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的第七天，我坐在对面七楼一间月租三千五的出租屋里，用一支两百三十块的二手望远镜，看我自己的追悼会。
陆维跪在我的遗像前，背挺得很直，肩膀一抽一抽的。
苏蔓在他旁边，哭得比他还响。
来吊唁的人一波一波地进门，握手，说"节哀"，说"陆总真是个好丈夫"，说"嫂子走得太突然了"。
陆维每次都要站起来，红着眼眶点头，说"是我没照顾好她"。
说第七遍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了。
我看着他抬手擦了把脸，转身进了书房。
望远镜跟着他转过去。书房的窗帘没拉严，留了一条两指宽的缝。
他拉开抽屉，从最里面摸出一张纸，摊在桌上。
是一张保单。
他低下头，用手指在保费那一行上，慢慢地划过去。
像是在数。
我放下望远镜，喝了口凉掉的咖啡。
我当然没死。
## 二
我叫沈知遥，三十岁，做室内设计。
陆维是我客户介绍认识的，建材生意，比我大六岁。第一次见面他穿一件灰毛衣，说话很慢，很稳，会记得我不吃香菜。
结婚四年，我们没吵过架。他不吼人，也不摔东西。他生气的时候只是不说话，坐在沙发上，一直坐到半夜。那种沉默比骂人难受。
别人都说我嫁得好。
三个月前，我开始觉得不对。
是那杯茶。
他每天睡前给我泡一杯"助眠茶"，说是老中医开的方子，安神的。我睡眠确实好，好到有点过分——早上闹钟响三遍都醒不过来，白天开车等红灯都能睡着。
有一天我端着杯子喝水，忽然尝到一点甜。
很淡的甜，像糖化开在水里，一闪就没了。
那天晚上我没喝，把茶倒进了洗手池，用保鲜袋把杯子内壁擦了，装进包里。
第二天我请了个假，去了趟市里的检测中心。
三天后拿到报告。
氯硝西泮。含量不低，长期服用会让人嗜睡、反应迟钝、注意力涣散——用他们的话说，叫"慢性中毒"。
我坐在检测中心门口的台阶上，把那张纸看了七遍。
然后我想起一件事。
四个月前，他让我签过一份文件。他说公司要办贷款，家属要签字。我当时在厨房，手上都是面粉，没细看就签了。
回家我翻了所有抽屉，在书房最下面那层的一个铁盒里，找到了一份保险合同。
意外身故，保额八百万。
受益人：陆维。
投保日期：四个月前。
我坐在地板上，坐到腿麻。
然后我打开了他的旧电脑。
那台电脑他没扔，一直放在书房柜子顶上落灰。密码是我们结婚纪念日——他一直没换。
里面有一个文件夹，名字叫"12"。
我点开。
第一个文件是一份病历，姓名：周宁。
我知道这个名字。陆维的第一任妻子。五年前"意外"死在了千岛湖，据说是夜里起夜失足落水。
第二个文件是一份保险单，保额六百万。
第三个文件是一张照片。周宁的照片。
第四个，是一段录音。
我把耳机戴上。
是一段很杂的声音，水声，风声，然后是一个女人在喊："陆维！陆维你别——"
后面的声音被水吞掉了。
我摘下耳机，发现自己在抖。
抖了很久。
那天晚上他照例泡了一杯茶端进来，放在床头柜上，杯垫摆正。
"喝了早点睡。"
我说好。
他站在门口没走。
"怎么不喝？"
"太烫。"
他看了我两秒，说："凉一凉。"
然后他出去了，门带上的时候留了一条缝。
我把那杯茶倒进提前准备好的保温杯里，第二天带去公司，倒进茶水间的下水道。
从那天起，我每天晚上都要演一遍：端起杯子，吹两下，抿一口，皱一下眉说"有点苦"，然后放下。
他有时候会站在门口，看我喝完。
那种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很温柔。
温柔得像在看一件快要完成的事。
录音听完的第三天，苏蔓来家里吃饭。
她是我介绍给陆维认识的。三年前在一个建材展上，她是展台的负责人，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拉着我的手说"沈姐你真有气质"。
后来她进了陆维的公司，做市场。
那天她拎着两瓶酒来，坐在我家餐桌对面，一口一个"沈姐"，给我夹菜。
"沈姐你最近瘦了。"她说，"是不是陆总不给你做好吃的？"
陆维在旁边笑："我哪敢。"
我说："最近睡不好。"
苏蔓说："我认识一个中医，特别厉害，改天我带你去。"
我说好啊。
那顿饭我全程在笑。
中途我去厨房盛汤，从冰箱玻璃门的反光里看见她把手放在陆维的手背上，放了三秒，收回去了。
我端着汤出来，说："汤有点咸，你们将就。"
陆维说："不咸，刚好。"
苏蔓说："沈姐做的都好喝。"
我坐下来，给自己盛了一碗。
那碗汤我一口一口喝完了。
## 三
我没有报警。
我先去找了个律师。
姓方，四十多岁，专做刑事。我把材料摊在他桌上，他一份一份看完，看了四十分钟。
看完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沈女士。"他说，"你这些东西，能证明他不是好人，但证明不了他杀了人。"
"录音呢？"
"录音是五年前的，音质很差，只能听出有人在喊名字。他可以说那是意外发生时她在呼救。"
"药呢？"
"药能证明你体内有氯硝西泮，但不能证明是他下的。他可以请十个专家来说是你自己去药店买的。"
"保险呢？"
"保险只能证明他有动机。有动机，不犯罪。"
他停了一下，说："还有一点。你要是现在去报案，他很快就会知道。到时候你连家都住不安稳。"
我问："那我该怎么办。"
方律师看了我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只说一句——法律要的是证据，不是委屈。你要想让他进去，就得让他自己再动一次手。"
我把材料收起来，说了声谢谢。
走出律所的时候，太阳很大，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他说得对。
所以我需要一次"死亡"。
不是逃。是让他以为他得手了——一个人只有在以为得手的时候，才会松懈，才会露出马脚，才会急着自己去把钱领出来。
我要让他自己走到悬崖边上，然后自己迈出那一步。
我准备了两个月。
第一件事，我去了趟千岛湖。
周宁出事那个民宿还在。老板换了个年轻姑娘，我住了两晚，在湖边坐了一整个下午。
我问她，五年前有没有一个男人，妻子落水，最后没找到尸体。
她说有。她说那男的当时哭得特别惨，警察来了两次，最后按意外结的案。
她说："那个姐姐的骨灰盒是空的，里面放了她一件衣服。"
第二件事，我找了周宁的妈妈。
周玉兰，六十三岁，住在老城区一栋没有电梯的楼里，六楼。我去的时候她正在阳台上收衣服。
我敲了门，她开门看见我，愣了三秒，然后把门关上了。
我在门外站了半个小时。
最后门开了一条缝。
她说："你走吧。你要说什么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阿姨，我还没说。"
她说："不用说了。我早就知道。"
她眼睛很红，但没有眼泪。
"五年前我就知道。"她说，"我儿子是什么人，我比谁都清楚。周宁走的第三天，他来给我送东西，手上一道口子，说是搬东西划的。那道口子是被指甲抓的。"
她说完这句，把门关上了。
我在楼道里站了很久。六楼的窗户透进一点光，灰尘在光里飘。
那天晚上我给周玉兰发了一条短信。
"阿姨，我要做一件事。需要您帮我，也可能帮不了。您不用现在回我，想好了再回。"
第二天早上六点，她回了三个字。
"你说吧。"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我在水库对岸租了一间房。七楼，老小区，月租三千五，押一付三。中介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写东西，图个清静。
从那个窗口望过去，正好能看见我家客厅的落地窗。
第二件，我买了一支望远镜。二手平台，两百三十块，卖家说这一款本来是看鸟的。我拿回来那天在阳台上试了试，能看清对面楼里有人在切菜。
第三件，我写了一份遗书。
写在笔记本上，撕下来一页，压在床头柜的台灯底下。内容很短：
"我累了。对不起。"
字迹我特意写得歪了一点。
第四件，所有证据我做了三份备份：一份云盘，一份U盘，一份装进信封，写了"周玉兰收"。
信封我没寄。
我打算等我"死"了以后再寄。
那时候，她才会拆开看。
## 四
我的"死"安排在一个周三。
那天下午我约陆维去水库边上的一个农家乐吃饭，说想散心。他答应了，还特意提前下班来接我。
车上他给我拧开一瓶水，说："最近是不是太累了，脸色不太好。"
我说："是有点。"
他说："那正好，去那边住两天。"
我看着他侧脸。他左手扶方向盘，无名指上婚戒还在。他开车很稳，等红灯的时候会提前松油门。
我忽然想起我第一次坐他的车，也是这样，他开的特别慢，说怕我晕车。
那时候我以为这叫体贴。
到了农家乐，我借口去洗手间，绕到后门。后门出去是一条小路，走二百米就是码头。
我在码头等的那条小船已经在那儿了。船是提前三天托农家乐老板租的，押金三千，租一天，登记的是他的名字。
下午四点半，我上了船。
五点整，我给他打了个视频电话。
"你看。"我把镜头转过去，对着水面，"这里好安静。"
他说："你一个人上船了？小心点。"
我说："嗯。你放心。"
然后我把手机举高了一点，让他看见我站在船头，背后是水面和山。
接着我往前倾了一下。
手机掉进水里。
画面黑了。
我听见他在那头喊："知遥？知遥！"
喊了三声。
我从船的另一侧翻下去，潜到岸边的芦苇丛里。
水很冷。十月的天，水温十七度。
我趴在烂泥里，听他在岸上喊，喊到嗓子破掉。然后我听见他跑，听见他打电话，听见他说"我老婆掉水里了，快点，快点"。
我在芦苇丛里趴了四十分钟，直到天完全黑，直到救援的船灯把水面照得一片白。
然后我沿着排水沟，爬上了公路。
接应我的是我大学室友。她在水库下游开一家民宿，五年前周宁出事那晚，她正好在那里住过。
她什么都没问。后备箱里放着一件干外套和一条毛巾。
我上车的时候，浑身抖得停不下来。
她递给我一杯热水，说："成了？"
我说："成了。"
车开出去十公里，我回头看了一眼。水库那边有很多灯，一闪一闪的。我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我说："他一定在哭。"
室友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他每次得手都会哭。"
## 五
我"死"的第二天，警方来家里做了笔录。
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加上我在对面楼看到的。
陆维对警察说，我最近情绪不太好，有点抑郁。说我工作压力大，说我常失眠。
这句话被记进了笔录。
第三天，他去了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的人告诉他：意外身故理赔，需要等警方结案，还要有死亡证明。而我现在只是"落水失踪"，尸体没找到，一分钱都拿不到。
他出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第四天，苏蔓来了我家。
她拎着一袋水果，进门就哭，抱着陆维的胳膊哭。
我在对面楼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抱了很久。
第四天晚上，他把我衣柜里的衣服全部装进了黑色垃圾袋。
一件一件，装得很整齐。
我那些裙子，我买了没舍得穿的高跟鞋，我放在抽屉最里面的那条丝巾——全进去了。
装完他坐在床边，看了看空掉的衣柜，然后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喂，装修公司吗？主卧想重做一下，衣柜拆了。"
我握着望远镜的手一直在抖。
不是气的。
是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在他心里，我从来就没存在过。周宁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只是两个编号——一个叫"12"，另一个还没来得及起名字。
第五天，两个人吵了一架。
在车里。车窗关着，他们以为没人听得见。
三天前，我把一支录音笔粘在了他副驾座椅底下。磁吸的，八百块，充满电能录二十个小时。
我坐在二十米外的另一辆车里，戴着耳机，听得清清楚楚。
苏蔓说："你不是说她死了就有一笔钱吗？"
陆维说："人还没找到，急什么。"
苏蔓说："我急什么？陆维，我跟你三年了。你说等你老婆没了就娶我，现在人呢？"
陆维没说话。
苏蔓说："你不是说都安排好了吗？药也吃了，保险也买了，怎么到最后一步你不敢动了？"
陆维说："你闭嘴。"
苏蔓说："我凭什么闭嘴？"
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陆维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
"苏蔓，你要是再多说一个字，下一个失踪的就是你。"
车里安静了。
我坐在二十米外的车里，把这句话录了下来。
然后我把那段录音存了四份。
一份在云盘，一份在U盘，一份——我寄给了周玉兰。
第四份，第二天早上，由我室友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摆在刑警队门口的收发架上，收件人写着"重案组"。
信封里除了U盘，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
"沈知遥不是失踪。"
## 六
第六天，周玉兰做了一件事。
她在饭桌上，当着陆维、当着来帮忙的亲戚，说了一句话。
她说："维维，你上一个老婆，也是这么没的。"
桌上没人说话。
陆维的筷子停在半空。
他说："妈，你说什么呢。"
周玉兰说："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她把碗放下，站起来，回房间了。
那天晚上，陆维一个人在阳台上站到两点。
我看着他站在那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亮一亮，像一只眼睛。
第七天，就是追悼会那天。
我看见他进书房，拿出那张保单，用手指在保费那一行上慢慢划过去。
他大概是在算。
八百万，扣掉手续费，扣掉税，还剩多少。
算到一半，门铃响了。
他没听见。是他的助理跑进来喊他："陆总，警察来了。"
他手一抖，保单掉在地上。
他弯腰去捡。
警察已经进门了。
来了四个人。为首的那个我认识，姓顾，是重案组的。
顾警官站在客厅中央，看了一眼墙上的遗像，然后转过头。
"陆维先生。"
"……在。"
"关于沈知遥女士的失踪，我们需要你配合调查。"
陆维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配合，当然配合。我比谁都想找到她。"
顾警官说："还有一件事。"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展开。
"昨天早上，有人在我们队门口放下一个信封。里面是一支录音笔。"他抬眼看了看陆维，"一段车内对话，四十七秒。我们做过声纹比对了——是你和苏蔓。"
陆维的脸，在一秒钟之内垮了。
他想说话，嘴唇动了两下，没发出声音。
第二个警察上前一步："陆维先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他被带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他看的不是遗像。
他看的是窗外。
我坐在对面七楼的窗边，望远镜已经收起来了。窗帘拉了一半。
他当然看不见我。
但我知道，从那一刻起，他这辈子都忘不掉这个窗口。
## 七
三天后，我自己走进了那家派出所。
值班的民警抬头看了我一眼，低头继续写字。写到一半，笔停了。
他又抬头。
脸一点点白下去。
"你——"
"沈知遥。"我说，"报案。"
整个办公室安静了。
有个人手里的杯子掉在地上，没碎，滚了两圈。
顾警官从里屋出来，看见我，站在门口没动。
他隔了很久才说了一句很轻的话："我说呢。"
"说什么？"
"说这个案子太顺了。"他走过来，围着我转了一圈，像在确认我是真的，"所有证据都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一天不早，一天不晚。太整齐了。"
他停在我面前。
"我当时就想，除非死的那个人自己在推。"
我笑了一下。
"顾警官，"我说，"我要是真死了，这些东西就没人送了。"
他没说话，看了我很久，最后伸手拉过一把椅子。
"坐吧。慢慢说。"
我做笔录做了六个小时。
从一杯茶说到一份保单，从一台旧电脑说到一丛芦苇。
说到最后，我嗓子哑了，字都签不利索。
顾警官合上本子，问了我一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
我说："从一杯茶。"
"你不怕吗？"
"怕。"我说，"怕了三个月。所以我准备得更仔细一点。"
他笑了一下，说："你这份材料，比我们组的卷宗还厚。"
我没说话。
那两百多页东西，是我一个人，在三个月的深夜里，一页一页攒起来的。药品检测报告、保险单复印件、旧电脑里的文件、五年前的民宿记录、录音、照片、转账流水。
每一页都有日期。
每一页的日期，都比他的下一步动作早一天。
我走出派出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周玉兰在门口等我。
她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站在路灯下，人很小，影子缩成一团。
我走过去。
她抬头看我，说："喝点汤吧。"
我接过保温桶，很重。打开，热气冒出来，是排骨汤。
她说："知遥。"
我说："嗯。"
她说："五年前我要是说一句话，周宁就不会死。"
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白的。
"我对不起她。"她说，"我也对不起你。"
我把保温桶的盖子盖上，说："阿姨，我们回家吧。"
她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那天的路灯很黄。老太太走得很慢，我扶着她的胳膊，一步一步往下走。
## 尾声
今年清明，我去了趟千岛湖。
周宁的墓在湖边一个山坡上，很小，很小的一块碑。
碑上刻着"爱妻周宁"，落款是陆维。
我蹲下来，把碑前那束已经干枯的菊花拿掉，换了一束新的。
周玉兰站在我身后，说："这个碑，我要换掉。"
我说："换。"
她说："刻我的名字就行，不用他。"
我说："好。"
我们下山的时候，湖面上起了一层雾。
我忽然想起我"死"的那天，水有多冷。
十七度。我趴在芦苇丛里，牙齿咬得咯咯响，听见岸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喊得撕心裂肺。
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他喊得越惨，判得越重。
后来开庭，他站在被告席上，头发白了一半。
法官念到"故意杀人罪，未遂"的时候，他转过头，往旁听席上看。
我坐在第三排。
我没有躲。
他看了我三秒钟，然后低下头。
法槌落下来的时候，很响。
我站起来，走出法院，外面的太阳很大。
手机响了一下，是周玉兰发来的消息：
"汤在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