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守义死在自己家里。
六十八岁，退休刑警队长，住在一栋老公安家属楼的二楼。
发现他的是他老伴。
她出去买菜，回来，门从里面反锁。
撬开门，他坐在书房的椅子上，头往后仰，右边太阳穴上有一个洞。
椅子旁边，地上，一把猎枪。
桌上有一张纸，打印的。
纸上写：
陆振国杀我。
陆振国是下午被带走的。
他在城西开五金店，卖锁、合页、水管。
警察去的时候，他蹲在门口给一把锁上油。
“陆振国，跟我们走一趟。”
他把锁放下，用一块布擦手。
“什么事。”
“韩守义死了。”
他抬起头。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他没有说话。
“你昨天晚上，去过他家。”
“去过。”
“几点。”
“八点。”
“几点走的。”
“八点二十。”
“有人证明吗。”
“楼下的监控。”
“监控拍到你八点二十走了。”警察说，“可韩守义是九点半死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他桌上有一张纸，写着‘陆振国杀我’。”
陆振国看着他。
“他写的。”
“打印的。”
“他不会打字。”
“可他会打印。”
陆振国没有说话。
“他的茶杯上有你的指纹。”警察说，“他的桌子上有你的指纹。楼下的邻居说，听见你们吵架。”
“我跟他吵了。”
“吵什么。”
“吵十四年前的事。”
“什么事。”
陆振国低下头。
“沈柏川的事。”
韩守义的家，我去看了。
书房不大，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一把椅子。
书桌上有一台打印机，一摞纸，一个茶杯。
茶杯里有茶，凉了。
椅子是木头的，扶手很宽。
椅子扶手上，有一道勒痕。
勒痕很深，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过。
“这是什么。”我问。
“不知道。”陆小棠说，“法医说，可能是枪的后坐力。”
“枪在哪。”
“地上。”
猎枪在地上，枪管朝门口。
枪托上有一个铁夹子。
夹子是固定在椅子扶手上的。
枪托上的夹子，松了。
枪一响，后坐力把枪从夹子里震出来，掉在地上。
“枪是夹在椅子上的。”我说。
“对。”陆小棠说，“凶手把枪固定在椅子上，对着他，然后开的枪。”
“凶手怎么开的枪。”
“用手。”
“枪离他多远。”
“枪口离他的太阳穴，十厘米。”
“十厘米。”我说，“凶手要站在他旁边，弯下腰，扣扳机。”
“对。”
“可枪上没有别人的指纹。”
“被擦过了。”
“擦过了，为什么还留着夹子。”
陆小棠没有说话。
“夹子是做什么用的。”我说。
“固定枪。”
“固定枪，是为了不用手。”我说，“不用手，怎么扣扳机。”
“用绳子。”
“绳子呢。”
“没找到。”
“找了哪儿。”
“屋里都找了。”
“地上呢。”
“地上有一摊水。”
“水。”
“对。”她说，“椅子底下，一摊水。”
我蹲下去。
椅子底下的地板，有一圈水印。
水印是圆的，直径二十厘米。
水印旁边，有一个铁块。
铁块上系着一截鱼线。
“这摊水，是什么。”
“不知道。”她说，“可能是他打翻的茶。”
“茶杯在桌上。”我说，“离这儿一米。”
“可能是他洒的。”
“洒的，为什么是圆的。”
“你什么意思。”
“冰。”我说，“一块圆冰，放在这儿，化了。”
“冰。”
“冰箱里有冰吗。”
“有。”她说，“冷冻室里有冰格。”
“冰格里，有冰吗。”
“有。”她说，“冻了半格。”
“半格。”我说，“他冻了冰，拿了一块，放在椅子底下。”
“干什么。”
“冰上放一个铁块。”我说，“铁块上系着鱼线，鱼线绕过椅背，系在扳机上。冰化了，铁块落下去，鱼线一紧，扳机就扣了。”
“可冰化了，绳子应该还在。”
“铁块落下去，鱼线被枪打断。”我说，“一截掉在地上，一截还在扳机上。”
“地上没有绳子。”
“有。”我说，“枪管底下，有一截线头。”
“铁块呢。”
“椅子底下。”我说，“水印旁边。”
陆小棠蹲下去。
枪管底下，有一截白色的线头。
“鱼线。”她说。
“鱼线。”我说，“透明的，掉在地上看不见。”
“他用冰，控制了开枪的时间。”
“对。”我说，“他八点二十送走陆振国，九点半开枪。中间七十分钟，冰化了。”
“他怎么知道冰什么时候化。”
“他试过。”我说，“冰箱里有三块冰，两块冻了一半，一块冻实了。他先拿一块小的试，化了四十分钟。他嫌快，又冻了一块大的。”
“他算得很准。”
“他当了一辈子刑警。”我说，“他知道怎么算时间。”
“他为什么要等七十分钟。”
“为了让人以为，是陆振国杀的他。”我说，“陆振国八点二十走，九点半死人。中间没人进去。可枪是九点半响的，人也是九点半死的。”
“陆振国八点二十就走了。”
“对。”我说，“他走了，可他的指纹还在。”
“指纹是他八点来的时候留下的。”
“对。”我说，“韩守义让他来，让他喝茶，让他碰桌子，留下指纹。然后他走了，韩守义摆好枪，放好冰，等冰化。”
“等冰化，开枪。”
“开枪，死。”
“他自杀。”
“他自杀。”我说，“可他布置成了他杀。”
“为什么。”
“因为他要拉一个人下来。”
韩守义的病历，我看了。
胰腺癌，晚期。
医生说，三个月。
“他知道自己要死了。”陆小棠说。
“知道。”
“所以他自杀。”
“他自杀，还要拉一个垫背的。”我说，“他选的是陆振国。”
“为什么选陆振国。”
“因为陆振国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沈柏川是怎么死的。”
韩守义的桌上，有一张打印的纸。
纸上写：陆振国杀我。
“这张纸，是他打印的。”我说，“打印记录上有。昨天晚上九点零五分，他打印了两页。”
“第一页是这张。”
“第二页呢。”
“打废了。”她说，“纸篓里有。”
纸篓里有一张纸，揉成一团。
展开，上面只有半行字：
“沈柏川是我杀的。”
“他打了两次。”我说，“第一次，他打了真话。第二次，他打了假话。”
“真话在哪。”
“不知道。”我说，“他藏起来了。”
“藏什么。”
“藏真话。”我说，“他要在死前，把真话说出来，可他又不想让人轻易找到。”
“为什么。”
“因为他要拉陆振国下来。”我说，“真话是给一个人看的。假话是给所有人看的。”
韩守义的抽屉里，有一个铁盒。
铁盒在抽屉最里面，压在一摞病历下面。
铁盒里有一封信。
手写的，字很抖。
“我快死了。”信上写。
“沈柏川是我杀的。”
“十四年前，他查到了一件事。”
“他查到了我。”
“我让他闭上了嘴。”
“陆振国在楼下。”
“他听见了。”
“他没有上来。”
“他不敢。”
“我死了，这件事就了了。”
“可我不想让他了。”
“我要让他替我背。”
“让他背一辈子。”
落款是韩守义。
日期是昨天。
我把信看了三遍。
“这封信，是他留给自己的。”我说。
“留给谁。”
“留给陆振国。”我说，“也留给沈聿。”
“为什么留给你。”
“因为他知道我会来。”我说，“他知道，沈柏川的儿子，早晚会来。”
陆振国坐在审讯室里，两只手放在桌上。
“韩守义的信，我看了。”我说。
“什么信。”
“他写的。”我说，“他说，沈柏川是他杀的。”
陆振国低下头。
“他说，你在楼下。”
“我在。”
“你听见了。”
“听见了。”
“你没上去。”
“没上去。”
“为什么。”
“因为他给我打了电话。”陆振国说，“他说，你上来，就跟沈柏川一样。”
“他杀了你爸。”我说，“他杀了沈柏川。”
“他杀了。”
“你看着他杀。”
“我没有看着。”他说，“我在楼下。我听见了一声响。我以为是东西掉了。”
“你没上去。”
“我没上去。”
“你第二天，还签了字。”
“我没签。”他说，“签字的是老郑。”
“你没说。”
“我没说。”
“十四年，你都没说。”
“十四年。”他说，“我每天都在想，我要是上去了，会怎么样。”
“会死。”
“会死。”他说，“可我现在，跟死了也差不多。”
“这十四年，你见过韩守义吗。”
“见过一次。”他说，“三年前，在菜市场。”
“他看见你了吗。”
“看见了。”他说，“他跟我点了个头。”
“你怎么办。”
“我走了。”他说，“我绕了一条街。”
“你为什么绕。”
“因为我怕。”他说，“我怕他跟我说对不起。”
“韩守义为什么选你。”
“因为他知道我软弱。”陆振国说，“他知道我不会说。”
“他选错了。”我说，“你说了。”
“我没说。”他说，“是你逼我说的。”
“韩守义也逼了你。”我说，“他用他的死，逼你。”
陆振国没有说话。
“他八点叫你过去，是为了什么。”
“他说，他要死了。”陆振国说，“他说，他想在死前，跟我说一声对不起。”
“你信了。”
“我信了。”他说，“我去了。他给我倒茶。他说，柏川的事，他对不起我。”
“然后呢。”
“然后他说，他死了以后，让我照顾他老伴。”
“你答应了。”
“我没答应。”他说，“我问他，为什么要杀柏川。”
“他怎么说。”
“他说，柏川查到了不该查的事。”
“什么事。”
“他没说。”陆振国说，“他说，你知道了，也活不长。”
“你就走了。”
“我走了。”他说，“我走的时候，他还坐在椅子上，笑着。”
“笑着。”
“笑着。”陆振国说，“他说，振国，你是个好人。”
“好人。”我说，“他让你当好人，当了一辈子。”
陆振国低下头。
老郑来了。
他站在审讯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我退休了。”他说，“退休前，我把这个留下了。”
他把纸袋放在桌上。
里面是一张照片，一个石膏模型，一把锁。
石膏模型上，是一个鞋印。
四十三码。
“这是当年现场的。”老郑说，“沈柏川的书房里，椅子腿底下，有一个鞋印。我取了模，没写进报告。”
“为什么没写。”
“因为韩守义说，不用写。”老郑说，“他说，是自杀。”
“你信吗。”
“我不信。”他说，“可我签了字。”
“你为什么现在拿出来。”
“因为我退休了。”他说，“退休了，就不怕了。”
“你申请重启了吗。”
“申请了。”他说，“今天早上，递上去的。”
他把纸袋推过来。
“这个，给你。”
纸袋里还有一把锁。
旧式的，黄铜色。
“这是书房门上的锁。”老郑说，“我换下来的。”
“你换的。”
“韩守义让我换的。”他说，“他说，锁坏了。”
“锁没坏。”我说，“锁能从外面锁。”
“对。”老郑说，“我换了锁，把旧锁留下了。”
“十四年前的那件事，还有一个人知道。”我说。
“谁。”
“许长林。”
陆振国抬起头。
“你怎么知道许长林。”
“因为有人告诉我。”我说，“一个读者。”
许长林，十四年前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
死在监狱里，十年了。
他的案子，是沈柏川查的。
案子很怪。
死者是一个包工头，被捅了三刀，死在工地。
许长林是工地的看门人。
他没有前科，没有动机，没有凶器。
可他认了。
他认了，判了。
沈柏川查了这个案子。
他查到，包工头死的那天晚上，还有一个人在工地。
那个人，是韩守义的儿子。
韩守义的儿子，赌钱，欠了包工头的钱。
那天晚上，他去要钱，起了争执，捅了包工头。
韩守义把儿子送走了。
然后他找了许长林。
许长林的老婆生病，需要钱。
韩守义给了他一笔钱，让他认罪。
许长林认了。
沈柏川查到了。
他找到了证据。
证据是一把钥匙。
工地的仓库钥匙。
许长林说，那天晚上，仓库的门锁着，他进不去。
可沈柏川查了锁。
锁是好的。
钥匙只有两把。
一把在包工头身上。
一把在韩守义儿子的口袋里。
沈柏川找到了那把钥匙。
他准备报。
然后他死了。
“许长林在里面，一直申诉。”
“申诉了几年。”
“八年。”许念说，“他写了三百多封信。”
“有人回吗。”
“回过一封。”他说，“让他好好改造。”
“他死在监狱里。”
“死在监狱里。”许念说，“肝癌。他没钱治。”
“你妈呢。”
“我妈在我爸进去的第三年，走了。”他说，“她走的时候，我十五岁。”
“那把钥匙呢。”我问。
“在这儿。”
说话的人，站在门口。
三十多岁，瘦，穿一件深色外套，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
围巾拉到鼻子上面，只露出一双眼睛。
他走进来，把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一把旧钥匙。
不是书房钥匙。
是一把仓库钥匙，钥匙柄上缠着一圈胶布。
胶布上写着三个字：
三号库。
“你是许念。”我说。
“我是。”
“许长林的儿子。”
“是。”
“你是读者。”
“是。”
他把围巾拉下来。
脸上有一道旧疤，从左边嘴角一直到耳根。
他放钥匙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左手小指，缺了一截。
“这把钥匙，是沈柏川的。”他说，“他在韩守义儿子的口袋里找到的。”
“徐长庚是你什么人。”
“我师父。”他说，“我跟他学配钥匙。”
“你为什么要学配钥匙。”
“因为我想进那间书房。”他说，“我想看看，我爸的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进去了吗。”
“没有。”他说，“我师父不让我进。他说，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他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那把锁。”他说，“他说，那把锁，从外面能锁。”
“那页纸上，写着‘他不是顶罪的那个’。”我说。
“是。”
“那个‘他’，是谁。”
“是我师父。”许念说，“徐长庚。”
“为什么写他。”
“因为沈柏川查到最后，发现我师父不是顶罪的人。”他说，“我师父只是配了一把钥匙。顶罪的是我爸。”
“你爸为什么要顶罪。”
“因为钱。”他说，“因为我妈要治病。”
“你师父死前，有一个人去找过他。”我说。
“我知道。”许念说，“他跟我说过。”
“谁。”
“一个围围巾的人。”他说，“我师父说，那个人问他，那把锁，还有没有别人知道。”
“他说什么。”
“他说，没有了。”许念说，“那个人走了。一个月以后，我师父查出肺癌。”
“那个人，是韩守义。”
“是。”许念说，“我师父到死，都不知道他是谁。”
“你父亲的事，你查到了什么。”
“我查到了韩守义。”他说，“我查到他儿子。我查到那把仓库钥匙。”
“你为什么不报警。”
“我报了。”他说，“我十八岁那年，去派出所，说了。他们把我赶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是许长林的儿子。”他说，“因为我爸认了罪。”
“后来呢。”
“后来我找到了沈柏川。”他说，“我把钥匙给他看。他说，他信我。”
“那是哪一天。”
“三月十六号。”他说，“他死的前一天。”
“你去找他，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他帮我。”他说，“他说，他会查。他让我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他死了。”
“死了。”他说，“我第二天早上才知道。”
“你那天晚上，在哪。”
“我在楼下。”他说，“我一点多就去了。”
“你为什么一点多去。”
“我睡不着。”他说，“我想早点去，等他醒。”
“你在哪等。”
“楼梯底下。”他说，“三楼和四楼之间的拐角。”
“你听见什么了。”
“听见楼上有人说话。”他说，“两个人。一个是沈柏川，一个是韩守义。”
“说什么。”
“听不清。”他说，“他们吵起来了。”
“后来呢。”
“后来，一声响。”他说，“像什么东西倒了。”
“然后呢。”
“然后就没声音了。”他说，“过了很久，有人下楼。”
“谁。”
“韩守义。”他说，“我从楼梯缝里看见的。”
“几点。”
“三点多。”他说，“天还黑着。”
“他看见你了吗。”
“没有。”他说，“我躲在楼梯底下。”
“你看见陆振国了吗。”
“看见了。”他说，“他站在单元门口，抽着烟，手在抖。”
“他什么时候来的。”
“我不知道。”他说，“我下来的时候，他就在那儿。”
“你上去了吗。”
“没有。”他说，“我跑了。”
“为什么跑。”
“因为我怕。”他说，“我那年十九岁。”
“你跑了以后，去了哪。”
“我回家了。”他说，“我把钥匙藏在床底下。第二天，我听说沈柏川自杀了。”
“你信吗。”
“我不信。”他说，“可我不敢说。”
“十四年，你一直没说。”
“没说。”他说，“我一直在看。”
“看什么。”
“看你。”他说，“看你破案。看你查你爸的案子。”
“你看了多久。”
“十四年。”他说，“你出的每一本书，我都买了。”
“你为什么买。”
“因为我想知道，你像不像你爸。”他说，“你像。”
“哪里像。”
“你较真。”他说，“你爸也较真。较真的人，活不长。”
“那些记号，是你留的。”
“是我。”
“为什么。”
“因为我想让你看见。”他说，“我想让你知道，有人在看。”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因为我不敢。”他说，“也因为，我想看看，你能不能自己走到这一步。”
“现在呢。”
“现在你走到了。”他说，“我把钥匙给你。”
“这是哪儿的钥匙。”
“你爸书房的。”他说，“徐长庚换的那把锁的钥匙。他给了你爸一把，自己留了一把。”
“他为什么留一把。”
“因为他怕。”许念说，“他怕有一天，有人要开门。”
“那把锁，从外面能锁。”
“能。”他说，“他换的锁，是那种从外面一拉就锁上的。不用钥匙。”
“所以，杀你爸的人，从外面锁了门。”
“对。”他说，“他杀了人，从门出去，一拉，门就锁了。然后他把钥匙，塞回你爸的裤兜里。”
“可钥匙在他裤兜里，门是锁的，所有人就以为，是从里面锁的。”
“对。”
“谁把钥匙塞回去的。”
“韩守义。”许念说，“他杀了人，锁了门，然后把钥匙塞回你爸的裤兜里。”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见了。”他说，“我在楼梯底下，看见他从书房出来，蹲下去，往你爸的裤兜里塞东西。”
“你看见了他的脸。”
“看见了。”他说，“他下楼的时候，帽子掉了。我看见了。”
“你为什么当时不说。”
“我不敢。”他说，“我十九岁。我爸在监狱里。我妈有病。我要是说了，我活不到今天。”
“你现在敢说了。”
“现在他死了。”许念说，“他死了，我就不怕了。”
“你怕了十四年。”
“怕了十四年。”他说，“我每天晚上，都梦见那间书房。”
“你没想过，来找我。”
“想过。”他说，“我到你楼下站过好几次。”
“为什么不上去。”
“因为我怕你问我，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不上去。”他说，“我答不出来。”
“你现在答得出来吗。”
“答得出来。”他说，“因为我怕死。”
“你十九岁。”
“十九岁，也怕死。”他说，“你爸死的时候，三十八岁。他也没想到会死。”
“你梦见什么。”
“梦见门开了。”他说，“我站在门外，看见你爸坐在里面。他看着我，说，你进来。”
“你进去了吗。”
“没有。”他说，“我每次都跑。”
“现在呢。”
“现在我不跑了。”他说，“我跑了十四年，跑不动了。”
“现在呢。”
“现在我想进去。”他说，“我想看看，那间屋子，到底是什么样。”
我把那把钥匙拿起来。
黄铜的，很旧，木牌上的字磨得发亮。
“这把钥匙，能打开那间书房吗。”
“不知道。”许念说，“房子卖了。锁可能换了。”
“我们去看看。”
沈柏川的老房子，在城西，一栋六层的老楼。
四楼，朝北。
门是新换的，铁门，防盗锁。
“锁换了。”许念说。
“换了。”
“钥匙没用了。”
“不一定。”我说。
我敲了门。
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
“你们找谁。”
“这房子，以前是不是姓沈的住。”
“是。”她说，“我买了十几年了。”
“书房还在吗。”
“在。”她说，“我没动。我不会动别人的书房。”
“能看看吗。”
她让我们进去。
书房不大，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一扇朝北的窗。
书桌还在原来的位置。
书架上的书，空了。
“这间屋子，一直空着。”老太太说，“我放些杂物。”
“门锁，换过吗。”
“换过。”她说，“我搬进来的时候，换了一把。”
“旧锁呢。”
“扔了。”
“扔哪儿了。”
“不知道。”她说，“十几年了。”
我把那把黄铜钥匙拿出来。
“这是旧锁的钥匙。”
“没用了。”老太太说。
“我知道。”我说，“我就是想试试。”
我走到书房门口。
门是新的，锁是新的。
我把钥匙插进去。
插不进去。
钥匙比锁孔大。
“我说了，没用了。”老太太说。
我把钥匙拔出来。
“这间屋子，我能待一会儿吗。”
“待吧。”她说，“我出去买菜。”
她走了。
屋里只剩我一个人。
书架上还有几本旧书。
我抽出一本。
是一本《刑法》。
扉页上，有一个签名。
沈柏川。
我翻开。
书里有很多铅笔线。
有一页，折了一个角。
那一页上，写着“正当防卫”四个字。
旁边有一行小字，是我父亲的字：
“有些事，不能等。”
我站在书房门口。
十四年前，我父亲死在这间屋子里。
门从里面反锁。钥匙在他裤兜里。
所有人都说，是自杀。
现在我知道，不是。
韩守义杀了他。
他从门出去，一拉，门锁了。
然后他把钥匙塞回我父亲的裤兜。
他让这间屋子，看起来像一个密室。
他做了十四年。
十四年，没有人看出来。
直到他死。
他死的时候，又布置了一次。
这一次，他布置的是自己的死。
他把自己的死，布置成陆振国的罪。
他用一块冰，一根鱼线，一把猎枪。
他等了七十分钟。
他让陆振国八点二十走，九点半开枪。
他让所有人都以为，是陆振国杀的他。
他成功了。
陆振国被带走了。
可他没有算到一件事。
他算到了陆振国的指纹，算到了邻居的证词，算到了那张打印的纸。
他没有算到，枪管底下，会留一截鱼线。
他也没有算到，椅子底下，会留一摊水。
他更没有算到，有一个人，会站在门外，看了十四年。
我把那把钥匙放在书桌上。
钥匙开不了这扇门。
可它开了一扇别的门。
十四年前，我父亲在等一个人。
他等的人，来了。
那个人，站在门外，看了十四年。
现在，他进来了。
我走到窗边。
窗外是北墙。
四米高。
墙上没有脚印。
因为人是从门出去的。
我转过身。
书桌上，那把钥匙还在。
我把它拿起来，放进口袋。
然后我走出书房，把门带上。
门没有锁。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门。
十四年，我第一次，站在门外面。
不是等门开。
是知道，门里面，是什么。
我站了很久。
然后我拿出手机，给陆小棠打了个电话。
“案子结了。”
“结了。”她说，“陆振国放了。”
“韩守义的呢。”
“他死了。”她说，“死了，就结不了案了。”
“结不了，也得结。”我说，“他杀了人，得有人记着。”
“记着的人，是你。”
“是我。”我说，“还有一个人。”
案子结了以后，陆振国被放了。
包庇罪，过了追诉期。
他没有被起诉。
他把五金店关了。
“我不配卖锁。”他说。
“你要去哪。”
“回老家。”他说，“种点菜。”
“你早就想回去了。”
“早就想了。”他说，“可我不敢回。”
“为什么。”
“因为回去，就得想起以前的事。”他说，“在这儿，我还能骗自己，说我在等。”
“等什么。”
“等你来。”他说，“等你来问我。”
“我没问你。”
“你问了。”他说，“你问的时候，我就知道，等到了。”
他背着一个包，走了。
走到路口，他停下来。
“沈聿。”
“嗯。”
“你爸死的那天晚上，我在楼下。”他说，“我听见他喊了一声。”
“喊什么。”
“喊我的名字。”他说，“他喊，振国。”
“你上去了吗。”
“没有。”他说，“我跑下楼。我在楼下站了一夜。”
他转过身，走了。
我站在路口，看着他的背影。
他走了十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他继续走。
背影越来越小。
最后，拐进了巷子。
我没有追。
十四年前，他没上去。
十四年后，他还是没上去。
可这一次，他把话说完了。
许念在城西开了一家锁铺。
“徐记锁铺”的招牌，他重新挂上了。
“你不怕吗。”我问他。
“怕什么。”
“怕有人来找你。”
“没有人会来找我。”他说，“韩守义死了。陆振国走了。老郑退休了。”
“你呢。”
“我留在这儿。”他说，“我师父的铺子，总得有人开。”
“你还画那个记号吗。”
“不画了。”他说，“你看完了。”
“看完了。”
“那就不画了。”
他低下头，配一把钥匙。
机器响着，铁屑往下掉。
“你爸的案子，结了。”他说。
“结了。”
“你妈呢。”
“我妈走得早。”我说，“她不知道这些事。”
“她不知道，也好。”
他把配好的钥匙放在柜台上。
“这把，送你。”
“什么钥匙。”
“你爸书房的。”他说，“我照旧锁配的。”
“旧锁不是扔了吗。”
“我师父留了一把。”他说，“他什么锁都留。”
我把钥匙拿起来。
黄铜的，很新，木牌上刻着两个字：
书房。
“这把，能开吗。”
“开不了。”他说，“你家的锁，早换了。”
“那你给我干什么。”
“留着。”他说，“留着，就知道，门是能开的。”
我把钥匙收好。
“许念。”
“嗯。”
“你爸的案子，能翻吗。”
“能。”他说，“韩守义死了，他儿子还在。”
“他儿子在哪。”
“不知道。”他说，“跑了十几年了。”
“你想找他吗。”
“想。”他说，“可我不想再跑十几年了。”
“那就慢慢找。”我说，“我帮你。”
我把手插进口袋。
口袋里有一张照片。
一九九八年，建设街。
我父亲站在警戒线外面，两手插在口袋里。
他等的那个人，十四年后，来了。
走出锁铺的时候，天快黑了。
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摸了摸口袋。
口袋里有两样东西。
一把钥匙。
一张纸条。
纸条上是那个记号。
一个圆，圆里三道竖线。
铅笔画的，很直。
我站在路灯底下，看着那个记号。
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它折好，放回口袋。
往家走。
家里有一本书。
《罪与罚》。
书的第三页，夹着另一张纸条。
“你记得的，不一定发生过。”
我把两张纸条放在一起。
一张，是十四年前的。
一张，是今天的。
一张写着“读者”。
一张画着记号。
我把书合上。
窗外，天黑了。
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坐在桌前，拿出那本笔记。
我父亲的笔记。
最后一页，那个记号还在。
一个圆，圆里三道竖线。
铅笔画的，很直。
我拿起笔。
在记号下面，写了一行字。
写完，我把笔记合上。
那行字是：
“爸，我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