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城国际酒店三楼，二十七桌。
背景板上印着“锐达科技年度盛典”，那个“盛”字的气球瘪了一半，从侧面看像“成”。
六点半开席，八点抽奖。前面几轮都是小奖，加湿器、蓝牙耳机、五百块购物卡。主持人小马每念一个号，台下就有人举手站起来，一路小跑去台上领，鞋底在红毯上蹭得吱吱响。
我坐在第七排靠边，工号008，桌牌上写着“技术中心”。这桌十个人，四个低头刷手机，两个在划拳，一个小姑娘举着手机拍菜。
八点四十，主持人把音乐关了。
“各位同事，接下来是今晚的压轴环节——特等奖。”
灯打到台边，两个人抬上来一个纸箱。箱子外面糊着红纸，写着“特等奖”三个金字，箱口用胶带封死。
“今年的特等奖，由马总亲自准备，全公司独一份。”
台下鼓掌，有人喊“马总大气”。
马国强上台，深灰西装，头发梳得很整齐。他接过话筒，笑了两声。
“今年不容易。”他说，“大家都辛苦。所以我给这个特等奖，加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台下有人笑，气氛很松。
“我保证，全公司只有一个。”他把手按在箱子上，“谁抽到，谁就是今年的幸运儿。”
主持人把手伸进去，搅了半分钟。台下慢慢静下来。
他摸出一个球，白底红字，举到灯下眯着眼看。
我那时候什么也没想，还在数我们这桌到底几个人没到。
“零——零——八——”
他拖着长音。
“008号，林越，在哪儿呢。”
全场鼓掌。
有人站起来往我这边看。隔壁桌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在吹口哨，拍桌子的声音从左边响到右边。
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攥着第三杯可乐，没动。
上台的路上我想起一件事。
上周四加班到十一点，我在楼梯间抽烟，王建平从楼上下来，站着跟我抽了半根。他说：“小越，公司要动人了。这阵子，什么都别签。”
我当时还以为他说的是供应商合同。
我走到台上，主持人把话筒塞给我。马国强笑着拍了拍我的肩，从西装内兜里掏出一张纸，A4的，对折两次。
他把纸展开，递给我。
上面是手写的字，笔锋很硬，是马国强的字，我认得，每周一的例会他都在白板上写。
同意离职。
马国强
下面一行小字，钢笔写的：补偿三个月工资，现场签字，现场打款。
我抬头看了一眼台下。
二十几张桌子，两百多个人，全都举着手机对着我。灯很亮，晃得脸发烫。
2.周慧兰在这个时候走上了台。
她穿了件深红色连衣裙，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脸上带着那种她谈客户时才有的笑。
“各位，我补充一下规则。”她打开文件夹，声音很清楚，“马总说的独一份，就是这个。我们的特等奖，叫‘新年新开始’大礼包。”
台下有人笑出声。
“中奖的同事，公司会支付三个月工资作为感谢金，今天现场签字，明天上午财务打款，一分不欠。”她停了停，“这是公司的诚意。”
前排有人已经开始鼓掌，节奏带着笑。
我站在台上，手里捏着那张A4纸，纸边很硬，划了一下虎口。
“就这么简单？”我问。
话筒开着，我这句话传了出去，台下笑声更大了。
“就这么简单。”周慧兰说，“林越，你运气真好，全公司两百多号人，就你一个。”
“那要是不愿意呢。”
她脸上的笑没变，只是慢了半拍。
“不愿意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为难你。”她说，“你可以回去上班，正常工作。”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翻了一页文件夹。
“不过年底考核，你是知道的。”
台下安静了几秒，接着又有人笑，这次笑得有点干。
主持人在旁边打圆场：“来来来，林工，这可是全公司盼了一晚上的运气，多少人想要都要不到。”
我低头看那张纸。
八年前公司只有七个人，租在高新区后面一片民房里，一楼是仓库，二楼摆六张桌子。马国强那时候穿T恤，跟我们一起吃到凌晨两点，第二天照样八点半打卡。
第一个项目是我做的。那套算法我写了四个月，改了一百三十多个版本，中间有两个星期每天只睡三小时，睡在工位底下的折叠床上。项目上线那天马国强在群里发了两百块红包，说“锐达从今天起活了”。
现在他站在我右边，一米七出头，手插在西裤口袋里，非常稳。
“签吧。”他说，声音不大，带着笑，“签了大家都好过。”
我没动。
我把纸对折了一次，又展开。
“马总。”我说，“我能不能说两句。”
3.马国强看了我一眼，伸手把话筒递给主持人：“给他。”
我接过话筒，台下一片起哄的声音。
“感谢公司。”我说。
台下鼓掌。
“我工号008。”我说，“八年前入职的时候，公司连工号牌都没有，是拿A4纸打印的，塑封的。我那块塑封边是歪的，我自己拿美工刀修过。”
有人笑了。
“在座的有几个2018年就在的老人？举个手我看看。”
稀稀拉拉举了几个，都是技术中心和售后的，年纪都不小了。
“这些人，工号应该都是三位数以下。”我说，“001是马总，002到007，当年那六个人，现在还有三个在。”
台下安静了一点。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第八个。我入职那天，公司一共七个人，正在做一个仓储的项目。工位不够，我坐在打印机旁边。打印机一响，我就得把键盘往里推一点。”
笑声又起来了，这次笑得很自然。
“我为公司做过三个项目。第一个，数据接口服务，我在那儿坐了四个月。第二个，调度算法，那年夏天我在客户现场待了六十四天，回来的时候我妈说我瘦得像换了个人。第三个，是现在的工业视觉模块，做了两年半，去年通过了验收。”
我停了一下。
“我今天不是要说我多苦。”我说，“我今天想问一句。”
台下彻底静了。
“这个奖，是谁想出来的。”
话筒里有一点回声。
我看向周慧兰，她的笑还挂着，眼睛没动。我又看向马国强，他脸上那点笑收了一半。
停了大概三秒，马国强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开始鼓掌。
鼓了三下，台下的人跟着拍起来，越来越响，像刚才那个抽奖环节还没结束。
“好。”马国强接过话筒，“这才是我们锐达的人。受了委屈还能把话说得体面。”
他转向我，肩膀微微一侧，让开半个身子。
“说完了？”
我说说完了。
“那签吧。”他把笔递过来，“签完这杯酒我陪你喝。”
4.笔递过来的时候，我接了。
那是一支签字笔，笔杆上印着另一家公司的logo，估计是哪个供应商送的。台下有人吹口哨，有人在喊“签签签”。
笔尖在纸上停了两秒，墨在纸背洇出一个小点。
“马总。”我把笔放下，“我能不能考虑一晚上。”
台下的声音一下子没了。
马国强看着我，笑还挂着，但已经不像笑。他伸手把那张纸拿了回去，对着灯看了一下，折成两折，塞进内兜。
“行。”他说，“考虑。”
他把话筒放到主持人手里，转身下台，一路跟人碰杯，笑得很响。
周慧兰走之前在我耳边说了一句：“你把这个场面搞砸了。”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
第二天八点二十五，我刷卡进公司。
工位上的东西被人动过。我的杯子换了位置，笔筒被挪到显示器右边。抽屉开着一条缝，我拉开——里面那本黑色皮面笔记本还在，我翻了一下，从三月到五月那三页没了，撕口是新的。
电脑屏幕上贴了张便签：**资产核查，今日封存。**
我把便签撕了，开机。密码输了三遍才输对。
十点，周慧兰叫我。
小会议室，百叶窗全拉下来，桌上放着一份打印好的协议，八页。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她说，“你看看，格式很正规。”
我翻到第二页，补偿金额那一栏写着：**人民币壹万玖仟贰佰元整（三个月工资）**。
“我月薪六千四。”我说，“八年。”
“六千四。”她点头，“所以三个月一万九千二，公司很到位了。”
“按劳动法，我这个年限，正常解除是N加一，九个半月。违法解除是2N，十六个月。”
“那是‘违法解除’。”她把笔放在我面前，“你这不是违法解除。你是自愿离职。”
“我没有自愿。”
“昨天晚上你抽中了奖。”她说，“全公司都看见了。”
我把协议合上，推回去。
“我不签。”
她看了我一会儿，慢慢把协议收回文件夹。
“行。”她说，“那我们走程序。”
“什么程序。”
“你正常上班，年底考核。”她站起来，理了理裙子，“考核D，调岗，调岗不接受，视为自动离职。林越，这个流程走过很多次了，比你想象得快。”
我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去。
“周总监。”我说，“那三页是我自己撕的，还是你们撕的。”
她的手在文件夹上停了一下。
“什么三页。”
“我笔记本上的三页。”我说，“三月到五月，正好是那个补贴项目的申报期。”
5.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回家。
房子是租的，一室一厅，四十二平，月租二千三。客厅那张桌子是我从二手市场拉回来的，桌面有道烫痕，正好放电脑。
我开机，登邮箱。
我从二〇一八年入职第一天就开始写工作日志。一开始是给自己看的，怕忘事。后来成了习惯，每天晚上十一点前写完，发给自己的私人邮箱，主题就一个格式：日志 20180612。
八年，两千多个文件。
我按年份翻，翻到前年四月。
那段时间我在做工业视觉模块，白天在实验室调参数，晚上改文档。四月十七号有一封邮件，我写给自己的，标题是：日志 20240417，正文一共九行，最后一句是“项目说明文档第六版已交周”。
我往上翻，四月十九号那封里有附件，是我自己发的备份，一个十一页的PDF，文件名是《工业视觉检测模块项目说明（申报稿）》。
我点开。
第一页，项目名称，技术指标，研发周期，研发团队。
研发负责人那一栏，写着三个字：**马骁**。
马骁是马国强的侄子，二十六岁，前年三月入职，岗位是"市场部副经理"。他来公司第一周就在茶水间问我，这个模块能不能把界面做得"高级一点"。
我再往下翻。
五月的日志里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
"周五，周让我把项目全套材料给她，说市里有个申报，需要技术支撑材料。给了。她说署名会按公司统一安排。"
那年七月，公司公众号发了一条推文，标题是《锐达科技荣获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项目支持》，配图是马国强和马骁的合影，两个人站在市里那栋楼的台阶上，手里举着一块牌子。
推文下面写着：项目负责人马骁。
我当时在办公室刷到这条，笑了笑，划过去了。我那时候想的是，署名算什么，钱到账就行。
现在我把那封邮件翻出来，往下拉。
四月十九号那封邮件，收件人是我自己。但是再往下，有一条两年前的记录，发件人是我，收件人是周慧兰，标题是《工业视觉项目说明-改-最终版》。
发送时间：凌晨一点二十三分。
我盯着这个时间看了很久。
四月十九号，那天我十点半就睡了。
6.第二天我找王建平。
他在技术中心最里头那排，工位靠窗，桌上摆着一个玻璃茶杯，杯壁厚，泡的是最便宜的碎茶。八年了，他每天泡三次。
我去的时候他不在，杯子还热着。
我在楼梯间找到他。四楼半的那个拐角，有个小窗，他站在窗下抽烟，烟灰弹在一个空的可乐罐里。
“师父。”
他“嗯”了一声，没回头。
“昨天那个奖。”
“我知道。”
“名单是你做的吧。”
他抽烟的动作停了一下，烟在指间燃着，一小段灰掉在窗台上。
“你听谁说的。”
“我没听谁说。抽奖箱是你搬上车的，我看见你在酒店后门拆胶带。”
他把烟按在可乐罐沿上，按了三次才灭。
“小越。”他说，“你别查了。”
“我查什么了。”
“你别查。”他转过身来，眼睛下面两块乌青，“你签了，拿了钱，走人。这公司没什么好待的，你才三十二。”
“师父。”
“你听我一句。”
“我工号008。”我说，“你011。你比我晚来三个月，我第一个项目是你带的。我这八年就学会一件事，东西做完了要验收。”
他把脸转过去，看着窗外。
“你走得起。”他说得很轻，“你一个人，没房贷，父母有退休金。你走了，最多难受两个月。”
“所以就把我写进去。”
“不是我一个的意思。”
“我在问你。”
楼梯间很静，楼下有人在打电话，声音隔着防火门传上来，听不清。
他背对着我，肩膀动了一下。
“名单是我做的。”他说，“三个名额。”
我没说话。
“我做了三个。”他说，“第一个是售后的小郑，他自己想走。第二个是外包的小周，本来就不算正式。第三个——第三个我找了两个礼拜，找不到。”
“找不到就填我。”
“不是。”他终于回头，“是我老婆那天晚上在医院哭，我在走廊上坐着，我把名单打印出来，我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名字是你。”
7.王雨九岁，急性白血病，去年三月查出来的。
这事全公司都知道。那年夏天技术中心发起过一次捐款，凑了四万八。马国强在群里发了五千，说自己"先带个头"。
后来孩子进了省儿童医院，住了快一年半。王建平每周三下午请假去陪床，请假条都是周慧兰批的。他从来不多请，一次就半天，走之前把当天的活干完。
“上个月医生说要准备做移植。”他坐在楼梯台阶上，两只手撑着膝盖，“配型找着了，她妈妈的，半合。钱要三十几万，前面已经花了二十多万，房子抵了，亲戚借遍了。”
“公司答应给你十万。”
“互助金。”他说，“周慧兰跟我谈的时候说的是‘公司困难时期互助金’，讲得很好听。”
“条件呢。”
“条件是我配合一轮优化，出三个人。”他抬头看我，“小越，你算算。三个人，三个月工资一个人，公司掏不到六万，省下来几十万。”
我算过。
“我要是不做，这钱一分没有。”他说，“做了，孩子下个月就能进仓。”
楼梯间的窗子关不严，风从缝里进来，把他额前的白发吹起来一点。
“我这一辈子求过两次人。”他说，“第一次是求医生，第二次就是求周慧兰。”
“你可以求我。”
他愣了一下。
“你要是那天晚上跟我说，师父，我需要一个名额。”我说，“我可能就答应了。”
“就是因为你会答应。”他的声音有点抖，“我才不敢跟你说。”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站起来。
“小越，你走得起。”他说，“你三十二，一个人，没房贷，技术在手，出去找份工作不难。那三个人里有两个，一个老婆怀孕七个月，一个刚在这边买了房，月供一万二。”
“那我呢。”
“你没有月供。”
“我没有月供，所以我该走。”
他没说话。
“师父。”我说，“那你走得起吗。”
他站在台阶上，比我高半层，低头看着我。
“我也走不起。”他说，“我女儿在仓里等着。”
他把烟盒揣进兜里，往上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你要是去告，我不拦你。”他说，“公司要问我，我也不会撒谎。”
“你会作证吗。”
他没回答，脚步在四楼半的平台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上，防火门开了又合。
8.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坐到两点。
桌上的泡面泡烂了，一层油浮在上面。
我想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我入职那天穿的什么衣服，想马国强发的那个两百块红包我抢到八块二，想工位上那盆绿萝是我妈从老家带来的，养了五年，去年冬天死了。
最后只想通一件事。
为什么是我。
不是因为我干活不行，也不是因为我好欺负。是因为我“干净”。一个人住，没结婚，没房贷，父母在外地有退休金，就算闹起来，也没人跟着一起闹。
这个道理周慧兰不用明说，全公司都明白。所以那天抽奖，两百多个人鼓掌，没人觉得不对。
第二天我把工牌摔在桌上，摔了两次，塑料壳裂了。
我不签。
我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命名：证据。
第一个，从私人邮箱把八年的日志全下载下来，按年份分三个文件夹。
第二个，打车软件的行程记录。加班到十一点以后打车回家的，从二〇一九年到今年，一百四十六条。我一条一条截图，截到半夜，手指发麻。
第三个，企业微信的聊天记录。凌晨两点发的工作消息、周末的群通知，还有周慧兰去年在部门群里说过的一句：“这个月冲刺，大家辛苦一下，加班费后面统一算。”
后面一直没算过。
第四个，工资条。八年的，从系统历史记录里导出来，做成一张表，最后一列是“实发”。
整理完是一个PDF，四十七页。
我给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打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声音很平，问了我的情况，问了三个问题：签没签协议，有没有打卡记录，公司有没有书面通知。
前两个我都有。第三个没有。
“没书面通知，你就先去上班。”她说，“照常打卡，照常干活，别给公司理由。”
“他们给我调岗呢。”
“调岗要有书面通知，通知要合理。你收好。”
我记下来，一条一条写在纸上。
挂电话之前她补了一句：“你这个情况，最好先调解，走仲裁要时间。”
“多久。”
“三个月到半年。”她说，“公司要是拖，还能再长。”
9.我照常上班了。
刷卡，进工位，开机。技术中心的人看我的眼神有点绕。有人照样点头，有人从我背后绕过去。
第三天接到调岗通知，一张纸，让我去售后支持部做“客户技术咨询”，办公地点在南城东边的一个驻场点，通勤单程一小时四十分钟。
我接了纸，签了“收到”，不签“同意”。
第五天，考勤出了两笔异常。我请假那半天被记成旷工。
第十天下午，仲裁委开庭前调解，一间小屋子，一张长桌。
对面来了两个人：周慧兰，还有一个穿灰西装的律师，姓李。
仲裁员是个四十来岁的男的，姓陈，桌上摊着我的材料，还有公司的一叠。
“公司这边的意见是，”李律师先开口，“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公司已经支付三个月工资，员工不同意领取。公司愿意再加到两个月，总共四万。”
“我没签过协议。”我说。
“你抽中了奖，当晚在场两百多人可以作证。”
“抽奖中奖和解除劳动合同，是两回事。”我把那份打印的协议推过去，“这上面没有我的签字。”
李律师看了周慧兰一眼。
“林先生，我提醒你。”他说，“你从十一月二十号起连续旷工两天，公司可以按严重违纪处理，一分钱不给。”
“那两天我请假了，请假单在系统里，周总监批的。”
“系统记录可以删。”
“我截图了。”
屋里安静了一下。陈仲裁员翻了翻我的材料，抬头问：“公司这边，解除的通知书有吗。”
“口头通知。”李律师说，“会议上宣布的。”
“有书面吗。”
“暂时没有。”
陈仲裁员把笔放下，看着我们俩。
“我先说一句。”他说，“公司这边，解除的书面依据不足，程序也有瑕疵。林先生这边，主张违法解除，需要证明公司单方解除的事实。”
他转向我，语气缓了一点。
“小林，我跟你说实话。这种案子我们见得多，公司拖得起，你拖不起。真打到裁决，违法解除认定下来，你能拿到两倍补偿金，也就十来万。中间要跑多少趟，你心里有数。”
“那就跑。”
他看了我一会儿，笑了一下，把笔拿起来。
“行。那你材料再补一份，加班费的诉求写清楚。”
10.仲裁要等。
我不想等。
那些天我把公司前年申报补贴的材料翻了个遍。技术中心的资料柜没锁，项目文档从立项到验收的全套都在，我做了两年半的东西，我闭着眼睛都能认出哪一页是我写的。
我做了个对照。
第一组：项目说明上的研发负责人是马骁，可立项报告、评审记录、验收签字，全是我的名字，一共十七处。
第二组：申报的研发人员名单四十二人，里面有八个是销售，五个是行政，还有三个是财务，其中一个去年才毕业。
第三组：研发费用归集，两百一十七万里有一百四十万是设备采购，那两台机床我认得，就在车间里，接的是客户的活。
四十二页，我做成了二十八页的举报材料，每一页都附了截图和编号。
第一页我写了一句话：
“以上材料全部来源于锐达科技内部公开文档，本人愿对真实性负责，并接受任何形式的核查。”
我在最下面签了名，写了工号，写了日期，写了手机号。
第二天中午，我去邮局，寄了三封挂号信。市科技局一封，市人社局一封，区税务局一封。
三封，邮费二十三块四。小票我夹在钱包里。
回来的路上我在公交车最后一排坐着，忽然觉得有点好笑。我在那家公司干了八年，做过三个项目，代码写了上百万行，最后能证明我这八年存在过的，是一张二十三块四的小票。
第十一天，科技局来了两个人。
他们进门的时候我正在工位上改bug，前台领着他们从走廊过去，进了会议室。
半个小时以后，行政的人抱着两台电脑从会议室出来，走的是货梯。
下午三点，马骁来了。
他站在技术中心的门口，穿着那件米色的羽绒服，头发新烫的。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八点，周慧兰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只有五个字：我们谈谈吧。
11.谈的地方在楼下那家咖啡店。
周慧兰来得早，坐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放着两杯美式，她那杯没动。
“坐。”她说。
我坐下。
“八万。”她把一张银行卡推过来，“我个人垫的。”
我看着那张卡，没接。
“协议你也别签了，考核的事我也撤了。你就当没这回事。”她说，“八万，比你在仲裁能拿的多。”
“多多少。”
“仲裁最多十来万，还得打半年。你现在拿八万，转身走人，明天就能找工作。”
“周总监。”我说，“你在公司几年了。”
“六年。”
“我八年。”我说，“你比我晚来两年。你来的时候公司多少人。”
她抿了下嘴：“三十几个。”
“现在两百零九。”我说，“这两年进了多少人你没数过？公司从三十几个人做到两百个人，靠的是你，还是靠马总的嘴，还是靠我们这些写代码的。”
“我不跟你讲这个。”
“我也不想讲。”我说，“我想讲的是，你们给王建平的女儿十万块互助金，让他写三个名字。”
她的手指在杯壁上停住。
“小郑的老婆怀孕七个月，他自己递的辞呈，一个人走的。小周是外包，本来就没合同。第三个人他找不到，他把我的名字写进去了。”
“这件事我不知情。”
“你不知道他会写我，还是不知道他在医院走廊上哭。”
“我……”
“周总监。”我说，“你亲手把那十万块批下去的，你有没有想过，这笔钱公司掏的，公司哪儿来的钱。”
她不说话了。
窗外有辆洒水车过去，音乐响了一路。
“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她终于开口，“公司现在还有两百零九个人。你这一封举报信下去，补贴要追回，罚款要交，银行那边一抽贷，公司撑不住。”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寄。”
“我寄的时候不知道会连累这么多人。”我说，“我只想让他们把材料改对了。”
她把那张卡又往我这边推了一寸。
“八万。”
我把卡推回去。
“周总监。”我说，“你问过我一句话，说这个场面被我搞砸了。我今天也问你一句。”
“你说。”
“那天晚上，你们抽奖之前，有没有人想过，抽中的人可能是你。”
12.一个星期后，马国强叫我上去。
他办公室在十八楼，落地窗，能看见南城高架上一排排车灯。屋里陈设很简单，一张大桌，一排书架，书架上放着几个项目的模型，其中一个是我做的仓储接口的缩微模型，亚克力的，落了一层灰。
他给我倒了杯茶，自己那杯没倒。
“坐。”
我坐下。
“八年前我租那间民房的时候，一楼漏雨。”他说，“你记得吧，那年夏天，雨从二楼的地板缝里往下滴，滴在打包机上，我们用塑料布兜着。”
“记得。我去五金店买了三米塑料布，三十二块，你还没给我报销。”
他笑了一下，那种很累的笑。
“公司账上的钱，我现在跟你说实话。”他把茶往我面前推了推，“能动的一共两百一十六万。这个月工资五十八万，房租水电十二万，供应商欠款三百七十万。就算补贴不被追回，我也撑不过明年三月。”
“所以搞了那场抽奖。”
“是。”
“直接裁不行吗。”
“裁不起。”他说，“两百零九人，八年以上的有二十七个。全都走正常解除，我卖房都赔不出来。”
“所以你选了最便宜的一种。”
“我选了能让公司再活三个月的一种。”他看着我，“小越，你信不信，那天晚上我准备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箱子里的球我准备了三个：008、011，还有一个。抽到谁，谁走。”
“抽奖箱是做的。”
“是做的。”
我看着他。他头发比我上个月见他时白了不少，鬓角那块梳不平。
“补贴那事儿。”我把茶杯端起来，“你签的字。”
“我签的。”
“你知道材料不对。”
“我知道。”他说，“那张表做得很难看，我一看就知道不对。周慧兰跟我说，厂里的补贴都在报，不报就是吃亏，钱下来先给职工发年终奖。”
他停下来，两只手撑在桌沿上。
“我签的时候想，钱下来了，两百个人能过个好年。”
“后来年终奖发了多少。”
“每人两千。”
我放下茶杯。
“那个补贴，我认。”他说，“你要是问我后不后悔签那三个字，我告诉你，我后悔。但你要是问我，重来一次我签不签——”
他抬起头，眼睛很亮。
“我还签。”
13.调查结果在十二月中旬下来。
补贴追回，六十万全额退回，外加三年内不得申报。人社那边另起一条，追缴社保差额和罚款，一共四十一万。
账上那两百一十六万，撑了八天。
第九天银行抽贷。第十一天，供应商堵在一楼大厅，铺开一张横幅，红底白字，五个人的名字。
十二月二十号，全员大会。还是那个宴会厅，酒和菜都没有，椅子摆了两百来把。
马国强站在台上，手里拿着一张纸，念了八分钟。他说公司从今天起清算，工资结到今天，年终奖没有，社保缴到十二月。
念完之后他把纸对折，塞进西装内兜。
“我对不起大家。”他说。
台下没人说话。有人站起来往外走，有人低头看手机，靠后面那排有个女生在哭。
我坐在第七排，跟那天晚上同一个位置。
仲裁裁决是一月六号下来的。
两张纸，盖了章。上面写着：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未能提供事实与法律依据，认定为违法解除，应支付赔偿金十万二千四百元；加班费诉求部分支持，二万八千八百元。
一共十三万一千二百。
那天下午我去公司拿裁决书，顺便收拾工位上剩下的东西。
电梯上到十六楼，门开了，走廊里的灯灭了一半。技术中心的玻璃门开着，里面空了，桌子推在一起，地上散着网线和泡面盒。
我的工位还在原来的位置。桌面上有一圈灰，中间是干净的一个方框，是显示器压过的印子。
抽屉里还剩一样东西，那本黑色皮面笔记本。
被撕掉的三页还在缺着。
我把本子揣进包里，回头看了一眼。
窗户朝西，下午四点的太阳照进来，落在空桌子上，一格一格，像还没拆的工位。
14.一月的工资是马国强个人掏的。
那天下午三点，写字楼地下一层停车场，靠电梯口摆了两张桌子，桌上放着现金和一台点钞机。财务的小刘坐在那儿，一个一个叫名字。
一百多个人排着队，没人说话。
马国强站在点钞机边上，穿着那件深灰西装，西装有点皱。每个人领完钱走过来，他就伸一次手，握一下，说一句“对不住”。
轮到我，他握得很紧。
“小越。”
“嗯。”
“那个补贴的事，我不怪你。”他说。
“我知道。”
“你以后要是自己干点什么，缺钱，跟我说一声。”他松开手，“我虽然没钱了，认识的人还在。”
我点头，把信封揣进兜里，走了两步又回头。
“马总。”
“哎。”
“箱子里那三个球。”我说，“第三个是谁。”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轻。
“是我自己。”他说，“我想着，要是抽到我，我就当众把那三个字念一遍，把钱赔给剩下的人。”
二月十一号，省儿童医院。
移植是在一月初做的，进仓二十八天，出仓以后指标慢慢往上涨。我去的时候王雨坐在病床上，头发剃了，戴着一顶毛线帽，床边支着个小桌板，正在画画。
“叔叔。”
“画什么呢。”
“树。”她把纸转过来给我看，一棵很大的树，树干是褐色的，叶子是绿色的，一片一片涂得很满。
“为什么老画树。”
“我爸说，人好了以后可以爬树。”她说，“他小时候爬过。”
我笑了一下。
她把蜡笔放下，抬头看我，眼睛很亮。
“叔叔，我爸说，我的手术费是公司一个叔叔让出来的名额。”
我没说话。
“他说那个叔叔特别厉害，一个人能做三个人的活。”她认真地看着我，“是你吗。”
病房的窗子开着一条缝，有风进来，把窗帘吹起来一点。走廊上护士推着车过去，轮子在地上滚。
我说：“是你爸厉害。”
“我爸不厉害。”她笑，“我爸说他技术很一般。”
我也笑了。
她把画往我这边推了推，递过来一支笔。
“你给我签个名。”
我接过笔。是那种很便宜的黑色签字笔，笔杆上印着别的公司的logo，跟那天年会上递给我的那一支，一模一样。
我在画的右下角签了两个字。
林越。
想了想，我又在后面补了三个数字。
008。
她说：“008是什么。”
“是我的工号。”我说，“我们公司，我是第八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