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岚来找我的时候，带了一个塑料袋。
袋子里是一个存折，一张死亡证明，一本护理记录。
“我妈死了。”她说。
“什么时候。”
“三个月前。”她说，“六月十七号。”
“死在哪。”
“安寿养老院。”她说，“她在那里住了四年。”
“死因是什么。”
她把死亡证明推过来。
上面写着：急性心肌梗死。
下面签着一个名字：严德昌。
“他是养老院的医生。”她说，“二十年的老医生。”
“你觉得有问题。”
“我妈没有心脏病。”她说，“她有糖尿病，控制得很好。”
“糖尿病也会心梗。”
“我知道。”她说，“可她的存折，死后的第三天，被人取空了。”
她把存折翻开。
十八万，取了三笔，最后一笔是零。
“谁取的。”
“监控拍到一个人。”她说，“戴着帽子，戴着口罩。”
“认识吗。”
“不认识。”她说，“警察说，密码是对的，取款正常。”
“密码谁知道。”
“我知道。”她说，“还有那个医生。”
“你妈告诉他的。”
“我妈前一天给我打电话。”周岚说，“她说，严医生让她把存折交给他保管，说她记不住密码。”
“你妈记不住密码吗。”
“她记得。”周岚说，“她连我生日都记得。”
“那她为什么交。”
“因为她信他。”她说，“我们全家都信他。”
“你妈在养老院，住得怎么样。”
“挺好的。”她说，“她不愿意跟我住。她说，养老院有人说话。”
“你多久去看她一次。”
“每个星期。”她说，“星期天，我带孩子去。”
“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六月十六号。”她说，“星期天。”
“她怎么样。”
“很好。”她说，“她还跟我说，等她走了，房子留给我。”
“她说了这个。”
“说了。”周岚说，“她说，她已经跟严医生说了，让他帮忙办。”
“办什么。”
“办过户。”她说，“她说，严医生认识人，办得快。”
“她为什么要把房子过户。”
“她说，怕以后麻烦。”周岚说，“她信严医生。”
“你信吗。”
“我那时候信。”她说，“我现在不信了。”
安寿养老院在城北，一栋四层小楼，白墙，铁门。
门口有一块牌子：安寿养老院，二十年老院。
院子里有几个老人坐在轮椅上晒太阳。
护工推着轮椅，慢慢走。
院长赵金宝五十五岁，胖，头发梳得很整齐。
“周秀英的事，我们很遗憾。”他说，“老太太人很好。”
“她的死因。”
“心梗。”他说，“严医生签的字。”
“有没有做尸检。”
“没有。”他说，“家属没要求。”
“为什么没要求。”
“严医生说，老太太年纪大了，心梗，很常见。”他说，“家属就信了。”
“你们养老院，这几年死了多少人。”
他停了一下。
“老人嘛。”他说，“一年总有几个。”
“几个。”
“我没数过。”他说，“你要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
“我们这儿是正规的。”他说，“医生有执照，护工有证。”
“严医生在吗。”
“在。”他说，“他今天来查房。”
严德昌六十五岁，瘦，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很慢。
白大褂洗得很干净，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
“周秀英，我记得。”他说，“糖尿病，控制得不错。”
“她死的那天晚上，你在吗。”
“在。”他说，“护工给我打电话，说她不舒服，我过来了。”
“几点。”
“两点左右。”
“你看见什么了。”
“出汗，心慌，说胡话。”他说，“低血糖。”
“你给她打了什么。”
“葡萄糖。”他说，“静脉推注。”
“后来呢。”
“后来她睡了。”他说，“我走的时候，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她死了。”
“心梗。”他说，“低血糖诱发的心梗。”
“你签的死亡证明。”
“我签的。”他说，“我是她的医生。”
“你给她打过胰岛素吗。”
他抬起头。
“她是二型糖尿病，口服药。”他说，“不用胰岛素。”
“养老院的药柜里，有胰岛素吗。”
“有。”他说，“三号床的老陈，用胰岛素。”
“钥匙谁有。”
“我和院长。”他说。
“药柜的台账，谁记。”
“护工记。”他说，“我签字。”
我去找了那天晚上的护工。
王丽，四十岁，在安寿干了六年。
“那天晚上，是我值班。”
“你看见什么了。”
“周阿姨那天晚上不对劲。”她说，“出汗，衣服都湿透了，嘴里说胡话。”
“说什么。”
“听不清。”她说，“我给她量了血糖，二点一。”
“二点一。”
“低。”她说，“正常是四点以上。”
“然后呢。”
“我给严医生打电话。”她说，“他来了，给周阿姨打了一针。”
“什么针。”
“他从自己包里拿的。”她说，“我没看清。”
“他没说打什么。”
“他说，葡萄糖。”她说，“他说，打一针就好了。”
“你信了。”
“我信了。”她说，“他是医生。”
“你记在护理记录上了吗。”
“记了。”她说，“血糖二点一，严医生到，予葡萄糖静推。”
“他签字了吗。”
“签了。”
“第二天的记录呢。”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去查房。”她说，“周阿姨没气了。”
“你叫了谁。”
“叫了院长，叫了严医生。”她说，“严医生说，心梗，不用送医院了。”
“不用送医院。”
“他说，人已经走了，送也没用。”她说，“他开了死亡证明。”
“你当时怎么想。”
“我没想。”她说，“我吓坏了。”
“严医生那天晚上，什么样子。”
“跟平时一样。”她说，“不急不慢。”
“他带了什么。”
“一个黑色的包。”她说，“医药箱。”
“他进去多久。”
“十几分钟。”
“他出来的时候，说了什么。”
“他说，没事了，睡了。”她说，“他让我别进去，说让她睡。”
“你听他的了。”
“听了。”她说，“他是医生。”
“你后来进去过吗。”
“没有。”她说，“直到早上六点。”
“中间三个半小时，你没进去。”
“没有。”她说，“我不敢。”
“你现在怎么想。”
她低下头。
“我有时候想。”她说，“那天晚上，周阿姨说的那句话。”
“哪句话。”
“她说，我不打针。”王丽说，“她说，严医生，我不打。”
“你跟警察说了吗。”
“说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老人糊涂了。”她说，“说的话不能信。”
周秀英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
李桂芳，八十二岁，同屋，耳朵背。
“周秀英，你记得吗。”
“记得。”她说，“她走了。”
“她走的那天晚上，你听见什么了。”
“听见她说话。”她说，“她说，不打针。”
“还听见什么。”
“听见门响。”她说，“有人进来。”
“谁。”
“没看清。”她说，“我睡了。”
“你听见她喊了吗。”
“喊了。”她说，“她喊，严医生，我不打。”
“你为什么不叫护工。”
“我耳朵背。”她说，“我以为她做梦。”
“你跟警察说了吗。”
“说了。”她说，“他们说我听错了。”
“你听错了吗。”
她看着我。
“我耳朵背。”她说，“可我听见了。”
养老院的护理记录，我看了三遍。
周秀英的血糖，一天测四次。
六月十六号，白天三次，正常。
六月十七号，凌晨两点，二点一。
凌晨两点十分，严德昌到，予葡萄糖静推。
凌晨两点半，血糖三点八。
早上六点，死亡。
“血糖三点八，已经上来了。”我说。
“上来了。”陆小棠说，“可她还是死了。”
“她不是死于低血糖。”
“那是什么。”
“是低血糖之后的那一针。”我说，“她本来已经缓过来了。”
“你是说，严德昌后来又打了一针。”
“护理记录上没有。”我说，“可他第二天早上六点才到，中间三个半小时，没人看着。”
“监控呢。”
“养老院的大门有监控。”她说，“凌晨一点五十，严德昌进去。两点半，出来。”
“他出来的时候，周秀英还活着。”
“活着。”她说，“血糖三点八。”
“他为什么两点半走。”
“他说，她睡了。”
“他走了以后，谁进去过。”
“没人。”她说，“护工在值班室，监控没拍到人。”
“窗户呢。”
“三楼，关着。”
“那就是他。”我说，“他两点半走的时候，可能没有走。”
“什么意思。”
“他走了，又回来了。”我说，“从楼梯。楼梯没有监控。”
“你凭什么这么说。”
“凭药柜。”我说，“药柜的台账，六月十七号，少了两支胰岛素。”
“胰岛素是给三号床老陈的。”
“老陈那天没用。”我说，“他的血糖正常，护工没给他打。”
“那两支胰岛素，去哪了。”
“一支，用在周秀英身上。”我说，“另一支，他带走了。”
“带走去哪。”
“给下一个人。”
养老院的药柜在一楼，铁皮柜，两把锁。
一把钥匙在院长手里，一把在严德昌手里。
台账是手写的，护工记，医生签字。
我翻到六月十七号。
胰岛素，诺和灵，开封一支，余三支。
六月十八号，余一支。
“一天少了两支。”
“护工说，她没动过。”陆小棠说，“她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周秀英死了，她害怕。”
“严德昌怎么说。”
“他说，他拿了一支，给周秀英。”
“另一支呢。”
“他说，他记错了。”
“记错了。”
“他说，可能本来就只有一支。”
“台账上是三支。”
“他说，台账记错了。”
“谁记的。”
“护工。”
“护工说没记错。”
“对。”
“那就是他拿了。”
我去了一趟银行。
周秀英的存折，六月十八号，第一笔，六万。
六月十九号，第二笔，七万。
六月二十号，第三笔，五万。
三笔，都是柜台取的。
“柜台取款，要本人身份证。”我说。
“代理人也可以。”银行的人说，“有委托书，有密码。”
“委托书呢。”
“在这儿。”
委托书上是周秀英的签名，歪歪扭扭。
日期是六月十六号，她死的前一天。
“这个签名，是她签的吗。”
“我们看不出来。”银行的人说，“有身份证，有密码，有委托书，我们就办。”
“代理人是谁。”
“严小军。”他说，“身份证号在这儿。”
严小军，三十五岁，严德昌的儿子。
无业，有赌债。
“取款的监控，还在吗。”
“在。”他说，“三个月，还没覆盖。”
监控里，一个男人，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站在柜台前。
他递进去一张存折，一张身份证，一张委托书。
他签字的时候，右手拿笔。
“严小军是左撇子。”陆小棠说，“我查了，他有前科，笔录上写的是左利手。”
“这个人用右手。”
“不是严小军。”
“是谁。”
“你看他的手表。”我说。
监控里，那个人的手腕上，露出一块表。
金色的，表盘很大。
“严德昌有一块这样的表。”陆小棠说，“我见过。”
“他儿子替他取钱。”我说，“他自己去取周秀英的钱。”
“可委托书上是周秀英的签名。”
“签名是假的。”我说，“他当了二十年医生，签过的字比谁都多。”
“他模仿一个老太太的字。”
“很容易。”我说，“老太太的字，本来就抖。”
周秀英的房子，在城西，一个老小区，五十平米。
她死了以后，房子被过户了。
过户的依据，是一份赠与协议。
协议上写着，周秀英自愿把房子赠与严小军。
见证人一栏，签着一个护工的名字。
日期是六月十六号，她死的前一天。
“这个护工，是谁。”
“刘姐。”陆小棠说，“在安寿干了八年。”
“她怎么说。”
“她说，她没签过。”陆小棠说，“她说，那个签名不是她的。”
“她见过这份协议吗。”
“没有。”她说，“她说，六月十六号那天，她休息，不在院里。”
“那签名是谁签的。”
“严德昌。”我说，“他会签很多人的名字。”
“他为什么要赠与给严小军。”
“因为严小军欠了钱。”我说，“赌债，四十万。”
“他替儿子还债。”
“他杀了一个老太太，拿她的房子，还他儿子的赌债。”
“不止一个。”陆小棠说。
她把一摞纸放在桌上。
“安寿养老院，五年，死了十七个人。”她说，“全部由严德昌签死亡证明。”
“全部是自然死亡。”
“全部是。”她说，“心梗，脑出血，肺部感染。”
“全部没有尸检。”
“全部没有。”她说，“家属都信他。”
“全部有存款。”
“十七个里，有十一个，死后一周内，存款被取空。”她说，“取款人，都是严小军。”
“全部有房产。”
“有四个，房子过户了。”她说，“过户对象，都是严小军。”
“全部有委托书。”
“全部有。”她说，“签名都是老人的，见证人都是院里的护工。”
“护工签了吗。”
“有两个签了。”她说，“她们说，严医生让她们签，她们就签了，没看内容。”
“另外两个呢。”
“没签。”她说，“签名是假的。”
十七张死亡证明，我一张一张看。
死亡原因，各不相同。
死亡时间，都在凌晨。
签名，都是同一个人。
严德昌。
“十七个人。”我说，“五年。”
“平均一年三个多。”陆小棠说，“养老院，这个数字不算离谱。”
“这十七个人，有什么共同点。”
“有。”陆小棠说，“六十岁以上，有存款，有房子，子女不在身边，或者子女不管。”
“都是没人撑腰的。”
“对。”她说，“有一个，儿子在国外，三年没回来。”
“有一个，女儿跟她断了来往。”
“有一个，没有子女。”
“严德昌怎么选的人。”
“他查房的时候，跟老人聊天。”她说，“聊着聊着，就知道谁有钱，谁没人管。”
“他还知道什么。”
“知道她们的密码。”她说，“老人记不住密码，都告诉他。”
“所以他不只是医生。”
“他还是她们的保管人。”她说，“存折，身份证，房产证，都在他那儿。”
“所以没人怀疑。”
“没人怀疑。”她说，“他是老医生，二十年的口碑。”
“他的方法，是什么。”
“胰岛素。”她说，“低血糖，症状像心梗，像中风，像老糊涂。”
“老人出汗，说胡话，护工以为是老年痴呆。”
“对。”她说，“他给老人打一针胰岛素，血糖掉下去，人昏迷，死亡。”
“死亡证明上写心梗。”
“对。”
“尸检能查出来吗。”
“能。”她说，“可他从来不让人尸检。他说，老人年纪大了，没必要。”
“家属为什么听他的。”
“因为他是医生。”陆小棠说，“因为家属信任他。”
“因为他说的，都是真的。”
“什么真的。”
“老人确实有糖尿病，确实低血糖，确实心梗。”我说，“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可拼起来，是假的。”
“对。”我说，“他把真的症状，拼成了一个假死因。”
“所有人的证词都是真的。”陆小棠说，“护工看见的，同屋听见的，家属知道的，都是真的。”
“可它们拼在一起，就是一个自然死亡。”
“他是怎么被发现的。”
“因为周岚。”我说，“因为她不信。”
“因为一个存折。”
“因为十八万。”我说，“他太急了。”
“他以前，都是等一个月再取。”陆小棠说，“这次，第三天就取了。”
“为什么。”
“因为他儿子逼他。”她说，“赌债到期了。”
“急了，就露了。”
我去找了严德昌。
他在社区诊所里，给一个老人量血压。
“严医生。”
“你来了。”他说，“周秀英的事，我说过了。”
“我知道。”我说，“我今天来，是问另外十六个人。”
他的手停了一下。
“什么十六个人。”
“安寿养老院，五年，十七份死亡证明。”我说，“你签的。”
“老人死亡，很正常。”
“正常。”我说，“可她们的存款，不正常。”
“她们的存款，我不知道。”
“严小军知道。”我说，“他取了十一个老人的钱，过户了四个老人的房。”
“那是我儿子的事。”
“委托书上的签名，是你签的。”我说，“见证人的签名，也是你签的。”
“你凭什么说是我。”
“凭这个。”
我把监控截图放在桌上。
“六月十八号，银行柜台。”我说，“戴帽子，戴口罩，右手拿笔，戴一块金表。”
“这块表，是你的。”
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
表在。
“我儿子让我去的。”他说，“他说，他不敢去。”
“所以你去取一个死人的钱。”
“她生前说，把钱给我。”
“她什么时候说的。”
“六月十六号。”
“有别人听见吗。”
“没有。”
“有录音吗。”
“没有。”
“有字据吗。”
“有委托书。”
“委托书上的签名，是你签的。”我说，“银行的人说，老太太的签名，抖得厉害。”
“她老了。”
“她老了，可她前一天还在给女儿打电话。”我说，“她说，严医生让她把存折交给他保管。”
“她记不住密码。”
“她记得。”我说，“她女儿的生日，她记得。她自己的密码，她也记得。”
“你胡说。”
“周秀英的血糖，那天晚上已经升到三点八。”我说，“她缓过来了。”
“她心梗了。”
“她不是心梗。”我说，“她是又被打了一针。”
“护理记录上没有。”
“护理记录上没有，可药柜的台账上有。”我说，“六月十七号，少了两支胰岛素。你说，你只用了一支。”
“另一支，我记错了。”
“另一支，你带走了。”我说，“你第二天早上六点才去，中间三个半小时，你从楼梯回去，又给她打了一针。”
“你有证据吗。”
“有。”我说，“她左胳膊上，有两个针眼。”
“尸检做了吗。”
“做了。”我说，“周岚上个月申请的。开棺。”
“尸体火化了。”
“没有。”我说，“周岚没火化。她说，她不信。”
“法医在她的左上臂，找到两个针眼。”我说，“一个，是你两点钟打的。另一个，是四点左右打的。”
“两个针眼，不能说明什么。”
“能。”我说，“第二个针眼周围的组织，胰岛素浓度很高。”
“胰岛素会降解。”
“会。”我说，“可刚打进去的时候，不会。”
“三个月了。”
“冷藏保存，能查出来。”我说，“法医说，第二个针眼的胰岛素，是致死量。”
“第一个针眼呢。”
“第一个针眼的胰岛素，量不大。”法医说，“不足以致死。”
“说明他第一次打，只是想让她昏过去。”
“对。”法医说，“他没想到，她会醒。”
“她醒了，他就回来，打了第二针。”
“对。”
“她中间醒过吗。”
“醒过。”法医说，“她的指甲里有床单的纤维。她抓过床单。”
“她知道自己要死了。”
“她可能知道。”法医说，“也可能只是难受。”
严德昌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十七个人。”我说，“你杀了十七个。”
“她们老了。”他说。
“她们的钱，我拿了。”
“我儿子欠了债。”
三句。
案子结了以后，周岚来拿她母亲的遗物。
一个布包，几件衣服，一个存折。
存折里没有钱。
“这个，给你。”
她把一张照片递给我。
周秀英，七十多岁，坐在养老院的院子里，笑着。
“她最后一张照片。”周岚说，“养老院拍的。”
“她看起来很好。”
“她那天很好。”周岚说，“她还跟我说，严医生人好。”
“她信他。”
“我们都信他。”
她把照片收好。
“十七个人。”她说，“他杀了十七个。”
“不止十七个。”我说，“可能还有。”
“为什么没人发现。”
“因为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我说，“老人确实有病，确实会死，确实不用尸检。”
“就因为这个。”
“就因为这个。”
她站起来。
“我妈的骨灰，我领回来了。”她说，“我给她买了块地。”
“在哪儿。”
“城西。”她说，“能看见她以前的房子。”
她走了。
案子结了以后，我去了一趟城西。
徐记锁铺，在一条老街上。
门关着，卷帘门生了锈。
门口的招牌还在，木头做的，字是手刻的。
徐长庚。
隔壁是一个修鞋摊。
“徐师傅呢。”
“死了。”修鞋的说，“十年了。”
“他家里还有人吗。”
“有个女儿。”他说，“在城东，当老师。”
“叫什么。”
“徐静。”
“有地址吗。”
“没有。”他说，“你去城东的小学问问。”
徐静在城东第三小学教语文。
四十二岁，戴眼镜，说话很轻。
“你是沈聿。”
“是。”
“我爸说过你。”
“他说什么。”
“他说，有一天，一个姓沈的会来。”她说，“他让我把一个东西给你。”
“什么东西。”
“一个铁盒。”
她回家，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盒。
铁盒上了锁，锁上有一层灰。
“钥匙呢。”
“没有。”她说，“我爸说，不用钥匙，用刀撬。”
我用刀撬开。
铁盒里有一把钥匙。
黄铜的，很旧，钥匙柄上系着一块木牌。
木牌上刻着两个字：
书房。
还有一张照片。
照片是两个年轻人，站在一个门口。
一个是我父亲。
一个是徐长庚。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是我父亲的字：
一九八八年，徐师傅。
还有一张纸。
纸上是徐长庚的字，写得很慢，一笔一笔。
“书房那把锁，是我换的。”
“从外面能锁，不用钥匙。”
“你父亲知道。”
“他让我别告诉别人。”
“他还说过什么。”
“他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徐静说，“他说，好人死得早。”
“他怕吗。”
“怕。”她说，“他死前那一年，天天把门锁上。”
“他锁什么。”
“锁门。”她说，“他说，有人会来。”
“谁。”
“他不说。”她说，“他只说，那把锁，他不该换。”
“他后悔了。”
“后悔了。”她说，“可他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
“因为那个人，还在。”她说。
“钥匙只有一把。”
“我给了他。”
“他死了以后，我一直想，是不是那把锁。”
“可我不敢说。”
“我等了十四年，等到你来。”
我把那张纸看了很久。
“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肺癌。”徐静说，“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
“他死前，有没有人来过。”
“有。”她说，“有一个人，来过一次。”
“谁。”
“不知道。”她说，“戴着一顶帽子，没进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他说了什么。”
“他问我爸，那把锁，还有没有别人知道。”
“你爸怎么说。”
“我爸说，没有了。”她说，“那个人就走了。”
“什么时候。”
“我爸死前一个月。”
“长什么样。”
“没看清。”她说，“他围了一条围巾。”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
“没有。”她说，“他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你爸送他了吗。”
“没有。”她说，“我爸坐在屋里，没动。”
“他走的时候，你爸说什么了。”
“他说了一句话。”徐静说，“他说，该来的，还是来了。”
“然后呢。”
“然后他就病了。”她说，“一个月以后，查出来肺癌。”
我把钥匙拿起来。
黄铜的，很旧，钥匙柄上的木牌磨得发亮。
“这把钥匙，能打开吗。”
“不知道。”徐静说，“我家的门，早换了。”
我把钥匙放回铁盒。
铁盒里还有一样东西。
盒子底下，压着一张纸。
纸上是徐长庚的字，只有一句话：
“那把锁，从外面锁上以后，里面的人，出不来。”
窗外天黑了。
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把铁盒盖上，抱在怀里。
十四年前，我父亲死在书房里。
门从里面反锁。
钥匙在他裤兜里。
所有人都说，是自杀。
可现在，有一把钥匙，告诉我：
那把锁，从外面，也能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