“沉降过。”弘有德说，“填进去的东西压不实，头两年沉了十几公分，路面上补过两回沥青。后来就不沉了。”
“不沉了是压住了？”
“是压住了。”弘有德说完，顿了一下，“也可能是底下空了，空到一定份上就不动了。”
黄志远把这两句话在心里摆了一遍。二百，二百四，三千二，三千零八十。树都是死的，摆在一起就活了。
“塌的那天，里头有人吗？”他又问了一遍。
弘有德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外头的冷气进来，炉子上的火苗往一边倒了一下。“那天下午我接到过电话，是工地上的一个人打来的，说要加强，说石头不对，说再凿下去要出事。我在电话里跟他说，先停，等设计院来人。他说停不了，说上头的工期压着。”
“后来呢？”
“后来电话就断了。”弘有德把窗户关上，“第二天我赶到，洞口已经封了，封得严严实实。我问里头的人呢，他们说里头没人，说夜里没人施工。我说那电话是谁打的，他们说我记错了。”
“你记错了吗？”
“我记性一直好。”弘有德说，“我连那个人的声音都记得，说话带一点南边的口音，把‘石头’说成‘石豆’。”
黄志远低头看着图纸。图纸上那二百米的加固段，衬砌的线上画着密密的斜线，斜线中间有一个小方框，方框里写着两个字：班组。方框边上有一行手写的小字，字迹跟图上的印刷体不一样，是后来添上去的：六人。
“这是什么？”
弘有德凑过来看，看了一会儿，把老花镜从兜里摸出来戴上，又看。“这是当年的加固班，六个人。这个方框是签名的位置，签在背面的，正面只写人数。”
“背面呢？”
“背面我这份是空的。签名的那份在院里，后来跟着档案一起调走了。”
黄志远把图纸转过来，看背面。背面是白的，只在右下角有一个模糊的手印，手印上沾着灰。
“零伤亡。”黄志远重复了一遍。
“零伤亡。”弘有德说，“报告我见过，一页纸，底下盖着章。我看完那一页纸，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第二天我递了退休申请，院里头留我，我说我眼睛不行了。”
他把图纸卷完，用麻绳捆上，打了三个结，捆得比原来还紧。捆完了，他把绳子头塞进结里，塞了两回才塞进去。
“你在里头看见几个名字？”弘有德忽然问。
“六个。”
弘有德点了一下头，把老花镜摘下来，慢慢折好，放回兜里。他把图纸卷起来，卷得很慢，卷一下，压一下，卷到一半停住。
“我们设计那一段的时候，加固班一共六个人。”他说，“报上去的是零伤亡。”
黄志远站起来要走，弘有德叫住他。“你叫什么名字？”
“黄志远。”
弘有德站在门口，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念得很慢。“黄志远。”他又念了一遍，“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我在管理处二十七年了。”
“不是从管理处听的。”弘有德摇了摇头，把门关上了。
5 第二盏
第二天他没进去。第三天也没进去。
步长林的电话是第三天下午来的，话说得比平时慢，一句一句往里按。“夜里的巡查先停了吧。白天走两趟，一趟算两个工。”
“停了谁看灯？”
“灯有监控。监控室那小子看着。”
“监控室那小子看不见里头那段路。”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静得黄志远能听见步长林那边有人在说话，说的是钱的事。“你少提那段路。”步长林说，“省里的人明天就到，你少提。”
挂了电话，黄志远坐在宿舍的门坎上，坐了一会儿，起身进屋，把木碳炉子上的水壶提下来。炉子是他自己买的，铁皮的，烧起来一股子味。他把水倒进缸子，缸子上印着“安全生产”，字比寇立成那个新。
省里的人第二天上午到的，三个人，一个年纪大的，两个年轻的。年轻的拿着本子记，年纪大的走在中间，两手背在身后。步长林陪着，一路说一路笑。
他们走到北口，年纪大的停下来，抬头看洞门上的字。“这条隧道多长？”
“三千零八十米。”黄志远说。
年纪大的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步长林。“图纸上写的是三千二百米。”
“图纸老了。”步长林说，“后来改过。”
“改过的东西都在档案里。”年纪大的说，“回头把变更的档案给我看看。”
步长林笑着应了。黄志远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抹布上全是灰。他看了步长林一眼，步长林没看他。
停了两个晚上，隧道里没出事。第三天晚上十一点半，寇立成的电话打过来了。
“北口十一点零五进去一辆面包车，白的，拉水果的。”寇立成的声音有点抖，“到现在没出来。”
“里头有车吗？”
“一辆都没有。我盯着看了一晚上。”
黄志远穿衣服的时候手在袖子里卡了一下，卡在袖口，他甩了两下才甩出去。他到北口的时候，寇立成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手里拿着手电，脚上穿着拖鞋，拖鞋上沾着泥。
流水调出来，进的那一行有车牌，出的那一行没有。姓名那一栏写着三个字，是个公司的名，不是人名。
“这车挂在一个果品公司名下。”寇立成说，“开车的是个年轻小伙，我见过，前两天来送过货。”
“公司那边我打过电话了，说人没找着，让他们来人。”寇立成把拖鞋在地上蹭了蹭，“他们问我人在哪儿丢的，我说在隧道里。他们说隧道里怎么会丢人。”
“他家里人知道吗？”
“不知道。公司也不知道。”寇立成把手电往黄志远手里塞，“你进去。我在外头盯着流水。”
黄志远把手电接过来，掂了掂。“你盯着第三行。要是我进去以后第三行变了，你就给我打电话。”
“变了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他说，“反正你盯着。”
这一回他走了五十三分钟，比上回多了十八分钟。四十一分钟的路，他走了五十三分钟，还看不见南口。他自己心里有数，脚下没停，一步一步往前挪，手电照出去的光柱短得很，像是被什么东西吃了。走到那一段多出来的路口，他停下来看了看表。表上的针在走，走得挺稳。
隧道里的风是往里抽的，抽得他后背发凉。他把拉链拉到脖子底下，帽子往下压了压。路面上的白线在灯底下泛着一点光，白线两边是黑，黑得很平，看不出深浅。他一边走一边数步，数到一百就重新数，数到第三个一百的时候，脚底下开始出现那种带横纹的水泥。
那一段路比上回长了。上回从路口到灯箱是一百步，这回他数着走，数到一百四十步才看见灯箱。二十盏白炽灯还在，一盏一盏排在拱顶上，黄的，暗的，中间隔着几盏死的，黑着，像被人抠掉了牙。
他往前走，走到第三十步的时候，看见前头站着一个人。这个人跟前天那个影子不一样。这个人是正对着他的，站在检修道中间，两只手垂着，头微微低着。手电照过去，光打在他身上，穿的是一件蓝工作服，袖子上有一道白杠。
黄志远把手电往下压了压，从他左边绕过去。走过去的时候两个人隔了不到两步。他没有看那个人的脸。他听见那个人在呼吸，呼出来的气很轻，一下，一下，不快。
走过去十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人还站在那儿，正对着他，头低着。
第二盏死灯在灯箱往前第二十几步的地方。他把工具包放下，蹲下去，从毛巾里摸出第二个灯泡。这一回灯座好拧，螺丝没锈死，他两下就拧下来了。装上去的时候手抖，灯泡在灯座里晃了两下才对上口。
他拉了一下灯绳。灯亮了。
亮的那一下，身后有人喊他的名字。“黄志远。”
声音不远，就在他后头，隔着十几步，是个女的，声音很平，不像喊人，像是念，一个字一个字念得很清楚。“黄志远。”
他站在原地没动。手还搭在灯绳上，灯绳是麻的，粗，磨手。他想起那张纸上的第二条：听见有人喊你的名字，不要应。
“黄志远。”
他想起小时候在河边，他娘喊他回家吃饭，喊三遍，第三遍就带火了。这个声音不带火，也不带急，就是念，念得很稳，稳得让人后脖颈子发麻。
第三遍。这一边比前两边近，近得像是贴着他后脑勺。他把牙咬住，把灯绳松开，手垂下来，转过身。
身后什么都没有。那一段路上，二十盏灯亮着两盏，一盏是刚才点的，一盏是先前点的，两盏灯之间隔着十几步的黑。那个穿蓝工作服的人也不在了，检修道上空着，只有一行脚印，往北去的，脚印很浅。
他站了一会儿，才想起来喘气。喘的时候胸口有点疼，疼的地方在左边，靠上。他抬手在胸口按了按。这个毛病有些年头了，一累就疼，一冷也疼。医生说是肋间神经，让他少熬夜。他没少熬。
对讲机响了，是寇立成。“出来了，出来了。”寇立成喊，“南口外头坐着个人，抱着一箱橘子。”
黄志远往回走。这一趟他不敢数灯了，低着头走，只看脚前头三尺的地方。
那小伙子二十三四岁，头发剃得很短，脸上没灰，衣服也干净，就是两只手抱着那箱橘子，抱得死紧，谁劝都不撒手。他老板是后半夜开车来的，一个胖子，进门先问橘子坏没坏，问完才问人。小伙子看见他，把箱子往他怀里一塞，塞得胖子往后仰了一下。胖子说你这几天别上班了，小伙子说行。胖子又说工资照发，小伙子没吭声。
寇立成拿了张纸让他签字，签完字按手印。小伙子按手印的时候手是湿的，印按得模糊，寇立成让他按第二遍，第二遍还是模糊。寇立成蹲在旁边问他叫什么，他说了，说了两遍，第二遍是自己又重复了一遍，像是怕别人没听清。
“你怎么出来的？”黄志远问。
“走出来的。”
“里头看见什么了？”
小伙子低下头，看着箱子里的橘子。橘子是青的，还没熟透，一个一个挤在一起。“看见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穿蓝的，袖子上有白杠。”小伙子说，“他站在灯底下，脸看不清。他跟我说话。”
“说什么？”
“他说，往亮的地方走。”小伙子抬起头，“我就往亮的地方走。走了没几步，前头就亮了，再走几步就出来了。”
黄志远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那把钥匙，钥匙是凉的。回到值班室，寇立成把流水调出来。出的那一行补上了，时间零点零九分。寇立成往下拉，拉到最底下，又往上拉，拉到中间停住。
“你看这个。”他把屏幕转过来。
流水上多了一行。那一行的时间是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三点十七分。方向是进。车牌那一栏空着。姓名那一栏也空着。工号那一栏有六个数字，那六个数字黄志远认得，是他自己的工号。
“这一行是哪来的？”寇立成问。
“不知道。”
“系统里没有二〇〇三年的数据，二〇〇三年那会儿这套系统还没装。”寇立成的手指点在屏幕上，“这一行是今天夜里冒出来的。就在你点灯那一下。”
黄志远看着那六个数字。他伸手在屏幕上摸了一下，屏幕是热的。
“这一行有进，没出。”寇立成说。
“你说那天我在里头。”寇立成又说，“三点十七分，你在里头。”
“我记不得了。”
“你记不记得你那天什么时候出来的？”
黄志远想了很久。他记得那年冬天冷，记得雪，记得医院走廊上那盏灯，记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他记不得自己是怎么从里头出来的。
“那天我出来了。”
“流水上没有。”寇立成把椅子往后推了推，站起来，又坐下，“你自己看，有进，没出。”
黄志远没说话。他想起来，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的那几天，他脑子里是空的。不是记不清，是空的，像有人拿橡皮把那一块擦干净了，擦得连纸的毛都起来了。
回宿舍的时候他走错了楼层。他从铁楼梯上去，一边走一边想着流水上那六个数字，走到走廊里，声控灯亮了，他抬头看门牌，二〇七。他掏出钥匙，插进去，拧不动。拔出来看看钥匙，是哪把。又插进去，还是拧不动。
他退了两步，看走廊。走廊两边都是门，门都是一样的门，灰的，中间有个小小的方玻璃。他站在原地，往左看，往右看，看了两遍，忽然不知道自己站在第几层。
他扶着栏杆往下看。楼梯的转角上有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个三。
他在三楼的走廊里站了一会儿，转身下楼。下楼的时候他扶着栏杆，一级一级数，数到第十八级到了二楼。十八级，他天天走，走了九年，今天才数出来是十八级。二楼的声控灯他跺了两下才亮，灯亮了以后他看见走廊尽头那扇门，门上的插销歪着，露着钉头。这一回钥匙插进去，一下就拧开了。
进屋以后他没躺下。他把床底下的纸箱拖出来，箱子上压着一双旧胶鞋。箱子里是养护记录本，一年一本，摞得整整齐齐，最上头那本是一九九八年的，封皮上还留着他自己写的名字，写得很大。
他一年一本往下翻，翻到二〇〇三年那一本。封皮上有一层霉，边角让老鼠啃过一个口子。翻开，一月的记录在，二月的在，一直翻到十二月，前半个月还在，后半个月没了。
撕口不齐，留着毛边。毛边朝里，是从本子上往下撕的，撕的人手抖过，撕歪了，歪出去一指宽。
6 二〇〇三年的流水
他先去找了步长林。步长林的办公室在二楼东头，门开着，屋里一股烟味。他坐在桌子后头，桌上摊着一张检查表，表上画着勾。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黄志远说。
步长林手里的笔停了一下，接着画勾。“什么日子？”
“你说呢。”
“我记不住那么多日子。”步长林把笔放下，往后靠了靠，椅子吱了一声，“你要问什么，直说。”
“那天夜里隧道里几个人？”
“档案上有。”
“档案上没有。”黄志远说，“档案上涂了一块黑。”
步长林看着他，看了有一会儿，从抽屉里摸出烟，抽了一根，没点，就那么叼着。“你要查就查。”他说，“查着了，你告诉我一声。”
“你不知道？”
“我知道一部分。”步长林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剩下的那部分，我记不清了。人上了岁数，记不清的东西越来越多。”
黄志远站在那儿没走。步长林也没再说话，把检查表翻过去，一页一页地看。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他手背上，手背上的斑一块一块。
“那个信封，”黄志远说，“二十七年了。”
“嗯。”
“为什么不走账？”
步长林把表合上，抬起头。“走账就得有名。你有名吗？”
档案室在一楼最里头，门是铁的，门上挂着一把锁，锁眼堵了灰。寇立成拿钥匙捅了三下才捅开，门开的时候带出一股霉味，霉味里混着一点旧纸的酸。
档案室的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在寇立成手里，一把在步长林手里。寇立成说他这把三年没动过，锁眼里的灰是他上回捅出来的，捅完了没敢开。
看门的老头从走廊那头过来，手里拎着一串钥匙，看见门开着，站住了。“这屋三年没开过了。”
“我们查点东西。”寇立成说。
“查吧。”老头往门框上一靠，“二〇〇三年冬天有人来搬过东西，半夜来的，开着一辆卡车，搬了四五个箱子走。我问他搬什么，他说过期档案销毁。”
“你记着车牌吗？”
“记那个干什么。”老头摆摆手，从门逢里又看了一眼屋里，走了，走到走廊拐角回过头来，“那晚上冷，搬东西的人手上都戴着棉手套，搬完了在门口抽烟，抽完把烟头全捡走了，一个没剩。那年头什么都在长价，就烟头没人捡，他们倒捡得干净。”
屋里没有窗，灯是一根灯管，亮起来先闪了两下。靠墙一排铁架子，架子上是一叠一叠的流水单，用麻绳捆着，绳头上挂着纸牌，纸牌上写着年月。地上摞着纸箱，摞到人胸口那么高，有几个箱子塌了角，纸角往外翻着。
“我三年前想查过一回。”寇立成把袖子往上撸了撸，“查到一半没查下去。”
“为什么？”
“二〇〇三年那一箱在底下。”他往最里头那摞指了指，“上头压着十几年。”
“查到一半，步长林找我了。”寇立成说，“他没说什么重话，就问我家里几口人，孩子多大了，房贷还有几年。问完了拍拍我肩膀，说小寇你踏实干。”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我那天回去就把查到的东西又塞回去了。”
黄志远走过去，把上头几个箱子搬下来，一个箱子二十来斤，搬到第七个的时候腰有点吃不消，他靠着架子歇了歇，接着搬。搬到第五个的时候，箱底漏了，漏出来一地的纸片，是些报销单据，捡起来一看，字都洇了。他蹲下去捡，捡了一把，塞回箱子底下，接着搬。
搬到第十一个，看见箱子上写的字：二〇〇三年。箱子上的封条断了一半，剩下那一半用胶带粘过。他伸手把胶带撕开，胶带一撕，箱子口就散了。
流水单是一沓一沓的，一个月一沓，用订书钉订着。他翻到十二月那一沓，纸边发黄，摸上去有点脆。十二月十七日那一页，六行字，前五行后头都画了一道红杠，红杠画得很重，笔画透了纸背。第六行没有红杠，姓名那一栏空着，工号那一栏有六个数字。
“红杠是什么意思？”
寇立成凑过来看了看。“作废。系统里作废的记录打红杠。”
“为什么作废？”
“作废的记录，钱也不退。”寇立成说，“六条记录作废五条，剩下那一条没作废，也没有出。这在系统里是个错，错得没人管，一放就是二十二年。”
“不知道。红杠是手画的，不是系统打的。”寇立成把纸翻过来，对着灯看，“这是后来有人拿红笔一道一道划上去的。”
黄志远把那一页抽出来，走到灯管底下。六行字，时间从凌晨两点四十分到三点二十六分，方向都是进，没有一行是出。他一行一行看下去，看到第六行那六个数字，手指头在上面按了按。
“值班表呢？”
“值班表不在这一箱。”寇立成蹲下去翻另一个箱子，“值班表归人事，人事那边搬过两回家，东西乱。”
他们在箱子里翻了半个上午。翻出来的东西什么都有：领料单、加油记录、安全检查表、罚款通知、一张贴在硬纸板上的月度总结，纸板背面还粘着饭粒。快到晌午的时候，寇立成从一个扁箱子里抽出一张硬纸板，纸板发潮，弯了。
“十二月。”他说。
值班表是手写的，一个月一张，画成表格，横着是日子，竖着是班次。十二月十七日那一栏，六个人名，挤在一格里，字写得小。前五个名字上都有一道横杠，划得干脆，一笔下去。第六个名字的位置，是一块黑。
不是划掉，是涂。用钢笔涂的，涂了不止一遍，涂到纸都起了毛，还是能看出来底下压着字。
黄志远把纸板捧到灯底下，侧过来，让光斜着打上去。黑底下有一点凹凸，不深，但是有。
“有字。”他说。
寇立成从抽屉里翻出半截铅笔，又找了一张薄纸。黄志远把薄纸铺在那块黑上，铅笔侧着，一点一点地拓。他拓得很慢，拓一下就抬起来看看，再拓。纸上先出来一道竖，再出来一道横，横短竖长，像个框。
“黄。”寇立成在旁边念。
黄志远把纸板放下，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他记得自己写过无数回这个名字，签在领料单上，签在巡查表上，签在每一次安全教育的签到表上。这一回他看着这三个字，觉得是别人的名字。
黄志远的手停了一下，接着拓。第二个字出来了，上头一个口，下头一个土。
“志。”
第三个字只出来半边，右边那一半被水泡过，纸涨开了，铅笔一拓就糊。“这半边是个走之。”寇立成说。
黄志远把铅笔放下，两只手撑着桌沿。桌沿上有一层灰，灰上留下两个手印。
“往下查。”他说。
工资表也在那个扁箱子里。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五个人，五个名字，五份钱，签字栏里五个手印。他往前翻，十一月，六个人。十月，六个人。九月，六个人。翻到二〇〇〇年，六个人。翻到一九九九年，六个人。每一年十二月的表上都有他，每一年一月的表上也都有他，中间断的只有那一个月。他把二〇〇三年十二月那张表举起来，对着灯看，看那五个名字后头的五个手印，手印按得都很实。
他一直往前翻，翻到一九九八年三月，那一本的第一页上有一张入职表，表上贴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十八岁，头发长，眼睛看着镜头，嘴角绷着。表上的名字是黄志远，字是别人替他填的，签名那一栏是他自己签的，签得歪歪扭扭。
“一九九八年三月。”寇立成在旁边念，“你这日子我记得，你自己说过。”
“我说过。”
中午他给他老婆打了个电话。“二〇〇三年冬天，我在医院躺了多久？”
那头静了一下。“半个月。怎么了？”
“我怎么进的医院？”
“你说你在隧道里待了一夜，让人抬出来的。”他老婆的声音慢下来，“我去的时候你已经醒了，你问我今天几号，我说十七号，你说不对，说今天是十八号。后来护士说你是十七号夜里进来的。”
“我还说什么了？”
“你没说什么。”他老婆说，“你就一直问今天几号。”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以后，所有表上都没有你。”寇立成把那一摞纸推到他面前，“工资表没有，值班表没有，社保名单我上个月才查过，也没有。可你天天在这儿上班，一天没缺。”
黄志远站在那儿，两只手还撑着桌沿。屋里那根灯管闪了一下，闪得屋里一暗，又亮起来。
寇立成从抽屉里摸出烟，抽了一根点上。他平时不抽烟，这一根抽得很急，抽了两口就呛，呛得眼睛红了。
“步长林知道你的事。”寇立成说，“他每个月给你那个信封，我看见过。信封里是钱，不是卡，不走账。”
黄志远没接这句。他把那张拓了字的薄纸拿起来，举到灯底下，看着那三个字。第三个字只剩半边，可那半边的走之，写得跟他的名字里那个字一样，起笔重，收笔拖得长。
他把报纸举起来看，看了三遍。寇立成在旁边不出声，把手里的瓜子放下了，这是他头一回不嗑瓜子。
“第三个字糊了。”寇立成说。
“没糊。”黄志远说，“我认得。”
他把薄纸折起来，折成一个小方块，塞进内兜，塞得很深。寇立成把桌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收起来，收得很慢，收完了坐在椅子上没动。“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不知道。”
“要不要报案？”
“报什么案？报二十二年前的事？”黄志远把内兜按了按，“报上去，人家问我要证据，我给他看一块涂黑的纸。”
“那你打算怎么办？”
黄志远看着铁架子上的纸箱。“先把那五个人找出来。”
寇立成点了一下头，把烟摁灭在缸子里，摁了三下才摁灭。“还有一件事。”寇立成把值班表翻过来，翻到纸板背面。背面贴着一张纸，纸上印着几行字，是当年的安全责任书，底下有六个签名。
纸边上有一道水痕，从右上角斜着下来，走到中间就淡了，淡的地方还留着一小片黑。第一个签名写的是黄志远三个字。
后头五个签名都被人用黑笔涂了，涂得跟正面那块黑一样黑，一样起毛。“前五个是谁？”
“不认得。”寇立成说，“名字涂了，看不着。可这五个人跟流水上划红杠的那五条对得上，跟值班表上划横杠的那五个也对得上。”
“对得上是什么意思？”
寇立成没答，把纸板翻回正面，把那块黑对着灯。屋里那根灯管又闪了一下。
“六个签名。”寇立成说，“就你这个糊涂。”
黄志远低头看那个签名。签名是他的字，可他不记得自己签过这张纸。他把手伸出去，指尖在那个签名上停了一下，纸是凉的，凉得跟铁架子一样。
7 你的名字在里头
下午他把那张拓了字的薄纸摊在桌上，摊了一下午。他找了块玻璃压在上头，玻璃是从窗户上卸下来的，卸的时候掉了一小块碴。他拿胶带把碴粘上，粘得歪。
傍晚他去食堂打饭。食堂在管理处后头，一间大屋，四张桌子，大师傅穿着一条白布围裙，围裙上油点一个叠一个。他打了一份土豆炖肉，坐在角落里吃，吃到一半吃不下去了，把盘子端到洗碗池边，倒了一半。
步长林是晚上八点来的，手里拎着一瓶酒，酒是散的，装在个玻璃瓶里，瓶口塞着一团纸。他在门口站着，没进来。“喝一口？”
“我不喝。”
“我知道你不喝。”步长林把瓶子放在桌上，“我喝。”
他坐在床沿上，把纸团掏出来，对着瓶口喝了一口，喝完把瓶子夹在两腿中间，两只手搓了搓。屋里的电暖红着，照得他的脸一半亮一半暗。
“那年冬天冷。”他说，“雪下到腊月二十还没停。加固段做补强，白天凿，夜里也凿。夜里凿是因为白天车多，封道封不住，只能夜里干。”
“报备了吗？”
步长林没答，又喝了一口。“夜里干是赶工期。”他说，“工期是死数，年底要验收，验收过不去，这一年的钱就结不了。结不了钱，工地上两百多号人拿什么回家过年。这话我跟上头说过，上头说你自己想办法。”
“所以你就夜里凿。”
“我夜里凿。”步长林把瓶子放下，“凿到第三天，石头不对。工人跟我说，说石头是碎的，凿一层掉一层。我给设计院打电话，那边说先停。我说停不了。他说停不了就出人命。”
“他没说错。”
“上头刻扣得紧。”步长林说，“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他没说错。”步长林重复了一遍，声音低下去，“三点十七分，塌了。”
黄志远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听见电暖里头红丝在响，听见窗外有车过去，声音从近到远。
“塌了多少？”
“说不清。从拱顶塌到仰拱，塌下来的石头把整段堵死了，堵了二百四十米。我们挖了三十一个小时。”
“挖出来几个人？”
“五个。”步长林说，“五个都硬了。挖出来摆在一排，用帆布盖着。我是挨个掀开看的，一个一个看，看到最后一个，我坐在地上了。”
“那年年底，你手底下欠着多少钱？”
“不欠。”步长林说，“一分没欠。工资都发了，一个人没少。发完了还剩一点，我把剩下的钱买了水泥。”
“买水泥？”
“补墙用的水泥不够，报上去批不下来，我自己买了两车。”步长林说，“两车水泥掺进去，能顶一阵。顶一阵，等验收过了再说。”
“掺了多少？”
“没掺。”步长林说，“我买的都是好水泥，一袋一袋验过。掺的是别人，不是我。”
“谁？”
步长林不说了。他把烟叼在嘴上，烟灰长了，自己掉了。
“挖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在洞口。”步长林说，“我不敢下去，下去了腿软。我就在洞口站着，站了三十一个小时。中间有人给我递水，我喝了，喝了就吐。风从洞里往外吹，吹出来的都是灰，灰落在眉毛上，落在棉袄上，落在手上，我一天没擦。”
“为什么不擦？”
“擦了就像没事人。”步长林说，“我不能像没事人。”
“第六个呢？”
步长林抬起头看他。“第六个是你。”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黄志远没说话，他在等，等步长林往下说。
“你是最后一个挖出来的，挖出来的时候身上没伤，就是脸上全是灰，眼睛闭着。我摸你的脖子，摸了半天，没摸着脉。我让人把你抬到车上，往县医院送。车开到半路，你在车上咳了一声。”
“咳了一声？”
“咳了一声，吐了一口黑水。”步长林说，“司机吓得把车停在路边，回头看你，你眼睛还闭着，胸口一起一伏。到了医院，医生说你肺里进了灰，别的不碍事。你在医院躺了半个月，醒过来第一句话是问今天几号。”
黄志远低下头。他记得医院走廊上那盏灯，记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记得自己一直在问今天几号。
他记得出院那天是腊月二十九，路上有雪，雪被人踩成了冰。他记得他老婆来接他，拎着一个塑料桶，桶里是换下来的衣服。他记得回到家，家里的日历还停在十二月十七号，他伸手把日历翻过去，翻到二十九，翻的时候手在抖。
“那五家的人后来还来过吗？”
“来过两回。”步长林说，“头一回是过年，来送东西，一袋米一桶油。我没敢收，他们放下就走了。第二回是三年以后，有一家的老太太来了，问我她儿子埋在哪。我说没有坟，骨灰撒在山上了。她说撒在哪一块，我说不上来。”
“你说不上来？”
“我说不上来。”步长林把脸埋进手里，“那五个人是火化的，火化完了骨灰装在五个盒子里，盒子放在哪儿我不知道。那天夜里是别人办的，我被人叫去谈话，谈了一夜，回来盒子就没了。”
“那五个人呢？”
“谈的时候他们在哪儿谈？”
“在镇上一个旅馆，二楼，一间屋。”步长林说，“一家一家进来，进来先哭，哭完了问多少钱。我说个数，他们还价，还完了签。签完了我送他们下楼，送到门口，没有一个人回头看我。”
“钱是哪来的？”
“保险，加上公司的钱。”步长林说，“保险保的是意外，公司出的是安抚费。两笔钱摞在一起，够一家人过几年。”
“够吗？”
“不够。”步长林说，“谁都知道不够。可他们也没有别的地方要。”
“五个人家里都来人了。”步长林说，“一家一家谈，谈了七天。谈完签了字，钱给了，名分上写的是因病离职。”
“因病离职。”
“这是上头的说法。”步长林说，“我没改一个字。”
“为什么报零伤亡？”
步长林把瓶子拿起来，看了看里头还剩多少，又放下。“夜里施工是违规的。报了，就是重大责任事故，段长、监理、我，一个都跑不了。上头说，先把人安顿好，事故的事往后放。往后放，就是不放。”
“二〇〇三年那天下午，你接到过一个电话吗？”
步长林抬头。“什么电话？”
“设计院打来的。让你先停。”
“接到了。”步长林说，“一个老头打的，说话慢，一句一句往里按。他说石头不对，说再凿下去要出事。我说停不了。他说停不了就出人命。”
“他后来找过你吗？”
“找过。第二天他来了，站在洞口，一句话没说，站了半个钟头就走了。”步长林把烟头摁在桌上，“我这辈子最怕见的就是他。见了我说什么？我说我停不了？谁信。”
“我的名字为什么也抹了？”
“因为你是活的。”步长林说，“死人好办，给钱，签字，封口。活人不好办。活人会说话，会走路，会哪天喝多了跟人说我那年差点死在里头。你名字在册子上，就是个活证据。”
黄志远把两只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放在桌上。桌上有块抹布，抹布底下压着那个信封，这个月的，他还没拆。
“二十二年。”他说。
“二十二年。”步长林说，“每个月我从材料费里挪一点出来，挪得不多，没人查。挪多了要查，查出来我就完了。我挪了二十二年，一次没让人查出来过。”
“那五个人的名字，你还记得吗？”
步长林想了很久。他想的时候眼睛看着地上，看着自己鞋尖上那块干了的泥。“记不全了。”他说，“有一个姓邵的，邵什么我忘了。有一个是南边来的，说话把石头说成石豆。还有一个，年纪最小，那年十九，刚订婚。”
“十九。”
“十九。”步长林说，“他娘来的时候，抱着一个布包，包里是他的衣服。她把衣服摊开，一件一件数，数到第四件，问我，这衣服能不能给他穿上。”
“十九岁那个，叫什么？”
“忘了。”步长林说，“真的忘了。我记得他订婚，女方是隔壁村的，两家摆了八桌。”
“他娘后来怎么样了？”
“不知道。”步长林说，“钱给完，就断了。”
“断了？”
“断了。”步长林说，“这是规矩。给钱的时候就说了，以后别来了，来了对谁都不好。”
黄志远没说话。他想起弘有德说过的那句话：说话带一点南边的口音，把石头说成石豆。那句话是那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说的，还是那个姓邵的人说的，他不知道。
“我在里头看见过名字。”他说。
步长林抬起头。“什么？”
“隧道里多出来一段路，二百多米。墙上有名字，红漆写的，横着排，六个。”黄志远说，“我数过，六个。”
步长林的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攥得指头都白了。“你进去了？”
“进去了。”
“你不能进去。”步长林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把瓶子碰倒了，酒洒在桌上，顺着桌沿往下滴，“那段路填了，填死了，你怎么进去的？”
“它自己出来的。”
黄志远把玻璃底下的薄纸抽出来，递过去。“你看看这个。”
步长林接过来，凑到灯底下。他的手在纸上抖，抖得纸边哗哗响。
“这是从值班表上拓下来的。”黄志远说，“第六个名字，涂黑了。”
“我知道涂了。”步长林说，“是我涂的。”
“为什么只涂名字，不把那一格划掉？”
“划掉就没人了。”步长林说，“留着那一格，我心里知道那儿站过一个人。”
步长林站在那儿，胸口一起一伏。他把桌上的瓶子扶起来，扶了两次才扶正，然后一屁股坐回床沿上，两只手撑着头。
“我二十二年没敢夜里走那条隧道。”他说，“白天走，走快点，走过去就完了。”
“你现在还夜里走吗？”
“白天走。”
“夜里呢？”
“夜里绕。”步长林说，“绕四十公里，走国道。”
“你怕什么？”
“我怕它把我留住。”步长林说，“我该被留住的。”
他坐了一会儿，从内兜里摸出一个信封，比平时那个厚。“这个月的，还有下个月的，一起给你。”
黄志远没接。“你拿着。”步长林把信封放在桌上，手在裤逢上擦了擦，“你要是想走，我再给你一笔。你去别的地方，开个小店，或者回老家。”
“你这是让我闭嘴。”
“我是让你活着。”步长林说，“你在里头点了灯，那地方就开始记你了。你点一盏，它记你一笔。你点得越多，它记得越清楚。”
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把外套穿上。穿到一半，他停住了，从兜里摸出烟，抽了一根，点上，抽了一口。
“你那个工号。”他说，“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八号早上，我去销的。”
“销掉了？”
“那天早上系统刚装，试试运行，整个管理处就我一个人会用。”步长林说，“我点了三回，三回都弹同一句话。后来我把电脑关了，再打开，那句话还在。”
“没销成。”步长林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我在系统里点删除，点完了弹出来一句话。”
“什么话？”
“系统说，此人尚在通行中，不能销。”
8 不能一个人走完
第二天白天，他在北口补一块掉了的抹灰。抹灰是去年冬天冻掉的，掉了巴掌大一块，露出底下的砖。他和了一盆灰桨，一铲子一铲子往砖上抹，抹完了拿抹子刮平。
抹完了他没走，蹲在那儿看。新抹的那块比旁边的白，白得很扎眼。他从兜里摸出一把土，撒在新抹的地方，撒完了拿抹子再刮一遍，颜色就差不多了。这是老法子，他师父教他的。他师父是当年带他进隧道的那个人，二〇〇八年没了。
寇立成是中午过来的，蹲在旁边看他抹。“你昨天晚上又进去了。”
“进去了。”
“你不带我。”
黄志远把抹子在水桶里涮了涮。“带不了。”
“为什么带不了？”
“里头那段路，一个人进去一个人出来。两个人进去，出来一个。”他把抹子上的水甩了甩，“这话我没试过，我猜的。”
寇立成不说话，蹲在那儿捡地上的小石子，捡一个扔一个。下午他去找步长林要那五家的地址。
“你要那个干什么？”
“去看看。”
“看什么？二十二年了。”步长林把抽屉拉开又推上，“地址我有，写在一个本子上，本子在家。”
“明天带来。”
“带来了你也不能去。”步长林说，“你去了，人家问你是谁，你怎么说？说我也是那天夜里的？人家问你为什么活着，你怎么答？”
黄志远没答。“我替你去。”步长林说，“我去过两回了，第三回也不差。”
“你去是你去。”黄志远说，“我去是我去。”
步长林看了他一会儿，把抽屉又拉开了，从里头摸出一包烟，抽了一根递过来。黄志远没接。步长林自己点上，抽了一口，把烟夹在手里，一直没再抽。
到了下午，他又来了，手里拎着个塑料袋，袋里是六个灯泡。“镇上五金店买的，一百瓦的，就剩六个。”
“老板问我买这么多灯泡干什么，我说隧道里的。他说隧道里的灯不都是长条的吗，你买圆的干什么。我说备着。他说你这人怪。”寇立成把袋子往上提了提，“我没敢说。”
“你买这个干什么？”
“你说呢。”寇立成把袋子往他怀里一塞，“你一个人点，点到什么时候。我去点几个，不就快了吗。”
回到值班室，他把六个灯泡一个一个摆在桌上，数了一遍，六个。他拿抹布把每个灯泡都擦了一遍，擦完了一个一个包进毛巾里，包得很紧。
黄志远把袋子捏在手里，捏了一会儿。“你别去。”
“我为什么不能去？”
“因为你没在里头待过。”黄志远说，“我在里头待过。它认我。”
寇立成笑了一下，笑得有点难看。“你这话说得跟真的似的。”
晚上他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女儿在读高二，接电话的时候那边很吵，像是在食堂。
“爸。”
“嗯。钱够不够？”
“够。”
“学习累不累？”
“还行。”
那头有人喊她，她说等一下，然后问他：“你有什么事吗？”
他想了半天，说：“没事。就是问问。”
挂了电话他坐在床沿上，把手机翻过来看，屏幕上有一道裂纹，裂纹从左上角一直走到右下角。那天夜里十一点半，寇立成进去了。
黄志远是在值班室门口拦住他的，拦了两下没拦住。寇立成把外套一脱，往椅子上一扔，抓了手电就往北口走。他走得快，走得直，一路没回头。黄志远在后头跟着，跟到北口，看见他刷卡，刷完了回头喊了一句：“你在外头盯着流水，我要是半个钟头不出来，你就进来。”
半个钟头过去了。流水上那一行，有进，没出。
黄志远站在北口，站了有一会儿。他把工具包背上，把六个灯泡裹在毛巾里，塞进去，然后往里走。
这一趟他走了一个钟头零七分，才看见那一段多出来的路口。路上他遇见两辆车，都开得很慢。第二辆是洒水车，车灯照过来，照得他睁不开眼。他把身子贴在墙上，等车过去。车过去了以后，他发现自己的影子还留在墙上，留了一会儿才散。
路口那儿的水泥缝比上回宽了，能塞进两根手指。缝那边的旧水泥颜色更深，深得发黑。他站在缝上，往前看，那一段路在灯底下伸出去，二十盏白织灯，亮着的只有两盏，一盏是他头一回点的，一盏是第二回点的。
他往前走。走到第一百八十步，看见寇立成。
寇立成站在检修道上，脸朝着墙，两只手垂着。手电掉在他脚边，光打在墙上，打出一个白圈。
“寇立成。”
没有回应。黄志远走过去，走到他背后两步的地方停下。他伸手去拉寇立成的手腕。
手腕是硬的。不是凉，是硬，硬得像一根浇了水的管子。他使劲拉，寇立成的胳膊跟着动了动，人没动。
他又拉了一下，用了全身的力气，脚在地上蹬出了声。寇立成的身子晃了一下，晃完了又回去了，回到原来那个位置，脸朝着墙。
他换了个法子，去掰寇立成的手指。手指一根一根掰，掰开一根，松手就弹回去。掰到第三根的时候，他听见寇立成喉咙里响了一声，很轻，像是想说话。他把耳朵凑过去，什么也没听见。
他退开半步，看着寇立成的后脑勺。后脑勺上的头发很短，剃得齐，脖子后头有一块胎记，青的。这个胎记他见过多少回了，在澡堂子里，在值班室换衣服的时候。这一回他看得心里发凉。
黄志远松开手，往后退了半步，发现自己退不动。他的鞋底像是粘在了地上。不是粘，是陷进去了，陷进去一点点，刚好到鞋底那道纹。他抬左脚，抬得起来，抬到一半抬不动了，像是有人在底下拽着。他换右脚，右脚也抬不动。
他站在那儿，喘了两口气。喘完了，他把手里的手电往地上一照，照自己的鞋。鞋底下是水泥，平平的水泥，什么也没有。
他把手电往上抬，照自己的腿。腿在，裤腿在，鞋在。他伸手去摸自己的膝盖，摸得着。他忽然想，要是就这么站到天亮，是不是也就站到天亮了。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后背上起了一层冷汗。
他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后挪。挪了半步，鞋底松了。再挪半步，又松了。挪到第三步的时候，他整个人往后一仰，退出了那一块地方，后背撞在墙上。
他扶着墙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往回走。走出去十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寇立成还站在那儿，脸朝着墙，两只手垂着。他站在那儿的样子，跟头一回他看见的那个影子一模一样。
走到灯箱那儿，他把工具包放下，蹲下去，从毛巾里摸出一个灯泡。第三盏死灯在灯箱往前二十几步的地方，他走过去，伸手去够灯座。这一回灯座锈得厉害，拧不动。他从包里摸出木锤，用锤把轻轻敲灯座的边，敲一下，转一下，敲了七八下，灯泡才松动。
第三盏死灯离第二盏隔着二十几步，中间有两盏亮着的。他走过去的时候，脚底下踩到了一样东西，软软的。他低头看，是一只棉手套，蓝的，湿的，湿得能拧出水来。他把手套捡起来，塞进工具包。
新灯泡装上，他拉了一下灯绳。灯亮了。
亮的那一下，墙上出现了字。字是红漆写的，写在墙上齐人胸口那么高的地方，一个一个横着排。漆写得很实，边上没有流下来的痕。黄志远往后退，退到能看见整面墙的地方。
六个名字。前头三个在暗里，后头三个在灯底下。
字的写法他认得。写的人用的是排笔，一笔一笔压着写，横平竖直，跟洞门上那行喷字一个路数。写完了没有再描，边上有几处漆走了一点，走到砖缝里去了。
他往灯底下走。第三个名字，第四个字看不清，漆被什么蹭掉了一块。第二个名字，三个字，笔画都全。第一个名字在暗里，只有最后一笔露在灯的边上，那一笔是个走之，起笔重，收笔拖得长。
他数了数墙上的名字，六个。又数了数这一段路上亮着的灯，三盏。三盏灯照三个名字，剩下的三个在暗里。他站在灯底下想，要是把六盏都点亮，是不是六个名字都能看见。
他没往前走。他站在灯底下，看着那个走之。
身后有动静。寇立成咳嗽了一声，咳得很响，咳完了喘气，喘得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
寇立成的脸上一层灰，灰上有一道一道的印子，是他自己抹的。他的手也在抖，抖得拿不住手电。黄志远把自己的手电递给他，他接了两回才接住。黄志远转过身，看见他弯着腰，两只手撑着膝盖，一口一口地吐白气。
“你怎么样？”
寇立成摆了摆手，摆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站了多久？”
“不知道。”
“你在里头看见什么了？”黄志远问。
“黑。”寇立成说，“就黑。我走进去，走了没多远，前头的灯就灭了。我回头看，后头的灯也灭了。我就在黑里站着，站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你应了？”
“我没应。”寇立成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应。我就是不想应。那个声音喊了三遍，喊完了就不喊了。后来前头亮了一盏灯，我就往亮的地方走。走到灯底下，我就站住了，站住了就动不了。”
“为什么站住？”
“因为墙上有字。我想看清楚写的是谁。”寇立成说，“我凑近了看，看了半天，只认得一个走之。”
“我站着的时候，”寇立成直起腰，脸上一层灰，眼白红得厉害，“我站着的时候，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我要是站到天亮，是不是就有人来替我。”
黄志远没接这句话。他把寇立成的胳膊架在自己肩上，两个人一步一步往回走。
走到路口，寇立成停住，回过头看那一段路。“你看见墙上那些名字了吗？”他问。
“看见了。”
“最前头那个。”寇立成说，“我脸朝着墙站了半个钟头，就看着那个名字。”
“你看清了？”
“看清了。”寇立成说，“红漆，写得比别的都大。”
他把架在黄志远肩上的胳膊放下来，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兜里，看着黄志远的脸，看了很久。风从南口那边过来，风里有水的味道，把他俩的衣服吹得贴在身上。他咳了一声。远处国道上有一辆车过去，车灯扫过来，扫过那一段路的入口，扫过去就没了。
“你别开玩笑。”黄志远说。
“我开什么玩笑。”寇立成说，“我脸朝着墙站了半个钟头，那三个字我看了半个钟头。头一个字我不认得，后头两个字我认得。第二个字上头一个口，下头一个土。”
“那个名字是你的。”
9 撕一页
天没亮他就去了弘有德家。院门没锁，虚掩着，推开的时候响了一声。屋里有亮，是腊烛的光，停电了。
弘有德坐在桌边，棉袄披在肩上，面前摊着那张图纸，图纸没卷。他抬起头，看见黄志远，没惊讶，像是等着。
“你坐。”他说。
黄志远坐下。桌上多了一个铁盒子，盒子里是半盒饼干，饼干受潮了，软了。
“墙上的名字，是开工那天写的？”黄志远问。
“是。”
“六个人一人写一个？”
“一人写一个。写完放了一挂鞭，鞭是工地上的人自己凑钱买的。”弘有德把棉袄往上拉了拉，“那天冷，漆冻得稠，写一个字要蘸三回。”
“第一个写的是谁？”
弘有德想了想。“班长写的。谁先写是有讲究的，班长先写，写完了别人跟上。”
“班长叫什么？”
“记不得了。”弘有德说，“我记性一直好，可这个名字记不得。我记得他个子高，走路有点外八字，说话嗓门大。”
“剩下五个呢？”
“剩下五个更记不得。”弘有德把饼干盒子往他那边推了推，“你吃。”
黄志远没动。“我记得名单上有姓黄的。”弘有德忽然说，“当时我还问了一句，说这个姓少见。他们说是养护上派过来配合的，年纪不大。”
“那是我。”
弘有德的手停在半空。“一九九八年三月我进的队，那年十八。”黄志远说，“塌的那年我二十三。”
弘有德慢慢地把手放下来，放在图纸上。“难怪我听过你的名字。”
“你听过。”
“我听过。”弘有德说，“我在院里翻过那份变更档案，翻到班组名单那一页，看见姓黄的，我当时想，这个姓跟我一个老同事一个姓。就想了这么一下，就翻过去了。”
屋里静了一会儿。蜡烛的火苗歪了一下，又直起来。窗外有鸡叫，叫得很早，叫了两声就停了。
弘有德站起来，把腊烛挪到桌角，从灶台上提下一壶水，倒了两碗。水不烫，是温的。
“我老伴走了三年。”他说，“走了以后我一个人住，儿子叫我上省城，我不去。我去了没事干，天天在阳台上坐着看车。在这儿我能看图纸，能想起来哪一年干了什么。”
“你想起来的时候难受吗？”
“难受。”弘有德说，“难受也得想。不想就全没了。”
他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喝完把碗放下，用手背擦了擦嘴。“你今天来，是想问我那五个人叫什么，还是想问你自己为什么活着？”
“都想问。”
“后一个我答不了。”弘有德说，“前一个我也答不了。”
“你今天来，是要图纸？”
“要。”
“要它干什么？”
黄志远没马上答。他把手放在桌上，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敲得很轻。“我要把它复印一份，留一份。”
“留了给谁看？”
“不知道。”黄志远说，“先留着。”
弘有德把图纸卷起来，卷到一半停住，又摊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铅笔，在图纸右下角那个写着“六人”的方框旁边，添了一行字：六人，一人尚在。
“你写上这个，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在说什么。”弘有德说。
“我不打算给人家看。”
“那你写不写？”
“写。”
弘有德把铅笔递给他。黄志远接过笔，在那行字后头又添了四个字：一人尚在，是我。
弘有德看了一眼，把图纸卷起来，用麻绳捆上，塞进他怀里。“拿去。”
“你不要了？”
“我留着没用。”弘有德说，“我留了二十二年，一次没敢拿出来。今天你拿走，我心里倒轻快一点。”
图纸摊开的时候，弘有德用手指头顺着那条竖线往下滑，滑到方框那儿停住。“这个方框是我画的。”他说，“画的时候我想，这里头要写六个名字，六个名字是六条命。我画完了不敢看，把图翻过去睡了。”
黄志远把图纸夹在胳膊底下，站起来。走到门口，他回过头。“那年塌，除了石头不对，还有别的原因吗？”
弘有德没马上答。他把棉袄穿上，一颗一颗扣扣子，扣到最上头那颗，扣了半天没扣进去。
“锚杆短了半米。”他说，“设计是四米，实际打了三米五。三米五的锚杆在断层带里不管用，抓不住。还有水泥，标号降了一档，本来该用高标号的，用了普通的。这两样东西不写在纸上，写在纸上的是合格。”
“你怎么知道的？”
“塌了以后我去看断口。”弘有德说，“断口上的锚杆一根一根露出来，我拿尺子量过，量了七根，七根都短。”
“这行的规距你懂。”弘有德说，“出了事，先捂，捂不住再报，报的时候往小里报。”
“你报过吗？”
“报过。”弘有德说，“报上去，转了三道，最后回到我手上，让我签字，签的是‘情况不实’。”
“你签了吗？”
“我没签。”弘有德说，“我不签，他们就让别人签。”
黄志远站在门口，胳膊底下夹着图纸。外头天已经亮了一半，院子里的丝瓜藤上挂着霜。
“我走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报案。”黄志远说，“报案要证据，我拿不出证据。就算拿出来了，二十二年前的事，能查出什么。”
“那你想干什么？”
“我让它自己记住。”
镇上有一家复印店，开在邮局旁边，八点开门。他在门口等了二十分钟，等到卷廉门拉起来。店主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头发用一根皮筋扎着。
“复印这么大的？”她看着图纸，“这得拼接。”
“拼吧。”
她拼了半个钟头，拼出四张，一张一张过机器。过到最后一张，机器卡纸了，她把盖子掀开，把纸抽出来，纸角撕了一小块。
“重印一张。”
“不用。”黄志远说，“就这样。”
四张纸他折好，一张塞内兜，一张夹在养护记录本里，一张塞进工具包，最后一张他拿在手里，站在店门口看了很久。回到宿舍，他把养护记录本翻开，翻到新的一页。他坐了很久，才动笔。他写：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三点十七分，加固段塌方，当班六人，五人遇难，一人被救。遇难五人姓名不详。他写完这一行，笔停在纸上，停了一会儿，又添了一句：第六人，黄志远。
添完了他又觉得不对，把“遇难五人姓名不详”这一句划掉了，改成“遇难五人，姓名不详，待查。”改完了看看，还是不对，又在底下加了一行：他们五个的名字在墙上。
这一行写完，他把笔放下，两只手搓了搓。屋里冷，他的手指头有点僵，僵得写字的时候一笔一笔都慢。
写完他把这一页看了三遍，然后捏住纸边，一点一点往下撕。撕到一半他停了一下，因为他想起二〇〇三年那本上那个撕口，也是撕到一半停了一下，撕歪了。他把纸按平，接着撕，撕得比那一回直。撕口不齐，跟二〇〇三年那本上的一样，毛边朝里。
撕下来的这一页纸边不齐，他把毛边对齐了折，折了两折。折完了他在折痕上按了按，按出一道白印。
他在路上想，那五个人他现在一个也叫不出来。他跟他们一起干过活，一起吃过饭，一起在洞口的水龙头底下洗过手。二十二年，他把他们的名字忘干净了，忘得比谁都干净。
他把撕下来的这一页折了两折，塞进内兜，跟那张拓了字的薄纸放在一起。夜里十一点五十，他进了隧道。他的工作服是浆洗过的，硬邦邦的，领子磨着脖子。这件工作服他平时不穿，压在箱子底下，今天翻出来穿上了。穿上以后他觉得有点别扭，像是要去参加什么场合。
这一回他没有走一个钟头。他走了四十一分钟就到了那段路口，路上没遇见车，也没遇见影子。路口的水泥缝还在，宽了，缝里有一层白霜。
他走到灯箱跟前，把门拉开。纸还在，五条规矩还在。他把工具包放在地上，蹲下来，把包里剩下的东西一件一件掏出来看：扳手、钳子、胶布、半卷电线、一个空了的灯泡盒子。掏完了又一件一件装回去。
他把内兜里那张撕下来的纸抽出来，展开，对着灯看了一遍，然后贴在那张规矩纸的下头，用随身带的胶布粘了四个角。粘完了，他退开半步，看了一会儿。
“记住了。”他说。
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说完自己愣了一下，觉得有点傻。对着一面墙说记住了，墙又不会答应。可他还是说了，说完了心里松了一点。
他把对讲机从肩上摘下来，握在手里。对讲机的外壳磨得发亮，天线歪了一点。
剩下三盏死灯在往前三十几步的地方，一盏挨着一盏，中间隔得不远。他走过去，脚底下踩着那层薄薄的白霜，霜在鞋底响，响得很轻。
他一个一个换，换一个拉一下灯绳。第一盏亮了，第二盏亮了，第三盏亮的时候，他手一抖，灯泡从手里滑下去，掉在检修道上，碎了。
他从工具包里摸出最后一个备用灯泡，装上，拉绳。第三盏亮了。
六盏全亮。亮起来的时候，整段路的颜色变了。黄的光从拱顶落下来，落在墙上，落在水泥地上，落在那六个红漆写的名字上。前头三个名字从暗里出来了，一笔一笔，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站在那儿，仰着头，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看过去。第三个名字他看了很久。那三个字里最后一个被蹭掉了一块漆，蹭掉的地方露出底下的水泥，水泥是白的。他伸手去摸，摸到的是凉的墙。
第二个名字写得很正，横平竖直，写字的人手稳。第一个名字写得最大，占了别的一个半的位置，笔画粗，收笔的地方漆积成一小坨。
他看着第一个名字，看了很久。他想起满有仓。那个小伙子抱着一箱橘子，说什么都不撒手。他想起满有仓说的那句话，那个穿蓝衣服的人说的那句话。他站在这儿，仰着头，想，那个人为什么不肯回头。
他想起十八岁那年三月，他爹送他到北口。他爹说，你只要记住里头有多长，就不会走丢。他记住了，三千零八十米。可他现在站在一段图纸上没有的路上，前头是二百四十米，这二百四十米他爹没跟他说过。
对讲机响了。“黄志远，黄志远。”寇立成的声音很急，急得咬字都不清了，“流水上一下子出来六条，全是三点十七分，全是进。”
“六条？”
“六条。五条有名字，一条空着。”寇立成那边有纸响，“空的那条，工号是你的。”
“名字呢？”
“空着。”
“五条有名字的，是哪些名字？”
寇立成那边静了一下。“我不认得。这五个名字我在系统里查不到，名册里也没有，都是红字。”
“红字是什么意思？”
“红字是系统找不到这个人。”寇立成说，“我干了四年，头一回见红字。”
黄志远没说话。“还有一条。”寇立成说，“第六条后头又出来一条，时间还是三点十七分。这一条……这一条姓名那一栏在动，字一个一个往外冒。”
“什么字？”
“我还没看清。”寇立成说，“我看清了再告诉你。”
10 灯灭的地方
“看清了。”寇立成在那边说，“三个字。黄、志、远。”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一直知道。”黄志远说，“就是不敢往那儿想。”
他把对讲机从肩上摘下来，握在手里，往前走。这一回他走得动。六盏灯全亮着，光从拱顶落下来，落在白线上，白线一直通到尽头。他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这条路跟平时走的不一样。平时走路他低着头，看白线，看排水沟，看脚底下有没有积水。这一回他抬着头，一直看着前头，看得脖子发酸。
他一步一步走，走了二百四十步，走到头。路上他经过了两个避车洞，洞里空着，洞口的反光标志亮得刺眼。他经过排水沟，沟里的水在流，流得很慢，水面上一层薄薄的白。他经过风机房的位置，那儿没有风机，也没有声音，安静得能听见自己鞋底在水泥上蹭。
尽头是一堵墙。水泥抹得很平，抹得比隧道里任何一处都平，抹子上留下的纹路一道压一道，压得整整齐齐。墙跟两边的墙接得严丝合缝，看不出哪儿是接的。
墙上六个名字。红漆写的，横着排，从左边起。
第一个名字写得最大，占了一个半的位置。第二个名字写得最正。第三个名字最后一笔被蹭掉了一块。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一个比一个写得潦草，第六个写得最潦草，那个“满”字的两条腿都没封口。
黄志远走到墙跟前，抬起手，摸第一个名字。名字是凸的。不是漆厚，是凸出来的，像是从水泥里长出来的，摸上去有一点毛。他的手指头顺着第一个字的一横走，走到头，拐下来，再走一竖。走完了，手指头停在最后一个字上。
最后一个字底下有一行小字，比名字小一半：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六日。这是他入职的日子。他自己都快忘了这个日子了，表上写着，他从没记过。
他想起那天早上他从家里出来，他娘给他煮了两个鸡蛋，用报纸包着，塞进他兜里。他走到北口，鸡蛋还热。他爹站在洞门外头，说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清，回头问，他爹摆摆手，说没事。那是他爹跟他说的最后几句话里的一句，具体是哪一句，他想不起来了。
他把手放下来。灯开始灭。
从最里头那一盏开始，一盏，两盏，三盏，一盏接一盏往他这边灭过来。灭的时候没有声音，就是光没了，那一块地方黑下去。黑得很快，快得像有人从远处一路把灯捂过来。
他看着那六盏灯一盏一盏灭。灭到第三盏的时候，他心里动了一下，想着要不要去拦，拦也拦不住。灭到第四盏，他发现灭得比刚才慢了一点，像是在等他。
第四盏灭了。第五盏灭了。
最后一盏在他脚前。他低下头看，那盏灯还亮着，黄的，圆的，灯泡上有一层灰。
灯灭了。灭的那一下，他脚前的水泥鼓起来了。
不是裂，是鼓。水泥一点一点往上抬，抬到膝盖那么高，抬到腰那么高，抬的时候表面裂开一道一道的缝，缝里往外渗白灰。鼓的时候有声音，很小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石头。灰从缝里往下掉，掉在他鞋面上，一层白。
鼓到人胸口那么高的时候，形状出来了：一块碑。碑不高，到他胸口。碑座是一块整的水泥，跟地面连在一起，看不出哪儿是接的。碑的两侧没有花纹，也没有字，就是光的水泥面，面上有几个小气孔。
碑是水泥的，没有刻字，可碑面上有字。六个名字，横着排，跟墙上那六个一模一样，只是小一些，深一些，像是刻进去的。
前五个名字后头都有日期，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一个一个看过去。日期写得一样大，一样深，笔画一样。只有第一个名字后头是空的，空得很干净，连个点都没有。
对讲机里寇立成一直在喊，喊得嗓子都劈了。黄志远把对讲机放在碑座上，放平了，天线朝外。
他在碑前站着。外头的天一点一点亮，亮先从洞门那边亮起来，亮到一千八百米的地方就淡了。灯还亮着，一半的灯，光是白的，白得发青。
站了一会儿，他蹲下去，把碑座上的灰抹了抹。灰抹掉了，露出底下的水泥，水泥是新的，颜色浅。他伸手在碑面上摸，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摸过去，摸到第五个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因为那个名字的最后一笔没有封口，摸上去是个缺口。
天快亮的时候，那段路没了。不是黑，是没了。他眼前的水泥墙往两边退，退到最后成了一堵普通的墙，墙上刷着白灰，白灰上有一道水痕。他低头看脚底下，脚底下是检修道，检修道上有一层灰，灰上只有他自己的一行脚印。
碑还在。碑嵌在墙里，只露出半面，半面上六个名字，字口很浅，浅得像是被人磨过。
他伸手去摸，摸上去还是凸的，只是凸得没那么厉害了。他把手掌整个贴在碑面上，贴了一会儿，掌心凉。
他把手拿开，碑面上留下一个手印，手印慢慢淡下去，淡到看不见。天亮以后寇立成带着人进来了。来了五个，有管理处的，有路政的，还有两个穿便衣的。步长林是最后一个到的，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腿有点软，扶着车门站了一会儿才走过来。
他走到碑前，看了一眼，就跪下了。跪得很实，膝盖砸在水泥上，响了一声。他跪着，两只手撑在地上，头低着，肩膀一起一伏。
没有人去拉他。他跪着说了话，声音闷在胸口里，听不清。说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对着碑说：“五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住了。”他说完这句，又低下头，“我记不住了，可碑上有了。”
那两个穿便衣的站在旁边，没催他。等他站起来了，他们才拿了相机，蹲下来一张一张拍。拍完了拿本子抄名字，抄一个念一个，念完了问对不对。念到第一个名字，念到“黄志远”，抄本子的人抬起头，看了看站在旁边的黄志远，又低下头去。
“这个没日期。”他说。
“没有。”寇立成说。
“为什么没有？”
“因为还没到。”黄志远说。
便衣抬起头看他。“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还在走。”
便衣看了他一会儿，把本子合上，没再问。
“这五家能找到吗？”他转过头问步长林。
“能。”步长林说，“地址在我家里，一个本子上。”
“都在？”
“都在。”步长林说，“我一个都没丢。”
那天下午，管理处打了五个电话。打到第三个的时候，那边的人哭了，哭了很久，一句话说不出来。打到第五个，电话是空号。
第二天上午，谈话在管理处的会议室。屋里坐了七个人，桌上摆着录音笔和两瓶矿泉水。年纪大的那个先开口，问那天夜里的事，从几点进隧道问起，一直问到几点出来。
黄志远一句一句答。答到“灯箱里有一张纸”的时候，屋里静了一下。年纪大的让他把纸上的五条念一遍，他念了。念完了，那个人把录音笔往前推了推，说你再念一遍。
他念了第二遍。念到第五条，坐在最边上的那个把笔放下了。
第三天上午，管理处门口停了三辆车。省里检查组的那个年纪大的也来了，站在碑前站了很久，走的时候跟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黄志远听见了半句：“……这一块得留着。”
那天下午，弘有德来了。他穿了一件干净的中山装，头发梳过，手里拎着一个纸袋。他走到碑前，站了很久，然后把纸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是六个苹果，一个摆一个，摆在碑座上。
“开工那天摆的也是苹果。”他说，“六个。”
摆完了他在碑前站着，两只手垂着，站了有一会儿，才转过身，一句话没说，走了。
傍晚他回宿舍收拾东西。屋里还是那个样子，床、桌子、电暖、桌上的搪瓷缸子。他把工具包挂在门后头，把工作服脱下来，抖了抖，挂在椅背上。灶塘边上搁着半袋米，米袋子口敞着，他拿夹子夹上了。桌上压着两张报消单，上个月的，还没填。
他把报消单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他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窗外的天是灰的，灰里透一点黄，像是要下雪。他把手伸到床底下，把那个纸箱拖出来，把二〇〇三年那本养护记录拿出来，翻开。后半本还是空的，撕口还在。他把今天撕下来的那一页从内兜里掏出来，展平，对着撕口比了比，比上了，毛边对毛边。
有人敲门。是寇立成，站在门槛外头，手里拿着两张纸。
“省里的人还要找你谈一次。”寇立成说，“后天上午。”
“谈什么？”
“谈那天夜里你进去的那一趟。”寇立成把纸递过来，“这是他们要问的，一共十一条，让我先给你看看。”
黄志远接过来，没看。“还有一件事。”寇立成的声音低下去，“流水上，今天早上你进北口那一趟，没记上。”
“没记上？”
“没有。”寇立成说，“我盯着看的。你进去了，闸机响了一声，屏幕上什么都没有。”
黄志远把两张纸折起来，放在桌上。“那五个人的家里，会来人吗？”黄志远问。
“会。”寇立成说，“省里的人说了，让他们来认。认完了，该给的给。”
“给多少？”
“不知道。”寇立成说，“给多少都不够。”
“你以后还走吗？”寇立成问。
“走。”
“还夜里走？”
“夜里走。”
寇立成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门带上了。门上的插削他没插，留了一条缝。
那天夜里十二点，照明减半，隔一盏关一盏。黄志远从北口进去，一盏一盏看过去。
他走了一个钟头零四分钟，才走到南口。出来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手机，又把手机关了。南口外头的风比里头冷，他把领子竖起来，站在洞口抽了半根烟。烟是步长林那天塞给他的，他一直揣着，揣了三天。
这一趟路上没遇见车。走到一千八百米的时候，他停下来，拿手电照了照墙。墙上什么也没有，就是一面普通的墙，白灰，水痕，一道电缆架子。他伸手在墙上摸了摸，摸到一点凸，很浅，像是一道抹子留下的纹。
第二天夜里，他走了一个钟头零十四分。这一趟路上遇见一辆车。车过去以后，他在墙边站着等风过去，等的时候他数了数灯，数到一百就重新数。
第三天夜里，他把表摘下来，塞进工具包侧兜，没再戴。灯他也不再数了。灯还是三百二十七盏，哪一盏在什么位置，他不看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