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芸来找我的时候，带了一封信。
信是打印的，A4纸，没有落款。
信上写：
顾文彬不是自杀。
你们查错了。
椅子在屋子中间，炭盆在桌子底下，遗书压在键盘下面。
三天之内，你们找不到我，我就再做一个。
信的右下角，画着一个记号。
一个圆，圆里三道竖线。
“这个记号，你认识吗。”顾晓芸说。
“认识。”
“什么意思。”
“一个签名。”我说，“有人用它，标记他看过的案子。”
“谁。”
“一个不肯说名字的人。”
“他为什么给我爸的信上画这个。”
“不是他画的。”我说，“是别人画的。”
“别人。”
“有人学他。”我说，“学得不像。”
“这封信，寄到我家的。”顾晓芸说，“我爸死了五天。”
“你爸怎么死的。”
“烧炭。”她说，“警察说是自杀。”
“你信吗。”
“不信。”她说，“我爸不会自杀。”
“你爸最近，有没有跟人吵架。”
“没有。”她说，“他这个人，不跟人吵架。”
“他有没有说过，工作上的事。”
“说过。”她说，“他说，公司里有人在搞鬼。”
“谁。”
“他没说。”她说，“他说，等他查清楚了，再告诉我。”
“他查了什么。”
“不知道。”她说，“他只说，有一份清单。”
“什么清单。”
“他没说。”她说，“他说，等查完了，就退休。”
“他退休以后，想干什么。”
“想回老家。”她说，“他说，种点菜，养条狗。”
“他回得去吗。”
“回不去了。”她说，“骨灰回去了。”
顾文彬，五十二岁，在城东一家保险公司做理赔部经理。
十月八号晚上，他死在办公室。
办公室在汽修厂的二楼，一间房，一张办公桌，一个铁皮柜，一张折叠床。
第二天早上，清洁工发现门从里面用胶带封着。
撕开胶带，屋里一股烟味。
顾文彬躺在地上，旁边是一个炭盆。
炭盆里的炭烧完了，剩一堆白灰。
桌上有一封遗书，打印的，签着他的名字。
警察看了现场，看了遗书，问了家属，结论是自杀。
“为什么是自杀。”
“门从里面封着，炭盆在屋里，遗书在桌上。”陆小棠说，“三样都对得上。”
“门是从里面封的。”陆小棠说，“胶带从里面贴，贴了三层。”
“三层。”
“三层。”她说，“警察说，他怕漏气。”
“一个要死的人，怕漏气。”我说，“他不怕死，怕烟跑出去。”
“你说什么。”
“他不想死。”我说，“他想让人以为他死了。”
“谁。”
“摆现场的人。”
“尸检做了吗。”
“做了。”她说，“血液里有一氧化碳，结论是一氧化碳中毒。”
“尸检报告，我能看吗。”
“能。”她说，“可你得有理由。”
“理由就是这封信。”我说，“写信的人，知道现场的样子。”
“现场的样子，报纸上登过。”
“报纸上没登椅子的位置。”我说，“也没登炭盆在桌子底下。”
陆小棠没有说话。
“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寄的。”
“十月十一号。”她说，“邮戳是十月十号晚上。”
“十月十号。”我说，“他死了两天以后。”
“对。”
“信上说，椅子在屋子中间。”我说，“现场的照片，椅子在哪。”
“靠墙。”她说，“照片上，椅子靠墙。”
“那这封信写错了。”
“写错了。”
“不。”我说，“写信的人，写的是他后来摆的样子。”
顾文彬的办公室，我去看了。
门上的胶带撕了，留下一圈胶印。
屋里的东西没动。
墙上有一块黑板，写着几个理赔单号。
桌上有两台电脑，一台开着，一台关着。
铁皮柜的门开着，里面是文件夹。
地上有一圈白线，是警察画的。
白线里，是顾文彬躺过的位置。
炭盆在白线旁边。
盆底有一层白灰，灰上压着几张报纸。
我蹲下去，看那几张报纸。
日期是十月十号。
“十月十号。”我说，“他死的时候，是十月八号。”
“报纸是后放的。”陆小棠说。
椅子在屋子中间。
炭盆在桌子底下。
遗书压在键盘下面。
“照片上，椅子靠墙。”陆小棠说，“炭盆在门口，遗书在桌上。”
“现在呢。”
“现在跟信上写的一样。”
“有人回来过。”我说。
“什么时候。”
“十月十号晚上。”我说，“他回来，把椅子搬到中间，把炭盆塞到桌子底下，把遗书压在键盘下面。”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这样才像自杀。”
我看了现场的照片。
十月九号，警察拍的。
照片上，椅子靠墙，炭盆在门口，遗书摊在桌上。
“第一次，他摆得不好。”我说，“椅子靠墙，炭盆在门口，一看就是别人摆的。”
“第二次呢。”
“第二次，他摆得像了。”我说，“椅子倒在中间，炭盆在桌子底下，遗书压在键盘下面，像是人坐在椅子上，趴下去，写的。”
“他为什么要摆两次。”
“因为他想让现场好看。”我说，“他想让人相信，这是一场自杀。”
“可他第一遍已经骗过了警察。”
“骗过了警察，没骗过他自己。”我说，“他觉得不像。”
“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在意像不像。”
“因为他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件事。”我说，“不是杀人，是布置。”
“有区别吗。”
“有。”我说，“杀人的人，杀完就走。布置的人，会回来。”
“回来干什么。”
“回来看看，像不像。”
尸检报告，我看了。
死者颈部，有一条索沟。
舌骨骨折。
“索沟是什么样。”
“一条，横的，绕颈一圈。”她说，“宽一厘米，边缘有皮下出血。”
“勒的。”
“勒的。”她说，“不是吊的。吊的索沟，是斜的，往上走。”
“舌骨骨折。”
“对。”她说，“外力压迫。”
“死者有没有挣扎。”
“指甲里有纤维。”她说，“床单的纤维。”
“他抓过床单。”
“抓过。”她说，“可床单上没有他的血。”
气管和肺里，没有烟灰。
血液里的一氧化碳，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我说，“烧炭自杀，一般百分之三十以上。”
“百分之八，不够死。”
“不够。”我说，“他是先被人勒死的，然后才点的炭。”
“法医没看出来。”
“法医看出来了。”我说，“报告上写着，索沟，舌骨骨折，气管无烟灰。”
“那为什么结论是自杀。”
“因为现场。”陆小棠说，“门封着，炭盆在，遗书在。法医写了疑点，结论还是按现场写的。”
“谁签的字。”
“法医签的，刑警队也签了。”她说，“当时没人提异议。”
“家属呢。”
“家属没要求复核。”她说，“顾文彬的老婆死得早，女儿在外地，赶回来的时候，人已经送殡仪馆了。”
“遗书呢。”
“打印的。”她说，“签了他的名字。”
“他平时写字吗。”
“写。”顾晓芸说，“他写了几十年字，笔记本一摞一摞的。”
“遗书为什么是打印的。”
“警察说，可能他懒得写。”
“一个要自杀的人，懒得写字。”我说，“可他记得打印。”
顾晓芸把遗书拿给我看。
A4纸，宋体，四号字，行距一点五倍。
内容很短：
“我累了。公司的事，家里的事，我扛不住了。对不起。”
签名是手写的，顾文彬。
“这个签名，是他签的吗。”
“像。”顾晓芸说，“可我不确定。”
“为什么不确定。”
“因为他签字，最后一笔总是往上挑。”她说，“这个签名，是平的。”
“你看得很仔细。”
“我爸教我的。”她说，“他说，看一个人签字，要看最后一笔。”
“这封遗书，是在哪儿打印的。”
“不知道。”她说，“警察没查。”
“纸呢。”
“普通的A4纸。”
“公司里有打印机吗。”
“有。”她说，“他办公室就有一台。”
“那台打印机，还在吗。”
“在。”
打印机的型号，是惠普的。
我让人查了打印记录。
十月八号晚上，九点十七分，打印了一份文件，两页。
第一页，是遗书。
第二页，打废了，只有半行字。
“九点十七分。”我说，“他几点死的。”
“法医说，晚上八点到十点。”陆小棠说，“具体时间，定不了。”
“他八点到十点死，九点十七分还在打印遗书。”
“也可能是他自己打的。”
“一个被勒死的人，怎么打印。”
“你是说，遗书是凶手打的。”
“凶手在他办公室里，用他的电脑，用他的打印机，打了一封遗书。”我说，“然后签了他的名字。”
“签名呢。”
“签名是凶手签的。”我说，“他练过。”
“你怎么知道。”
“因为最后一笔是平的。”我说，“顾文彬的最后一笔，是往上挑的。”
“这封信呢。”
“这封匿名信，也是打印的。”我说，“同一台打印机。”
“你怎么知道。”
“打印记录上有。”我说，“十月十号晚上，十一点零二分，又打了一份文件。”
“打的是什么。”
“这封信。”我说，“两页，第一页是信，第二页打废了。”
“他在办公室里，打印了这封信。”
“然后寄到顾家。”
“为什么寄到顾家。”
“因为他想让人看。”我说，“他想让人知道他聪明。”
“他为什么不寄给警察。”
“因为警察已经信了。”我说，“可家属没信。”
信封上的邮戳，是城东邮局。
十月十号，晚上十一点四十。
邮局门口的监控，拍到一个男人。
四十多岁，中等身材，戴一顶棒球帽。
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投进邮筒。
“这个人，认识吗。”
“不认识。”陆小棠说，“帽子压得低。”
“他走路的样子。”
“没什么特别。”
“他右手投的信。”
“对。”
“左手呢。”
“左手插在口袋里。”
我把画面放大。
那个人的左手手腕上，露出一截东西。
一块表。
金色的，表盘很大。
“这块表，我见过。”陆小棠说。
“在哪儿。”
“许文康手上。”
许文康，四十五岁，顾文彬的副手。
理赔部的调查员，跟着顾文彬干了八年。
“他戴一块金表。”
“对。”陆小棠说，“我找他谈过，他戴着。”
“他怎么说顾文彬的死。”
“他说，可惜。”陆小棠说，“他说，顾经理压力大，早就该休息了。”
“他有没有说，顾文彬自杀。”
“说了。”她说，“他说，不意外。”
“不意外。”
“他说，顾文彬最近老说累。”
“顾文彬跟谁说过累。”
“不知道。”她说，“只有许文康这么说。”
许文康的办公室，在顾文彬的隔壁。
桌上有一台打印机。
惠普的，和顾文彬办公室那台，同一个型号。
“这台打印机，十月十号晚上，用过吗。”
“用过。”他说，“我加班，打了几份材料。”
“几点。”
“十一点左右。”
“打的是什么。”
“理赔单。”他说，“客户催得急。”
“理赔单呢。”
“交上去了。”
“哪一份。”
“我记不清了。”他说，“一天打几十份。”
“这台打印机的记录，能查吗。”
“能。”他说，“可我不记得了。”
“我帮你记。”我说，“十月十号晚上，十一点零二分，这台打印机打了一份文件，两页。第一页是一封信，第二页打废了。”
“那又怎么样。”
“那封信，寄到了顾家。”我说，“信上画着一个记号，一个圆，圆里三道竖线。”
“我不知道什么记号。”
“这封信，是十月十号晚上，从城东邮局寄的。”我说，“邮局的监控，拍到一个男人。”
“拍到我，也不能说明是我寄的。”
“他投信的时候，左手插在口袋里。”我说，“右手投信。”
“那又怎么样。”
“你的左手手腕上，有一块表。”我说，“金色的，表盘很大。”
“表，谁都有。”
“这块表，是限量款。”陆小棠说，“全市卖了三块。一块在你手上。”
“那又怎么样。”
“你投信的时候，左手插在口袋里，把表挡住了。”我说，“可监控还是拍到了。”
许文康没有说话。
“还有。”我说，“你打印那封信的时候，用的字体，是宋体，四号，行距一点五倍。”
“那又怎么样。”
“顾文彬的遗书，也是宋体，四号，行距一点五倍。”我说，“是同一台打印机打的。”
“打印机是公司的。”
“可那天晚上，顾文彬已经死了。”我说，“谁在他办公室里，用他的打印机，打了一封遗书。”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说，“因为遗书上的签名，是你签的。”
“不是我。”
“顾文彬签字，最后一笔往上挑。”我说，“遗书上的签名，最后一笔是平的。”
“你凭什么说他往上挑。”
“凭他二十年的笔记本。”顾晓芸说，“我带来了。”
她把一摞笔记本放在桌上。
每一本的最后一页，都有他的签名。
最后一笔，都往上挑。
许文康看着那摞笔记本。
“还有一件事。”我说，“十月十号晚上，你回了一趟办公室。”
“我没有。”
“监控拍到了。”陆小棠说，“十一点二十，你从汽修厂的后门进去。十二点四十，出来。”
“我回去拿东西。”
“拿什么。”
“手机充电器。”
“你进去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包。”我说，“出来的时候，包空了。”
“那是我买的宵夜。”
“宵夜，倒进炭盆里了。”我说，“你回去，把椅子搬到屋子中间，把炭盆塞到桌子底下，把遗书压在键盘下面。”
“你凭什么说是我搬的。”
“凭椅子腿上的灰。”我说，“椅子靠墙的时候，腿底下没有灰。你把椅子搬到中间，腿压在灰上，留下四个印子。”
“那又怎么样。”
“那四个印子，是你的鞋印。”我说，“你的鞋，四十三码，左脚后跟磨得厉害。”
“你查我的鞋。”
“我查了。”我说，“你办公室门口的鞋柜里，就那一双。”
许文康的手放在桌上。
“你为什么要摆第二次。”我说。
“我没有摆。”
“第一次，你摆得不像。”我说，“椅子靠墙，炭盆在门口，遗书摊在桌上。你回去看了新闻，觉得不像自杀。”
“新闻上没写这些。”
“新闻上写了‘烧炭自杀’。”我说，“你看了，觉得不够像。”
“你胡说。”
“第二次，你摆得像了。”我说，“椅子在中间，炭盆在桌子底下，遗书压在键盘下面。你还写了一封信，把摆好的样子写进去，寄到顾家。”
“我为什么要寄给你。”
“因为你受不了。”我说，“你摆了一个完美的现场，可没有人看。警察看了，说是自杀，就完了。你想让人看。”
“我不想。”
“你想。”我说，“你打印那封信，用了宋体，四号，一点五倍行距。你连格式都排好了。”
“那能说明什么。”
“说明你把它当成一篇文章。”我说，“你想让人读。”
许文康低下头。
“顾文彬发现了什么。”我说。
“他没发现什么。”
“他发现了。”我说，“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有一份理赔清单。”
“什么清单。”
“三年，十一个人。”我说，“全部是你经手的。全部是意外死亡。全部赔给了同一个受益人。”
“十一个人，都是老人。”我说，“最大的八十二，最小的六十五。”
“都是意外。”
“都是。”我说，“摔倒，溺水，煤气中毒。”
“赔了多少。”
“四百七十万。”我说，“全部赔给一个叫王建国的受益人。”
“王建国是谁。”
“许文康的表弟。”我说，“三年前死了。”
“那是我表弟。”
“你表弟，三年前死了。”我说，“可他的身份证，还在用。”
“他用王建国的身份证，开了账户，买了保险。”我说，“然后找老人，给他们买意外险，受益人写王建国。”
“老人怎么会签。”
“他给老人钱。”我说，“一桶油，一袋米，老人就签了。”
“老人不知道受益人是谁。”
“不知道。”我说，“他们只看见一桶油。”
许文康抬起头。
“你用死人的身份证，开了账户，买了保险。”我说，“然后你找老人，给他们买保险，让他们签受益人。老人死了，你拿钱。”
“我没有。”
“你有。”我说，“顾文彬查到了。他找你谈过。”
“他没找我。”
“他找了。”我说，“他的笔记本上，十月七号，写着一行字：‘许文康，十一单，明天报。’”
“他还没来得及报。”许文康说。
“对。”我说，“他没来得及。”
“所以你就杀了他。”我说。
“我没杀他。”
“你勒死了他。”我说，“然后用炭盆，烧了一屋子的烟。”
“你有什么证据。”
“尸检报告。”我说，“索沟，舌骨骨折，气管无烟灰，一氧化碳百分之八。”
“那能说明什么。”
“说明他是先被勒死的，后点的炭。”我说，“烧炭的人，气管里会有烟灰。他没有。”
“那也可能是别人。”
“别人没有你的鞋印，没有你的打印机，没有你的表。”我说，“也没有你的信。”
许文康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他发现了。”他说。
“他要去举报。”
“他给了你三天。”
“他给了我三天。”许文康说，“他说，三天之内，我把钱退回去，他就不报。”
“你退了吗。”
“没有。”他说，“我没有钱。”
“四百七十万，你花完了。”
“赌输了。”
“你表弟的身份证，还在用。”
“用完了。”他说，“我烧了。”
“烧了，就没人知道了。”
“没人知道。”
“可你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把知道的，都写进去了。”
“所以你就杀了他。”
“我让他闭上了嘴。”
三句。
案子结了以后，顾晓芸来拿她父亲的笔记本。
“这些，我留着。”她说。
“留着吧。”
“他写了一辈子。”她说，“最后一页，都是签名。”
“他教你看最后一笔。”
“对。”她说，“他说，最后一笔，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他。”
“你爸很仔细。”
“仔细的人，容易死。”她说。
“他要是没那么仔细——”
“他要是没那么仔细，就不会死。”我说，“可他还是会死。”
“为什么。”
“因为许文康，早晚要杀一个人。”我说，“你爸只是先看见了。”
她低下头。
“我爸的遗书，是打印的。”她说，“他这辈子，最恨打印的东西。”
“为什么。”
“他说，字要手写，才有人的样子。”
她把笔记本抱在怀里。
“他最后一本笔记本，写到十月七号。”她说。
“写了什么。”
“写了三个字。”她说，“许文康。”
“还有呢。”
“没有了。”她说，“就三个字。”
“他写得很仔细。”
“仔细。”她说，“他连标点都不错。”
她把笔记本抱紧。
“这三个字，能算证据吗。”
“算。”我说，“算他没白写。”
“那十一个人呢。”
“公司的名单，交给了警察。”她说，“十一个家属，一个一个通知。”
“他们怎么说。”
“有的哭，有的不信。”她说，“有一个老太太，八十多了，儿子死了三年，她一直以为是意外。”
“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她说，“知道了，也回不来了。”
“那封信，你们查了吗。”
“查了。”我说，“他打印的。”
“那个记号呢。”
“什么记号。”
“一个圆，三道竖线。”她说，“信上画的。”
“那不是他画的。”我说，“是另一个人画的。”
“谁。”
“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我说，“他在学。”
案子结了以后，我收到一张纸条。
没有信封，夹在报纸里。
纸条上画着一个记号。
一个圆，圆里三道竖线。
铅笔画的三道线，很直。
纸条背面有一行字：
他学得不像。
我把两张纸条放在一起。
一张，是那封信上的记号。圆珠笔，三道竖线，有点弯。
一张，是这张纸条上的记号。铅笔，三道竖线，很直。
我看了很久。
十四年前，我父亲的笔记上，也有一个记号。
铅笔，三道竖线，很直。
我拿出那本笔记。
最后一页，那个记号还在。
三个记号，并排放着。
两个是直的。
一个是弯的。
弯的那个，是许文康画的。
他学了很久。
可他还是画弯了。
我把纸条收好。
然后我拿出另一张照片。
一九九八年，建设街，现场照片。
我看了很久。
照片上，巷子，白线，警戒线，看热闹的人。
我父亲站在最边上。
我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是我父亲的字，一个日期。
我又拿出顾文彬办公室的照片。
十月九号，警察拍的。
椅子靠墙，炭盆在门口，遗书摊在桌上。
十月十二号，我拍的。
椅子在中间，炭盆在桌子底下，遗书压在键盘下面。
两张照片，一间屋子，三样东西，换了位置。
有人回来过。
我把两张照片并排放着。
然后我拿出第三张照片。
十四年前，我父亲的书房。
门反锁着，钥匙在他裤兜里。
书桌，台灯，一杯茶，一封遗书。
遗书摊在桌上。
椅子，在桌子后面。
我把照片放大。
椅子腿底下，有一圈灰。
椅子腿压着灰，压出四个印子。
四个印子，不是他的。
我父亲的鞋，四十一码。
那四个印子，四十三码。
我父亲的鞋，四十一码。
那四个印子，四十三码。
我把照片放下。
十四年前，有人进了那间书房。
他勒死了我父亲。
然后他坐下来，把椅子摆好，把遗书摊在桌上。
他等了等，等尸斑沉下去。
然后他锁上门，从窗户出去。
窗户朝北，外面是四米高的墙。
墙上没有脚印。
因为他是从门出去的。
门是从外面锁的。
窗外天黑了。
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把三张照片收好。
十四年前，也有人回来过。
他回来，把椅子摆好，把遗书摊开。
他让那间屋子，看起来像一场自杀。
他做得很好。
好到十四年，没有人看出来。
可现在，有人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