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双手不是我的
板凳压在我腿弯上，我娘一只手按着我后脑勺，一只手把红盖头往下兜。盖头是借来的，有一股樟木箱子的陈味，闷得人上不来气。她指甲缝里还带着早上择韭菜的泥。
“哭什么哭！八百八的彩礼都收了，你还委屈了？”
我没哭。盖头底下漏进来一线光，正照在我膝盖上。这双手我看了三个月，还是不习惯：没有老年斑，不抖，指节是二十六岁的样子，虎口上一层纺织机磨出来的黄茧。
不是我的手。
这块板凳，我坐过。
头一世，我就坐在这张板凳上，被按进了花轿，嫁给隔壁村马家那个三十岁还流口水的儿子，给我弟宋宝根换媳妇。那一世我活到五十八岁，死在腊月，身上盖的还是出嫁那床红被子。临死前我听见我娘在院里跟人说，她这辈子，也就值那八百八。
那一世我也有这双手，我试过。我跟人讲道理，讲规矩，讲图纸该怎么看、墙该怎么砌。在那个院子里，讲道理的人是要跪下的。我跪了三十年。
三个月前，我又睁开眼，躺在这间屋的炕上。屋顶漏，炕席是破的，我娘在院里骂我装死不起来喂猪。
三个月，够我把这个家摸清，够我把十年的账一笔一笔算出来，够我照着记忆把六张图纸重画一遍，也够我昨晚把那身蓝布工装穿在里头。
今天这顶花轿，我等了三个月。
我把盖头掀了。
满屋子的人都愣着，我娘的手还悬在半空，五指张着，像要再按下来一下。院里有人“哟”了一声，又赶紧憋回去。
“娘。”我把盖头叠好，搁在板凳上，“这婚，我不结。”
“你说啥？”
“我说，八百八，我退。”
我站起来，把那身借来的红棉袄脱了。里头是我自己的蓝布工装，昨晚睡觉就穿在身上，扣子一路扣到脖子。院子里炸了：我爹抄起门后的扁担，我娘一屁股坐到地上开始拍大腿，我弟宋宝根堵住门口，脸涨得通红。
“姐，你不嫁，我拿什么娶媳妇？”
“你娶媳妇，凭什么用我换？”
“你是姐姐！”
“我是姐姐。”我点头，“我十六岁进纺织厂，头一个月工资十八块，交家里十七块五，自己留五毛买肥皂。到今天整十年。工资、夜班津贴、超产奖，一样一样加起来，交回家三千一百四十六块。你给我算算，八百八够不够还我？”
院子里静了一下。能听见灶上水开的声音，咕嘟咕嘟的。
我娘愣了两秒，嚎得更高了：“白眼狼啊！吃我的奶长大的白眼狼！”
“奶钱我认。”我说，“十年工钱，够买十头奶牛了。”
我不想再说了。头一世我在这个院子里说过太多次“凭什么”，没有一次管用。跟要吸你血的人讲道理，等于自己往脖子上递刀。
我拎起墙角的蓝布包袱。里头是我这三个月备下的家当：一把木柄油漆刷，一卷三寸的钢卷尺，一本笔记簿——上头三百多种配色，是我照着记忆一样一样默下来的——还有六张图纸，画完压在褥子底下，谁也没给看过。
我娘扑上来拽包袱，我往旁边一让，她抓了个空。
“宋招娣！你今天走出这个门，就不是宋家的人！”
“行。”
我走到门槛前，又回过头。院里站了一院子人：我爹、我娘、宝根、两个堂婶，还有隔壁过来看热闹的马家媒人。我把话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放清楚。
“从今天起，宋家嫁女儿、盖房子、死人抬棺，都不用喊我。宋家的账我不欠，我的事，也劳烦宋家莫问。”
说完我跨出门槛。身后飞来一只鞋，擦着我耳朵过去的，落在泥地里，是宝根那双趿了半年的解放鞋，后跟磨得只剩半层。
二
同志，结婚吗
县城十字街口，晚上七点。路灯是新换的，罩子上糊着一层灰，光打下来是毛的。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把包袱抱在怀里，坐了一会儿，才发觉手在抖。
抖得不全是冷。十一月的风从裤管往里钻，钻到膝盖，再钻到腰，冷是冷的，可冷不会让手抖成这样——是这三个月里我一闭眼就听见的那一声，很轻，像有人在远处掰断一根筷子。
我这双手，最早不是用来挡车的。
城东那个盘，二十六层，样板间在三楼。我仰着头看一盏八头的水晶吊灯，二十来斤，压在轻钢龙骨上。吊杆间距被拉到了两米四，膨胀螺栓少打了六个，封板的自攻钉三十公分一颗——该二十的。我手里捏着验收单，跟他们队长说，这个不能这么干，这个要塌。
我在金蚂蚁做了二十年，专做老房子。城里的老洋房、老厂房、老院子，别人嫌麻烦的活儿都往我这儿推。所以我一手新一手旧：新的是龙骨、石膏板、膨胀螺栓；旧的是桐油、麻刀灰、墩接、猪血料。两样我都会。
说那句话的时候我语气很平。这种话我说过不下二十回，回回都是他们返工。
那天没有返工。那天头顶上响了一声。
那块板底下，藏着六个没打的螺栓。
配色、走线、灯光、空间，二十年的东西都在这双手里。可这双手在 1983 年一文不值。1983 年的人不叫这个“设计”，他们要三样：墙刷白，地抹平，家具能坐。
我正想着，街对面蹲着个男人。三十岁上下，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便装，蹲在路灯底下给个小姑娘系鞋带。脚边散着一包摔开的玻璃药瓶，碎了两支，药水在冻土上洇出一小片，亮亮的。
小姑娘四五岁，仰着头：“爸，王婶说你再不找媳妇，我就没妈了。”
“胡说。”男人的声音又低又哑，“你有爸。”
“同学都有妈。”她瘪着嘴，“他们说我妈是不要我了。”
男人系鞋带的手停了一下。他抬起头，我才看清那张脸：眉骨很高，眼睛很冷，冷得像结了冰的河面，可看着女儿的时候，那冰底下是软的。
我这辈子见过太多人，也看过太多张脸。看见这一眼，我心里就有数了。
我看人有个顺序。先看肩。他蹲着，背是直的，肩线把那件旧军便装撑起来了——不是衣裳好，是里头的架子好。再看手：指头长，指甲剪得短，虎口干净。最后才把眼光放回他脸上。
那张脸不是靠肉撑起来的那种好看，是骨相立得住。三十岁往后，肉都要往下走，骨相立得住的，越老越经看。
我在那边死的时候四十四，没结婚。不是没人要。那二十年我手上的活儿没断过，挑人也挑，挑着挑着就把年头挑过去了。
我把这个念头收回来。今天挑的不是脸。
我走过去，蹲下。“同志。”
他抬眼看我，眼神一下收紧了。
“结婚吗？”我说，“彩礼我一分不要。”
小姑娘瞪圆了眼睛。男人的眉头皱起来，像在判断我是不是疯子。
“我不是疯子。”我把包袱放在地上，摊开给他看，“我叫宋招娣，二十六岁，纺织厂三级挡车工，一个月工资三十三块六。我今天刚从家里出来，一分钱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
我指了指自己那双手：“但我有手艺。刷墙、配色、改屋子。你给我一个住处，我给你收拾出一个家。”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站起来走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
“不知道。”
“我有个五岁的女儿。”他说，“我妻子没了两年。我一天有十个钟头在图纸上，家里冷锅冷灶。”
“我知道。”我说，“你袖口磨白了，是自己洗的，洗得还干净，说明你不是邋遢人。你脚边这包药是给孩子买的，玻璃瓶的，一支得七八毛，你没还价就买了，说明你舍得。你刚才给孩子系鞋带，系的是双结，怕她跑着跑着散开。”
我顿了顿。“这样的爹，不会亏待给我一口饭吃的人。”
灯底下，他看了我很久。
“顾时砚。”他站起来，比我高一个头，“铁路设计院，工程师。”
“宋招娣。”
“我女儿，团团。”
小姑娘怯怯地拽了拽我的衣角，小声问：“阿姨，你会做红烧肉吗？”
“会。”我说，“还会做糖醋的。”
“那……”她抬头看她爸，又看我，“那你当我妈，好不好？”
我鼻子一下酸了。头一世我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我弟在我病床前算的是我的丧葬费能省多少。
我蹲下来，跟这小姑娘平视：“先当阿姨。妈这个位置，得你自己愿意喊。”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街道领了证。办事的大姐看了我们两眼，笔尖悬在纸上：“认识几天？”
“一天。”我说。
她抬起头，看看顾时砚，又看看我：“你想好了？”
“想好了。”他说。
“你呢？”
“想好了。”
她叹了口长气，从抽屉底下摸出章子，往印泥上按了两按，按得很实。
“我这辈子盖过几千个章。”她把结婚证推过来，“头一回见着一句话就敢结的。”
“同志。”顾时砚把证接过来，吹了吹上头没干的红泥，“我看图纸看惯了。图对了，就不改。”
三
往后，账是我的
顾家的门是那种老木门，一推，吱呀一声，往下沉了半寸，门轴早该上油了。
屋里十五平米，一铺炕，一张桌，一个柜。墙是黄的，被煤烟熏了几年。窗上糊着纸，纸角翘起来，风从那儿往里钻。除了炕是热的，别处都是凉的。
我把包袱放在炕脚，没打开。
炕上睡着团团，被子盖到下巴，一只脚露在外头。
顾时砚把灯点上，从柜子最底下拖出一个木匣子，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打开。”
匣子里三样东西：一沓钱，一叠票，一本粮本。
“我一个月七十二块。扣房钱六块，团团的托儿费八块，剩五十八。”他把钱理齐了，往我这边推了推，“票是布票、油票、副食本。粮本上，我二十七斤，团团十四斤。”
说完，他把手从匣子上拿开。
“以后这个家，你当。”
我没伸手去接。
“钱怎么花，我不问。粮怎么吃，我也不问。”他说，“你就是全买成糖给团团吃，我也不问。”
“那你问什么？”
“我问你够不够。”
我没接话，伸手去翻那本粮本。
是他的字，钢笔，一笔一划，跟图纸一个样。哪一天买了多少，什么粮，都记着。翻到九月那页：粗粮十八斤，细粮四斤。十月：粗粮十九斤，细粮三斤。
这屋里一个大人一个孩子，加我三个。细粮一个月三四斤，全在月初那几行。
月初买细粮，是给团团的。
他吃粗的。
“你吃粗粮？”我问。
“我胃好。”
“你胃不好。”我说，“那天你在路灯底下给孩子系鞋带，站起来的时候扶了一下膝盖。人蹲久了猛起头晕，是亏的。”
他没吭声。
我把粮本合上，放回匣子里，盖上盖。
手在盖子上按了一会儿。
头一世我在马家也当家。三十年，一家七口的吃穿，全从我手上过。可那个家不是我的：粮本上的户主姓马，钱匣子的钥匙在婆婆腰上。我管得再清楚，年底算账，我是账上的东西，不是记账的人。
今天有人把一个匣子推到我面前，说，你当。
眼睛一下热了。我知道一抬起来就藏不住，就没抬。
“怎么了？”他问。
“灯暗。”我说，“我擦擦罩子。”
灯罩子是干净的。我蹲在灯底下，拿块布来回抹，抹了很长时间。
抹完，我站起来。
团团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坐在炕上，抱着被子看我。
“阿姨。”她小声说，“你今晚不走吗？”
我走过去，把她抱起来。孩子身上是热的，头发上有一股皂角的味道。
“不走。”我说。
她胳膊绕上我的脖子，没一会儿又睡了。
我抱着她坐在炕沿上。这屋子十五平米，墙是旧的，窗是漏的，除了这铺炕，别处都是凉的。
粮本上还没有我的名字。得等下个月，从宋家那本上迁过来。
可我抱着个孩子坐在炕沿上，忽然觉得脚底下是实的。
顾时砚在桌边站着，看了我们一会儿。
“你睡炕上。”他说，“我带团团去外屋。”
“外屋没炕。”
“有张板床。”
“板床没铺的。”我说，“天冷。炕烧热了，三个人挤着，省煤。”
他站了一会儿，忽然问：“这个家，你当得惯吗？”
“当得惯。”我说，“我当了三十年。只有一样不一样。”
“哪样？”
“那三十年，账不是我的。”我说，“往后，账是我的。”
他点了一下头，把灯芯拧小。
那一夜炕是热的。中间隔着团团。
四
三千一百四十六块
领证第三天，宋家杀到厂门口了。
我到的时候，我娘已经坐在厂门的水泥台阶上拍大腿，哭得震天响，脚边一只搪瓷缸，里头的水早凉了。我爹抱着扁担站在一边，宋宝根带了两个堂兄弟堵着门。围观的女工围了半圈，谁都端着饭盒，谁都不走。
王秀娥从人堆里探出脑袋，尖着嗓子先开炮：“哎哟，翅膀硬了！爹娘都不要了！没爹没娘，你能有今天？”
我站住脚，笑了笑。
“婶子，我今天有的，都是我自己的。倒是您家二小子去年娶媳妇，摆酒收的礼金里，有我上交的三个月工钱折的礼。这笔账，要不要我现在站这儿，跟大伙算算？”
王秀娥的嗓门噎住了，脸从红转白，缩回人堆里。围观的人交换着眼色。谁家的账，谁家心里没数呢。
我爹把扁担往地上一顿：“宋招娣！今天你不把彩礼钱拿出来，我就在这儿不走了！”
“彩礼钱，我第一天就退了。”我从兜里掏出三张纸，“八百八，退了七百二，还剩一百六，是马家扣的‘置办费’。这是收条，这是街道盖的章。”
我把纸举起来，给所有人看。
“谁要是不信，现在就可以去马家问。再问一句——马家那个儿子，今年三十，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我娘把我往那家门里按的时候，按的是八百八。这一百六，是我十年的工钱贴进去的。”
人群嗡地一声。有女工小声说：“一百六……那不是她三个月工资？”
“不止。”我说，“我一个月三十三块六，一百六是将近五个月。”
我爹的脸涨成猪肝色，举着扁担冲过来。
扁担没落下来。一只手稳稳攥住了扁担头。顾时砚不知什么时候到的，军便装外头罩着件旧大衣，单手把扁担夺过来，往地上一顿，声音不大：
“光天化日，持械伤人。要不要我去街道请同志来评评？”
我爹看看他，又看看他领口露出的旧军装，腿肚子转了筋。
“她是我爱人。”顾时砚把我往身后带了半步，一字一顿，“往后，她的事，我管。”
人群炸了。我娘坐在地上，张着嘴，半天没接上话。
我看着她，心里没有一丝快意。我娘这辈子跟人吵架，从来没输过。今天她输的不是嘴，是账。
“娘。”我说，“我给您留最后一句。宋家要还是拿我当换钱的物件，那我这女儿，就当死了。”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那是今天早上我在厂里更衣室写好的。
“爹。您签个字。往后宋家的事，我一概不管；我的事，宋家也别问。省得下回又说我欠你们的。”
“我不签！”我爹吼。
“行。”我把纸递给厂工会的老周，“周师傅，您做个见证。我爹今天不签，往后他要是再来厂里闹，就劳您把这纸上的话，念给全厂听。”
我爹的脸青了又白。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当众”两个字。
他一把夺过纸，蹲在台阶上，签了名，按了手印。手抖得厉害，红手印按歪了，蹭出一小片红。
“街道的章，明天我自己去补。”我把纸收起来，“不用您跑。”
那天厂门口的事，一个上午就传遍了全厂。
第二天上班，我的更衣柜上不知谁放了一把炒南瓜子，用旧报纸折的三角包着，还是温的。厂里没人承认，我也没问。那包瓜子我一颗一颗嗑完，嗑到下班。
五
先别应
第四天中午，王秀娥鬼鬼祟祟地来了。
“招娣啊……”她搓着手，脸上讪讪的，“婶子替人跑趟腿，你可别记恨。供销社李主任家娶儿媳妇，分的旧库房改的婚房，丑得亲家要退婚。李主任放话了，谁能把那屋子弄出个人样，赏三十块！”
我收拾笸箩的手停了。三十块。我一个月工资三十三块六。
“婶子。”我抬起眼，“替我回个话，这活我接了。”
“先别应。”
里屋那头，顾时砚放下了粥碗。他今天歇班，一直坐在窗边擦他那把旧折尺，一上午擦了三遍。
“那库房，我去年给供销社量过图。”他抬起眼，“北墙的梁，是朽的。”
他把折尺“啪”地合上，推到桌子中央：“要接，我陪你去看。丑话照旧说前头，塌了，算我的。”
六
人睡在下头
我去厂里请假。主任问我几天，我说半个月。他拿笔在假条上顿了两下，说月底那批纱别掉产量。我说掉不了，我夜里补。
那间库房在供销社后院最里头。门一推开，一股霉味顶出来，呛得人眼睛发涩。
李主任的儿媳妇叫张春妮，城郊张家的闺女，嫁妆都备齐了，就等这屋子。她一进门就哭：“你看，你看这屋！我娘家来看了，我妈当场就要退婚！”
我进去转了一圈。五分钟，毛病全在心里列完了：层高矮，窗小，采光死；墙皮一碰掉一把；三件旧家具漆皮翻卷；屋角堆着半屋子没处放的杂物；最要命的是，房梁正压在床头。
那不是装饰问题。
我仰着头看了很久。这个姿势我太熟了——在那边，我一天要这么仰几十回。区别是那边我仰头是找毛病；这会儿我仰头，是在算它什么时候会砸下来。
“顾工。”我喊。
顾时砚走过来，也仰头。他从兜里掏出折尺，量了量梁的截面，又伸手在梁底摸了摸，指甲一刮，木屑带着粉往下掉。
“朽心。”他说，“外面这层皮还撑着，里头空了。”
“什么时候能塌？”
“说不准。”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上头压的是瓦。今年雪大，下一场大雪就难说。”
张春妮的哭声停了。
“塌……塌了会怎么样？”她小声问。
“人睡在下头。”顾时砚说，“你自己想。”
屋子里静下来。李主任脸白了：“那、那这婚房不能住人？”
“能住。”我说，“但得先把梁治好。”
“治？怎么治？这梁换不了！”李主任急了，两只手比划着，“换梁要报批，要木料，要停工，我一个供销社主任上哪儿弄指标去！”
“不换。”我说，“加固。”
我从包袱里拿出那卷三寸钢卷尺，走到梁下。
“两根硬木柱子，顶在梁下两侧，落在实墙上，间距一米二。梁身每隔三十公分上一道铁箍，箍得紧一点，让朽心的木头吃不上力，力走外侧。梁底再加一道斜撑，把重量分到东墙。”
我一边说，一边蹲在地上拿炭条画。画完站起来：“这么治，屋子矮十公分，但住人没风险。”
李主任盯着地上那图，半信半疑：“你……你一个纺织厂女工，怎么懂这个？”
“我爹是木匠。”我说。
这是假话。我爹是庄稼人，一辈子没摸过刨子。真话我不能说——真话是我在另一个地方做了二十年老房子改造，加固梁柱的活儿，我亲手做过一百多间。
顾时砚在旁边看了我一眼。
他没拆穿，只说了一句：“梁我来核。算错了，我负责。”
七
碗底下的五块钱
三十块钱的活，工钱先拿十块。李主任抠，只给十块，说剩下的验收再给。我认了。
十块钱，我一样一样花出去：四块八，两根旧枕木，铁路换下来的，顾时砚带我去料场挑的；一块五，铁条，请铁匠打了十二个箍；五毛，钉子；三块二，大白粉、石灰、一小罐桐油、两匹最便宜的本白棉布。正好十块，一分不剩。
那几天我中午不吃饭，说是不饿。第三天晚上回去，饭碗底下压着五块钱，还有二斤粮票。碗是扣着的，压得很正。
我把碗端起来。顾时砚在灯下看图，头没抬。
“多了。”我说。
“不多。”他说，“你那个料单我算过。石灰你买的是散装的，比袋装便宜两毛，可损耗多一成。你按袋装的用量算了散装的价，中间那一截，你自己贴的。”
我没接话。
“我不懂墙。”他把铅笔放下，“我懂账。你这活，料钱压得太死。压死了就要在别处省，省急了要出事。”
说这话的时候他抬眼看了我一下。灯在他左脸那边，右脸落在暗里，说话的时候脸侧那条线跟着动。
我把眼睛挪回碗上。
那五块钱我没推。我把它夹进笔记簿，夹在最后一页。
油漆是我自己调的。煤灰、石灰、大白，按三比一比六兑，加水搅成浆。这是老法子，刷墙不出黄斑，还便宜。方子是我来这儿以前，跟一个老师傅学的。他八十三岁，说这方子是他师父传的。
开工那天，我雇了两个短工。两个人看了屋子，撇嘴：“这破屋，神仙来了也白搭。”
“你们只管清杂物、铲墙皮。”我说，“别的一概不用管。”
铲了两天，墙皮铲净，杂物清空。第三天，我把大白浆刷上墙。
白浆上了墙，匀净，亮，跟上了釉似的。两个短工的眼珠子直了，烟都忘了抽。
“这……这是大白？”一个凑近了，伸手指蘸了点，捻了捻，又凑到鼻子底下闻，“怎么不呛？”
“兑了石灰，压住了碱。”我说，“再加一点点盐，墙面不容易起壳。”
“盐？”他瞪眼，“吃的盐？”
“吃的盐。”
那天下午，这两个短工干活的劲头就不一样了。老张抹墙时回头看了我三回，小李把石灰浆搅得比上午匀。
收工的时候老张问我：“宋师傅，你多大了？”
“二十六。”
他咂了下嘴，没接话，把抹子往水桶里一插。那抹子在桶沿上磕出两声，很脆。
八
十二道箍
梁是在第四天加固的。顾时砚请了半天假来的。他把两根枕木的下料尺寸重新核了一遍，又拿粉线在墙上弹了线，才让动手。
柱子立起来的时候，他一直在下面看着，一只手按在柱子上，另一只手捏着折尺，指节发白。
“行了。”最后他说，“力走对了。”
那天他衣服上蹭了一道黑，脸上也有，自己不知道。我拿手帕给他擦，他愣了一下，耳朵红了。
团团蹲在门槛上，抱着个小布包看我们，忽然说：“阿姨，我爸脸红了。”
“没有。”顾时砚说。
“有。”
“没有。”
“有！”
我没忍住，笑出声来。笑到一半自己愣了一下——这具二十六岁的身体，嗓子是亮的。头一世我五十八岁，笑起来是哑的，一笑就要咳。
九
你奶奶也不要我爸
麻烦出在第五天。宋宝根来了，带着我娘。
一进门，我娘就哭：“招娣啊，娘想通了，娘不怪你了……”
她一边哭，一边往屋里走，眼睛却不住地往我放在窗台上的那个铁皮盒瞟。那盒子里是我自己的两块钱，还有几张毛票。
“娘。”我挡在她前头，“您要是来认女儿，我给您倒水。您要是来翻东西，我请您出去。”
“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
“我说人话。”我把铁皮盒拿起来，当着她的面打开，“这里头全是我自己的钱。料钱是李主任预付的，早花光了。您要拿，行，您拿走。”
我把盒子往她面前递了递。
“可我告诉您，钱没了，我明天买不上料，这活就干不下去。人家退婚，我得赔。到那时候，全县都知道宋家把女儿逼得赔了钱。”
我娘的手停在半空。
宋宝根在后头嘟囔：“姐，你咋这么绝……”
“我绝？”我转过身看他，“宝根，你今年二十一。我十六岁进厂，供你念到初中毕业。你念完书在家待了三年，一分钱没挣过。你要娶媳妇，可以，你自己挣去。”
“我上哪儿挣！”
“我上哪儿挣，你就上哪儿挣。”我说，“我今天能接三十块的活，明天就能接五十的。这双手，不比你那只知道伸出来的手值钱？”
宋宝根的脸涨红了，伸手就来夺我手里的铁盒。
一只手把他拦住了。顾时砚站在门口，一只手捏着宋宝根的手腕，捏得不重，但宋宝根挣了两下没挣开。
“这屋里有国家的料。”顾时砚说得很慢，“动一下，就是破坏公物。”
宋宝根的手松了。
我娘看看他，又看看我，换了一副脸色，往地上一坐：“我不管！我生你养你，你今天有钱了，就该拿回来！你不拿，我就死在这屋里，让人看看你多狠心！”
“娘。”
我蹲下来，跟她平视。
“您要真想死，我拦不住。但我告诉您一句话——您今天死在这屋里，明天全县都知道，宋家把女儿卖了八百八，还要闹到人家婚房里。您想清楚。”
我娘的哭声卡在喉咙里。她盯着我看了很久，嘴唇动了两次，没出声。她这辈子大概没被人这么算过一回，那口气堵在胸口，就是下不去。
她站起来，拍拍裤子，走了。走到门口回过头，撂下一句：“宋招娣，你会后悔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门槛上抱着膝盖，坐了很久。院里有人在收晾的白菜，一片一片往筐里码，窸窸窣窣的。
顾时砚从屋里出来，没说话，在我旁边蹲下，把我摊在地上的工具一样一样收：刷子上的灰在鞋帮上磕掉，抹子上的浆用指甲刮了，卷尺的尺带擦干净再卷回去。收完，拿块旧布包起来，搁在我脚边。
他收的时候我一直在看他的手。那双手跟脸不一样：脸上是冷的，手上不冷，动作很轻，像怕把什么碰坏了。
我在那边交过一个练举重的。那人的手比顾时砚大一圈，一把握得住我整只拳头。可他东西从来不归位，钉子撒了一地也不肯弯腰。后来散了。他嫌我一年三百天泡在工地上，我嫌他不肯弯腰。
顾时砚把布包的四角对折，折得很整齐。
他没问今天出了什么事。他从我一进门的样子就看出来了。
“这钩松了。”他把卷尺递给我，“量的时候得用手抵着吧。”
“抵着量了三年。”
“明天我给你紧。”
“这钩紧不了。”
“能紧。”他说，“我那儿有台钳。”
团团蹭过来，把一颗糖塞进我手里。糖纸都揉皱了，还带着她兜里的棉絮。
“阿姨，你别难过。”她小声说，“我奶奶也不要我爸。”
我一下把她抱住了。
十
差两公分
第七天，屋子成了。
窗我没砸——砸墙要钱，还要命。我把唯一的窗改成了双层：外层玻璃，里层糊上我自己剪的红窗花。白天透光，晚上点灯，从外头看就是一幅画。
层高矮、梁压床，我不吊顶。我扯了那匹本白棉布，沿梁做了一道弧形幔帐，垂下来，那根倒霉的梁就消失了，屋里反倒有了个“喜帐”的彩头。
三件旧家具，砂纸打掉浮漆，熬了桐油重新上一遍，旧木头泛出温润的光。
那口掉漆的立柜最费工夫。柜门上的合页锈死了，卸不下来。我没硬撬——硬撬，木头就劈了。我拿煤油滴在锈上，等了半天，一点一点晃，晃了小半个钟头才把门卸下来。
柜子缺了一个角。我找了块同色的旧木头，削成三角补上去，补完用砂纸磨平，再上两遍桐油。补的那块，颜色深一点点。
“这不还是看得出来？”短工凑近了看。
“看得出来。”我说，“但看得出来，比空着一个洞强。”
我从兜里掏出那本笔记簿，翻到一页，照上头的花样，在补的那块上刻了一朵小花。
“这下呢？”
短工把脸凑到柜门上，鼻子快贴上去了。“……看不出来了。”
“不是看不出来。”我说，“是看着像本来就有的。”
屋子小，进深浅，我在对面墙上挂了一面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镜子——一面镜子，把屋子扩了一倍。炕沿下留半尺空，桌边留一尺，窗台上只摆一样东西：一个插着野腊梅的酒瓶。
“屋子再小，也得有一块什么都不放的地方。”我跟张春妮说，“那是屋子的气口。你把东西摆满了，人就喘不上气。”
张春妮站在门口，眼睛越睁越大。她走进来，摸了摸墙，蹲下看了看炕沿，又站起来，仰头看那道幔帐。然后她哭了。
“这……这是我家的屋？”
“是你的屋。”
“我妈要是看见这个，她不会退婚了。”她抹着眼泪，“她昨天还说我瞎了眼，嫁到这种人家。”
我笑了笑，没说话。
天还没黑，顾时砚来了。他站在门口没往里走，先抬头看那道幔帐。
我等着他说话。我这辈子被人夸过很多回，夸配色，夸灯光，夸“有感觉”。那些话我都听着，一句不进心里。他的我有点想听。
他看了半天，伸手在幔帐边上捏了捏，又退后一步，从门框那儿斜着看过去。
“这个弧不是随便弯的。”
“按梁的弯走的。”我说，“梁往下垂多少，幔帐就跟着垂多少。垂得一样，眼睛就不找它了。”
他点了一下头，掏出折尺，量了幔帐最低处离地多少，又量了梁的垂度。
“差两公分。”
“两公分看不出来。”
“看得出来。”他把折尺收起来，“你差这两公分，是因为梁的东头比西头低。你把它做成了正弧，可梁是斜的。”
我站在那儿，手里还捏着抹布。
做了二十年，这个错没人给我指出来过。客户不会爬到凳子上量幔帐离地多少，他们只说好看或者不好看。
“我改。”我说。
“不用改。”他说，“把东头那颗钩往下挪两公分，比拆布省事。”
我送他到门口。他走路有点外八，是常年跑工地的走法，背影很直。
我在那边也交过一个做设计的。那人的背也直，可他的直是照镜子照出来的。他能跟我聊一宿包豪斯，聊到天亮；我叫他替我把一颗钉子钉进墙里，他说他手笨。
他走了以后，我搬了梯子，把那颗钩往下挪了两公分。
天快黑的时候，灯点上了。那一盏十五瓦的灯泡，从幔帐底下照出来，光是软的，落在新刷的白墙上，整个屋子像被谁往里吹了一口气，活了过来。
团团蹲在门槛上，仰着头，一直没说话。忽然她小声说：“阿姨，你的手真好看。”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虎口裂了两道口子，指甲缝里全是白灰。
“好看什么。”
“好看。”她很认真，“我爸的手也这样。”
十一
破屋骗婚
事情坏在第二天早上。
我赶到的时候，库房门口围了一圈人。李主任站在门口，脸青着，张春妮的娘家人来了七八个，堵着门。我挤进去，一眼就看到了。
幔帐被扯下来了，挂在梁上，像一条被人撕破的白布。新刷的墙面上，有人用炭条写了四个大字：破屋骗婚。
镜子碎了，碎在地上，一片一片。
我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宋招娣！”李主任转过身，指着我，“你说，这是不是你收拾的时候就没收拾干净！我李家的脸，让我丢尽了！”
“李主任。”我说，“我昨天走的时候，屋子是好的。”
“谁能证明！”
“我能。”
顾时砚从人堆外头走进来，手里拿着个东西——一小截被踩碎的炭条，还有一页撕下来的纸。
“这是从后窗底下捡的。”他把纸展开，“包炭条的纸是红旗家具社的销货单，上头有公章。”
他把纸举起来。
“红旗家具社，昨天下午卖过一批炭条。买主登记本上，签的是宋宝根。”
人堆里嗡地一声。
我闭上了眼睛。我娘那句“你会后悔的”，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睁眼的时候，手心已经被指甲掐出四道白印。
十二
今夜点灯验屋
“赔钱！”李主任拍着门框，“三十块工钱我一分不给，你还得赔我这屋的脸面！”
亲家母在后头冷笑：“我早说了，找个小丫头片子，能弄出什么来。这婚，退！”
我一直没说话。我在看那道幔帐。
幔帐是从中间被拽下来的，可吊幔帐的四个铜钩还好好地钉在梁上。钩子上挂着的布，是被人从底下往上扯的——不是自己掉的。
还有那面镜子。碎在地上的玻璃，没有一片超过拳头大。镜子挂在对面的墙上，离地一米四。要摔成这个样子，得有人拿东西砸，还得砸好几下。一个“自己掉下来”的镜子，摔不出这个样子。
我转过身。
“李主任，让我把屋子重新收拾一遍。”
“什么？”
“今夜点灯验屋。”我说，“天黑以后，您把街坊都请来。灯底下您要是还说这屋子丑，我一分钱不要，赔您三十块。”
李主任手里的烟停在嘴边，忘了点。
“您这儿有镜子吗？”我问。
“……有，库房里还有六面，都是旧货。”
“借我。再借四盏煤油灯。”
十三
另一间屋子
那天晚上，供销社后院挤了三十几号人。天已经黑透了，库房里没点灯，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清。
我让人把库房那六面旧镜子都搬进来，四盏煤油灯点着。
顾时砚来的时候，我正蹲在地上擦灯罩，那是第六遍了。他把一个布包放在我脚边，里头还搁着一盏灯，灯罩是新的。
“四盏。”我说。
“所里只有两盏能用的。”他蹲下来，把灯一盏盏摆开，“我跟老周借了一盏。你昨天说四盏，我记着。”
我手里那块布还按在灯罩上，来回抹。
“别擦了。”他说，“再擦就破了。”
我把布放下。
“都别说话。”我说，“看。”
第一盏灯，我放在炕沿下，光贴着地往上打。第二盏搁在桌上，罩了个纸罩，光只往一个方向漏。第三盏放在窗台上，第四盏我让顾时砚举着，站在门口，从外往里照。
我把幔帐重新挂上。铜钩一共有四对，我一颗一颗挂回去。本白棉布从梁下垂下来，落成一个很缓的弧。
灯一亮——
满屋子的人，一起抽了口气。
那面新刷的白墙，在灯底下不是白的，是暖的，像刚出锅的豆腐脑，一层很软的黄。幔帐的影子落在墙上，灰蓝的，一条一条，像水波。那根梁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从顶垂下来的白，中间被光照透，边上晕开，像一顶喜帐。窗上的红窗花被灯从里头一照，整个屋子像被谁从外面点了一把火，红得暖，红得不刺眼。
碎在地上的那面镜子，我让人扫干净。库房里六面旧镜，我挑了最完整的一面，重新钉上墙。
屋里一下宽了一倍。
那不是镜子。那是另一间屋子。
安静了很久。李主任张了张嘴，没出声。
亲家母站在门口，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整个人定在那儿。她慢慢地走进来，走了三步，停下来，抬头看幔帐。然后伸手，很轻地摸了一下墙。
“这墙……”她声音有点抖，“怎么是热的？”
“是灯。”我说，“十五瓦的灯泡，从幔帐底下透出来，光就软了。软光照白墙，墙看着就暖。”
她转过身，看着炕，看着桌，看着窗台上那个插着野腊梅的酒瓶。
“我闺女，”她忽然说，“从小就怕黑。她睡觉要留一盏灯。”
她说完这句，眼泪就下来了。
“这屋子，她不退婚了。”
十四
三百斤挂在梁上
“慢着。”
一个声音从人堆外头传来。是李主任的连襟，姓马的，在建筑队干过两年，自认为懂行。他挤进来，仰头看那道梁。
“屋子弄得好看，是好看。”他冷笑，“可这梁是朽的。好看有什么用？塌下来砸死人，谁负责？”
人群又静了。这一句，戳在要害上。
“马师傅说得对。”我说，“所以梁，我加固了。”
“你加固？”他嗤了一声，“你一个娘们儿，加固房梁？”
门口那边，顾时砚把手里那盏灯交给旁边的人，走过来，站住了，离我半步。
我没回头，但我知道是谁。他站得不远不近：我往前一步，他跟上来；我往后退一步，就撞在他身上。不是挡在我前头，是站在我后头半步。他身上有热气，隔着棉袄透过来。
这具身子二十六岁，比我的心老实。
头一世，我背后从来没有人。
“两根枕木柱子，间距一米二，落在实墙上。梁身十二道铁箍，间距三十公分。梁底一道斜撑，力分到东墙。”我一字一字说完，“马师傅要是觉得不成，现在就可以上去验。”
“验就验！”
他真上去了。踩着凳子，伸手在梁上摸，摸到铁箍，用力晃了晃，又用拳头砸了两下柱子。
梁纹丝不动。
他不死心，回头喊：“抬两袋水泥来！”
两袋水泥，一袋一百斤，用麻绳吊在梁当中。绳子绷直了，那道梁往下沉了不到半指，又弹了回去。屋里的女人“哎呀”一声往后退。
马师傅咬咬牙：“再加一袋！”
三百斤挂在梁上。梁纹丝不动。
马师傅从凳子上下来，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这箍，”他闷声说，“箍得比我们队里还密。”
“马师傅。”我说，“这屋子我算了四遍。第一遍在纸上，第二遍在地上，第三遍让顾工核过，第四遍我夜里睡不着，又爬起来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我指了指顾时砚：“他是铁路设计院的工程师，一年要核几百张图纸。他说这梁能撑，那就是能撑。”
顾时砚没说话，只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展开。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还有一个小小的剖面图。
“载荷核算，”他说，“按本县近三十年最大雪压算的。安全系数一点八。”
他把纸递给李主任：“出了问题，我签字。”
十五
收的是价，不是赏
屋里彻底静了。
李主任拿着那张纸看了半天，一个字没看懂，但他看懂了最后那行签名。
“那……那这墙上的字……”
“字我自己刮。”我说。
我拿起一块砂纸，走过去，把那四个炭字一下一下刮掉。“破屋骗婚”。刮到最后那个“婚”字，我的手停了一下。然后把它刮干净，重新刷了一遍白浆。
“李主任。”我转过身，“这屋子料钱十块整，一笔一笔我可以给您报。三十块的总账，工钱是二十块。”
我从包袱里拿出一张纸，贴在墙上。上面是我用铅笔写的账，一样一样，连钉子都写着。
“料钱十块是预付款，全花在这屋子上了。工钱二十块，还没结。”
我把炭条别回兜里，转过身看他。
“工钱我不要您赏，我要您认。这屋子，值不值二十块？”
李主任看看屋子，看看那张核算纸，又看看门口站着的三十几号人。他一巴掌拍在自己大腿上，笑了。
“值！”
他从怀里掏出一沓票子，数了二十块，塞到我手里：“尾款二十，一分不少。”数完，他又从里头抽出十块，往我手里按，“这是我李家的谢礼，你收着。”
“谢礼不收。”我把那十块推回去，“说好三十，我就拿三十。”
“你这丫头！”
“李主任。”我说，“手艺人收钱，收的是价，不是赏。您今天赏我这十块，明天就能跟人说，这屋子是您赏出来的。”
他张着嘴，半晌没合上，随即大笑起来，笑得直拍门框。
“好！好一张嘴！”
他转过身，朝人堆里一挥手：“谁家要弄屋子的，都来找宋师傅！我李某人担保！”
人堆里立刻有人应：“我家！我家下个月娶儿媳！”“我家闺女出嫁，也要弄！”“宋师傅，多少钱一个屋？”
我站在那盏十五瓦的灯泡底下，手里捏着那二十块钱，忽然有点站不稳。
加上预付款，三十块。在 1983 年，这是一个三级挡车工一个月的工资。我用七天挣到了。
十六
先出图，后动工
亲家母走的时候，拉住我的手。
“闺女。”她这个人，前头还叫“小丫头片子”，这会儿叫“闺女”了，“我出二十，你给我家那间也弄弄，行不行？”
“行。”我说，“但我有个规矩。”
“你说。”
“三样。第一，先出图，后动工，图您点头了，我才动手。第二，只改不拆，拆墙要指标，我不干那事，我用别的法子给您腾地方。第三——”
我顿了顿。
“我不收昧心的钱。这屋子值多少，我就收多少。您要是嫌贵，可以不做；我要是做不好，一分不要。”
亲家母咂了下嘴，也跟着笑了：“你这丫头，倒是有股子邪气。”
“不是邪气。”我说，“是规矩。有规矩的手艺人，才活得长。”
十七
挂号簿
半个月后，我在自家院门口的山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黑板上写着三行字。
王秀娥头一个跑来，背着手在黑板底下转了三圈，嗓门支棱起来：“还挂号！宋招娣，你当你是县医院的先生呐？”
“婶子。”我正在院里给自行车链条上油，头也不抬，“县医院的先生，号是五分。我这个号，还管出一套图。您说贵不贵？”
王秀娥噎了一下，眼珠一转，凑近了，声音放低：“那……婶子给你跑腿传号，行不？东街西街，哪家的闺女要出嫁、哪家的儿子要娶妇，婶子门儿清！”
“抽一成。”
“两成！”
“一成。”我说，“多一分，我找别人。”
“……成！”
那天下午她就给我拉来了三个号。她走了以后我才发现，刚才那笔我算错了半成，少收了。我没回去找她。
第二天早上我开门扫院子，门口站着五个人。排在最前头的是个老太太，手里攥着两毛钱，见了我就往我手里塞：“宋师傅，我先来的，我夜里四点就来排了。”
后头一个年轻媳妇急了：“我三点半就来了！”
“你三点半来，你怎么站我后头？”
“我去解手了！”
我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两毛钱，忽然想笑。来这儿以前，我做过最贵的房子，客户在合同上签字，从来不排队。
“都别争。”我说，“从今天起，我在墙上挂个本子，谁来谁自己写名，按先后。”
那天早上，我的挂号簿上写了五个名字。
顾时砚歇班那天，在院里支了个小马扎，把我的卷尺拆了。
那钩松了很久。他把钩座上的铆钉退出来，垫一小块铜皮进去，重新铆上，拉出来试，松手，“啪”一声弹回去，收得干脆。
“好了。”他把尺递给我。指尖碰了一下我的手背，很轻，碰完就过去了。
按心里的岁数，我比他大十四岁。可我伸出去的手是二十六岁的手，手背上光光的，一碰就热。
我拉出来量了量院门的宽度，松手，尺带自己回去了，钩子扣得死死的。
“以前量东西，得用一根手指抵着钩。”我说。
“以后不用了。”
我把尺收进兜里，又拿出来，搁在桌上。他那把旧折尺也在桌上，一把木的，一把钢的，并排摆着。
到第十天，写了三十七个。
十八
我爹的红手印
宋家是挂牌第十天来的。
那天早上门口还排着四个人。我娘站在院门口，头发乱了，人瘦了一圈，后头跟着我爹，手里没拿扁担。
“招娣。”我娘开口，声音是软的，“宝根……宝根被派出所叫去了。”
我洗着手，没回头。
“人家说，他毁人家婚房，要赔钱。要赔八十。”我娘的声音抖起来，“家里哪有八十啊……招娣，你帮帮你弟，就这一回……”
我把手擦干，转过身。
“娘。”
我从屋里拿出一张纸。那张纸我贴身收了两个月，纸上有我爹的签名，有红手印，有街道盖的章。
“这上头写着，”我把纸展开，一字一句念，“宋家嫁女儿、盖房子、死人抬棺，都不必再喊我。”
念完，我抬头。“这是当着半条街的人写的，您也在场。”
我娘的嘴唇动了动。
“他赔八十，是他自己做的事。”我说，“他往人家墙上写‘破屋骗婚’的时候，想过我吗？”
“他是你弟啊！”
“他二十一了。”我说，“我十六岁进厂，一天没靠过谁。他二十一岁，往人家屋墙上写字，还要姐姐赔钱。娘，您自己说，这世上的道理，是这么讲的吗？”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不知谁在人群里嘀咕了一句：“人家姑娘十年工钱三千多块，全交家里了；八百八的彩礼也退了。还来要啊？”
一片低低的哄笑声。
我娘捂着脸，走了。走出去五步，她回过头。
我等着她骂。
她却只说了一句：“招娣，你……吃饭了吗？”
我站在门口，没接上话。那一瞬间，心里某个地方很轻地裂了一下。
“吃了。”我说。
“哦。”她点点头，“吃了就好。”
她转身走了，背有点驼。我站在门口，没动。门帘被风掀起又落下，扫过我的腿，一下，两下。
十九
给我半年
那天晚上，顾时砚回来得很晚。他把一张纸放在桌上。
我拿起来看，是一份调动申请，申请调往省城设计院。落款日期是半年前。
“半年前就批了。”他说，“我一直没走。”
“为什么？”
“团团在这边上幼儿园。”他说，“我没法一边画图一边带她。”
他把纸收回去，折好，揣进兜里。“现在不一样了。”
我看着他。
“你要是想去省城，我就去。”他说得很平，“你要是不想去，我就把它撕了。”
屋里没点灯，只有灶膛里的火，一跳一跳地照在他脸上。
“顾时砚。”我说，“你为什么不问问我，那些图纸、那些方子，是从哪儿学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
“想问。”他说，“但你不说，我就不问。”
“为什么？”
“因为你把这间屋子，弄成了这个样子。”他抬眼，“一个能把破屋子弄成这样的人，不会是坏人。”
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
我低下头，眼泪掉在桌面上。头一世我活了五十八年，没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说过话。
“给我半年。”我说，“半年以后，我跟你走。”
“行。”
“还有——”我抬起头，“这屋子，咱家也这么弄。”
他先是一怔，随后笑出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笑起来的时候，那张冷脸整个都软了，眼角的细纹挤在一起，像个老实人。
二十
最便宜的宽绰
后来的事，说起来就快了。
入冬以后，我一间接一间地做。到年底盘账，一共十一间：供销社的宿舍、粮站的两间婚房、县中学的六间教室。
县中学那六间，我只收了二十块，管一顿午饭。校长不好意思，我说不用，我就要一样东西，让我在那六间教室的后墙上，各挂一面镜子。
“镜子这东西，”我跟围观的老师说，“是穷人家里最便宜的宽绰。”
开学那天，校长让人把我请了去。六个班的学生站在教室门口，谁也不敢先进。
最里头那个班是初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先探进半个脑袋，看见后墙上那面镜子，愣了一下，回头喊：“哎——教室变大了！”
呼啦一下，孩子们全涌进去了。有个男孩跑到镜子前做了个鬼脸，自己把自己逗笑了。
校长站在门口，抬手抹了把脸。
“宋师傅。”他说，“我这学校，二十年的老房子了。头一回听见孩子说教室好看。”
我站在走廊上，看着那些孩子在镜子前挤来挤去。那一刻我想的是：来这儿以前，我做过很多很贵的房子，几百平的，挑高六米的，一盏灯上万块的。那些房子的吊顶，我一块一块验过，验完才肯签字。
可没有一间，让我这么想哭。
冬至那天，我去给李主任家的婚房送最后一样东西：一幅我自己剪的窗花。
张春妮开的门。她脸圆了些，人也白净了，穿着件新棉袄，站在门口笑。
“宋师傅。”她红着脸，“我……我想跟你学。”
“学什么？”
“学你那些。”她指了指屋子，“我也想把我娘家的屋子弄成这个样子。”
我看了她一会儿。
“我这行有三不收。”我说，“心术不正的不收，想靠这个骗人的不收，半途而废的不收。”
她用力点头：“我不半途而废。”
“那行。”我说，“明天早上七点，到我家来。头一个月没有工钱，管饭。”
她眼圈一下红了，站在门口，冲我鞠了个躬。鞠完了还站着，不动，好像还有话说，最后也没说。
二十一
妈，吃饭啦
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在自家那间十五平米的屋子里，把最后一盏灯挂上。墙是我自己刷的，白得发暖。桌子是我从旧货市场淘的，桐油上过三遍。窗上贴了新剪的窗花，是一头胖猪——今年是猪年，还剩半个月，图个肥年。炕上铺着新做的褥子，墙角摆着那个插野腊梅的酒瓶。
顾时砚坐在桌边，擦他那把旧折尺。我的钢卷尺搁在旁边，钩子扣得死死的，谁碰一下都不会松。团团趴在门槛上，用红纸剪小猪，剪得歪歪扭扭，剪一张，举起来问我一句：“阿姨，这个像不像？”
“像。”
“那这个呢？”
“也像。”
她高兴了，又低头剪。
外头有人敲门。王秀娥的声音：“宋师傅！东街王家要娶媳妇，急着要个号！说明天就来！”
“记上。”我说，“排到正月初八。”
“人家急！”
“急也得排。”我说，“全城要弄屋子的都在后头排着，我给谁插队？”
王秀娥嘟囔着走了。
屋里安静下来。灯在头顶上亮着，光是暖的，落在墙上、桌上、人脸上，把这个十五平米的小屋，照得像一间刚做好的样板间。
——不，比样板间好。样板间是给人看的。这间屋子，是给人住的。
我走到桌前，翻开那本挂号簿。上头的名字，写到了四十一号。全县城的活儿，排队排到了明年开春。
我摸着那本簿子的封面，想起一件事：今年秋天，我娘把我的名字写在一张红纸上，换了八百八。今天，全县城的人自己把名字，写在我的本子上。
这本簿子记的是别人的账。我心里还有一本，记我自己。
入冬到现在，我常看他。他低头看图的时候，眉骨底下压着一片影子；他蹲着给团团系鞋带，后颈那条筋绷起来。在那边活了四十四年，好看的男人我见得多，能让我看了两个多月还没看腻的，就这一个。
刚穿来那阵我算过一笔：身子是二十六的，往后的日子还长，要不要找个人。算完，把这笔划掉了。
现在我不划了。
我要的从来不是一张脸。我要的是我往后退一步的时候，背后有人。
这个人，我打算看很久。
团团站起来，把剪好的小猪贴在墙上，退后两步看了看，很满意。然后她转过身，冲着我，脆生生地喊了一声：
“妈，吃饭啦！”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哎。”我说。
那一声，我应得有点抖。头一世，我死在一间漏风的屋子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这一世，我坐在一间自己刷的屋子里，有人喊我吃饭。
我转身去灶上端菜。灶是热的，锅里是红烧肉。
头顶上那盏灯，用铁丝吊着，吊在梁上。梁是我自己加固的，十二道铁箍，箍得很紧。我抬手在梁底下按了按，木头是实的。
窗外的雪，下起来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