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秋天，我在红星机械厂门口，看见了自己的名字。
厂门口那块黑板报上，用白粉笔写着两排名字，第一排第一个，就是“陈卫东”。底下写着三个字：下岗工。
我三十四岁，在厂里干了十六年，从学徒干到八级钳工，手上磨出的茧子比鞋底还厚。厂里发的“先进生产者”奖状，我年年都有，家里墙上贴了半面。
那天风大，黑板报上的粉笔灰吹了我一脸。
我站在那块黑板前，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回家。
我媳妇李淑芬正在厨房做饭。她也是厂里的，在厂医院当护士，那时候还没下岗。看见我这么早回来，她愣了一下，问：“厂里放半天假？”
我说：“我下岗了。”
她手里的锅铲停在半空，油在锅里“刺啦刺啦”地响。
过了好一会儿，她说：“先吃饭。”
那顿饭，我俩谁都没说话。儿子陈小军上小学三年级，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左看看我，右看看他妈，小声问：“爸，下岗是啥意思？”
我说：“就是……不用上班了。”
他说：“那不上班，是不是就能天天陪我玩了？”
我没回答。
晚上，我从抽屉里翻出那张下岗通知，上面的字我现在还记得：
“陈卫东同志，根据厂生产经营情况，自即日起离岗，每月发放生活补贴六十元……”
六十块钱，够买五十斤大米，或者两百斤白菜。
我爹退休在家，那晚他知道了这事，坐在堂屋里抽了半包烟，忽然把烟摁灭，说：“卫东，你爹我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没本事的人。但你也别怕，天塌不下来。”
他说：“咱们老陈家，从你爷爷开始就没有吃不上饭的时候。人只要肯干，一只手也能刨出食来。”
第二天，我去劳务市场找活干。
那时候的劳务市场，一大片空地上站满了人，全是下岗的工友，一个个举着纸牌子：水电工、焊工、瓦工、看大门、扛大包。
我从早上站到天黑，没人要我。
那天的劳务市场，我记一辈子。
秋天的风刮得人脸疼，地上全是烟头和废报纸。人们挤在一块，谁家门口贴红纸招工，一群人呼啦一下围上去，跟抢东西似的。
有个包工头举着牌子喊：“要两个瓦工，年轻的！”人群里挤过去十几个，最后挑了俩二十出头的。
有个大嫂抱着孩子，被人挤出来，蹲在地上哭。
我旁边站着一个老工人，头发都白了，手里举着“车工、钳工、电焊”的牌子，从早上站到中午，又蹲下去抽烟。
我问他：“师傅，您多大岁数了？”
他说：“五十三。厂里让我下岗，说我年纪大。我家里还有个瘫在床上的老伴。”
我说：“师傅，您再找找，总有活儿。”
他笑了笑，说：“小伙子，你年轻，还有机会。我这岁数，就是个废人了。”
那天晚上回家，我脑子里全是那句话。
三十四岁，在那个时候，也不算年轻了。
我比我爹强，可我比不过人家要的十八九岁。
有个老板模样的人过来，上下打量我，问：“会啥？”
我说：“八级钳工。”
他噗嗤一笑：“钳工？钳工能干啥？我要个搬货的，你干不干？”
我说：“干。”
他说：“一天十五，管一顿饭。”
我说：“行。”
我去搬了三天货。第四天，老板说：“不用来了，我找了个更年轻的。”
那天晚上，我蹲在马路边上，抽完了一整包烟。
我想起十六年前，我穿着新工装走进红星机械厂的样子。那时候我十八岁，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在厂里干到退休，领退休金，看儿子长大。
谁知道，厂子先撑不住了。
回家路上，我经过夜市。
那时候，老城区的夜市刚兴起，一条街摆满了摊子：卖袜子的、卖盗版磁带、卖炒面的、修手表的。
我看见一个卖炒面的摊子，摊主是个和我差不多岁数的女人，一口大铁锅，颠得挺利索，旁边排着七八个人。
我站那儿看了半天，心里忽然一动。
第二天，我找邻居老周借了三百块钱。
老周是修自行车的，听说我要摆摊，笑得直咳嗽：“卫东，你一钳工去炒面？炒得熟吗？”
我说：“钳工啥不会？图纸我都能看，炒个面还炒不了？”
老周借了我三百块，还把他家那辆三轮车借给我，说：“车你用着，赚了钱再买。”
我拿着三百块钱，去旧货市场买了一口大铁锅、一个煤炉、两袋面粉、一篮子鸡蛋、几斤肉、一瓶酱油、一包盐。
回家的时候，我媳妇看见我推着三轮车进院，愣住了：“你这是干啥？”
我说：“摆摊，卖炒面。”
她站在院子里，半天没说话。
那天晚上，她背对着我躺着，忽然说：“陈卫东，你行不行啊？”
我说：“行不行，试试呗。”
她说：“儿子交学费的钱，就剩四百了。”
我翻了个身，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说：“给我三个月。”
三个月，我把三百块变成三千块，就把摊子做成铺子。
她没说话，可我听见她轻轻叹了口气。
那天夜里，我起来试了半宿的炒面。
面煮八分熟，捞出过凉水，控干，抹油；鸡蛋炒散，豆芽焯水，肉丝用酱油、淀粉腌上；铁锅烧热，下油，下肉丝，下豆芽，下面条，一碗炒面颠了三下锅。
第一锅，咸了。
第二锅，淡了。
第三锅，面坨了。
我媳妇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厨房里一地狼藉，骂了我一句“神经病”，把围裙系上，过来帮我尝。
尝到第七锅，她说：“这回行了，比夜市那家强。”
第二天傍晚，我推着三轮车，去了夜市。
我找了个靠墙的位置，把炉子支起来，铁锅架上，油烧热，先炝了个葱花。
“刺啦”一声，香味就起来了。
那晚上，我卖了二十三碗炒面，一碗一块五，赚了三十四块五。
数钱的时候，我手都在抖。
二十三碗，三十四块五。
那天收摊，我推着三轮车回家，一路上，我媳妇跟在我旁边，一句话没说。
进了院子，她忽然说：“卫东。”
我说：“嗯。”
她说：“你说明年这时候，咱能攒多少钱？”
我说：“不知道。但肯定比今天多。”
她笑了一下，说：“那行，我信你。”
那时候的夜市，九点多才热闹起来。
一条街上，全是一块塑料布铺的摊子，卖什么的都有：袜子、裤头、盗版磁带、钟表、煎饼、烤红薯。灯泡是那种黄黄的，一溜串起来，风一吹，晃晃悠悠。
我炒面的时候，旁边摊子卖磁带的老杨头，放了一整晚的《涛声依旧》。
那歌一响起来，整条街都跟着哼。
有个晚上，来了个年轻人，穿个夹克，头发老长，站在我摊子前面，说要一份加肉的。
炒好端给他，他吃了两口，忽然说：“哥，你这面，太香了。我找着活儿了，今儿高兴，给我再来一份。”
我给他多加了半勺肉。
他吃完，掏出五块钱，说不用找了。
我说：“兄弟，找钱。”
他说：“哥，我明天要去深圳了。这是我第一顿像样的饭。”
我把钱塞回他手里，说：“去了深圳，好好干。”
他点着头，走了。
后来我没再见过他。
可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他吃面时那个样子，眼睛亮亮的，像饿了好些天的人，忽然看见一条路。
我媳妇站在旁边，看着我数钱，忽然笑了一下，说：“行啊陈卫东。”
我抬头看她，她也看着我，眼睛里头亮亮的。
从那天起，我每天出摊。
我给自己立了三条规矩：一，面条不许坨；二，肉丝不许少；三，客人吃得急，不许催。
我还自己琢磨了个法子：把炒面分成“素炒”“加蛋”“加肉”三档，加肉的多两毛，肉丝给得足，满满一把。
那阵子，夜市上卖炒面的有五六家，我这一摊，慢慢就排起了队。
有个常来的出租车司机说：“老陈，你这面，吃着有家味儿。”
我说：“啥家味儿？”
他说：“我妈炒的就这味儿。”
我心里一热。
第二个风波来得比我想的快。
我出摊第十天，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瘦子，一个是胖子。瘦子脖子上挂着个大金链子，胖子脸上有疤。
瘦子蹲在我摊子前面，也不说话，看着我炒面。等炒完一份，他才开口：“新来的？”
我说：“是。”
他说：“这条街，摊位费，一个月一百。”
我心里一沉。
那时候的夜市，根本没有摊位费。这两个人明显是来收保护费的。
我说：“大哥，我这才开张，一天挣不了几个钱……”
胖子伸手，把我装零钱的铁盒子拿起来，捏了捏，说：“不少啊。”
我媳妇在旁边，吓得脸都白了。
我没动。
我把那碗刚炒好的面，往瘦子面前推了推，说：“大哥，先吃碗面，吃完咱慢慢说。”
瘦子看我一眼，拿起筷子吃了两口，忽然“嗯”了一声：“这面可以。”
我说：“大哥要是爱吃，我天天给你炒。可这摊位费，我是真交不起。我下岗了，媳妇在厂医院，工资都没发全过，家里还有个上学的孩子。”
我把下岗通知从兜里掏出来，摊在他面前。
瘦子低头看了看，抬头看了看我，忽然笑了。
他把铁盒子推回来，说：“行，你交个半价，五十。这条街上的规矩，不能破。”
我说：“行。”
就这样，我每月交五十。
后来我才知道，那瘦子其实不是地头蛇，是夜市管理办公室雇的，专门收管理费。前几任摊主都交一百，他看我可怜，给我减了一半。
这世上，恶人没那么多，多是讨生活的人。
那年冬天，我媳妇也下岗了。
厂医院裁人，她年轻，没编制，第一批就在名单上。
那天她从医院回来，手里提着一个纸袋子，里头是她的白大褂、听诊器、工牌。
她把东西放在桌上，坐下，一句话没说，眼泪就下来了。
我坐过去，拍她的背。
她说：“卫东，我当了十二年护士。”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以后干啥呀？”
我说：“跟我一起摆摊。”
她抬起头：“我不会炒面。”
我说：“你不会炒面，你会算账。咱摊子越来越火，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正缺个管账的。”
她愣了愣，忽然笑了：“陈卫东，你还会安慰人了。”
从那天起，我们两口子一起出摊。
我炒面，她收钱、擦桌子、招呼客人。她心细，记性好，谁爱吃辣、谁不吃香菜、谁每次都要多加醋，她记了个本子。
有个老主顾开玩笑说：“老陈，你媳妇比你管得好。”
我说：“那是我教出来的。”
她在旁边拿抹布打我一下。
日子好像要往好里走了。
可就在那年冬天，我让人坑了一次。
夜市对面新开了个“王记炒面”，老板姓王，人称王胖子。他比我摊子大，四口灶，还请了两个伙计。
开业头三天，他搞了个“一碗八毛”，明摆着是冲我来的。
我媳妇说：“咱也降价？”
我说：“不降。咱的面，值一块五。”
王胖子看我这边不降，就开始使坏。
先是有人到我摊子前说，吃了我家的面拉肚子；后来又有“顾客”把我告到夜市管理办，说我用死猪肉。
管理办的人来查，把我的肉、面、油全都带了回去。
那天晚上，我蹲在炉子边上，看着空荡荡的摊子，一句话说不出来。
我媳妇说：“要不，咱改卖素面吧，素的便宜，也没什么好查的。”
我说：“不改。”
第二天，管理办的人来了，把东西还给我，说：“陈师傅，查过了，你的肉是正祥肉联厂的，票都在，没问题。”
原来那几个“顾客”，是王胖子花钱雇的。
我媳妇气得要去找王胖子理论，被我拉住了。
我说：“不用去。咱把面炒得比他香，比啥都强。”
第二天，我起得更早，熬了一锅骨头汤，又自己琢磨了个新口味：梅干菜扣肉炒面。
那碗面，出锅的时候，香味飘出去半条街。
头一天，一百二十碗。
第二天，一百八十碗。
第三天，王胖子把价格改回来，涨到了一块二。
可他的摊子，已经没什么人了。
那年腊月，夜市街口有家铺子转让——位置不错，就是租金贵，一个月四百块，还要押三付一。
我跟我媳妇算了一晚上账。
她说：“咱攒了一千八，要是都拿去租铺子，万一赔了……”
我说：“不租铺子，明年冬天还得在风里炒面。”
她说：“那孩子下学期的学费？”
我从枕头底下拿出个本子，翻给她看：“咱这两个月，一个月净赚四百三。租了铺子，租金四百，可一天能卖几百碗，刨去成本，一个月净赚两千没问题。”
她看了我半天，说：“陈卫东，你啥时候学的算账？”
我说：“下岗学的。”
第二天，我去签了租房合同。
“卫东炒面”开张那天，我爹来了。
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站在铺子门口，看了一会儿，说：“这铺子，比咱家老屋大。”
我说：“爹，进来坐，尝尝我的手艺。”
他坐在桌边，吃了一碗炒面，吃得慢，一根一根地嚼。
吃完，他抹了抹嘴，说：“比你妈炒的差一点。”
我说：“差哪儿？”
他说：“差在用心。你妈炒面，是给一家人炒的。你炒面，是给一屋子客人炒的。”
我愣了一下。
他说：“卫东，爸跟你说句实话。我当了一辈子工人，最瞧不上的就是手艺人有二心。你炒面，得当成给家里人炒，人家才愿意天天来。”
我记住了这话。
从那以后，我炒面之前，都要先问一句：给谁炒的？
给加班的司机，多放点盐。
给放学的孩子，少放辣，加个蛋。
给一个人来吃的老人，面里卧个荷包蛋，不收钱。
有回，有个老太太吃完面，掏出两块钱，说：“小伙子，你这面，让我想起我老伴儿。”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
她老伴是厂里的老钳工，去年没了。
我让媳妇把她送回家，又给她打包了一份面。
那年头，下岗的人太多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这铺子卖的是炒面，接的是人情。
铺子开了两年，我把隔壁也租了下来，打通，摆了十二张桌子。
我招了两个伙计，都是厂里的下岗工友。
一个叫刘大成，原来是我车间的钻工，四十岁，手巧，就是话少；一个叫孙梅，厂办的打字员，三十五六，手脚麻利，就是眼睛不好。
我跟他们说：工钱不高，一个月三百，包两顿饭；干得好，年底有分红。
刘大成问：“东哥，你图啥？”
我说：“图你们别在家蹲着难受。我也是下岗的，我知道那滋味。”
那年年底，我给每个工友发了五百块红包。
刘大成拿着钱，站在铺子门口，半天没动。
我说：“咋了？”
他说：“东哥，我闺女明年上初中，这钱正好够学费。”
他一个四十岁的汉子，眼眶红了。
我拍了拍他肩膀，说：“以后还有。”
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街面上的买卖倒了一大片。
我们的房租涨了，煤也涨了，面条也涨了。
王胖子的铺子，就是那年关的。关门前一天，他来我铺子里吃了一碗面。
我说：“王哥，怎么来了？”
他说：“听说你面炒得好，来尝尝。”
我给他炒了一碗梅干菜扣肉面。
他吃到一半，停下来，说：“陈卫东，当年那事，是我做的。你也不记恨？”
我说：“记恨什么？你当年帮我练出来了。”
他抬起头看我，忽然笑了，笑得眼角都是褶子。
他说：“行，你比我强。”
后来，我把王胖子招进来，让他管采购。
我媳妇说：“你疯了？他当年害过你。”
我说：“会害人的脑袋，用好了，也能成事。他懂进货，懂行情，比咱俩都精。”
我媳妇想了想，说：“随你。”
王胖子来了以后，果然管得好。
他这人精，看行情一看一个准。哪个月猪肉涨、哪个月青菜便宜、哪家的面粉出数，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我们俩一个管灶，一个管账，两年下来，铺子扩成了三层楼，“卫东炒面”在城东开了四家分店。
二〇〇三年，我儿子陈小军考上了大学。
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我爹拿着那张纸，手抖了半天。
他说：“咱老陈家，出大学生了。”
我儿子学的是企业管理。开学前，他跟我说：“爸，我想问你个事。”
我说：“问。”
他说：“你当年下岗的时候，恨不恨厂子？”
我想了想，说：“不恨。”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爹我得谢谢下岗。要不是下岗，我可能一辈子就在厂里当个钳工，一个月挣两百多块钱，退休了领个退休金。下岗把我踹出门，我才知道，我这身手艺，不只值两百块。”
我儿子笑了，说：“爸，你这叫因祸得福。”
我说：“不叫福，叫没被吓死。”
二〇〇八年，我爹走了。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前一天晚上还吃了一碗我炒的面。
办完丧事，我在老屋里收拾东西，翻出一个铁盒子。盒子里装着我当年那张下岗通知、我爹的退休证，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是我爹的字，抖抖索索的：
“卫东，你妈走得早，爸没本事，就教了你一句：人这辈子，不怕穷，就怕怂。你下岗那天，爸心里慌，可爸没说，因为爸相信你。”
我在老屋里坐了很久。
后来，我把那张纸条裱了起来，挂在新店办公室的墙上。
二〇一五年，城东的老厂区要改造，红星机械厂那片地，要拆迁。
拆迁公告贴出来那天，我专门回去看了一趟。
厂门口的传达室还在，黑板报还在，只是上面的字早没了。我当年站过的那块黑板前，长了一蓬野草。
车间里空荡荡的，机器全搬走了，地上还有油渍。
我站在车间里，忽然想起十八岁的自己，穿着新工装，跟着师傅学磨车刀的样子。
我在那儿站了半个钟头。
回家以后，我做了个决定：在厂区拆迁之前，把厂里当年的下岗工友，都请来吃一顿饭。
那天晚上，我在三楼摆了二十桌。
来的有钳工、车工、焊工，有当年车间主任，有厂办的女同志，还有年纪最长的老厂长。
老厂长坐在主桌，头发全白了，手抖得端不稳杯子。
他站起来，举起杯子，说：“同志们，我当年对不起你们。”
一屋子的人，忽然都安静了。
老厂长说：“厂子撑不住，不是我不想撑，是真的撑不住。可我把大家推出去的时候，没给你们留后路，这是我心里的愧。”
他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走过去，接过他的杯子，说：“厂长，您别这么说。厂子没了，可咱这些人还在。您看看，这一屋子人，哪个没活下来？”
老厂长抬起头，看着满屋子的人，忽然就笑了。
那天晚上，很多人喝多了，有的哭，有的笑，有个人还唱起了当年的厂歌。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我媳妇、刘大成、孙梅、王胖子，还有满屋子的工友。
我忽然觉得，我这一辈子，值了。
二〇二〇年，我把“卫东炒面”的招牌，挂在老厂区改造后的新街上。
店名叫“工友食堂”。
门口的对联，是我自己写的：
上联：一锅炒面熬岁月
下联：半生风雨见真心
横批：不容易
开业那天，来了很多人。
我儿子带着他的孩子来了，我孙子四岁，站在门口，仰着头问：“爷爷，你以前真在这地方上班啊？”
我蹲下来，说：“是啊。”
他说：“那你还记得你炒的第一碗面吗？”
我笑了，说：“记得。咸了。”
他也笑，笑得露出两颗小牙。
我那会儿三十四岁，推着三轮车，兜里揣着三百块借来的钱，在夜市的风里站到半夜。
我那会儿不知道，这三百块，能走到今天。
我只是想：天黑了，得给儿子挣点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