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公司找上门时，我正蹲在修理铺门口，用铅笔卷一盘绞了带的磁带。
系领带的男人把5万元的签约条件摆在我面前，只要校花，不要我。
另一家公司的人随后进门，开出6万元的条件，要我去做歌，却说暂时养不起两个长期艺人。
余映彤把晾衣绳上的花衬衫扯下来，往我怀里一塞。
“贺征，起来。让他们看看，咱俩到底谁离不开谁。”
他们以为她要跟我拆伙。
我却看见，她手里始终攥着那盘最旧的自录带。
1994年的夏天，我们用一台破录音机挣来的第一笔钱，还夹在带盒里。
5块钱。
他们谈钱时，连这样的零头都懒得提。
可他们不知道，我们当初为了挣这5块钱，曾怎样把对方从泥里拽出来。
1 第一盘卖给谁
我穿回1994年，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嘴里的半截烟吐了。
第二件，是伸手摸耳朵。
没有助听器。
巷口卖馄饨的铁勺碰着锅沿，声音亮得让我鼻子发酸。
上一刻，我52岁，刚替一档音乐节目救完烂摊子。
成片播出，词曲、编曲、制作人名单，密密麻麻滚了半分钟，没有我的名字。
负责人拍拍我的肩，说老贺，都是朋友，别计较。
我计较了半辈子，始终没计较出名堂。
最后倒在录音棚楼梯口，手里还攥着一张没结清的工钱单。
如今那只手干净、结实，指关节上只有修电器留下的两道口子。
墙上的挂历停在1994年6月。
我20岁，从河汀艺职的音响技术班毕业第3天。
我爹贺建业站在铺里，举着一把螺丝刀瞪我。
“让你修机器，你冲着它笑什么？它是你媳妇？”
我冲过去抱住了他。
老头僵住，随即抬手拍我后背。
“欠钱了？”
“没有。”
“那松手，热。”
我没松。
他这时的腰还直，头发还是黑的。
上一世，他在这间铺子里修坏机器，修旧日子，一直修到拿不住螺丝刀。
我总说，等有钱就把铺子换大一点。
后来有过几次钱，都填了别人的窟窿。
这回我得先顾着自己人。
门外忽然有人问：“贺叔，我的琴修好了吗？”
我转过头，看到余映彤。
白衬衫，洗得发浅的蓝裙子，怀里抱着一只黑色琴袋。
她在我们学校做过3年校花。
准确说，是被男生喊了3年。
她自己最讨厌这个称呼。
因为每次上台，主持人先说她漂亮，等她唱完，又说她漂亮。
好像她多长了一张脸，就不配长嗓子。
上一世，我跟她不熟。
只记得毕业后不久，她随母亲搬走，后来再没见过。
我甚至不知道，她那把演出用的电箱琴，曾在我家修过。
我爹朝台面努嘴：“拾音器接线断了，小毛病。15块。”
她从口袋里摸钱，摸出2张皱纸币和一把硬币。
数到第2遍，耳根红了。
“我今天先拿走，差的5块，晚上送来行吗？”
门口有人笑。
“映彤，何必呢？跟我们去临江歌厅，唱一晚就够你修十回琴。”
赵磊斜靠着门框，衬衫领子翻得像两片饺子皮。
他是隔壁音像店许老板的外甥，也是我们同届学生。
有几个钱，毕业晚会上没少替自己点歌。
余映彤把钱攥回去。
“我说过，不去。”
“你那音乐学院没考上，总得找条路吧？真指望唱自己那几首，唱到有人请你？”
他伸手去拿琴袋。
我把修好的琴横在柜台上，挡住了他的手。
“15块，收10块，剩下5块算她唱歌抵的。”
我爹在背后咳了一声。
我假装没听见，把她先付的10块递给我爹。
差下的5块，记在了自己账上。
余映彤看我：“你听过我唱歌？”
当然没有完整听过。
我只记得她在毕业晚会唱到一半，音响啸叫，底下有人起哄。
她一个人站在台上，唱完了后半首。
那时我躲在控台后面，觉得台上的人真能扛。
现在，我不想再躲在后面。
“你不是唱过一首讲渡口的歌？第二段有个长音。”
她的眼睛一下亮了。
赵磊嗤笑：“就那首？许叔说了，没名气的歌，白送都没人听。”
我从修理台底下拖出一台双卡录音机。
外壳裂了一道，用黑胶布缠着。
“那就试试。”
“试什么？”余映彤问。
“录下来，卖。”
赵磊看着那台破机器，笑得差点呛住。
我没理他，抽出张修理单，翻到背面。
“你会弹、会唱，我会录、会写。先做两首，卖出第一盘，再谈第二盘。”
她盯着我，没有立刻答应。
“钱呢？”
“我出空白带和设备，你出琴和嗓子。扣了成本，挣的对半分。”
“歌名和名字写谁的？”
我抬起头。
女孩子的声音不大，目光却钉得很稳。
我忽然有点喜欢她这个样子。
“谁写谁的。合写，就写两个人。”
赵磊笑声停了片刻。
余映彤把琴袋放下，走到那张修理单前，拿起笔。
“光说不行，写下来。”
我爹终于忍不住：“我的修理单，你们倒挺舍得用。”
她马上把纸翻过来，确认那面没填客人的名字。
我憋着笑，在空白处签下贺征。
她紧跟着签了余映彤。
字比我的好看多了。
那会儿，风扇在头顶吱呀转。
我们谁都没想到，后来两家公司会把合计11万元的条件分别摆过来，要拆开这两个名字。
2 风扇停一下
当天晚上，我们在我家铺子后屋录歌。
我把兜里全部的钱倒出来，36块7。
买了4盘空白带、两节电池和一根转接线，还剩一把钢镚。
我爹看得直皱眉。
“你卖掉一台修好的收音机，就不止挣这个钱。”
“那收音机是客人的。”
“我说你去干正经活！”
我把门上的布帘拉好：“先让我不正经一晚上。”
余映彤低头调琴，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她笑时会抿嘴，笑完立刻恢复严肃，像怕耽误正事。
我将话筒垫在一摞旧报纸上。
这机器谈不上好，好在磁头还能用，外接录音口也没坏。
上一世，我靠修机器吃过饭，后来进录音棚，从接线一直熬到给人做整张唱片。
这些手艺回来了。
但那一屋子设备没跟着我回来。
我也没有什么点一下就会吐钱的东西。
只有一副好耳朵，一台破机器，还有眼前这个愿意陪我赌一把的人。
“先唱你的。”我说。
她写的歌叫《等下一班船》。
旋律最好的地方在副歌，唱到那里，像水面忽然被风推开。
坏处是前面绕了太久，词也挤。
第一遍唱完，她捏着拨片问：“怎么样？”
“好听。但船还没开，听的人快下岸了。”
她脸上的期待瞬间收紧。
“你说清楚。”
我拿铅笔划掉前面一段重复的词。
“你想唱舍不得，偏偏每句都在说风景。最舍不得的那个人，什么时候出来？”
她没出声，把纸拿回去。
我以为她恼了，正打算换个说法，她已经在空白处写字。
过了一会儿，她重新拨弦。
“你不来，我也要过这条河。”
第一句出来，我后背一麻。
她抬眼看我，带一点挑衅。
“这个人，出来得够快吗？”
“够。”
我把那张纸按住。
“后面别急。把‘也要’留下，让听的人以为你真舍得，下一句再露馅。”
她试着唱了两回，眼睛渐渐亮起来。
我也拿出自己上一世压了很多年的歌，《留一盏灯》。
那是我给父亲写的，从未正式发表。
原稿写得太老，都是错过后的懊悔。
20岁的嗓子唱这些，像小伙子偷穿老头棉袄。
我把大半张纸揉了，只留下最想唱的那一句。
“别等我成了谁，才叫我回家。”
余映彤听见，拨弦的手停了。
铺子外面，我爹搬东西的动静也停了。
我没往外看，低头把新词继续写下去。
我不打算拿别人的歌换自己的风光。
脑子里那些熟悉的旋律，有的记得副歌，有的连词都含混。
真拿出来，我也得一辈子等着下一首能记住多少。
我吃够了替别人过日子的亏。
这次，总得试试自己有几斤几两。
唱到第3遍，机器里全是呼呼声。
余映彤凑过来：“坏了？”
我关掉风扇。
屋里一下闷得像蒸笼。
录到副歌，我爹在外头咳嗽，我俩同时停下。
老头隔着帘子骂：“咳嗽也碍你们成名？”
“碍一点。”我说。
“那我去门口咳。”
他拖着板凳出去了。
余映彤忍到他走远，终于笑出声。
录音带里留下短短一串笑。
我刚要倒回重录，她按住我的手。
“这个留着吧。”
掌心热，手指却凉。
我看她一眼，她也意识到了，慢慢收回手。
“这盘自己留，不卖。”她补了一句。
临近午夜，第一盘像样的母带终于录好。
只有两首歌，重复录在两面，别的地方留白。
她伏在桌上，用蓝钢笔写封套。
余映彤、贺征。
我看着那个顺序，故意问：“为什么你在前面？”
“先唱我的。”
“以后先唱我的呢？”
她把纸推过来，眼角有一层薄薄的笑。
“你自己写。”
我却没换，把封套装进透明带盒。
门帘忽然一掀，我爹端进来一碗面。
碗边还搁着俩茶叶蛋。
“歌手吃点，省得唱着唱着断气。”
我以为他只给余映彤做的，刚要往外走，他用筷子敲了一下碗。
“你也吃。锅里还有。”
我嗓子突然紧了。
这辈子还没卖出一盘歌，我竟先尝到了挣着钱似的高兴。
第二天出门，我把写着两个人名字的磁带装进提包。
余映彤在门口等我，换了一双白球鞋。
“去哪卖？”
“渡口。”
她看着我，像是怕我不明白那地方有多吵。
我拍了拍包。
“你这首歌，不就该在那里开船吗？”
3 唱到有人买
渡口比我记忆里小。
卖茶叶蛋的炉子挤在检票口外，自行车铃、喇叭和吆喝混在一起。
我找了一处不挡人的墙边，刚放下包，管理的大姐就过来了。
“不准堵路。”
我立刻把凳子往里挪，又跟她说明，我们只在墙根试一会儿。
大姐瞥了眼余映彤的琴。
“唱小声点，别盖住报船次的喇叭。”
我点头，把录音机音量拧小。
第一遍，没人停。
有个小孩蹲着听，被他妈一把拽走。
余映彤站在我旁边，手指抠着琴袋的缝。
她在学校登过台，可在这里，没人等她唱。
我举起那3盘可卖的磁带，喊了一声。
“自己的歌，自己唱的！5块一盘，先听再买！”
卖茶叶蛋的大爷笑：“小伙子，没听过啊。”
“所以便宜，出名就涨了。”
“你倒挺会想。”
有人笑，有人看。
可看完，又走了。
这一下很难受。
我以为重活一遍，知道什么好听，就能把钱挣来。
真到伸手向陌生人要5块钱时，才发现没人欠我的。
余映彤忽然把琴袋递给我。
“机器停了。”
“怎么？”
“他们不信是我们唱的。”
她把头发扎起来，抱着琴，往墙边的石墩上一坐。
我刚想提醒别挡路，她已经选好了位置。
离喇叭远，也不妨碍候船的人。
第一个音出来时，一个拎编织袋的女人回了头。
余映彤没看她，唱那句不肯等人的词。
唱到下一句，气息却软下来，像隔着水，还是偷偷看了岸上一眼。
这就是我昨晚想让她唱出来的东西。
我没想到，她只用了一夜就找着了。
汽笛响了，她顺着那个长音轻轻抬高调子。
几个要登船的人，停了半步。
一个穿工装的男人挤过来，问我：“带子里就这首？”
“还有一首男的唱。”
“你？”
我点头。
他看看我，显然对我的长相不太有信心。
我干脆接过琴，唱了《留一盏灯》的半段。
工装男人一直没动，等我停下，才从衬衣口袋掏出5块钱。
“给我一盘。”
我把带盒递过去，手有点抖。
他没急着走，低头看了封套。
“真是你们自己写的？”
“她那首是她写的，我改过词。我这首我写的，她帮我改过唱法。”
他笑起来：“分得够细。”
“名字不能马虎。”我说。
他的船催了第二遍。
他跑出去两步，回头朝我们晃晃带盒。
“我闺女也爱唱！下回再来，你俩还在这儿吗？”
余映彤站起来，大声答：“在！”
那一声比刚才唱歌还亮。
剩下两盘很快也卖了。
有人还想要，我们只能记下哪天再来，不敢收订钱。
回去路上，她反复数那15块，最后抽出最先收到的5块。
“这张别花了吧？”
“你不是差5块修琴钱？”
她瞪我：“那是你欠贺叔的。”
我笑得停不下来。
她也笑，把5块钱塞进最早那盘留着的母带盒，压在封套底下。
我们又去买了空白带，晚上继续录。
录音机一遍遍转，屋里热得人发晕。
她拿课本给我扇风，我嫌风吹到话筒，她就改扇我后脑勺。
“老板，出汗也算成本吗？”
“算，等挣钱了，给你买电风扇。”
“我家有。”
“那买新的。”
她低头装封套，小声说：“先把贺叔的修理台还给他。”
我看着被我们占得一片狼藉的桌面，心里热了一下。
我们又卖了几天，我替她补上那5块修琴钱，悄悄放到修理台上。
我爹早晨推门，看见台子收得干干净净。
他摸了摸桌角那5块钱，没问我哪来的。
只在我们出门前，把旧遮阳伞塞给了我。
“别唱挣15，晒出病花150。”
伞柄断过，用铁丝绑着。
撑开时，余映彤特意站到了我这边。
她说：“往后咱俩的钱，可不能全花在修东西上。”
我望着她额头上薄薄的汗，忽然生出一个很大的念头。
我想带她进真正的录音棚。
想让那扇厚重的隔音门关上之后，外面的人，是为我们的歌安静下来。
4 快了半拍
第9天，有人把磁带摔在了我的摊子上。
“这声音跟你现场唱的两回事！”
来的是个戴眼镜的姑娘，脸涨得通红。
余映彤正在换琴弦，听见这话，手里的弦一下松了。
我没争辩，接过她的带子放进机器。
前奏一出来，我就知道坏了。
音高偏了，余映彤的声音也被扯尖了一点。
在这台机器上听倒不明显，拿到别人的机器里，一定露馅。
录音那一侧走带偏慢，按正常速度放，声音就被抬高了。
我修好了接线，清理了磁头，却漏了这台老机器走带机构的毛病。
姑娘说：“我室友还以为我吹牛，说你唱得好。”
余映彤放下琴，站了起来。
“对不起。这盘我给你退钱。”
“钱是小事，我从学校过来要倒两趟车！”
她没有躲，问清车费，把钱和票钱一起递过去。
姑娘看着她湿透的衬衣领，火气慢慢降下来。
临走时，她说：“下回弄好了，我再听。”
我守着剩下的磁带，一阵阵发热。
52岁的手艺，20岁的轻狂。
我才挣了几张钞票，就真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今天不卖了。”我说。
余映彤看着我。
“已经卖出去的，也得想法子换。”
我拿硬纸板写了说明，把还能找到的买家记下来。
不管别人听没听出，都给换或退。
余映彤没有劝我少退一点。
她把零钱盒推到我面前，自己坐回去弹琴。
我一愣：“还唱？”
“你在这儿等退货的人，我唱给来等的人听。唱又没坏。”
有一瞬间，我真想抱她一下。
最后只是蹲下去，把说明板摆正。
那天下午，赵磊带着他舅舅来了。
许志强穿着短袖衬衫，腋下夹一只黑皮包。
他蹲在我的机器前，按了两下放音键。
“没调好就出来卖？小贺，干这行没那么容易。”
他这话没错，我认。
但他紧接着把纸板拨开，搭住我肩膀。
“你俩把录好的东西交给我，按盘给钱。我店里机器多，不至于这么丢人。”
“一盘多少？”
“1块8。”
我看了眼他门店的方向。
同样一盒空白带，他卖我们2块6。
“你要母带？”
“生意嘛，量大就挣了。你们会唱，我有路，各干各的。”
“名字写不写？”余映彤问。
许志强笑了：“谁买带子还看名字？先卖出去再说。”
她从他手边拿走那盘磁带。
“那就不麻烦您了。”
许志强脸上的笑慢慢淡了。
“姑娘，有些路，错过就没了。”
“先让路好走一点，再说我们错没错过。”我把他的手拿下去。
他站起来，弹了弹裤腿，没再劝。
赵磊跟着走出去，回头冲我摆了摆手。
“你们慢慢唱。等哪天真进了店，我买十盘。”
我看着他的背影，气得想笑。
10盘？
这话我记着了。
收摊时，零钱盒剩下73块多。
这些天我们一共卖出63盘，最近赶录的7盘带速出了问题，先前的也得逐个问清。
当场退掉3盘，其余的先记着，等人来。
挣来的钱大半变成了带子，真能揣进兜里的不多。
我拆开走带机构，低头找毛病。
余映彤坐在旁边，把退回来的封套一张张展平。
“你是不是觉得，跟着我干亏了？”我问。
她停下手，抬眼看我。
“我答应的是合伙，没答应只分钱、不赔钱。”
我手里的螺丝刀滑了一下。
她忽然凑近，盯着我耳朵。
“你怎么红了？”
“热。”
“那你脸怎么没红？”
我把坏皮带举到眼前，装得很忙。
她在旁边笑了很久。
那天夜里，我把剩下几盘的转录速度全重新核了一遍。
她撑着下巴陪我，打了个呵欠，眼睛里蓄着一点水。
我说：“困就回去。”
她摇头，伸手把台灯往我这边挪。
“你一个人弄，我明天怎么好意思来分你的钱？”
5 先把摊收了
第二天来的不是退货的人，是一个提菜篮的老头。
他在旁边听了两首，开口就问：“外接话筒录的？”
我点头。
“屋里风扇是不是还关了？”
我抬起头。
老头笑：“一进副歌，人声往前挤，底下却干得很。热得气短吧？”
这是懂行的人。
我把小凳子让给他，他没坐，先翻带盒。
翻到背面，他脸上的笑收了。
“小伙子，你们自己唱、自己录，跟可以自己复制了拿出来卖，是两回事。”
这句话把我钉在原地。
上一世，我进棚已经是多年后的事，歌怎么录，我熟。
一张唱片怎么从出版单位走出来，有专人负责。
我不是不知道这层手续。
只是觉得几十盘、手写封套，先试试看，等有钱再补上。
说到底，是我把懂的一点本事，当成了什么都能闯的底气。
老头指着空白的带盒背面，给我解释哪些事得由有资质的单位做。
“歌是你的，嗓子也是你的，买卖这一步也不能这么随意。”
余映彤听得很认真。
“那我们停下来，先找能做这事的地方？”
“对。别再往外铺了。”
我盯着桌上刚换好的皮带，胸口一阵发堵。
昨天退钱，今天停卖。
风才起来，像有人迎面泼了一桶水。
可老头没吓唬我们，也没拿这事压价。
他提醒得早，是好事。
我把牌子翻过来，当着他的面收了还没卖的带子。
“我们不卖了。您知道该找谁吗？”
他抬眼看我，这回终于坐下。
老头姓顾，叫顾伯庸，以前在省城做录音工作，退休后回来照顾老伴。
他没有当场许我什么，只留了个地址，让我过两天带作品去找他。
“先让我听完整的。好话我会说，难听的话也不少。”
我说：“您今天说的，就挺难听。”
他愣了一下，哈哈笑了。
顾伯庸走后，余映彤帮我往包里装机器。
我说：“想骂就骂，我这掌柜当得稀烂。”
“你别抢着全认。”她把账本合上，“我昨晚还想着，要不要找同学帮咱们多卖一些。”
她站在墙根，看着陆续登船的人。
“但我有点怕。停下来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吗？”
我懂她怕什么。
在这小地方，很多人一辈子只鼓起过一次勇气。
那口气断了，后面再想提起来，都是借口。
“有。”我说，“找不到，我就陪你再找。”
她低头踢了踢石缝里的草，过了好一会儿才点头。
傍晚，我送她回家。
她家在纺织厂宿舍2楼，楼道里摆着蜂窝煤和咸菜坛。
母亲刘淑琴正踩缝纫机，窗边挂着几件等改的裤子。
听说停了，刘淑琴的脚也停了。
“那你们这几天挣了多少？”
我把账摊开，材料、车费、退换的钱，一项项说清楚。
真正余下的只有73块多，还要留着应付没来换的带子。
刘淑琴没骂我。
她只看着女儿：“你声乐老师那里，下个月的课，还去不去？”
余映彤握紧了琴袋。
她还想再考一年音乐学院。
原来我刚生出的那个大念头，她早就一个人抱着，走了很远。
“去。”她说。
“光说去，课钱从哪来？”
屋里安静下来。
我差点开口说我出。
可我兜里连一张整10块都没有。
余映彤先抬起脸：“我去带小孩练琴。歌也继续写。妈，再给我半年。”
刘淑琴手指在布料上压了一会儿。
“先吃饭。半年不是饿着肚子过的。”
她去添碗时，余映彤背过脸，飞快抹了一下眼角。
我假装看窗外。
不是怕看见她狼狈。
是忽然明白，我想做的那些漂亮事，都得先让她有明天可等。
6 把名字写正
顾伯庸住的楼没电梯，我们扛着机器上到4楼。
门一开，满屋都是书和旧带盒。
他听歌时不夸人，拿一支铅笔，听到哪里就在纸上划一道。
我盯着那张纸，越看越心虚。
等两首放完，纸上已经十来道了。
“你，别盯了。”他点我，“不是十几处都坏。有些是该留的。”
他给《等下一班船》提的第一条，是别把吉他弹得太满。
“她嗓子里那点犹豫，比你铺的这些音好听。”
我立即想反驳。
他看着我：“不服，就试。”
余映彤接过琴，只留最简单的几个和弦。
我听到副歌，闭嘴了。
她朝我挑眉，我把笔递过去，示意她自己记。
她得意得嘴角都压不住。
顾伯庸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忽然问我：“你俩谁说了算？”
“各管各的。”我说。
“都想管的时候呢？”
我和余映彤互相看看，一时都没答上来。
他没替我们解，只把一封介绍信递给我。
“省里的菱江音像，有张新人合辑在选歌。毛编辑答应听一听，不保证用。”
纸不重，我接得却像捧着半斤金子。
“选上，算正式出版？”余映彤问。
“他们审、他们安排录制复制，手续由他们按规定办。你们先把歌唱到值得人家花钱。”
我听懂了这话里的分量。
门给我们开了一条缝，后面得自己进去。
去省城那天，我穿上唯一一件领子不塌的衬衫。
余映彤带了两份誊好的曲谱，边角都用尺压过。
等在走廊时，一个送样带的人从屋里出来，冲我们摇头。
“现在谁听没名气的人？”
她的手指慢慢捏紧。
我从她手里接过琴袋，低声说：“咱们就先让屋里这一个人听。”
毛编辑很忙，桌上摞着厚厚几沓材料。
样带还没放完，他先问歌词是谁写的。
我照实说了，还把双方改过的地方指给他看。
他推推眼镜：“合写就把份额商量好，别等有了钱，谁都觉得自己多。”
这话说得直，我反而安心。
合同不是当场就有。
我们又跑了一回，补齐材料，等了近3周，才接到确定入选的消息。
两首歌，按这张合辑约定的用途授权，词曲署名分别写明。
录制报酬和后续结算，也一项项列出来。
不是把今后所有歌和所有人都卖掉。
首期1200元，按约定的节点付。
我把合同看了好几遍，余映彤坐在旁边，忽然按住一个字。
她名字中间的“映”，打成了“影”。
毛编辑说让人重打。
等新纸送进来，我把两个人的姓名逐字指给她看。
“这次对了。”
她没有笑，低下头，认真签了字。
第一次进正式录音棚，我们紧张得像两个来蹭空调的乡下亲戚。
她隔着玻璃看我，我给她做了个别怕的手势。
轮到我自己唱，却连着3遍把同一句唱急了。
棚里的老师没骂，说休息一下。
余映彤拧开水杯，递给我。
“贺老师。”
我抬头。
“不是挺能说我吗？你自己的船，怎么也开得那么急？”
我看着她，终于笑出来。
笑过以后，那口气松了。
第4遍，唱到了我想要的地方。
出棚时，我满背都是汗。
她把曲谱抱在胸前，小声问：“你刚才在里面，是不是想哭？”
“没有，空调吹的。”
“吹到眼睛了？”
“对。”
她没拆穿我，伸手替我把卷进领口的衬衫角翻好。
她靠近时，带着一点洗衣皂的气味。
我心跳得比刚才录歌还快。
上一世，我替太多人坐过外头的控台。
这回那张录音工作单上，终于也有了我的名字。
她先替我看见了。
7 柜台最前面
拿到1200元那天，我和余映彤先把借垫的路费、材料费分清。
我拿回自己垫的那份，她拿回她的。
剩下的钱，照约定分。
她把钞票码了又码，突然抽出一张递给我。
“先前修琴那5块，从我这儿扣。”
我没接。
她挑起眉：“怎么，你真想让我欠你一辈子？”
一辈子这几个字，差点把我砸晕。
我赶紧抽走5块，找给她零钱，手忙脚乱得很不值钱。
余映彤捧着钱，笑得肩膀发颤。
我给我爹买了双新凉鞋。
他把鞋翻过来看价签，嘴里说买贵了，脚却已经往里伸。
当天晚上，他坐在门口纳凉，脚抬得比平时高。
刘淑琴那边，我没有越过余映彤去逞能。
她自己把补课钱留下，又给母亲买了一盒顶针和一把好剪刀。
她跟我说这事时，忽然不说了。
过了半天，才补一句：“我妈把剪刀抱进屋试了半小时。”
我们以前拿钱去修琴、买线、赶车。
这是头一回，钱变成了家里人真喜欢的东西。
合辑在8月下旬出来。
毛编辑寄来样带，又告知河汀几家有正规经营手续的音像店会到货。
我捧着成品，看了很久。
封面上有好几位新人的照片，我俩各占小小一角。
余映彤那张比我大些。
我很不服，问她：“凭什么？”
她说：“你可以找人家重拍。”
我那天拍照太紧张，眼睛瞪得像准备上门讨债。
她故意把带盒举到我脸边比了一下。
“算了，现在好看一点。”
我伸手抢，她护着往后躲。
两个人在铺里闹起来，我爹拎着扇子把我们赶出去。
“要亲热去外头！我这儿修着机器呢！”
话一出口，我俩都静了。
她先红了脸，低头把带盒装进包。
我心里那点窃喜压不住，又怕笑得太明显，只能转过身咳嗽。
余映彤忽然踢了我鞋尖一下。
“还去不去看货？”
“去。”
我们第一家去的，是许志强的店。
不是专门找难看，是这条街上就他进货最快。
门口一长排新带，旁边贴着手写的推荐纸。
许志强看到我俩，先是一愣。
我站在柜台前，指了指合辑。
“许老板，这个放外边点，好卖。”
他没接话。
赵磊从后面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凉面。
看到封面，又看到我们，他筷子停在了半空。
我笑着提醒：“10盘。”
“什么10盘？”
“你说我们真进了店，你买10盘。”
店里还有几个客人，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
赵磊脸红到脖子根，梗着说：“合辑，又不是你俩专辑。”
“那我不挑，你买有我俩的就行。”
有人笑出了声。
许志强抬手挡了挡，自己从柜里拿出10盘，拍在外甥面前。
“说了就认。让你少拿嘴做生意。”
赵磊掏钱时，嘴角绷得死紧。
我没再挤兑，拿起一盘准备照价付钱。
许志强却把磁带推到柜台最前面。
“小贺，毛编辑那边我问过了。你这两首，倒真做成了。”
“不是我，是我们。”
他看了一眼余映彤，点点头。
“你们。”
这两个字，比赵磊掏的10盘钱还让我痛快。
出来时，余映彤一直在笑。
“你怎么那么记仇？”
“我还记着他说你歌白送没人听。”
她脚步慢下来。
隔着街上的自行车，她看了我一会儿。
“那你记不记得，他说这话时，我其实快信了？”
我心里一紧。
她没等我安慰，先把琴往肩上提了提。
“幸好，咱们卖出去了。”
那天，我们在街角吃了两碗冰粉。
她多加了一勺糖，我也学着加。
甜得人牙疼。
我却一口没剩。
8 你别只看她
合辑刚出时，卖得不算快。
名气这种东西，不是把名字印上封套就有了。
毛编辑告诉我们，先别盯着每天的数，拿得出手的歌还得让人听见。
我们开始接一些允许新人参加的小演出。
有的给车费，有的按场付报酬。
余映彤教孩子练琴的课没停，我也继续帮我爹修机器。
她来铺里时，常常带一摞写满音符的纸。
我也在报废的修理单背面写词。
写着写着，歌里就有了小城早晨的汽笛、晚上催人回家的灯。
8月底，河汀客运站办职工联欢，请我们唱两首。
组织的人听说她是校花，开口就问：“姑娘能不能单唱？男同志在后面弹琴就行。”
我那会儿正搬音箱，闻言停了一下。
这要求太熟了。
上一世，我很多次就是这样慢慢退到后面的。
余映彤却没急着替我答。
她先问我：“你想怎么唱？”
“说好的，两首都唱。”
她转头对那人说：“我们按说好的来。您可以听完再决定下回请不请。”
对方有点尴尬，最终没再改。
我扛起音箱时，她在后面扶了一把。
那一下不重，却让我把腰挺直了。
演出在站里礼堂，屋顶高，回声拖得长。
我试音时往前走了几步，听到话筒的位置不合适，就请人把返送方向挪开。
那人问我是不是常演。
我说：“修过不少。”
余映彤在旁边笑。
唱第一首时，前排还有人聊天。
唱到渡口那段，几个值过夜班的船员把头转了过来。
等她收尾，后排响起一阵很实在的掌声。
不是学校里那种见到漂亮姑娘就鼓的热闹，是听完了，觉得值得。
她向后退一步，抬手指向我。
“下一首，《留一盏灯》，贺征。”
我看着台下，忽然发现我爹坐在最后一排。
他穿着那双新凉鞋，手里攥一把蒲扇。
我没告诉他具体时间，怕他来了，看见我又失误。
可他还是找来了。
前奏响起，我第一句差点没跟上。
余映彤在侧面拨了一下重音，眼睛望着我。
我重新接住节拍。
唱到别等我成了谁才叫我回家，我爹低下头，用扇子慢慢扇着膝盖。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可我看见他一直没有再抬起扇子挡脸。
唱完后，一个头发花白的船员举手喊再来一首。
旁边的人跟着起哄。
我先看组织者，对方点头，我才重新走回话筒前。
余映彤靠近一点，小声问我：“你刚才是不是又被空调吹了？”
这礼堂里根本没空调。
我低声回：“你再说，我真哭给你看。”
她咬住嘴唇，眼里全是亮光。
返场结束，一位戴记者证的女人找来，说她在市台做音乐节目，能不能留一盘正式样带。
我没有当场许她什么发行、播出都由我作主的话。
我给她毛编辑的电话，请她跟出版方确认，再把我们写着联系方式的纸递过去。
两周以后，我在铺里焊接线头，收音机里忽然响起了那段吉他前奏。
我手一抖，焊锡掉在铁架上。
“映彤！”
她正在楼上跟我妈学缝琴袋，听见喊声，踩着楼梯跑下来。
女主持念清歌名，又念我们的名字。
余映彤站在楼梯最后一级，忽然不动了。
我把音量调大。
铺里几个等修机器的人，齐齐望向她。
我爹从柜台后探出头，神气得像这歌是他写的。
“我儿子，还有小余。”
我妈在楼上应了一声，也跑下来。
半条巷子都听见了。
我伸出手，想跟余映彤击个掌。
她却直接抓住了我的手腕。
抓得特别紧。
歌唱完很久，她才松开，轻轻呼出一口气。
“贺征，真的有人，听见咱们了。”
9 两张价签
邵立来时，我正蹲在门口卷一盘绞带的磁带。
带子是客人的，老歌录了一半，舍不得扔，让我想想办法。
我用铅笔慢慢卷，皮鞋先停在了我眼前。
“贺征？”
我抬头，看见个三十来岁的男人。
白衬衣，领带打得很正，手里提着一只硬公文包。
他自报是海曜唱片的制作负责人，专程来找余映彤。
我没急着起身：“她待会儿到。您先坐。”
他看了一眼窄小的铺子，没往里走，站在门口给自己点了支烟。
我指指墙上的纸：“屋里修机器，有些东西见不得火。”
他把烟掐了，脸色还算客气。
余映彤很快来了，提着琴，肩上还搭着我妈请她带回来的两件衣服。
邵立一见她，立刻笑了。
“比照片还好。我们听了歌，也了解了合辑的情况。小地方，埋没你了。”
她先把衣服递给我妈，才过来问清身份。
“找我有事？”
邵立从包里取出一份条件书。
歌手约，期限5年。
总计5万元的预付安排，分期支付，具体从未来收入中怎样抵扣，另有细项。
我听到钱，手里的铅笔停了。
1994年的5万，我家修理铺攒很久也未必能净剩下来。
余映彤也安静了，低头看那张纸。
邵立看得出我们动心，接着说会安排形象、选歌、演出。
“嗓音条件好，人也漂亮，要趁年轻。你现在需要的是整个公司。”
我把磁带慢慢放回盒子。
“我呢？”
他像是这才想起还有个人。
“你继续写歌，我们可以优先看。写得合适，照价买。”
“她自己的歌呢？”
“公司会统一选。现在这种渡口、家里人，有生活味，但未必适合一直唱。年轻姑娘，还是爱情好做。”
余映彤抬起头。
她没争，先把条件书合上了。
门口突然又响起女人的声音。
“邵老师，挑歌可以，挑人可别把好东西扔了。”
我一转身，一位短发女人站在伞架边，手里拿着张地址纸。
她叫唐曼云，从省城来的，星篷制作的负责人。
后来我才知道，她先找到毛编辑那儿，确认了两首歌的授权范围，才绕道来河汀。
比起邵立，她的衣服不怎么显眼，手里那只包也旧。
可她坐下的第一句话，就让我耳根发热。
“《留一盏灯》里，第二遍副歌的吉他为什么少了两拍？”
“想把那口气留出来。”
“对。别急着塞东西，你知道哪儿该空。”
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她已经把另一份意向摆上桌。
“3年，6万元的制作、创作预付，按项目交付分段给。贺征，跟我进城做唱片。”
邵立的手按在公文包上，脸一下沉了。
我也没全高兴。
“她呢？”
唐曼云望向余映彤，坦率得有点刺耳。
“姑娘条件不错。但我公司小，要算账。我现在最缺会做歌的人，暂时养不起两个长期艺人。”
她又补一句：“她可以来试唱，我们按作品谈。”
余映彤慢慢站直。
小铺里挤了这么多人，我爹和我妈都没插话。
邻居却已经在门口探头，隐约听见数目，连倒水的都忘了回家。
我望着两份条件书，一份5万，一份6万。
前者要她离开我，后者让我丢下她。
没有谁说要害我们。
他们都觉得，自己挑中了最值钱的那一半。
我甚至有一瞬间，真的想过先答应下来。
钱、机会、像样的设备、进门就有人称老师。
上一世想了那么久的东西，竟然一伸手就够得着。
可余映彤已经从柜台下拿出了那盘旧母带。
盒子上，蓝钢笔写的名字淡了一些。
她攥着带盒，走到晾衣绳边，把我妈给我买的那件花衬衫扯下来，塞到我怀里。
“贺征，起来。让他们看看，咱俩到底谁离不开谁。”
我抱着衬衫站起来，眼睛一直看着她。
她把那盘带放到两份纸中间，声音一点没抖。
“现在，我离不开他。”
门口安静了一瞬。
我的胸口被重重撞了一下。
她却没停，转头问我：“那你呢？”
“我也离不开你。”
这句话从嘴里出来时，我根本没想钱。
我只想让她知道，她说完那句话，不会一个人站在那儿。
10 你凭什么替我拒绝
邵立没有当场翻脸。
他把条件书重新推到余映彤面前，指着其中几项慢慢讲。
“合作不是结婚。你们现在合得来，不代表以后所有事都绑着做才好。”
这话扎人，却不全是假话。
唐曼云也没抢着加钱。
她让我看交付数量和录音预算，说3年不是让我们坐着等分红。
“我开的是公司，得卖得出去。两个人的歌都收，钱从哪来，谁负责，我要有把握。”
我原先想象过，他们听完新歌，当场拍板，金钱和尊重一块儿递过来。
真坐到桌前，才知道人家一笔一笔都算。
我有点烦，也有点慌。
怕她算完，发现跟我绑在一起更亏。
我把邵立那份纸往回一推。
“她不去。”
余映彤看了我一眼。
我没留意，还在说：“先改5年，还有原创选歌——”
“贺征。”她叫我。
我回头。
她手里捏着笔，指节发白。
“我可以自己跟他谈。”
屋里那点刚刚升起的热，忽然降下来。
我张张嘴：“我不是怕你吃亏吗？”
“那你先让我把话听完。”
她没提高声音，却把我的手从纸边轻轻挪开。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在大庭广众下挨了耳光。
刚才还说离不开我，现在就嫌我多嘴？
我硬着脸坐回去，连茶都懒得倒了。
余映彤问得很细。
试唱要不要先签长期约，能不能保留自己的词曲权利，做一张唱片能有多少自己选歌的余地。
邵立有的答，有的说要回去商量。
她听完，没答应，也没把人赶走。
“我考虑两天。可以先试唱，但不预先签那张5年的。”
邵立收好纸，留下联系方式。
唐曼云则说，专属约可以再谈，但她愿意先听我们接下来写的歌。
两人走时在巷口各自上车，谁都没回头看谁。
邻居还在议论11万的事，我已听不进去。
余映彤把门口的凳子搬回来，问我：“你生气了？”
“没有。”
“你连机器都擦反了。”
我低头，才发现抹布一直在同一个地方蹭。
我把它扔到台面上。
“刚说好一起干，你又去试什么唱？”
她抿了抿嘴，忍了一下，才开口。
“我说我现在离不开你。是因为咱们在一起能把歌做好，不是以后每件事都要你替我点头。”
“他摆明想拆开我们。”
“我看得出来。但我也想知道，离开这条街，我到底能唱到哪一步。”
她眼睛红了一点，却没低头。
“我等了好久，才有个人认真问我愿不愿意唱。你能不能别先替我说不愿意？”
我一下没了声。
那句我以为是护着她的话，原来能把她堵得喘不过气。
可我胸口还是酸得厉害。
上一世，我太熟悉那种人走、灯灭、剩自己收拾机器的滋味。
好不容易有人站在我旁边，我就想把一切能带走她的门都关上。
余映彤拿起琴袋。
“我不是今天就走。你别这么看我。”
我这才发现，自己一直盯着她的手。
怕她把我们写歌的本子也一起拿走。
她走后，我爹从里屋出来，坐在我对面。
他没劝我让一让，也没说姑娘翅膀硬了。
只是把刚才客人那盘绞带的磁带放回来。
“你以前修这个，手可没这么重。”
我拿过来，看到一截皱起来的带子。
攥得太紧，就伤了。
晚上，我去余家楼下等她。
她从学生家教完课回来，远远看见我，脚步慢了。
我把琴袋接过来，先低头说：“下午那句话，我收回。”
她看着我，不动。
“我想你留下。特别想。但试不试，你决定。”
说出特别想那几个字，我耳朵烧得厉害。
她原本绷着的嘴角，一点点松了。
“那你陪我去吗？”
我问：“以什么身份？”
“给我弹琴的人，合伙人。”
她顿了一下，伸手揪住我的袖口。
“还有，那个希望我留下的人。”
11 一扇真的门
去海曜试唱那天，余映彤穿了条深蓝裙子。
上车前，她从包里拿出一条领带，问我要不要系。
我望着那条借来的领带，认真想了一下。
“不系，勒着脖子，弹错了显得更笨。”
她终于笑了。
车开后，她一直靠窗坐着，手指在膝上轻轻打拍。
我知道她紧张，没再拿话逗她。
我也紧张。
只是我怕的，跟她不一样。
到了公司，邵立带我们看录音棚和排练室。
墙上挂着几张海报，架子上摆着做过的唱片。
都是真的，没谁为了吓唬我们临时贴出来。
有个歌手在里头录歌，唱一句停一句，隔着玻璃都能看见额角的汗。
邵立说：“进来了，也不是站着等人捧。我们花钱，你也得有本事把钱挣回来。”
余映彤点头，眼睛一直在看棚里的人。
我忽然不太好受。
我昨晚偷偷想过，这地方要是没她想的那么好，她是不是就会跟我回去了？
可它确实有我们没有的东西。
我不能为了留住她，盼她失望。
邵立先让她唱熟悉的歌。
第一遍，余映彤站得太直，声音有些紧。
棚里的老师让她放松，她却更紧了。
我从玻璃外走到琴边，示意先把节奏慢半拍。
她看见我坐下，眼神终于找到落处。
这一次，唱到了最后。
棚里静了两秒，老师按下通话键：“这遍不错。中低声区有特点，别急着往上顶。”
她的肩膀松下来，我也跟着出了口气。
邵立没否认她唱得好。
但正式谈选歌，他拿出的却是另一首更甜、更亮的歌。
“你试试这个。形象也往轻快里走，镜头前更占便宜。”
余映彤接过词纸，认真看完，跟着钢琴试了一段。
她没有故意唱坏。
相反，她试得很认真，还问了两个句子的处理。
唱完，她摘下耳机，问邵立：“如果做第一张，我能不能放进《等下一班船》？”
“合辑里已经有了，先不炒旧饭。”
“那我新写的呢？”
邵立翻了翻她带来的谱子。
“先把我们选的做好。你会唱，不代表每首都适合市场。以后有成绩，能谈的自然多。”
“至少留一首，我参与创作的。”
她把话说得很稳。
邵立沉默片刻，摇头。
“现在没法保证。”
棚里没人嘲笑她。
正因为没人嘲笑，那句拒绝才显得特别清楚。
她抱着谱子走出来时，我没有问谈成没有。
只把水杯递给她，等她先喝一口。
邵立送到门口，仍然留着余地。
“你考虑。机会可以等你几天，不会一直等。”
余映彤说了谢谢。
出了那栋楼，她一直没说话。
走到街口，她突然问我：“我是不是太贪心了？”
我想说不贪，可嘴边那句安慰太轻。
“想唱自己写的歌，还想有人给钱，确实不容易。”我说。
她抬头望我。
“但不是不该想。”
她站在那里，眼睛一点点红了。
“我刚才真想答应。他说带我看演出安排时，我连穿什么鞋都想了。”
“我也想过答应唐曼云。”
她怔住。
我很丢脸地笑了一下。
“想要钱，想坐控台，还想以后别人都得叫我老师。不是只有你贪心。”
街口的车一辆接一辆过去。
她忽然把额头轻轻抵在我肩上。
没哭出声，只抵了一小会儿。
我托住她的琴袋，另一只手迟疑了半天，才落在她背上。
她没有躲。
那天回去前，我们在车站买了两个烧饼。
我问她还后不后悔来。
她咬了一大口，摇头。
“至少我知道，是真的门。也是我自己没进去。”
她把剩下半个烧饼往我嘴边一递。
“你也别心疼车钱。下一扇，咱们一起找。”
12 别把我的歌写完
唐曼云收到新歌后，给我打来电话。
我在邻居的公用电话旁站了十几分钟，越听脸越热。
她没夸。
我寄去3首歌，2首被她直接退了。
余下那首，她说有几句不错，但整体像一个很懂技巧的人，急着把会的东西全摆出来。
“贺征，我要听你现在想唱什么，不是你会多少招。”
电话挂了，我在旁边站了很久。
来接电话前，我觉得这3首稳赢。
我用了后来学会的编配思路，甚至预想了鼓和贝斯怎样进。
可旋律写得规整，词也漂亮，偏偏没有哪一句，像是我非说不可。
回到铺里，余映彤正在改自己的新歌。
我心里有火，看见她一段词不顺，伸手就划。
她把纸拿了回去。
“你先听我唱。”
“这儿太长，肯定挤。”
“我还没唱。”
我急起来：“我知道怎么处理。”
她把笔放下，抬头看着我。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留着这句吗？”
我答不上。
她指着纸上那行字：妈妈把好剪刀藏在枕头边。
“我想写的，就是她怕弄丢，又舍不得用。”
我看着那句话，一下安静了。
她声音也低下来。
“你有时候像已经听过最后的样子。可是贺征，我的歌还没写完。你得让我试。”
这句话，比唐曼云退回两首歌还狠。
我太习惯提前知道路该往哪里走。
知道一种好听的效果，知道一套成熟的做法，就忍不住跳过她正在找的那一步。
可我不知道她母亲抱着剪刀时，她站在哪儿，心里想了什么。
这些，我没活过。
我把划掉的那行字重新抄到纸上，推给她。
“唱给我听。”
她盯了我片刻，才抱起琴。
那首歌很朴素，像夜里有人站在门边，看母亲借着灯光做活。
她唱到好剪刀那句，语气往下落，像怕惊醒谁。
我后背慢慢绷直了。
不该删。
一个字都不该删。
那晚我没有再替她安排曲子，只弹她让我试的地方。
有几处不合适，我们一起改。
也有我觉得好的，她不喜欢。
她说不喜欢，我就停，等她想。
到后来，她抱着琴往椅背上一靠，突然笑了。
“今天的你，比较值钱。”
“以前呢？”
“像个抢谱子的。”
我也笑，笑完，胸口那股憋着的气终于顺了。
后半夜，她回去后，我坐在店门口听街上的声音。
推车的轴响，隔壁夫妻拌嘴，最后一班车从街口开走。
我爹关门时，看我还没动，问是不是没谈好。
我点头。
他把门拉下一半，跟我并排坐在台阶上。
“那俩人不是给很多钱？”
“钱是要慢慢挣给他们的，不是平白给。”
“我知道。我是问，你真想干那个？”
我看着巷口的灯，隔了好久才答：“想干，但不想一辈子都干别人说好的。”
我爹嗯了一声。
没说我挑剔，也没说年轻就得吃亏。
他坐得腿麻了，起身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又回来。
“门给你留着。明早别睡过，客人那台电视还没修好。”
我鼻子一酸，忽然就知道该写什么了。
不是写一个已经过好的未来。
写现在还没过好，却已经肯陪着往前走的人。
我把标题写在修理单背面。
《好日子还没到》。
第二天余映彤来，我没先把旋律全弹出来。
我把纸推到她面前。
“你想怎么唱？”
她看了很久，把琴放下，坐到了我旁边。
我们把第一句删了，又把第二句挪到前面。
争到午饭，谁都不肯认输。
可这次我不急着把歌写完。
她也没急着走。
窗外太阳挪了半条街，我们终于唱到同一处，都笑了。
13 一起唱的歌
《好日子还没到》磨了整整12天。
有一句我们谁都说服不了谁，余映彤甚至拎着本子回了家。
我以为她真恼了，追到巷口，她回头问我干什么。
“再试一遍？”
“我去上课。贺征，我还得挣钱。”
我在巷口站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自己手里还举着一支铅笔。
那天下午我没追她，老老实实修了3台机器。
晚上，她带来一包炒栗子，坐下先给我弹了一段。
两个人都没坚持原来那句。
新改的，比我们各自想的都好。
给唐曼云寄新样带时，我又附上余映彤写给母亲的歌。
她把歌名定为《枕边的剪刀》。
我只写明哪些地方由我参与，没有把做过伴奏的，也硬塞进词曲署名里。
这回，唐曼云第3天就打来电话。
“再来一趟。两个人都来。”
我握着话筒，心一下提起来。
她在那头笑了一声。
“别高兴太早，来吵架的。”
真到了办公室，她果然摊开一张预算纸。
她愿意做我们的唱片，但先前那份6万元的个人专属条件作废。
换成一张专辑的项目合作，由她筹措制作预算，实际支出按录制安排定。
出版发行仍需跟有资质的单位谈妥，她联系菱江音像沟通选题和流程。
歌的权利、演唱者身份、不同收入怎么算，都另写清楚。
她手里还没有足够的经销订单，也就没有白纸黑字承诺我们能拿走多少现金。
“这条路，未必比拿预付款轻松。”
她点着纸，目光在我俩之间走了一遍。
“我凭什么为你们多花这笔钱？男声不算漂亮，姑娘又不肯照最省事的样子做。我总得有个理由。”
我胸口一阵发紧。
这些天，我们听过不少好话。
没有哪句像她现在这番话，离成事这么近。
我把带来的本子打开，不说我们会多红，先给她看完成和正在改的作品。
8首的专辑构想，不是全拿旧歌撑数。
其中两首旧作若再收录，必须把合辑已有约定厘清，另办这张的许可。
她问女声唱几首，我说3首独唱，我2首，合唱3首。
唐曼云拿笔敲桌面：“为什么不一人4首，干脆？”
余映彤先开口：“因为这张想让人听到我们怎么一起唱。不是两个人各占半张。”
我接着把主打那一段放给她听。
开头我唱夜班回来的人，她唱早起赶车的人。
两个人没在同一个地方，惦记的却是同一盏灯。
副歌才合上。
唐曼云没有打断。
放完，她又倒回去听了一遍。
“这个主意，有。”
我的手从膝上慢慢松开。
她却立刻把下一盆凉水端来。
“但有歌，还得有人买。你们准备好现场唱。下个月，几家经销商来省城听样，我给你们争半小时。”
回河汀后，我把这事告诉顾伯庸。
他没替我们庆祝，先让余映彤别急着学棚里那些成熟唱法。
“你有你自己的说话声，别越学，越像谁都能唱。”
轮到我，他说得更不客气。
“你别每回跟她合唱都收着。不是让你在旁边护着一件瓷器，你得站上去。”
我不服，拿起琴就唱。
唱完，他问我：“你自己信你唱的那句吗？”
我沉默了。
那句是好日子还没到，我先陪你熬。
我写的时候觉得深情，真到唱出来，却把自己放得太低，像在求一个被留下的资格。
余映彤坐在旁边，突然伸手把词纸转过去。
她把“熬”划掉，换成“造”。
我先陪你造。
少了一点委屈，多了点不讲理的痛快。
她抬起头：“我又没让你一直在旁边吃苦。”
我看着那一个字，忽然笑得停不下来。
重新唱的时候，我不再把声音缩回去。
她接得很稳，唱到最后，连顾伯庸都拿手指敲起桌面。
出门时，老头把钥匙往我手里一丢。
“楼下旧活动室，我问过了，白天排练能用。别扰民，走时锁门。”
我捏着那把钥匙，喉咙有点堵。
又有人肯给我们留一扇门。
14 我不是顺路
排练室没有隔音，下午4点后不能再大声练。
我们就把需要放开的部分放在白天，晚上回铺里轻声磨。
余映彤照旧去上课，我照旧干修理活。
谁也不敢把挣钱的事全扔了，指望下个月那半小时养活自己。
我爹起初抱怨修理台又被占，后来竟自己挪出一块地方。
还找人用废木料钉了个架子，专门放琴。
我摸着新打的磨痕，他在旁边假装忙。
“别什么都往地上搁，绊倒客人，还得赔钱。”
我点头，没拆穿。
真正难的，却不是腾出一块地方。
经销商的试听安排推迟了9天。
唐曼云先前说好的棚期，跟着得挪。
她在电话里语气很硬，叫我别把这事当成已经成功，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挂电话后，我盯着墙上的日期，心沉到底。
半小时还没到手，我已经把下半辈子的盼头往里装了。
那天我一个音都不想弹。
余映彤来时，我故意说累，让她回去。
她没跟我争，收好谱子就走了。
我坐在铺里，越坐越难受。
人没走时嫌烦，真走了，又觉得她不肯陪我。
这种毛病，活两辈子也没能全改。
晚上快打烊，她忽然拎着两只搪瓷饭盒回来了。
一盒热饭，一盒炒青椒，还有两个煎蛋。
“顺路？”我问。
“不顺。”
她把筷子塞进我手里。
“我家在东边，学生家在北边，你家在西边。我绕了半个城。”
我喉头一下紧了。
她坐在对面，自己打开另一只饭盒。
“我刚才不是不想陪你。我得把最后一个学生教完，不然明天买菜，你出钱？”
我低下头，扒了口饭。
饭很热，眼眶也有点热。
她把自己那份煎蛋夹给我一半。
“还有，贺征，别一不顺就把我往外推。我不是只能等你笑的时候才来。”
我攥着筷子，半晌才说：“我怕你后悔。”
“我今天已经后悔过了。”
我猛地抬头。
她吃着饭，慢慢说：“教完课累得要死，回来还得赶排练，车又坏了。想过跟着公司走，是不是省心一点。”
这话让我胸口发酸。
她却没有避开我的眼睛。
“可我想到那首歌还没唱完，又想来。哪有决定一次，以后就永远不难受的好事？”
我以前总想给她一个不会后悔的未来。
其实，我连她今天会不会累都保不住。
我能做的，也许只是别让她每次累了，都得猜我会不会恼。
饭吃到一半，我站起来，把门口那块停业修整的牌子挂了出去。
她问：“不等客人了？”
“不等。陪你把饭吃完，送你回家。今天不排了。”
余映彤咬着筷尖，看了我很久。
“那我想走河边。”
我把桌上东西收好，跟她慢慢往渡口走。
秋天的风比先前凉，白天卖茶叶蛋的大爷已经收了炉子。
我们曾蹲过的墙边，长出几根细草。
余映彤往石墩上一坐，拍拍身边的位置。
我坐下时，手背碰到她的手。
没有谁立刻收回去。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问：“那天在我家楼下，你说希望我留下，只是希望我继续跟你唱歌？”
我转过头。
河面上有船灯，照得她眼睛很亮。
我心跳得乱七八糟，活过的那些年忽然一点也不顶用。
“不是。”
“那是什么？”
“想你来铺里，想跟你吃饭。唱完也不走的那种。”
她的指尖动了一下，慢慢勾住我的小指。
“早说呀。”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靠近，在我嘴角轻轻碰了一下。
短得像个错觉。
我整个人僵在石墩上。
余映彤耳朵红透，偏偏还要装镇定。
“你要觉得不合适，可以重新商量分成。”
我握住她要抽走的手，连声音都变了。
“不商量，这个不能退。”
她笑起来，我终于低下头，认真亲了她。
岸边最后一班船正在解缆。
那天我们谁也没有去数，它还得多久才会回来。
15 把那半小时唱完
试听会在11月中旬。
出发前一晚，余映彤来帮我收拾曲谱，站在门口没立刻进来。
我妈从楼上探头：“小余，站那儿干吗？以前不都自己进？”
她红着脸应一声，跨过门槛，连脚步都比往常轻。
我看着她，忍笑忍得辛苦。
我妈一下明白了，目光在我俩脸上来回走。
半晌，她拎着毛线袋上了楼。
“唱你们的，我耳背。”
余映彤瞪我，我赶紧把本子摊开，装作忙得不可开交。
第二天到了省城，唐曼云却先把我们叫到走廊。
那张预算纸被她折了几道，边角都软了。
“今天别等掌声。有人只听前半段，有人干脆聊自己的。别为了讨个好看，把歌抢着唱。”
她说完，看了一眼我俩牵着的手。
“这倒省我一桩事。不用担心你们下个月突然拆伙。”
余映彤立刻想把手抽回去，我攥紧了，没让。
真坐进小厅，才知道唐曼云不是吓唬我们。
前一组唱完，底下只响了稀稀落落几声掌。
有人低头看目录，有人正谈另一家公司的货。
海曜也带着新歌来推介，邵立坐在靠前的位置，看见我们，点了点头。
没有意外。
这不是专门给我们的舞台，人家也得做自己的买卖。
轮到我们，我把椅子搬正，先试了一下琴的音准。
余映彤站在话筒前，掌心全是汗。
我从侧面看过去，她正用拇指轻轻搓着手指。
那是她每次紧张时的小动作。
我没用眼神催她，先让前奏多走了一遍。
等她呼出那口气，我才抬头。
《枕边的剪刀》第一句出来，前排还在翻目录的人停了手。
没人一下哭出来，也没有谁站起来喊好。
只是那些杂音，慢慢少了。
唱到母亲收起剪刀、又把最好的布留给孩子时，余映彤轻轻低下眼。
这回她没往任何人熟悉的唱法上靠。
就是她自己。
唱完，靠走廊的一位中年女人拿笔在单子上画了个圈。
我看见了，胸口一热。
第二首是我的。
我站到话筒前，忽然不再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伴奏。
我唱夜班，唱赶不上末班车的人，唱回家时没舍得敲得太响的门。
我知道台下这些人做生意，见过太多会唱歌的。
可我也见过半辈子不吭声的人。
这一首，是给他们留的位置。
唱完，有人问：“男声也是正式艺人？不是只挂制作？”
唐曼云正要回答，我先往前站了一步。
“是。我唱，也做。”
那人打量我：“你们俩，按男女对唱的路子卖？”
“不只对唱。”余映彤接过去，“各自有歌，合在一起也有。”
他皱眉，像在想柜台上该给我们放到哪一格。
我忽然想起渡口第一个买带的人。
那时他也先看了我一眼，觉得我不像会唱的。
我没有再解释，转身朝余映彤点头。
最后一首，《好日子还没到》。
前面各唱各的生活，到副歌，两个人的声音才撞在一块儿。
我先陪你造。
这句一出来，底下有人笑了。
不是嘲笑，是突然听懂以后，跟着那股劲一起乐。
余映彤望着我，眼睛弯起来。
她接下一句，我立刻顺着她往下走。
我们没有为了展示技巧临时往高处拔，也没加说好的曲子里没有的花样。
就把在那间旧活动室吵过、改过、唱顺的歌，好好唱完。
最后一个音落下，我手心也全是汗。
半晌，刚才问男声身份的男人把目录翻到了我们的那一页。
“有样带吗？我带回店里给两个店长听。”
唐曼云把正式准备的试听材料递过去，没有马上把这句话当成订单。
后面又有两个人来问。
有人要等完成的录音，有人问建议零售价，也有人明确说自己那边暂时卖不动这种。
我们挨个听着，没有一口气把每句好话都当成钱。
走出小厅时，我的腿软得厉害。
余映彤也站不太稳，扶着墙笑。
唐曼云在走廊尽头翻记录，翻着翻着，突然把本子合上。
“行了，别互相搀了。”
我抬头看她。
她终于露出一点压不住的高兴。
“今天不是白来的。有人肯往下谈，咱们就往下做。”
我想笑，嘴角却抖了一下。
余映彤在旁边重重捏了我的手。
我们没有一夜成名。
可那半小时唱完，门里的人，已经开始认真给我们挪位置了。
16 这回两个都要
我以为试听会就是那一轮争取的结束。
没想到3天后，邵立又到了我家。
这回他没在门口站着，先问我爹能不能借张桌子，把两份新条件摊开。
余映彤赶来时，他站起身，客客气气叫了她全名。
“上次没谈成，不代表我没记着你们。”
新条件比上回好。
两个人都可以签，分期预付总额提高到12万元，安排正式双人组合。
不是只要校花，也不是把我往控台后面一塞。
那12万摆出来，我爹倒水的手顿了一下。
我听见楼梯上，我妈的拖鞋也停住了。
邵立看着我们，慢慢说：“我承认，上次对你们的判断不够。你们在台上，有单拿出来没有的东西。”
我胸口那口憋了很久的气，忽然畅快起来。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不是他有多少钱，是他终于肯把我们当成两个人来谈。
可高兴过后，我还是翻开了后面的条款。
5年专属，形象和演出由公司统一安排，唱片最终的制作和选曲决定在公司。
我问他能不能约定最低的原创收录比例。
他没糊弄我，说可以争取，不能给我一个不经内部确认的保证。
我们来回谈了近一个小时。
谈到最后，余映彤把那份纸放下，问他：“如果我想继续上学呢？”
邵立愣了一下。
“你还要考？”
她点头。
“学习当然好。但有些演出不等课表，先后总得分。”
她没有再追问，转头看我。
我从她眼里看到了答案。
我们送邵立出门前，他站在门槛边，忽然问了一句：“12万也不动心？”
“动心。”我答得很快。
余映彤也笑了：“特别动心。”
邵立望着我们，终于也笑了一下，只是有点不甘。
“那还拒绝？”
我把自己的词谱往怀里拢了拢。
“我们试出来一点东西，舍不得一下全交出去。您说得对，唱片得算账，但这笔账，我们也想自己担一部分。”
他沉默半晌，收起公文包。
没有说我们不识抬举，只提醒好机会未必每次都能碰上。
我信。
所以他走后，我站在门里，后背全是汗。
我爹没夸我有骨气，把两个空茶杯收了，才问：“12万，真不要？”
“不是给我放着不动的。后面好几年，都得照他们安排干。”
他嗯一声，又站了片刻。
“那你往后挣少了，别冲人家姑娘发脾气。”
我说不会。
他说：“记住你今天说的。”
这句话我记得特别牢。
唐曼云听说这事后，没有感动得立刻追加预算。
她反而在下次见面时，先把风险说清楚。
经销商的意向正在转成具体约定，首批规模先按5000盘准备，后续能不能追加，要看实际销售。
这张唱片给我们约定的创作、演唱和参与制作报酬，合计9000元，按完成和交付节点付。
成本、结算和后续分成，各有约定，不是一张空口白牙的发财保证。
我拿着那份项目合同，足足看了一个下午。
余映彤在旁边抄下不明白的地方，问完一条，划去一条。
顾伯庸帮我们介绍了懂文艺合同的人，我们付费请人解释条款，再跟唐曼云修改。
最难谈的，是制作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决定。
我们也没争到每句话都由自己作主。
有预算限制，有出版方的内容要求，也有需要按约协商的选曲。
可8首曲目的安排，双人演唱身份，以及这张合作之外各自创作的自由，都明确写下了。
唐曼云把先前被退回的两份歌稿递给我。
“这个还给你。不是不要这个人，也不是以后都不要这些歌，这一张不合适。”
我接过来，心里忽然踏实了。
上一世，我常常分不清一次拒绝，究竟是不认作品，还是不认我这个人。
现在至少，我们在谈同一件事。
签字时，余映彤先检查姓名。
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字都没错。
她签完，把笔递给我，在桌底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膝盖。
“这次，你写前面。”
我笑着签下去。
贺征、余映彤。
不是被谁挑剩下的半个人。
这张唱片上，我们都有完整的位置。
17 谁的名字都不小
正式录制比我想象中更磨人。
有时一段唱十几遍，前面好，后面不对；也有时每个音都准，放在一块儿，却没了那股活气。
唐曼云请来的乐手不肯陪我们空耗，时间一到就得算下一段的费用。
我心疼钱，也不得不承认，专业的人有专业的难处。
最久的一次，我和余映彤为一句合唱争到嗓子都哑了。
我想把最后一个字拖长，她觉得停在那儿才像我们。
我们谁都没提分开。
把两个版本都录下来，隔天再听。
最后选了她的。
那一个字停住，余音还在，刚好能让人惦记下一句。
我在工作单上签字时，余映彤站在旁边，偷偷冲我比了个赢了的手势。
我拿笔点点她，没舍得说话。
录完《枕边的剪刀》，唐曼云给她留了一盘工作纪念带，带盒上写着“给妈妈”。
她抱回去，刘淑琴听了两遍，一句话没说。
第三遍放到一半，她突然站起来，去厨房切菜。
余映彤跟进去，只见她背对门口，肩膀一耸一耸。
她没进去抱母亲，就站在门边陪着。
后来刘淑琴说，想听本人再唱一次。
她就抱着琴，在那台旧缝纫机旁唱完。
这些都是她晚上告诉我的。
说到最后，她低头看手指，笑了一下。
“我妈现在用那把好剪刀了。”
我握住她的手，放进自己外套口袋。
那天风很冷，她一直贴着我走。
专辑最终沿用了主打歌的名字，《好日子还没到》。
封面重拍那天，我本来还想借一套西服。
余映彤拦住我，把第一次在家谈签约时那件花衬衫拿出来。
“穿这个。省得像来查账。”
照片上，她抱着琴，我站在旁边，袖子卷起来。
没什么大明星的架势。
但谁看都知道，那是两个一起做歌的人。
等审定、制作、排期和各项安排走完，已经到了1995年初。
从我们第一次在渡口吆喝，到真正有一张自己的唱片，跨了大半年。
我并没有觉得太慢。
那大半年里，我的每一天都有点能抓在手上的东西。
1995年2月下旬，成品到了河汀。
许志强亲自往柜台前摆了两排，抬手招呼我们进去。
这回不用我提醒位置。
赵磊也在，拆着刚到的纸箱，看到我俩，先朝封面努了努嘴。
“这张照得，比上回强。”
我笑：“你倒越来越会做生意。”
他没再提什么校花，只抬头问余映彤：“签个名？我给女朋友留一盘。”
她接过笔，认真问了对方名字，才在内页写下祝福。
没有故意写难听的话，也没替他抹掉以前那些。
有些人能好好说话了，就让他们好好说话。
我站在柜台前，等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来买。
等了近半小时，才来了个骑摩托的男人。
他先买别的，听到店里放我们那首主打，才问歌名。
许志强指指柜台。
他拿起带盒，翻到背面，一首一首看曲目。
我心跳得厉害，差点自己开口推销。
余映彤从旁边悄悄扯住我的衣角。
让我等。
男人放下又拿起，最后连着另一盘一起结了账。
不是为了照顾熟人，也没问我们家里缺不缺钱。
就是觉得这歌值得买。
他走出去很远，我才重重呼出一口气。
余映彤在旁边笑得眼睛都眯了。
“贺老板，出息点。以后还得等好多回。”
我望着她，也笑。
确实等了好多回。
第一周不算快，有的店卖得好，有的几天没动。
我忍不住问数，唐曼云头两回认真答，第三回直接让我去写歌。
她说我每天问一遍，也问不出一张新订单。
我憋着，真去写了。
一个多月后，几处经销商核过库存，陆续提出补货。
首批还没全卖光，新的复制安排已能按实际需求往下走。
唐曼云告诉我，决定追加3000盘时，我握着电话，半天没应声。
她在那头叫了我两遍。
“听见没？不是8万，是3000盘，你别把铺子砸了。”
我笑得话都不完整。
“听见了，够了。”
我没砸铺子，回去却把我爹抱得直退。
他骂我发疯，我说咱们能把漏雨的后屋修一修了。
他本来还想骂，忽然不作声。
第一笔按节点结清的报酬，我和余映彤各自领到约定那份。
我留出家用，补齐工具，又把后屋的漏水处请人修了。
余映彤交完补课费用，给母亲换了缝纫机旧皮带，把剩下的钱存好。
她还想去考试。
那不是已经挣过一回钱，就能随便扔掉的念头。
顾伯庸拿到成品时，先看姓名，再听音。
听完，他说我最后一首还有个地方气口没处理好。
我说下次再改，他哼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却拿出一支笔，让我们在封套上签字。
“给我老伴看的。省得她总说，我天天出去溜达，不干正事。”
我低头签，鼻子突然发酸。
封面上，两个人的名字一样大。
这回，再没人能把我含糊地藏到一行滚完的名单背后。
18 留给你的位置
1995年8月，我们回艺职参加校友联欢。
不是谁忽然给我们加了什么了不起的头衔。
老师在电话里说，学校新买了设备，让我有空回来看看，顺便唱两首给学弟学妹听。
余映彤前阵子一直等考试结果，听见联欢的消息，就想回去看看。
我问她紧张不紧张。
她说不紧张，出门前却把琴弦检查了3遍。
到了学校，礼堂里还是熟悉的木椅子。
后台那扇掉漆的门，也没换。
上一世我记得的，是她站在台上独自把歌唱完。
这一世，她往幕布边一站，先回头找我。
我举举手里的线，示意马上好。
她便耐心等着，没有自己先走。
主持的老师拿着稿子过来核名字，还是习惯性提了一句当年的校花。
余映彤笑着接过稿子，在旁边加上词曲、演唱。
“老师，这个也念。”
老师看看她，再看看我，笑起来。
“都念，都念。”
我站在一旁，心里那点得意怎么压都压不住。
她已经不是等别人说一句唱得好的姑娘了。
这次是谁站在台上，她自己能讲清楚。
演出前，后台来了几个人。
唐曼云先到，问我们下个月能不能去参加一场推广演出，时间得跟课业安排再协调。
邵立随后进来，手里拿着刚听过的专辑。
他如今再找我们，已经开始谈一张唱片的具体合作，不再上来就要签走一个人。
两人一见面，气氛顿时有点妙。
唐曼云挑起眉：“你又找上门了？”
邵立把带盒放在桌上：“好东西，谁不想多谈两句？”
我笑着把椅子让给他。
“您先听演出。下张有没有、跟谁做，等歌写出来再说。”
他看了我片刻，也笑了。
“贺征，你现在倒不急了。”
我没说自己不急。
我当然还想多挣钱，想有更好的棚，想以后别人听到歌，能脱口说出我们的名字。
可我不用再见到每一只伸来的手，就先把自己交出去。
余映彤在旁边把两张曲谱放好，忽然用胳膊碰我。
“走了，贺老师。来听咱们的人等着呢。”
这声贺老师，被她喊得带了点故意的甜。
我耳根一热，伸手拿琴。
走到幕布后，她忽然把一封信递给我。
省城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
声乐专科班。
她等了很久，不是当年心心念念的那条最漂亮的路，却确实能继续往下学。
我把纸展开又合上，竟比自己的唱片出来还高兴。
“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想先让你看，后来又想让你多猜一会儿。”
我看着她故意绷着的脸，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她的头发。
她躲了一点，又自己靠回来。
“以后我上学，会更忙。”
“知道。”
“排练时间要重新排，有些演出，我可能真去不了。”
“那就按能去的排。”
她仰头盯着我，像要确认我不是把好听的话先说满。
我笑了一下，老老实实补充：“我会想你，也可能有时候不高兴。但我会说，不拿脸色让你猜。”
她的眼睛慢慢弯起来。
“这句，比前面那句好听。”
省城那边，唐曼云按项目找我参与录音和制作，我也已经开始筹备过去工作。
不是陪读的人情，更不是给未来的空许诺。
手里有要做的活，账上有自己挣的钱，她也有自己的课。
我们会在同一座城里，继续过还没完全过好的日子。
灯亮了。
主持人念完名字，念词曲、演唱，也念了参与制作。
每个字我都听清了。
第一首唱完，底下有人喊《等下一班船》。
余映彤朝我看一眼，我点头，给她起了熟悉的前奏。
唱到副歌，她没有像最初那样坐在石墩上，望着陌生人会不会停。
她转过身，朝我走了两步。
我就站在她走得到的地方。
演出结束，几个学弟围着问怎么进公司、怎么出唱片。
我没讲一套人人都能照做的诀窍。
只把我们最初那台双卡机的毛病说了，叮嘱他们先把设备摸熟，把作品做好，也把该走的手续问明白。
一个男生听得很认真，最后小声问：“那能跟校花一起吗？”
余映彤正喝水，差点呛着。
我把手搭到她肩上，毫不客气地笑。
“你找自己的搭档去，这个有主了。”
她用琴袋撞我一下，却没把我的手拿开。
回铺里已近傍晚。
我爹在门口修收音机，我妈招呼我们上楼吃饭。
余映彤先把录取通知给他们看，楼梯上很快响起我妈又惊又喜的声音。
我站在柜台边，把最早那盘母带拿出来。
透明盒子有一道细裂，里面压着第一个客人付的5块钱。
纸角已经有些软，两个蓝钢笔写的名字却还认得清。
余映彤下楼找我，看见磁带，伸手按住盒盖。
“还想听？”
“听听你当年笑得多傻。”
“明明是你先说怪话。”
我把带子推进机器，按下放音键。
轻微的底噪过去，是短短一串忍不住的笑。
风扇停着，远处有我爹搬凳子的声音。
然后是她年轻、认真，带一点不服气的声音。
我原先总怕听见旧录音。
怕里面的人回不来，怕那时的自己还不知道，往后会丢多少东西。
这一次，她就在旁边，靠着我的肩，伸手跟我一起按住了快要弹起的盒盖。
楼上又催吃饭。
我应了一声，没再等整首歌放完。
她把那5块钱装回去，合好带盒，放进柜台里。
我牵住她的手，走到楼梯口，又想起什么，回头把收音机旁的琴架挪正。
留着。
吃完饭，她还得坐在这里，跟我唱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