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风人沈知遇的第七夜。湘西酉水边，吊脚楼后园的废井上吊着一根老麻绳。白天松着，半夜自己绷直，井底有人说"救我"。
楔子 · 往湘西去
离开泉州是十一月中。
林阿嬷送到门口。她站在那道八寸高的门槛里头，没有再往外走。
"沈先生。"她说，"你写完了，寄一本给我孙子。让他念给我听。念的时候，慢一点。我耳朵不行了。"
我点头，转身走了。
从泉州到长沙，从长沙到吉首，从吉首坐汽车往北，进山。湘西的山是青的，陡，一层一层往上叠，山顶常年有雾。路沿着河走，河在谷底，水是墨绿的，很静。
那条河叫酉水。
到一个小镇的时候天黑了，司机说前面塌方。第二天早上我搭了一条木船，船上坐着几个背背篓的女人，背篓里是菜、一只鸡、一坛糊着黄泥的酸鱼。
"给谁？"我问。
"给娘家。"一个女人说，"我娘爱吃。"
一坛酸鱼，从这一岸，到那一岸。
船走了三个钟头，在一个渡口停下。
"白羊嘴到了。"
我下船，抬头看。寨子在半坡上，一层一层往上，房子全是木头的，黑褐色，最前头那几栋悬在河岸上，木柱插在石头缝里，人走在楼板上，咯吱响。
那就是吊脚楼。
河两边是山。有时候能看见一栋木楼。从水上看，楼是斜的。柱子扎在坡上，扎在水里，水涨到哪儿，柱子就泡到哪儿。楼身探出去，探到河面上，像一个人探出半个身子，看水里有什么。
"那些楼里有人住吗？"
"有的有，有的没有。没有人的，空几年，就塌了。"
一栋楼，人一走，几年就塌。一条河，流了几千年，还在流。
我背起包，往寨子里走。
第一章 · 白羊嘴
白羊嘴是个土家寨子，四十来户，多半姓田，还有几户姓向。
寨子为什么叫白羊嘴？向阿公后来告诉我：这地方原来是一块伸到河里的石头，白颜色的，形状像羊嘴。船从下游上来，看见那块白石头，就知道到白羊嘴了。
"石头呢？"
"修水库，淹了。"
我在寨子里走了一圈。石板路窄，一面上坡一面下坡，路两边是木楼，楼底下堆着柴，挂着玉米。空气里有柴火味，有腊肉味，有一种酸的味——那是酸鱼。还有一种味道，是水。不是河水的味，是那种放了很久的水的味，闷、凉，从地底下冒上来的。
我问寨里一个妇人，田家在哪。
她抬手指了指坡上："最上头那家。门口有棵柿子树。"
我又问："他家后园是不是有口井？"
她的手停了一下。
"你是来看井的？"
"是。"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背着背篓走了。走了几步，她回过头。
"你莫去。"她说，"那口井，不干净。"
田家的吊脚楼在寨子最上头，三层，底层养牲口堆柴，中层住人，顶层堆杂物。杉木的柱子很粗，一根要两个人合抱，木头上没有漆，被烟熏了几十年，黑得发亮。门口那棵柿子树，柿子红透了，没人摘，落了一地。
开门的是个女人，五十来岁，穿一件蓝布褂子，头上包着黑布帕。
"你是沈先生？我儿子写信说的。进来。"
她叫向桂英，田老四的婆娘。屋里暗，中间一个火塘，火塘上吊着一口铁锅。她从火塘边拿起一个陶罐，倒了一碗水给我。水是凉的，有一点甜。
"你儿子在省城读书？"
"读大学。学什么土木。他说，这楼要倒了，得重新设计。"
"他让你不要夜里去后园？"
她把陶罐放回原处，放得很轻。
"他跟你说的？"
"他信上写的。他说，他娘半夜又去后园听井。"
向桂英没有说话，往火塘里添了一根柴。
"他怕我出事。"她说。
"出什么事？"
"没出什么事。"她说，"就是……站在那里，冷。"
"站多久？"
"不晓得。站到天亮。"
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每天半夜到后园站到天亮。
"站了多久了？"
"记不清了。好多年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没有答。火塘里的柴"啪"了一声。
"先吃饭。"她说。
酉水看着不动，其实流得急。船老大说，从前没有马达，船往上走靠拉纤——一根竹缆从船头牵到岸上，六个人，一步一躬，一天走三十里，水急二十里。
这条河，走了几千年。
一条河是路，也是墙。寨子里的路是石板铺的，青石，一块三尺长，一尺半宽。走上去有声音，踩一块，响一下。雨天滑。
"滑为什么不换水泥路？"
"换了就不是寨子了。"向阿公说。
有一回夜里，我从田家下来，走到半路，脚下一滑，差点摔倒。我扶着墙站住，抬头看。月亮很亮，照在石板上，一块一块，白得像骨头。
我站在那儿，突然想到一件事。
那一夜，如果白先生从田家跑出来，他跑的就是这条路。
石板滑。他跑不快。寨子只有一条路，通到河边。河边有船，可夜里没有船。
他没地方跑。
田家的水，是从后山接的山泉。以前挑井水，井干了挑河水，来回半个钟头。八几年接了山泉，比井水还甜。
"山泉会不会干？"
"会。八几年干过一回，干了一个月。"田老四说，"可能是山上树砍多了。"
树砍多了，泉就干了。我在本子上写：山上的树，是山下的水。
写完了，我又写：这句话，寨里的人都懂。
可他们还是砍树。砍树能卖钱，挑水只是累。
一个寨子的水路，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往后退的：井水退了，退到河水；河水远了，接山泉；山泉干了，再挑河水。
退到没有地方退，人就走了。
那天夜里，我坐在田家的门槛上，看寨子里的灯一盏一盏灭。灭了以后，只剩下河的声音，很远，闷闷的。
第二章 · 火塘
湘西的屋里，一天的话都在火塘边说。
火塘有规矩：火不能灭，灭了是"断了"；脚不能踩火塘边，踩了是不敬；灰不能扫出去，灰是"财"；过年火要烧得旺，旺了，一年旺。晚上睡觉，用灰把火埋起来，第二天早上扒开，还有火种。灭了，就去邻居家借火。借火不能空手，要带一把柴。
一个火塘，一家人。火在，家就在。
火塘上头挂着腊肉——猪肉抹盐腌七天，用柏枝、茶壳、橘子皮的烟熏一个月，肉变黑，变硬，出油，能放一年。
"白先生吃过吗？"
"吃过。"向桂英说，"他说咸。咸了下饭。"
咸了下饭。一个外乡人，学会了用咸肉下饭。
坛子里还有酸鱼，生的，切片拌辣子。我头一口咽不下去，第三口尝出味了——不是腥，是鲜。
"我们这儿的人，从小吃。"田老四说，"一顿没得酸鱼，吃不下饭。"
一样东西，吃到这个份上，就不是菜了，是日子。
还有糍粑。糯米蒸熟，倒进石臼，木槌打一百多下。男人打，女人翻。烤的最香，烤到鼓起来，掰开，里头是空的。
"为什么是空的？"
"因为气。"向桂英说，"烤的时候，里头的气把糍粑撑起来。"
我在本子上写：鼓得越大，里头越空。
添完了，我把这句划掉。
太像格言了。
米豆腐是另一路。大米磨浆，加石灰水，煮，凉了凝成块，浇辣子、酱油、醋、葱花。最好吃的一回是在向阿公家，他孙女做的，辣子是自己舂的。
"白先生吃过米豆腐吗？"
向阿公想了想。
"吃过。他吃了两碗。他说，这个好，这个比苞谷饭好吃。"
"他还说什么？"
"他说，"向阿公停了停，"他说，他家乡也吃米豆腐。常德也有。"
一碗米豆腐，两个地方。常德的和湘西的，做法不一样，可名字一样。一个人在外乡，吃到一样名字相同的东西。
酒是自己酿的苞谷酒，五六十度。田老四的爹一辈子没出过县，喝多了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去过长沙。
酒是把人没去过的地方，说出来。
田福生也喝酒。
"他喝多少？"
"一斤。后来喝到一斤半。九〇年以后，他就开始喝。喝了五年，喝死了。"
"他喝酒的时候说什么？"
"他不说。"田老四说，"他就坐着，一个人喝。喝完了就睡。"
一个人坐着喝酒，不说话。
田老四五十岁，个子不高，肩膀宽，手上全是裂口，一顿饭说不了三句话。主食是苞谷饭，粗，拉嗓子。白先生头一个月天天拉肚子，后来学会了一句话："苞谷饭养人。"
"他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不说这个，人家会说他不像话。"向桂英说，"他是外乡人，来了就得说这儿的话。"
向桂英说，白先生有一回在她家灶上自己做了一顿饭。煮了一锅白粥，什么也不放。
"为什么？"
"他说，他想吃家里的味道。"
"好吃吗？"
"不好吃。我们的米，煮粥不黏。"
一锅不黏的白粥。一个人在外乡，用外乡的米，煮一锅家乡的粥。煮出来不是那个味。
他还是吃了。
添饭的时候，向桂英先给田老四添，再给娃娃添，最后给他添。不是慢待，是次序。白先生懂这个，从来不先动筷子，坐在火塘最靠门的那一边。
那个位子，是这间屋里最冷的一个位子。
第三章 · 工作组
一九七〇年秋，白羊嘴来了三个人。
一个组长，姓周。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还有一个，就是白先生。
"他们是走山路来的，走了四个钟头。"向阿公说，"住在队部。三天以后，组长找我说话，说这个白敬之，有历史问题，要在你们寨里住一段，接受再教育。"
"住多久？"
"我说，看表现。三个字，没有期限。"
"你不愿意？"
"我不愿意也没法。上面交代的。"
"你是队长，你怎么看他？"
向阿公抽了口烟。
"我想，这个人落到我们寨里，就是我们的责任了。他要是出了事，我脱不了干系。"
"后来还是出事了。"
向阿公没有说话。他把烟袋磕了磕，磕出一堆灰。
"沈先生。一个人当队长，管四十来户，管得了一百件事，管不了一千件。那一千件，都是夜里的事。"
队部在寨子中间，三间瓦房。一间办公，墙上挂着一张地图、一本工分簿、一个算盘。一间是仓库，堆着种子、农具、煤油。一间空着，放一张床。
白先生在队部住了半个月。那间屋朝北，冬天没太阳，他咳嗽。田老四他爹提的，让他搬进田家楼上那间空屋。
"田老四他爹那个人，心软。他说，一个读书人，住在仓库里，不像话。"
"他爹什么时候没的？"
"七二年。白先生出事以后一年多。肝上的病。"
"他知道白先生的事吗？"
向阿公抽了口烟。
"他知道。他住在楼下。"
第四章 · 后园的井
田家的后园在吊脚楼后头，围着竹篱笆。推开一道竹门，是一块菜地，种着白菜和萝卜。菜地尽头，是一口井。
井是石砌的，青石，井口是一个整圆的石头，中间挖空，直径二尺五。井上一个木架，两根立柱一根横梁，横梁上系着一根麻绳，绳头垂到井口，系着一个铁钩。绳很粗，比我胳膊细一点，黄麻的，颜色发黑，是用了很多年的那种黑。
井口盖着半块石板，盖住一半，另一半开着。
"为什么不盖全？"
"盖全了，绳下不去。"向桂英说。
"还打水？"
"不打了。井干了。"
"干了还挂着绳？"
她没有回答。
我走到井边，往下看。井里黑。不是暗，是黑，像一块墨。站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了，才看见底下有一点反光。
"多深？"
"我男人说，八丈。"
八丈，二十六七米。
我抬头看那根绳。绳子白天是松的，垂在井口，绳头离水面还有很远。
"半夜会绷直？"
"会。"她说，"你今晚就晓得了。"
第五章 · 半夜的绳
田家的晚饭，是酸鱼、炒腊肉、一碗萝卜汤、一锅苞谷饭。
吃完饭，田老四在火塘边抽烟，抽的是自己卷的叶子烟，很冲。
"沈先生。"他说，"你要守夜？"
"要。"
"守哪一夜？"
"今晚。"
他抽了一口烟。
"守就守。"他说，"莫下井。"
"为什么？"
"井深。"他说，"绳子不牢。"
那天夜里，我坐在后园的菜地边。
十一月的湘西，夜里冷。我穿了两件毛衣，还是冷。天上没有月亮，星很低，密密麻麻。寨子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了，狗叫了几声，也停了。最后只剩下河的声音，很远，闷闷的。
我看了看表。十一点。
绳子垂着。风从河上过来，绳子轻轻晃。
十二点。一点。
一点半的时候，绳子动了。
不是风动的那种晃。是猛地一下，从松弛变成笔直。
"嘎吱"一声。
麻绳绷紧的声音，很闷，很实。铁钩"当"地撞在井沿的石头上。绳子抖了一下，抖得像有人在下头拽。
我站起来，走到井边。绳子是直的，从横梁到井口，一根笔直的线，绷得几乎在颤。我把手放上去。
不是风吹的抖。是那种有节奏的抖，一下，一下，像有人在底下拉，拉不动，再拉。
我把耳朵凑到井口。
底下有声音。很闷，很远，像隔着一层水。
"……救……救我……"
我趴在井口，往下看。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声音又响了一次。
"救……救我上来……"
那声音不是从井底传上来的。它像是从井壁里渗出来的，从石头缝里，一点一点挤上来。
我退了两步，坐在地上。
绳子抖了大概一炷香的工夫，然后"啪"地一松，垂下去了。后园安静了。
我坐在菜地里，一直坐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向桂英来后园。她看见我坐在菜地里，头发上全是露水。
"听见了？"
"听见了。"
"绳子绷了多久？"
"一炷香。大概半个钟头。"
"我听见的是一个时辰。"她说。
"你每夜都听？"
"每夜。"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蹲在菜地里，拔了一根萝卜，把泥抖掉。
"我嫁过来那年冬天。七一年。我十九岁嫁过来，那年冬天听见的。"
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九年，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每夜到后园，站到天亮。
"你男人知道？"
"知道。他说我梦魇。他睡得着。"
"寨里别人知道？"
"知道。寨里人都晓得这口井。夜里没人从这儿过。"
"为什么？"
她把萝卜放进篮子里。
"因为都听见过。"她说。
我坐在井边，看着那根绳。
"阿妈。这井里，死过人？"
她没有回答。她把篮子提起来，往屋里走。走到竹门口，她停下了。
"死过一个先生。"她说。
"什么先生？"
"教书的。"她说，"姓白。"
第六章 · 麻绳
那一夜以后，我白天又去后园看绳。白天，绳是松的，从横梁垂到井口，还余出一大截，堆在井沿上，像一条死蛇。
我量了绳的长度，又问田老四。
"一根三丈长的麻绳，能缩多少？"
"一两寸。"他说。
"一两寸就能把绳拉直？"
"能。绳是垂着的，垂着的时候，余一点点就弯。短一寸，就直了。"
道理是通的。夜里井口返潮，井底的水气往上走，扑在绳上。麻吸了水，纤维胀，绳就短。白天太阳一晒，又放长。绳一收缩，七八斤的铁钩被提起来一点，挂不住，落回去，撞在石头上——"当"。
你听见的"嘎吱"，是麻丝在磨麻丝。一根绳里几百根麻丝，一起磨。
可井底的声音，解释不了。
"救我"这两个字，不是绳能发出的，也不是钩能发出的。
井里的回声跟山谷的不一样。山谷的回声是"啊——啊——"，井里的回声是"嗡"。因为井窄，声音出不去，就在里头转。
呼救声，我后来想出三个来源。风，水，人自己。第三个最要紧——一个声音，如果没有人等着听，它就是风，就是水。有人在等，它就变成话。
我把这些写满了两页纸。每一样都说得通。可我坐在那儿，心里还是不安。因为解释是给白天的。夜里坐在菜地里，绳"嘎吱"一声绷直，底下有人喊"救我"，那时候，解释不管用。
这根绳，还有几样东西要说。
黄麻泡水沤七天，剥皮晒干，手搓成绳。手搓的绳，麻丝是拧着的，一拉，拧得更紧——越拉越紧。井绳三年一换，泡了水的麻，干了硬，硬了脆，脆了一拉就断。上游一个寨子，绳断过，人跟着掉下去，捞上来还有气，第二天没了。
井绳用的是最粗的麻绳，三股，一股跟小指头一样粗，比我的胳膊细一点。新绳能承五百斤，旧绳二百斤。
绳头上系一个铁钩，七八斤。我下井的时候，在井底淤泥里摸到一个旧的，锈成一团，一捏就掉渣，比现在挂着的这个小一半。它是什么时候断的，不知道。它断了，绳就空着。
绳头系在横梁上。我上去看过：绳从梁上绕两圈，压住自己，打一个死结。死结解不开，要解，得用刀。
"为什么要打死结？"
"因为桶重。"向阿公说，"活结一拉就开。"
我摸了摸那个结。
白先生出事以后，绳换过六七回。
"换绳的时候，你们想过什么？"
向阿公看着我。
"想什么？"
"想那根绳，当年被人解开过。"
他沉默了一会儿。
"白先生出事那晚上，绳头是解开的。我第二天早上重新系，系了三个结。"
"为什么系三个？"
"因为一个结，我不放心。"
后来换绳的人，也系三个结。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可他们都系。
我坐在井边，看着那根绳。三个结，系了二十九年。没有人问为什么，可每一个人都系。
这是这个寨子唯一做的事。
麻、钩、结，三样东西。麻是软的，钩是硬的，结是紧的。软的被水泡，硬的被锈吃，紧的没人敢改。
井口那根绳，白天垂着，夜里绷直。
垂着的时候，它是一根绳。
绷直的时候，它是一根弦。
这个寨子，被一根弦吊了二十九年。
第七章 · 田老四
我决定去问寨里最不爱说话的那个人。
田老四在屋后劈柴。他劈柴不用斧，用一把柴刀，一只手扶着，一只手砍，一下一根。
"田叔。后园那口井，死过人。"
他的手停了一下。
"死过。一个先生，姓白，县上送下来的。七〇年，冬天。"
"怎么死的？"
他把柴刀砍进木墩里，直起腰。
"掉下去的。"
"自己掉的，还是别人推的？"
田老四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没有表情，可他的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都不晓得。夜里的事，谁看见？"
"你看见了？"
"我没看见。我那天在山上守野猪。"
"谁看见了？"
田老四没有答。他弯腰把柴刀拔出来，继续劈柴。
"沈先生。你是个写书的。写书的人，爱追问。有些事，追问不出来。因为没人说。一个人不说，你还可以问。十个人不说，你就问不动了。我们寨子四十来户，四十来户都不说，你就写不成。"
劈了十几根，他停了。
"不过。你要是真想晓得，去问向阿公。寨里最老的，八十七了。他那时候是生产队长。他知道。他就是不说。"
"那他为什么跟我说？"
田老四把柴刀放下。
"因为他快死了。"他说。
守野猪的事，我又问了一遍。
"苞谷熟了，野猪来拱，一夜能拱半亩。所以要守。在坡上搭个棚，放一张床，一把锣，听见动静就敲锣。"
"那一夜你一个人？"
"一个人。守到天亮。"
"有人能证明吗？"
田老四看了我一眼。
"沈先生。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要把事情弄清楚。弄清楚了，才知道该写谁。"
田老四沉默了一会儿。
"没人能证明。我一个人在山上。棚子在坡顶，离寨子一里多地。我敲了锣，没人听见。"
"你夫人知道你在山上？"
"她知道。她给我送了饭。天黑前，一钵饭，一壶水，就下山了。"
"田叔。你那一夜，有没有听见什么？比如，有人喊。"
田老四的手停了一下。
"没有。"他说，"山上风大，什么也听不见。"
我把这句记下来。后来我想起一件事：坡顶的棚子离寨子一里，风大的夜里，喊声传不上去。他真的可能没听见。
可他为什么一夜没下山？
守野猪不用守整夜。他一夜没下山。也许他下山了，看见了什么。也许他什么也没看见，只是听见了。也许他听见了，没下去。
我把这些"也许"写在本子上，然后全部划掉。划掉，是因为我没有证据。
可这些"也许"，我记在心里。
第八章 · 白先生
白先生叫白敬之。
这个名字，是向阿公告诉我的。他住在寨子中间，一间小木屋，屋前晒着红薯干。他八十七岁，瘦，背驼，眼睛不好，可耳朵很灵。
"白敬之。敬是敬重的敬，之是之乎者也的之。"他说，"县上送下来的，说是外地人。他自己说是常德的。"
"他哪里有问题？"
"什么问题，我不晓得。组长跟我交代，让我们看着，不让他乱跑。"
"你怎么看他？"
向阿公削了一刀竹篾。
"我看他是个读书人。戴眼镜，圆框的，说话轻声细气。见了人先点头，叫一声'同志'。"
他白天跟着出工。干不了重活，挑粪挑半担，割谷割不快，队长就让他干轻的，看水，看牛。
湘西的女人背背篓，他也背。出工要背粪，不背不行。他背得怪——背篓挂在背上，晃。寨里人背背篓，背篓是贴着背的，走起来不晃。他学不会。有一回背一篓红薯，走到半坡，篓子翻了，红薯滚了一坡，他蹲在那儿捡，捡了半天，几个娃娃跑过去帮他捡。
一个外乡人，背不动背篓，娃娃帮他捡红薯。
这个寨子对他不算坏。坏的是那一夜。
他戴一副圆框眼镜，铜腿，玻璃镜片，民国的"金丝镜"。镀层磨掉了，露出底下的黄铜，黄铜又发暗，成了黑。
"镜片很厚。"向阿公说，"厚到边上能看见一圈白。"
那是近视的镜片。
"他近视？"
"他说他从小近视，八岁就戴。"
八岁。一个八岁的孩子，在民国十几年的常德，配了一副眼镜。那时候配一副眼镜，要走几十里路，要找洋人的铺子，要花一笔钱。
"他说，这镜子他戴了二十年，换不得。"
眼镜的一条腿断过，断口是折的。断了以后，他自己修——用棉线缠了七八圈，缠得很紧，线头压在底下，不扎耳朵。
"你怎么知道是他自己绑的？"
"因为绑得仔细。"向阿公说，"这不是随手绑的，是慢慢绑的。"
一个近视的人，坐在一盏桐油灯底下，把一根棉线缠在自己眼镜的断腿上。这件事，他做了多少回，没人知道。向阿公捡到眼镜的时候，线已经烂了。
烂了的线，还绑着。
他看书写字，戴着眼镜。出门走路，摘下来，挂在手指头上。
"为什么？"
"他说，戴着头晕。走路不用看清。"
走路不用看清。
一个近视的人，走在一条一尺半宽的石板路上，石板上有水，水上有月光。他摘了眼镜。
第二天早上，向阿公在井沿上捡到那副眼镜。整副，框在，腿在，一边的镜片碎了三块还嵌在框里，另一边是空的，槽边留着一点玻璃渣。
"缺的那一片呢？"
"掉井里了。框是开的，槽边有玻璃渣。"他说，"那时候，谁敢下井。"
一九七〇年腊月，没有人下井。井晾了三年。
框是整的，说明眼镜是从手里掉的，不是从脸上掉的。一个人在井里，眼镜从手里掉下去。手是张开的。张开，是因为要抓东西。
那副眼镜，我后来见到了。我把它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一个人的一辈子，能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一副眼镜，几页泡烂的教案，一块磨墨的石头。
他这一辈子，什么也没带走。
连一副眼镜，都只带走了一半。
他还有一个砚台。端砚，巴掌大，紫黑色，边上刻着一圈云纹，是他父亲留下的。他爹是教书的，教了一辈子书，就留下这一块石头。
他随身带着，用一块布包着，放在藤箱里。写东西的时候拿出来。写教案，写信。
砚台的事，田福生知道。田福生是寨里的会计，管工分、管粮、管账，喜欢读书人的东西。
"他跟白先生要过？"
"要过。他说，你这个砚台，放在你手里没用，不如给我。白先生不肯。他说，别的东西都可以给，这个不行。"
"田福生怎么说？"
"他说，你这个人，不识抬举。"向阿公说，"就这一句。"
一方砚台。一块巴掌大的石头。
一个人为了它，记了仇。另一个人为了它，没低头。
第九章 · 那间屋
白先生住的那间屋，在田家楼上。一丈二长，八尺宽。一张床，一张桌，一个凳子。床板是三块杉木拼的，铺稻草，铺席子。桌腿短一条，底下垫了一块瓦。
屋里有一个窗，一尺见方，朝北。窗上没有玻璃，一块木板，白天推开，夜里合上。冬天风从窗缝进来，呜呜响，像有人在门外哭。
"他怕吗？"
"不怕。"向桂英说，"他说，风就是这样。"
我上去过一次。站在窗前，只看得见后园的一角：竹篱笆的顶，一畦白菜，再远一点，是坡。看不见井。
"他说，从窗子里看不见井，只看得见后园的菜。"向桂英说，"平常口气。就像说，今天下雨。"
屋里冷。湘西的冬天，湿冷。他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晚上盖两床被。
"两床被哪来的？"
"我婆婆给的。我婆婆说，一床不够。"
向桂英的婆婆，是田老四的娘，一个买来的女娃。一个买来的女娃，一个外乡的先生，两个都不算这家人的人。
一个给另一个，加了一床被。
这个家里最像人的一件事，是一床被。
那间屋没有门。不是没有门板，是没有门框——原来是堆东西的屋，不做门。他睡觉，挂一块蓝布。旧被面上撕下来的，边上还有花。
"他有没有说过想要一扇门？"
"没有。他说，有布就够了。反正也没人来。"
反正也没人来。
他到寨子的第三个月，就知道没人来了。
屋里点一盏桐油灯。陶碟，一寸深，光是黄的，冒黑烟。一晚上下来，鼻孔里全是黑的。娃娃写字，要凑得很近。
我想那个画面。一盏黄灯，一圈黑脑袋。
一个人在最中间，用炭在楼板上写字。
我见过他的教案。粗纸，钢笔，蓝墨水，第二天要教的字，先写一遍，一笔一笔，写得很慢。
第一页，教的是三个字。
人。口。手。
"他说，这三个字最要紧。"向桂英说，"一个人，一张嘴，一双手。会写这三个，就算开了头。"
一撇一捺是人。一个方框是口。五笔是手。
三样东西，一个人全部的本钱。
教书没有粉笔。他托人从镇上带过一盒，五分钱，用了半年。用完了，就用炭。
"炭和粉笔，哪个好写？"
"粉笔好。粉笔白，看得清。炭黑，写在深色的木头上看不清。"
"那为什么不用粉笔？"
"没有。"
没有。两个字，把一件事说完了。
炭是灶里烧的柴炭，捡一根黑的，当笔用。楼板是杉木的，颜色浅，炭写上去很清楚。
我上过那间屋。靠窗那一片楼板，被扫得干干净净。我趴下去，一个字一个字看。
"人""口""手""山""水""田"。"床""前""明""月""光"。
还有名字。"田建国"，写得歪。"白敬之"，写得比别人都工整。
"这是他写的。"田建国后来跟我说，"他写完，让我照着写。我写不好，他说，慢慢写，写字不能急。"
"他为什么让你写十遍？"
"他说，写十遍就记住了。"
"九遍不行？"
"他说，九遍差一遍。"
九遍差一遍。这句话，田建国记了二十九年。
"他教你先写哪个字？"
"先写我的名字。他说，一个人先要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写名字，才算认了字。因为名字是自己的。别的字是别人的。"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田建国说，"我现在签名，还是那时候的字。"
名字是自己的。一个人一辈子，写得最多的三个字，是自己的名字。
他还教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他说，一个人在外头，想家的时候，就念这个。"田建国说，"他有一回念到'低头思故乡'，念完了，坐着不动。我问他，先生你怎么了。他说，没什么，我妹妹也喜欢这首诗。"
"他有个妹妹？"
"他说有。他说他妹妹在常德，教书。"
我用手摸楼板上那三个炭字。炭迹已经渗进木头里了。
二十九年，人没了，字还在。
我从包里拿出纸和铅笔，把楼板上的字拓下来。拓了半个钟头，拓完了，我把纸举起来看。
字是反的。
一个人教一群娃娃写字，写了几个月。他写下的字，现在反着躺在纸上。正过来，就是一个人在这世上留下的全部。
教认字是白先生自己提的。他跟队长说，我干不了重活，晚上闲着，教娃娃认几个字，也算出工。队长说，教就教，别教别的。
教的地方，就是那间屋。屋不大，娃娃来了没地方坐，就坐在地上。一开始五六个，后来十几个。寨里的娃娃，晚上没事，都去。
田福生的儿子田建国，那时候八岁，天天去。
我在本子上写：一个想要砚台的人，把儿子送去跟砚台的主人认字。
写完了，我停了很久。
人这个东西，真是绕。
那间屋，我从楼下往上看过很多回。
楼板是杉木的，铺得密，缝里塞着灰。楼板上头，就是那间屋。我站在楼下，能听见楼上有人走。是向桂英上去拿东西。楼板响，一步一步。
我想，二十九年前，这楼板上也响过。
一个人在上面走，走得慢，走到窗前，把木板推开。
风进来，把门口那块蓝布吹起来，又落下。
第十章 · 井神
土家人信井神。
井有井神，井神管水，也管井里的人。井边不能洗衣裳，不能倒脏水。井绳不能跨——跨了，是跨井神的脖子。井里不能扔东西，扔了，井神发怒，水就干了。人掉进井里死了，这口井就"脏"了，要么填，要么晾三年。
白羊嘴这口井，晾了。七一年到七四年，三年。
"谁说的要晾？"
"我。因为井里死了人，按规矩，得晾。"向阿公说，"绳挂着。不打了，也没取。取下来，井就空了。"
"后来呢？"
"七四年，寨里缺水。有人说，把井淘一淘，还能用。"
"淘了吗？"
"淘了。淘了五天，一直淘到底。"
"淘的时候，看见什么？"
他把烟袋从嘴里拿出来。
"向阿公。"我说，"你淘的时候，看见什么？"
"看见石头。"他说。
"还有呢？"
"还有，"他把烟袋放下，"还有一副眼镜的另一半。"
这口井是民国年间挖的。挖井先看水：草旺的地方，底下有水；两坡夹一沟的地方，水走到沟底，走不出去，就积在底下。寨里从上游请来一个老的，趴在地上听。听了一会儿，说，这底下有响。
"真有响？"
"不晓得。他说有。"
挖了一个冬天。挖到五丈的时候，塌了一回，埋了一个人。半个时辰挖出来，还有气。他坐在土堆上，坐了半个钟头，回家去了。第二天不来了，不敢下井。后来种地，活到七十多。
"他叫什么？"
"记不得了。寨里人都叫他'塌鼻子'。埋过的人，鼻子是塌的。"
一个挖井的人，名字没人记得，只剩下一个外号。
井沿是一整块青石，一尺厚，洞的边缘被磨得很光，光得像玉。南边有一道沟，一指宽，深三分。
"绳磨的。一天一百多趟，一年三万趟。六十年，一百八十万趟绳，在一块青石上，磨出一道三分的沟。"
沟在南边，正对横梁。打水的人站在北边，往下放桶。桶一沉，绳就往南荡，荡到石头上，蹭一下。六十年，四十户人打水，绳都往南荡。沟就磨在南边。
"为什么不换一块石头？"
"换石头要拆井沿。拆了井沿，井口就松了。"
"那就一直磨？"
"一直磨。磨到石头断了再说。"
井水是地下水，从石缝里渗出来，凉、甜、硬。
"老人都说，井水是活的，河水是走的。"向桂英说。
井水不动，可它是活的。河水一直在流，可它是走的。白羊嘴的人，守着那口井，守了八十年。
井是八五年干的。那年大旱，井里的水一天下去一尺，半个月就见了底。淘了三丈，淘出来的还是干石头。
"那半个月，全寨的人都到后园看。一天看一回，看水又下去一尺。"
"有人说什么？"
"有人说，是井神发怒。"
"你信？"
"不信。"他说，"可我那年去井边撒了三回米。"
"为什么撒？"
向阿公把烟袋放下。
"因为除了撒米，我什么也做不了。"他说。
井干了，绳还挂着。
"为什么挂？"
"因为挂着，就还有人记得这口井。"
一道三分的沟，一根垂着的绳，一口干了十四年的井。沟里积着灰和苔，向桂英每夜来擦，擦不干净。
一道沟，磨了六十年。一个人，擦了二十八年。
两样都是慢的。慢的东西，最后都变成了样子。
第十一章 · 向阿公
向阿公削完了那根竹子。他把竹子立在墙边，从怀里摸出一个烟袋。
"沈先生。你要问那一夜的事？"
"要问。"
"你先告诉我，你问这个做什么。"
"采风。我要写一本书，写一百个地方的事。"
"看了有什么用？"
我想了一会儿。
"没什么用。人死了，写出来也活不了。"
向阿公点上烟，抽了一口。
"你说实话。"他说，"我跟你讲。"
"那一夜，是七〇年腊月十九。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寨里杀年猪。"
腊月二十杀年猪。一个寨子一年最热闹的一天，前一天夜里，死了一个人。
"那天夜里，谁跟白先生在一起？"
向阿公抽了一口烟。
"田福生。"
"你看见了？"
"我没看见。我看见的是别的。我看见田福生从后园出来。"
我把笔停住。
"什么时候？"
"后半夜。我那时候当队长，夜里要起来看牛棚。牛棚在坡下，我下去的时候，看见后园那边有个人影。他走路有个样子，左肩低，右肩高。认得出。"
"他看见你了吗？"
"没有。他走得快，一直往他自己家去了。"
"你去看井了吗？"
"去了。"
"看见什么？"
向阿公把烟袋放下。
"向阿公。你听见了吗？"
他没有看我。
"听见了。"
风从河上过来，吹得竹叶子响。
他把烟袋收起来，站起来，走到屋里。出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
是一块布。蓝的，粗布，洗得发白，叠成四折。
他把布展开。布里包着一副眼镜。圆框的，一条腿断了，镜片碎了。
"这个。"他说，"我收了二十九年。"
"你在哪儿捡的？"
"井沿上。第二天早上，天没亮，我去的。井沿上有一副眼镜，还有一只鞋。"
"鞋呢？"
"我扔了。鞋不能留。留着，就成了证据。"
"眼镜你留下了。"
"眼镜我也不该留。可我留下了。那是个读书人的东西。我想，总得有个东西留下来。"
我把眼镜拿在手里。很轻。铜框，锈了。空的那一边，槽边还留着一点玻璃渣，二十九年没有掉。
"向阿公。你那天早上，还看见了什么？"
他坐下，把布重新叠好。
"绳。"他说，"绳是解开的。绳头本来是系在横梁上的，绕两圈，打一个死结。那天早上，绳头是松的，绳掉在井里，一头泡在水里。"
"谁解的？"
"不晓得。可我晓得，绳解开了，人就上不来了。"
我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那副眼镜。
一根绳，系在横梁上，是井边唯一的抓手。一个人掉进井里，他会抓绳。绳被人解开了，绳就掉进井里，抓不着了。
"你那天早上，把绳重新系上了？"
"系上了。因为不系上，就有人要问。系上了，就没人问。"
我看着这个八十七岁的老人。
"你系绳的时候，想什么？"
向阿公抬头看天。
"我想，"他说，"这个人，我救不了了。可我总得让他有个东西抓。"
他把绳系回去了。
一根绳，系回去，挂了二十九年。
每天夜里，它绷直一次。
第十二章 · 阿妈
我回田家的时候，向桂英在后园。她站在井边，手里拿着一根竹竿，竹竿头上绑着一块布，正在擦井沿。
"阿妈，你每夜来后园，不是听井。"
她的手停了。
"你是来守的。"
她把竹竿放下。
"沈先生。你不要说了。"
"我昨天夜里坐在菜地里。你一点钟出来的。你站在井边，站了一个钟头。你没有听，你在看。绳子绷直的时候，你伸手摸了一下。"
向桂英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阿妈。你嫁过来那年冬天，是七一年。白先生是七〇年腊月没的。你嫁过来的时候，那口井已经出过事了。"
她的肩膀抖了一下。
"你每夜来，不是等鬼。你是替他守夜。"
她转过身，走进屋里去了。门帘落下。
过了一会儿，门帘又掀开。她站在门口。
"沈先生。你晓得我为什么嫁过来？"
"为什么？"
"因为我是换亲。我哥娶不上婆娘。田家的姑娘嫁给我哥，我嫁给田老四。两边都不出彩礼。"
"这跟井有什么关系？"
"我嫁过来以前，是白沙溪的人。"她说，"白先生先到白沙溪，后到白羊嘴。他在白沙溪住了两个月，住在我们家。"
"你见过他？"
"见过。"她说，"他教我认字。"
白沙溪在白羊嘴上游，走水路一个钟头，走山路两个钟头。也是个寨子，比白羊嘴小，二十来户。
"白先生为什么到你们寨？"
"不晓得。我那时候十七岁。"
一九六九年，她十七岁。工作组把他送到她家，说让他在她家住两个月。她家有一间空屋——她哥出去修路，屋空着。白天出工，晚上教她和她妹妹，还有隔壁两个娃，认字。
教什么？
"教写名字。他说，一个人先要会写自己的名字，才算认了字。"
向桂英站起来，走到墙边，从墙上取下一个竹筒。竹筒里卷着几张纸，黄的，粗纸，边上毛了。钢笔写的，蓝墨水，已经淡了。
一张纸上写着三个字：向桂英。
"这是他写的。"
我撕了一页纸，递给她，又递了笔。她拿着笔，手抖。写了一下，笔尖把纸戳破了。
"好久没写了。"
她换了一张纸，慢慢地写。写了三个字。
向桂英。
字很丑，笔画歪，像小孩写的。
"他教了我两个月。我认得了三十几个字。他一走，我就忘了。就记得这三个。"
"为什么记得这三个？"
"因为是我自己的名字。"她说。
"阿妈。白先生在白沙溪，有没有一句，你一直记着？"
她想了想。
"有。"她说，"他说，他不会水。"
我把笔停住。
"他为什么说这个？"
"有一回，我跟我妹妹去河里洗衣裳。他跟着去，站在岸上，不敢下水。我问他，你怕水？他说，我不会水。他说，我一辈子不靠近水。他说这话的口气，像在说一件很要紧的事，像在交代什么。"
一辈子不靠近水。
"你嫁过来以后，听说这口井里死了个先生，你想到什么？"
"我想到他说的那句话。我嫁过来第三个月，我去后园看井。我趴在井口往下看，看不见底。"
"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见绳绷？"
"那年冬天，七一年。我怕，可我没跑。"
"为什么没跑？"
向桂英把柴放下。
"因为我想，是不是他。"她说，"他要是还在，我还能还他一句话。"
"什么话？"
"我想跟他说，"向桂英说，"向桂英三个字，我会写了。"
换亲那年的事，她也说了。
"我爹说，你不换，你哥就打一辈子光棍。我爹说完，蹲在门口哭。我娘不说话，她给我缝了一件新衣裳，缝了三天。"
"你走的时候，你娘说什么？"
"她说，桂英，到了人家家里，少说话，多做事。"
少说话，多做事。六个字，是一个娘给女儿的嫁妆。
"换的时候，你愿意吗？"
"不愿意。"
"你恨不恨？"
"不恨。我哥后来有了两个娃。我回去的时候，我哥让娃叫我姑。娃叫我，我心里就平了。"
这六个字，她记了三十年，记成自己的了。现在她要说话，先在心里数一遍，数完了，多半就不说了。
"做到了怎么样？"
"做到了，日子好过。你少说话，人家不晓得你在想什么，就不来惹你。"
不说话，是一种盔甲。
盔甲重，可它挡得住。
"你男人呢？"
"他这个人，不坏。他就是不会说话。他一辈子没跟我说过一句软话。"
"一句也没有？"
"有一句。我有一年病了，烧了三天。他守了三天，没睡。我醒了，他说，你醒了就好，我去喂猪。"
你醒了就好，我去喂猪。
一句软话，后半截是猪。
我笑了。向桂英也笑了。
"我们这儿的人，就是这样。"她说，"话说一半，剩下一半，得自己猜。"
她说过，她嫁过来第三年，田老四打过她一回。因为她说了一句，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他打完，坐在门槛上，坐了一夜。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早上，他去山上砍了一捆柴，背回来，放在灶房。
"那一捆柴，是他跟我说的对不起。"
这个寨子的人，道歉用柴，心疼用被，想人用站着。他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说。
"沈先生。"她说，"我今年四十七。我这一辈子，就这一回说这么多话。"
"为什么这一回说？"
"因为我儿子长大了。他出去了，不在这个寨子了。我不说，就没人说了。"
"你可以跟寨里的人说。"
"寨里的人都知道。知道的人不说。我说了，就是把他们都说了。说了，我在这个寨子就住不下去了。"
一个人憋了一辈子，最后说给一个外乡人听。外乡人听完就走，不会留在寨子里。
可她也不是全不说。她每夜去后园。
"你去后园，算不算说话？"
"不算。因为我没有出声。"
"不出声，也是说。"我说，"说给谁？"
"说给他。"
"阿妈。你站了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一句话也没出声。这算不算说话？"
她低下头，把手里的柴掰成两截。
"算。"她说，"他不会说话，我也不说。我们两个人，就这样说了二十八年。"
第十三章 · 二十八年
向桂英守井，守了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一万多个夜。
"下雨也去？"
"下雨也去。"
"你男人不管你？"
"他管过。头几年，他拉我回来。拉了几回，就不拉了。因为他说，我这个人，拉不回来。"
"你自己怎么想的？"
向桂英看着火塘。
"我想，这口井里有个先生。这个先生教过我认字。他死在这口井里，全寨的人不说。我不说，我也不做，那我就跟他们一样了。"
"你能做什么？"
"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只能去站着。"
站着。一个人，每夜到一口井边站到天亮，站二十八年。
"阿妈。你站着的时候，想什么？"
"不想什么。就是站着。"
"一句话也不想？"
"想过一句。"她说，"我想问他，你那天晚上，喊了没有。"
我放下笔。
"你为什么不问？"
"我问了。我夜里站在井边，我问他，白先生，你那天晚上喊了没有？"
"他答了吗？"
"没有。"她说，"一直到今年。"
"今年怎么了？"
向桂英抬起头。
"今年夏天。"她说，"有一夜，绳子绷起来的时候，我听见了一句。"
"听见什么？"
"我听见他说，"向桂英的声音低下去，"他说，我喊了。"
屋里静了很久。
火塘里的柴烧塌了，火星飞起来。
"他喊了。"我说。
"他喊了。"向桂英说，"他喊了，没人应。"
我在本子上写：他喊了，没人应。
写完了，我把笔放下。
二十八年，她要问的就是这一句。
一个人掉在井里，喊了。
一个寨子听见了，没应。
我在田家先住了七天。
这七天里，向桂英跟我说的话，比她二十八年跟寨里人说的都多。她说的时候，声音很低，句子很短，说一句停一下，像在算什么东西。有时候说到一半，她停下来，去灶房添一把柴，回来接着说。
她不哭。
只有一回，说到"我娘给我缝了一件新衣裳，缝了三天"，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低到听不见。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
"沈先生。"她说，"你写的时候，把我娘那句话写上。"
"哪一句？"
"少说话，多做事。"
"为什么？"
"因为我娘一辈子就说了这一句有用的话。"她说。
第十四章 · 一只鞋
那一夜的东西，我一样一样问过。
一双布鞋。一件灰布褂子。一个藤箱。一条狗。一条起夜的路。一个月亮。一地露水。
东西留得下来，夜留不下来。
夜只能问。
白先生穿布鞋，黑的，圆口，布底，镇上买的。他住半年，穿坏了一双。出事的时候，穿的是第一双，补过的——鞋头补了一块黑布，他自己补的，不会补，补得难看，针脚是歪的，布剪成一个方的。
补得难看。可补上了。
"井沿上那只鞋，是左脚的还是右脚的？"
"左脚的。左边那只，鞋头的补丁大。他补了两回，第二回补在第一回上头。"
"另一只呢？"
"另一只在他脚上。"
一只鞋在井沿，一只鞋在脚上。
"跑的时候掉的。"向阿公说，"布鞋松，跑起来就掉。"
跑。一个人夜里在后园跑。
"他跑到井边，为什么跑？"
向阿公低头去看门槛。门槛被踩得凹下去一块。
他有两件衣裳，一件灰的，一件蓝的。出事那天穿的是灰的——因为第二天早上，那件蓝的还挂在竹竿上，风一吹，飘。
一个人死了，他的另一件衣裳还在竹竿上飘。后来向阿公收了，给了田老四他爹。他爹不敢穿，放在箱子里。一件蓝布褂子，收在箱子里，二十九年。
他还有一个藤箱，藤条编的，箱盖上有两个铜扣，装着衣裳、书、砚台、信纸，还有一张照片——他跟他妹妹的，两个人站着，他妹妹比他矮一头。
"箱子呢？"
"我收的。放在队部。后来工作组来了，说他的东西要上交。我交了。"
"交了以后，那些东西去哪儿了？"
"不晓得。"
一张照片，两个人站着，一个比另一个矮一头。二十九年，没有人再见过。
那只鞋，向阿公扔进了河里。
"你有没有想过，那只鞋会漂上来？"
"想过。它会漂走。酉水往下流，漂到沅江，漂到洞庭，就没了。捡了也没用。一只鞋，谁认得是谁的？"
一只鞋，漂了二十九年。一只鞋的下落，是一个人的下落。
都找不到了。
剩下四样，不是他的，是那一夜的。
狗。那一夜，寨里的狗叫了。
"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了。我在山上，听见寨里的狗叫。"
我心里动了一下。上回我问他那一夜听见什么，他说山上风大，什么也听不见。这回他说，他听见了狗叫。他忘了自己说过什么。
"叫了多久？"
"一阵。叫了一阵，就不叫了。"
"为什么叫？"
"有人走。"
"走了以后为什么不叫了？"
"因为人进屋了。"
哪一间屋？田老四没有说话。
起夜。寨子里夜里出门，不用怕，自己寨子。田福生不起夜——他家的厕所在屋里。
所以那一夜，他不需要出门。
可他出来了。
月亮。一九七〇年腊月十九，下弦月，后半夜出来，很亮，能看见路。向阿公看见田福生从后园出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出来了。一个人走在能看见路的月光下，另一个人在牛棚的阴影里看着。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露水。第二天早上，石头上全是水。
"那你怎么一眼就看见眼镜的？"
"因为它是黑的。石头是青的，水是亮的。黑的一放上去，就看见了。"
一只左脚的布鞋，鞋头补了两回。一件灰布褂子穿在身上，一件蓝布褂子挂在竹竿上飘。一个藤箱，交了。一条狗，叫了一阵，不叫了。一条起夜的路，一个人出了不该出的门。一个月亮，后半夜出来，能看见路。一地露水。
七样东西，凑一个夜。
我把它们写在本子上，写了两页。写完了，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寨子，石板路一层一层往下，通到河边。
那条路上，二十九年，走过多少人。
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第十五章 · 腊月二十
腊月二十，杀年猪。
一九七〇年的腊月二十，白羊嘴杀了三头猪。天没亮就烧水，四个人进猪圈，猪叫起来，整个寨子都听得见。一刀，血接在盆里。烫毛，刮毛，一头黑猪刮成一头白猪，吊起来开膛。从杀到分，一天。
分肉是下午。案子摆在队部的院子里，按工分和人口分。那年杀了三头，一个人三斤，工分多的多分半斤。会计念，队长点头，杀猪匠下刀。
"念名字的时候，大声吗？"
"大声。要念得全院子都听见。"
一个名字，一份肉。念到了，有人应一声，上前拿。
一头猪，从杀到分，一天。
猪头天夜里就不喂了。喂了，肠子里都是食，难洗。
"杀的时候，心疼吗？"
"心疼什么。养它就是为这个。"
一头猪吃一年的泔水、苞谷、红薯藤，长到一百多斤，腊月里杀掉。
我在本子上写：一头猪的命，是一年的泔水和一天的刀。
写完了，我划掉。太狠了。寨里的人不这么想。他们养猪，杀猪，吃肉，腌腊肉，一年一年。这是一件正经事。正经事里没有狠，只有次序。
会计是田福生。
名单是秋里就造好的，一家一家按工分排。造名单的时候，白先生还在。
念到"白敬之"的时候，没有人应。
"念了几遍？"
"两遍。"田老四说，"第二遍，念得慢一点。"
院子里四十来个人，没有一个人应。
"那份肉呢？"
"放在案板上。放到天黑。"
"后来呢？"
"后来向阿公拿了。"
那份肉是后腿，三斤二两，用一根稻草拴着。向阿公把它提到田家。田家楼下没人，楼上也没人。他把肉挂在门口。门口挂着一块蓝布。
一块蓝布，一份肉。
"为什么不拿回去？"
他没有答。门口那块蓝布被风掀起来一角，又落下。
"那份肉后来怎么了？"
"坏了。挂了四天，冬天冷，可屋里没人烧火。第四天，肉上长了毛。扔了。埋在菜地里。"
一份三斤二两的肉，埋在菜地里。
我在本子上写：一个人的名字，最后一次被大声念出来，是在分肉的时候。
杀猪那天，有人提过白先生。一个婆娘说，那个先生呢？昨天没见他出工。有人说他跑了，有人说他回县上了。
"田福生说什么？"
"他说，"向阿公顿了顿，"他说，他昨天夜里走了，我送他下的坡。"
我抬起头。
"他说的？"
"他说的。他说，他送到坡下，白先生自己走了。"
"有人信吗？"
"那年月，走一个人不算事。今天在，明天不在，正常。"
"你信吗？"
向阿公没有说话。
"向阿公。你那天早上，已经在井沿上捡到眼镜了。你手里拿着眼镜，听田福生说'他自己走了'。你说什么了？"
向阿公抬起头。
"我什么也没说。"
"为什么？"
"因为我要说一句话，得有人接。"他说，"我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接。"
没有一个人接。
一个人说假话，四十个人听着。
不是他们信，是他们不接。
那天下午，院子里很热闹。分到肉的人笑，孩子在肉案子底下钻来钻去，有人当场切一块生的，蘸盐吃。一个人站在案子后面念名字。念到第二十一个，顿了一下。然后他念下去。
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那一下顿。
没有一个人抬头。
那天夜里，寨子里家家都在煮肉。肉香从每一栋楼里出来，混在一起，飘到坡下，飘到河上。
后园那栋楼里没有肉香。
后园那口井上，绳系回去了。三个结。
系绳的人那天早上从后园出来，走到河边，扔了一只鞋。然后他回到队部，站在肉案子边上，听田福生念名字。
念到那一个，田福生顿了一下。
向阿公看着他。
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第十六章 · 我下井
下井之前，我先量了一尺。
一尺，三十三厘米。从我的手腕到肘弯那么长。
"你量这个做什么？"田老四问。
"我想知道，一个人在井里，手能够到多高。"
"一尺。"他说，"再高，人就沉了。"
一个人掉在水里，脚踩不到底。头一抬，肩就跟着抬，肩一抬，手一伸，重心往上移，脚就往下沉。所以掉在水里的人，手能活动的范围，只有从水面到水面上一尺。
一尺以上，不是不能伸，是伸了就要沉。
"他要是抓着石头呢？"
"抓着石头，能撑一会儿。"田老四说，"可石头是滑的。"
井壁上有苔。绿的，很薄，贴在石头上，像一层漆。苔下面有一层黏的东西。踩上去，站不住。我下井的时候踩过——不是滑倒，是滑走，脚底下没有摩擦，就像踩在一块湿的猪油上。
井水是暖的。我量过。腊月，井口的空气三度，井底的水十四度。人在十四度的水里，抓一夜，抓得动。可他的手会僵，僵了就抓不住；抓不住就沉下去，沉下去喝一口水，再挣上来。
那口井养了他一夜。也留了他一夜。
白先生不会水。
这句话，是他在白沙溪说的。"我不会水，我一辈子不靠近水。"向桂英说，他说这话的时候很认真，像在交代一件事。
不会水的人掉下去，第一件事是乱抓。抓到什么算什么。抓不到，就沉。
一个不会水的人，一辈子不靠近水，最后死在水里。这句话，我写了三遍，划掉两遍。太整齐了。真事不是这样的。
真事是：一个人在岸上站了一辈子，最后被推进水里。
不是水找上他，是人。
腊月初八，我决定下井。
田老四不同意。"井深，绳子不牢。"
"我自己带绳子。登山用的。"
"你下去做什么？"
"看看井底。"
"看了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我说，"我得看。"
田老四看了我半天。
"你要下，我陪你。"
我带了三样东西：一条主绳，能承重两吨；一条副绳，绑在腰上做保险；一盏矿灯。还有一把尺，学生用的，三十厘米。
田老四在横梁上又加了一根木杠，把主绳系在木杠上，打了三个死结。
"三个结。"他说，"一个结不牢。"
我把矿灯戴在头上，把副绳另一头交给田老四。
"我下去以后，你每数三十下，拉一下绳子。我回一下，就说明我还好。我不回，你就拉我上来。"
我跨过井口，脚蹬在井壁上，一点一点往下。
下了三丈，光就没了。我把矿灯打开。光圈很小，只能照见面前一块石头。
再往下，冷。不是空气冷。是那种从骨头里出来的冷，像有人往我后颈上吹气。
下了六丈，我听见水声。很轻的滴水声，一下，一下。
下了八丈，脚碰到了水面。我把脚放下去，踩到了底。井底不平，是碎石和淤泥。水凉，可比井口的风暖。
我站着，用矿灯照四周。
井底是一个圆，直径二尺五，跟井口一样。石壁往上，看不见头。
一开始我以为是石头上的花纹。
后来我看清了。
是痕。
一道一道，横的，竖的，斜的。有的深，有的浅。浅的只有指甲印，深的有半寸。我用手摸。痕的边缘是利的，是抓出来的，不是磨出来的。
我抬头往上看。痕不在水面上。痕在我头顶两丈的地方，一圈，齐齐的。
那是那年冬天的水面。
一九七〇年腊月，井里的水在六丈上头。二十九年，水退了两丈。
我攀着绳上去，停在那个高度。脚底下就是水。我腾出一只手，在头顶一尺见方的地方数。
七十三道。
一个角落，一尺见方。井口二尺五，一圈是八尺，是八个一尺。
八乘七十三。五百八十四。
"这不是一个人抓的。"我后来跟向阿公说。
"就是一个人。"他说。
"一个人抓五百八十道？"
"一个人。"他说，"抓了一夜。"
我在本子上写：五百八十四道。写完了，我在下面写：我数了两遍。第二遍数出五百七十七。
我取五百八十。
我挂在绳上，把手放在那个高度，往上抓。抓到了石头。石头是滑的，长着苔。我又抓了一下。抓不住。
我抓了十下。抓十下，手指头就疼。抓一百下，指甲缝里就出血。
抓五百八十下，是什么样子？
我抬头看井口。井口是一个亮的圆，比铜钱大一点。从这个圆到井底，八丈。八丈的距离，一个人在底下喊。喊上去，声音要撞几次壁，才到井口。到了井口，已经变成"嗡"的一声。
我下来，站到井底。
我想：如果我是那个人，我会怎么做。
我会抓。抓什么？抓石头。石头是滑的。抓不住。那我就再抓。一直抓，抓到没力气。然后沉下去。
我在井底站了很久。后来我弯下腰，在水里摸。
摸到了东西。
第十七章 · 井底三样
我在井底摸到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块铁。锈得不成样子，一捏就掉渣。形状是弯的，像半个钩。是那个铁钩。绳换了多少回，钩掉下来过。
第二样是一块布。已经烂了，一碰就碎，捞起来就散。布里裹着东西。我把手伸进去，摸到硬的一块。
他是包着它下去的。
第三样是一块石头。不大，巴掌的一半，一面是磨光的，一面是断口。断口是新的。新得不像在水里泡了二十九年。
我把它从布里剥出来，用水洗了洗。石头是紫黑色的。磨光的那一面，有一点云纹的边。
我把这块石头贴在胸口，站了很久。井底的水到膝盖，凉，可比井口的风暖。我站着，一直到田老四在上头喊。
"沈先生！你还活着没有！"
"活着！"
"上来！"
"等一下！"
我把那半块石头塞进衣兜，把矿灯朝天照了一下。
"拉我。"
出了井口，太阳照在脸上，我坐在地上，喘。田老四蹲在旁边，看着我。
"底下有什么？"
我把那块石头掏出来。
"这个。"
"石头。"
"不是普通石头。"我说，"是砚台。"
田老四翻来覆去看。
"这值钱？"
"不值钱。"我说，"可它是个人留下的。"
他把石头还给我。
"沈先生。你下这一趟，值不值？"
"值。值我知道了一件事。"
"什么事？"
"他不是掉下去的。"我说。
田老四看着我。
"为什么？"
"因为砚台是断的。"我说，"一个人自己跳井，不会先把砚台砸断。"
第十八章 · 半个砚台
田福生的屋，在寨子中间。堂屋的墙上，挂着一幅字，裱的，红纸褪了色，成了土黄。
四个字：耕读传家。
"谁写的？"
"镇上小学的老师。我爹请他写的，给了两斤腊肉。"田建国说。
田建国是田福生的儿子，一九六二年生，在县城开货车。他听说寨里来了个写书的，专门回来一趟。
"我爹读过书。念过三年。账上的字他都认得。别的，认不全。"
一个人的学问，刚好够管一个寨子的账。
"他为什么想要砚台？"
"因为那是读书人的东西。不是买的，是传的。我家三代，没有读书人。他想要一个传下来的东西。"
他有中间那本工分簿。蓝布封皮，粗纸，一格一格：一格写名字，一格写日子，一格写工分。名字写得歪，数字写得正。
"为什么名字歪，数字正？"
"名字天天写，写熟了就快，快了就歪。数字不能错。错一分，人家要吵。"
最后一页，是一九七〇年腊月。腊月十九那一栏，写着几个名字，后头跟着工分。
没有白敬之。他那一栏，空着。
"为什么空着？"
"因为他那天没出工。"
一个人的最后一天，在账上是空的。空着的那一格，比写了字的都重。
田福生有一支金尖钢笔，舍不得用，插在上衣口袋里。"他说，笔插着，像个干部。"他还有一本《新华字典》，不会写的字就查，查到了抄在本子上，抄了半本。
"他为什么这么想认字？"
田建国想了一会儿。
"因为他怕。怕人家说他没文化。他是会计，管账。管账的人不认字，人家不服。"
一个人怕了半辈子，怕的是别人一句话。
三代没有读书人。所以他在墙上挂"耕读传家"，挂一幅自己认不全的字。所以他给儿子取名"建国"——那是那一年的名字，不是读书人的名字。所以他想要一方砚台。
"他跟白先生要过两回。第一回说，你这个砚台，放在你手里没用。白先生说，这是我爹留下的。第二回他说，我给你钱。白先生说，不是钱的事。"
不是钱的事。
"我爹那天回来，脸色不对。他坐在堂屋里，看着那幅字，看了很久。他说，你这个人，不识抬举。"
一代也没读成。
一个人挂了一幅字，挂了三十年。字是四个，做到的是两个。
种田做到了。读书，他用一块石头抵了。
那半块砚台，我带了三天。
第四天，田建国来了。我们坐在田家的火塘边。
"你爹是哪一年没的？"
"九五年。腊月。肝。喝酒喝的。"
"他临死前，说过什么？"
田建国抽出一根烟，点上。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辈子，就做错一件事。"
"哪一件？"
"他没说。我问他，他不说。第二天就没了。"
火塘里的柴响了一声。
"沈先生。我这次回来，是给你送东西的。"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黑布包，把口解开，把东西倒在手心。
是半块砚台。紫黑色，磨光的一面，云纹的边。
我把手伸进衣兜，掏出我那半块。
两块放在一起。
断口对上了。
一块完整的端砚，被砸成两半。一半在井底泡了二十九年，一半在田福生的柜子里放了二十九年。
"这是我爹的。"田建国说。
"不是你爹的。"我说，"是白先生的。"
"我知道。我八岁跟他认字。我认得这个砚台。他写字的时候，我趴在桌边看。这个砚台边上有一圈云，他说是'祥云'。"
"那你为什么说这是你爹的？"
田建国把烟按在火塘边。
"因为我从小看见它在我家柜子里。我问我爹，这是哪来的。他说，是买的。"
"你信吗？"
"不信。可我不敢问。因为他是我爹。"
两块砚台放在桌上，断口对上了。对得很齐，齐得像从来没断过。
"你看这个断口。"我说，"不是自然断的。自己断的石头，断口是圆的，边上钝。这个边上利，利得像刀口。"
是被砸的。
我把两块石头拿在手里，合上，再分开。
合上的时候，是一块。
分开的时候，是两块。
一块石头，两个地方，二十九年。
砸石头的人，手上有石头。
石头在柜子里放了二十九年，手已经不在了。
"砸的时候，你在吗？"
"不在。我那年八岁，睡得早。"田建国想了想，"可我听见了。像什么东西摔了。'啪'一声，从坡上来的。我以为是谁家打碗。"
"后来呢？"
"后来我睡了。那时候，大人打碗，娃不能问。"
"吵醒以后，你听见别的声音了吗？"
"听见了。有人在楼下说话。说得很低，听不清。"
"几个人的声音？"
田建国想了很久。
"两个。也可能三个。有一个声音一直没说话，只是有脚步声。"
"什么样的脚步声？"
"重的。踩在石板上，'咚'。"
"你爹的脚步声重吗？"
"重。我爹个子大。"
"另一个呢？"
"轻。"
一重一轻。
一个在说话，一个不说话。
"你第二天看见你爹了吗？"
"看见了。平常样子。他早上起来喂猪，然后去队部。他说了一句，今天杀猪，你去不去看。"
一个夜里砸断了一块石头的人，第二天早上问儿子，你去不去看杀猪。
一声响，二十九年的分。这句我想写，写了又划掉。太顺了，顺得不像真的。
一块石头断成两半。一半在井底，一半在柜子里。二十九年以后，对上了。
这句留着。
"沈先生。"田建国说，"你晓得我为什么把这半块带来？"
"为什么？"
"因为我看不懂一个人。我爹这个人，我跟他过了三十三年，我看不懂他。他要那块砚台，要了很多年，记了仇。然后白先生死了，他拿到了那半块。只有半块。他拿到的是一块断了的东西。他把这半块放在柜子里，放了二十九年。他有时候拿出来，用布擦。"
"擦的时候说什么？"
"什么也不说。就擦。"
一个人，把一块断了半截的石头，擦二十九年。
"你说，他擦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说不出来。我想了很久。
"我不知道。"我说，"也许他什么也没想。有些事，就是这样的。人做一件事，做了很多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夜里，田建国走了。他要赶回县城，第二天出车。走的时候，他把那半块砚台留下了。
"你拿着。"
"这是你家的东西。"
"不是。"他说，"这是我爹拿的东西。"
他把皮夹克的拉链拉上，站在门口。
"沈先生。我八岁那年，先生教我写名字。他让我写十遍，我写了八遍，手酸了。他说，明天再写两遍。"
"后来呢？"
"后来没有明天了。"他说。
他走了。
我坐在火塘边，桌上放着两块石头。
火塘里的柴响了一声。
"啪"。
我抬起头。
向桂英在灶房那边，把一个碗碰掉了。
第十九章 · 七月半
向阿公的娘，是梯玛。
梯玛是土家的巫师，管三件事：祭神、治病、送魂。做法的时候，穿红袍，戴法冠，手里拿一把铜铃、一把师刀。
"为什么摇铃？"
"因为魂怕黑。"向阿公说，"铃一响，魂就知道有人在。"
铃一响，魂就知道有人在。
人死了，梯玛念送魂词，把魂送到祖山。土家人死了，魂回祖山，祖山在很远的地方，要走三天三夜。梯玛念词，给魂指路——一个地名一句，从寨子门口念起，一站一站，念到祖山。
向阿公闭上眼，念了几句：
"出门哦——"
"过河哦——"
"上坡哦——"
"过坳哦——"
"见一棵大树，往左哦——"
"见一块大石，往右哦——"
他念了十几句，停了。后头的他不记得了。他娘传给他哥，他哥死了，没传下去。
"那这门本事就断了？"
"也不算断。"他说，"我念不全，可我能念几句。念几句，也算有人念。"
一门本事，传到一半断了。断了以后，还有人念几句。
几句也是念。
七月半，接亡人。
土家人过七月半，从七月初十接到七月十四。在门口摆一盆水，一条毛巾，一双鞋，给回来的亡人洗脸洗脚——走了一年的路，脚上有泥。鞋放在门槛外头，头朝外。
"为什么朝外？"
"因为接进来，还要送出去。"向桂英说。
七月半要烧包袱。纸包里装纸钱，白纸上写字：写收的人是谁，寄的人是谁——写"故显考某公讳某某收用"，底下写"孝男某某寄"。寨里会写字的少，以前请老师，后来请会计，再后来——
"请白先生。"
"他写过？"
"七〇年写了。十几包。寨里人拿着纸来找他，他就写。人家给他一包烟，他不收。他说，这个不能收钱。"
一个外乡人，替一个寨子给祖宗写信。写了十几封，一封也没给自己写。
第二年七月半，没有人写。不会写的，就画一个记号。一个圈，圈里点一点。
"这样祖宗认得吗？"
"不晓得。可我们烧了。"
七月半还要放河灯。纸做的，底下一个小木片，上头糊一圈纸，筒里放一截蜡烛。点着，放到河里，水带着走，走到沅江，走到洞庭。
"灯灭了怎么办？"
"灭了就灭了。走到哪儿算哪儿。"
"为什么要放灯？"
"给水里的亡人照路。"她说。
我把笔停住。
一个死在水里的人，在这个寨子，二十九年，没有一盏灯。
"阿妈。那几年，你们放灯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他放一盏？"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放灯是给自家的亡人。"她说，"他不是我家的。"
他不是我家的。
向桂英说，她嫁过来第一年，七月半，她在门口摆了一盆水。
"摆给谁？"
"摆给该回来的人。"
"谁该回来？"
她没有说。
"你摆了几年？"
"摆了二十八年。今年还摆。摆在门口，头朝外。"
"有人回来过吗？"
"没有。"
"那你还摆？"
向桂英把柴往火塘里推了推。
"摆着，我才睡得着。"她说。
七月半的五天，是一个寨子一年里唯一跟死人说话的五天。家家门口有水，有毛巾，有鞋。家家烧包袱，包上写着名字。家家放河灯，灯上有火。
那五天里，没有一个人提起后园那口井。
水照摆，灯照放，包袱照烧。二十九年，一年不缺。
缺的只有一个人。
第二十章 · 招魂
我在寨里过了一个月。腊月十八，向阿公说，明天可以做。
招魂不是念的，是唱的。五个音，来回走，一句往上，一句往下。
"为什么用唱的？"
"因为唱的长。念的短，唱的长。魂走得慢，得给它时间。"
招魂词和送魂词不一样。送魂是送走，调子往下走——送到祖山，路远，越走越低。招魂是叫回来，调子往上走——从底下上来，越叫越高。
"唱错了会怎么样？"
"唱错了，魂就走错路。所以不敢乱唱。"
"你唱错过吗？"
向阿公想了想。
"唱错过一回。我哥死的那年，我唱送魂，唱到半路，把一句地名唱反了。我娘在旁边，拍了我一下。"
"后来呢？"
"后来重唱。从头唱。"
一个人，唱错了，从头唱。
我请他唱一遍，我记下来。调子很简单，五个音，来回走。一句十几个字，唱半分钟。一篇招魂词，三十几句，唱完一刻钟，有时候两刻。
"唱的时候什么感觉？"
"累。唱到后头，嗓子哑。"
"哑了怎么办？"
"哑了也得唱。唱不完，魂走不到。"
一个人站在井边，唱一刻钟，为一个死了二十九年的人。
这一刻钟，是他能给的全部。
招魂要撒米。白米，一把一把，撒在井口、石头上、绳上。
"为什么撒米？"
"给魂吃。路远，得带干粮。"
"魂吃米吗？"
"不吃。可我们撒。"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能做的。"
一个人能做的事，往往不是有用的事。是能做的事。
招魂那天是腊月十九。二十九年。
田家在后园摆了一张小桌，桌上放三样东西：一碗米豆腐，一碗苞谷酒，一副纸扎的眼镜。
米豆腐是湘西的小吃，米浆做的，切成块，拌辣子。
"他爱吃这个？"
"不晓得。"向桂英说，"我猜的。他是常德人，常德人吃米豆腐。"
纸扎的眼镜，是向桂英自己扎的。竹篾做框，白纸糊面，镜片的位置画两个炭画的圈。扎得不好，歪。
"我手笨。"她说。
"他没了眼镜，看不清路。"她说，"他戴眼镜。"
一个人记得另一个人的样子，记得的是那副眼镜。
框是歪的，两个圈一大不小。放在桌上，风一吹就倒。
"他要是收到，会不会嫌丑？"
"不会。"向桂英说，"因为他人好。"
招魂那天，寨里来了十几个人。不是来帮忙的，是站在竹篱笆外头看。二十九年没做过，他们想看。十四个里，有两个看到一半就走了。
"为什么走？"
"回去喂猪。"向阿公说。
一件事，二十九年没人提。一提，来了十四个。来了十四个，两个回去喂猪。
那天夜里，我在本子上记了那个调子。
五个音，我哼了一遍。
哼得不像。
第二遍，还是不像。
我把笔放下，坐在桌前。
一个调子，唱了二十九年。
唱的人嗓子哑了，听的人只剩一个。
这中间，没有一个人接。
田建国前一天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沈先生，你照实写。我只有一个要求——你把白先生的名字写清楚。白敬之，敬是敬重的敬，之是之乎者也的之。他教过我写。他让我写他的名字，写十遍。他说，你要记住，教你认字的人叫什么。
向阿公站在井边，手里拿一把米。
他闭着眼，唱：
"回来哦——"
"从水里回来哦——"
"从石头缝里回来哦——"
"从黑的地方回来哦——"
"这里有你认得的人哦——"
"这里有人叫你的名字哦——"
"白敬之——"
"回来哦——"
他唱一句，撒一把米。
米落在井口，落在石头上，落在那根绳上。
唱完了，向阿公睁开眼。
"行了。"
"这就行了？"
"行了。"他说，"他听见了。"
"你怎么知道他听见了？"
向阿公看着我。
"我不知道。"他说，"我只能这么念。"
那天夜里，我坐在后园的菜地里。
一点半，绳子动了。
"嘎吱"一声，绷直。铁钩撞在石头上。绳子抖。
我坐着，没有动。
抖了大概一炷香。然后"啪"地一松。
后园安静了。
第二天早上，绳子还是那根绳子。
可它没有再绷。
第二天夜里，没有再绷。
第三天，也没有。
田老四说："走了。"
向桂英没有说话。她那天下午，去后园拔了一篮萝卜，回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第二十一章 · 桂花
寨子里的老屋，一栋一栋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老人死了，屋就空了。一个寨子四十来户，空了十几栋。
"为什么不拆？"
"拆了可惜。留着，万一有人回来。"
一栋空屋，是给一个可能回来的人留的。有人回来，过年回来几天，住在一栋空了一年的屋里。七天以后，屋又空了。
电是八几年通的，公路是九几年修的。修路之前，走到镇上两个钟头；修了路，二十分钟。一条路，修了两年，把两个钟头变成二十分钟。
可有的人，早就出不去了。
"你儿子回来吗？"我问田老四。
"回来。他在省城读书，放假回来。他说，他要给这个楼重新设计。"
"怎么设计？"
"我不晓得。他说，木头会烂，要换一种法子。他说，楼可以修，不用拆。"
"你信他？"
田老四抽了口烟。
"我信。"他说，"他读书。"
他娘说，这楼要倒了。
他说，我给它重新设计。
我把它记在本子上。然后我在下面写：这个寨子的人，心疼用被，道歉用柴，想人用站着，念家用重新设计。
写完我又划掉了后半句。
太齐了。可我留着前半句。
我在白羊嘴待了四十来天，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不晓得"。
问井多深，不晓得。问绳换过几回，不晓得。问那一夜几点，不晓得。问谁跟白先生最后说话，不晓得。
"不晓得"三个字，是一个寨子的墙。墙不高，可它挡得住。
我后来想，"不晓得"有三种。第一种是真的不知道。第二种是知道，不愿意说。第三种是知道，但说出来就要担责任，所以不说。
这三种，我分不清。分不清，就只能记下来。
四十来天，答"不晓得"者，三十七次。
三十七次"不晓得"，就是这个寨子的回答。
一个寨子正在把自己走空。
走空以后，会剩下什么？
剩下几栋空屋，剩下石板路上的草，剩下几条狗。
剩下几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
剩下那件事。
那件事没有人带走。
出去的人不带它走，因为它不是他们的。
留下的人不碰它，因为它太沉。
所以它就在那儿。
在井里，在绳上，在一块断了的石头上。
一个寨子走空了，那件事还在原地。
等一个外乡人来拿。
井是第二年春天封的。
封井那天，田家请了四个人。用石板盖住井口，石板上抹了水泥，四周砌了一圈矮墙。矮墙砌好，田老四在墙边种了一棵桂花树。
"为什么种桂花？"
"桂花香。盖味。"
"井里有味？"
"没有。"他说，"我就是想种一棵树。"
种完了，他浇了一桶水。
"沈先生。你说，这树长大了，根会不会把井壁拱塌？"
"不知道。"
"塌了就塌了。"他说，"塌了，井就真没了。"
第二年秋天，我又去了一趟白羊嘴。桂花树活了，长到两米高，开了花，一树的白。整个后园都是香的。
向桂英在树下放了一个小凳子。
"你不是不守了？"
"不守了。"她说，"我坐一会儿。"
"沈先生。"她说，"我现在夜里睡得着了。可我有时候还来。白天来，坐一会儿。"
"我认得的那三十几个字，现在只剩三个了。向桂英。"
"三个也够了。"
"我也这么想。"她说，"一个人，会写自己的名字，就不算白活。"
我离开白羊嘴的那天早上，去后园看了一回。桂花已经谢了，地上落着一层干了的碎花。矮墙在，石板在。绳收了，盘成一个圈，挂在柴房的墙上，旁边是一把锄头、一个箩筐。
绳头上，三个结还在。
"这绳还留着做什么？"
"留着。"
"有什么用？"
"没用。"
"那为什么留着？"
田老四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因为它是这口井的。"他说。
我在井边站了一会儿。向桂英在菜地里拔萝卜。
"走了？"
"走了。"
"明年还来吗？"
"来。"
"来不来都一样。"她说，"因为你会写。"
会写。我在本子上写了一辈子，第一次觉得这两个字有分量。
"阿妈。我问你一句话。这二十八年，你每夜来站着。现在井封了，绳收了，你还来。你到底在等什么？"
她直起腰。
"不等什么。"
"那你为什么来？"
向桂英看着那棵树。
"因为我在这里站着，他就在。"她说。
他就在。
我在本子上写下这四个字。写完了，我把笔停住。
我走出后园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弯着腰，背对着我，一根一根拔萝卜。她的背有点驼了。
二十八年前，她十九岁，第一次到后园，趴在井口往下看，看不见底。那天她怕。怕，可她没有跑。
走以前，我去了一趟向阿公家。我把眼镜放在他桌上。
"这是你在井沿上捡的。该你收着。"
他接过去，看了看，用那块蓝布重新包好。
"我收着。"他说。
我在寨子口上了车。车往下走，转到坡下，过了渡口。河在车窗外头，绿的，很静。
我想起一件事。
那根绳，绷了二十九年。二十九年里，一夜一夜，"嘎吱"一声，绷直，抖一炷香，然后"啪"地一松。
招魂那天夜里，它绷了最后一次。
第二天，没有响。第三天，没有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响过。
一根绷了二十九年的绳，不响了。
不是因为绳老了。
是因为有人把话说出来了。
说完，它就松了。
第二十二章 ·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是一个什么概念？
一个娃，从八岁到三十七岁。那是田建国。
一个女人，从十九岁到四十七岁。那是向桂英。
一个老人，从五十八岁到八十七岁。那是向阿公。
二十九年，一个寨子换了半代人。
"这二十九年，寨里开过会吗？说过这件事吗？"
"没有。一次也没有。开会说生产，说工分，说计划生育。不说这个。"
一件事，二十九年，一次会也没开过。
不开会，就不是事。
"寨里人还记得白先生吗？"
"记得。记得有个先生，教娃娃认字。记得他死在井里。"
"记得他怎么死的吗？"
"不记得。都说是自己想不开。"
"你告诉他们不是？"
"没有。因为他们不想知道。"
一个寨子的记性，只到"有个先生死在这里"。再往下，就没有了。
我在第五夜写过一口灶。
关中的灶，一口灶是一家人。吃这口灶的饭，就是这家人。灶膛里能藏人，藏了人，那家人就多了一个不能说的人。
井跟灶不一样。
灶是圈人的，井是掉人的。灶有门，井没有门。灶上坐着锅，锅里是饭。井上挂着一根绳，绳头是空的。
一个把人往里收，一个把人往下吞。
可两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屋的后头。
"为什么井在后园？"
"因为后园有水。"田老四说。
都是实在话。可实在话里有一层意思：一个家的吃和喝，都在背后。
一个人要活，得走到背后去；一个人要死，也是走到背后去。
我在第六夜写过一道门槛。
闽南的门槛八寸高，跨过去是进门，跨不过去是外人。
井没有门槛。井口是平的，跟地面一样平。谁都能走到井边上去。老人能，娃娃能，外人也行。
一半盖着，一半开着。一个人要走到底下，只需要从那开着的一半跨过去。不用推门，不用抬脚，不用跟谁说一声。
井口不拦人。拦人的是绳。
绳在，人能抓着上来。绳解了，人就上不来。
所以那一夜之后，向阿公把绳系回去，系了三个结。
一百夜，写一百个地方。第一夜到第七夜，我写了七样东西：灯、壁、厢、伞、灶、门槛、井绳。
灯是夜的界，照壁是门的界，西厢是家的界，伞是雨的界，灶是粮的界，门槛是内外的界，井绳是生死的界。
七个人，卡在界上。
卡住的原因，是一个：没有人开口。
界是人划的。人划了界，就得有人守在界上。
守的人，往往是被划到界外的那个人。
第七夜，我写得最难。
前六夜，我写的是"一个人怎么死"。第七夜，我写的是"一群人怎么不说"。
写"一个人怎么死"，容易。死是有形状的：一盏灯、一堵壁、一把伞、一口灶、一道门槛。
写"一群人怎么不说"，难。不说没有形状。
我试过三种写法。第一种：写鬼。写绳怎么自己绷，写井底怎么喊。写了两页，撕了。第二种：写凶手。写一个人怎么起意，怎么下手，怎么撒谎。写了三页，撕了。第三种：写我自己。写我怎么听，怎么问，怎么一次一次被挡回来。
第三种写成了。
因为这件事里，最有力的不是"谁说谎"，是"谁不接话"。
四十个人在杀年猪的场上，听一个人说了一句假话。没有一个人接。
这个"不接"，比任何一句谎话都重。
我在本子上写：谎话是可以说破的。不接话，说不破。
因为不接话的人，没有一个错。
一口井，有三个年龄。
第一个年龄：八十年。从民国挖起，到八五年干，养了六十多年，一天没有停过。
第二个年龄：三年。一根绳的年龄。三年一换，换了六七回。
第三个年龄：二十九年。一件事的年龄。一件事发生了，没有人说，它就在那儿待着。
八十年是井的。
三年是绳的。
二十九年是人的。
二十九年。
一个人掉下去了。
四十来户人知道了。
没有一个人开口。
我在本子上写了三页，写完，把笔放下。
桌上放着那块石头。两半，断口对着断口。
都断了。断了的东西，拼不回去。
可拼不回去，也还在。
尾声 · 后日
第二年冬天，我托人找到了白敬之的妹妹。
她叫白敬芬，一九三二年生，六十八岁，退休教师。
我把眼镜和砚台拍了照，连同几张教案纸、一张井的照片，一起寄给她。一个月后，她回了一封信。信上说：
"沈先生：
照片收到。照片上那副眼镜我认得，是我哥哥的，他戴了二十年。
砚台我也认得，是我父亲的。我父亲教了一辈子书，就留下这一块石头。我哥哥走的时候带走了，说等他回来还我。
他没有回来。
我哥哥这个人，懦。他一辈子不敢跟人争。他要是争一句，也许不会到那一步。
可他也硬。他不想给的东西，他不给。
东西你替我收着——它们该在的地方，不是我这里。哪天你回白羊嘴，替我把它们放回去。
我今年六十八，走不动了。等走得动，我去白羊嘴看看。我想看看那口井。
我不恨那个寨子。那个寨子的人，也不容易。
我只想问一句：他那天晚上，喊了没有。
你信上说，他喊了。
那就好。
喊了，就是有人听见。
有人听见，就不能算白死。
白敬芬
十二月九日"
我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然后我把它夹进采风本。
本子里现在有七样东西：灯拓片、照壁花纹纸、族谱抄本、天井的瓦、锈过的铜铃、门槛上的照片、一张井的照片。
一盏灯，一堵壁，一间西厢，一把伞，一口灶，一道门槛，一根井绳。
七夜，七个地方。
二〇〇一年冬天，向阿公死了。八十九岁，睡着死的。他留下一个烟袋，还有一个布包。布包里是那副眼镜。他给向桂英了。
她放在柜子里。她收着。
二〇一九年，我最后一次去白羊嘴。
公路通了，从县城开车一个半小时。寨子里剩二十来户，多半是老人。石板路上长着草，草从石缝里出来，长到脚脖子。
田家的吊脚楼还在。楼板响，柱子黑。门口那棵柿子树，比从前粗了一圈。
向桂英六十七岁，坐在门口晒太阳。她认得我。
"沈先生。你老了。"
"你也老了。"
她笑。
"我带你去看井。"
后园里，桂花树已经长到四米高，一树的花。矮墙还在，石板上落着叶子。
"有人来吗？"
"没有人来。"
"你天天来？"
"来。坐坐就走。"
"阿妈。"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件事说出来？"
"都死了。"她说，"田福生死了，我男人死了，向阿公死了。说给谁听？"
说给谁听。
四个人，三个死了。剩下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太太，和一棵桂花树。
"沈先生。"她说，"你写吧。你写了，就有人知道了。"
"写了也没用。"
"有用。"她说，"有人知道了，他就不是一个人在那底下。"
我回屋，从包里把两块砚台拿出来，放进柜子里。
断口对着断口。
合上柜门的时候，向桂英站在门口看着，没有说话。
我站在桂花树下，站了很久。
风从河上过来，把花吹了一地。
我弯腰，捡了一朵。白的，很小。
我把它放在口袋里。
一直带到今天。
口袋里的花早碎了。
——第七夜毕。
附 · 本篇民俗禁忌
一、井绳不能跨。跨了，是跨井神的脖子。这一条在湘西、在关中、在闽南都有，说法不同，规矩一样。
二、井里不能扔东西。扔了，井神发怒，水就干了。实际的原因是：井是活水，扔了东西会污。
三、人死在井里，井要晾三年。三年以后淘井，淘干净了再用。白羊嘴这口井晾了七一年到七四年。
四、井绳三年一换。麻绳泡水会烂。换绳的人要把绳头系三个结。白羊嘴的规矩，第三个结是自己加的。
五、招魂要撒米。米是给魂带的干粮。撒米要一把一把撒，撒在井口、石头上、绳上。
六、纸扎要给死者用得上的东西。给读书人扎眼镜、扎笔、扎书。
七、井干了，绳不能取。取了绳，井就真没了。这一条不在旧规矩里，是白羊嘴自己添的。
附记 · 本篇材料
本篇材料，来自四个方面。
一、口述。白羊嘴及白沙溪受访者七人，其中主要三位：向阿公（一九一二年生，八十七岁）、向桂英（一九五二年生，四十七岁）、田老四（一九四九年生，五十岁）。正式谈话八次，其余是路上、灶边、田里的零碎话，最长一次三个钟头。向阿公于二〇〇一年冬去世。
二、实物。白敬之遗物：圆框眼镜一副（断腿，镜片碎）、端砚两半（断口相合，其一自井底取出）、教案残页数纸（字迹漫漶，仅辨"人口手"三字）。井底另出：断铁钩一只、烂布一片。楼板炭字拓片四张。
三、旁证。田建国（一九六二年生）所述白敬之教书情形；白敬芬（一九三二年生）来信一封；县教育局所存白敬之档案一页。
四、碑。井已封，未立碑。桂花树一株，二〇〇〇年春种。
不能确定者，记于下：
一、白敬之死因。无直接证据。本篇所记，据向阿公所述"绳头解开""井沿有眼镜与鞋""砚台断成两半"三事推得。
二、那一夜田老四是否在山上。其自述"一夜未下山"，无旁证。
三、向桂英所述"今年夏天听见一句'我喊了'"。此为孤证，且与绳绷的物理成因相悖。本篇两说并记，不作裁断。
四、井壁抓痕之数。我数两遍，得五百八十四与五百七十七，取约数。
余所记，止于所闻见。闻见之外，不敢增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