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生签离婚
我睁开眼的时候，对面墙上的挂钟指着晚上九点十分。
桌上摊着一张纸。纸边卷着角，是一份打印出来的离婚协议书。油墨还带着一股洗不掉的廉价味，抬头两个字扎眼——离婚。
我盯着那张纸，盯了足足十秒。
上辈子，就是在这张八仙桌前，我把这张纸推了回去。
我说，建国，你别开玩笑。
我说，日子还得过。
我说，孩子还小，我忍。
我忍到三十五岁那年，肺上长了个东西。躺在医院里，陈建国带着苏丽，在外面挑我妈留下的那只银镯子。我最后一口气没上来的时候，想的是——我这辈子，连一张离婚协议书都没敢签。
现在我回来了。
一九九八年三月。机床厂家属院，三楼。十五瓦的黄灯泡，窗户外头大烟囱还在往天上吐黑灰。
我伸手，把那张纸拉到面前。
笔就在纸旁边。一支英雄钢笔，笔帽上的夹已经松了。我拧开笔帽，在乙方那一栏，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
周晚。
两个字落了下去。
上辈子我就是在这只手上，戴了陈建国送的那只假戒指，戴了八年。
门响了。
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推门进来的是陈建国。他穿着藏青中山装，肩上落了一层外头的煤灰，手里拎着黑色公文包。一进门他就把包往沙发上一扔，扯了扯领带。
“还没睡？”他说，“今天厂里开会，开到这么晚。”
我没说话，把签好字的协议书，往桌子中间推了推。
陈建国解领带的手停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又抬头看我。脸上的表情先是没看懂，然后慢慢浮起一种熟悉的、几乎可以称为容忍的笑。
“你又闹什么？”
他把这话说得很轻，像在哄一个五岁的孩子。上辈子他每次说这句话，我都会把火咽下去，给他倒一杯热水，问他饿不饿。
“我没闹。”我说，“字我签了。你也签一个。”
陈建国走到桌边，拉开椅子坐下，拿起那张纸。他看得很慢，一页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像是在看一份跟自己无关的文件。
“周晚，”他把纸放下，“你知不知道现在外头是什么时候？”
“一九九八年三月。”我说。
“我是说，”他皱起眉，“厂里马上要搞优化组合，我这个厂长，正是最要紧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跟我提离婚？你让别人怎么看我？”
我看着他。
这张脸，我上辈子看了八年。剑眉，高鼻梁，眼角有一道小时候爬树摔的疤。年轻的时候确实好看，好看得我妈当年把我嫁给他的时候，手都在抖，说咱家祖坟冒青烟了。
可现在我看着他，只觉得冷。
“你是厂长，”我说，“我是你老婆。厂长最要紧的时候，老婆想跟你离婚，你觉得丢人。”
我顿了一下。
“那我问你——你上个月，跟苏丽去沈阳出差，住的是哪个宾馆？”
陈建国的脸，一点一点白了。
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怎么不说话？”我端起桌上那只搪瓷缸。里面是我自己泡的大叶茶，凉了。我喝了一口，茶是苦的，苦得很正。
“周晚，你听谁胡说八道了？”
“没人跟我说。”
“那你——”
“我就是知道。”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眼神晃了一下，往旁边飘了半寸。
就这半寸，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上辈子我病得快死的时候，他眼神也是这么飘的。
“建国，”我说，“我不跟你吵。协议我看过，房子归你，存款归我，那台二八自行车你骑走，我不要。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去街道办事处把证领了。”
“你——”
他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
“周晚，你听谁嚼舌根了？我跟苏丽就是同事！出差那是厂里派的！”
“我没听谁说。”
“那你凭什么——”
“我凭我想离。”
他愣住了。
大概他这辈子，从来没听过一个女人跟他说这四个字。我凭我想离。不是你出轨，不是你妈刻薄，不是你打我。我就是想离。
“你疯了？”他说。
“我清醒着呢。”
“咱们过了八年了！八年！你说离就离？”
“正因为八年，我才离。”
我把笔又往他面前推了推。
“你签不签？”
陈建国盯着那支笔，胸口起伏了两下。他这个人，一辈子顺风顺水，二十二岁进厂里，三十岁当厂长，没人跟他说过一个“不”字。他大概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老婆会坐在家里，把离婚协议书签好了，等他。
“我不签。”他说。
他把笔一推。笔滚到地上，骨碌碌滚到墙角。
“周晚，我告诉你，”他声音压低了，“你这是更年期提前了。你回你屋躺着，明天早上起来，这事就当没发生过。”
他转身进了卧室，把门摔上了。
门摔得很重，墙上的挂钟都跟着晃了一下。
我坐在原地，没动。
桌上那张纸，我签的那两个字，墨还没全干，在黄灯泡底下泛着一点湿光。
上辈子，他也是这样把笔推开的。也是这样摔门进去的。然后我就真的回了屋，躺了一晚上，第二天给他煮了一碗面，这事就翻篇了。
一翻篇，就是一辈子。
我弯腰，把那支笔从墙角捡起来。笔帽上的灰，我用袖口擦了擦。
卧室里有动静。门开了一条缝，陈建国披着外套出来，径直走到饮水机前，接了一杯热水。他没看我。
“周晚，”他背对着我，“你是不是嫌我最近回来得晚？”
“不是。”
“那你是嫌我没给你买那件大衣？”
“不是。”
“那你到底要什么？”
我抬起头，看着他后脑勺。他头发梳得很整齐，发油抹得一丝不苟，是去厂里开会的样子。
“我要什么，你不会懂。”我说，“你回去睡吧。”
他端着水，站了两秒，终于还是回了卧室。这一次门没摔，轻轻带上了。
我走到厨房，拉开冰箱。
冰箱里有半棵白菜，一块冻豆腐，两个鸡蛋。我把鸡蛋拿出来，打到碗里，搅了。
我一个人，煎了两个鸡蛋，就着剩馒头，吃了一顿很安静的晚饭。
吃完我把碗洗了。厨房的灯一关，整个屋子就只剩下卧室那扇门底下漏出来的一线光。
我走到八仙桌前，把那份离婚协议书叠好，叠成四四方方一块，塞进我自己那个旧帆布包里。
然后我坐在桌前，看着那扇紧闭的卧室门，轻轻笑了一下。
陈建国。
你以为我还是上辈子那个周晚。
你不知道，我连自己会怎么死，都知道。
窗外，机床厂的大烟囱还在冒烟。远处有火车鸣笛，一声长，一声短。
我坐在黑暗里，等天亮。
第二章 回娘家摊牌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起来了。
陈建国还在睡。他睡觉打呼，声音很响，上辈子我嫌了他八年，嫌到最后自己肺上长了东西，再听不见他打呼了，还觉得空落落的。
我穿好衣服，没开大灯，只开了厨房那盏小灯。我熬了一锅小米粥，馏了两个馒头，切了一碟咸菜。
把粥和馒头在锅里扣好，我找了一张纸，用铅笔写了一行字：
——早饭在锅里，我回娘家了。
我把纸条压在搪瓷缸底下。
然后我回屋，拉开我那个旧帆布包。衣服叠了三四件，塞进去。我妈的那只银镯子，我从衣柜最里头翻出来，用手帕包了，贴身揣在兜里。这只镯子，上辈子就是被苏丽挑走的。这辈子它得在我身上。
最后我看了一眼这间屋子。
墙皮有点发黄，沙发上搭着陈建国那件灰外套，窗台上摆着他养的那盆君子兰，旱得叶子都卷了。这个家，我操持了八年，没给自己留下一样东西。
我拉上包，轻轻带上门。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半个月，我摸着黑下了三楼。三月的早晨，天刚蒙蒙亮，外头哈气成霜。我把围巾裹紧，往巷口走。
巷口有国营饭馆，刚开门，蒸笼冒着白汽。我买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站在路边吃完。热乎气一下肚，整个人就活过来了。
我娘家在机床厂家属院后头那条街，走路二十分钟。
我推开院门的时候，我妈正在院子里喂鸡。她一抬头，看见我拎着包，手里的瓢就停了。
“晚？”她说，“你这是……咋了？”
“妈，”我说，“我回来住两天。”
“跟建国吵架了？”
“嗯。”
我妈把瓢往墙上一靠，赶紧过来接我的包。她没多问，这是我妈的好处。她这辈子话不多，但你一进门，她就知道你是饿了、冷了、还是受委屈了。
“进屋，”她说，“给你下碗面。”
“妈，我吃过了。”
“吃过了再喝口汤。”
我被她推进屋。屋里烧着炉子，暖烘烘的，炕上叠着一床花被子。我爸在里屋听收音机，咿咿呀呀的京剧，听见我来了，探出头看了一眼，没说话，又缩回去了。
我爸这辈子话比我妈还少。
我妈给我倒了一碗热水，坐在炕沿上，看我把包放在桌上。她看了我半天，忽然说：“你脸色不好。”
“我挺好的。”
“你跟妈说实话。”
我捧着碗，热水冒着白汽，模糊了我的脸。
“妈，”我说，“我可能要跟建国离了。”
我妈手里的针线筐，“哐当”一声掉在炕上。
“离？”她声音都变了，“你胡说啥？”
“我没胡说。”
“建国多好的人！厂长！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羡慕你？”
“我知道。”
“那你为啥离？”
我抬起头，看着我妈。
“妈，”我说，“他外面有人了。”
我妈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她这个人，一辈子信人，信我爸，信厂里，信组织。她大概从来没想过，她那个人人夸的女婿，会外面有人。
“你……你看见了？”
“我知道。”
“那你——”
“我不闹。”我说，“我就是离。他不签，我就去街道。街道不办，我就去法院。我这辈子不想再跟他过了。”
我妈看着我，眼圈一下红了。
她伸手，把我那只捧着碗的手，握住了。她的手很粗，是常年干农活磨出来的，掌心有茧。
“离就离。”她说，“妈这儿有你一口饭。”
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这时候，院门响了。
我妈出去开门。我坐在炕上，听见外头一个男人的声音，很熟悉，是陈建国。
“妈，”他说，“晚儿回来了？”
我妈没好气：“回来咋了？”
“我来接她。”
“接啥？”
“她这不是闹脾气嘛，”陈建国的声音带着笑，“我知道错了，让她回去吧。”
我妈哼了一声：“你知道错了？你错哪儿了？”
“我……我最近回来晚了，冷落她了。妈您放心，我以后早点回家。”
我坐在炕上，听着他在外头说这些话。他说得很顺，顺得像是背过。上辈子他每次求我回去，都是这几句。
我妈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摇摇头。
我妈转回头，说：“建国啊，晚儿说她想住几天。你先回去吧。”
“妈——”
“她想住几天，就住几天。”
陈建国沉默了一下。
然后我听见他从兜里掏东西的声音，窸窸窣窣。
“妈，”他说，“这两百块钱，您给晚儿。她身上没钱，让她自己上街买点想吃的。我先走了，厂里还有事。”
两百块钱，搁在一九九八年，是一笔钱。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四百多。
我妈没接。
“你拿回去。”她说，“我闺女回来，我还养得起。”
“妈，您别——”
“拿回去。”
陈建国大概是被我妈顶得说不出话，外头安静了两秒。然后是他走的脚步声，院门“吱呀”一声，又关上了。
我妈进屋，坐回炕沿，气还没顺。
“你看看他，”她说，“甩两百块钱，像是打发要饭的。”
我没说话。
我知道陈建国。他这个人，觉得钱能解决一切。上辈子他出轨被我发现，他也是甩钱，甩完我就不闹了。他大概以为，这一次也一样。
我坐在炕沿上，手伸进兜里，摸了摸那只银镯子。镯子是凉的，贴着我掌心的热。
上辈子这个时候，我正躺在机床厂职工医院的病床上，浑身插着管子。我妈坐在床边，攥着我的手，一句话说不出来。我爸在走廊里，一根接一根抽烟。陈建国那天没来，他说是厂里开会。
其实那天我知道，他带着苏丽去挑了金镯子。
我从兜里把手抽出来，放在膝盖上。
妈还在气头上，絮絮叨叨：“他那个厂长，当得是人模狗样，回家连杯水都不给你倒。你以前在厂里，三班倒，回家还得给他洗衣做饭，他倒好——”
“妈。”我说。
“咋了？”
“不说了。”
“我说他两句还不行？”
“行。”我说，“您说，我听着。”
我妈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觉得我今天太安静了，叹了口气，不说了。
我妈坐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什么。
“哦对了，”她说，“建国今儿早上，带了个女的来咱家。”
我心里咯噔一下。
“啥时候？”
“就你回来之前，半个钟头。”我妈说，“他说那女的是他同事，姓苏，来家里借个东西。我给开的门，那女的站在门口，没进屋，说了两句话就走了。”
我放下碗。
“她长啥样？”
“长头发，烫的，穿件红大衣。”我妈想了想，“长得倒是标致，就是眼睛不知道往哪儿瞟，我看着不太顺眼。”
我笑了一下。
苏丽。
她比我还急。
陈建国刚从我家走，她就已经跟过来了。她大概是想来看看，我到底回没回娘家，到底是真闹还是假闹。
“妈，”我说，“以后她再来，您别开门。”
“咋了？”
“她不是好人。”
我妈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没再说话。我低头，从兜里掏出那只手帕包着的银镯子，放在手心打开。镯子在炕头的灯光下，泛着旧旧的光。
这只镯子，上辈子是苏丽的。
这辈子，它是我的。
第三章 苏丽露馅了
我在娘家住了三天，苏丽来了。
那天下午，天阴着，风把院子里的鸡吹得直缩脖子。我妈在屋里缝被子，我在灶屋烧火。院门被人敲响，敲得很客气，三长两短。
“晚儿——”门外是个女人的声音，又甜又糯，“在家吗？”
我妈在屋里头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我把柴火往灶膛里一塞，拍了拍手上的灰。
“我去开。”
我拉开院门。
门口站着的，就是苏丽。
她穿一件驼色大衣，头发烫成了大波浪，嘴唇抹得通红。手里拎着一网兜苹果，网兜外头还系了一根红塑料绳。她看见我，脸上立刻堆起一个笑，那个笑熟得像是我们昨天才一起吃过饭。
“晚儿！”她说，“可算找着你了。”
“你咋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她把网兜往我手里塞，“你怎么走也不说一声，建国都急坏了。”
我没接那网兜。
苏丽的手在半空停了一下，又很快收回去，自己提着，往院子里走。她熟门熟路，像是来过一百次。其实她没来过。上辈子她跟陈建国好上之后，一次都没登过我娘家的门。
我妈从屋里出来，看见苏丽，脸一下就拉下来了。
“你是……”
“阿姨，我是苏丽，晚儿厂里的同事。”苏丽笑得甜甜的，“我来看看晚儿，顺便……劝劝她。”
“劝啥？”
“劝她回家啊。”苏丽说，“两口子吵架，哪有隔夜仇。建国这两天在家里，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我妈哼了一声，没接话。
苏丽也不尴尬，自己把网兜放在院里的石桌上，又回头看我：“晚儿，咱俩进屋说？”
我看了我妈一眼。
“妈，”我说，“我跟苏姐说两句话。”
我妈不放心，但还是回屋了。我听见她在屋里，故意把收音机开得很大，京剧锣鼓一响，整个院子都嗡嗡的。
我和苏丽在院里的小板凳上坐下。
三月的天，太阳躲在云后面，风还是凉的。苏丽把大衣裹紧，叹了口气。
“晚儿，”她说，“你这次，是真生气了？”
“我没生气。”
“那你这是干啥？”
“我想离婚。”
苏丽脸上的笑，僵了半秒。
就这半秒，我看见了。她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上辈子我跟她做了八年同事，我说话从来都是绕弯子的，温柔的，给她留面子的。
“晚儿，你可别吓我。”她说，“离婚？这么大的事，你可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建国他……他就是偶尔回来晚了点，厂里忙。你作为厂长夫人，得理解他。”
“我理解。”
“那你——”
“我理解他忙，”我说，“所以我不拦他。我就想离，各过各的。”
苏丽看着我，眼神变了。
她大概是第一次发现，我今天说话，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说什么，都留三分余地，生怕她难堪。今天我一句一句，像钉子。
“晚儿，”她声音压低了，“你是不是听谁胡说八道了？”
“没有。”
“那你为啥非要离？”
我看着她。
她今天涂的口红，是那种正红。上辈子她跟陈建国好上之后，就天天涂这个色。我记得她以前不涂口红的，进厂那会儿，她连雪花膏都舍不得买。
“苏丽，”我说，“我问你个事。”
“你说。”
“上个月，你跟陈建国去沈阳出差。”
苏丽的手，在大衣兜里，紧了一下。
“嗯。”她说，“厂里派的。”
“住的哪个宾馆？”
苏丽抬起头，眼睛里有一闪而过的慌。
“你……你问这个干啥？”
“我随便问问。”
“就住的——就住的那个，站前那个，叫啥来着——”
“站前宾馆？”我说。
“对对对，站前宾馆。”
我笑了一下。
“苏丽，”我说，“站前宾馆，上个月着火了。整栋楼都封了，你住的？”
苏丽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
风在院子里吹过，吹动她那一头大波浪。她大概是没想到，我会知道站前宾馆着火这件事。这件事，整个机床厂没人知道，因为厂子压下来了，怕影响生产。
可我知道。上辈子我病得快死的时候，陈建国在医院走廊里跟苏丽吵架，说漏了嘴。他说，站前宾馆那场火，把他那件大衣都烧了，大衣口袋里还有他给苏丽买的那条金项链。
“我……”苏丽的声音开始抖，“我记错了，我记错了，是另一个——”
“另一个哪个？”
“是……是民族宾馆。”
“民族宾馆在火车站对面，离站前宾馆三站地。”我说，“你一个出差的，住民族宾馆，你第二天早上怎么赶到站前宾馆上车？”
苏丽彻底说不出话了。
她坐在小板凳上，嘴唇哆嗦着，眼睛里全是慌。我看着她，心里没有一点痛快。上辈子我为了这个女人，掏心掏肺，她家里有事我第一个上，她生孩子我给她炖了半个月鸡汤。
结果她跟我丈夫，在我还没离婚的时候，就已经在宾馆里了。
“晚儿，”她声音都变了，“我跟建国，我们……我们就是——”
“你就是什么？”
“我们就是……”
她吞吞吐吐，说不出口。
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苏丽，”我说，“你回去吧。以后别来了。”
“晚儿——”
“还有，”我说，“你跟陈建国说，我这份离婚协议，他签不签，我都去街道。他要是不配合，我就去法院。到时候他这个厂长，还当不当得成，我就不知道了。”
苏丽猛地抬头。
“你……你威胁我？”
“我不威胁你。”我说，“我就是把话说清楚。你回去吧。”
苏丽站起来，拎起那网兜苹果，手抖得厉害。她没敢再看我，转身就往外走。走到院门口，她又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有恨，有怕，还有一点不甘心。
然后她推门出去了。
院门“吱呀”一声关上。
我妈从屋里出来，收音机还在响，锣鼓喧天。她看着我，半天说：“这女的，就是——”
“就是她。”我说。
我妈倒抽一口冷气。
我没再说话。我回屋，蹲在炕前，伸手到炕底下，摸出一个铁盒子。
那个铁盒子，是我以前装针线的。我把它拖出来，打开。
里面不是针线。
是一沓一沓的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用皮筋扎着，一摞一摞。我数过，一共是一千二百块。
这是我攒了三年的私房钱。
上辈子我到死，都没敢动这笔钱。我把它藏在炕底下，想着万一哪天陈建国不要我了，我还有个退路。可我到死都没走成，这笔钱最后被我妈当遗物收走了。
这辈子，我把它带来了。
我把铁盒子合上，抱在怀里。
窗外，天更阴了，远处隐隐有雷声。
要变天了。
第四章 划清界限
苏丽走后没两天，厂里的风声就紧了。
我是从隔壁王婶嘴里听说的。王婶男人在机床厂当钳工，那天她来我妈家借酱油，压着嗓子说：“老姐姐，你们家建国最近……是不是没回来？”
我妈说：“没回来。”
“我跟你说，”王婶把酱油瓶往桌上一墩，“厂里要出事了。我家老王回来讲，说上头下了文，要‘优化组合’，说是优化，其实就是下岗。车间里那些四十岁以上的，全在名单上。”
我妈手里的针，停了。
“连……连厂长也下？”
“厂长？”王婶撇撇嘴，“厂长现在也自身难保。上头说了，这次要减员三分之一，厂长要是减不下来，他自己先下。”
我坐在炕沿上，手里捧着那只铁盒子。
我知道这个风声。
上辈子这个时候，机床厂确实开始下岗了。第一批下的是车间工人，第二批下的是科室，第三批——谁也没想到，连厂长陈建国，也在第三批名单上。
不是因为他干得不好。是因为厂子要倒了，上头需要一个人出来担责。陈建国这个厂长，就是那个担责的。
上辈子陈建国下岗那天，我还在家里给他煮面。他回来，把帽子往桌上一摔，说“完了”。我当时还傻，说“完了就完了，咱家还有存款”。
这辈子，我知道他要完了。
“晚儿，”我妈看了我一眼，“你说……建国他会不会——”
“会。”我说。
“那你——”
“妈，”我说，“我早知道。”
我妈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王婶走了之后，我妈坐在炕沿上，手都在抖。她这个人，一辈子信厂里，信厂子，觉得厂子就是她的根。现在根要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
“妈，”我说，“厂子倒不了，是要变。”
“变啥？”
“以后不靠厂子了。”
“那靠啥？”
“靠自己。”
我妈看着我，没听懂。我也没解释。我把铁盒子抱在怀里，看着窗外。
窗外，机床厂的烟囱还在冒烟。那烟以前我看着，觉得是顶踏实的东西。厂子在，烟囱在，陈建国的厂长工资在，我这个厂长夫人就当着。
上辈子我就是看着这根烟囱，看到死。
这辈子我不看了。
我把铁盒子打开，又数了一遍里面的钱。我数得很慢，一张一张数，像在给自己数底气。
数完我把钱重新扎好，放回铁盒，盖上。
这笔钱，上辈子我没动过。这辈子，我要拿它做点事。做什么，我还没想好。但我知道，我不能再像上辈子那样，把自己拴在机床厂这根烟囱上。
那天下午，天快黑的时候，院门外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声。
不是自行车。是汽车。
我妈竖起耳朵：“这是……谁家的？”
我知道是谁。
整个家属院，只有陈建国开桑塔纳。那辆车是厂里配的，黑色的，锃亮，开过去的时候，整条街都要回头看。
院门被人敲得很响。不是之前那种客气的敲法，是急的，重的。
我妈去开门。
门外站着陈建国。他没穿中山装，穿一件夹克，头发乱了，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他一进门就往里闯，看见我，站住了。
“周晚。”他说。
“嗯。”
“你跟我回去。”
“不回。”
“周晚！”他声音一下高了，“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妈站在一旁，不敢出声。
我指了指院里的小板凳：“你坐。”
陈建国没坐。他站在院子中间，胸口起伏，像是跑着来的。
“厂里要出事了，”他说，“你知道吗？”
“我知道。”
“上头要减员，减三分之一。我这个厂长，要是减不下来，我自己先下。”
“我知道。”
“你知道？”他愣了一下，“你咋知道？”
“我听人说的。”
“听谁说的？”
“妈，”我喊了一声，“您进屋吧。”
我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陈建国一眼，叹了口气，进屋了。
院子里就剩我和陈建国。
天已经擦黑了，院里没开灯，只有屋里透出来一线黄光。陈建国站在那线光里，脸上一半亮一半暗。
“周晚，”他说，“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
“那你来干啥？”
“我来跟你商量。”
“商量啥？”
“咱们……”他顿了一下，像是不太好意思开口，“咱们先回去。离婚的事，以后再说。”
我看着他。
上辈子这个时候，他不会说这种话。上辈子他这个时候，还在厂里当厂长，还在苏丽身边，还不知道天要塌了。他是下岗之后，才开始慌的。
这辈子他慌得早了。
“建国，”我说，“离婚的事，不是以后再说。”
“你——”
“我今天把话给你说清楚。”我从兜里掏出那张签好字的协议，又从帆布包里掏出另一张纸，两张纸一起递给他。
陈建国接过去，就着屋里的光看。
第一张是离婚协议，我签过字的。第二张，是我新写的，铅笔字。
“这是啥？”他问。
“债务协议。”我说，“咱们夫妻一场，我不占你便宜。你在厂里的事，跟我没关系。你以后要是欠了债，我不替你还。你要是有存款，我也不要。咱们好聚好散。”
陈建国看着第二张纸，脸一点一点沉下来。
“周晚，”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
“你是怕我连累你？”
“我是怕麻烦。”
“我还没下岗！”他声音一下炸了，“你就这么急着跟我划清界限？我告诉你，我陈建国还没倒！这个厂长，我还当得下去！”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
“建国，”我说，“你签不签？”
他盯着我，胸口剧烈起伏。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眼睛里有愤怒，有不解，还有一点——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东西——慌。
他真的慌了。
“我不签这个字。”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你不签，我就去法院。”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陈建国盯着我，半天，忽然笑了。那笑不是好笑，是气笑的。
“周晚，”他说，“你行。你真行。”
他把两张纸往我怀里一摔，转身就走。走到院门口，他又停住，回头看我。
“你别后悔。”
他说完，推门出去了。
我听见他那辆桑塔纳，引擎一声吼，开走了。排气管的声音在巷子里回荡，越走越远。
我站在院子里，把那两张纸，从地上捡起来。
纸被他攥皱了，我一点点把它抚平。
我妈从屋里出来，看着我，半天说：“晚儿，他……他说他不签？”
“他不签。”
“那咋办？”
“他不签，我就去法院。”
我妈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
我抬起头，看着天。
天上阴沉沉的，云压得很低，远处有雷。
要变天了。
可我心里，是松的。
这种松，上辈子我从来没有过。
第五章 首次出摊了
我决定摆摊。
那天晚上我跟我妈说的时候，我妈手里的碗差点掉了。
“摆摊？”她说，“你一个厂长夫人，你去摆摊？”
“我不是厂长夫人了。”
“你——”
“妈，”我说，“我要吃饭。陈建国不签离婚协议，我也不打算回去。我手里那点钱，坐吃山空不行。我得自己挣。”
我妈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
“你会摆摊？”
“我会熬豆浆。”我说，“我会炸油条。上辈子……”我顿了一下，“我以前在厂里食堂，帮过大厨炸过油条。”
这是实话。上辈子我在机床厂食堂帮过厨，大厨是个山东人，炸得一手好油条。我学了半个月，他说我手艺不赖。
“那……那也得有本钱。”
“我有。”
我把铁盒子打开，把那一千二百块，倒在炕上。
我妈看着那一堆钱，眼睛都直了。
“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攒的。”
“你攒了三年？”
“嗯。”
我妈坐在炕沿上，看着那堆钱，半天没说话。她大概是不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从牙缝里抠出这些钱的。她不知道我每天买菜都要还价，不知道我一件毛衣穿了五年，不知道我妈过生日我都舍不得给她买件新外套。
我以为我攒着这笔钱，是为了万一。
上辈子的万一，我没等来。
这辈子的万一，我等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一趟农贸市场。
三月的农贸市场，天刚亮，地上全是泥。我买了一袋黄豆，二十斤面粉，一篓鸡蛋，又买了一口铁锅，一个铁皮桶，一个小马扎。算下来，花了四十多块。
我妈不放心，跟我一起去的。她一路上嘴都没停，一会儿说“这能行吗”，一会儿说“让人看见笑话”。
“妈，”我说，“笑话我的人，等我挣了钱，就不笑话了。”
“你——”
“我总不能靠您养我一辈子。”
我妈不说话了。
我们把东西拉回家，在院子里支起锅。我妈帮我生炉子，我泡黄豆，磨豆浆——没有磨，我用石碾，是我爸以前磨玉米面用的，我刷了一早上。
油条面我和好了，醒着。
第二天凌晨四点，我起来了。
天还黑着，鸡都没叫。我在院子里把炉子生起来，锅坐上，油烧热。面醒好了，我切成条，两条一叠，中间一压，拉长，下油锅。
“滋啦”一声，油条在油锅里膨胀起来，金黄的，冒着泡。
我妈披着衣服出来，站在灶边看。
“行啊。”她说，“像那么回事。”
“您尝一口。”
我捞起一根，吹了吹，递给我妈。我妈咬了一口，眼睛亮了。
“脆！”她说，“比国营饭馆的强。”
我笑了。
豆浆也熬好了，一锅，奶白奶白的，冒着热气。我找了一个铁皮桶，把豆浆倒进去，盖上盖子。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和我妈把东西推到了巷口。
巷口是交通要道，机床厂上班的人，都从这儿过。早上六点到七点，是人最多的时候。
我把小桌支起来，摆上碗，摆上油条，把铁皮桶放在一边。
我站在摊前，手心里全是汗。
上辈子我站在食堂窗口后面，打了八年饭。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站在巷口，自己支个摊，自己吆喝。
“豆浆——油条——”
我喊了两声，声音小得连我自己都听不见。
我妈在旁边急了：“你这么喊谁听得见！”
她一把抢过我手里的勺子，扯着嗓子喊：“豆浆油条——热乎的——”
她这一嗓子，整条巷子都听见了。
第一个客人来了。是机床厂的钳工老王，就是之前王婶的男人。他骑着自行车路过，看见我，愣了一下。
“这……这不是周家晚吗？”
“王叔，”我说，“来碗豆浆？”
“你……你这是——”
“我摆摊了。”
老王看了我半天，大概是不知道说什么。他大概也听说了，我跟陈建国闹离婚的事。
“给我来一碗。”他说，“两根油条。”
我给他盛了一碗豆浆，夹了两根油条。他掏出钱包，我报了价：“一碗豆浆两毛，一根油条一毛。您这是四毛。”
老王掏出四毛钱，放在桌上。
我把钱收进兜里。
那是我这辈子，挣的第一笔钱。
四毛钱。
我攥着那四毛钱，站在摊前，手有点抖。
接下来，人越来越多。机床厂上班的人，一波一波从巷口过。有人认出我，愣一下；有人不认识，直接来买。我和我妈两个人，一个炸油条，一个盛豆浆，忙得脚不沾地。
有个穿工装的小伙子，端着碗豆浆，喝了一口，抬头问我：“大姐，你这豆浆，是用石磨磨的？”
“是。”
“比厂里食堂的好喝。”
“以后天天来。”
“来！”他一口把豆浆喝完，把碗递回来，“再来一根油条！”
我给他夹了一根。
旁边一个老太太，提着菜篮子，看了我半天，问：“闺女，你这油条，多大的？”
“您看。”我夹起一根给她看。
“多少钱？”
“一毛一根。”
“给我来三根。”
她掏出三毛钱，放在桌上。我把三根油条用油纸包好，递给她。她拎着油条，边走边回头看我。
到七点半，人散了。
我数了数钱。
一早上，我卖了三十七碗豆浆，五十四根油条。一共挣了十六块八毛。
我妈坐在小马扎上，喘着气，脸上却全是笑。
“晚儿，”她说，“咱们……咱们挣了十六块八？”
“嗯。”
“比你爸工资还多。”
“妈，”我说，“这才刚开始。”
“啥？”
“以后我每天都出摊。一个月下来，能挣多少，您算过吗？”
我妈掰着手指头算。算了半天，眼睛越睁越大。
“一个……一个月，能挣……三百多？”
“差不多。”
“那……那比建国工资还高？”
“他工资多少？”
“厂长嘛，一个月四百多。”
我笑了。
“妈，”我说，“他那是以前。以后他工资多少，还不一定呢。”
我妈看着我，没接话。
我把摊子收拾好，和我妈往回走。太阳出来了，照在巷子里，地上的泥开始干。
走到巷口拐角，我抬头，看见一个人。
那个人站在路边，穿一件蓝布夹克，手里拎一个黑皮包。他站在那儿，已经站了很久，脚边有一层烟头。
我认出他了。
是机床厂供销科的科长，姓赵。上辈子我在食堂打饭，他天天来。
他看见我，笑了一下。
“小周，”他说，“这摊，是你的？”
“是我的，赵科长。”
他看着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铁皮桶，半天，说：“行啊。”
我不知道他这个“行啊”是什么意思。
但我知道，他站了很久了。
他脚边的烟头，一共四个。
我站在巷口，看着他，没说话。风从巷子那头吹过来，吹得我围裙一角直晃。
那四个烟头，踩得很实。
第六章 囤货赚差价
赵科长没走。
他站在巷口，看我和我妈把摊子收拾好，又跟我走到巷尾。一路上他没说话，我也没问。走到我家门口，他才停下来。
“小周，”他说，“有空吗？”
“您说。”
“借一步说话。”
我妈看了我一眼，先回去了。
我和赵科长站在巷口的电线杆底下。三月的风还凉，他把夹克领子立起来，从兜里掏出烟，点上。
“小周，”他抽了一口烟，“你跟陈建国，是不是闹离婚了？”
“是。”
“为什么？”
“过不下去。”
赵科长点点头，没追问。他这个人，在供销科干了二十年，什么人没见过，什么话该问什么话不该问，他心里有数。
“我跟你说个事。”他说。
“您说。”
“厂里仓库，有一批罐头。”
“啥罐头？”
“橘子罐头，黄桃罐头，都有。”赵科长说，“是年前发福利剩下的，一直堆在仓库里，占地方。厂里现在要清仓，想便宜处理掉。”
“多少钱？”
“一瓶五毛。”
我心里算了一下。
五毛一瓶。这种罐头，商店里卖一块二。五毛拿过来，我摆摊卖八毛，一瓶挣三毛。
“多少瓶？”
“八百瓶。”
八百瓶。四百块。
我手里有一千二百块，拿四百块进这批罐头，剩八百。
“你敢不敢接？”赵科长看着我。
我看着他。
“赵科长，”我说，“这罐头……快过期了吧？”
赵科长笑了。
“你这丫头，精明。”他说，“是快过期了。还有俩月。”
“俩月，够卖。”
“你敢接？”
“我接。”
赵科长把烟掐了，踩在脚下。
“行。”他说，“明天你带钱来，我给你装车。”
“谢谢赵科长。”
“别谢我。”他说，“我是看你一个女人，出来不容易。这批罐头，本来我也想找人处理，你要，就给你。”
我点点头。
赵科长转身要走，又停住，回头看我：“小周，我跟你说句题外话。”
“您说。”
“陈建国最近……不太顺。”
“我知道。”
“厂里要下岗，他这个厂长，位子不好坐。你现在跟他划清界限，是对的。”
我没说话。
赵科长走了。我站在电线杆底下，看着他背影消失在巷口。
那天晚上，我跟我妈说了这件事。我妈一听四百块，眼睛都直了。
“四百块？”她说，“你手里一共才一千二！”
“妈，我有把握。”
“你咋有把握？”
“这罐头，俩月保质期，我摆摊卖，一个月就能卖完。”
“万一卖不完呢？”
“卖不完，我自己喝。”
我妈被我气笑了。
第二天，我带了四百块，去了厂里仓库。赵科长给我找了辆三轮车，把八百瓶罐头装上。我和我妈两个人，推着三轮车，一车一车往家拉。
八百瓶罐头，在我娘家里的杂物间，堆了半面墙。
我看着那半面墙的罐头，心里踏实。
上辈子我没有这个胆子。上辈子我手里有一千二百块，我攒了三年，一分没动。我怕赔，怕亏，怕别人笑话。结果到死，我那一千二百块，一分没花着。
这辈子我不怕。
第二天出摊，我除了豆浆油条，又摆了一个箱子，里面是罐头。
“橘子罐头——黄桃罐头——八毛一瓶——”
我妈在旁边喊。
一开始没人买。大家都是来买豆浆油条的，看看罐头，问问价，又走了。
到九点多，来了一个带孩子的妇女。孩子大概五六岁，站在摊前，眼睛直勾勾盯着罐头。
“妈，我要吃这个。”
妇女看了看罐头，问：“这罐头多少钱？”
“八毛。”
“便宜点？”
“这是厂里的处理货，快过期了，您放心吃，俩月内吃完就行。”
妇女犹豫了一下，掏出八毛钱，买了一瓶橘子罐头。孩子当场就要打开，她拧开盖子，给孩子倒了一小碗。
孩子吃了一口，眼睛亮了。
“妈，甜！”
妇女尝了一口，点点头。
“给我再来两瓶。”
那天上午，我卖了三十七瓶罐头。
到傍晚，我数钱。除了豆浆油条，罐头卖了二十六块。
我妈笑得合不拢嘴。
那天晚上，我收摊回家，我妈在灶屋做饭，我坐在炕沿上，把当天的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我把钱用皮筋扎好，塞进铁盒子里。铁盒子里的钱，一天比一天多。
我妈在灶屋喊：“晚儿，你猜我今天碰见谁了？”
“谁？”
“碰见苏丽了。”
我手停了一下。
“她干啥呢？”
“她在商店里，买布呢。”我妈说，“买了一块红布，说是要做新衣服。她看见我，还跟我打招呼，问我你咋样。”
“你咋说的？”
“我说你挺好的，摆摊呢。”
“她啥反应？”
“她笑了笑，没说啥。”
我没接话。
苏丽买红布。上辈子这个时候，苏丽确实做了一件红大衣。她穿着那件红大衣，跟陈建国一起去参加婚礼，被人看见，传得满城风雨。
这辈子，她大概还以为，那件红大衣，是给陈建国做的。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罐头卖得一天比一天好。机床厂的工人，下夜班路过，带两瓶回家；家属院的大妈，买菜路过，拎两瓶。到第十天，八百瓶罐头，我卖了六百瓶。
那天傍晚，我正在摊前收东西，抬头，看见一个人。
陈建国。
他站在马路对面，站在一辆桑塔纳旁边。穿一件夹克，脸色不好看。他看着我，又看了看我旁边那个罐头箱子。
他不知道站了多久。
我没理他，继续收东西。
他过马路，走到我摊前。
“周晚。”他从牙缝里挤出我名字。
“嗯。”
“你这是……干啥呢？”
“摆摊。”
“摆摊？”他看着那堆罐头，“你还进罐头了？”
“进了。”
“你一个女人，你摆这个摊，你让别人看见，我陈建国的脸往哪儿搁？”
我抬起头，看着他。
“陈建国，”我说，“你脸往哪儿搁，跟我有啥关系？”
他愣住了。
大概他从来没想过，我会这么跟他说话。上辈子我跟他说话，从来都是温温柔柔的，给他留面子。今天我一句话，把他噎住了。
“你——”
“我啥我？”我说，“我摆摊挣钱，不偷不抢。你要是觉得丢人，你就别往这儿看。”
陈建国脸涨得通红。
他盯着我，胸口起伏，半天，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周晚，你行。”
他转身就走，上了桑塔纳，引擎一声吼，开走了。
我站在摊前，看着他车开走。
我妈从旁边过来，小声问：“他……他来干啥？”
“他来丢他的人。”我说。
我妈没听懂。
我没解释。
那天晚上，我收摊回家，路过机床厂家属院。我抬头，往我以前那栋楼看了一眼。
三楼的灯亮着。
我知道，陈建国这会儿，应该已经到家了。
我也知道，这会儿他家里，不止他一个人。
窗户缝里，还飘出一点炒菜的香味。
第七章 渣男反被坑
苏丽是在陈建国家里，等他的。
那天陈建国回到家，开门就闻到一股菜香。他以为是自己妈来了，进门一看，沙发上坐着苏丽，系着他那件蓝围裙，灶上炖着一锅排骨。
“你咋来了？”陈建国说。
“我来看看你啊。”苏丽笑着，“你这两天，回家连口热饭都没有，我心疼你。”
陈建国把外套脱了，挂在衣架上。他没说话，坐在沙发上。
苏丽把排骨端上桌，又盛了两碗米饭，递给他一碗。
“吃吧。”她说。
陈建国接过碗，扒了两口饭。他这两天确实没好好吃饭。厂里的事，压得他整夜睡不着。上头要减员三分之一，他这个厂长，第一个要减的就是车间主任。他找了关系，找了老同学，找了老领导，谁都给他打官腔。
“建国，”苏丽坐在他对面，给他夹了一块排骨，“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你跟周晚，到底离不离？”
陈建国嚼排骨的动作，停了。
“你问这个干啥？”
“我问你干啥？”苏丽笑了一下，“建国，我跟你好了多久了？”
“……”
“从去年到现在，快一年了。”
“苏丽，”陈建国放下筷子，“我跟你说过，我现在——”
“你现在怎么了？”苏丽说，“你现在是厂长，你怕啥？周晚她都回娘家了，她都不跟你过了，你还等啥？”
“我没等啥。”
“那你跟她离。”
陈建国看着她。
“苏丽，”他说，“我现在这个位子，不稳。”
“不稳怎么了？”
“厂子要下岗。我这个厂长，能不能当下去，还不一定。”
苏丽脸上的笑，淡了一下。
“你这个厂长，当不当得下去，跟我有啥关系？”她说，“我又不是图你这个厂长。”
“你不图？”
“我图你这个人。”
陈建国看着她，没说话。
苏丽大概是觉得他这个眼神不对，又笑了一下：“建国，你想啥呢？我是那种人吗？我跟你好，是因为你对我好，不是因为你是厂长。”
“真的？”
“真的。”
陈建国没接话。他端起碗，又扒了一口饭。
“建国，”苏丽又说，“你跟周晚离了，咱们俩就正经过日子。我跟你说，我都想好了，以后咱们俩要个孩子。”
“孩子？”
“嗯。”苏丽眼睛亮了，“我喜欢女孩，像我。”
陈建国扒饭的动作，又停了一下。
“苏丽，”他说，“我现在……没想这个。”
“你不想？”
“我现在这个位子，朝不保夕。”
“位子不保，日子不过了？”苏丽说，“建国，我跟你说，女人跟你好，不是图你这个位子。是图你这个人。你位子没了，我照样跟你过。”
陈建国抬头，看着她。
“真的？”
“真的。”
那天晚上，苏丽没走。
第二天早上，陈建国醒来，苏丽已经起来了，在灶屋给他熬粥。他穿上衣服，走到灶屋门口，看着苏丽的背影。
这个背影，他看了快一年。
以前他觉得这个背影，是温柔的，是体贴的，是家里缺的那点暖。今天他看着这个背影，忽然觉得有点陌生。
“建国，”苏丽回头，“粥好了，你盛一碗。”
“嗯。”
他走过去，盛粥。
“建国，”苏丽说，“你今天去跟周晚说，把婚离了吧。”
“我……”
“你咋了？”
“苏丽，”陈建国说，“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厂里要下岗，你知道吧？”
“我知道。”
“这次下岗，不是只下车间。”陈建国说，“科室也要下。供销科也要下。”
苏丽盛粥的手，停了。
“你……你啥意思？”
“我啥意思？”陈建国看着她，“苏丽，你不是在供销科吗？”
苏丽的脸，白了。
“我……我在供销科，那是科室，不是车间。”
“科室也要下。”陈建国说，“上头说了，减员三分之一，不分车间科室。”
苏丽手里的勺子，“当啷”一声掉在锅里。
她站在灶屋门口，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变了。
陈建国看着她。
以前他觉得这个女人，眼睛里全是他。今天他看着这双眼睛，他看见的是慌。
“苏丽，”他说，“你刚才说，你不图我这个厂长。”
“我——”
“那你慌啥？”
苏丽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
陈建国把粥碗放下，穿上外套，出门了。
他走的时候，没回头。
苏丽站在灶屋门口，看着门关上，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沉下来。她伸手，把灶上那锅排骨，端下来，倒在了泔水桶里。
排骨炖了一下午，她自己一口没吃。
那天下午，我在摊上卖罐头。
八百瓶罐头，我卖得只剩最后一百瓶。我把最后几箱搬进杂物间，数了数钱。
这半个月，我卖豆浆油条挣了八十多，卖罐头挣了四百多。加上我原来的一千二，我手里现在有一千六百多。
我把钱用皮筋扎好，放进铁盒子。
我妈从外面进来，手里拎着一兜菜。
“晚儿，”她说，“我跟你说个事。”
“啥？”
“我今天在商店，看见陈建国了。”
我手停了一下。
“他干啥呢？”
“他一个人，在商店门口站着，抽烟。”我妈说，“我看他那样子，像是……像是跟苏丽闹掰了。”
“你咋知道？”
“他一个人，站那儿抽了半包烟。”我妈说，“以前他跟苏丽在一起，不这样。”
我没说话。
我把铁盒子盖上，抱在怀里。
我知道陈建国跟苏丽闹掰了。上辈子这个时候，他们俩也闹过一次。苏丽逼陈建国离婚，陈建国这才发现，苏丽图的是他这个厂长。
上辈子陈建国发现得晚，是下了岗之后才发现的。这辈子他发现得早了。
可发现得早，又有啥用呢？
他这个厂长，还是要倒。
我把铁盒子收好，跟我妈说：“妈，明天我再多进点货。”
“还进？”
“进。”我说，“我看这罐头，还能卖。”
我妈看着我，没说话。
窗外，天阴沉沉的。
我知道，厂里的名单，快下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起上辈子这个时候，我在干什么。上辈子这个时候，我还在厂里食堂上班，每天三班倒，下班回家给陈建国做饭。我不知道厂里要下岗，不知道陈建国要出轨，不知道我自己要病死。
我那时候天天想着，等下个月发工资，给陈建国买件新衬衫。
现在想想，真可笑。
我翻了个身，看着窗外。
窗外，机床厂的烟囱还在冒烟。那烟在夜色里，是黑的，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我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出摊。
我睡得很沉，连梦都没有。
第八章 厂长下岗了
名单是四月初下来的。
那天早上，机床厂开全厂大会。大礼堂里，坐满了人。陈建国坐在主席台上，穿着他那件藏青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面前摆着一个红色的发言稿，他知道今天要宣布什么。
上头的领导坐在他旁边，脸色铁青。
“同志们，”领导站起来，拿麦克风，“今天开这个会，是宣布一件事。”
底下鸦雀无声。
“厂里决定，优化组合，减员三分之一。”领导说，“名单，已经定了。下面念一下。”
秘书开始念名单。
一个，两个，三个……
底下开始有人叹气，有人小声哭。
念到车间主任，念到供销科长，念到财务科长……
念到供销科的时候，苏丽的名字也在里面。
陈建国坐在主席台上，愣了一下。他往台下看，在人群里找苏丽。他看见苏丽坐在第三排，脸白得像纸。
他没动。
念到最后，秘书念出一个名字。
“陈建国。”
大礼堂里，一下静了。
所有人都转过头，看主席台。
陈建国坐在主席台上，脸一下子白了。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站起来：“你……你念啥？”
秘书又念了一遍：“陈建国，机床厂厂长，下岗。”
大礼堂里，炸了。
“咋回事？”
“厂长也下？”
“他不是厂长吗？”
“这厂子，真完了！”
陈建国站在主席台上，腿一软，差点没站住。他旁边那个领导，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老陈，你先回去。”
“我……我为啥？”
“你这个厂长，没完成减员指标。”领导说，“上头决定，你先下。”
“我没完成指标？”陈建国声音都变了，“我减了两百人！我减了两百人！”
“上头说，还不够。”
“还不够？”
“老陈，”领导压低声音，“你也别为难。厂子要倒了，总得有人出来担责。你是厂长，你不担，谁担？”
“我担责？”陈建国声音都变了，“我当了三年厂长，厂子是我搞垮的？”
“老陈，你说话注意点。”
“我注意啥？”
“上头的决定，你不服也得服。”
“我不服。”
“你不服，你去跟上头说。”领导说，“我只是传话的。”
陈建国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
他站在主席台上，看着底下黑压压的人。那些人里，有跟他干了二十年的老兄弟，有他亲手提起来的车间主任，有他骂过的年轻工人。
现在他们都看着他。
眼神里，有同情，有痛快，有幸灾乐祸。
陈建国一句话说不出来，转身就走。
他走出大礼堂，外面太阳很大，他眯了眯眼。他走到停车场，上了他那辆桑塔纳，发动车。
他开车，不知道往哪儿去。
他先回了家。到家开门，家里空的。苏丽这两天没来，他也没叫她。他坐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茶几上，还摆着苏丽上次带来的那网兜苹果。苹果都蔫了，皮皱了。
他不知道坐了多久，天黑了。
他站起来，穿外套，出门。
他开车，往巷口走。
巷口，我的摊子还没收。
我正在收摊，把铁皮桶盖好，把碗摞起来。我妈在旁边帮我收拾。
陈建国的桑塔纳，停在巷口。
他下车，站在车边，看着我。
我抬头，看见他。
他穿着那件中山装，头发乱了，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他站在那儿，像个迷路的人。
我妈也看见他了，拉了拉我的袖子：“晚儿……”
“没事。”我说。
我继续收东西。
陈建国走过来，站在我摊前。
“周晚。”他嗓子哑得厉害。
“嗯。”
“我下岗了。”
我手停了一下。
我知道他下岗了。上辈子这个时候，他也下岗了。可我知道，跟他现在亲口说出来，是两回事。
“哦。”我说。
“你……你就这反应？”
“你想我咋反应？”
陈建国看着我，半天，声音都抖了：“周晚，我现在……我现在啥都没了。”
“我知道。”
“你知道？”
“我早知道。”
陈建国愣住了。
“你……你早知道？”
“我早知道你要下岗。”
“你咋知道？”
“我心里早有数。”
陈建国站在那儿，看着我，半天，忽然笑了。那笑不是好笑，是苦的。
“周晚，”他说，“你是不是早就等着这一天？”
我没说话。
我确实等着这一天。
上辈子我等到他下岗的时候，我已经躺在病床上了。我没看见他下岗的样子，我没看见他落魄的样子。我只看见，他在我病床上，连一滴眼泪都没掉。
这辈子，我看见了。
“陈建国，”我说，“你下岗，跟我没关系。”
“你——”
“我摆摊，我挣钱，我不欠你。”
“周晚，”他说，“我现在真的没路了。”
“没路了？”
“我存款，上个月给苏丽买了戒指。”
我手停了一下。
“你给她买戒指？”
“嗯。”
“多少钱？”
“八百。”
我笑了。
“陈建国，”我说，“你下岗了，存款给苏丽买戒指，你现在来找我？”
“我……”
“你找我干啥？”
“我……我想……”
“你想让我养你？”
陈建国站在那儿，嘴唇哆嗦着，半天，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周晚，你心真狠。”
“我心狠？”
“你看着我落难，你一点都不心疼？”
“你落难的时候，想过我上辈子是怎么死的吗？”
他愣住了。
“啥？”
“没啥。”
我把最后一个碗摞好，拎起铁皮桶，跟我妈说：“妈，咱们走。”
我妈看了陈建国一眼，没说话，跟着我走。
我们俩，从陈建国身边走过去。
他站在那儿，没拦。
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站在巷口，站在他那辆桑塔纳旁边。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孤单。
我转回头，继续走。
我妈在旁边，小声说：“晚儿，他……他可怜。”
“妈，”我说，“我不可怜他。”
“为啥？”
“因为我上辈子，比他可怜多了。”
我妈没听懂。
我也没解释。
我们俩往家走。巷子两边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路过机床厂家属院的时候，我看见三楼我以前那扇窗户，灯还是亮着的。
那扇窗户里，以后再也不是我的家了。
我转过头，继续走。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铁盒子打开，数了数钱。
我手里，有一千七百块。
我把钱放回去，盖上盖子。
我知道，从今天起，陈建国这个厂长，不存在了。
从今天起，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厂长。
窗外，机床厂的烟囱，还在冒烟。可那烟，已经不是我的烟了。
第九章 泼豆浆逐客
陈建国是第二天来的。
那天早上，我刚出摊，把铁皮桶放在小桌上，把油条面摆好。天刚蒙蒙亮，巷口还没人。
我知道他今天会来。
上辈子我死之前，陈建国没来过。我死之后，他才来，在我灵前磕了三个头，走了。这辈子他下岗了，他没钱了，苏丽不要他了，他就来找我了。
他以为我还会像上辈子那样，温温柔柔地等他。
我正往锅里倒油，抬头，看见陈建国。
他站在巷口，穿一件旧夹克，头发乱了，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他手里拎着一个网兜，网兜里是两瓶罐头——是我以前卖的那种橘子罐头。
他走过来，站在我摊前。
“周晚。”他嗓子哑得几乎听不清。
“你又来干啥？”
“我……我来看看你。”
“我没什么好看的。”
他把网兜放在桌上，推过来。
“给你。”
“这是啥？”
“罐头。”
我看着那两瓶罐头，笑了。
“陈建国，”我说，“你知道这罐头是谁卖给我的吗？”
“……”
“是你厂里的仓库，赵科长处理给我的。五毛一瓶。”我说，“你现在拿两瓶回来，送给我？”
陈建国脸涨红了。
“我……我就是想——”
“你想啥？”
“周晚，”他声音低下来，“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你说。”
“我错了。”
我手里的筷子，停了。
“我知道我错了。”他说，“我跟苏丽，是我糊涂。我现在跟她断了，彻底断了。周晚，你跟我回去吧。”
我看着他。
他站在摊前，我看着他，这个男人，上辈子是我丈夫，是机床厂厂长，是我曾经以为天塌下来都会替我扛的人。
现在他站在我摊前，求我回去。
“陈建国，”我说，“你知道我昨天卖了多少钱吗？”
他愣了一下。
“多少？”
“二十三块。”
“二十三块？”
“我摆摊，一早上，二十三块。”
“那……那你——”
“我摆摊挣钱，我不丢人。”我说，“你以前一个月四百块工资，我在厂里三班倒，回家给你洗衣做饭，你嫌我烦。现在你下岗了，你来找我，你让我跟你回去？”
“周晚，我以后——”
“你以后啥？”
“我以后好好跟你过。”
“好好过？”我笑了，“陈建国，你拿啥跟我好好过？你下岗了，你存款给苏丽买戒指了，你现在住的房子，是厂里分的，你下个月还能不能住，都不一定。你拿啥跟我过？”
陈建国站在那儿，脸一阵红一阵白。
“周晚，”他说，“我是你丈夫。”
“你不是。”
“我没签字！”
“你不签，我自己去街道办。”
“你——”
“陈建国，”我说，“你走吧。我还要出摊。”
他没走。
他站在那儿，看着我炸油条。我把油条下油锅，“滋啦”一声，油条在油锅里膨胀起来。
“周晚，”他说，“你真的不跟我回去？”
“真不回。”
“你就这么恨我？”
“我不恨你。”
“那你为啥？”
“因为我不需要你了。”
陈建国愣住了。
他大概从来没想过，我会说这句话。上辈子我需要他，需要他的工资，需要他的房子，需要他这个厂长夫人的头衔。我这辈子不需要了。
我自己有手，我自己能挣钱。
“周晚，”他声音都抖了，“你……你变了。”
“我没变。”我说，“我就是活明白了。”
这时候，巷口开始有人了。机床厂上班的工人，一波一波从巷口过。有人认出陈建国，认出我，站住了，在旁边看。
陈建国大概是觉得脸上挂不住，压低声音：“周晚，你跟我回家说，这儿人多。”
“我就在这儿说。”
“你——”
“陈建国，”我提高声音，“你要复合，是吧？”
周围的人，都停下来看。
“你后悔了？”
陈建国站在那儿，脸涨得通红。
“你觉得，你下岗了，我就该接着你？”我拿起那碗刚盛好的豆浆，“你觉得，我以前爱你，你现在回来，我就该接着？”
“周晚——”
我把那碗豆浆，直接泼在他身上。
热豆浆，从他领口浇下去，顺着他的夹克，往下淌。他“嗷”一声，往后退了一步，低头看着自己胸前的豆浆，整个人僵住了。
巷口，鸦雀无声。
所有路过的人，都看着。
陈建国站在那儿，豆浆顺着他衣角往下滴，滴在地上，一滩白的。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不敢相信。
“周晚……”他声音都变了。
“这碗豆浆，”我说，“是我自己熬的。”
“你——”
“我现在卖一碗豆浆，两毛钱。”我说，“我不花你一分钱。你要喝，你给钱。你要复合，你做梦。”
陈建国站在那儿，浑身豆浆，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变。
他忽然腿一软，跪下了。
跪在巷口的泥地上。
周围的人，“哇”一声。
“周晚，”他跪在地上，抬头看着我，“我错了。你跟我回去。”
我站在摊前，低头看着他。
这个男人，上辈子是我丈夫。他在我病床上，没掉过一滴眼泪。他在我死后，不到半年，就娶了苏丽。
现在他跪在我面前，求我回去。
我没扶他。
我拿起勺子，舀了一碗豆浆，放在桌上。
“下一位。”我说。
陈建国跪在地上，抬头看着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我没理他。
排队买豆浆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敢动。最后是老王，第一个站出来。
“来一碗。”他说。
我给他盛了一碗豆浆，递给他。
老王接过碗，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陈建国，没说话，端着豆浆走了。
有了第一个，第二个就来了。一个接一个，排队买豆浆。没人再看跪在地上的陈建国。
他跪在那儿，从天亮，跪到人散。
我炸我的油条，盛我的豆浆。我没再看他一眼。
到八点，人散了。
陈建国还跪在那儿。
我妈从旁边过来，小声说：“晚儿，他……他跪了一个钟头了。”
“让他跪。”
“他膝盖都跪麻了。”
“妈，”我说，“他跟苏丽在一起的时候，有想过我吗？”
我妈不说话了。
我把最后一碗豆浆卖完，开始收摊。
陈建国终于站起来，腿麻了，晃了一下。他看着我，脸上全是泪和豆浆印子。
“周晚，”他说，“我今天跪了。”
“我看见了。”
“我以后……我以后天天来。”
“你来吧。”我说，“我天天出摊。”
他转身，一步一步走了。
我站在摊前，看着他背影。他走路一瘸一拐的，大概是跪麻了。
我把铁皮桶盖好，跟我妈说：“妈，咱们回家。”
我妈看了一眼陈建国走远的方向，没说话，跟我走了。
第十章 开自己的店
陈建国真的天天来。
第一天，他跪在巷口。第二天，他站在巷口。第三天，他坐在巷口马路牙子上。第四天，他不跪了，也不坐了，就站在那儿，看着我出摊，看着我收摊。
他不说话，也不上前。
我不理他。
第五天，苏丽来了。
我知道陈建国会来。上辈子他下岗后，天天在我娘家巷口蹲。蹲了三个月，最后是我妈心软，让他进了门。他进门之后，第一件事，是跟苏丽结婚。
这辈子我不会让我妈心软。
那天下午，我正在摊前收东西，苏丽从巷口走过来。她没穿那件红大衣，穿一件灰布褂子，头发也没烫，扎着一根辫子。她走到我摊前，站住了。
“周晚。”她说。
“嗯。”
“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陈建国，他来找过我。”
我手停了一下。
“他找你干啥？”
“他让我把戒指退了。”苏丽说，“他说他没钱了，戒指是用公款买的，要退。”
我笑了。
“你退了？”
“我退了。”苏丽说，“戒指我昨天给他了。”
“那你来找我干啥？”
苏丽看着我，半天，说：“周晚，我对不起你。”
我没说话。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她说，“我跟陈建国，是我不对。我现在也下岗了，供销科把我裁了。我现在……我现在啥都没有了。”
“你啥都没有了，跟我有啥关系？”
“周晚，”苏丽声音低下来，“你能不能……能不能收留我？”
我看着她。
这个女人，上辈子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抢了我丈夫，花了我的钱，最后在我死后，穿着我的红大衣，嫁给了我丈夫。
现在她站在我摊前，说她对不起我，让我收留她。
“苏丽，”我说，“你知道我上辈子是怎么死的吗？”
“啥？”
“没啥。”
“周晚，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错了，你找陈建国去。”
“陈建国他……他现在天天蹲你巷口。”
“我知道。”
“他不回家。”
“那是他的事。”
“周晚，”苏丽说，“他以前那个厂长宿舍，上头收回去了，他现在住车间值班室。”
我手停了一下。
车间值班室，上辈子陈建国下岗后，确实住过。那间屋子，十来平米，一张床，一个炉子，冷得很。
“你跟我说这个干啥？”
“我就是……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他知道错了。”
“他知道错了，跟我没关系。”
“周晚，咱们俩以前……”
“咱们俩以前，是以前。”我说，“现在不是了。”
苏丽站在那儿，嘴唇哆嗦着。
“周晚，”她说，“你真这么狠？”
“我不狠。”我说，“我就是不想再看见你。”
苏丽眼圈红了。
她站了半天，转身走了。
我站在摊前，看着她背影。她走路有点驼，不像以前那样挺着胸脯。
我妈从旁边过来，小声说：“晚儿，她……她也可怜。”
“妈，”我说，“我不可怜她。”
“为啥？”
“因为她不可怜。”
我妈没听懂。
那天晚上，我收摊回家，数了数钱。
我手里，有两千一百块。
这是我摆摊两个多月，一分一分攒下来的。豆浆油条，一天十几块；罐头，一天几十块。我把钱用皮筋扎好，放进铁盒子。
我妈坐在炕沿上，看我数钱。
“晚儿，”她说，“你攒这么多钱，想干啥？”
“妈，”我说，“我想租个店面。”
“租店面？”
“嗯。巷口那个拐角，有个小门面，以前是卖布的，现在空着。我去问了，一个月租金三十块。”
“三十块？”我妈眼睛瞪圆了，“你一个月才挣多少？”
“我挣得多。”
“你租店面干啥？”
“我不开摊了。”我说，“我开个铺子。”
“开铺子？”
“嗯。”我说，“卖豆浆油条，卖罐头，以后还卖别的。我自己当老板。”
我妈张着嘴，愣了好半天，没接上话。
第二天，我去了巷口拐角那个门面。
门面不大，十来平米，以前是个布店，老板是个老太太，年纪大了，不干了。我去找她，她正坐在门口晒太阳。
“大妈，”我说，“您这门面，租不租？”
老太太眯着眼，看了我半天。
“你是那个……巷口卖豆浆的？”
“是我。”
“你租我这门面干啥？”
“我开铺子。”
“开铺子？”老太太笑了，“闺女，你有多少钱？”
“我有两千一。”
“两千一？”老太太点点头，“够。我这门面，一个月三十块，押一付三，你给我一百二，就能租。”
我掏出一百二十块，数给她。
老太太接过去，数了数，又抬头看我。
“闺女，”她说，“你一个女人，不容易。”
“我知道。”
“你要是干不下去，就跟我说，押金我退你。”
“大妈，”我说，“我干得下去。”
那天下午，我和我妈一起，把那个小门面打扫干净。墙面刷了白灰，我买了一张桌子，几条长凳，把炸油条的锅搬进去，把铁皮桶摆好。
我又去买了一块木牌，用红漆写了四个字。
“晚儿豆浆。”
写牌子的时候，我手有点抖。我妈在旁边看着，说：“你这字，写得歪。”
“歪就歪吧。”
“要不要我找个会写字的，给你写？”
“不用。”我说，“我自己写的，踏实。”
木牌挂在门脸上。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四个字，心里踏实。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自己的铺子。上辈子我从来没有过。我上辈子，在机床厂食堂打了八年饭，在陈建国家里做了八年饭，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是我自己的。
现在有了。
第二天，铺子开张。
我早上四点起来，磨豆浆，炸油条。我妈五点起来，帮我摆桌子，擦凳子。小芹六点到，帮我端碗。
陈建国还站在巷口。他看见我把摊子搬进了门面，看见我挂上了木牌，他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我没理他，进店开门。
他大概是没想到，我真的不跟他回去了。他大概是以为，我闹几天，就会像上辈子那样，心软，回头。
他不知道，我这一辈子，不会再心软了。
小芹在店里帮我摆桌子，我妈在灶屋生炉子。我站在柜台后面，把钱匣子摆好。
我把那块木牌，从屋里搬到门口，挂在门脸上。木牌上的字，是我昨晚用红漆一笔一画写的。漆还没干，闻着有一股松香味。
我往后退了两步，看了看。
红漆字在晨光里，亮堂堂的。
那天早上，我的铺子，卖了四十多碗豆浆，六十多根油条。
比在巷口摆摊，多了一倍。
中午收摊，我和我妈在店里吃了一碗面条。我妈边吃边看这个小店，看完了，叹口气。
“晚儿，”她说，“这店，真成你的了？”
“成我的了。”
“妈以前……妈以前觉得，你跟建国离了，你就完了。”
“妈，我没完。”
“妈知道了。”我妈说，“妈以前错看你了。”
我笑了。
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进来买豆浆的人，心里想：
陈建国，你蹲吧。
我不等你了。
第十一章 前夫上门求复合
铺子开了一个月，生意越来越好。
我雇了一个人，是隔壁王婶的外甥女，叫小芹，十七岁，刚从乡下上来。我让她帮我端碗、擦桌子、收拾后厨。一个月给她三十块工资，她高兴得不行。
我自己管后厨，磨豆浆、炸油条、进货。我妈在前堂，帮着收钱、端面。
我们家这个小铺子，从早上五点开到中午十二点。下午我关门，休息，进货，准备第二天的料。
小芹手脚勤快，就是嘴碎。第一天来，她就问：“姐，你这铺子，一个月能挣多少？”
“够你吃饭。”
“姐，我听说你以前是机床厂的？”
“嗯。”
“那你咋出来摆摊了？”
“下岗了。”
“下岗多好啊。”小芹说，“我要是下岗，我也自己当老板。”
我笑了。
日子过得忙，过得充实。
那天下午，我关门，锁门，往家走。路过巷口对面那家国营饭馆，我看见一个人，在饭馆后厨门口，蹲在地上洗碗。
是陈建国。
他穿着一件灰布褂子，袖子卷起来，手泡在水盆里，冻得通红。他低着头，一个碗一个碗地洗。
水盆里的水，已经凉了，上面漂着一层油花。他洗得很慢，一个碗要搓好几遍。
我站住了。
饭馆的老板是个胖子，站在门口抽烟，看见我，打了个招呼：”周老板，忙呢？”
“他……他在你这儿洗碗？”
“哦，老陈啊。”老板说，”他下岗了，找不到工作，来我这儿求我，让他洗盘子。一个月给他三十块。”
三十块。
以前他是厂长，一个月四百块。
“他干得咋样？”
“能干。”老板说，”就是手笨，洗得慢。我看他可怜，留着他。”
“他吃住呢？”
“住厂里宿舍。吃在我这儿，我管他一顿午饭。”
我没说话。
我转身走了。
回到家，我妈看我脸色不对，问：“咋了？”
“我看见陈建国了。”
“他干啥呢？”
“在对面饭馆洗碗。”
我妈停了一下，半天，说：“他……他咋落到这步了？”
“他自己作的。”
我妈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眼睛盯着房梁，半宿没合眼。
我想起上辈子。上辈子陈建国下岗后，也去洗过盘子。他洗了三个月，就不洗了，因为苏丽找了个新对象，是个做买卖的，比他有钱。他不洗盘子了，开始跟苏丽闹。后来我病了，他也没来看我。
这辈子他洗盘子，洗了多久，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第二天，我开门做生意。
早上十点多，陈建国来了。
他站在我铺子门口，穿着那件灰布褂子，手上还带着洗洁精的味道。他站在门口，不敢进来。
小芹看见他，问我：“姐，那人找谁？”
“别管他。”
我继续炸油条。
陈建国站在门口，站了大概十分钟。最后，他进来了。
他走到柜台前，站在那儿。
“周晚。”他嗓音低得几乎听不清。
“你要豆浆？”
“我……我不要豆浆。”
“那你干啥？”
“我……”他声音低下来，“我来看看你。”
“看完了，你走吧。”
“周晚，”他说，”我现在……我在对面洗碗。”
“我看见了。”
“我一个月三十块。”
“嗯。”
“我……我想跟你说，我知道错了。”
我把油条从锅里捞出来，放在沥油架上。
“陈建国，”我说，”你知道错了，跟我没关系。”
“我——“
“你错了，你去跟你自己过。你跟我道啥歉？”
“周晚，我现在……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前不该那样对你。我不该跟苏丽……我不该不回家……我不该……”
“你不该啥？”
“我不该……”他说不下去了。
我看着他。
他站在我柜台前，穿着灰布褂子，手冻得通红，眼睛里全是红血丝。这个男人，上辈子是我丈夫。他在我病床上，没掉过一滴眼泪。
现在他站在我柜台前，声音都抖了。
“陈建国，”我说，”你饿不饿？”
他愣了一下。
“饿。”
我给他盛了一碗豆浆，夹了两根油条，放在柜台上。
“吃吧。”
他看着那碗豆浆，看着那两根油条，半天，没动。
“我……我没钱。”
“不要你钱。”
他坐下，端起碗，喝了一口豆浆。然后他拿起油条，咬了一口。
他吃着吃着，眼泪就下来了。
眼泪掉在碗里，他也不擦，就着眼泪，把那碗豆浆喝完，把那两根油条吃完。
吃完，他站起来。
“周晚，”他说，”我走了。”
“嗯。”
他转身要走。
“陈建国。”我说。
他回头。
“你以后别来了。”我说，”我这儿不欢迎你。”
他站在那儿，半天，点了点头。
他走了。
小芹从旁边过来，小声问：”姐，那人……是谁啊？”
“一个熟人。”我说。
“他咋哭了？”
“他饿的。”
小芹没再问。
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陈建国走出铺子。他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
我没看他。
我低头，继续炸我的油条。
那天晚上，我妈跟我说：“晚儿，他今天来，你真不打算……”
“妈。”
“哎。”
“我不回头。”
我妈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我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风声。
我想起上辈子临死前，我妈坐在床边，攥着我的手，一句话说不出来。我想起我爸在走廊里，一根接一根抽烟。
那时候我才知道，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是我妈和我爸。我把自己拴在陈建国身上，八年，没给他们做过几顿饭，没陪他们过过几个年。
这辈子，我不拴了。
第二天早上，我四点起来，磨了十斤黄豆，炸了三十斤油条。小芹五点半到，帮我摆桌子。我妈六点到，帮我收钱。
那天早上，铺子门口排了长队。机床厂的工人，下班的，上班的，都来我这儿吃。我忙得脚不沾地，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
到中午收摊，我数了数，卖了九十二块钱。
九十二块。
我把钱放进铁盒子，坐在柜台后面，喝了一口水。
小芹凑过来：“姐，你今天咋这么高兴？”
“我没高兴。”
“你嘴角都翘起来了。”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确实在笑。
那天晚上，我关门，跟我妈一起走回家。路灯亮了，照在巷口的梧桐树上，影子拉得很长。
我妈忽然说：“晚儿，你现在这样，比以前好看。”
“以前不好看？”
“以前你眼睛里，总像憋着啥事。现在不憋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走到家门口，我妈推门进去，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巷口。路灯下，陈建国不在，饭馆也关门了。巷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风吹梧桐叶的声音。
我转身，进了门。
我妈已经把炕烧暖了，我爸在灯下看报纸。我坐在炕沿上，把铁盒子打开，把今天挣的钱放进去。铁盒子里的钱，又厚了一层。我把盖子盖上，塞回炕柜最里头。
第十二章 盘下新门面
半年后。
秋天到了，巷口的梧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叶子飘一地。
我的铺子，扩了。
原来那个十来平米的门面，我把隔壁那个空门面也盘下来了。两个门面打通，一共三十多平米。我添了四张桌子，雇了两个人，一个小芹，一个是机床厂下岗的女工，姓李。
我现在卖的东西，也不止豆浆油条了。我卖茶叶蛋，卖烧饼，卖豆腐脑，卖盒饭。中午还卖炒菜，两荤一素，三块钱一份。
机床厂下岗的工人，中午都来我这儿吃。
我这个铺子，在巷口，有了个名字。大家不叫它“晚儿豆浆”了，叫它“周家铺子”。
机床厂的工人中午都来我这儿吃饭。两荤一素三块钱，管饱。有人跟我说：“周老板，你这菜比食堂强多了。”
“那你天天来。”
“我天天来！”
那天早上，我开门，刚把木牌挂出去，小芹就跑进来。
“姐，姐！”她说，“你猜我看见谁了？”
“谁？”
“赵科长！”
我手停了一下。
“赵科长？”
“嗯！”小芹说，“他刚才从门口过，看见我，还打招呼呢。他说……他说他不在厂里干了。”
“他干啥去了？”
“他说他自己开了个小铺子，卖五金。”
我笑了。
赵科长上辈子是机床厂供销科长，下岗后他也开了个五金铺子。他那个铺子，后来越开越大，成了整条街的五金店。我上辈子不知道，这辈子我知道了。
“姐，你笑啥？”小芹问。
“没啥。”我说，“你去把炉子生上。”
那天上午，生意很好。桌子坐满了，排队排到门口。我在后厨，一个人炸油条、磨豆浆、炒菜。我妈在前堂收钱，小芹和李姐端碗擦桌子。
“姐，三号桌要加两个茶叶蛋！”小芹喊。
“给。”我把茶叶蛋递给她。
“周老板，我这碗豆浆再添点热的！”一个工人喊。
“来了！”我妈应声，给他添了一勺。
忙到中午，人散了。
我坐在柜台后面，数钱。
一天下来，我挣了八十多块。
我把钱用皮筋扎好，放进铁盒子。铁盒子里的钱，已经有五千多了。
我打开铁盒子看了一眼。里面有我妈缝的红布包，包着那对银镯子。银镯子旁边，是我攒的零钱，一毛两毛，一块两块，摞得整整齐齐。
这是我上辈子从来没攒下过的钱。
上辈子我攒的钱，全被苏丽挑走了。这辈子，我把钱攥在自己手里。
我妈端着一碗面条过来，放在我面前。
“晚儿，吃点。”
“妈，您吃了吗？”
“吃了。”
我接过面条，吃了一口。
“妈，”我说，“我想跟您说个事。”
“啥事？”
“我想把这个铺子，再扩一间。”
“再扩？”
“嗯。”我说，“我想盘下隔壁那个杂货铺，开个饭馆。”
“饭馆？”
“嗯。”我说，“我卖早点，您卖炒菜。咱们俩，把这个铺子，做成整条街最大的。”
我妈看着我，半天，笑了。
“晚儿，”她说，“你真长大了。”
“妈，我早长大了。”
“你爸今天还说呢，说晚儿这孩子，比以前稳当了。”
“爸咋说的？”
“你爸说，以前你眼睛里总飘着，现在落地了。”
我笑了。
那天下午，我关门，锁门，往家走。
路过巷口，我抬头，看见一个人。
那个人站在马路对面，穿一件灰布褂子，手里拎一个工具包。是陈建国。
他大概是刚从对面饭馆下班。他站在马路对面，看着我的铺子，看着那个木牌，看着门口排队的人。
他站了很久。
我站在马路这边，看着他。
他也看见我了。
我们俩隔着一条马路，对视了几秒。
他没过来。我也没过去。
他站了半天，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背影。他走路有点驼，不像以前那样挺着胸脯。他大概是洗盘子洗的，腰弯了。
我收回目光，继续往家走。
回到家，我妈已经把晚饭做好了。我爸坐在炕上，听收音机。我坐在炕沿上，把今天的钱数了一遍，放进铁盒子。
我妈坐在我旁边，看我放钱。
“晚儿，”她说，“你以后……打算咋办？”
“啥咋办？”
“你……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挺好。”
“你不再找一个？”
我笑了。
“妈，”我说，“我不找了。”
“为啥？”
“我现在有钱，有铺子，有您，有我爸。我缺啥？”
我妈没说话。
“我以前，”我说，“以为女人得有个男人，才有依靠。我上辈子……”我顿了一下，“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我以为陈建国是我依靠，我以为他能养我一辈子。”
“结果呢？”
“结果他靠不住。”
“那你现在……”
“我现在靠自己。”我说，“我自己就是自己的依靠。”
我妈看着我，半天，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看着窗外。
窗外，月亮很圆，照在巷口的梧桐树上。树叶黄了，在月光下，一片一片往下落。
我想起上辈子。
上辈子这个时候，我躺在病床上，浑身插着管子，陈建国在苏丽家里，苏丽穿着我的红大衣，数着我攒的私房钱。
这辈子，我躺在自己的炕上，窗外是月亮，屋里是我妈，我手里有五千块，我巷口有个铺子。
我闭上眼。
我睡得很沉。
第二天，我去巷口，把杂货铺的老板约了出来。老板是个老太太，姓王，我管她叫王奶奶。
“王奶奶，”我说，“您那杂货铺，盘给我吧。”
王奶奶眯着眼看我：“你这孩子，真要扩？”
“真要扩。”
“行。”王奶奶说，“我信你。你给我两千块，那铺子就是你的。”
我当场数了两千块给她。
王奶奶接过钱，拍了拍我的手：“晚儿，你这孩子，有出息。”
我把杂货铺的钥匙接过来，掂了掂。
两把铜钥匙，沉甸甸的。
这是我这辈子，盘下来的第二间门面。
我把钥匙揣进兜里，往家走。风从巷口吹过来，带着冬天的味道。我裹紧了棉袄，脚步很稳。
巷口的路灯亮了，照着我回家的路。我心里想：明年春天，我要把饭馆开起来。我要让整条巷口，都知道周家铺子。
第二天早上，我开门，把木牌挂出去。
“周家铺子”。
风一吹，木牌轻轻晃。
小芹在店里擦桌子，李姐在灶屋熬豆浆。我妈坐在柜台后面，戴上老花镜，准备收钱。
“姐，今天茶叶蛋够不够？”小芹问。
“够。”我说，“你把三号桌擦了。”
“好嘞。”
我站在门口，看着巷口的人来人往，心里踏实。
一个工人路过，打招呼：“周老板，今天有豆腐脑不？”
“有。”我说，“进来坐。”
“好嘞！”
他进店了。
我叫周晚。
一九九八年，我下岗了，我离婚了，我被我丈夫辜负了。
但我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