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介把钥匙递过来时，手往回缩了一下。
“就这间？”我问。
“六楼，602。”他把合同往桌上一拍，“九百，押一付三，水电自理。想好了再签，签了不退。”
我在南城找了一个月房子，同小区同户型三千二。中介带我看过三套，最便宜的也要两千六。那天他在朋友圈发了张照片，配文只有两个字：捡漏。
照片里是间空房，一张木床，一个旧衣柜，窗户朝北。
“为什么这么便宜。”
他笑了一下：“老楼，没物业。”
我数了三千六现金给他。他数得飞快，数完塞进包里，站起来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回头。
“房东在楼下等你。她人不坏，就是话少。”
楼下花坛边站着个老太太，个子矮，穿一件深蓝色外套，手上戴着枚磨得发白的金戒指。她身边停着辆红色电动车，后座绑着塑料筐。
“张淑芬。”她自己先报了名字，“房子看了？”
“看了。”
“九百，收现金，不收转账。”
“为什么。”
“我不会用手机。”她看了我一眼，“钱我不想留下痕迹，你也别问我为什么。”
她数钱数得很慢，指尖一张一张点过去，数了两遍，塞进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揣进外套内兜，还拍了两下。
然后她说了三句话。
“第一，十一点以后，楼上要是有动静，你别上去看。”
我抬头看了一下楼顶：“上面有人住？”
“没有人。”她说，“看了也不会少块肉，但你会睡不好。”
“第二，楼道那个声控灯别拍，也别找人修。”
“灯坏了半年了吧。”
“我知道它坏了。”她说，“灯亮起来的时候，容易招人。”
“第三，每个月十五号我来一趟。你别开门，房租从门缝底下塞出来就行。”
我说行。
她跨上电动车，拧了钥匙，车灯没亮，又拿脚蹬了两下才发动。走出去十来米，她捏了刹车，回过头。
“小伙子。”
“嗯。”
“你叫什么。”
“陈默。”
她点了下头，眼睛没看我，往上抬了一点，看六楼那排窗户。
“上面那间你别管。”
“哪间。”
“702。”
声音很轻，说完车就走了。红尾灯在拐角闪了一下，灭了。
楼道里没有灯。我摸着扶手上到六楼，铁扶手冰凉，墙皮一按就掉渣。六楼一共三户，601门缝里塞着广告纸，603的门口堆着三个空酒瓶，602是我。
开了门，一股闷味。屋里比照片上小，木床靠着墙，床头立着根铁钉。旧衣柜门关不严，露着一道缝。冰箱插着电，嗡嗡响，打开一看不制冷，冷冻格里放着一个空的药盒。
窗户朝北，下午四点，天还亮着，屋里已经暗了。
我把行李放下，坐在床沿上。弹簧吱了一声。
搬家那天下班太晚，我收拾到十一点才躺下。
十一点零七分，楼上开始响。
第二章
那声音像是有人在上面挪一张很重的床。
木质的东西蹭着水泥地，蹭两下，停一会，再蹭两下。不是走路的动静，走路有节奏，这个没有，力气使得不均匀，挪一下，歇一会儿，好像在找一个位置。
我躺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这是六楼，我头顶上就是楼顶。
早上看房的时候我注意到，702在走廊尽头拐去南边，我这间房的正上方，应该也是702。
声音一直响。
我摸过手机看了眼时间，十一点零七分开始。然后我就那么躺着听，听了大概十分钟，没停。
我数了一下，它有三段：先是一段长长的拖，拖完停七八秒，接着是两下短的，然后停更久一点。
我坐起来开灯。灯泡是黄光的，四十瓦，照得满屋像泡在茶水里。
声音还在。
我用拳头敲了两下床沿，没有用，隔着楼板呢。我从厨房拿了根晾衣杆，站到床上，杆头对着天花板敲了三下。
声音停了。
整个屋子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在响。
我举着杆子站了大概五秒。然后楼上响了三下。
不是“咚、咚、咚”那种闷响，是很轻的，像用指甲盖在小桌板上敲：咚、咚、咚，三下，节奏跟我一模一样。
我把杆子放下了。
退回床中间，抱着膝盖坐着，一直坐到那声音重新响起来，又响了十几分钟，十一点四十七分，彻底停了。
然后我一夜没睡。
天亮以后我抬头看天花板。白灰刷的，靠窗那一块有一圈黄褐色的水印，边缘翘起来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下楼的时候我在三楼碰见个男人，四十来岁，拎着垃圾袋站在那儿抽烟。我问他：“七楼有人住吗。”
他看我一眼：“刚搬来的？”
“昨天。”
他把烟按在墙上摁灭：“没人。空了好几年了。”
“昨天晚上有声音。”
“有声音是有声音。”他把垃圾袋换到另一只手，“我们这楼，夏天热胀冷缩，管子响。”
“十一点准点热胀冷缩？”
他没接这句，提着垃圾往下走，走了半截回头，声音从楼道里飘上来：“房租多少。”
“九百。”
他点点头，笑了一下。那笑说不上是同情还是别的什么，然后就走了。
我在楼道里站了会儿。走廊尽头那扇门是老式木门，门框刷过一层深绿色油漆，掉了一半。门锁挂在门鼻子上，铜的，锈成青绿色。
门缝里塞着一张报纸，对折，用胶布贴着。我走近看，报纸已经黄透了，边角脆得能掉渣。
日期是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四号。
三年半以前。
第三章
第三天，我在七楼台阶上捡到那张纸。
那天楼道里有股味，说不清，像放久了的纸箱受了潮。我下班回来，爬到六楼觉得身上一股汗味，就提着垃圾往上走，顺便想看看天台那扇铁门还能不能开。
七楼只有半层，台阶上去，左边是702，右边是铁门，锁着，通往天台。台阶上落着灰，有几枚新脚印，四十三四号的鞋，方向朝上。
纸就在最上面一级台阶靠墙的位置，被踩过，留着一块鞋印。它折得整整齐齐，对折、对折，再对折、再对折，四折，巴掌大一块。
我捡起来的时候，纸里夹着一根头发，白的。
展开的时候有点怕它碎。是一张从账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背面印着红色的表格线头。
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字，很工整，一笔一划，像老人家抄东西的样子。
第一行：王秀兰，2019.3.14，一万八。
第二行：刘海生，2019.11.7，一万五。
第三行：周小满，2020.6.21，一万八。
第四行：郑桂芳，2021.2.9，一万八。
第五行：吴强，2021.9.26，一万八。
第六行：何伟，2023.4.18，一万五。
第七行：林晓东，2024.8.3，一万八。
七行下面空了一行。再下面，第八行，只有名字，日期和数字都空着。
陈默。
我站在七楼台阶上，看着自己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陈”字写得很稳，捺拖得长。“默”字写得比别的字小一点，挤在格子里。墨迹颜色跟前面一样，但是新，没被踩过。
我把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什么都没有。
本来想按原样塞回去，想了想，还是揣进了兜里。
回到房间我先反锁了门。
在床上坐了会儿，我拿手机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搜。
第一个，王秀兰。跳出来一条本地新闻，标题是《七旬老太楼道内突发心脏病身亡，家属质疑物业失责》。新闻里写：事发地点为新民里7号楼，六楼至七楼楼道之间。死者王秀兰，六十二岁，独居，无业。
第二个，刘海生。一个骑手群的帖子，说他雨天送单从高处坠楼，平台赔了三万。
第三个，周小满。我搜了两分钟才找到一条，本地论坛，标题是《谁知道新民里7号楼那事》，帖子里只提了一句：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吃药走的。
第四个，郑桂芳，一氧化碳中毒。第五个，吴强。第六个，何伟。第七个，林晓东。
我把七个名字搜完，用了两个小时。
七个。七个都死了。都在这栋楼里。
手机放在腿上，手心全是汗，屏幕上一层白雾。
那天晚上我等到十一点。
十一点零七分。
没有响。
我坐到十二点，坐到一点，楼上一次都没动。
没有声音，比有声音更让人受不了。最后是睁着眼睛看到窗户发白的，脑子里只剩一件事：这张纸是谁丢的，又是丢给谁看的。
第四章
我把衣柜挪开了。
不是为了找什么，就是那天下午坐在床上，抬头看天花板看了太久，眼睛没地方放。衣柜是个旧的两门柜，柜脚垫着一块砖，底座后面跟墙之间留着一条五六公分宽的缝。
我用手机灯照了一下，里面有东西。
塞得很深的一道蓝，我拿拖把杆捅，捅了半天，掉出来一件外套。深蓝色，夹克，领口洗得发白，左袖口有一块圆形的补丁，用的是跟衣服颜色不一样的线，浅灰的。
我把衣服抖开，闻到一股肥皂味，是那种老式透明皂的味道。
袖子翻过来，我把补丁摸了一下。针脚歪歪扭扭，起针的地方打了个死结。
这个补丁是我缝的。
母亲留下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我初中那会儿学着用，第一个作品就是给哥补这个袖子。那年他骑摩托车摔了，回来的时候胳膊上一道血口子，外套也划破了。他不让我告诉妈，说“小事”。
他什么都叫小事。
我坐在水泥地上，把那件外套抱在腿上，抱了好一会儿。
口袋里翻出来三个东西：半包红塔山，烟已经干得变了形；一张药店小票，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号，呋塞米片、碳酸钙D3、复方α-酮酸片，一共八十七块；还有一张公交卡。
小票上的药我认识。我哥从二〇一九年开始吃这几样，一天三顿，吃到后来手抖得端不住碗。我妈不知道，一直以为他在外面跑车挣钱。
我把公交卡拿在手里。塑料外壳磨花了，贴着张星星贴纸，是便利店买东西送的。
我拿手机连了张淑芬家的WiFi——她家入户的路由就贴了张纸条贴在楼下的电表箱上，密码是12345678——在交通卡App里输了卡号。
余额十四块五。
最后一条刷卡记录：2021年9月25日，21路，新民里站。
我哥死的前一天。
他坐21路来过这里。
那天晚上我把外套搭在枕头边上躺着，像小时候跟他挤一张沙发那样。楼板很安静，安静到我能听见隔壁603有人开水龙头。
我今年二十七。我哥比我大六岁。
我父母走得早，他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学。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七号，我接到社区的电话，说我哥在出租屋里没了，让我去收东西。
那天我在学校，第二天有一门考试。
我一直以为他是在自己那间十几平方的屋里没的。今天才知道地址写的是新民里7号楼602。
就是我脚下这个房间。
我在这张床上睡了三天。
第五章
一楼西边搭了个铁皮棚子，收废品的老孙头住里头。
棚子口堆着纸壳、旧电机、拆了胎的自行车，一台落灰的风扇倒在最外头。老头坐在小马扎上，面前支着个小炉子，正蹲着火。
我过去递烟，他没接，抬眼看我。
“六楼新来的。”
“嗯。”
“我就说这两天谁半夜走来走去。”他把炉门关上，“问吧，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我在他对面蹲下：“七楼那间，死过人吧。”
“死过。”他伸出四根手指，想了想，又添了三根，“七个。”
“三年半，七个？”
“你算的没错，三个年头，七个。”他从兜里摸出个塑料打火机，点上自己的烟，“你是第八个。”
我没说话。
“别紧张。”他说，“我说的是租房子的第八个。”
“那七个，怎么死的。”
“病死的，摔死的，吃错药的。”老孙头抽了一口，“警察都来过，都写了单子。”
“七楼那间不租？”
“702。”他说，“张姐不租，一直空着。”
“我一直听见上面有声音，十一点多，搬东西。”
“那不是搬东西。”老孙头说得很平静，“那是她在扫地。”
我愣了一下：“谁。”
“张姐。我在这棚子里住十一年，她每天晚上上去，十一点左右，上去个把钟头，下来的时候手里提着扫帚和簸箕。有一天我问她扫什么，她说上面有灰。”
“上面有灰，扫了三年？”
“上面没灰。”老孙头把烟灰弹在炉边上，“她天天扫，天天有。她扫的是地，不是灰。”
我手心开始出汗。
“她屋里有什么？”
“不知道。我没进去过。”他把烟咬在牙上，“有一年收废品，我问她七楼那堆旧家具卖不卖。她说，那屋没家具。”
“那你收过那屋的东西吗。”
“收过一次鞋。”他说完，自己摇了摇头，“没过两天又让我送回去了。她说少一双都不行，一双都不能动。”
“什么意思。”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老头把烟头按进炉灰里，“老太太一个人不容易。”
我站起来，走之前问了一句最要紧的：“除了我，还有别人来问过吗。”
老孙头沉默了几秒，抬起手指了指我住的方向。
“你哥。”
“……我哥？”
“三年前，有个人也这么蹲在我跟前问，也递了包烟，问七楼那间的事。”他垂着眼皮，“个子比你高，说话带笑，什么都叫‘小事’。”
“他姓吴吧。”
“我记不住姓。”老孙头说，“但他走之前，给我买了条烟。”
“后来呢。”
“后来他就死了。”老头说，“就在你那张床上。”
第六章
十五号上午九点半，电动车的声音在楼下停了。
我在门后面站着，听见她上来，一层一层，脚底下鞋跟敲得很匀。她在602门口停下，没敲门，也没说话。
我从门缝底下把钱塞出去。四个信封，每个里面九百，我提前数好的。
外面没有动静。我等了一会儿，从猫眼往外看。
她蹲在地上，正把钱从信封里抽出来点。蹲得很难，膝盖弯不到底，一边点一边扶着墙。点了大概一分钟，点完把三张百元的抽出来，反手塞进外套内兜，剩下的揣回信封。
她站起来的时候，我听见她喘了两口气。
往外挪了两步，她又停住了。然后我看见她抬手，摸了摸门锁。
钥匙的声音。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被优化之前做文案，改一段话改二十遍都行，就是受不了有人在可选项里做手脚。我脑子一热，就去开门了。
门开了一条缝，我说：“张姨。”
她没退后，就那么站着看我。走廊没灯，她的脸在暗处，很瘦，颧骨上有一块褐斑。
“我有点事想问问您。”
“不问。”她说。
“我还没说。”
“不用说了。”她抬手，指了一下我的门锁，“锁我换了。原来那把不结实。”
我低头看了看，门锁换成了新的，挂锁，铜的，锈成青绿色。
“这是702那把。”
她眼睛动了一下。
“小伙子。”她慢慢地说，“有些事，你就算知道了，也不能怎么样。你不是第一个知道的，前头七个人都问过。”
“七个都是您租进来的吧。”
“房子空着不租，我吃什么。”
“那您赚得可不多。”我说，“九百一间，一年一万零八百。”
她没接话，转身往楼下走。
我跟到楼梯口，看见她电动车上的塑料筐里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角露出文件的一页，上面有钢印。
她把车推出来，扶着车把，慢慢侧身上去。
就在她上车那两秒，我伸手把信封抽了出来。
封面上是打印的字：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单（复印件）
投保人：陈默。
投保日期：二〇二五年八月九日。
我租这房子是九月一号。
比我搬进来，早了二十三天。
我手指往下滑，找受益人那一栏，那一栏的字被折痕挡住了一半。我正要把纸摊平，一只手从侧面按在了纸上。
她的手很凉，力气出奇地大。
“小伙子。”张淑芬说，“你手别动我的筐。”
第七章
张淑芬把信封拿回去，抽了两次才从手里抽出来。
她把纸抚平，折好，塞回牛皮纸袋里，然后抬头看我。她的眼睛不大，眼角堆着纹路，看人的时候不眨。
“押金给你。”她说。
“我不走。”
“走了清净。”
“我哥叫吴强。”我说。
她的手停在车把上。
楼下的风把棚子上的塑料布吹得啪啪响。她站在那儿，眼睛往下看，看自己的鞋尖，看了大概有十秒钟。
“他跟别人不一样。”她说。
“哪里不一样。”
“他是自己找上我的。”她把电动车支好，慢慢坐直身子，“别人是我找的。”
我手心一凉：“找我这种事，你做了几次。”
“你数过。”
“七个，得有多少钱。”
她没回答。她伸手把外套的第二颗扣子系上，那颗扣子跟别的不一样，颜色深。
“小伙子，我给你算笔账。”她说，“一万八，是我拿的三成。剩下的钱，有的给了他们家里，有的他们自己花完了。你哥那笔，我一分没赚。”
“为什么。”
“因为他没死在我给你安排的地方。”她说，“他死在床上。”
“那也算死。”
“床上的死，保险公司不认。”她拿起车把上的手套，一只一只戴好，“我赔了一万二的丧葬费。”
她走了，电动车从花坛边上拐出去，红色的车身在太阳底下发白。
我在楼下站到中午。
下午我把这栋楼转了一遍。一楼两家，二楼全空，三楼三户，四楼两户，五楼一户，六楼两户。
702的窗户朝南，玻璃上贴着一层旧报纸，报纸已经裂了，露出一块黑。
晚上我没睡。
十一点零五分，我把螺丝刀揣在兜里，爬上七楼。
702的门居然是虚掩着的。门缝里透出来一股味，不是霉味，是消毒水，八四的那种，很冲。
我在门口站了一分多钟，听着自己的心跳。
楼下的声控灯在这时候亮了。
光从楼梯拐角照上来，把走廊的墙照亮了一半。我回头，什么都没有，灯自己又灭了。
我伸手推门。
门往里开的时候没有声音，合页明显上过油。
我手机灯往里一照，照见的第一样东西是鞋。
第八章
屋里没有家具。
我说的没有家具，是真的没有。没有床，没有桌子，没有椅子，连个马扎都没有。水泥地扫得发白，墙角没有一点灰。
地上铺着报纸，铺得整整齐齐，一张挨一张，边角对齐，一直铺到墙根。纸都黄了，有的一碰就掉渣。
报纸上面摆着鞋。
七双。
第一双是女式的黑色平底鞋，鞋头磨得露出白线，鞋跟踩塌了。第二双是胶底解放鞋，四十二码，鞋帮裂了。第三双是一双白色帆布鞋，上面画着两只小熊，一只的小熊耳朵掉了颜色。第四双、第五双、第六双，第七双是一双运动鞋，白色，很新，鞋底还带着纹路。
七双鞋摆成一个圈，鞋头朝里。
圈里头留了个空当，空当的位置上铺着两片纸箱板，压得平平整整，边上拿胶带粘过。纸箱板的大小，正好是一双鞋。
一个穿四十三码鞋的人，站进去正合适。
我蹲下来看，膝盖碰到第一双鞋，那鞋里的灰腾起来一点。
我看清了每双鞋的鞋头都朝着同一个点。
圈中间没有东西。中间就是一片报纸。
我拿手机灯往上照。天花板上有个挂钩，钩子上挂着个黑东西，绳垂下来一尺多长。我站起来凑近，是一台老式收音机，绑了根尼龙绳吊在那儿，天线拉到头。
收音机是开着的，音量拧到最小。
里面在放一种很轻的响，滋啦滋啦，中间夹着两下顿响。
跟我在楼下听见的一模一样。
我把收音机取下来，掂了一下，很轻，背面用记号笔写了一行字：每天十一点，调到有雨的台。
我把它放在地上。
鞋圈外面靠墙的位置，有个鞋盒。鞋盒上印着“回力”两个字，盒子很旧了，四个角都用胶带重新粘过。
我把盒盖掀开。
里面是手机。七部。
不是新手机，都是老的，翻盖的、按键的、屏碎的，型号乱七八糟，一共七部，排得整整齐齐，全部关机，屏幕朝上。
第七部下面压着一张纸，是订阅收据，还有一支笔。
我一部一部按开机键。
前六部开不了机，电池早没了。第七部亮了，屏幕发蓝，显示出电量：三格。
屏幕亮起来的那一秒，我听见自己的牙齿在响。
最后一条，是收件箱里一条没发出去的短信。
收件人：默子。
正文只有三个字：别来了。
第九章
手机背面贴着张星星贴纸，边角卷起来了，跟他那张公交卡上的一模一样。
我按了开机键，屏幕跳出来一个四位数的锁。
我先试了他的生日，不对。又试了母亲的生日，不对。最后我输入我自己的生日，0317。
开了。
屏幕很暗，在黑暗里发蓝。我蹲在报纸上，把手机举到眼前。
主菜单里东西不多，短信，通话记录，相册，还有一段录音。
录音的名字只有一个字：给默。
我的手在发抖，点了两下才点中。
先是两秒钟的空白，接着是呼吸声，粗，不匀，中间夹着一声很轻的咳。
“默子。”我哥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听着。你要是能听着，说明我死了，你也找到这儿了。要不你不会来。”他停了一下，“你要是没找着，那更好。”
我蹲在那儿，一动不动。
“别怕，我死在自己床上，不难看。”他说，“我不疼。”
“这儿的事，你别怪张姐。她那个人，说话难听，其实也没坏到底。这单是我求她的。你哥我这身体，你也知道，透析一次四百二，一周三次，撑不住了。”他笑了一下，“我算过，我这条命值二十四万，比我活着划算。”
“钱你收着。学费交上，别退学。妈那边，我三年没去看她了，你有空去一趟，把坟头那块石头扶正。”
“别烧纸，烧了也没人收。”
他停了很长时间，那段空白里能听见外面的车声。
“默子，我不是不管你。我是管不了了。”
录音到最后，背景里出现另一个声音，很近，像是站在他旁边说的。
“吴先生，最后一步，受益人这里您确认一下，签在这条横线上。”
我哥说：“签这儿？”
那个人说：“对。”
然后录音断了。
四分十一秒。
我坐在702的报纸上，手机捏在手里，屏幕自己黑了。
楼下的声控灯又亮了，光从门缝底下透进来一道细细的白线，正好照在那七双鞋上。
第十章
我回屋把银行卡绑定的流水打出来，打了两页。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一号，入账二十万。十月十九号，入账四万。
我一直以为这是公司赔的。我哥跑货运，挂靠了个小公司，我以为是他出事以后，公司给的补偿。那年我大二，辅导员陪我去的银行，说这钱你留好了。
三年，我花了七万八。学费、住宿、我妈坟上的碑、我哥的丧葬费不够的那一千多，剩下的一直在。
我坐在桌前，看着那两页纸，看到眼睛疼。
晚上九点，有人敲门。三下，很轻。
我开门。是张淑芬。她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站在走廊的暗处。
“你都进去了。”她说。
“进去了。”
“看见鞋了。”
“看见了。”
她点点头，把袋子递给我，我没接。她就把袋子放在门槛上。
“里面是你哥签的字。”她说，“一式两份，他拿了一份。”
“为什么给我。”
“你说他是自己找上你的。”我说，“他为什么找你。”
“那天我在楼下晒被子。”她说，“他从702下来，站在梯子上问我，这楼上是不是死过人。”
“你怎么说。”
“我说死过六个。”她抬眼，“他说，那第七个，多少钱。”
我喉咙里像塞了块布。
“他还问你要二十四万。”
“他自己算的。”她说，“他说透析一年七万，活三年，二十一万，还上不了班，不如一次性给我妹妹……给他弟弟交学费。”
“他这么算的？”
“他算得很清楚。”张淑芬说，“算到一半还笑，说这么算下来，他还赚了。”
我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才想起来吸气。
“你收了多少。”
“一万二。”她说，“你这单，我还没收。”
“多少。”
“一万八。”她低下头，看自己那双手，“我不想做了。楼要拆了，人老了，我想把这几间屋子收拾干净。”
“你现在说这个。”
“我早就想说了。”她说，“可我要是说了，我这十一年就白干了。”
她把塑料袋往门里推了一寸，转身下楼。走了三四级台阶，声音从楼梯间升上来。
“明天上午，你在楼下等我。”
“干什么。”
“有人要见你。”
第十一章
第二天八点半，我下楼。
张淑芬的电动车停在花坛边，人没在车上。她站在早点摊后面，背对着我，跟一个男人说话。
那男人四十来岁，衬衫下摆塞进裤子里，皮鞋擦得很干净。他接过摊主递的豆腐脑，说了声谢谢，转身看见我，笑了一下。
“陈默吧。”他伸出手，“赵明远。”
我握了手。他的手很热，很干。
“保险公司。”他把名片递过来，“理赔调查。”
我们在油条摊的小桌边坐下。他把一次性筷子掰开，磨了两下，动作很自然。
“你查得比前面几个细。”他说，“前面几个，都是到最后一天才知道。”
“你是说，前面七个，都知道。”
“知道一半。”他喝了口豆腐脑，“有的人知道自己买了保险，有的人不知道。”
“张姨说，是她找的人。”
“她找的是位置。”赵明远用筷子点了点桌子，“人是我定的。”
“为什么定我。”
“你干净。”他说，“一个人住，没结婚，工作丢了，社保断了半年，父母都不在了。”
“这不是命。”
“在我们这行,这叫风控。”他纠正自己的说法，“我不是要杀你。我只挑那些本来就活不长的人。你哥那种，透析一年七万，他自己能算出来。我给他算了另一条路。”
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屏幕朝下，录音已经开着。
“那你现在要给我算什么路。”
“两条。”他竖起两根手指。
“第一条，你什么都别做，继续住。十一月十五号那天，你上七楼天台，站在东边那根栏杆前面。我们有人会上去，你会掉下去。赔偿三十万，你家里人没有，这钱也白给。”
“第二条。”
“第二条，你配合。”他身体往前倾了一点，“十五号那天，你得在天台上，但是不能真掉。你抓住栏杆，抓稳，等到有人上来。这单我们认意外，钱下来，一人一半，十五万。你拿十五万走人，我拿我的业绩，张姨收她的尾款。”
我咽了口唾沫。
“我凭什么信你。”
“你不用信我。”他笑了，“你只要记住，你现在已经入了保。你要是就这么走了，这份保单退不掉。你要是报警，查起来，你哥那份也得翻出来。”
“你们补了手续。”
“手续从来是全的。”他说，“我们这行最讲手续。”
我看着他的脸，很普通的一张脸，颧骨上有一块晒斑，眼角的纹路很深。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在慢慢地掰手里的一次性筷子。
“我再问一句。”我说。
“问。”
“我哥那单，你们赚了多少。”
他停下掰筷子的动作，抬头看我。
“没赚。”他说，“那单我亏了。我算错了他能撑的时间，他自己提前选了日子。二十万还没完全下来，他就死在床上了。保险公司只给了丧葬费，我这边还贴了人。”
“贴了谁。”
“贴了我自己。”他把掰断的筷子放在桌上，推过来一张纸，上面打印着时间地点。
“十一月十五号，上午十点，楼顶。”
我点头。
“演得像一点。”他说，“怕是真的怕，人看得出来。”
第十二章
那三天我没怎么睡。
我把能想到的都做了。七部手机拍了照，录音拷了两份，账本纸塑封进一个文件袋。我把这些东西拿给老孙头看，老头把七部手机一部一部端在手里，最后把手机搁回鞋盒，说：“这楼里的事，我一个收废品的不能管。你管。”
我找了个大学同学。他念的是新闻，现在在本地一家纸媒做深度，不太景气，但还在做。
他听我讲了三分钟，把烟按在烟灰缸里，说：“录音我要拷一份。人你千万别自己去。”
十一月十五号，上午九点四十，我上到楼顶。
天台上铺着沥青防水层，鼓了很多包，东侧栏杆是铁的，锈得厉害。风很大，把楼下的塑料袋吹得贴着墙往上爬。
十点整，铁门响了。赵明远上来，身后跟着两个人，穿着深蓝色的马甲，胸口印着评估公司的字，手上提着仪器的箱子。
“就位。”赵明远对我说，声音不大，“抓住栏杆，抓稳。”
我走过去，两只手握住了冰凉的铁管。
那两个人架起仪器，一个拍照，一个拿笔在本子上记。赵明远站在我斜后方，看着手机。
“再等两分钟。”他说，“第三方的人马上到，会在楼底下看。他要拍到你站在边上。”
我握着栏杆，脖子上的汗一直往下淌。
“陈默。”他忽然说，“你别怪我。城里每年有几百个像你哥这样的人死掉，没人记账。我至少给他们记了一笔。”
我说：“我也给你记了一笔。”
他抬头。
铁门又被推开了。
先上来的是两个人，穿的是便装，走得很稳，一句话没说就开始往两边散。赵明远身体僵了一下，回头看我。
我把手从栏杆上松开，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掉了录音，把屏幕对着他。
上面是三天的通话记录，一整排。
“我怕是真的怕。”我说，“演得还行吗。”
他没说话。他看着那两个便衣慢慢过来，脸上那点笑还在，一点一点地散掉。
人带走的时候,他经过我身边，停了一下,声音很低。
“你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下午，楼下围了不少人。老孙头把棚子上的纸壳收起来，一样一样捆好。三楼的周家第一次开了门，出来看了看，又回去。
张淑芬是在一楼被带走的。她没挣扎，走之前抬头看了眼六楼。
“那屋的鞋谁收。”她问。
“我收。”我说。
第二年春天，新民里7号楼拆了。
拆之前我上去了一趟。702的地上还铺着报纸，这次是新换的，还带着油墨味。鞋还剩七双，一双没少，摆成一个圈，鞋头朝里，中间那块纸箱板还在。
我蹲下去，从编织袋里把我哥那双灰扑扑的劳保鞋拿出来，鞋面裂过，用胶粘过，是他自己粘的。
我把它们放进那个空当，鞋头也朝里。
然后我把鞋盒抱下楼，回屋，锁上门。
那个空当，我一直没补。
我知道那是留给我的位置。我也知道，我这辈子不会站进去。
手机里的那条短信我没删。收件人是“哥”，正文两个字：来了。
一直发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