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介
我回老家给奶奶奔丧。
进村那天晚上，村里的老猎户塞给我一张纸，说是奶奶走前留下的：
“头七夜里，长明灯不许灭。”
“有人喊你的名字，不许应。”
“棺材，不许开。”
停灵第二夜，门窗关得严严实实，长明灯却灭了，灯芯像是被人拿手指捻过。
第三夜，门外传来我死去十年的爹的声音，一声声，喊我的小名。我咬着牙，一声没应。
我以为最难熬的是门外。
直到头七前一天，天刚亮，我一个人守着灵堂，给她擦最后一次脸——清清楚楚地听见，棺材里有人咳嗽了一声。
奶奶“走”了六天，棺盖合得严严实实。那三行字在我脑子里一条一条地过。
可那三行规矩，没有一个字是防鬼的。
第一章 停灵的第三夜
停灵的第三夜，有人在外面喊我的名字。
喊的人，是我死了十年的爹。
“小满——”
凌晨两点。山里的黑不是城里关灯的那种黑，是像有什么东西糊在窗户上。狗不叫了，虫子也不叫了，静得能听见灯芯烧着的噼啪声。
我浑身的血，一下全凉了。
是爹的声音。他喊我的小名。
我爹死了十年了。十年前那场山洪，把靠山的老屋连人带屋一起卷走。那年我十五岁，在县城念书，等我赶回来，连一口完整的东西都没找着。
灵堂设在堂屋。两条长凳架着棺材，棺材里躺着的是我奶奶——她走了三天了。棺材前一张供桌，供桌上三样东西：一碗倒头饭，一双筷子直直地插在饭里，一盏长明灯。
我坐在供桌边的长凳上，背抵着墙，不敢合眼。山里守灵讲究“灯不灭，人不睡”，灯是给走的人照路的，人睡了，路就没人看着了。守夜本该轮着来，二叔说他腰不好，熬不了夜，让我一个人守。我没多想，就应了。
“小满，开门，爹冷。”
声音很近，就贴在门板上。不急，不缓，像他活着的时候，在院子里喊我回家吃饭。
长明灯的火苗，矮了下去。
不是被风吹的那种歪。是直直地、整个儿地矮了一截，像有人在旁边轻轻吸了一口气。
山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呜呜的，像有人贴着门板学哭。
我死死盯着那扇门。门闩是我天黑前亲手插上的，碗口粗的一根木闩，此刻纹丝不动。
可门缝底下的那线月光里，多了一道影子。
细细的，长长的，一动不动。
我屏住气，连手指头都不敢挪一下。想喊，嗓子眼像被人攥住了；想站起来，腿是软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爹死了十年了，爹死了十年了。
那声音又喊了七八声。一声比一声近，一声比一声低，最后那一声，低得像贴着耳朵在说。
然后停了。
停得太干净，连个尾音都没留。
脚步声一点一点远下去。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又一圈。
等四下里彻底静了，我才发觉，自己刚才一直没敢喘气。
奶奶留下的那张纸，我贴身揣着，贴着心口，已经被汗浸透了。我抖着手把它摸出来，就着长明灯的光，又看了一遍。
上面是奶奶的字，歪歪扭扭，一共三行：
“头七夜里，长明灯不许灭。”
“有人喊你的名字，不许应。”
“棺材，不许开。”
我抬头看了一眼供桌后面那口棺材。棺盖合着，安安静静。
可我盯着它的时候，心里冒出一个说不清的念头——
好像那里面躺着的人，也在听门外的动静。
第二章 奔丧
这事，得从三天前说起。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办公室里就剩我一个人，桌上摊着三张改到第四版的图纸。我在设计院画图纸，画的是高速公路的互通。
巧的是，那条高速，规划上要从我们县穿过去。
我画了三年高速，从没想过有一天，它会画到我自己家的山上来。
手机震了两下，屏幕上跳出“二叔”两个字。
我心里咯噔一下。
二叔这人，一年到头不给我打一个电话。逢年过节我打回去，他说不上三句就挂，最后一句永远是“行了行了，费钱”。
他给我打电话，只可能是一件事。
我接了。
他就一句话：“你奶不行了，回来。”
说完就挂了，连个“喂”都没有。
我坐在那儿愣了很久，久到电脑屏幕自己黑了下去。黑屏里映出一张脸，眼睛红得吓人。
我请了假，连夜往回赶。高铁到市里，天刚亮；大巴到县里，已经过了晌午；县里没车了，我在车站蹲到太阳偏西，才搭上一辆进山的农用三轮。
手机在过县城那条隧道的时候就没信号了，一路都是“无服务”。我举着手机在车斗里晃了两圈，一格都没有。
这地方，信号出不去，人也别想轻易出去。
三轮车斗里装着半车化肥，我坐在化肥袋子上，风从后脖颈往里灌。山路一圈一圈往上盘，越往上雾越重，到后来只能看见车灯里那一片白。
进村的时候天都黑透了。
村口那棵老樟树还在，树底下那块青石板也还在。小时候奶奶带我在这儿等过班车，一等就是两个钟头，她会从怀里掏出一个还热着的煮鸡蛋，剥了壳塞我手里。
这回没人等我。
村子里静得不正常。才八点多，家家户户门都关着，窗户里没几盏灯。狗在谁家院子里低低地呜咽了一声，很快又没了。
奶奶躺在堂屋的灵床上，人已经“走”了，脸上盖着黄纸。
爹娘出事以后，奶奶就从那间被冲垮的老屋搬回了祖上传下的这处院子，一住十年。
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光很小，勉强照见床沿。二婶蹲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择菜，看见我进来，站起来叫了一声“满伢子”，声音干巴巴的，眼睛也没往我这边看。
我跪下去，膝盖磕在青砖地上，那一下疼得我眼眶发热。
村里的老人说，奶奶走得安详，头天晚上还吃了两碗粥，后半夜就没了声息。
村卫生室的老医生来摸过脉，耳朵贴在她胸口听了很久，最后摇了摇头，说是老了，睡过去的。
可二叔告诉我，奶奶走之前，一直念叨我的名字，念了整整一夜。
“念到后半夜，喊不动了，就动嘴。”二叔蹲在门口抽烟，烟头的火一明一灭，“我凑近了听，听出来是‘满伢子’三个字。”
我没说话。喉咙里堵着一团东西，咽不下去。
我跪在床边烧纸，掀开黄纸看了奶奶最后一眼。她老人家面容很安详，嘴角甚至带着一点笑，像是刚跟谁说完一句体己话。
一个人要走了，为什么还笑？
按村里的规矩，人走当天就该入殓。二叔说，等满伢子回来再看一眼，再封棺。
我退到门外。里头的人把奶奶从灵床上抬进棺材，落盖、合棺。棺盖压上去的时候，木头对木头，闷闷地响了一声。
棺盖一合，除了头七前一天由孝子擦最后一回脸，这七天里不再打开。停灵七日，头七过了才能下葬。这七天里，灵堂不能断人，长明灯不能灭。
头七夜里，是奶奶回家的日子。
“满伢子，”二叔拍着我的肩膀，眼圈红红的，“你爹娘走得早，你奶是把你拉扯大的。她最后这点念想，你可得上心。”
我点点头。我是奶奶带大的，这份情，我拿命还都行。
当晚，村里的老猎户福生叔来了，把一个牛皮纸信封交到我手上：“你奶走前交代，你一进村就给你。”
信封折了三折，封口用米糊糊过，边上还沾着一点干掉的面糊。
信封里，是那张写着三行规矩的纸，和一把黄铜小钥匙。
“纸你贴身收着。钥匙，开她屋里那个樟木箱。”福生叔说，“箱子由我先保管着，头七过后再开。”
“为啥要等头七过后？”
福生叔看了我一眼，眼神在灯光里发暗：“你奶说的。”
他没多解释，转身就走。走到院门口又回过头：“满伢子，这几天夜里，别乱走。”
福生叔姓秦，跟我家沾点远亲。他年轻时上山，摔断过一条腿，是我爷爷背着他走了十里山路，从那以后，他这条命就记在我家账上。爹娘走后，他没少照应奶奶。村里人都说他是闷葫芦，一年说的话没有别人一天多，可他上山下套子、认草药、看天象，是把好手。我小时候被他带上过后山，他能从一片被踩倒的草里，看出三个时辰前有头野猪路过。
他走以后，二婶把西屋收拾出来给我住，三顿饭都是端到灵堂门口，放下就走，连话都不多说一句。
头一顿是白粥配咸菜，第二顿还是。我把碗递回去的时候问她：“婶，家里没别的了？”
她低着头，手在围裙上搓了两下：“这几天……村里没人来送。”
说完就走了，走得挺快。
当时我没多想。
后来我才明白，奶奶连自己“走”的日子，都是算好的。
第三章 长明灯
停灵第二夜，长明灯灭了。
我是被冻醒的。守灵的长凳又窄又硬，夜里的山风凉得扎骨头。我猛一睁眼，心里先是一沉——说好了灯不灭人不睡，我到底还是合了眼。
抬头看供桌——
灯灭了。
窗户关得好好的，门闩也没动，那盏灯就这么灭了。我凑近了看，灯芯被人捻过，捻得只剩细细一丝，闷在油里，灯油一滴没洒。
我划了三根火柴才把灯重新点上。第一根被风吹灭了，第二根断在盒里，第三根划着的时候，我的手抖得厉害。
火光一亮，我看见白幡在动。
灵堂门口挂着两条白幡，是出殡那天要打的。灵堂的门关着，窗也关着，白幡却慢慢悠悠地飘，像有个人正围着它转圈。
我举着灯照了一圈，才发现后门的插销，不知什么时候被人从外头拨开了半寸。
一道冷风，正从那道缝里往里钻。
我把插销重新插死，又端了条板凳顶在门后，然后抄起另一条板凳退到墙角，盯着那白幡看了半宿。
那半宿，我想了很多。
我想起奶奶教我的话：人死了，屋里不能断人，也不能断灯。断了人，走了的那位没人送；断了灯，走了的那位找不着门。
可我没想明白，插销是从外头拨开的。
外头是谁？
天快亮的时候，白幡才停了。
第二天，我把这事说给了二叔。是我故意说的。
我要看他变不变脸。
二叔的脸色变了一瞬，很快又笑起来：“满伢子，头七前阴气重。夜里风大，门缝里刮出来的动静，听着吓人，其实就是风。要不……这几夜你去叔家睡？你婶子收拾了屋子。”
“奶奶的规矩，灵堂不能断人。”我说。
“哎，”二叔叹气，“你这孩子，跟你爹一样犟。”
他转身出门的时候，我看见他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望着后山，一动不动。
那眼神我熟。奶奶看天要下雨的时候，就是这个眼神。
那天下午，我去村里小卖部买蜡烛。小卖部在村口，一间瓦房，货架上落着灰，柜台后面挂着半扇腊肉。
老板娘姓吴，五十来岁，是村里消息最全的人。她把蜡烛用报纸卷好，一边找钱一边压低声音问我：“你是……满伢子吧？夜里听见啥动静没？”
“啥动静？”
“头两夜，后半夜，有人绕着你家房子走。”她说，“一圈，又一圈。脚步声可轻了，踩在灰上，都没响。”
我捏着蜡烛的手，一下子就凉了。
“你咋知道？”
“我家后窗对着你家后墙。”她把零钱推过来，手指在柜台上点了点，“头一夜我以为是野物。第二夜我起来看，看见个人影，个子不矮，走路的时候肩膀是歪的。”
“往哪走了？”
“往后山。”她抬眼看我，“满伢子，你奶那院子，夜里别一个人待。”
我拿着蜡烛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又在背后补了一句：“村里这几天，没人往你家去，你别怪他们。都怕。”
“怕什么？”
她把抹布往柜台上一搭，压着嗓子说：“支书在大喇叭里讲过，你家这事，谁都别去掺和，去了就是添乱。”
那几夜守灵，我听见的不止是脚步声。
有时候，还有些别的动静，从门外的黑里，轻轻地渗进来。我当时一直以为，是山风。
第三夜，喊声来了。
就是开头那一夜。爹的声音，贴着门板，一声一声，喊我的小名。我在长凳上坐了一整夜，把奶奶那张纸摊在膝盖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才发现，牙咬得太久，腮帮子是酸的。
第四天，什么都没有。安静得像有人在暗处攒着劲。
第四章 断路
停灵第五天，我想下山。
不是怕。是我想给城里的老周打个电话。老周是我大学室友，现在是刑警。二叔这几天“热情”得不对劲，村里的气氛也不对劲，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但奶奶教过我：山里人看事，不看脸，看脚。
二叔的脚，这几天总往我家后院跑。
后院那片地，是奶奶种菜的。萝卜缨子都长老了，没人收。他一个当儿子的，不去灵堂守着，往菜地里跑什么？
可我走到村口才发现，进山唯一一条机耕道，塌了半边。
塌得挺讲究。靠山那半边还在，靠沟那半边整个儿滑了下去，剩下不到一米宽，三轮车过不去，人走都得扶着崖壁。
二叔说前天下了暴雨，把路冲了，让我等等，“村里过两天就安排人清”。
我去年这时候回来过。那段路，硬得像铁板，下刀子也塌不了。
“前天那雨多大？”我问。
“大。”二叔说，“山里的雨，说来就来。”
前天夜里我在灵堂守夜。那一夜，我数着灯芯烧了三个结，一滴雨都没听见。
我没等。当天后晌，我又一个人去了塌口。
滑下去的那半边，土是新的，黄得刺眼，跟两边长了草的老土不是一个色。断面上有一道一道的直印子，从上到下，一铲挨着一铲。
塌方不是这么塌的。
我在设计院跟着老师做过两年边坡。真塌方，是先掏空底下，上头再整片坐下去，断面是斜的，土是乱的。这个断面，太直。
我伸手抠了一把土。土是散的，握不成团。下过暴雨的土会板结，攥一把，能捏出个印子来。
我站起来往坡上看。有几丛草被踩倒了，倒的方向都朝着一个地方。
往回走，在半坡上碰见个放羊的老头，赶着七八只黑山羊，羊脖子上的铃铛一路响。
“大爷，这路啥时候塌的？”
“前天后晌。”
“不是说下了场暴雨？”
老头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看了我一眼：“哪来的暴雨。那两天，日头毒得能晒裂石头。”
我手心里一下子全是汗。
“塌得挺齐整。”我说。
老头眯着眼睛往那段路上看了一阵，又回头看我：“你是老陈家那个在城里画图的娃吧？”
我没应。
“这路年年塌。”他把烟袋在鞋底磕了磕，“塌了二十年，我头一回见塌得这么齐整——齐整得像是有人拿尺子量过。”
他赶着羊走了。走出十几步，又回过头：“后生，夜里别走这条路。”
我站在坡上，看着那群黑点往山上去。
风从沟底翻上来，带着一股湿土味。
走了没几步，我停住了。
从塌口到这儿，背后一直有脚步声。我走，它走；我停，它停。
我猛地回头。
路是空的。半坡上只有一丛被人踩倒又弹起来的草，还在轻轻晃。
小卖部唯一一部座机，线被剪了。
老板娘把电话机搬出来给我看，那根线从墙洞里出来，断了半尺，切口齐齐整整。她说：“老鼠啃的。”
老鼠啃线，啃得切口齐齐整整，还知道只啃通向外面的那一根。
我拿着断线头看了半天。断口是新的，铜丝还亮着。
“吴婶，”我说，“这线，剪了几天了？”
她把电话机往柜台里推了推，声音低下去：“你别问了。问了我也不能说。”
“我奶的丧事还没办完。”
她愣了一下，眼圈忽然红了，抬手在围裙上抹了一把：“满伢子，你听婶一句话——你奶这丧事办完，你就走。走得越快越好。”
“吴婶，”我说，“我奶走那天，你在村里？”
她把抹布绞在手里，绞了两圈：“在。”
“听见啥了？”
“听见吹唢呐。”她说，“你奶还没咽气，唢呐就吹起来了。你二叔请的班子，来得比卫生室的大夫还早。”
说完她自己也知道说多了，转身去后头搬货。背对着我，再没回头。
我站在小卖部门口，太阳晒在身上，一点都不暖和。
我回到灵堂，坐在奶奶棺材前，第一次认真地害怕了。
不是怕鬼。鬼再凶，也就是要条命。可这村子在拦我，拦得客客气气、滴水不漏——鬼可不会塌路，也不会剪电话线。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上还是“无服务”。
我举着手机在灵堂里走了一圈，走到门口，走到窗下，又走到后院，一格信号都没有。最后我爬上后墙，把手机举过头顶，举了五分钟。
还是无服务。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心里凉透了：这不是山挡的。这是有人摸清了这山里每一处信号盲区，然后把我搁在了最正中的那一个点上。
夜里，我没回西屋。我把铺板搬到灵堂角落，躺在上面装睡。
铺板硬，我翻了个身，把脸对着墙。灯没敢灭，眼睛半睁着，从睫毛缝里看门口。
后半夜，院子里有两个人说话。声音压得极低，可夜太静了，一个字一个字全钻进我耳朵里。
一个是二叔，一个是村支书。
“……过了头七就办。”支书说，“高速要穿咱村后山，林地加老宅，赔偿款小四百万。老太太一咽气，这院子、这林子，一半归老二，一半归这娃。证还在娃手里攥着呢。”
“娃要是也没了呢？”二叔的声音笑呵呵的。
支书没搭腔。
“那就全是我的了。”二叔自己答了一句，又笑。
“那孩子不好糊弄。”支书说，“今天还去问电话线的事。”
“糊弄不了，就不糊弄。”二叔说，“山里的路，一年塌八回。谁家孩子回来奔丧，悲伤过度，走夜路，掉沟里——这种事，哪年没有？头七夜里全村都关着门，正好办。”
支书没说话。
过了半晌，我听见打火机响了一声。
“行。”支书说，“就头七夜里。”
我躺在黑暗里，一动不敢动，后背的冷汗把铺板都洇湿了。
头七夜里。天经地义。
第五章 手是温的
头七前一天，天刚亮，我掀开了棺盖。
按村里的规矩，人走了当天就入了殓，棺盖一合，这七天里谁也不许再动——只有一个例外：头七前一天，由孝子亲手给老人擦最后一回脸。
这个“最后一回”，是给活人看的。擦完这一回，隔一天出殡，盖棺落土，从此阴阳两隔，再想看一眼，就只能在梦里了。
香巾沾了温水，拧到半干。我动作很轻，从奶奶的额头开始擦。
奶奶的脸瘦得脱了形，颧骨顶着皮，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可她眉毛是舒展的，嘴角还留着那点笑。
我擦过她的眉，她的眼，一直擦到嘴角。
擦到嘴角的时候，那点笑好像动了一下。
我停住手。再看，还是那个样子，一动不动。我以为是自己的手在抖。
我又把手背贴回她的额头。
奶奶的额头，是温的。
不是凉的那种温。是活人睡着时那种，带着一点热乎气的温。
我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忘了。过了好半晌，我告诉自己：是灯烤的，是屋里捂得严，是我想多了。人死如灯灭，哪有什么温的。
我又把手背贴上去，贴了足有半分钟。
还是温的。
不是灯烤的那种浮在表面的热。是从皮底下透上来的一种温度，很缓，很匀。
我把手缩回来，手心里全是汗。
按村里的说法，人走三天，身上就该凉透了。这都第六天了。
可我的手，鬼使神差地又在她耳后按了一下。
老周办过几年凶案，喝酒的时候说过一嘴：人走了，尸斑是从耳后、从后背开始起的。停灵第六天，怎么也该有了。
奶奶的耳后，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皮是白的，老人的那种白，薄得能看见底下的青筋，可没有一块紫，没有一块斑。
我的手伸到棺盖边上，指头扣住了沿。
只要往上抬三寸。
三寸，我就能看见她的脸，看见她胸口有没有起伏。可那条规矩像根绳子，死死拽着我的手——“棺材，不许开。”
院子里忽然有人喊：“满伢子！”
是二婶。她站在院门口，手里拎着一桶水，眼睛正往这边看。
我一惊，手猛地缩回来，装作是在整理香巾。
她把水桶放下，走过来，声音很平：“擦完了？”
“擦完了。”我把棺盖推回去，压严。
她往棺材上看了一眼，又看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拎着桶走了。
走出去七八步，她的肩膀塌了一下——很轻的一下，像卸了什么。
我在门槛上坐下。
门槛是青石的，磨得发亮。奶奶在这道门槛上坐了十年——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跟过路的邻居说话，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小时候趴的不是这道门槛。是老屋那道。十年前，那道门槛跟着房子一起，被水冲走了。
太阳从东边山梁上爬上来，先照到院子里的那棵柿子树，再照到门槛。我坐在那片光里，浑身发抖。
怕吗？怕。可怕到深处，反倒生出另一个念头来，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奶奶她，会不会根本没走？
这个念头一旦冒头，就疯长。
我想起她“走”之前的种种。
头天晚上还吃了两碗粥。一个七十九岁的人，要走之前，还能吃两碗粥？
樟木箱子不交到我手上，偏偏头七过后才让开。
还有那三行规矩——长明灯不许灭，有人喊不许应，棺材不许开。
哪一条是防鬼的？
长明灯不许灭，是让灯给谁看？
有人喊不许应，是怕我应了谁？
棺材不许开——是不许我看，还是不许别人开？
我盯着那口棺材。它安安静静地躺在两条长凳上，杉木的，上了黑漆，漆面一层薄灰。像一口再普通不过的棺材。
我屏住气，听了很久。
院子里有鸡叫，远处有人在劈柴，一下，一下，很规律。风从屋檐下过去，把挂着的一串干辣椒吹得轻轻撞墙。
就在我要起身的时候，棺材里，传来一声很轻的咳。
我整个人钉在了门槛上。
那一声很短，闷在木头里，像有人清了清嗓子，又忍住了。
再听，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山风穿过屋檐，呜呜地响。
我告诉自己，是我听岔了，是木头裂了，是这几天没睡好。老棺材，热胀冷缩，夜夜都响。
可我坐在那儿，一步都没敢往棺材跟前挪。
棺材不许开。
这是三行规矩里的最后一行。
可它就在我身后，隔着一层杉木板，清清楚楚地咳了一声。
抬进去的时候是个死人。死人不会咳。
手心里全是汗，脑子里只剩两句话在打架——
开，还是不开。
那天擦完脸，我又想起一件事来：停灵这几天，每晚都有一个人来灵堂转一圈——福生叔。
他说是“替你奶看看你”，来了也不多话，站在门口看两眼，抽半根烟就走。
可他的眼睛，每次都要在棺材上停一停，又在后门上停一停。
第六章 枕头缝里的纸
那天上午，我回奶奶屋里，换她床上那块枕布。
屋里还留着奶奶的味道，一股樟脑和草药混在一起的气味。床上叠着一床洗得发白的旧棉被，被角补过三回，针脚一大一小。
我抖开枕布，手指在枕头缝里摸到一个硬东西。
半张纸。
纸被撕掉了一半，剩下的半张上，是奶奶的字，写得很急，比那三行规矩还要潦草：
“高速征地批文已下。林地证、当年合同，我收在……”
后面的话，跟着被撕走的那半截纸，一起没了。
纸的角落里，还有三个字，笔画重得快把纸划破：
“防老二。”
老二，就是二叔。
我捏着那半张纸，站在秋天的太阳底下，冷得像站在冰窟里。
奶奶识字。她只念过三年私塾，字写得歪，可一笔一画都认真。这半张纸上的字不一样，是急出来的，横都拉不直。
她写这张纸的时候，是知道自己要“走”了。
十年前，爹和娘也是在这片山里没的。村里人都说，那年秋天山洪暴发，冲垮了我家靠山的那间老屋，两个人没跑出来。
那年我十五岁，在县城住校。等我赶回来，老屋只剩一堆石头和黄泥，连根房梁都没留下。
村里人说，人冲走了，尸首找不着，就在后山立了个衣冠冢。
那年的秋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天一直蓝着。我在县城住校，每天跑操，操场上的土被踩得冒烟。整整一个月，一滴雨都没下过。
可奶奶喝多了酒的时候，也说过同一件事。
“雨是哪来的？”她抓着我的手腕，指甲掐进肉里，“老大，雨是哪来的？”
老大，是我爹的小名。
第二天她酒醒了，什么都不记得。
一个整月没下雨的秋天，哪来的山洪？
我把半张纸贴身藏好，转身回屋。路过西屋的时候，我停住了。
我睡的这间西屋，门是用一把铜锁锁的，钥匙只有我手里这一把。可我回来的时候，门框上多了一道新鲜的划痕，木茬子还发白——乡下这种老锁，一片薄铁皮就能拨开。
有人撬过我的门。
而且不是贼。
贼翻东西，翻完就走，留一地狼藉。这个人翻完，把衣裳重新叠好，把包拉上，把绳子捡起来搁回箱角——他想让我以为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有一样他没算到：我叠衣裳有个习惯，外套永远放最上面。
他们在找东西。
找的八成，就是这半张纸。
当天下午，支书来了。
他在院门外就喊：“老婶子，我来送送你。”
支书姓王，五十多岁，穿一件深色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一刀黄纸。他进门先上香，三炷香插进香炉，插得笔直，一根不多，一根不少。
他上香的时候，手很稳。
“老太太走得安生。”他对着棺材说，“村里的事，你别操心。”
我站在门边看他。
他上完香，回过头，笑了笑：“满伢子在城里做什么工作？”
“画图。”
“画图好啊，有出息。”他点点头。
他的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条案、供桌、棺材、后门。扫得很快，可我看见了。
他跟我二叔在院子里站着说了几句话，声音压得很低。走的时候，拍了拍二叔的肩膀。
我送他到院门口。他忽然回头，说了一句：“你奶这丧事，办得体面。头七过了，就回去上班。山里没什么好待的。”
我点头。
他走了。我回身进灵堂，看见那三炷香烧得很旺，烟直直地往上走，一丝不乱。
第七章 试探
头七前夜，晚饭桌上，我试探二叔。
二婶做了三个菜，一盘笋干，一盘腌萝卜，一碗豆腐汤。丧事期间，家里不开荤。
桌上就我和二叔两个人。二婶说她不饿，在灶屋里刷锅，刷了很久，水声一直没停。
我那碗饭端上来的时候，碗沿擦得干干净净，筷子摆得整整齐齐。
“叔，”我夹了一筷子笋干，“我奶那口樟木箱，钥匙在谁手里？”
二叔夹菜的筷子在半空里顿了一下。
“箱子？”他把菜放进嘴里，慢慢嚼，“你奶的东西都在里头。等出完殡，我给你开。”
“钥匙呢？”
“找了，没找着。”他说，“老太太藏东西，跟藏命一样。”
那钥匙，进村那天晚上就在我怀里。
“叔，”我给他倒酒，“我爹娘的坟，我想迁到向阳坡去。明年清明也好多烧点纸。”
酒是自家酿的米酒，浑浊，倒进碗里能看见底。
二叔端碗的手停了一下：“好端端的，迁什么坟。”
“我奶走了，我总得替爹娘立个碑。”我盯着他，“叔，当年山洪的事，你亲眼见的吗？”
屋里静了一瞬。
灶屋里的水声也停了。
二叔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缝：“那年你才十五六岁，在县城念书，不懂。山洪下来的时候，你爹娘还在屋里睡觉，人没能跑出来，唉……”他叹了口气，把碗里的酒喝了一半，“都是命。”
“那年的雨，下得凶。”他给自己又添了半碗，“三天三夜没停，后山那片土都泡软了，水一下就下来了。”
“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他点头，“我那时候在乡里帮工，回来的时候，路都冲断了。”
那年我在县城住校。天一直蓝着，操场上的土被踩得冒烟。一滴雨都没下过。
“哦，”我点点头，又给他满上，“可我听人说，那年秋天，一个月没下雨。”
酒杯在二叔手里，稳稳的，一点没晃。
他抬起眼看我。那眼神我一辈子忘不了——不是惊讶，不是慌张，是打量。像猎户打量陷阱边上，那只多活了一天的兔子。
我把酒碗端起来喝了一口。米酒甜，后劲大，我喝得急，呛了一下。
灶屋里“哐”的一声。
“手滑！”二婶在里头喊，声音发飘，“没事，没事。”
二叔没回头，只把眉头皱了一下：“婆娘家，成天毛手毛脚。”
我往灶屋那边看。门帘掀着一条缝，二婶站在灶台边上，两只手垂在身前，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们对视了半秒，她把帘子放下了。
“山里的事，”他慢慢地说，“你奶教过你的，别问。”
“我奶还教过我一句。”我说，“她说，山里的账，早晚要还。”
二叔笑了。
他笑得挺开心。笑完了，把碗放下，筷子在桌上摆得整整齐齐——两根并齐，头朝一个方向，摆得跟量过一样。
奶奶摆筷子也是这样的。她说筷子乱放，走的人回来吃饭，找不着座。
二叔学了她一辈子，连这个都学来了。
“满伢子，”他夹了一筷子菜，“你在城里，一个月挣多少？”
“够花。”
“够花是多少？”他笑，“叔跟你说句实在话。这院子，这林子，将来都是你的。你在城里画一辈子图，能画出个啥来？”
“叔，我奶还没上山。”
他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很快又接上：“是是是，我这张嘴。”
“满伢子，你在城里待久了，把山里人想简单了。”他说，“山里人一辈子就守两样东西——地，和娃。地为啥守？地是祖宗埋的地方。娃为啥守？娃是把香火续下去的人。”
他顿了顿：“你奶守了你十年，你守她七天，才第六天，你就坐不住了？”
这话说得我心里一刺。
“你奶临走前，还跟我说了句话。”二叔又说。
我抬起头。
“她说，老二，院子后头那棵柿子树，别砍。”他笑了一下，“你说这老太太，都那样了，还惦记一棵树。”
我捏着筷子的手慢慢松开。
一棵柿子树，有什么好惦记的。
放下筷子，他换了副笑脸：“满伢子，明晚就是头七了。老规矩，头七夜里，屋里只留一个人，旁人都得躲出去。你就一个人守？”
“嗯。”
“胆子不小。”二叔笑了，“也好，也好。头七夜里，你奶要回家看看你。记着规矩——”
他一字一顿：
“有人喊你，别应声，也别开门。”
“灯呢？”他又问，“你奶的规矩，灯不能灭。”
“记着。”
“灭了不好。”他端起碗，把最后一口酒喝了，“灭了，就说不清了。”
我陪着他笑，心里一块一块地往下沉。
他不但知道“规矩”，他还要我在头七夜里，乖乖地、一个人，守在这口棺材边上。
他要我别应声，不是怕我撞邪，是怕我推门跑出去，跑到村里喊人。
我又想起一件事：这七天，二叔一次都没在灵堂过过夜。
按规矩，老人走了，儿女轮班守。他说腰疼，守不了。可腰疼的人，夜里能在后院站半个钟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不是腰疼。他是不能守。
灵堂里点着灯，棺材就在灯底下。他不敢在灯底下，跟那口棺材待一整夜。
那顿饭，我吃了很久。
二叔吃完了，脱了鞋，摆在门槛外头。鞋帮上结着一圈黄泥，干了，裂成小块。
这村里到处都是黑土。黄泥，只有后山坳那一处有。
他在门槛上坐下，抽烟，抽完一根又一根。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亮一暗，像一只不肯闭的眼。
第八章 樟木箱
那天夜里，我攥着那把黄铜钥匙，摸黑去了福生叔家。
出门前，我等他回屋，等了足有一炷香的工夫。他抽完第三根烟，站起来，往自己屋里去了。我又在门后头数了三百下，才从后门出去。
福生叔家在村东，孤零零一间土屋，屋顶上压着几块石头。院墙是用山石垒的，不用泥，讲究“干垒”，垒了三十年没塌过。
我敲了三下门。门开得很快，他就在门后头站着，手里还攥着门闩。
福生叔没睡。灶膛里的火没熄，锅里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响。他把门让开，回身往灶前走，一句话没多问。
“钥匙拿来了？”他问。
我从怀里把钥匙掏出来，放在灶台上。
“东西我原样给你。”他把水壶从火上提下来，搁在灶台上，“你奶原话说，头七过后才给你——现在，用不着等了。”
“她为啥说头七过后？”
“因为她算着，头七过后，你就用不着了。”福生叔抬起眼皮，“要么你自己想明白了，要么……你就没机会想了。”
灶膛里的柴塌了一下，火星子往上蹿。
他起身从里屋拖出那个樟木箱，搁在灶前，却没急着开，先看了我一眼。
“你奶还交代过一句话。”他说，“她说：哪天这娃在我枕头里翻出半张纸，你就把箱子给他。”
我愣了一下。她连这个都算到了。
“那半张纸，你看没看懂？”
我心口猛地一缩。
“看懂了。”
“看懂哪了？”
“她让我防老二。”
福生叔蹲回灶前，往烟锅里按了一锅烟，划了根火柴，吸了一口，才抬起眼看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是山里老猎户才有的那种静。
“你奶跟我说，她孙子是个明白人。”他说，“满伢子，我明话跟你讲——你二叔要办的事，你奶早就知道了。她不躲，她要钓。头七夜里下钩子，钓的就是他们肚子里那句话。”
“那夜里喊我名字的——”
“是人。”福生叔打断我，声音不高，字字砸在地上，“后山那个废砖窑住着两个外村的，我夜里跟过他们两回。雇来的，两百块一夜，学着腔调喊。你要是应了，出了那道门，就再也回不来了。他们会把你做成‘撞邪’——坠崖、失足，尸首寻不见，赔偿款顺理成章，这院子里，一个都不剩。”
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
“两百块一夜，谁给的价？”
“你二叔。”
“喊的是我爹的声音。”
“你二叔从小跟你爹一起长大。”福生叔把烟锅在手里转了半圈，“你爹说话的调子，他学不像七分，也能学五分。剩下五分，靠的是心里那点愧。”
我半天没说话。
“他们前几夜进你的院子，掐灯、拨后门的插销、绕着房走圈，都是探胆。”福生叔接着说，“第三夜那一回开口喊你，是试——试你到底敢不敢开那道门。你没开，他们才敢把日子定死在头七。胆吓破了，头七夜里再一喊，你就自己走出去了。”
“那……报警呢？”
“不用你报。”他拿过灶台上的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下，咔哒一声，“县局刑侦队的赵队长，十年前收过你爹的举报信。那年他刚参加工作，来了一趟，什么都没查出来，案子就撂下了。可这封信，他记了十年。你奶还没‘走’的时候，又把信捎了一回。赵队长带人在后山猫了七八天，借住在护林窝棚里，这会儿就等头七。”
“等了七八天，为啥不动手？”
“动什么手？”福生叔看我一眼，“塌了条路，剪了根电话线，抓谁？人家一句‘年久失修’，你连案都立不上。要抓，得抓他们自己开口认下杀人的那一句。”
箱盖掀开，一股樟木和旧纸的味道扑出来。里面是一台老式的录音机，一沓用油纸包了三层的纸，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赵队长的名字，和一串号码。
录音机是黑色的，塑料壳子发黄，按键上磨出了白印。这种机器，如今城里都见不着了。
“你爹当年买的。”福生叔说，“他那会儿爱听山歌，攒了半年的钱，托人从县里捎回来一台。人没了，机器一直在你奶箱底压着。”
我伸手摸了一下那个按键，指尖有点抖。
油纸里，是那份林地转让合同，一本暗红色的林权证，和爹当年托人寄给县里的一封举报信的底稿。
合同上有三个名字。最上头是爹，那一栏写着“权利人”，笔画很用力，最后一笔把纸划破了。中间是二叔，写的是“见证”。最下面是支书，村委会的章盖在他名字底下，红印子还很清楚。
爹那一栏，名字上被人用笔重重地划了两道。
划得很狠，笔尖把纸戳穿了两个洞。
日期，是爹出事前二十天。
我捧着那沓纸，手抖得几乎拿不住。
“你爹当年，是村里少数几个认得字又要脸的人。”福生叔说，“他签了。签完当天晚上就反悔了，说那片林子是全村的命根子，卖了他没脸见祖宗。第二天他拿着笔，把自己的名划了，还去村委会跟支书吵了一架，半个村都听见了。”
“划了名，合同就不作数了吧？”
“按理是不作数。”福生叔说。
“那后来怎么又作数了？”
“后来你爹没了。”福生叔把烟锅在灶台上磕了磕，“人没了，合同还在。他们拿着这份划了名字的，去镇上重抄了一份。抄的那份上，你爹的名字干干净净，一个划痕都没有。手印是找人仿着按的——仿得不像，可村里没人敢细看。”
“机器你会使吧？”他把录音机推到我面前，“按下去就行，红灯亮着，就是在录。明晚你把它摆在条案上，对着堂屋。谁进门，谁说的话，就都进机器。”
我点头，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
“还有，”他顿了顿，“明晚不管你听见什么，都别开那道门。灯，别让它灭。”
“那口棺材呢？”我盯着他，“今早我给它擦脸，听见里头咳了一声。”
福生叔的眼皮抬了一下，又落下去：“老木头，热胀冷缩。杉木的棺，夜里响得比白天多。”
他说得太顺了。顺得像早就备好的——连词儿，都跟我自己在门槛上想的那句一模一样。
“棺材……你更别管。”他把烟锅在鞋底磕了一下，没再多说一个字。
回去的路上，月亮从云里出来了一会儿，把山路照得发白。
走到半山腰，我停住了。
原来奶奶的规矩，没有一个字是防鬼的。
长明灯不许灭——是给福生叔看信号。他每夜都爬到后山坡上，隔着一道沟，看得见这屋的窗。灯亮，屋里平安；灯灭，就是人出了事。
有人喊不许应——是怕我一开门，就把命送出去。
棺材不许开——棺材里头躺着的人，还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第九章 头七
头七夜里，我按老规矩，一个人守灵。
白天我把院子扫了一遍，把供桌上的香灰倒了，换了新香。三炷香插进香炉，青烟直直地往上走，走到半尺高，被风一吹，散了。
长明灯挑得亮亮的。灯芯剪得齐，灯油加到八分满。
录音机摆在条案上，红灯亮着。我把牌位往旁边挪了挪，把机器摆在正中，上头盖了块白布，布角翘起来，正好露出那个红点。
屋里暗，那点红光小得像一粒香头。不贴着条案看，看不出来。
灵堂外的天黑得像锅底，山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二叔他们是傍晚走的。走之前，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天，又看了看灵堂，什么也没说。
二婶最后出门，手里提着一个布包。走到院门口，她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
就那么一眼，很短。那不是可怜，是亏心。
门一关，整个院子就剩我一个活人。
还有一口棺材。
我把院门、后门、窗子都查了一遍。后门的插销又顶了一道木楔，用石头砸进去，砸到齐根。
灶屋里那把菜刀，我拿了出来，搁在膝盖上。
刀是旧的，木柄上缠着布条，布条是奶奶缠的。她说过，刀要常磨，磨了才好使。
我握着刀，坐在棺材边上，想起一件事：这七天，我一次都没跟棺材里的人说过话。
“奶，”我说，“今晚要真有动静，你就给我个响。”
棺材安安静静。
我自己也觉得这话可笑。可说完，心里反倒稳了一点。
子时，门外的声音来了。
先是脚步，绕着房子走，一圈，又一圈。踩在院子的灰上，很轻，可这一回我听清了。
然后，喊声响了。
“小满——”
是爹的声音。和第三夜那声一模一样，不急，不缓，贴着门板。
“小满，开门，爹冷。”
我坐在棺材边上，连眼皮都不敢抬。指甲掐进掌心，掐出四道白痕。
我在心里数数。数到三百，声音还在。数到一千，声音换了。
“满伢子，”是我娘的声音，软软的，带着哭腔，“娘给你做了腊肉，趁热……”
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她说话尾音往上扬，喊我名字的时候，那个“伢”字拖得长。
娘走了十年。这声调、这语气，十年了，做戏的人是怎么学来的？
学得这么像，无非是把关于我家的每一句话，都从二叔嘴里买去了。
我娘生前爱做腊肉。每年冬至，她都要腌一缸，挂在灶屋的梁上。我放学回家，还没进门就能闻见。
“满伢子，你开开门，让娘看看你……”
我咬住了自己的手背。
不敢哭出声。我怕一张嘴，就应了。
我站起来。
膝盖上的刀滑到地上，当的一声。
我走到门后头，手按在门闩上。
木闩是凉的，我的手心是热的。隔着一层门板，那个声音还在喊，一声一声，喊得我胸口发疼。
开门。就开一条缝。看一眼。
就看一眼。
我把额头抵在门板上，抵了很久。
然后把手收了回来。
忽然，两个声音一起停了。
停得太干净了。像有人在外头，同时捂住了两张嘴。
我死死盯着长明灯。灯苗笔直，纹丝不动。
奶奶的规矩，我记着：灯灭，就是人出了事。
灯没灭。
灯亮着，对面山坡上的人就不动。
灯一灭，他们才会冲进来。可冲进来又能怎样？二叔还没露面，门外的话也没说全，他顶多认一句“深更半夜吓着侄儿”，明天照样披麻戴孝，把人送上山。
奶奶要的不是我这条命被救下来。奶奶要的是那句话。
我把牙咬紧，两只手按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香烧完了两炷。第三炷烧到一半，火头一歪，灭了。
我没敢起身去续。
门外的脚步声来来回回，从东墙走到西墙，从西墙走回东墙，走到后门那儿停一停，再走回来。
他也在等。等我自己撑不住。
我伸手摸了一下条案上的录音机。白布底下的壳子是温的。
红灯还亮着。
只要它还亮着，这一夜就不算白熬。
又过了大半个时辰，门外的人开始拍门了。一下，一下，又一下。木闩在门槽里咯吱作响。
拍得不急，很有耐心，像在敲一口钟。
拍了小半个时辰，见我不应声，也不开门，外头的人急了。
“满伢子！开门！你二叔来看你了！”是二叔的声音，压得很低，“你奶回来了，屋里不安全，跟叔走！”
我没动。
“满伢子，你听叔一句。”他的声音软下来，“这屋里不干净，叔是来接你的。你开门，叔背你出去。”
我没吭声。
“你要是不开，叔就只能进去了。”他说，“进去了，就不好看了。”
“满伢子！”他的声音变了调，“你听见没有！”
门被撞了一下。木头闷响，灰从门框上簌簌往下掉。
紧接着，“咔”的一声，门闩断了。
灯笼光涌进来，二叔带着两个人闯到灵堂门口。
就在这时，棺材那头，传来一声咳嗽。
不紧不慢，清清楚楚。
二叔手里的撬棍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那两个汉子也站住了。灯笼晃了一下，墙上的影子跟着晃。
然后是奶奶的声音——不是门外的，是棺材里的：
“老二，让人捏着嗓子喊了半宿，累不累？进来吧。”
棺材盖，从里面，缓缓推开了一条缝。
第十章 坐起来的奶奶
二叔那张脸上的血色，是一层一层褪下去的，像退潮。先是嘴唇，再是两颊，最后是额头。
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一种很轻的“嗬、嗬”的声音，像风从破风箱里漏出来。
棺材盖整个掀开，奶奶扶着棺沿，慢慢地、稳稳地坐了起来。
她穿戴得整整齐齐，藏青色的斜襟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脑后那个髻上还别着根银簪子。鞋掉了一只，另一只还挂在脚尖上。
就着长明灯的光，她笑眯眯地看看二叔，又看看我。
“满伢子，”她说，“把灯捻小些，费油。”
我抹了把脸，依言把长明灯捻小。
火苗缩成黄豆大的一粒，屋里暗下来。可奶奶那张脸，反倒更清楚了。
“婶、婶子……”二叔带来的一个汉子腿一软，坐在了门槛上，“诈、诈尸了——”
他想往外爬，爬了两下，腿不听使唤。
“诈什么尸。”奶奶掸掸衣襟上的褶子，“我吃了药，装死——你们不是盼着我死吗？我死给你们看。”
她说话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像在数东西。
“入殓那天，他们给我擦身、换寿衣，把我抬进这口棺材。”奶奶说，“我闭着眼，指甲掐在掌心里，掐出了血。”
她顿了顿：“这些天，我一步没离开过这里头。药是老方子，人喝了，脉息弱得摸不出来，就剩一口气吊着，可心里明白。”
“福生后半夜来，先在棺材板上敲三下。”她说，“我要是醒着，就回敲一下——他听见了，就不动。”
“你以为自己那几夜没合眼。”她看着我，“你睡了。每夜都睡，睡得还挺沉。山里夜长，一个人守着一口棺材，谁能真熬到天亮？”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守灵那几夜，我总在天快亮的时候断片一小会儿，醒来嘴角是干的，自己一直不肯认。
“他才敢掀开一条缝，塞半碗药粥进来，扶我坐一坐，再把盖合上。”她说，“那粥熬得稠，米汤上头一层油，半碗顶一天。”
“后来你搬到灵堂角落，离得近了，他就不敢了。我在里头饿了两夜，一声也不敢出。”
“药？”二叔的声音劈了，“你、你疯了——”
“我没疯。”奶奶的声音不高，可一字一字，像钉子往木头里砸，“疯的是你们。”
她扶着棺材站起来，站得很稳。
“你们让老二家的给我送饭，那婆娘端碗的手一直在抖。我还没躺进这口棺材那阵子，她天天端，天天抖。山里人吃的盐，比你们吃的米多，我能闻不出来？”
“我尝出来了。”奶奶说，“走之前那几天，老二家的天天给我端粥。第三天那碗，有股甜味，甜得不对。我没喝，端到院里喂了鸡。那只鸡当天就卧了，卧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才站起来。”
二叔的脸白得像纸。
“我七十九了。”奶奶说，“本想着入土之前，睁只眼闭只眼，把这一屋子的烂账带进棺材。可我这条老命，死了也就死了，我孙子还在你们手心里攥着呢。”
我嗓子干得发不出声：“奶……你为啥不早跟我说？”
“说了，你还能在这儿坐着吗？”她没回头，“你脸上藏不住事。头七前一天你给我擦脸，手抖成那样，我就知道你起了疑。你没喊出声，也没掀开看第二回——算你命大。”
“那天早上，你的香巾贴上来的时候，”她说，“我一天一夜没沾着水，嗓子眼里像塞了把干草。憋到最后，还是咳了一声。”
她看了我一眼：“咳完我就想，完了。你只要伸手把我扶起来，我这七天就白躺了。”
“可你没有。”她说，“你手抖成那样，到底还是把盖轻轻合回去了。”
我鼻子发酸。那一声咳，她是真憋不住了。她赌的是我不敢开棺——赌赢了。
我想起头七夜里，我对着棺材说的那句话：今晚要真有动静，你就给我个响。
她给了。给得我差点把刀扔了。
她顿了半晌，声音低下去：“我原想着，你守完这七天，拿着钱，回你的省城。我这条老命换他们十年牢，值。可我算错了一步——他们连这七天都等不了，第三夜就开口喊你了。”
她从棺材里跨出来，赤着一只脚，踩在青砖地上。
“十年前，老二，你跟支书合起伙来，逼你大哥签林子。你大哥签了，第二天又把名字划了，死活不肯卖。你们就在没下雨的秋天里，给他下了一场‘山洪’。”
奶奶一步一步走过去。
“你们在他屋后那道坡上动了手脚。后山坳里本来有个水塘，常年存着水。你们把塘下的沟堵了三天，等水积满了，趁夜里一锹挖开。那股水头冲下来，土坯房经不住。那道沟到现在还有新土印子——福生上山看过。”
我猛地抬头。
“我没有——”二叔忽然喊了一嗓子，“那年……那年真是下雨了！老天爷下的！”
“下雨？”奶奶没回头，“那雨，是从你家塘里放出来的。”
二叔的嘴张着，半天合不上。
“我告诉你是哪一夜。”奶奶说。
“那年九月初七。月亮亮得很，一片云都没有。你大哥白天在村委会跟支书吵过一架，回来饭也没吃，坐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烟。我给他端了碗水，他跟我说：娘，那林子不能卖，卖了这村子就散了。”
“我睡下的时候，快到十一点。后半夜，狗叫了。”
“咱家的狗不咬自家人。那一夜它咬得厉害，我披了衣裳起来，站在窗子后头往外看。”
她停了一下。
“我看见你了，老二。”
“你扛着一把锹，从坡上下来。裤腿全是泥，泥到膝盖。你走到塘下那道沟边上，蹲下去，把锹插进水里，往上抬。”
“水声起来的时候，不像水声。像有人在山肚子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站在窗后头，腿是软的。我想喊你，喊不出声。我想着你大哥在屋里睡觉，想着你大哥的娃在县城念书——”
“我什么都没做。”奶奶说，“我站在那儿，看着我的二儿子，把我的大儿子一家，冲走了。”
屋里静得能听见灯芯响。
“天亮我走到老屋那儿。房没了，只剩一堆石头。你大哥的一只鞋挂在树杈上。”
“我把它取下来，抱在怀里，在那堆石头跟前坐了一整天。”
“那天没下雨。天蓝得很，晒得人头皮疼。”
“那只鞋，我埋在院子后头那棵柿子树底下了。”她说，“用油布包了三层。每年清明，我挖出来晒一回，晒完再埋回去。”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二叔吃饭时说的那句话——“老太太临走还惦记一棵树”。
原来她惦记的不是树。
她抬起眼：“这十年，村里人都说，老陈家那场山洪，是命。”
“我不认这个命。”她说，“我去过镇上。”
“人家问我：谁看见了？我说我看见的。人家说：你看见的是你儿子。亲娘告亲儿，谁信？”
“后来县里下来一个人，姓赵，二十来岁，蹲在门槛上问我话，记了满满两页纸。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大娘，这事我记着。”
“我等了他十年。”
“等到我都七十九了，等到高速要从后山穿过去。”她说，“我知道他们还会动手。人尝过一回甜头，就忘不了那个味。”
“这十年，我没在你面前掉过一滴泪。”她看着二叔，“过年你还来给我磕头，喊我娘。我给你盛饭，给你倒酒，看着你吃。”
“一碗饭端在手里，端了十年。”
二叔整个人矮下去一截。
“你大哥那年四十四。”奶奶说，“你四十一。你大哥把你从河里捞出来过两回，你忘了？”
二叔的膝盖在抖。
“十年后，高速要进山了，你们又惦记上了我孙子的命。”
“喊不动他出门，就打算破门把人抬出去，扔进后山那道沟。”她停在二叔面前，“明早出殡，谁顾得上找他？是不是？”
二叔“扑通”一声跪在了门槛上。
“娘……”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那一声“娘”喊出来，人就已经散了，“我错了……当年、当年是支书说，高速早晚要修，那片林子搁在咱家手里也是白搁……我鬼迷了心窍，我猪油蒙了心……”
“说清楚点。”奶奶朝条案努了努嘴，“机器不认眼泪，只认话。”
条案上，那台老录音机的红点，亮着。
我不知道它录了多久。
二叔顺着她的目光转过头去，看见那个红点，整个人像被人抽了骨头。
“娘——”
“说。”奶奶说，“一句一句，说清楚。你大哥是怎么没的，钱是怎么分的，谁点的头。”
二叔瘫在地上，语无伦次，把十年前的事一五一十全倒了出来——买通的水文员，改掉的测量记录，支书给的每一笔钱。他每说一句，就往支书身上推一句。
“是支书说的……是支书让我找的人……钱我只拿了三成……”
支书人不在场，可这些话，一句一句，全进了那台机器。
说完他才回过神来，脸色惨白，猛地转身要跑——
后门“吱呀”一声开了。
福生叔攥着他那根胳膊粗的枣木棍，站在门口：“跑什么？路是你让人塌的，就是想断了这院子的进进出出。现在好了，进来的，一个都出不去。”
前门，手电筒的光柱子齐刷刷亮起来。
埋伏在后山的赵队长带着人，从院子四面围了上来。脚步声很密，踩在院子的碎瓦上，哗啦哗啦响。
后来赵队长跟我说，他们在后山坡上趴了七个晚上，冻得直哆嗦，就等一个信号——看见有灯笼往这院里进。
二叔坐在地上，忽然不抖了。
他抬头看了奶奶一眼，那眼神很怪——不是恨，也不是怕，是一种终于落地的东西。
“娘，”他说，“你比我狠。”
奶奶低头看着他，看了很久。
“我不是狠。”她说，“我是认得路。人这一辈子，走错一步，还能回头；走错十步，就回不了头了。”
第十一章 秋雨
案子后来的事，一半是赵队长在电话里说给我听的，一半是我回省城以后，从老周那儿打听来的。
支书当天夜里在家中被带走。他老婆说，他走的时候还在看电视，脚上趿着拖鞋。
十年前那场“山洪”，翻出来一个被买通的水文员、一份改过的测量记录，还有支书抽屉里半本没来得及烧的账——再加上头七夜里那台录音机里录下的话，人证物证齐了。
二叔数罪并罚，判了无期；支书是主谋，判了死缓。
当年那两个“喊名字”的，是邻村的赌鬼，各领各的刑。
二婶判了缓刑。药是她端的，可端碗那只手一直在抖——奶奶躺在灵床上那几天，看得清清楚楚。赵队长说，问话那天她哭得说不出整句，交代得却比谁都全。奶奶后来去看过她一回，回来只说了一句：她也是被那两个男人架着走的。
县医院的医生后来给奶奶做了全套检查，说是药物引起的假死，方子是老赤脚医生传下来的。命大，没落下病根。
医生检查完直摇头：七十九岁的人，在棺材里躺了六天六夜，靠每夜半碗药粥吊着，这体格，山里找不出第二个。
高速的征地批文没变，林地和老宅的赔偿款，一分不少，都到了奶奶名下。
奶奶拿到钱，头一件事是给村里修了那条路，第二件事是给村小学换了新桌椅。
我画的图纸上，那条高速要从我们村的后山穿过去。我量过那里的山，算过那里的土方，从来没算过，山里埋着什么事。
给爹娘迁坟那天，山里下了场雨。
十年前那个秋天欠下的雨，这一天，痛痛快快地下回来了。
坟立起来，碑朝南。奶奶在坟前烧纸，火光里，她絮絮叨叨：“老二进去了，判得重。你们搁外头受的委屈，都讨回来了。”
“老大，”她对着碑说，“你那年签了又划，我还骂过你没出息，说你成不了事。是我错了。”
纸灰打着旋儿往天上去。奶奶拍拍手上的土，回头看我，忽然笑了：“满伢子，奶奶问你个事。头七夜里，门外的声音，你听出来是几个人没有？”
“雇来的那两个。”
“三个。”奶奶竖起三根手指，“头两个，是你二叔雇的。第三个，没拿钱。”
“还有一个？”
“我躺在棺材里，从头听到尾。”奶奶没应我，自顾自往下说，“头两个喊完了，一块儿停了。停得太齐了，不像自己停的。后来我听见外头还有一个人的动静——不喊，一声都不出，就在院门外头站着。风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能听见他出气。”
“出气？”
“出气慢。”奶奶说，“一点不急，像在等谁。”
我喉咙发紧：“那是谁？”
“你爷爷。”奶奶转过身，往山下走，背对着满山的雨，“他走的时候交代过我——咱家的娃，夜里听见有人喊，别应声；真要应，先看灯。”
我站在雨里，后脖颈子一阵发凉。
爷爷走了三十年了。那时候，我还没出生。
奶奶已经往山下走了，背影在雨里越来越小。走到半坡，她抬起手摆了摆：“山里人嘛，总要信点什么，日子才过得踏实。”
第十二章 山里的规矩
案子结了，我接奶奶去省城。走之前，我回老宅收拾东西。
能带的带走，带不走的锁起来。奶奶那口樟木箱，我腾空了，装了她的旧衣裳。
在奶奶那张旧床的席子底下，我摸到一张纸。黄的，脆的，折了四折。
席子是苇子编的，睡了几十年，磨得发亮。那张纸塞在最里头的一层，不掀开席子，永远摸不着。
是爷爷的字。我认得——收拾箱子的时候，我翻出过他留下的一本旧账，那笔迹我看了半天。这一张，跟那本账上的一模一样。
爷爷的字有力气，横都起头重，收得急，像他这个人。
纸上只有一行字：
“秀娥：娃夜里若听见有人喊，莫应。我在。”
秀娥是我奶奶的名字。
我拿着纸，手有点抖。
落款的日期——是爷爷走后，第五年。
那年，我出生。
一个走了五年的人，怎么会知道我哪天出生？
我把纸捏在手里，站了很久。山风从窗棂里穿过去，满屋子都是后山松涛的声音，隐隐约约，像有什么人在很深的地方，低低地应了一声。
我又看了一遍那个日期。
然后我把纸照原样折好，压回床席底下，压得严严实实，锁了门。
出屋的时候，我绕到院子后头。
那棵柿子树还在，枝上挂着几个青柿子，没人摘。树干有碗口粗，树皮裂开一道一道的口子。
我在树下站了一会儿，蹲下去，用手扒开根边的土。
土是松的。扒开两寸，指尖碰到一块油布。
油布里头包着一只鞋。男式的，四十二码，鞋底磨偏了一边——我爹走路，右脚往外撇。
我把油布一层一层解开。三层，最里头那层除了鞋，还有一小撮干了的黄土。
我把鞋和那撮土一起收进包里。
树我保不住。高速要从这片山穿过去，线是量好的，我比谁都清楚改不了。
可这鞋，我带得走。
走到村口，吴婶从柜台后头探出半个身子，往我怀里塞了两包蜡烛：“拿着。那院子往后没人守了，灯别断。”
我想说屋子已经锁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把蜡烛收进包里。
她又从柜台底下拎出一个竹篮，篮里是鸡蛋，上头压着一张纸。
“你二婶托我捎的。她不敢来。”
纸上三个字：对不起。
歪歪扭扭，写得很用力，纸都戳破了。
我把篮子提到车边。奶奶接过去，一个没推。她跟吴婶说：“你告诉她，粥是粥，账是账。账算在她男人头上，不全是。”
出了村口，支书的老婆堵在路口骂。
骂得很难听，翻来覆去就一句：你们陈家人，心黑。
奶奶从车上下来，走到她跟前站定。
“我儿子害死我大儿子，我装死躺了六天六夜棺材，才把这事翻出来。”奶奶说，“你男人分钱的时候，你在数钱。这会儿你骂我心黑？”
那女人张着嘴，半天没骂出第二句。围着看的人，一个都不出声。
奶奶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回去告诉他，判了死缓，也得一天一天地熬。熬到头，也别再进这座山。”
等她上了车，车里头静了好一会儿。
奶奶眯着眼睛看后山：“想明白了？”
“没有。”我说。
“想不明白就对了。”奶奶替我把领子理了理，“记住规矩就行——夜里有人喊你，不许应。”
“要是……”我犹豫了一下，“要是哪天，真是家里人喊我回家吃饭呢？”
奶奶看了我很久，笑了。
“那就看灯。”她说，“灯亮着，就回。”
车开出去一段，我侧头看了一眼。奶奶怀里抱着那台录音机，一直没撒手。
“这玩意儿还留着干啥？”
“留着。”她说，“哪天我心软了，听一听。”
车开出去很远，我从后视镜里看那座老宅。白幡早就摘了，烟囱直直地立着。车拐过山嘴的时候，我好像看见，那截烟囱上，正有一缕烟慢慢升上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