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她进门先问有没有一把梳子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把梳子从架子上拿下来。它在这个架子上放了八十六年。八十六年里，它只被人抱进来过一次——用一块蓝布包着，放在这张柜台上，然后就再没动过。从门口到这张柜台，七步。从我站的地方到架子，四步。这店里几样东西摆在哪，我闭着眼都摸得到，因为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干。
架子第三排最里头，前头挡着两只碗，一只青花的，一只粗瓷的。我把碗挪开，伸手进去，指尖先碰到梳背。凉的。凉得不重，不像石头，像一块在阴处搁了很多年的木头。我没戴手套。擦东西不用戴，读才要戴。
抹布是蓝格子的，昨天擦过门口的牌子，还潮。我拧了一把，从梳背擦到梳齿。齿缝里积了灰，我用一把旧牙刷剔，剔出一层灰白的水。梳子不大，一巴掌长。黄杨木，颜色像放久了的蜂蜜，靠边的地方发红。背面刻着一朵花，四瓣，最外那瓣的尖没刻完，刀停在半路。
齿断三根，齐根断的，断口磨圆了。第四根是后补的，颜色比旁边深，像缝在旧衣裳上的一块布。我擦到那根补齿，停了一下。
门被推开，门轴响了一声。进来的姑娘二十几岁，黑羽绒服，拉链拉到下巴。头发是湿的，用一根黑皮筋扎着，扎得很紧，鬓角都绷起来了。
她站在门口，没往里走，先把货架看了一圈。从左边看到右边，看得很慢。看完，问我一句话：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把梳子。”
我把抹布搭在柜台边上。
“有。”
“我要看看。”
“看可以。”我说，“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她把手插回口袋，没动。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梳子。”
“我奶奶说的。”
“她什么时候说的。”
“她死的那年。”说完她自己顿了一下，“……不对，是她走之前那几天。”
“哪年。”
“二〇一五。”
“十一年了。”
“十一年。”她说，“我找了十一年。”
她把皮筋往下撸了一点，撸到手腕上，头发散下来，落在肩上。头发是湿的，肩那块布很快洇出一小片深色。
“我奶奶说，常州有条巷子，巷子里有家店，门口挂块木牌，牌子上两个字，第三个字被人刨了。”她说，“她说了三遍，说一遍停一下，跟怕我记不住似的。”
“她还说什么。”
“她说那把梳子上少一根齿。”
我看了她一会儿。
“就这些。”
“就这些。”她说，“我问她是什么梳子，她不说话。我问她店在哪儿，她说记不清了。第三天她就没了。”
“你跟家里人说过来这儿吗。”
“说过。”她说，“我妈说我奶奶老糊涂了。我姑说，人走了十一年了，你别折腾。”
“你一个人记了十一年。”
“就我一个人。”她说，“我怕我也忘了。”
“忘了怎么样。”
“忘了就没人知道她等过。”
“前五年是瞎找。”她说，“我在网上搜‘当归’，搜出来全是中药。后来搜‘当归 古董’，搜出来一家药铺。去年我搜‘当归 常州 巷子’，搜到一条新闻，说这条街年底要拆。”
她往门外看了一眼。巷子对面，老周的卷帘门还关着。
“我请了三天假。”她说，“从无锡过来的。”
“理发店？”
她停住脚。
“你怎么知道。”
“你头发是湿的，扎过一天，皮筋勒出的印还在。”我说，“你这个点来，是下了早班。”
“我在理发店洗头。”她说，“一天洗二十几个。”
她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手背上有一层薄薄的红，是常年泡水泡出来的。指缝里裂着口子，两道，贴了创可贴。创可贴泡软了，边翘起来，翻着一小片白。
“你奶奶叫什么。”我说。
“唐素棠。”
“哪个棠。”
“海棠的棠。”
我把抹布拿起来，抖了一下，重新叠好。
“簿子上没有这个名字。”
“那有什么。”
“有一把梳子。”我说，“没有名字。”
她往前走了两步，走到柜台前，两只手按在台面上。
“多少钱。”
“店里三条规矩。”我说，“第一，别问多少钱，先问它是谁的。”
“它是谁的。”
“第二，我讲的时候你别插嘴。第三，讲完了你还想要，它才跟你走。”
“不想要呢。”
“不想要你就当没进来过。”
她低头看了看柜台。
“你这店一年卖几件。”
“多的时候十几件，少的时候两三件。”
“靠什么活。”
“上个月卖了一只碗。”
她没笑。
“凑合过。”我说，“这店不挣钱，也饿不死人。就是冬天冷，夏天漏雨，下雨天得拿盆接。”
她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按掉。又响。她接了，走到门口。
“……我明天回去。”
“……不是，我有事。”
“……三天，就三天。”
那头说了几句。她没说话，听了一会儿。
“那就不干了。”她说。
她把电话挂了，站在门口，过了一会儿才转回来。
“老板让你回去。”我说。
“让我现在就回去。”她说，“说店里没人洗头。”
“你怎么说。”
“我说我不干了。”她把手机塞回口袋，“一个月四千二，一天站十二个小时。我不干了。”
她走回来，站在柜台前。
“三天假，是我今年第一次请假。”她说，“我请的时候跟老板说，我要去常州找我奶奶的一个东西。他说，什么东西值三天。”
“什么东西。”
“我说不上来。”她说，“我就说，是个木头的东西。”
她把背包从肩上取下来，放在柜台上，拉开拉链，从里头掏出一个铁盒。饼干盒，铁的，盖子上印着一朵牡丹，牡丹褪成了粉色，边上掉了漆，露出底下的黑。她把盖子掀开，从里头拿出一张纸。
纸叠成四折，边角烂了，用透明胶粘过，胶已经发黄。她把纸展开，推到我面前。
“这个，”她说，“是我奶奶留下的。”
2 一张民国二十九年的当票
纸是黄的，很薄，透光能看见背面的折痕。上头是毛笔字，竖排，从右往左。字小，笔画瘦，落笔很轻，像是怕把纸戳破。我认得这个字。
“当黄杨木梳一把，断齿一根，当本三斗米。”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期限一年，过期不赎，听凭变卖。日期写的是：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右下角一个方章，红印，印泥干成了褐色，字还认得出：当归。
“……你这儿真是当铺。”她说。
“不是。”我说，“这行字是我太奶奶写的。”
“她开当铺？”
“她不开。”我说，“她替人收东西。”
她伸手指了指当票最下面。
“这还有个章。”
我把纸翻过来对着窗。右下角除了那个红章，还有一个更小的戳，压得很浅，快看不见了。两个字：沈记。
“这个不是我们店的章。”我说。
“那是谁的。”
“梳子是谁做的，就是谁的。”
她把头低下去，鼻子快贴到纸上。
“沈记。”她念了一遍，“我奶奶没提过姓沈的。”
“她提过什么。”
“她提过三斗米。”她说。
我把当票按在柜台上。
“她怎么说的。”
“她说她这辈子欠人家三斗米，欠了一辈子。”她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在给她擦身，她已经不大认人了。她抓着我手腕说，棠棠，三斗米。我说什么三斗米，她说，欠人家的。”
“她哪年说的。”
“二〇一五年，九月。”她说，“她十月走的。”
我把当票放回柜台上，推回她那边。
“民国二十九年，是一九四〇。”我说。
“一九四〇。”她说，“那时候我奶奶还没到无锡。”
“她在常州。”
“她没说过。”
“她没说过的事多。”我说，“那年常州米价一天三变。三斗米，四十五斤，够一个人吃两个月，省着吃三个月。”
“那现在是多少钱。”
“算不出来。”
“为什么算不出来。”
“因为那时候的米跟现在的米不是一个东西。”我说，“那时候的米能救命。现在你花三百块钱买一袋米，救不了命，也换不来一条命。”
她把手从柜台上收回去。
“我奶奶这辈子没跟我说过这把梳子是谁的。”她说，“她只说了三件事：常州，一条巷子，一块缺字的牌子。还有一句，梳子上少一根齿。”
“她说了三遍。”
“说了三遍。”她说，“她记不住别的了，就记得这三句。她连我爷爷的名字都记不住了。”
“你这张票，是从哪儿找着的。”
“铁盒里。”她说，“她床底下那个铁盒，我小时候拿出来玩过一回，挨了一巴掌。盒里就这两样。”
她把铁盒推过来。盒里除了当票，还有一块布。蓝布，靛蓝，褪得很淡了，边上是毛的，像是从一件衣裳上撕下来的。布比巴掌大一点，叠了两折。我把布拿出来，展开。布角上有一朵花，绣了一半。线是白的，绣了四瓣里的两瓣，第三瓣只起了一针，线头还留着，没打结。
针脚很密，一针挨一针，绣的人手很稳。我把布翻过来。背面全是线头，乱糟糟的，像一团没理清的头发。
“这个也是她的？”
“在盒子里。”
“她绣过花？”
“不知道。”她说，“我奶奶不绣花。她一辈子不拿针，扣子掉了都是我爷爷缝。”
我把布放在柜台上，跟当票并排。一块绣了一半的布，一张写着三斗米的票，一把断了三根齿的梳子。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最久的那样，已经等了八十六年。
“我要看看那把梳子。”她说。
3 梳背上有半个棠字
我把梳子从柜台上推过去。推到一半，停住。
“看可以。”我说，“别碰。”
“为什么。”
“碰了它认你。”我说，“认了你，价钱就由它定，不由你定。”
“由它定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它说了算。”我说，“它要是觉得你不该拿，你拿回去，一天都放不住。会裂，会丢，会被你家里某个人莫名其妙地摔了。”
她把手缩回去。
“这么邪。”
“不邪。”我说，“东西有脾气。”
她弯下腰，脸凑到离梳子半尺的地方，看那朵花。
“这花是什么花。”
“棠花。”
“四瓣的？”
“棠花是五瓣。”我说，“刻的人只刻了四瓣，最外那瓣的尖没刻完，刀停了。”
她直起腰，看我。
“我奶奶的名字里有个棠。”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刚说的。”
她愣了一下，笑了，笑到一半收住。
“我小时候，家里人都叫我棠棠。”她说，“我奶奶叫我全名。她叫我唐棠，两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跟念书似的。”
她低下头，又看那朵花。
“这上头有字。”
“有。”
“在哪儿。”
“花心里。”
她把脸凑得更近，鼻尖几乎碰到木头。花心里有一个字。刻得很浅，笔画细，是“棠”。上头那个“尚”刻得歪，底下那个“木”刻得正，一横一竖，像是分两次刻的，中间隔了些时候。
“棠。”她念出来。
念完，她没说话，手还扶在柜台上。外头有人在拖板车，铁轮子压在水泥地上，一路响。响到巷口，停了。
“我奶奶叫唐素棠。”她说，“我叫唐棠。”
我记住了。
“这字是给我奶奶刻的。”
“是。”
“那是谁刻的。”
“做梳子的人。”
她往后退了半步，靠在柜台边上。
“我奶奶这辈子没戴过戒指，没戴过镯子。”她说，“她连耳洞都没有。她手上就一样东西，一把梳子。可我没见过那把梳子。”
“你见过。”
“我没见过。”
“你见过。”我说，“她天天梳头，梳到最后一齿就停手，是不是。”
她的脸白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你刚说的。”我说，“你说她梳头。”
“我没说。”
“你说了。”我说，“你说她梳头梳到最后一齿就停。”
她张了张嘴。过了一会儿，她把手按在额头上。
“我说了吗。”
“你没说。”我说，“是我猜的。”
“你猜的。”
“她记着这把梳子上少一根齿，记了一辈子。”我说，“人记住一个缺口，用别的梳子，也会在那儿停一下。”
她把手从额头上拿下来。
“她真是这样。”她说，“她梳头梳到一半就停，把梳子放下，用手把后头那几根捋顺。我问过她为什么不梳完，她说梳子不好。”
“你给她梳过头吗。”
“梳过。”她说，“我上小学那几年，她手弯了，够不着后头。我站她身后给她梳。梳到那儿，她抬手把梳子从我手里拿过去。”
“拿过去梳。”
“拿过去不梳。”她说，“就捏着。捏一会儿，放下。她放下的时候，手是松开的，五个指头一个一个松。”
“我那时候以为她累了。”她说。
“她有没有说过，梳子哪儿不好。”
“她说少一根齿。”
“现在是三根。”
“她说一根。”她说，“她一直说一根。”
“她记得准。”
“什么意思。”
“一会儿说。”我说，“先说你奶奶。”
她皱了一下眉，没再往下问。八十六年，一根齿，她记了一辈子。别的事都记不住了，就记着这个缺口。
“她左手。”我说。
“什么。”
“你奶奶左手。”
“她左手食指少一截。”她说，“我小时候问过，她说是磨刀磨的。刀滑了一下。”
“染坊。”
“她年轻的时候在染坊做零工，也给人磨刀。”
我把梳子拿起来，翻过来，看梳背的背面。那两道凹在背面靠下的地方，一道深，一道浅，深的那道能卡进半个指甲。
“这两道是捏出来的。”我说，“常年捏着，捏了几十年。”
“捏梳子能捏出这么深？”
“捏梳子不能。”我说，“捏别的东西能。”
她看着我。
“什么东西。”
“不知道。”我说，“它只记手，不记手里拿的是什么。”
“那你能不能看见我奶奶。”
“看不见。”
“为什么看不见。”
“因为要读。”我说，“读要摘手套，要关门，要押东西。”
“押什么。”
“我不说。”
“为什么不说。”
“说了就不灵。”
她盯着我不说话。
“你这人，”她说，“怎么什么都不说。”
“我说了一半。”我说，“剩下一半，得等你先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奶奶是哪年离开常州的。”
她想了半天。
“我不知道。”她说，“她从来不提常州。我只知道她一九四几年到的无锡。”
“一九四几。”
“四五年。”她说，“她跟我爷爷是一九四六年结的婚，媒人介绍的。我爷爷说她来的时候，身上就一个包袱，包袱里就一个铁盒。”
4 他刻到第四瓣
关门之前，我去后院洗了手。我舀三瓢，一瓢浇左手，一瓢浇右手，一瓢冲手腕。洗三瓢，是让我自己知道，接下来这件事不能中途停。院子里那片当归枯了，茎是空心的，风一过就响。
我回屋，把门拉下来，插上门闩。
“坐着。”我说，“别出声。”
“出声会怎么样。”
“会断。”
“断了呢。”
“断了要重来，重来押两次。”
她把嘴闭上了。
读东西这件事说不上难受，就是费神。像在一间没开灯的屋里摸一样东西，摸到了，还得认。我把手套摘下来，两只手放在梳子上。梳子是凉的。凉从指尖往里钻，钻到手腕，钻到小臂，在小臂中间停住，像走到一堵墙跟前。
墙是冷的，可是不硬。往里凹了一下。然后我过去了。先看见的是一把刀。刀不大，刀刃窄，刀背厚，刀柄是木头的，缠着一圈布，布已经发黑。刀在一个人的手里，那只手很稳。
手背上有一道疤，从虎口斜着往上，到腕子就没了。手底下是一块木头。黄杨木，巴掌长，一头已经削出了梳背的形，另一头还是方的。齿已经剔出来了。一根挨一根，密，我数过去，三十二根。
靠边的地方缺了一根。齐根断的，断口是白茬，还没磨。刀在木头上走。走一刀，停一下，把木屑吹掉，再走一刀。木屑很细，卷起来，像刨花，落在地上，落了一层。他刻花。
花在梳背的中间，先刻一个圈，再刻四瓣。一瓣一瓣刻，刻完一瓣，用指甲把边上的毛刺刮掉。刻到第四瓣，刀尖走到一半，停住了。不是刻错了，是外头有人喊。
“沈砚！”
喊了一声，没人应，又喊一声。
“沈砚！船要开了！”
他的手没动。刀还停在木头上。
“沈砚你他娘的倒是应一声！”
他把刀放下。放下的时候，刀尖在木头上磕了一下，磕出一个小口子。他没看那个口子，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他往屋里看了一眼。屋里有一个女人。我看不见她的脸。物的记忆不记脸。我看见的是一双手，一双手在搓一根线。线是白的，搓得很慢，搓一段，往上绕一段。
那双手的左手食指上，缠着一块布。他走过去，把梳子放在她手边。梳子还是半成的，齿没剔，花没刻完。他说了一句话。物不记说话，可这句话我听见了，像是它自己浮上来的：
“等我回来，把最后一齿给你补上。”
然后他伸手，把她的手从线上拿开。她的手动了一下，没抽走。他转身，走到门口，走到一半，外头又喊了一声。他回头，从桌上拿起那把刀，塞进怀里。刀进怀的时候，刀背磕在门框上，磕出一个豁口。
然后黑了。
黑得很干净。不是没东西，是有东西，我看不见。
我把手拿开。手是凉的。我坐着没动，腿麻了才起来。睁开眼，屋里的光亮得刺人。唐棠坐在对面，两只手抓着自己的膝盖，抓得指节发白。
“完了？”她小声问。
“完了。”
“你看见什么了。”
“一只手。”
“就一只手。”
“还有一把刀。”我说，“还有一块木头。”
“我奶奶呢。”
“没看见脸。”
“那你怎么知道是她。”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看见一双手在搓线，左手食指缠着布。”
她把手松开，搁在膝盖上。
“缠着布。”她说。
“嗯。”
“我奶奶左手食指没有指甲。”她说，“她说年轻时被刀削掉过，削到骨头，长不出来了。”
“那是她。”她说，“缠布的就是她。”
“可能是。”
“不是可能。”她说，“是她。”
她低下头，把脸埋进两只手掌里。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睛是红的，没哭出来。
“我奶奶等了他一辈子。”她说，“她等的那个人，是不是姓沈。”
我没答。
“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说，“它不记名字。”
她把两只手放在柜台上，手指头在台面上敲了两下，很轻。
“那这店里，有没有姓沈的东西。”
5 这条街上以前有人做梳子
老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给唐棠倒水。老周这个人，进门从不敲门，说话之前先叹口气。他在对面开锁铺，开了三十几年，这条街上谁家的锁他都开过，连我家的都开过。还是那只搪瓷缸，白的，磕掉了几块瓷。他把缸子往柜台上一放，眼睛先看见摊在台面上的当票。
“哟。”
他把眼镜从额头上推下来，凑近看。
“当票。”他说，“民国的。”
“周叔，你认得这个？”
“我爹收过。”他说，“我小时候，家里糊墙用的就是这玩意儿，一沓一沓，背面白的，能写字。”
他伸手指了指当票右下角。
“这个章，当归。”他说，“你太奶奶的章。”
“你见过？”
“见过。”他说，“她柜台底下有个木匣子，匣子里一个章、一盒印泥、一把小秤。秤是戥子，称药的。”
他把眼睛挪到梳子上，不动了。
“这个……”
他把缸子放下，两只手把梳子捧起来，捧得很轻。
“这是常州梳。”
“你看得出来？”
“我爷是做篦箕的。”他说，“我家祖上在篦箕巷，做篦箕，不做梳子。梳子是另一行。”
他把梳子翻过来，看背面。
“黄杨。”他说，“这块料好，没棕眼，你看这纹，一道一道的，跟头发丝似的。现在的黄杨都是速生的，糠，一削就崩，整根齿掉。”
他用指甲在断齿的地方刮了一下。
“这三根是崩的，不是掰的。”他说，“掰的断口是斜的，有丝。崩的断口是平的，齐。”
“那这根呢。”
“这根是接的。”他说，“接齿。老手艺，现在没人会了。”
“怎么接。”
“要同一块料。”他说，“新料跟旧料不是一个脾气，夏天胀，冬天缩，接上去过一冬就掉。得找一块放了三年以上的黄杨，削成楔子，插进去，用鱼鳔胶粘。”
“鱼鳔胶。”
“鱼的鳔熬的。”他说，“熬成一锅，趁热刷，凉了就凝。凝了得重新熬，熬三回就废了。”
他把梳子放下，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接这根齿的人，手不行。”
“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这个面。”他指给我看，“齿面是斜的，一边高一边低，差着半分。手稳的人不会这样。手稳的人一刨到底，面是平的。”
“半分是多少。”
“半根头发。”他说，“可梳子就是靠这半分。差半分，齿就扎头皮。”
唐棠一直没说话。听到这儿，她开口了：
“扎头皮，那还能用吗。”
“能用。”老周说，“用的人不在乎。”
“为什么不在乎。”
“因为给她梳子的人，就这个手艺了。”老周说，“她要是嫌扎，早扔了。她没扔，说明她知道这半分是怎么来的。”
唐棠两只手按在柜台上。老周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
“周叔。”我说，“篦箕巷有个沈记，你听说过吗。”
他把缸子从嘴边拿开。
“沈记。”
“嗯。”
“你从哪儿听来的。”
“梳子上有个戳。”
老周把梳子又拿起来，对着窗看。戳很小，压在梳背一头的侧面，两个字，浅得快要看不见。
“沈记。”他念了一遍，“我爷说过。”
“说什么。”
“说篦箕巷做梳子的，一家姓卜，一家姓沈。卜家是大字号，宫梳名篦，进贡的。沈家是小作坊，三个人，接零活。”
“后来呢。”
“后来没了。”他说，“四几年没的。”
“怎么没的。”
老周把梳子放下。
“人没了，铺子就没了。”他说，“我爷说，沈家那个小的，一九四〇年冬天被抓走的，抓去修机场。修机场的人，十个回来两个。”
“他没回来。”
“没回来。”老周说，“我爷说，那年冬天，日本人要修机场，沿街抓人，抓的是年轻力壮的。抓到就装上船，往北边送。沈家那个小的，那天正好在河边送货。”
唐棠的手从柜台上滑下去，落在膝盖上。
“我爷说，他走的那天，他媳妇还在屋里坐着。”老周说，“他媳妇在染坊做零工。篦箕巷的匠人，刀都是她磨的。”
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下。
“你怎么忽然问这个。”
“随便问问。”
老周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唐棠一眼，把眼镜推回额头。
“你们这行，”他说，“问的都是随便问问。”
他把缸子夹在腋下，走到门口，站住了。
“那把梳子，别卖便宜了。”他说，“接齿的手艺，现在没人会。会的那个人，一九四〇年就走了。”
他出去，拉卷帘门，哗啦一声。唐棠坐着没动。她坐着没动，隔了一会儿才说：
“一九四〇年冬天。”
我把当票翻过来，看背面。
“我奶奶是一九四五年到无锡的。”
这我知道。
“中间隔了五年。”
“五年。”
她把脸转过来，看着我。
“这五年，她在哪儿。”
6 第二页那道划痕
我把簿子抱出来。牛皮封面，硬壳，边角磨圆了。翻开的时候，纸有一声响，很轻。翻到第二页。第二页上三行字。第一行：黄杨木梳一把，断齿。第二行：经过谁的手——不详。
第三行：民国三十年，划掉。划得很重。来回划了七八道，笔尖把纸都划破了，破口有毛边。划痕的墨是黑的，渗进纸里，透到背面。唐棠把手伸过来，指尖停在纸上，没敢落下去。
“这是划掉的。”
“划掉的。”
“什么叫划掉。”
“第三行有三种填法。”我说，“空着，是等人。填了字，是来了。划掉，是来过——人站在柜台前看了半天，说这不是他要的。”
“来过几次。”
“两次。”
我把簿子往灯下斜了一点。划痕底下还有一行字。比正文小一半，颜色淡得跟纸一个色，纸被压出一道浅浅的凹。得斜着对光才看得见。
“三十三年，又来。仍不认。”
唐棠把这行字念了一遍，念得很慢。念完，她抬起头。
“三十三年，是一九四四。”
“是。”
“一九四四年，我奶奶二十二岁。”
对。
“她来过。”
“来过。”
“她说不认得。”
“三个字，就写在那儿。”我说。
唐棠把手收回去，攥成拳头。
“不可能。”
“簿子上写的。”
“簿子会写错。”
“不会。”我说，“写这行字的人是我太奶奶。她写的时候手在抖，抖得笔画都是断的。她一辈子没写过错字。”
“你怎么知道她手在抖。”
“你看这个‘仍’字。”我说，“这一撇拖出去半寸，是笔尖抖着走完的。写这个字的时候，她已经很老了。”
唐棠低下头，把脸凑到纸跟前，鼻子快蹭到灯罩。
“我不信。”她说。
“你可以不信。”
“我奶奶不是那种人。”她说，“她认东西最准。我小时候丢了手套，她能从我书包里翻出来，说这是左手的。她什么都记得，她记得我三岁穿的那件棉袄是蓝的，扣子是贝壳的。”
“她记东西记得住。”我说，“可是有些东西，人不是记不住，是不肯记。”
“那她为什么来两次。”
簿子上没写。
“你不是能读吗。”
“读的是物。”我说，“物记手，不记心里想什么。”
她把手掌按在簿子上，按在那道划痕上。
“她第二次来，是来干什么。”
“当票上的日子是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我说，“他当梳子的那天。”
“那她第二次来……”
“隔了四年。”我说，“簿子上是三十三年。”
“四年后她来干什么。”
“来赎。”
“她带钱了？”
“带了。”
“那她为什么不赎。”
“因为她说，这不是她要的那把。”
唐棠把手抬起来。
“什么叫不是她要的那把。”
“原话。”我说，“簿子上没写，可这一页的纸背面有印子。她当时把钱放在柜台上，钱压着纸，压出一道方印。我太奶奶后来在背面描了一遍，描了三个字：不赎了。”
“不赎了。”
唐棠咬着嘴唇，咬了一会儿。
“我要知道为什么。”她说。
“要知道为什么，得再读一遍。”
“那就读。”
“第二遍要押东西。”
“押我的。”她说，“押什么都行。”
“押不了你的。”我说，“押的是我的。”
她愣住了。
“你。”
“我。”
“押什么。”
“我不说。”
“你这人——”
“我说了就不灵。”我说，“而且我说了，你就会觉得不值。”
她盯着我。
“值不值不是你说了算。”她说。
“是我说了算。”我说，“因为这店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付。”
她不说话了。我把簿子合上，两只手压在封面上。
“你先坐着。”我说，“我去关窗。”
7 他又来了
第二遍是从一九四〇年冬天开始的。先看见的是雪。不是大雪，是那种打在脸上有点疼的碎雪，落在瓦上不化，落在青砖上就化成水。天黑得早。街上没灯，说是防飞机，所有的窗户都拿棉被堵上，只留一线。
一个人从巷口走过来。他走得慢，左脚有点跛。不是伤，是鞋。鞋底磨穿了，他在里头垫了一层硬纸板，纸板湿了，走一步响一下。他怀里抱着一样东西，用一块蓝布包着。他走到店门口，站住，抬头看牌子。
牌子上两个字，当归。他把这两个字认了一遍，又认了一遍。然后他敲门，敲三下，停一下，又敲两下。门开了一条缝。开门的人手里端着一盏油灯，灯芯剪得很短，光只有一小团。
“谁。”
“当东西。”
“我不开当铺。”
“我知道。”
“知道还来。”
“这条街上，只有你这儿收东西。”
开门的人没说话。她把门开大了些，让他进来。他进来，站在柜台前，把怀里那块蓝布放在柜台上。布展开，里头是一把梳子。黄杨木，断了一根齿，梳背上的花刻了四瓣，最后一瓣没刻完。
“当多少。”她问。
“三斗米。”
“这梳子不值三斗米。”
“我知道。”
“那你还当三斗米。”
“因为我只要三斗米。”他说，“多了我拿不动，少了不够。”
她看了他一会儿，把油灯放在柜台上，转身去柜台底下摸，摸出一本簿子，一支笔，一个木匣。
“名字。”
“沈砚。”
“砚台的砚？”
“不知道。”他说，“我不识字。人家都这么叫。”
她写下来。写完，抬头。
“梳子是你的？”
“是我做的。”
“做给谁的。”
他不答。
“做给谁的。”她又问了一遍。
“做给一个人的。”他说，“她还没嫁人。”
“那你把它当了，她用什么。”
“她不用梳子。”他说，“她用手捋。”
她没再问，笔下写：黄杨木梳一把，断齿。写到“经过谁的手”，她停了一下。
“你做什么的。”
“做梳子。”
“哪个字号。”
“沈记。”
她把这四个字写上去。写到第三行，笔停在纸上。
“你什么时候回来拿。”
“不知道。”
“不知道我怎么写。”
“你就写，”他说，“等我想起来它是谁的。”
她的笔尖在纸上停住，墨洇开一个小点。
“这梳子是你的。”
“是我的。”他说，“可我做的时候，想的是别人。它现在是别人的了。我拿它换三斗米，是拿别人的东西换。”
“那你更不该当。”
“我不当，我就走不了。”
她把笔放下。
“你要去哪儿。”
“北边。”
“做什么。”
“不知道。”他说，“上了船才知道。”
她看了他一眼。
“你媳妇知道吗。”
没告诉她。
“你打算不告诉她。”
“我告诉她，她就不让我走。”
“你不告诉她，她一样不让你走。”
他把手放在柜台上，手指头蜷了一下。
“她会来赎。”他说。
“她没钱。”
“她没钱。”他说，“所以你别告诉她。”
“我怎么告诉她。”
“她要是来问，你就说没有这把梳子。”
她没答。
“你答应我。”他说。
“我不答应人。”
“那你别说。”他说，“不用说谎，你别提就行。”
她把笔拿起来，在当票上写：当本三斗米。期限一年，过期不赎，听凭变卖。写完，盖章，把当票压在簿子底下。他伸手要。
“票押在我这儿。”她说。
“人家当东西，票给当户。”
“我这儿不给。”
“为什么。”
“你拿着票，就想着赎。”她说，“赎要钱。你没有。”
他把手收回去。
“你回来，我给你。”她说，“你不回来，这张票就是个证。有人来问，我拿给她看。”
“给谁看。”
“你说给谁看。”
他没说话。他把两只手撑在柜台上，撑了一会儿。撑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冷。屋里有火，火就在他脚边。他伸手去拿柜台上的梳子，想再看一眼。手伸到一半，停住了。
“不看了。”他说。
他把手收回去，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回头。
“要是有个女的来问，你就说没有。”
“我说了，我不答应人。”
“那你就不说话。”他说，“你不说话，她自己也明白。”
然后他推门出去。雪落在他肩上，不化。他往巷口走，走一步，鞋底响一下。走到巷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不是看店。是看店后头那一片屋檐。屋檐底下有一扇窗，窗上堵着棉被，只留一线光。
他看了有那么一会儿。然后转过去，走了。
黑。
8 民国三十年，她来看过
第二次亮起来，是第二年。春天。院墙底下那片当归刚出苗，叶子是紫红的，贴着地长。开门的人把梳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放在台面上，摆正，梳齿朝外。门口站着一个人。女的。二十几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补过，补丁是另一种蓝。
她站在门槛外头，没进来。
“进来。”柜台后头的人说。
她进来了。走三步，停在柜台前。她的眼睛落在那把梳子上。就落在上头，不动了。她的手抬起来，抬到一半，又放下。
“这把梳子。”她说。
“这把梳子。”
“哪儿来的。”
“一个人当的。”
“什么人。”
“做梳子的。”
她把手按在柜台上。
“他什么时候当的。”
“去年冬天。”
“去年冬天。”她重复了一遍。
她低下头，看那把梳子。灯芯爆了一下，她才出声。
“你要当多少。”她问。
“他没当钱。”柜台后头的人说，“他当了三斗米。”
“三斗米。”
她把手从柜台上拿开，往后退了一步。
“那我不赎了。”
“我没问你要不要赎。”
“我知道。”她说，“我先说。”
柜台后头的人看着她。
“你看看它。”她说，“你看看这齿。”
“我看了。”
“断了一根。”
柜台后头的人没答。
“他说他要补的。”她说，“他走的那天早上跟我说，等我回来，把最后一齿给你补上。”
“他没补。”她说。
她伸手，把梳子拿起来。拿得很轻，像捧一碗满的水。她把梳子翻过来，看背面那朵花。
“这花是他刻的。”
“嗯。”
“他刻到第四瓣，刀停了。”她说，“他那天急着走，刀磕了一下，磕在木头上。”
你怎么晓得。
“我在屋里坐着。”她说，“我听见刀磕了一下。”
她把梳子转过来，看花心。花心里有一个字。她的拇指按上去，压着那个字，没松开。
“这不是他的。”她说。
柜台后头的人抬起头。
“什么。”
“这不是他的梳子。”
“你看得这么细。”
“我给他磨过刀。”她说，“他做梳子，我磨刀。磨了三年。”
她把梳子往柜台里推了推，推回去，推得很慢。
“这不是他的。”她说，“你们留着吧。”
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站住了。
“他要是回来，”她说，“你跟他说，我来过。”
“你叫什么。”
“不用记。”她说，“他知道。”
她出去了。门在她身后合上。柜台后头的人把那把梳子拿起来，翻过来，看背面。花心里一个字，棠。她蘸了墨，在簿子第三行上划了一道。划完，看了看，又划了一道。
9 民国三十三年，她带着钱来
第三次亮起来，隔了四年。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天阴着，没下雪。街上有人挑着担子卖炭，一边走一边喊，喊声嘶哑。门口站着一个人。还是那个女的。她瘦了很多。脸是黄的，颧骨出来了，眼睛显得更大。那件蓝布褂子还在，补丁又多了一块，补在肘上。
她手里提着一个布包，包不大，两只手抱着。她进来，把布包放在柜台上。
“我赎。”
柜台后头的人没动。
“当票呢。”
“没有。”
“没有票，赎什么。”
“票跟着他走了。”女的说，“我拿什么来。”
“票没跟着他走。”柜台后头的人说，“票在我这儿。”
她转身去柜子里摸，摸出一张纸，一张梳子。纸放在台面上，梳子放在纸上。纸是黄的，边上毛了，上头一行字：当黄杨木梳一把，断齿一根，当本三斗米。女的低下头，看那张纸，看完才抬起头。
“票在你这儿。”她说。
“票一直在柜子里。”
“他没带走。”
柜台后头的人把当票推回她面前。她把布包解开。里头是钱。一沓票子，用麻绳捆着，捆了两道，捆得很紧。票子有新的有旧的，新的硬，旧的软，边上毛了。
“三斗米。”她说，“你数数。”
柜台后头的人数了。一张一张捋平，捋完一沓，放在一边。数完，她抬起头。
“多了一成。”
“米涨价了。”女的说，“我按今天的价算的。”
“当票上写的是三斗米，不是今天的价。”柜台后头的人说，“再说这票过期三年了。”
“我怕你吃亏。”
柜台后头的人把钱推回去一点。
“多一分我不收。”
女的看了看那钱，没动。
“那你把梳子给我。”
柜台后头的人把梳子推过去。女的伸手，把梳子拿起来。她翻过来，看齿。一根断齿，齐根断的，断口磨圆了。她把梳子放回柜台上。
“他没补。”她说。
“他没回来。”
“他没补。”她又说了一遍。
她把梳子放回柜台，没出声。
“这不是我要的那把。”
柜台后头的人把手停在半空。
“你说什么。”
“我要的是补好的那把。”她说，“齿补上，花刻完。他没补，他就没回来。”
“他可能在路上。”
“四年了。”
“路上远。”
“路再远，也走回来了。”她说，“他没回来，就是回不来了。”
屋里静了一会儿。外头卖炭的走远了，喊声没了。
“那这钱。”柜台后头的人说。
“钱放你这儿。”
“放我这儿算什么。”
“算我赎过。”她说，“他要是回来，你跟他说，我来过，钱留下了，梳子我没拿，票在我这儿。”
“你自己跟他说。”
“我等不到。”她说。
柜台后头的人看着她。
“你怎么知道等不到。”
“我婆婆上个月没了。”她说，“屋子我退了。常州我没亲人了。过几天我要走，去无锡，投我表姐。”
“走了还能回来。”
“回来做什么。”她说，“回来等一个不回来的人。”
她伸手，把柜台上那沓钱往前推了推。
“这个钱，你替我收着。”她说，“不用记账。他要是不回来，你就当没这回事。”
“我不能白收人钱。”
“你没白收。”她说，“你替我收了四年梳子。”
她伸手，把柜台上那张当票拿起来。
“这个我拿着。”
“那是我的账。”
“我拿着。”她说，“他回来，我拿票来换他。他不回来，我拿着这个，就当他还欠着我。”
柜台后头的人看了她一眼。
“你拿着吧。”
她把当票折了三折，塞进怀里，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停下。
“大娘。”
“嗯。”
“他要是回来，”她说，“你别跟他说我等过。”
“为什么。”
“他会难受。”她说，“他这个人，最怕欠人。”
她出去了。门合上。柜台后头的人坐在那儿，没起来。然后她把那沓钱拿起来，用一块蓝布包上，包了两折，塞进柜台底下的铁盒里。她翻开簿子，翻到第二页。第三行上已经有七八道划痕了。
她蘸了墨，在划痕底下写了一行小字。写得很轻，写完对着灯看了看，又用手掌按了按，把墨按进纸里。那行字是：三十三年，又来。仍不认。写完，她把笔搁下。笔尖上的墨滴下来一滴，落在纸上，晕开一个小点。
她没擦。
10 民国三十五年，有人回来了
第四次亮起来，是一九四六年。三月。院子里那片当归又出苗了。一个人站在门口。他在门口站着，站到喘匀了才敲门。不是犹豫，是站不住。敲门，敲三下，停一下，又敲两下。
门开了。开门的人端着一盏灯，灯芯还是剪得很短。
“找谁。”
“我赎东西。”
“什么东西。”
“一把梳子。”
她把灯举高了一点，照他的脸。脸上有冻伤。鼻子左边塌下去一块，皮是紫的，结了痂。颧骨高得吓人，眼窝陷进去，眼睛在里头亮得发直。他穿一件灰布褂子，太宽，肩膀的地方空着。袖子挽了两折，挽上去的地方，露出来的胳膊细得只剩骨头。
“你叫什么。”
“沈砚。”
她没动。
“你再说一遍。”
“沈砚。”他说，“民国二十九年冬天，我在你这儿当了一把梳子，当三斗米。”
她把门开大。他进来。进门的时候，右腿在地上拖了一下，鞋底蹭着门槛。他走到柜台前，站住。
“梳子还在吗。”
她把灯放在柜台上，去柜子里摸。摸出来，放在台面上。他伸手去拿。那只手伸出来的时候，她看见了。右手只有两根指头。拇指还在，小指还在，中间三根齐根没了，断口是平的，皮贴着骨头，一点肉都没有。
他用剩下的两根指头，把梳子夹起来。夹住了，没掉。
“齿呢。”他说。
“没人补。”
“没人补。”他重复了一遍。
他把梳子翻过来，看背面那朵花。花还是四瓣，最后一瓣的尖没刻完。
“我答应过她。”他说。
“你跟谁答应过。”
“跟她。”
“她来过。”她说。
他的手停住了。
“什么时候。”
“两回。”
“两回。”他说，“哪两回。”
“民国三十年，一回。”她说，“民国三十三年，一回。”
他把梳子放回柜台上。放的时候，手在抖。
“她说什么。”
“她说不认得。”
他站在那儿没动，手扶着柜台边。
“她认得。”他说。
“她说这是别人的梳子。”
“她认得。”他说，“她认得。”
他把两只手撑在柜台上。左手也是坏的。左手食指没了，就是她缠布的那根。
“她第二回来说什么。”
“她说她要的是补好的那把。”
他没说话。
“她说，齿补上，花刻完。”柜台后头的人说，“你没补，你就没回来。”
他低下头，低到额头顶着柜台。
“我回不来。”他说。
“现在回来了。”
“现在回来了。”他说。
他抬起头。
“她人呢。”
柜台后头的人没答。
“她人呢。”他又问了一遍。
“走了。”
“去哪儿。”
“无锡。”
“什么时候走的。”
“三十三年冬天。”
他站在那儿，眼睛望着柜台上的梳子。
“三十三年冬天。”他说。
“她说她等不到。”
“等不到。”
“她说回来做什么，回来等一个不回来的人。”
他把手从柜台上拿开，往后退了一步，靠在货架上。货架晃了一下，上头一只碗滑了半寸，他用肩膀顶住了。
“我晚了一年。”他说。
“你晚了一年。”
“就一年。”
“就一年。”
他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墙上是货架，货架上摆着几十件旧东西。他一件一件看过去，看到最后一件，停住了。
“我回来那天，先去了篦箕巷。”他说，“铺子没了。门口的石墩还在，石墩上坐着一个人，是隔壁铜匠家的。他认不出我。我说我是沈家的，他说沈家没人了。”
“你娘呢。”
“民国三十三年没的。”他说，“她说是十月底。”
柜台后头的人没说话。十月底。十一月十七，她来赎梳子。
“我娘的后事，”他说，“是谁办的。”
“她办的。”
“她哪儿来的钱。”
“她退了屋子。”柜台后头的人说，“房是租的，退租退一笔押租。她拿那笔钱买了一口薄棺材。”
他把手放在柜台上。
“屋子退了。”他说，“她住哪儿。”
“她没地方住了。”柜台后头的人说，“她说她要去无锡，投表姐。”
“什么时候说的。”
“十一月十七。”
他没说话。
“她到底没进沈家的门。”他说，“我娘的后事，是她办的。”
“她管你娘叫娘。”
“叫了几年。”
“叫了四年。”
他把脸低下去，额头抵在柜台面上。
“我娘死的时候，”他说，“身边有谁。”
“有她。”
“就她一个。”
他没说话，肩膀开始抖。不是哭。是抖，像冷。屋里生着火。
11 他补了一根齿
“有刀吗。”他问。
“什么刀。”
“能削木头的。”
他从自己怀里摸，摸出一把。刀不大，刀刃窄，刀背厚，刀柄上缠着一圈布，布已经发黑。刀背靠近柄的地方有一个豁口。
“这是你走那天带走的那把。”她说。
“嗯。”
“还在。”
“这几年就剩这个。”他把刀放在柜台上，“那边的人什么都收，就是不收刀。我把它藏在裤腰里，藏了五年。”
“没人搜？”
“搜过三回。”他说，“我把它缝在棉裤的夹层里。”
她从柜台底下也摸出一把。切药的刀，刃薄，柄是木头的。他把两把放在一起比了比，拿起自己的那把。
“我这把沉。”
“有锯吗。”
“没有。”
“有针吗。”
她从针线盒里拿出一根针。
“粗的。”
她换了一根。他把梳子拿过来，翻到断齿那一面。
“有木料吗。”
“没有。”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布包打开，里头是三块黄杨木。不大，一块只有拇指长。
“这是我路上捡的。”他说，“篦箕巷拆的时候，铺子里剩下些边角料，我走的时候抓了三块。”
他把三块料摊在柜台上，一块一块看，用指甲刮，刮完凑到鼻子底下闻。
“这块。”他挑了一块，“放了有五年。”
“闻得出来？”
“新料有青味，像刚割的草。老料没味，闻着是干的。”
“我要一根齿。”他说，“要一根直的，没有节的。”
他找了一块木头垫在柜台上，把料放上去，用那把切药刀削。刀太薄，一进去就打滑。削了三下，木料上只出来一道白印。他把刀放下，看着自己的手。右手两根指头。左手一根。
“你能不能帮我。”他说。
“我不会。”
“我教你。”
“我手笨。”
“不用巧。”他说，“你只要按住。”
他把木料推到她面前。
“你按住这头。”他说，“我削。”
她伸手按住。他换了左手握刀。左手只有拇指和食指，他用两根指头夹着刀柄，刀刃朝下，手腕压在刀背上。削下去。第一刀，木料跳了一下，削歪了。第二刀，刀刃吃进去，出来一条薄片。
第三刀，第四刀。木屑落在柜台上，一小堆。他削得很慢。削几下，停下来看，看完再削。
“这活儿我做了十一年。”他说，“一天削六十根齿。”
“现在呢。”
“现在一天削一根。”
“为什么。”
“手不行了。”他说，“在北边，零下三十度，手冻了。冻了以后烂，烂了以后掉。掉了三根，剩下两根，也不听使唤。”
“疼吗。”
“不疼。”他说，“早不疼了。”
削到半夜，齿削出来了。一根细齿，跟原来的差不多长，根部稍粗，尖上稍细。他把齿放在手心里，掂了掂。
“还得凿槽。”他说。
“什么槽。”
“断的地方要凿一个槽，齿插进去，才咬得住。”他说，“槽要燕尾的，上窄下宽。”
他用针在断口上一点一点地戳。戳一下，吹一下木屑。戳一下，吹一下，断口上慢慢出现一个小坑。他把齿试了一下，插进去，拔出来，又削了两刀，再插进去。
“胶。”他说。
“什么胶。”
“鱼鳔胶。”他说，“有鱼鳔吗。”
“有。”
她从柜子底下摸出一个小陶罐。罐里是干鱼鳔，硬的，黄的，掰开来像骨头。
“补柜子用的。”她说。
“得熬。”
“我知道。”
她去灶上熬。熬到化成汤，稠的，能拉丝。他用一根筷子挑了一点，抹在槽里，抹得很匀。然后把齿插进去。插进去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一下。齿歪了。他拔出来，重新抹胶，重新插。
这一次插进去了，正了。他用手按着，按到胶凉了，凝了。
“成了？”她问。
“成了。”
他把手拿开。梳子上多了一根齿。新齿的颜色比旁边浅，像一块没晒过太阳的皮。他看着那把梳子。
“还有三根。”
“你补不了。”
“补不了。”他说，“补一根，崩三根。”
“什么意思。”
“我的手不稳。”他说，“凿这个槽，劲儿使大了，旁边三根受了力，裂了。”
他把梳子翻过来，指给她看。断口上新添了三道细纹，从齿根往里走，走了一半。
“这三根，过不了一个冬天。”
“那你还补。”
“我答应过的。”他说，“补一根是一根。”
他把梳子放在柜台上，摆正，梳齿朝外。
“就这样了。”他说。
12 她要是不来，就当我没赎
“她走的时候，”他问，“说什么了。”
柜台后头的人去柜台底下摸，摸出一个蓝布包。放在台面上。
“这是什么。”
“她留的。”
他把布解开。里头是一沓票子，用麻绳捆着，捆了两道。
“三斗米。”她说，“她按当时的价算的，多给了一成。我没收那一成。”
他看着那沓钱，没伸手。
“她哪来的钱。”
“不知道。”她说，“她攒了三年。”
“她靠什么攒。”
“不知道。”她说，“她没说，我也没问。”
他把钱重新包上，推回去。
“你留着。”
“这是她的钱。”
“她要是回来，你给她。”
“她不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
“她说她等不到。”
“那就等她来拿。”他说，“她不来，这钱就放你这儿。”
“放多久。”
“放到你不想放为止。”
柜台后头的人把布包收起来，塞回铁盒。
“梳子你带走。”她说。
“不带走。”
她把头抬起来。
“这是你的梳子。”
“我赎了。”他说，“钱我给了。”
“你没给钱。”
“我给了。”他说，“三斗米，她给过了。”
“那是她的钱。”
“她给的是我的账。”他说，“账还了，东西就是我的。我的东西，我放在你这儿。”
“你要放到什么时候。”
“放到她来。”
“她不会来。”
“那你就一直放着。”他说，“她要是不来，就当我没赎。”
屋里静了。外头有狗叫，叫了两声，停了。
“你去哪儿。”她问。
“这条街上。”
“这条街上没你认识的人了。”
“有。”他说，“有这个柜台。”
她看着他。
“你不等她。”
“我等了六年。”他说，“等成这个样子。”
他把两只手抬起来，摊在灯底下。一只是两根指头，一只是一根。
“她要是看见我这样，”他说，“比看见我死还难受。”
“她不会嫌弃你。”
“我知道她不会。”他说，“所以我不能让她看见。”
他把手放下去。
“我就在这条街上。”他说，“她要是来了，你不用说我在。她要是不来，你就当我没回来过。”
他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柜台上的梳子。
“这花，”他说，“我刻了四瓣，最后一瓣没刻完。”
“我知道。”
“你别让人补。”他说，“补了就不是我刻的了。”
“嗯。”
“她要问，你就说，刻的人手不好，刻不动了。”
“她不会问。”
“她会的。”他说，“她什么都要问清楚。”
他推门出去。门外天还没亮。巷子里有雾，他走进雾里，走了几步，就看不见了。柜台后头的人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她低头看地上。地上有一行脚印，一深一浅，往巷口去。
再往后，就没有了。
13 我讲给她听
我把手拿开。手是凉的，凉到骨头里。我坐在椅子上喘，喘到胸口发疼。睁开眼，屋里的光亮得刺人。唐棠坐在对面，一动不动。
“完了？”
“完了。”
“他回来了。”
“回来了。”
“我奶奶不知道。”
“不知道。”
她把手放在柜台上，手指头分开，又合上。
“差一年。”她说。
“一年。”
“就一年。”
她低下头。头发垂下来，把脸挡住了。她低着头，头发挡着脸。隔了一会儿才抬起来。
“我要听全部。”她说，“从头讲。”
我给她倒了一杯水。
“我全看见了。”我说，“你问。”
她盯着柜台想。
“他为什么不带我奶奶走。”
“带不了。”我说，“那年冬天抓人，抓的是壮丁，装船，往北边送。带个女人，两个人一起死。”
“他知道吗。”
“知道。”
“知道还走。”她说这句的时候声音变了。
“不走，两个人一起死在家里。”我说，“他算过的。”
“他跟我奶奶说了什么。”
“他说，等我回来，把最后一齿给你补上。”
唐棠的手抖了一下。
“我奶奶记得这句话。”她说，“她老说，齿没补上。”
“她记得准。”我说，“他走的那天，只断了一根。”
“那现在怎么是三根。”
“我看见了。”我说，“他补的时候崩的。”
唐棠没说话。
“所以这三根断齿，”我说，“是一九四六年留下的。她记得的那一根，是一九四〇年留下的。”
“他补一根，崩三根。”唐棠说。
“他回来补齿。”
“一九四六年三月。”
“另外三根，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
“我奶奶是一九四四年冬天走的。”
一九四四年。
“他晚了一年。”
“一年。”
唐棠把杯子转了一圈。
“她第一次来，”她说，“为什么说不认得。”
“因为她认出来了。”
“认出来了还说不认得。”
“她认得那把梳子。”我说，“她给他磨了三年刀，梳子上的花是她看着刻的。她说不是他的，是不想认。”
“不想认什么。”
“不想认他把它当了。”
“他当梳子，是为了路费。”
“她不知道。”我说，“她只知道，他走的那天说等我回来补齿，人走了，梳子押在这儿。她觉得他把她也押在这儿了。”
“她第二次带钱来。”
“带了。”
“她说她要的是补好的那把。”唐棠说，“那句话不是说给梳子听的。”
“他听不见。”我说，“他一九四六年才知道。那时候她已经走了一年。”
“一年。”
“他为什么不早一年回来。”
“不知道。”我说，“北边的人，回来有先有后。有的人四五年就回来了，有的人四七年才回来。”
唐棠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自己的手。
“我奶奶的手，后来也不好。”她说，“她老了以后，手指头是弯的，伸不直。医生说是风湿。”
“她在染坊做过。”
“做了二十年。”她说，“我小时候去染坊找她，她两只手全是蓝的，指甲缝里洗不干净。”
“她没再嫁人？”
“嫁了。”她说，“一九四六年嫁的我爷爷。我爷爷是个老实人，不识几个字，在纱厂做工。”
“她跟我爷爷提过沈砚吗。”
“没有。”她说，“一次都没有。我爷爷到死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
“那你怎么知道。”
“铁盒。”她说，“她死了以后，我收拾她的东西，床底下有个铁盒。”
“盒里有什么。”
“一张当票。一块蓝布。”她说，“布上绣了半朵花。”
“就这两样。”
她点头，没说话。
“她收了七十一年。”我说。
唐棠把手捂在嘴上。捂了一会儿，放下。
“他后来呢。”她问。
“不知道。”
“你不是读到了。”
“我读到他走出门。”我说，“门外有雾，他走进雾里，就看不见了。”
“他没再来过。”
“簿子上没有。”
“他就在这条街上。”她说，“他说他就在这条街上。”
“这条街后来拆过一半。”我说，“四九年以后，铺子并的并，关的关。他要是留在这儿，也不会留很久。”
“他会不会一直在这条街上。”
说不准。
她坐着，看着柜台上那把梳子。
“他补的那根齿，”她说，“是我看见的那根。”
“是。”
“颜色比别的深。”
“深。”
“我以为是他随便找了一块木头。”
“他找了一块放了五年的。”我说，“他说新料有青味，老料没味。”
唐棠笑了一下，笑到一半停了。
“我奶奶要是知道。”她说。
“她不知道。”
“她一辈子不知道。”
“一辈子不知道。”
她把脸埋进手里。
14 你奶奶在无锡
她哭了有一会儿。她哭得不大声。坐在那儿，肩膀一抖一抖，眼泪掉在柜台上，也不擦。她抽了张纸巾按在眼睛上。
“我奶奶叫唐素棠。”她说，“她嫁给我爷爷的时候，二十四岁。”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六年。”她说，“我爷爷叫唐阿宝，纱厂做工的。”
“你爷爷问过铁盒里是什么吗。”
“问过。”她说，“我奶奶说，是她娘留的。”
“她没说实话。”
“她一辈子没说。”唐棠说，“我爷爷到死都以为那是她娘的东西。他临死前还跟我说，你奶奶那个铁盒，别扔，是她娘的。”
“我奶奶住无锡南门，一间平房，门口一棵石榴树。她在那儿住了六十九年。”
“她做什么。”
“什么都做。”她说，“染坊做过，纱厂做过，后来在家里糊纸盒。糊一个一分钱，她一天糊四百个，糊到手上全是浆糊，洗都洗不掉。”
“她手后来是弯的。”
“弯的。”唐棠说，“十个指头，只有两个是直的。她拿筷子要用手腕绕一下。”
“她还梳头吗。”
“梳。”唐棠说，“每天早上梳。梳子是一把塑料的，红的，齿掉了一半。”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
“我问过她为什么不换一把。她说，能梳就行。”
“她梳到哪儿停。”
“梳到后脑那儿就停。”唐棠说，“她把梳子放下，用手把后头那几根捋顺。捋三下，正好三下。”
“她有没有说过为什么。”
“没有。”她说，“我问过一回。她说，后面看不见，梳不着。”
“你信吗。”
“我小时候信。”她说，“后来不信了。”
她把手里的纸巾扔进垃圾桶。
“我奶奶每年十一月十七煮一碗面。”
“什么面。”
“阳春面。”她说，“不放浇头，就放一点猪油，一点酱油。面里卧一个鸡蛋。”
“十一月十七。”
“十一月十七。”她说，“她坐在门口吃，吃完把碗洗了，什么也不说。”
“你问过她吗。”
“问过。”她说，“我说，今天是谁的日子。她说，我的日子。我说，你生日不是这天。她说，我知道。”
“她说了几年。”
“我记事的时候她就在煮。”唐棠说，“一直煮到她走不动。最后那两年，是我给她煮。”
“你煮的时候放鸡蛋吗。”
“放。”她说，“她说，要放。”
我低下头，看柜台上那张当票。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
“这天他抱着梳子走进这个门。”我说，“第二天早上的船。”
唐棠把手放在当票上，按着没动。
“她煮面，是给他过的。”她说。
“给他过的。”
“他吃不上。”
“他吃不上。”
“所以她卧一个鸡蛋。”唐棠说，“我们那儿，出远门的人，走之前要吃一个蛋。”
“她煮了七十几年。”她说，“煮给一个吃不上的人。”
“我奶奶这个人，”她说，“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邻居都说她好，说她脾气软。只有我知道她有一样东西不让碰。”
“什么。”
“那个铁盒。”她说，“我小时候拿出来玩，她打了我一巴掌。就那一回。打完她抱着我哭，说对不起。”
“盒里有什么，她说过吗。”
“没有。”她说，“她只说，这个盒子不能丢，丢了我就找不着了。”
“找不着什么。”
“她没说。”
“她走的那年，九月里，人已经不大认了。”她说，“她抓着我的手腕，一天说一遍三斗米。”
“一天一遍。”
“天天说。”唐棠说，“我给她喂饭，她说三斗米。我给她翻身，她说三斗米。有一回我烦了，我说奶奶，你别说了。”
她停了一下。
“她就不说了。”她说，“从那天到她走，她再没说过。”
“她不是糊涂。”
“我知道。”唐棠说，“我那时候不知道。”
“她说的三斗米，是真的。”
“是真的。”她说，“我奶奶这辈子，最怕欠人。”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也怕。”我说，“一九四四年她来赎梳子，把多的一成钱留下，说怕你吃亏。他说过一句一样的话——他最怕欠人。”
唐棠把手放在嘴上。
“他们两个人。”她说。
“两个人。”
“一辈子没在一起。”
“没在一起。”
她把脸转过去，看着门外。门外巷子窄，对面老周的卷帘门开了，他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手里一只镊子，正在拆一只表。
“我奶奶还有一句话。”她说，“我一直不懂。”
“什么话。”
“她说，他要是不来，就算了。”
“我问她谁不来。”她说，“她说，没谁。”
“她说过几回。”
“一回。”唐棠说，“就那一回。说完她自己愣了一下，像说漏了嘴，后来再没提过。”
我把手放在簿子上。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说，“他站在这个柜台前，跟你太奶奶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她要是不来，就当我没赎。”
唐棠的眼泪掉下来，掉在柜台上。她没擦。
“一个人说，他要是不来，就算了。”她说，“另一个人说，她要是不来，就当我没赎。”
“他们说的是同一句话。”
“同一句话。”
“两个人隔着一年，”我说，“说的是同一句话。”
唐棠把两只手捂在脸上，肩膀抖。
15 三斗米
她把手放下来，眼睛是肿的。
“多少钱。”她问。
“这梳子不标价。”
“你又说这个。”她把包往柜台上一放，“那你倒是说个数。”
“我家规矩，物不标价。”我说，“你身上有多少，全拿出来。”
“全拿出来。”她重复了一遍，“你们这规矩，跟抢一样。”
她看了我一眼，把包拉开。手机，一串钥匙，一个钱包。钱包打开，里头一张公交卡，几张纸币，一张折了两折的照片。她把东西一样一样放在柜台上。
“就这些。”
那张照片压在钱底下，露出一角。我没动它。我数了钱。八百六十三。
“多了。”
“不多。”
“这梳子卖不出这个价。”
“我不是买梳子。”她说。
我从那沓钱里数出四百，推回去。她不接，把手往后缩。
“多一分我不收，少一分我不卖。”我说，“你自己看着给。”
“那你这算什么价。”
“算你给的价。”
她盯着那四百块钱，最后拿起来，塞回钱包。塞的时候动作很慢。
“还有一样。”我说。
“什么。”
我从柜台底下把铁盒拿出来。盒子是铁的，原来装饼干，盖子上有一道划痕。打开，里头有两样东西：一个蓝布包，一小截黄杨木。我把蓝布包放在柜台上，推过去。
“这是什么。”
“她留的。”
她把布解开。里头是一沓票子，用麻绳捆着，捆了两道。票子有新的有旧的，边角毛了，最上面那张的颜色已经褪成了土黄。她看着那沓钱，不动。
“这是……”
“三斗米。”我说，“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七，她放在这个柜台上的。多给了一成，我没收那一成。”
“这钱在这儿放了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她伸手，碰了一下那沓钱，手指头缩回来。
“这钱我不能要。”
“这不是钱。”我说，“是她留的话。”
“什么话。”
“她说，他要是回来，你跟他说，我来过，钱留下了，梳子我没拿。”
唐棠把手放在钱上。按了一下。那沓票子很脆，一按就响。
“她攒了三年。”她说。
“三年。”
“她在染坊做零工，也给人磨刀。”她说，“磨一把两分钱。三斗米，她得不吃不喝攒半年。她攒了三年，是因为她还要养一个人。”
“养谁。”
“沈家的老太太。”她说，“我奶奶没跟我说过这个。这是我姑讲的——我姑小时候听巷子里的老人说，我奶奶没过门，就住在人家家里，伺候一个老的。”
“没过门。”
“没过门。”她说，“所以她不提。一提，她算什么人。”
“老太太是一九四四年十月没的。”唐棠说，“十一月十七，她带着钱来赎梳子。”
“是。”
“办后事的钱是哪来的。”
“退了屋子。”
唐棠把手从钱上拿开。
“她把住的地方退了，给人家办后事。”她说，“然后拿着攒了三年的钱，来赎一把不是她的梳子。”
“是。”
“她没赎成。”
“没赎成。”
她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过了一会儿，她把手伸过来。
“还有一样。”
我把那一小截黄杨木推过去。木头不大，拇指长，一头削过，另一头还是方的。削过的那头是一个齿的形状，齿尖被削得有点歪。她拿起来，放在手心里看。
“这也是他的。”
“他补齿剩下的。”我说，“补完，他把料留在柜台上。你太奶奶收起来了。”
她把手心里的木头，放在梳子旁边。比了一下。那块料剩下的部分，正好还能削三根。
“他本来想再补三根的。”她说。
“他没补。”
“为什么。”
“手不行了。”我说，“他说，补一根，崩三根。再补，整把就废了。”
她把木头和梳子并排放着，比了比。
“三根。”她说，“三根没补。”
“三根没补。”
“我奶奶只记得一根。”
“她只记得一根。”
她把木头攥在手心里。
16 她走了以后
她把梳子包起来。她用自己的围巾把梳子一层一层裹起来，放进包里，抱着。
“这店真要拆？”
“腊月二十之前搬完。”
“搬去哪儿。”
“还没定。”
“这些东西呢。”
“搬。”
“搬到哪儿。”
我没答。她站在门口，抱着包，回头看了看货架。从左看到右，看得很慢，跟进门的时候一样。
“回去以后干什么。”我问。
“不知道。”她说，“再找一个。”
“为什么辞。”
“不算辞。”她说，“我早就不想干了，正好有个由头。”
“什么由头。”
“走一趟的由头。”她说，“我要是不来这一趟，这辈子就在那个店里给人洗头，洗到洗不动为止。”
“我奶奶要是早说一句。”她说，“我就早点来了。”
“她说不出口。”
“为什么说不出口。”
“因为说出来，就等于承认他没回来。”我说，“她一辈子没承认。”
唐棠低下头。
“她说，他要是不来，就算了。”她说，“原来不是算了。是等不动了。”
她推门出去。走出去两步，又回来。
“你叫什么。”她问。
我看着她。
“我没有名字。”我说，“这店叫当归。”
她张了张嘴。
“那你……”
“你叫我当归就行。”我说，“这条街上的人都这么叫。”
她看了我一会儿，点了一下头。
“谢谢你。”她说。
“不用谢我。”我说，“谢你奶奶。她把钱留得够。”
她笑了一下，抱着包走进巷子。巷子窄，她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没挥手，也没点头，就那么看了一眼，转过去了。我把门拉上一半，留一条缝。回柜台，翻簿子。翻到第二页。
第三行上是七八道划痕，划痕底下那行淡字。我蘸了墨，在淡字底下写：来了。写完，把笔搁下，看那两个字。
“来”字我认得。“了”字我盯着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有点生，像在哪儿见过，又想不起在哪儿。
我把它念了一遍，念出声。念完就认得了。我写字有个毛病：横画收笔的时候，手会往上抬一下，笔尖在纸上留一个小钩。我小时候为这个被老师打过手心。我低头看那个“来”字。
最后一横，收笔的地方，一个小钩。第二页上现在有三种字。我太奶奶的瘦，中间那行淡字是她的，写在很多年以后，抖得厉害。我这一行是新的，墨还亮。我把纸按平，合上簿子。
里屋的门响了一下。我妈站在门口。她今天穿了一件藏青的罩衫，头发梳得很整齐。扣子扣错了一颗，第二颗扣在第三个眼上，她自己不知道。这半年她清醒的时候不多，今天算清醒的。
“走了？”她问。
“走了。”
“拿的什么。”
“梳子。”
她走到柜台前，站住。
“那把断了齿的。”
“是那把。”
“她认了？”
“认了。”
我妈把手放在柜台上，按了一下。
“那就好。”她说。
她不认得我。可她还记得这个店的规矩。她转过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停下。
“刚才有人哭。”她说。
“没有。”
“有。”她说，“哭得很轻，忍着的那种。”
“是客人。”
“客人为什么哭。”
“她奶奶的事。”
我妈想了一会儿。
“哦。”她说。
她低下头，看自己手里那件衬衫。领子已经拆了一半，线头挂在那儿。
“我也该哭。”她说。
“你哭什么。”
她看着那件衬衫，不说话了。
“我忘了。”她说。
她进去了。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我坐着，看着那条缝。外头天黑了。市场那边有人在收摊，铁架子车一辆一辆推过去，一路响。我把柜台上的东西收起来。当票她带走了。蓝布她带走了。黄杨木她带走了。
柜台上剩下一个圆印子，是那沓钱压出来的，边上蹭了一点灰。我用抹布擦，擦了两下，擦不掉，就留着。架子上那把梳子的位置空出来了。第三排最里头，前头还挡着两只碗。我把碗挪了一下，摆正，把空出来的那一格擦了擦。
布上有一点黄，是木头留下的。
17 我又忘了一样东西
那天晚上我在柜台前坐到十点。
屋里没开灯，只有柜台上那一盏。灯罩是绿的，玻璃的，边上磕了一个口。
我坐着，觉得自己在等什么。
我在等一样东西。具体是什么，我知道，就是想不起来。
我走到门口，站在门槛上。
巷子里没有人。老周的卷帘门拉下来了，门上贴着一张纸，纸上写着电话号码。风把纸吹得翘起来一角，翘下去，又翘起来。
站到腿有点酸，我才明白：我在等人。
等谁，不知道。
我这人记事不行，从十六岁起就不行。医生说是心病，我不信，我觉得是这店吃的。
我回到柜台后头，弯腰，把柜台底下那个小本子拿出来。
本子是硬壳的，蓝皮，边角磨白了。里头记着我丢过的东西。
第一条：我的名字。十六岁，丢了一天一夜。
第二条：我爹的样子。十七岁。
第三条：一首歌。我妈哼过的那首。
第四条：一条路。上个月。我忘了从市场回家怎么走，站在路口站了十分钟，最后是凭脚走回去的。
我把笔拿出来，在第四条底下写：
第五条：等。
写完，看着那个字。
“等”这个字我认得。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一个寺。
我认得它。我知道它念什么。我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一个人站在一个地方，不到别处去。
我坐了一会儿，把本子合上。
我知道我今天丢的是什么了。
我丢的是那种感觉。
小时候我在这条街上等过一个人。等了很久，等到天黑，等到路灯亮，等到有人来把我抱回去。那个人是谁，我等回来没有，我现在都不知道。
这些事我本来是记得的。
我记得自己等过。我记得那种等的时候，肚子会有一点空，眼睛会一直往巷口看，看见一个像的影子，心会先跳一下。
现在这些都没了。
我记得我站过，记得天黑了，记得路灯。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像看一张别人家的照片。
我又走到门口，站上去。
这一回，我试着等。
等一件事，等一个人，等一句还没来的话。
我站了十分钟。
巷子里风从这头穿到那头，卷起一张塑料纸。塑料纸贴着地走，走到墙根，停住。
我心里什么也没有。
不空，也不难受。
就是什么也没有。
我把本子塞回柜台底下。
手伸进去的时候，碰到了簿子。
我把簿子抽出来。
翻到第三页。
第三页上写着一件东西：崇宁通宝一枚，无孔。
第二行：经过谁的手——空的。
第三行：有字，被刮掉了。
刮得很干净，用指甲刮的，刮得纸都起了毛。刮的人刮了很多遍，把纸刮薄了一层。
我把簿子斜过来，对着灯。
纸上有痕。
刮得掉字，刮不掉痕。
我认了半天。
底下两个字，笔画很浅，像被水泡过的墨。
我认出来了。
不来。
我又看了一遍。
看着看着，觉得不对。
字没错。错的是笔画。
写这两个字的人，横画收笔的时候往上挑一下，竖画落笔的时候重一下。
我太奶奶的字不是这样。她的横是平的，竖是直的，一辈子没挑过。
我妈的字也不是这样。她的字小，收得很紧。
我站起来，去柜台底下把小本子拿出来。
翻开，对着灯。
本子上写着：第一条，我的名字。第二条，我爹的样子。第三条，一首歌。第四条，一条路。第五条，等。
那几行字，横画收笔的时候往上挑一下，竖画落笔的时候重一下。
一样。
我把本子合上，又打开。
还是一样。
我把簿子翻回第三页，看着那两个字。
不来。
这两个字是我写的。
我不记得我写过。
我把手放在纸上，按着那两个字。
纸是凉的。
我把灯关了，坐在黑里。
黑里什么都看不见。可我知道那枚钱在架子上，第三排，靠墙，一只樟木匣子里。
明天早上，我要把它拿下来，对着光照一照。
我要看看，一枚没有孔的铜钱，光是从哪儿过去的。
我还要看看，我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两个字，又为什么把它刮了。
刮的时候，我是想起来了，还是想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