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表送到我店里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表壳摔瘪了一块，玻璃碎了，指针停在八点四十。
我把它拿到耳朵边上，晃了一下。
里头“咔哒”一声。
这一声跟别的表不一样。别的表晃起来是散的，一堆铁片在里头打转。这只不是。
不是摔坏的那种散响。是齿面咬合的声音，很轻，很干净。
我把它放下，抬头看送来的人。
“这表，停过。”
“停了。”
“停了以后，有人拨过针。”
那个人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我没答。
因为我又听见了一声。
那一秒是多的。
一秒。在表上，一秒是一格。一格，就是一次咬合。
我把表翻过来，看背面。背面刻着两个字，磨得快看不清了。
我抬头。
“这表，是谁的。”
一、砚记
我的店叫砚记钟表，在县医院对面，一间半的门面。
门口一块木牌，上头的字是我师父写的，写了两遍。第一遍“钟”字的金字旁写歪了，他撕了重写。
店里三面墙都是钟，挂钟，台钟，座钟，一共四十七个。
四十七个钟，走的是同一个时间。
每个星期一早上，我把它们逐个对一遍，对着收音机里的报时。对完在册子上记一笔。
这个习惯我保持了三十年。
对钟用的是一台老收音机，红灯牌，1979 年的。
每天早上六点半，中央台报时，六下短音，最后一下长音。
我把收音机摆在台子上，音量开到最小。
六下短音的时候，我数着，最后那一下长的，我按下秒表。
秒表是手动的，按下去会慢半拍。
半拍是零点二秒。
三十年下来，我按的这一下，误差始终在零点二秒。
我知道这个数，是因为 1996 年我去市里考过一次表。
那次考了八项，其中一项是对秒。
我是唯一一个误差在零点五秒以内的。
考官问我，你练了多久。
我说，十二年。
他说，十二年就为这零点五秒？
我说，不为这零点五秒。为的是我知道我错了多少。
他笑了一下。
后来我没去市里。我师父身体不好，店里离不开人。
再后来他死了，店就成了我的。
那台红灯牌收音机还在，只是现在收不到中央台了，信号弱。
我就改对着电视对。
电视比收音机慢三秒。
这三秒我记在册子上，每年核一次。
修表的台子靠窗，一张老榆木桌，桌面上有一块玻璃，玻璃底下压着几张纸，一张是价目，一张是师父的照片。
价目上写着：换电池十元，洗油八十，换游丝一百二，校走时二十。
最后一行是手写的：不替人改时间。
这一行是我加的，加了二十一年。
店里有一个玻璃柜，柜里摆着二十几个旧表，都是修不好的。
有的是零件配不上，有的是主人不要了。
每一个上头挂一张小纸牌，写着主人的名字和送来的日子。
最早的一个是 1987 年，一只苏联表，表盘上印着一只麋鹿。
那个主人是个跑长途的司机。表送来的时候他说，修不好就算了，先放着。
放了三十九年，他没回来取。
我师父活着的时候说，这些表不许扔。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万一人家回来了呢。
后来他死了，我也照这个规矩办。
柜子里的表越来越多，柜门上的玻璃有一道裂，是 2008 年地震那年震的。
我没换。
裂着，看得见里头。
二、三条规矩
我师父姓钟，人都叫他老钟。
他收我的时候我十七岁，初中毕业，在家里闲着。他看了我的手，说手不抖，行。
他教我三年，临走给了我三样东西：一把镊子，一支点油笔，一句话。
镊子是他用旧的，尖上磨圆了。点油笔是他自己做的，一根竹签，削尖了，尖上一根猪鬃。
那句话是：
“表是死的，人是活的。可表比人老实。”
后来我自己又添了两条，凑成三条，写在纸上，贴在台子前头。
第一条，不替人改时间。
第二条，不给人做假表。
第三条，不听第四声。
前两条是给客人立的。第三条是给我自己立的。
第三条是 2005 年加的。
那年春天，有个人拿了一只表来，说他要去南方打工，怕路上不准，让我给调快五分钟。
我说调不了。
他说，你就调一下，就五分钟。
我说，调快五分钟，这只表就不准了。它本来一天差三秒，是好表。
他走了。
过了半个月，我在报纸上看见一条消息，说南方一个厂里出了事故，死了三个人。
名单上有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那件事跟五分钟有没有关系。
可从那以后，我就把第三条写在纸上了。
不听第四声。
因为第四声来的时候，人是会动的。
三、多出来的一声
那天下午，我把那只表拆了。
拆表要先开盖，开盖有专门的刀，刀刃很薄，插进缝里一撬。
盖开了，机芯露出来。
我拿放大镜看。
机芯是上海牌的，十七钻，老款式，七八十年代的货。摆轮还在，游丝有点变形，是摔的。
齿面上有一层油泥，干了，发黑。
我把机芯放到耳朵边上，用镊子轻轻拨了一下擒纵叉。
“咔。”
正常。
再拨一下。
“咔。”
正常。
第三下的时候，我听见了。
“咔，哒。”
多了一下。
那一下很短，短到别人听不见。它从中心轮那边过来，不从擒纵叉来。
中心轮上有一处齿，磨的方向不对。
正常走时，齿面只磨一侧。这一处磨的是另一侧。
也就是说，这只表的针，被人往回拨过。
拨针的时候，中心轮是倒着转的。倒转一次，反向的齿面就磨一次。
磨得不多，可磨过就是磨过。
我把表放下，坐在那儿。
脑子里“嗡”了一下。
然后我就想不起来，刚才我在干什么了。
四、代价
我坐在台子前头，手里拿着一把镊子。
桌上摆着一只拆开的表。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三点十七。
我记得刚才有人来过，记得他穿一件灰夹克，记得他说了一句话。
可我想不起来他说了什么。
这种事，二十一年里发生过很多次。
头几年，我怕这个。
怕的是忘了以后做错事。
2007 年有一回，我听完一声，手上拿着一把镊子，站在柜台后头。
台子上摊着一只客人的表，机芯开着，零件摆了一排。
我想不起来我刚才拆到哪一步了。
我把零件数了一遍，三十六颗。
正常的表是三十五颗。
多了一颗。
我找了两个钟头，才找出是哪一颗多出来的。是我自己的备用螺丝，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台子上的。
那一回我出了一身汗。
从那以后，我在台子上铺一块白布。
白布是白的，掉一颗螺丝上去，一眼就看见。
这块白布用了十八年，中间换过三块。
现在这块，右下角有一个小洞，是被镊子扎的。
我一直没换。
因为那个洞，是我忘事的那天扎的。
留着它，是提醒我。
第一次是 2005 年。那次我听了一声，然后我站在店门口，忘了自己为什么出来。
后来我摸出一本本子，开始记。
本子现在有十七本，摞在柜台底下。
第一页上写着：2005 年 4 月 12 日，听一声，忘了大约一分钟。
今天是第几次，我翻了翻本子。
上一次是三个月前。
我在本子上写：今天又听了一声。
写完我抬起头。
那个人还坐在对面的凳子上，看着我。
“师傅。”
“嗯。”
“你怎么了。”
“没事。”我说，“老了，走神。”
五、表的主人
那个人叫马强，三十来岁，在县运输公司开车。
表是他哥的。
“我哥上个月没的。”他说。
“怎么没的。”
“车祸。”他说，“夜里，在环城路上，被车撞了。车跑了。”
我把表拿起来，翻过来看背面。
背面刻着两个字：马勇。
“这表，什么时候停的。”
“不知道。”他说，“出事那天他戴着的。人在医院，表在口袋里，摔成这样了。”
“交警怎么说。”
“交警说，时间是八点四十左右。”他说，“路口有个监控，拍到他骑车过去，是八点三十六。六分钟以后，另一辆车过去。”
“然后呢。”
“然后就找不到那辆车了。”
我把表放下。
“马师傅。”
马强坐在对面的凳子上，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
“我哥这个人。”他说，“不爱说话。”
“做什么的。”
“在纺织厂，看机器的。三班倒。”
“多大。”
“四十四。”
我算了一下，1972 年生。
“他这表，戴了多久。”
“不知道。”马强说，“我记事的时候他就戴着。他比我大十岁，我小的时候，他老拿这只表逗我，说你看，秒针会跳。”
“表带换过吗。”
“换过。”他说，“前年换的，皮子烂了。”
我把表带翻过来看。
表带是新的，可表耳上有两处旧痕，是原来那根带子磨的。
“这两处痕，说明他戴了很多年。”我说，“一直没摘。”
马强看着那两处痕，看了很久。
“师傅。”
“嗯。”
“我哥出事那天。”他说，“我嫂子说他七点五十出门。”
“嗯。”
“可我嫂子这个人，记时间从来不准。”他说，“她做饭看天，不看钟。”
我没接话。
有些话，得他自己说出来。
“嗯。”
“这只表，出事之前被人拨过。”
他抬起头。
“拨过？”
“往回拨过。”我说，“拨了大概十分钟。”
“十分钟。”他重复了一遍。
“你哥那天，是不是跟人见过面。”
他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知道。”
六、八点四十
那天晚上，我关了店，没回家。
我把那只表重新拆开，把每一个轮子都取下来，摆在白布上。
拆表有个顺序，我师父教的口诀是：先松后紧，先外后内，拆一件，记一件。
我拆了三十年，闭着眼也知道哪一颗螺丝在哪一层。
可那天我拆得很慢。
每取下一个轮子，我就把它放到白布上，摆成一排，从左到右。
摆到最后，白布上摆满了。
我数了一遍，二十七个。
少了一个。
我又数了一遍。
二十七个。
中心轮，拨针轮，跨轮，擒纵轮，擒纵叉，摆轮，游丝，发条，条盒……
我数到发条的时候停住了。
发条盒里，有一颗螺丝。
那颗螺丝不是这只表上的。
这只表用的是平头螺丝，那颗是十字的，短了一截。
我把它捏起来，对着灯看。
螺丝头上有一点铁锈，也有一点油。
那是门轴油，颜色偏黄。机芯里不用这种油。
我把那颗螺丝放在桌上，看着它。
从我记事起，店里的规矩是：修表的时候，台子上只能有这只表的零件。
多出来的东西，一律放进一个小盒，收起来，等主人来问。
我把小盒拿出来，把那颗螺丝放进去。
盒里已经有十几样东西了：一颗扣子，一枚硬币，一小截铜线，还有一根头发。
我把盒盖盖上。
盖到一半，我又打开了。
因为我想起一件事：这颗螺丝，是怎么进到机芯里的。
机芯是密封的。表壳盖紧，玻璃完好。只有摔碎的那一刹那，才有缝。
也就是说，这颗螺丝，是表的玻璃碎掉的那一刹进去的。
那时候，表还在人的手腕上。
一共二十七个零件。
我一个一个看。
中心轮，反向磨损。拨针轮，反向磨损。跨轮，也是反向。
三个轮子一起磨，说明不是一次拨的。
是拨了好几次。
我拿本子记下来：拨针次数，三次以上。拨的幅度，大约十分钟。
记完我看着这几个数。
十分钟。
一个人为什么要在一只表上拨十分钟。
只有一种可能：他不想让人知道真实的时间。
我把零件一个一个装回去。
装到擒纵叉的时候，手停了一下。
我听见了第四声。
七、三个人说的三个时间
第二天上午，马强又来了，带了两个人。
一个是交警队的，姓吴，四十多岁，穿便装。
一个是他们厂里的班长，姓赵。
吴警官坐下来，把一张纸摊在桌上。
“周师傅。”他说，“马强说你能看出来，表被人动过。”
“能。”
“你怎么看出来的。”
“齿面。”我说，“正常走时磨一侧，拨针磨另一侧。这只表三个轮子都磨了反向。”
他看了我一会儿。
“这个能当证据吗。”
我把表推到他面前。
“吴警官，我先问一句。”
“你问。”
“这三个人，您都单独问的，还是一起问的。”
“单独。”他说，“一个一个来。”
他把烟盒掏出来，又塞回口袋。
“那就对了。”我说，“单独问，三个人说的不一样。要是搁一块儿问，他们三个的口供会一模一样。”
“为什么。”
“因为人会互相看。”我说，“一个人说八点，另一个本来记得七点五十，听见八点，就会觉得自己记错了。”
吴警官把笔停了一下。
“你是说，一起问反而问不出真话。”
“我是说，一起问，问出来的是大家商量的结果。”我说，“单独问，问出来的才是各人自己记的。”
他把这句话记下来。
“周师傅，你这话有点意思。”
“不是我说的。”我说，“是我师父说的。他修表的时候，最怕客人站在旁边看。一看，他就手抖。他说，有人看着，手就不听自己的了。”
吴警官笑了一下。
“那你这表，是没人看着的时候修的。”
“是。”我说，“它坏了以后，一直躺在口袋里。没人碰它，它就没改口。”
我把表拿起来，翻到背面。
“您看这两个字。”
他凑过来。
“马勇。”
“刻得很深。”我说，“深到磨不掉。”
“这说明什么。”
“说明刻的时候，他心里有事。”我说，“一个心里没事的人，刻字是随手刻的，深浅不匀。这个字，每一笔都一样深。”
“能当参考。”我说，“当不了证据。”
他把纸推过来。
“这是三个人的口供。”
我低头看。
第一份，是死者妻子说的：他七点五十出门。
第二份，是厂里门卫说的：我八点十分看见他骑车出厂门。
第三份，是路口小卖部老板说的：八点半左右，他到我这儿买了一包烟。
“三个人，三个时间。”吴警官说，“差四十分钟。”
“表上是八点四十。”我说。
“对。”他说，“所以有三种可能。要么表是准的，人证记错了。要么表被人动过，人证是对的。要么三个都在说谎。”
我把那张纸放下，那是一张从报纸上撕下来的纸，边上还带着没有裁齐的毛茬。
三个时间，差四十分钟。
我把这三个时间在心里排了一遍。
七点五十，出门。
八点十分，出厂门。
过了二十分钟，他在小卖部买烟。
再六分钟，路口监控拍到他。
然后表停在八点四十。
如果按人证，他从家到厂走了二十分钟。可骑车只要五分钟。
那十五分钟，他在哪儿。
如果按表，他从家到厂的时间就说不清了。
因为表被人拨回了十分钟。
也就是说，表上显示的八点四十，实际可能是八点五十。
八点五十。
那时候，路口监控已经拍到另一辆车过去了。
我把笔放下。
这个数不对。
不对的地方在于，它太对了。
一个人死在八点五十，可所有人都以为他死在八点四十。
那十分钟里发生的事，就没人问了。
“吴警官。”
“嗯。”
“监控那辆车。”我说，“查到了吗。”
“查到了。”他说，“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车主是个体户，姓贺。”
“他怎么说。”
“他说他那天没走那条路。”
我把手里的表举起来。
“那这只表，就是唯一走过那条路的东西。”
“吴警官。”
“嗯。”
“这只表，是被谁拨的，我不知道。”我说，“可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
“拨表的人，不是死者。”
八、回拨
那天下午，我把道理讲给吴警官听。
“一个人要拨自己的表，得把表摘下来。”我说，“摘下来，两只手都占着。”
“嗯。”
“可这只表的表带，磨损是均匀的。”我把表带翻过来给他看，“如果经常摘，某一节会磨得特别厉害。这条没有。”
“说明什么。”
“说明这只表一直戴在手上。拨表的时候，是别人拨的。”
吴警官把表带放下。
“那这只表，拨了以后还在走吗。”
“在走。”我说，“摔的时候停了，可停之前，它走了至少十分钟。”
“你怎么知道。”
“因为秒针停在八点四十。”我说，“秒针停的位置，是它最后一格咬合的位置。如果表一摔就停，秒针会停在摔的那一瞬。”
“嗯。”
“可这只表的秒针，停在整格上。”
我把表盘转过来给他看。
“整格，说明它是走到那一格，才停的。不是被打停的。”
“这有什么分别。”
“分别大了。”我说，“被打停的表，秒针会卡在两格中间。走到那一格自己停的，说明它还在走，是后来才停的。”
吴警官盯着那个秒针看了很久。
“那就是说，表摔了以后，还走了几分钟。”
“走了十分钟左右。”我说，“它一直在走，走到八点四十，才停。”
“为什么停。”
“发条松了。”我说，“或者是摆轮卡住了。”
我把机芯侧面指给他看。
“这儿的摆轮轴，有一道弯。走一阵，卡一下，就走不动了。”
吴警官把表放下。
“周师傅。”
“嗯。”
“你这表，要是能说话就好了。”
“它能说。”我说，“只是说得慢。”
吴警官把表带拿过去，看了很久。
“别人拨他的表，他不反抗？”
“反抗了。”我说，“玻璃是这么碎的。”
我把碎玻璃的残片拼了一下。
裂纹从表壳左上角起，向中心放射。
“这是撞的，不是摔的。”我说，“摔是点状碎，撞是放射碎。表壳上还有一道划痕，是金属刮的。”
“你的意思是。”
“有人抓着他的手腕，把表拨了。他挣了一下，表撞在什么东西上，碎了。”
吴警官没说话。
他把表放下，掏出烟，又收回去。
“周师傅。”
“嗯。”
“你为什么懂这些。”
“我修了三十年表。”我说，“表不会说话，可它记事。”
九、警察来了
吴警官走了以后，店里安静了三天，三天里一个客人都没有，只有墙上的钟在走，四十七个秒针一格一格地跳。
第三天下午，我去了县中学。
物理实验室在二楼，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实验重地”。
管实验室的是个女老师，姓孙，四十来岁，戴眼镜。
我说明来意。
“显微镜。”她说，“有，可那台是给学生看细胞的。”
“能看金属吗。”
“能。”她说，“倍数够。可你得自己带光源。”
“我有。”
我把表壳和中心轮包在一块绒布里，放进一个铁盒。
孙老师把显微镜搬到桌上，调好光。
我先把中心轮放上去。
一千倍下，那颗轮子变成了一个小山包。
齿面是一道一道的，像梯田。
“看这儿。”我说。
孙老师凑过来。
“有一边是亮的，有一边是毛的。”
“亮的是走的。”我说，“毛的是拨的。”
“怎么分。”
“走是滑动摩擦，磨得均匀，磨出来的面是光的。”我说，“拨是撞击摩擦，齿尖先碰，碰一下掉一点，磨出来的面是毛的。”
她看了一会儿。
“确实不一样。”
我把那颗十字螺丝也放上去。
“这个呢。”
“这个有螺纹的压痕。”她说，“是拧过的。”
“拧过几次。”
“看螺纹。”
她调了一下焦距。
“至少两次。”
我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
拧过两次。
一次是拧进去，一次是拧出来。
可这颗螺丝现在在机芯里。
也就是说，有人拧进去过一次，拧出来过一次，又拧进去了一次。
三次。
我把显微镜关掉，靠在椅子上。
孙老师给我倒了一杯水。
“周师傅。”
“嗯。”
“这东西，是案子上的？”
“是。”
“那你怎么不交给警察。”
“我交了。”我说，“可我说的话，他们不一定信。”
她看了我一会儿。
“那你为什么要查。”
我想了想。
“因为我师父说过。”我说，“表不会说话，可它记事。它记了，总得有人替它说出来。”
第四天，他又来了，带了一个人，是刑警队的，姓陈。
陈警官三十来岁，说话很客气，可比吴警官难对付。
他进门先看了一圈。
“这么多钟。”
“多。”
“都走一个时间？”
“都走。”
他走到墙边，仰头看一个最大的挂钟。
“这个多少年了。”
“1972 年的。”我说，“上海产，十五天上一次弦。”
“还在走？”
“在走。”
他伸手，把钟取下来，翻过来看背面。
“这上头有字。”
“我师父写的。”我说，“每只钟背面都有，写的是修的年月。”
他把钟挂回去。
“周师傅，我做个假设。”
“您说。”
“假设这只表，是被人拨的。拨表的人，为什么要拨十分钟？”
“为了改时间。”
“改时间干什么。”
“让人以为他死在八点四十。”我说。
他把椅子往后推了推，两条腿伸开。
“那实际是几点。”
“八点五十。”
“八点五十的时候，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可我知道，拨表的人，知道。”
陈警官看着我。
“你这话绕。”
“绕是因为我不敢说。”我说。
“为什么不敢。”
“因为我要是说错了，有人要担责任。”我说，“我修表修坏了，赔一只表。您办案办错了，赔不回来。”
他沉默了一会儿。
“周师傅。”
“嗯。”
“你这个人，不适合做生意。”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三十年就开了这一间半的门面。”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周师傅，你说表被拨了十分钟。”他说，“你怎么知道是十分钟，不是九分钟，也不是十一分钟？”
“看齿。”我说，“中心轮一共八十个齿，拨一圈是六十分钟。磨了十三到十四个齿，就是十分钟左右。”
“误差多少。”
“一分钟以内。”
他点点头。
“还有一件事。”他说，“你说你听出来的。听出来的东西，能上法庭吗。”
“不能。”我说，“可拆开看，能。”
他笑了一下。
“那你就拆开看。”
“我拆了。”我说，“齿面的磨损，在显微镜下能看出来。”
“显微镜。”他说，“你有？”
“我没有。”我说，“县中学有。他们的物理实验室有一台，一千倍。”
陈警官看了我一会儿。
“周师傅。”
“嗯。”
“你为什么这么上心。”
我没答。
我从柜台底下把第十七本册子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
那一页上写着一行字：
“1999 年 6 月，替人拨过一次表。那个人姓刘。后来出事了。我记着。”
十、第二只表
第五天下午，天阴着，马强抱着一只旧表进来的时候，门外的风把价目表吹得翻了一角，在玻璃上啪啪地拍。
那几天我一直在想那个十五分钟。
七点五十出门，八点十分在厂门口。
五分钟的路，走了二十分钟。
中间那十五分钟，他在哪儿。
我拿着一张县城的图，在桌上摆。
他家在城南的老宿舍区，厂在城北，中间隔一条环城路。
骑车从家到厂，走环城路最近。
可环城路那一段，两边是空的，没有店铺，没有路灯。
晚上八点以后，那儿基本没人。
我把图上的那一段圈起来，用铅笔在旁边写了两个字：盲区。
写完我看着那两个字。
盲区里发生的事，只有盲区里的人知道。
还有一个东西知道。
他手腕上的表。
我把那只表拿起来，翻到背面。
背面的刻字是“马勇”，两个字的笔画很深，是机器刻的，不是手工。
我把表对着灯，斜着看。
刻字的底下，还有一层更浅的痕。
像是有字被磨掉了，又刻了新的。
我把放大镜拿出来。
磨掉的那层，隐约能看出一个字的边。
是一个“钟”字的上面那一横。
我把表放下，坐了很久。
我师父的姓，是钟。
“我哥的。”他说，“抽屉里找出来的，他平时不戴。”
那是一只老式的机械表，表盘发黄，玻璃上有细划痕。
这只表比前一只旧。
表壳是黄铜的，镀层掉了一半，露出来的铜是暗的。
表盘上印着两个字：东风。
我把表翻过来，看背面。
背面是光的，什么都没刻。
“这表，他戴过吗。”
“没戴过。”马强说，“放在抽屉里，跟一堆旧东西搁一块儿。”
“那他为什么留着。”
“说不好。”马强说，“我哥这个人，什么都不扔。”
我把表打开。
机芯是国产的，十七钻，比前一只还老。
游丝是好的，摆轮是好的，发条上得满满的。
“这表上过弦。”我说。
“上过弦？”
“上满了。”我说，“一只表放在抽屉里，不上弦，发条会松。这只表是满的。”
马强看着我。
“那说明什么。”
“说明有人在最近给它上过弦。”
我把它贴到耳边，那一瞬间店里所有的声音都退开了，只剩下这颗机芯在壳子里一格一格地咬合。
“咔哒。”
正常。
“这表走得准。”我说，“一天差不超过十秒。”
“那它没问题。”
“表没问题。”我说，“问题在别处。”
我把表盖上，推回去。
“马师傅。”
“嗯。”
“你哥出事那天，家里有人来过吗。”
他想了一会儿。
“我嫂子说，那天下午，有个人来找过我哥。”
“谁。”
“她说不认识。”他说，“一个男的，四十来岁，穿一件黑夹克。”
我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
黑夹克。四十来岁。
我师父 1999 年，四十一岁。
我拿起来，晃了一下。
“咔哒。”
正常。
我又晃了一下。
正常。
“这只表没问题。”我说。
“你确定？”
“确定。”我说，“它走得比标准时间慢。慢是因为它旧了，摆轮游丝疲了。不是被人动的。”
马强把表收回去，脸上有种说不出的表情。
“师傅。”
“嗯。”
“我嫂子。”
他把手在裤子上按了一下，像是要按平什么。
“怎么了。”
“她说我哥那天七点五十出门。”他说，“可门卫说八点十分看见他出厂门。”
“这两个不冲突。”我说，“从家到厂，二十分钟。”
“可我家到厂，骑车五分钟。”他说，“他每天七点五十出门，七点五十五到。这条路上有三个红绿灯，一个都不耽误，就是五分钟。”
我把手里的镊子放下。
“那这十五分钟，他在哪儿。”
马强没说话。
他把那只旧表攥在手里，攥得很紧。
十一、本子
那天晚上，我翻了半夜本子。
十七本，摞起来有半尺高。
我从最早的一本翻起。
2005 年那本，纸是最薄的，一块二一本的那种作业本，格子是绿的。
第一页上写着：
“4 月 12 日，听一声，忘一分钟。头有点晕。”
第二页：
“4 月 15 日，又听一声。这回忘了两分钟。我在店里站了半天，不知道自己要拿什么。”
第三页：
“5 月 3 日，师父忌日。去上坟，路上忘了带香。”
我往后翻。
2011 年那本，字开始潦草了。
“听两声。忘了五分钟。回家路上走错了楼，走到四楼，钥匙开不开门。三楼的人出来看，我才知道走错了。”
2016 年那本：
“听三声。四分钟。不认得自家的门。”
那一页底下有一行小字，是我后来补的：
“当天夜里我在门口坐了半个钟头，等我老婆下来接我。她说，你怎么不按门铃。我说，我怕按错了。”
我翻到 2019 年。
“听四声。第二天早上，忘了昨天修过什么表。靠本子补。补的时候发现，有一只表我修了两遍，收了一次钱。”
底下还有一行：
“以后一天最多听两声。”
再往后，就是我给自己定的规矩。
一天两声，一声一分钟。
这个规矩我守了七年。
守到上个月，破了一回。
上个月那一页上写着：
“破例，三声。忘三分钟。这三分钟里我收了一笔钱，收了谁的，不记得。抽屉里多了八十块。”
我看着那八十块。
它现在还在抽屉里，用一张纸包着，纸上写着“不明”。
我把本子合上，靠在椅背上。
墙上的四十七个钟，秒针在走，一格一格。
四十七个秒针，同时跳。
那个声音很轻，可我听得很清楚。
像下雨。
十七本，从 2005 年到今天。
前三本记得乱，想到就写。第四本开始有条理了：日期，事由，听了几声，忘了多久。
我一条一条往后翻。
翻到 2016 年那一页，看见一行：
“听三声。忘了大约四分钟。回家路上不认得自家的门。”
翻到 2019 年：
“听四声。第二天早上醒来，前一天的活全不记得。靠本子一条一条补。”
翻到上个月：
“听一声。忘了一分钟。这一分钟里我可能收了钱，也可能没收到。册子上没有这笔。”
我把本子合上。
窗外有车过，灯光扫过墙上的四十七个钟，四十七个钟的影子在墙上一晃。
我想起师父死的那年，病房里只有一盏灯，灯管坏了一根，剩下的那根一亮一暗，把他的脸照得忽青忽白。
他死前一个月，把我叫到床前，说了一句话。
他说：“砚啊，你听多了，会忘。”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不知道。忘到后来，忘的是自己。”
他停顿了很久。
“你忘了自己是谁，就没人替你记着了。”
十二、第四声
第七天夜里，我又听了一声。
那一夜下雨。
雨不大，是那种秋天的小雨，落在瓦上，一片沙沙。
店里没开大灯，只开了台子上那盏。
我把马强落下的旧表拿出来，放在白布上。
本来我想收起来，等他来取。
可手痒。
修表的人都有这个毛病：看见一只没拆过的表，就想知道它里头什么样。
我拿开盖刀，撬开了后盖。
机芯很干净。
干净得反常。
一只放在抽屉里二十几年的表，机芯里会积一层油泥。这只没有。
我拿放大镜看。
每一个轮子的齿面，都是光的。
这种光，是刚洗过油的光。
我把后盖翻过来，看内侧。
内侧有一圈擦痕，是开盖刀刮的。
刮痕很新。
我把表放下。
有人在我之前，拆过这只表。
而且拆得不久。
是在拆那只旧表的时候。
马强把它落在我店里了。我本来想收起来，可手痒，就拆了。
拆到摆轮，我听见了。
那一声不在机芯里。
它在这只表的表壳里。
我把表壳翻过来，用放大镜看内壁。
内壁上有一行刻字，很浅，是拿针尖划的：
“马勇，1998.5.4”
底下还有两个字：救我。
我把表放下，坐在那儿，手在抖。
过了大概一分钟，我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要坐在这儿。
我低头看了看桌子。
桌上摊着一只拆开的表，一个放大镜，一本本子。
我拿起本子，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行是我自己写的：
“第七天，听第四声。忘了大约三分钟。这只表壳里有一行字。”
我看着那行字，愣了很久。
然后我翻过本子，重新写了一行：
“表壳内壁有刻字，马勇，1998.5.4，救我。不是我刻的。字迹是老的。”
写完我把笔放下。
我的手还在抖。
十三、救我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马强家。
去之前，我在店里坐了半个钟头。
我坐的那张凳子，是我师父坐过的。
凳面上有一块磨白的地方，是他坐出来的。
我坐在那儿，看着墙上的钟。
四十七个钟，走的是同一个时间。
我师父在世的时候，每天早上要把它们对一遍。他死后，我接着对。
对钟这件事，看着没意义。四十七个钟，对得再准，也是四十七个一样的数。
可他还是每天对。
我小时候问过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不准。
我说，不准就调回来，有什么要紧。
他说，要紧的是发现它不准。调回来倒简单。
“你怎么发现一个钟不准？”
“跟别的钟比。”
“那要是四十七个都不准呢？”
他笑了一下，说：“那就坏了。一个人要是连时间都弄不明白，别的事就更弄不明白。”
我把这句话记了三十年。
那天早上，我把四十七个钟都对了一遍。
对完，我在册子上写：
“十月十七日，全准。零误差。”
写完我把册子合上。
然后我站起来，把外套穿上，出门。
走到门口，我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张凳子。
凳子是空的。
我说了一句：“师父，我去问问。”
没人答。
我关上门。
马强的嫂子开的门。
她四十来岁，头发在脑后盘着，穿一件深色的毛衣。
“你找谁。”
“我找马强。”
“他上班去了。”
“那我找你。”我说，“我想问一件事。”
她看着我，没让开。
“什么事。”
“九八年五月四号。”我说，“那天发生了什么。”
她的脸变了一下。
那表情像是被戳到了什么，不像害怕。
“你从哪儿听来的。”
“你丈夫的表壳里。”我说，“有一行字，是他自己刻的。”
她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进屋，过了半分钟，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铁盒。
“这是他留下的。”她说，“我一直没敢打开。”
我把铁盒接过来。
盒盖有点紧，我用指甲沿着缝抠了一下才开，开的时候里头飘出一股旧纸和樟脑混在一起的味道。
里头是一沓纸。
最上头一张是一张借条，1998 年 5 月 3 日，借现金三万，落款是一个名字。
我认出了那个名字。
是我师父。
十四、1998
那天上午，我在马强家的客厅坐了两个钟头。
李兰给我倒了一杯水，没坐下。
“你想问什么。”
“我想知道，你丈夫跟那个修表的，是什么关系。”
她站在窗边，两只手交叉抱着胳膊。
“我嫁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她说，“我是 2001 年嫁的。”
“那他跟你说过吗。”
“说过一次。”
“什么时候。”
“结婚第二年。”她说，“有一回他喝多了，坐在院子里哭。”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往窗外看了一眼。
“哭什么。”
“他说他欠人家一条命。”
我把手里的杯子放下。
“他说了是谁吗。”
“没说。”她说，“他只说，那个人替他挡了一刀，后来自己掉进去了。”
“掉哪儿。”
“不知道。”她说，“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直着的。”
李兰把胳膊放下来。
“周师傅，我问你一句。”
“您问。”
“我丈夫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
我想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我说，“可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
“他那只表上，刻了‘救我’两个字。”我说，“刻了很多遍。”
“刻了很多遍，说明什么。”
“说明他每回想起来，就刻一遍。”我说，“一个人要是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他不会刻这两个字。他会把表扔掉。”
马强的嫂子叫李兰，她说了一件事。
1998 年，马勇在砖厂干活，跟人打了一架，把人的腿打断了。
对方要三万块，不赔就报警。
马勇拿不出来。
后来有人替他把钱垫了。
“谁垫的。”
“一个修表的。”她说，“姓钟。他说他认识马勇的爹。”
我师父。
“为什么垫。”
“不知道。”她说，“他给钱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说马勇这孩子，小时候在他门口站过一个夏天。”
我把借条拿起来看。
借条上的字是我师父的，我认得。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此款不必还。但有一件事，你得还。
“什么事。”我问。
李兰摇头。
“马勇没说。他只说，他欠了人家一件东西，这辈子还不上了。”
我把借条放下，那张纸在手里待了一会儿，纸边已经被我捏得发软，一放下就自己卷了起来。
“嫂子。”我说，“你知道那只表吗。”
“哪只。”
“他戴的那只。”我说，“上海牌。”
她的手在膝盖上抓了一下。
“那只表，是那个人给的。”
十五、一句话
我从马强家出来，直接去了交警队。
路上我拐了个弯，去了纺织厂。
门卫是个老头，姓孙，六十多。
我把马勇的名字报给他。
“马勇。”他说，“知道，出事那个。”
“他那天几点出厂门。”
“八点十分。”他说得很肯定，“我记得清楚，因为我那会儿正在听收音机，八点十分有一档评书。”
他说完，把手里的搪瓷杯往桌上一放，杯底磕出一声。
“他一个人？”
“一个人。”
“他骑车出去的时候，是往哪边走。”
“往北。”老头说，“出门往北，上环城路。”
他伸手指了一下北边，手指头在空气里点了一点。
“他平时都往北？”
老头想了一下。
“平时他往南。”
“往南是哪儿。”
“往南是回家。”他说，“他下夜班回家，都往南。”
我把这句话记下来。
“那天他往北。”我说，“北边有什么。”
老头摇头。
“北边什么都没有。就一条环城路，路两边是荒地。”
“荒地后头呢。”
“后头是砖厂。”他说，“早就停了。”
我把本子合上。
“孙师傅。”
“嗯。”
“他出门的时候，脸色怎么样。”
老头想了一会儿。
“他没看我。”他说，“平时他都跟我打个招呼。”
“那天没打。”
“没打。”他说，“头低着，骑得挺快。”
我站在厂门口，往北看。
北边是一条直路，路的尽头，天是灰的。
我把表从口袋里摸出来。
它在我的手心里，很小，很凉。
我把它贴到耳朵上。
里头“咔哒”一声。
我没听第二下。
吴警官在。
“周师傅。”
“表壳里有字。”我说，“刻的是‘马勇，1998.5.4，救我’。”
他抬起头。
“救我。”
“救我。”我说，“这两个字，是他自己刻的。”
“什么时候刻的。”
“不清楚。”我说，“刻痕很深，刻了好几遍。不是一次刻成的。”
我把那只旧表放在桌上。
“这只表，是他的第二只。第一只，是别人给的。”
“谁给的。”
“我师父。”
吴警官看着我。
“你师父是谁。”
“钟表匠。”我说，“1999 年替人拨过一次表，那个人姓刘，后来出事了。他为这事，一辈子没再碰过别人的表。”
我把手里的本子摊开。
“我查了三天。”我说，“九八年五月四号，砖厂打架，赔了三万。钱是我师父出的。”
“这跟车祸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我说，“可有一件事很奇怪。”
“什么。”
“出事那天，有人拨了马勇的表，拨回十分钟。”我说，“拨表的人，得抓着他的手腕。”
“嗯。”
他把笔尖按在纸上，没动。
“一个陌生人，抓不住一个成年男人的手腕。”我说，“除非那个人，他不敢挣。”
吴警官把笔放下。
“你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修表。剩下的，你们查。”
十六、走时准
那只表，我修了十一天。
修表这活，急不得。
第一步是拆。
拆下来的零件，要用洗油泡。洗油是四氯化碳加一点机油，泡二十分钟，油泥就软了。
泡完拿软毛刷子刷。刷子是我自己剪的，用一把旧牙刷，剪到只剩三毫米。
刷的时候得轻。齿尖上的油泥不能硬刮，一刮就伤齿。
第二步是换件。
玻璃碎了，换。游丝变形了，换。这两样配得上。
配不上的是摆轮。摆轮轴上有一道弯，肉眼看不见，装上去走两天就会停。
我找了三天，才在城南一个老修表的手里找到一只同型号的摆轮。
他要价八十，我给了。
第三步是装。
装表最难的是装擒纵叉。那玩意儿只有芝麻大，两个叉瓦，角度差半度，表就走不准。
我用镊子夹着，试了七回。
第七回，装进去了。
第四步是校。
校走时要用校表仪。我没有校表仪，只能用老办法：把它跟墙上的钟对着走。
走一天，对一次。一天差几秒，我记下来，调快慢针。
调了四回。
第一回慢了十二秒。第二回快了七秒。第三回快了两秒。
第四回，一秒不差。
十一天里，我听了三声。
第一声是拆到中心轮的时候。第二声是装擒纵叉的时候。第三声是校到第三回的时候。
三声，三分钟。
我在这三分钟里做过什么，我不记得。
可我每天睡前都写一行字，第二天早上看。
那三天的字，是我自己写的，写得比平时潦草。
第一天写的是：“中心轮反向磨，十三齿，十分钟。”
第二天写的是：“摆轮轴弯，换。钱八十。”
第三天写的是：“快两秒，再调。”
三行字，都对。
所以我知道，那三分钟里我没干别的。
我一直在修那只表。
换了玻璃，换了游丝，校了三遍走时。
最后一天，我把它放到校表仪上，看那条线。
线是直的。
一秒不差。
我把表装进一个小盒，盒子里垫了一块绒布。
马强来取的时候，我把盒子推过去。
“多少钱。”他问。
“不要钱。”
“为什么。”
“因为这只表，我师父修过。”我说。
他愣了一下。
“你师父。”
“1998 年，他给过你哥三万块。”我说，“你哥说要还他一件东西，一直没还。”
马强站在柜台前头，没说话。
柜台玻璃底下压着师父的照片。
照片上他六十岁，坐在店门口，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1999 年那件事以后，他把店里的价目表重写了一遍。
原来最后一行是空的。他在那一行写了四个字：不白改。
后来我把那四个字划了，改成“不替人改时间”。
师父看见过一回，没说话。
第二天他自己拿起笔，在我那行字底下添了半句：
“改了的，要还。”
我问他，怎么还。
他说，你活多久，就还多久。
那时候我二十七岁，觉得这话说得太重。
现在我四十八岁，觉得说得太轻。
二十一年，六小时五十三分。
这点时间，还不够。
可也只剩下这点。
我把盒子往前推了推，推到照片正前方。
盒子是木头的，白木，木纹一圈一圈。
盒盖上刻着两个字：马勇。
刻得很深。
跟我师父当年刻牌子一样深。
“你回去问问你嫂子。”我说，“也许她知道。”
他把盒子拿起来，捧在手里。
“师傅。”
“嗯。”
“这表，我哥戴了二十多年。”他说，“他走的时候，我嫂子想给他戴上，一块儿烧了。”
“烧了？”
“没烧成。”他说，“火葬场的人说，金属不能进炉。”
他把盒子打开，看了一眼里头那只表。
“后来就搁在抽屉里。”
“搁着好。”我说。
“好在哪儿。”
“搁着，它还在走。”我说，“烧了，就没了。”
他把盒子盖上，抱在怀里。
“师傅，我问你一句。”
“你问。”
“人走了，东西留着，是不是不好。”
我想了一会儿。
“我师父的镊子，我用了三十年。”我说，“他的点油笔，我也用。笔杆上的漆掉光了，可还能点油。”
“那不一样。”
“一样。”我说，“东西留着，不是给走的人留的。”
他看着我。
“那是给谁留的。”
“给还在的人。”我说，“你要是不留，过几年你就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了。”
马强没说话。
他把盒子抱得更紧了一点，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他回头。
“师傅。”
“嗯。”
“我哥那只表，你修的时候，听见什么没有。”
我看着他。
“听见了。”
“听见什么。”
“听见它走过。”我说。
马强站了一会儿，把盒子换到另一只手上。
“师傅。”
“嗯。”
“你这店里，怎么这么多钟。”
“多。”我说，“四十七个。”
“都走一个时间？”
“都走一个时间。”我说，“每星期一早上，我对一遍。”
他抬起头。
“为什么。”
我想了想。
“因为人会忘。”我说，“表不会。”
他走了以后，我把门关上，回到台子前头。
台子上摊着那只表拆下来的旧零件，二十七个，摆在白布上。
我拿起来一个一个看。
看到中心轮，我停了一下。
那处反向的磨痕还在。
我把它放进一个小塑料袋，写好标签，收进抽屉。
抽屉里那十几个塑料袋，每一个都是一桩事。
最早那个是 1999 年的，里头是一根断掉的游丝。
标签上写：刘，1999.6，断游丝。
那年我二十七岁。
有人拿来一只表，说走快了，让我给调慢十分钟。
我说调不了。
他说，就十分钟，我给你五十块。
五十块，那时候是我半个月的工钱。
我调了。
那只表的表冠一拉出来，秒针就停了。我往回拨了十分钟，推回去。
秒针重新走。
前后不到一分钟。
一个月以后，那个人出了事。
算不得大事。一场车祸里的次要责任。判下来，他要赔三千。
如果他的表准，那天的责任不在他。
我把这件事记在本子上，记了二十七年。
本子上写的是：我调了十分钟，他赔了三千。
十分钟，三千块。
一分钟三百。
我拿这五十块，用了二十七年才还清。
抽屉里有十几个这样的塑料袋，每一个上头都有一行字。
最里面那个，写着：1999 年 6 月，刘。
我把抽屉推上，推到底，听见木头和木头贴合的那一声闷响。
推上以后，我在台子前头坐了一会儿。
台子上还有一样东西。
是那颗十字螺丝，我留着没给吴警官。
抽屉里那个小盒，原本有十几样东西，现在只剩这一颗。
我把它捏起来，对着灯看。
螺丝头上的门轴油干了，结成一层黄壳。
这只螺丝，是从一扇门上拧下来的。
谁家的门，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门还在，就有人进，有人出。
有人进，有人出，就有人看见。
我把螺丝放回盒里，盒盖扣上。
扣盖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那颗螺丝的螺纹，被拧过三次。
第一次是装上去。第二次是拆下来。第三次是装回去。
一个人拆了一颗门上的螺丝，又装回去。
为的是开一扇门，又不让人看出来。
墙上的四十七个钟，一起响了一下，是整点报时。
四十七个声音，一个不差。
我坐在那儿，听完了。
然后我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一行：
“今天听了一声。忘了一分钟。这一分钟里，我把那只表修好了。”
写完我看了一遍。
我知道这一句里有一半是假的，可我坐在台子前头，对着四十七个同时走的钟，想不出另一半是什么。
我把本子翻到第一页。
第一页上写着一行字，字很丑，是我二十七岁那年写的：
“从今天起，听一声，记一笔。别让自己忘了自己。”
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拿起笔，在底下加了一行：
“二十一年，四百七十三声。四百七十三分钟。”
写完我算了一遍。
算对了。
六小时五十三分。
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个六小时。
我把本子合上。
墙上的四十七个钟，走到九点整，一起响。
我坐在那儿，听完了。
然后我站起来，关灯，锁门。
锁门的时候，我摸了一下门轴。
门轴上有一层油。
是我自己上的。
可我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