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雨夜楼道
江州的梅雨季来得又急又长，平南里这片老家属院像泡在水里的旧纸盒，红砖墙往外渗着潮气，楼道里永远有一股铁锈和霉味混在一起的气息。
六月十三日夜里十一点，黄文升死了。
那天雨下得很大，二楼到三楼之间的声控灯坏了快一个月，物业贴了张"已报修"的白纸，就没再有人管。黄文升拎着一袋鸡蛋和一捆莴笋上楼，塑料袋上印着隔壁菜市场老周的摊位名。他刚走到二楼拐角，脚下忽然一滑，整个人往后仰倒，后脑勺磕在水泥台阶的棱角上，鸡蛋摔碎，莴笋滚了满地。
最先发现他的是三楼的老孙太太。老孙太太半夜起夜听见楼道里有动静，开门一看，黄文升仰面躺在拐角，眼睛还睁着，血从后脑勺慢慢洇开，和台阶上的雨水混在一起，顺着缝往楼下淌。老孙太太喊了半栋楼的人，又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和派出所。
民警来得很快。现场勘验的结果是：雨天楼道湿滑，声控灯故障，黄文升六十七岁，有高血压，独自拎着重物上楼，失足后仰摔倒，后脑撞击台阶致死。结论写得很干净，自然死亡，意外，没有他杀嫌疑。
黄文升的老伴李玉兰不认。
"他在这栋楼住了三十年，闭着眼都能上楼。"李玉兰在派出所哭哑了嗓子，"那袋鸡蛋一共二十一个，他数得清清楚楚，说端午要给小孙子送过去。他走之前还跟我说，'楼道里好像有人'。"
"有人？什么人？"
"他没说清，就说拐角那边有人影，一闪就没了。"李玉兰抹着眼泪，"他耳朵背，我以为他听岔了。"
民警把这句话记进了笔录，但没当回事。雨夜、黑楼道、上了年纪的老人，任何一种解释都比"有人推了他一把"更合理。
黄文升的葬礼办得很简单。头七那天晚上，李玉兰收拾他的遗物，在衣柜底下的樟木箱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沓泛黄的复印件，用橡皮筋捆着，最上面一张是二十年前纺织厂改制的职工安置费发放表，表格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批注："南院账目有出入，待查。"
李玉兰不认识这行字是谁写的，但她知道，黄文升退休前在纺织厂财务科干了二十年。这沓纸，他压箱底压了二十年，谁也没告诉过。
她本想把信封交回厂里，可第二纺织厂早就改制没了，厂房拆成了商品房，厂门牌都进了博物馆。她想了想，把信封重新塞回樟木箱，锁上，没有告诉任何人。
日子照常过。平南里还是那个平南里，物业费照收，景观池的水照样绿着，小区大门口"青麟置业"的招牌在雨里生锈。
直到第十七天，第二个人死了。
第二章 景观池里的手电筒
吴顺死在景观池里，六月三十日晚上。
吴顺五十二岁，是街道办聘的社区调解员，专门管平南里的家长里短。这人嘴皮子利索，心眼不坏，就是爱管闲事。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调解一桩物业纠纷——平南里六号楼的下水道堵了半个月，物业说维修基金没钱，居民说物业账目不清，两边吵到居委会，吴顺被推出来当中间人。
出事那天下午，吴顺还到六号楼挨家挨户敲门，一户一户登记意见，本子上写了满满三页。有人问他："老吴，你这图什么？"他抹了把汗，说："图个公道。账目公开了，大家心里就敞亮了。"
晚上八点多，有人看见吴顺一个人坐在景观池边抽烟，手里拿着个旧手电筒，对着水池子照来照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有人喊他回家吃饭，他说"马上"，这一"马上"，就成了永别。
第二天早上，保洁员老周清池子的时候，发现吴顺脸朝下漂在景观池靠北角的芦苇丛里，手电筒还攥在手里，电池早就没电了。警方到场，初步判断：饮酒后失足落水，溺水身亡。法医在他血液里检出了酒精，含量不高，但够得上一句"酒后"。
现场没有搏斗痕迹。池边护栏年久失修，有一截铁链松了，正好在吴顺抽烟的位置。监控探头倒是装了两个，可巧的是，六号楼和景观池之间的那个探头，案发当晚"故障"，画面全是雪花，物业的维修记录上写着"雷雨天气，线路受潮"。
吴顺的妻子王秀兰哭得说不出话。她翻吴顺的遗物，翻出一个防水塑料袋，里面装着那三页登记意见，还有一张纸，纸上抄着一串数字，像是账目的明细，末尾画了个问号。
王秀兰不懂这些。她把纸拍了张照片，发到家族群里，没人看懂，也没人接话。她就把照片存进手机，锁了屏，没删，也没告诉谁。
消息传到省城的时候，狄明正在整理调研报告。
狄明是省委组织部下派的干部，挂职江州市委办，任务是调研基层治理。四十出头，戴一副银框眼镜，话不多，喜欢把所有事情记在一个牛皮本子上。他来江州三个月，跑过十一个街道，平南里的名字，他是在一份舆情通报里看到的。
通报里写着：平南里片区三个月内非正常死亡两人，居民网上议论较多，涉物业纠纷，建议关注。
狄明把通报看了两遍，又调出黄文升和吴顺的死亡信息。两个名字，一个楼道，一个水池，看似毫无关联。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黄文升的家属笔录里有一句"他走之前还说，楼道里好像有人"；吴顺的手电筒，新买的，电池却"没电"了——新电池，怎么会一夜之间没电？
狄明放下通报，拿起笔，在牛皮本上写了两行字：
"平南里，纺织厂南院旧址。旧账，在谁手里？"
他合上本子，决定第二天亲自去平南里看看。
他还不知道，第三具尸体，已经在等着他了。
第三章 煤气灶上的炖锅
薛小梅死在自家厨房里，七月九日，黄文升死后的第二十六天。
薛小梅六十一岁，退休纺织女工，独居，住在平南里四号楼一楼。她有个习惯，每天傍晚给阳台上的栀子花浇水，雷打不动。七月九日那天傍晚，楼下邻居发现她家的栀子花蔫了，盆里的土干得开裂，水没浇。邻居敲了门，没人应，窗户缝里飘出一股淡淡的煤气味。
消防和民警破门进去的时候，薛小梅坐在厨房的地上，背靠着橱柜，头歪着，像是睡着了。煤气灶上的炖锅早就烧干了，锅底焦黑一片。门窗紧闭，煤气阀开着，排风扇没开。法医结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疑似自杀。
厨房很整齐。碗筷洗好码在沥水架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连酱油瓶的瓶口都用布盖着。一个这么讲究的人，怎么会开着煤气去"自杀"？
邻居说，薛小梅这两天情绪确实不好。她的独生女儿在上海，母女俩前天刚在电话里吵了一架，为的是女儿要卖她这套老房子。女儿说平南里要拆迁了，趁早卖，薛小梅死活不肯，说"这房子是我在厂里干了二十八年换来的，谁也别想动"。
"想不开"这三个字，被民警写进了结案报告。
但收尸的时候，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薛小梅的内衣夹层里摸到一个布包，布包里是两把钥匙——一把是普通房门钥匙，另一把很旧，铜的，钥匙柄上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南"字。老邻居认出来："这是纺织厂南院老仓库的钥匙，当年厂办那边才有的。"
薛小梅一个退休女工，为什么留着厂办老仓库的钥匙？没有人深究。布包被塞进遗物袋，跟着尸体一起送去了殡仪馆。
狄明到平南里的时候，是七月十一日，薛小梅的头七刚过。
他先去了街道办，要来了三起死亡的全部材料，摊在办公桌上，一张一张看。黄文升，楼道摔倒；吴顺，酒后溺亡；薛小梅，煤气中毒。三个互不相识的人，三种不同的死法。
但他注意到三张表格上有一个共同的填写项：户籍地址——平南里。还有一个更细的发现：三个人，都是当年第二纺织厂的职工。黄文升，财务科；吴顺，车间主任，后来调到厂办搞过基建；薛小梅，细纱车间挡车工。
三个人，都在纺织厂改制那年（二十年前）办理了"买断工龄"或"内退"。
狄明的手指在三份材料上轻轻敲了敲，然后合上文件夹，对陪他来的安保顾问李元方说："走，去平南里转转。"
李元方三十出头，当过兵，退役后跟着狄明干了五年。他习惯性地检查了一下随身的包，里面装着强光手电、一把瑞士军刀、一副折叠望远镜，还有几瓶水。他看了狄明一眼："狄处，咱是去看房子，还是去查案？"
狄明推了推眼镜："先看房子。"
他们走出街道办，穿过一条正在挖路的地铁工地，拐进平南里的巷子。巷口立着一块褪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平南里社区"，下面一行小字："青麟置业·物业服务"。
狄明站在牌子下面，抬头看了看小区里密密麻麻的老楼，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材料，轻声说了一句：
"二十年前的老账，总得有人翻开看看。"
第四章 平南里的王
薛青麟在平南里被人叫作"薛老板"，背地里也有人叫他"平南里的王"。
他是土生土长的平南里人，年轻的时候在纺织厂当过临时工，给厂办副主任薛怀义跑腿。后来厂子改制，他低价盘下家属院周边的几块地，又靠着关系拿下了小区的物业管理权。二十年下来，平南里的水、电、气、维修、停车、商铺，全都攥在他手里。物业收费不透明，公共收益不公开，维修基金去向成谜，居民稍有不满，轻则断水断电，重则被威胁"搬家"。
狄明进平南里的第一天，就领教了薛青麟的手段。
他刚在社区服务站坐下来，想调一份小区公共收益的账目，站长就陪着笑脸说："狄主任，账目的事得问物业，我们社区只管服务，管不了账。"
狄明说："那我找物业。"
物业经理姓赵，四十多岁，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他端来两杯茶，说账目在总部，需要预约，又说最近在搞信息化，旧账都扫描入库了，要调得走流程，流程大概要两周。
"两周？"狄明问。
"最快两周。"赵经理搓着手，"领导您体谅，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
狄明没有为难他，端起茶喝了一口，忽然问："赵经理，你们薛总平时在吗？我想拜访一下。"
赵经理的笑容僵了一下："薛总……薛总一般不在这边，他在市里有办公室。"
"那我改天约。"
狄明走后，赵经理立刻打了电话。当天晚上，平南里几个业主微信群里同时流传起一条消息："省里下来的干部狄明，收受开发商好处费，来平南里是给开发商撑腰的，大家别被他骗了。"配图是一张狄明在街道办门口的照片，角度很刁，看起来像是和某个西装男人在交接什么。
李元方看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小区门口的沙县小吃吃面。他把手机递给狄明，狄明扫了一眼，没说话，把面吃完，擦了擦嘴，说了句："消息比我预想的来得快。"
"是薛青麟放的风？"
"不一定是他亲手放的，但一定跟他有关。"狄明说，"看来有人很怕我查下去。"
那几天，狄明在平南里做了几件事。他走访了黄文升的老伴、吴顺的遗孀、薛小梅的邻居，把三起死亡的细节又核实了一遍。他发现：黄文升摔倒的楼道，声控灯故障报修了三次，每次都被物业以"维修基金没批"为由驳回；吴顺出事当晚，景观池边的监控"恰好"故障；薛小梅家的煤气软管，是物业外包的维修队上个月刚换的，换完以后没有留任何单据。
三个案子，三处异常，全指向同一个方向：物业。
他还注意到一个人。
薛青麟的秘书林小凤。这个姑娘二十五六岁，梳着利落的马尾，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狄明在物业办公室见过她一次，她正在替一个老业主登记维修申请，态度好得不像物业的人。她看见狄明，微微点头，没有多话。
李元方后来告诉狄明："这个女人不简单。我查过，她每天下午六点准时下班，但几乎每晚九点以后，都会单独去薛家老宅。薛家老宅在小区东侧，院墙很高，我翻不过去，但能看到二楼书房的灯，有时候亮到凌晨一两点。"
"她和薛青麟什么关系？"
"物业的人说她是秘书，但保洁大姐说，她叫薛青麟'叔'，薛青麟叫她'小凤'，不像上下级，像自己人。"
狄明在本子上记下"林小凤"三个字，在旁边画了个圈。
他没有想到，这个"自己人"，会在二十天后，把薛家老宅书房的钥匙，交到他手里。
第五章 二十年前的签名
真相是从一堆没人要的旧纸里翻出来的。
狄明在平南里泡了半个月，突破口来自薛小梅遗物里的那把旧铜钥匙。他用钥匙试遍了平南里所有的锁，最后在小区最东角一栋废弃的配电房底下，找到一扇锈死的铁门，门锁是铜的，钥匙插进去，纹丝合缝。
配电房早就废弃了，里面堆着旧轮胎和坏掉的水表。狄明和李元方打着手电钻进去，在墙角一个被水泥封了一半的坑洞里，拖出一个塑料箱。箱子里是二十年前纺织厂改制时的一批旧文件：职工安置费发放表、公房产权登记册、离职协议，还有一沓盖着红章的空白纸——纸上只有章，没有字。
最底下一份，是一张"职工自愿买断工龄确认书"，签字人那一栏，签着"黄文升""吴顺""薛小梅"三个名字，笔迹工整，像是一个人的手。
狄明拿着这张纸，在太阳底下看了很久。他把确认书拍了照，当天下午就去找了李玉兰。
"黄婶，你认认，这是黄叔的签字吗？"
李玉兰戴上老花镜，看了足足两分钟，摇头："不是。老黄写字手抖，签名字从来都是一笔带过，勾都往上翘。这个字，写得太周正了，不是他的。"
她又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忽然一拍大腿："对了！老黄退休那年，厂里让他签过一份什么买断协议，他回来说'不该签的，签了'，我问怎么回事，他不肯说，只说'签字的时候，笔被人递到手里的'。那年他回家以后，把一支钢笔摔了，说再也不碰那支笔。"
"那支笔，现在还在吗？"
李玉兰进屋翻了一会儿，翻出一支老式英雄钢笔，笔尖已经弯了，墨水干涸在笔囊里。她把笔递给狄明："老黄摔了它，说这支笔签出来的字，不是他写的。"
狄明握着那支笔，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二十年了，一支摔弯的钢笔，一句"签出来的字不是他写的"，黄文升把这件旧事压在心底，藏了二十年，直到死。
他带着塑料箱里的文件回了住处，连夜比对。二十年前，纺织厂改制，厂办副主任薛怀义和几个关系人截留了一笔职工安置补偿款，又通过"自愿买断"的名义，让一批职工在空白确认书上签字，把公房产权和补偿款一并吞掉。签字的人里，就有黄文升、吴顺、薛小梅。
当年反对最激烈的人，是细纱车间的挡车工林建国。林建国因为工伤断了右手，补偿款却被层层克扣，他到处上访，材料一次次被截下。最后一次，林建国在厂门口拦了薛怀义的车，薛怀义没下车，只让司机把一沓钱从车窗里扔出来。林建国没捡那沓钱，他把钱踩在脚底下，说了句："我记着你。"
第二年春天，林建国因病去世，据说死前一直念叨着女儿的名字。他女儿那年九岁，叫林小凤。
狄明查到林建国的时候，整个人愣住了。他反复核对户籍档案：林建国，男，第二纺织厂细纱车间，工伤致残，二〇〇三年病故；其女林某，九岁，随母改嫁，户籍迁出，再无记录。
二十年前，林建国死的时候，薛怀义还活着。三年前，薛怀义病逝，薛青麟接手了他父亲的全部"遗产"：老宅、关系、账目，还有平南里。
而现在，林建国那个九岁的女儿，化名"林小凤"，回到了平南里，住进了薛青麟的物业办公室，成了他最信任的人。
狄明合上档案，窗外的天已经亮了。他揉了揉眼睛，拿起笔，在牛皮本上写下一行字：
"林小凤不是秘书。她是来讨账的。"
他还没来得及把这件事想透，李元方就敲了他的门，脸色很不好看："狄处，出事了。昨晚有人想烧平南里。"
第六章 老宅木箱
纵火发生在七月二十九日深夜，狄明拿到档案的第三天。
火是从平南里五号楼的地下室烧起来的，那里堆着几桶物业"忘记处理"的废机油和旧纸箱。起火点离楼上的住户只有一层楼板，如果晚发现半小时，整栋楼都会被火包住。
是李元方先发现的。他这几晚一直没睡踏实，在小区里转，闻到一股机油味混着焦糊味，循着味摸到地下室，踹开门，火苗已经蹿上房梁。他一边喊人一边往外拖纸箱，消防车赶到的时候，五号楼的居民都已经被叫醒撤到了空地上。
监控显示，起火前四十分钟，一个穿黑色雨衣的人从五号楼后门出来，往东走了。那个人走路有个特征：左腿微瘸。
李元方看完监控，说了句："外包维修队的王瘸子。他去年因为偷业主东西被举报过，是薛青麟保下来的。"
狄明没说话。他心里清楚，这把火不是冲五号楼来的，是冲他来的。有人在用最笨也最狠的办法告诉他：再查下去，平南里连人带楼，一起烧掉。
那天夜里，狄明一夜没睡。天亮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先去找林小凤。
他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堵住了她。林小凤端着一碗豆浆，看见他，没有意外，反而笑了笑："狄主任，您找我？"
"我找你。"狄明坐下来，"我想问一个名字。"
林小凤的睫毛动了一下："什么名字？"
"林建国。"
豆浆碗在桌上轻轻晃了一下。林小凤放下碗，抬起头，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一瞬间翻涌又压平。她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只问了一句："狄主任，您查到哪一步了？"
"查到了那把铜钥匙，查到了空白签字页，查到了你父亲的名字。"狄明看着她，"我还知道，你每天晚上都去薛家老宅。你告诉我，老宅二楼书房里，那个旧木箱，里面装的是什么？"
林小凤沉默了很长时间。豆浆凉了，街上的晨光一点点亮起来，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木箱里，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全部东西。空白签字页、被替换的产权证明、安置费账本，还有几张……伪造的死亡证明。"
"伪造的死亡证明？"
"薛怀义当年逼走的人，不止黄文升他们三个。有一对老夫妻，姓周，因为不肯签字，被工厂'辞退'，后来报了个工伤死亡。其实他们没死，被薛怀义派人送去了乡下，一直活到前年才走。"林小凤说，"薛怀义把'死亡证明'做成了两份，一份报上去，一份留底。留底的那份，就在木箱里。"
狄明的心跳慢了一拍："你进过书房，见过木箱？"
"我进过。"林小凤说，"我在这家物业公司干了四年，用了四年时间，才摸清薛家老宅的钥匙。狄主任，您知道吗，我等这一天，等了二十年。"
她说完这句话，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一把旧铜钥匙，钥匙柄上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南"字，和薛小梅遗物里的那一把，一模一样。
"薛小梅的钥匙，是我趁她出事以后，从遗物袋里偷出来的。"林小凤的声音有些发颤，"她老人家当年也是替我父亲跑过腿的。我本来想自己进去，把东西偷出来，交给检察院。可我没想到，薛青麟会赶在我前面……"
她没说完"杀人"两个字，但狄明听懂了。
"狄主任，"林小凤把那把钥匙放在豆浆碗旁边，"木箱我搬不出来，太重了，我不敢惊动他。但钥匙我给你。您要是信我，今晚九点，老宅书房，我替您开门。您要是不信——"
她站起来，顿了顿："那您就把我当第二个薛小梅。反正这平南里，已经死了三个人了，不差我一个。"
狄明看着她走远的背影，把钥匙攥在手心里，钥匙上的"南"字硌得他掌心生疼。
当天下午，他做了一个决定，同时也做了一个备案。
李元方带着他的安保团队，把平南里五号楼周边的监控线路全部换成了隐蔽探头；狄明则通过市委办的关系，向市公安局和纪委监委通报了初步掌握的线索，请求联合取证。
"如果今晚出了事，"狄明对李元方说，"至少证据链要留得住。"
晚上九点，雨停了。狄明一个人去了薛家老宅。
第七章 迟到的账目
薛家老宅的门没有锁。
狄明推开门的时候，看见林小凤站在二楼书房的门口，手里拿着一只手电筒，光束照在那只旧木箱上。木箱比狄明想象的要大，榆木的，锁扣上挂着一把黄铜锁。林小凤把铜钥匙插进去，转了两圈，锁开了。
木箱里，整整齐齐码着那些纸：空白签字页，一沓，每一张都盖着纺织厂的公章；被替换的产权证明，用红绳扎着；职工安置费账本，硬壳的，封面磨得发白；还有三份死亡证明——周姓老夫妻的，以及一份薛怀义自己名下的"死亡证明"，日期是伪造的，早在薛怀义病逝之前。
狄明一件一件看过去，手电筒的光在纸面上移动，像在翻一本写了二十年的旧账。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林小凤。
林小凤站在窗边，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樟树，很久才说："我原来想，等拿到这些证据，就把它们寄给检察院，然后我离开江州，再也不回来。"她笑了一下，"后来我又想，寄什么寄，不如直接捅到省纪委，让薛家把这二十年欠下的，连本带利还回来。"
"再后来呢？"
"再后来，您来了。"林小凤转过头，"狄主任，我跟着薛青麟四年，见过他怎么对付不听话的人。他养着一批人，保安、维修队、催收的、还有那个'关系律师'，谁闹事就断水断电，谁起诉就上门威胁，谁上访，材料半路就被截了。我原来不信法律，觉得它慢，慢到好人一个一个死掉。可是您来平南里以后，我做了一件事——"
她顿了顿："我把您来调查的消息，透给了社区几个老业主。他们联合起来，把薛青麟这几年收'物业费'的收据、还有他威胁人的录音，都偷偷交到了街道办。我告诉他们，这一次，别怕。"
狄明看着她，忽然明白：林小凤说的"这一晚"，不是来取证据的，是来替所有死者作证的。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声闷响。李元方推开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人——穿着保安服，正是薛青麟安排在老宅盯梢的人。李元方把他按在门边，对狄明说："外面还有两个，被我的人拦住了。薛青麟的车，十分钟前出了小区大门，往东去了。"
狄明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电话接通，他只说了一句："可以收网了。"
那天夜里，公安和纪委监委的联合工作组，在平南里社区服务站门口，拦住了薛青麟的车。车上是三个行李箱和一份第二天飞往境外的机票。
薛青麟坐在车里，看见狄明走过来，摇下车窗，问了句："狄主任，您查了这么久，图什么？"
狄明站在雨后的路灯下，说："图一个公道。二十年前，你父亲让人在空白纸上签字，你们家靠这些纸发了家；二十年后，这三张纸上的名字，黄文升、吴顺、薛小梅，都死了。薛总，你说巧不巧？"
薛青麟没有回答。他闭上眼睛，靠进座椅里，车门外，手铐的金属声在夜色里响了一下。
案件的处理比预想的快，也比预想的彻底。薛青麟以故意伤害罪、职务侵占罪、伪造公司文件罪、寻衅滋事罪被提起公诉，他名下的青麟置业被责令整改，物业公司由街道办接管；外包维修队、催收人员的涉案行为，按参与程度分别处理；三年前伪造周姓老夫妻"死亡证明"的旧案，重新立案核查。
那些签了空白页的职工和家属，由市里统一组织复核，产权问题进入依法办理程序。黄文升家的鸡蛋钱没白花，李玉兰领到了迟到的补偿款，她把钱存进银行，存单压在黄文升的遗照底下。
吴顺的手电筒被当作证物封存了。王秀兰后来在派出所领回遗物的时候，把手电筒擦了擦，装进袋子，说："他这个人，一辈子爱管闲事，最后这一桩，管得值。"
薛小梅的女儿从上海回来，处理完母亲的遗物，在栀子花盆底下找到一封信。信是薛小梅生前写的，信上说："囡囡，妈不是想不开。妈是想，把当年的事说清楚再走。有些账，压在心里太久了，透不过气。你把这封信交给政府，妈就安心了。"
信里还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是二十年前纺织厂改制时的通知，通知上印着一行小字："职工安置费发放标准，另行公布。"
那行字后面，是薛小梅用圆珠笔写的三个字："何时公布？"
没有人能回答她。但她问过。
林小凤在老宅那晚之后，就离开了平南里。她没有接受任何采访，也没有领任何奖励。临走前，她把自己在物业公司的工牌挂在了社区服务站的墙上，工牌背面写着一行字："林建国之女，替父还愿。"
狄明看到那行字的时候，正是平南里新业委会成立那天。小区公告栏上贴出一张崭新的通知：平南里公共收益账目，首次向全体业主公开。通知的落款，是新当选的业委会主任，一个退休的纺织厂老会计。
那张纸被江州的晚风吹起来，又落下，哗啦哗啦响，像一封迟到了二十年的回信。
狄明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很久，最后把那张通知拍了张照片，存进手机。他转身离开平南里的时候，天边正下着小雨，老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他想起黄文升摔弯的那支钢笔，想起吴顺手里没电的手电筒，想起薛小梅盖着布巾的酱油瓶，想起林小凤说的那句"我等这一天，等了二十年"。
这世上的公道，有时候来得太慢，慢到好人一个一个走完。但只要还有人肯翻开那本旧账，它就一定会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