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点，别磕着门框。”
我三十一岁生日那天，老公郑涛指挥四个小工，把我客厅里那台老钢琴往外抬，说要送给闺蜜李娜开琴行。
我没拦，还走过去，把防盗门开到最大。
婆婆在旁边切我的生日蛋糕：“一台破琴，早该这么大方。”
郑涛愣了一下，以为我想通了。
他不知道，那台琴不是我的。
更不知道，他刚刚在搬运单的“物主”那一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
“小心点，别磕着门框。”
我三十一岁生日那天，老公郑涛站在客厅中间，指挥四个小工抬我的钢琴。
那是一台黑色的老立式琴，在我家靠墙放了两年。
每天下午四点到八点，楼上楼下二十几个小孩轮着来我这儿上课，弹的就是它。
郑涛说得很轻松：“小娜的琴行后天开业，缺一台像样的琴撑门面。你这台旧的，正好送她。回头我给你买台电钢，插电就能弹，还不用调音。”
李娜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新买的米色大衣，冲我笑：“静静，你最大方了。等我琴行赚钱了，请你吃大餐。”
婆婆黄桂芳坐在餐桌边，拿刀切我的生日蛋糕。
蛋糕上写着“生日快乐”，那是我自己订的，一百八十八块，郑涛说过AA，转了我九十四。
婆婆切下最大一块，递给李娜：“小娜先吃。一台破琴，静静你还能不舍得？女人别那么小气。”
四个小工都看着我。
带头的那个五十来岁，大家叫他老马。
他搓了搓手：“妹子，你家老板说随便搬，给两百块，我们就是出个力气。”
两百块。
搬一台钢琴，专业的公司起步价八百，要用专门的板子和绑带，上下楼还得多加人。
郑涛连这个钱都省了。
我还没开口，他先说话了：“你别又跟我讲什么要找专业公司。四个大男人，还抬不动一台琴？”
我看着那台琴，看了大概有三秒。
然后我没拦。
我走过去，把防盗门往外推到最大，又弯腰把门口的鞋柜往旁边挪了半米。
“门我来开。楼道窄，你们从左边下。”
客厅一下子没了声音。
郑涛愣住了，像不认识我一样。
他大概准备了一肚子话来压我，结果一句都没用上。
过了一会儿，他笑了，回头冲李娜挑了挑眉：“看吧，我就说她懂事。”
李娜也笑，笑得有点不自然。
琴被抬起来的时候，琴凳翻了个面。
我看见凳子底下那张白色标签还在，上面用记号笔写着一个“吴”字。
我把琴凳扶正，轻轻推到墙边。
老马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搬运单，让郑涛签字：“老板，物主这栏写一下，路上出了事我们好说清楚。”
郑涛接过笔，看都没看，在“物主”那一栏签了三个字。
郑涛。
字写得很大，龙飞凤舞。
他签完把单子一甩，小工们喊着号子，琴一点一点挪出了门。
我掏出手机，对着老马手里那张搬运单底联，拍了一张照片。
很清楚。
物主：郑涛。
2.
琴走了以后，客厅靠墙那一块露出了一个长方形的白印子。
两年没见过光的墙皮，比周围白一截。
婆婆吃完蛋糕，抹了抹嘴就走了，临走前说：“静静，你这样就对了，涛涛在外面跑业务，要面子。”
李娜跟着琴车一起走，说要看着琴进店。
郑涛送她下楼，送了四十分钟。
我坐在沙发上，把茶几抽屉拉开，拿出一个蓝色硬皮本子。
那是我们家的账本。
结婚第一天，郑涛就拿出了这个本子。
他说：“我们公司好几个同事，就是因为钱的事离的婚。咱俩亲兄弟明算账，AA，谁也不吃亏。”
他在第一页写了一行字：各管各的钱，各担各的事。
下面签了他的名字，又让我签。
我那时候二十四岁，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
七年。
房租一人一半，水电一人一半，买菜一人一半。
我感冒买药三十二块，他记在我名下。
他妈来住半个月，伙食费算我一半，因为“你也吃了”。
我给他买的生日礼物，他记了一笔“杨静送，不用还”。
他给我买的，一样也没有。
李娜是我十五年的朋友。
她结婚时我当伴娘，她离婚时我陪她在出租屋住了一个月。她开琴行前找我借过五千块，到现在没提还，我也没催。
这个本子上，也有她。
去年她来家里吃饭，郑涛买了两斤虾，记账的时候写：虾八十，杨静的朋友吃的，杨静出。
我翻到最新一页，今天的日期下面写着：蛋糕一百八十八，各九十四，已转。
郑涛的字。
门响了，他回来了，脸有点红，手里拿着手机在笑。
看见我在翻账本，他挺高兴：“你也记一下，电钢我回头买，到时候算你的，毕竟是给你用的。”
我没说话。
他去洗澡，手机丢在沙发上，屏幕亮着。
一条银行到账短信跳了出来。
我本来不想看。
可是那个名字太熟了：李娜转入三万元，备注“琴钱”。
我拿着手机，坐了很久。
他不是送。
他是卖。
卖我家里的琴，三万块，钱进了他自己的卡，回头还要我出钱买电钢。
浴室的水声停了。
我把那条短信拍下来，存进相册，手机放回原处，屏幕朝下，跟他扔的时候一模一样。
3.
郑涛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把箱子拖出来了。
他擦着头发：“干嘛？跟我闹？”
“没闹。”我说，“我要去一趟省城。”
“去省城干嘛？”
“上班。”
他笑了一声，以为我在说气话，转身回卧室打游戏去了。
我打开衣柜最上面那个文件袋。
里面有一份三页纸的协议，封面写着：钢琴寄放协议。
那台琴，根本不是我的。
它的主人叫吴春华，是我小时候的钢琴老师。
我八岁跟她学琴，学了十年。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她就让我帮她带小学生抵学费。
两年前，她退休后要搬去省城跟儿子住，那台琴是她当年攒了好几年工资买的老琴，舍不得卖，又带不走。
她把琴寄放在我家，说：“你拿它教小孩，比放在仓库里落灰强。”
但她儿子坚持签了协议。
协议一共三条，我能背下来：
第一，琴只能放在我家这个地址，不得转让、出租、出借给任何人。
第二，搬动琴必须提前告知琴主，由专业公司搬运。
第三，琴在寄放期间如有损坏或者丢失，责任人照价赔偿。琴的估价，十八万。
协议签的时候，郑涛正好出差，我跟他提过一嘴。
他说：“你老师的事你自己弄，别扯上我。”
他忘了。
我没忘。
我拿出手机，翻到一个两年没打过的号码，拨了出去。
响了三声，那边接了。
是个男人的声音，有点哑：“杨老师？”
是吴斌，吴老师的儿子，在省城给人调琴。
我说：“吴斌，对不起，琴被人搬走了。”
我把事情讲了一遍，讲得很平，搬运单的照片和三万块的转账也发了过去。
他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我以为他要骂我。
结果他问：“你人没事吧？”
我嗓子一下子堵住了。
七年，郑涛没问过我一句“你没事吧”。
“我没事。”
“那就好。”他说，“协议我带着，我明早到。琴的事你别管了，按协议来。”
我又说：“吴老师上次说少年宫缺钢琴老师，还缺吗？”
“缺。”他说，“我妈天天念叨你。”
“那我今晚就过去。”
他顿了一下：“几点的车？我去接你。”
我订了晚上十一点四十那趟火车。
挂了电话，我在家长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各位家长，我要去外地工作，下周起课程暂停。没上完的课，我按课时退钱，今晚就转。”
王姐第一个回我：“杨老师，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说：“没事，换个地方上班。”
二十三个小孩，没上完的课一共四千六百块。我一笔一笔转过去，转完，卡里还剩一万一千二。
这是我七年攒下的全部。
收拾东西只用了一个小时，七年，能带走的就一个箱子。
走之前，我把家门钥匙放在茶几上，压在那本蓝色账本上面。
郑涛还在卧室打游戏，耳机里喊着“上上上”。
我关门的时候，轻轻的，没有一点声音。
楼道里，手机屏幕亮着，是火车票的订单：晚上十一点四十，开往省城，硬卧，下铺。
4.
火车早上六点到省城。
出站口人很多，我一眼就看见了吴斌。
他比两年前瘦了点，穿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杯，站在柱子旁边，不往前挤。
看见我，他走过来，先把我的箱子接了过去，又把保温杯塞到我手里。
“热豆浆，我妈煮的。”
我捧着杯子，手一下子暖了。
“你不是要回去接琴吗？”
“八点的车。”他说，“先送你去我妈那儿。她五点就起来了，非要等你。”
吴老师家在一个老小区的三楼。
她一开门就拉住我的手，上下看了一遍，眼圈红了：“瘦了。”
我说：“老师，对不起，琴没看好。”
她摆摆手：“琴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没事比什么都强。”
停了一下，她又说：“不过规矩是规矩。斌斌会按协议办，你别心软，也别替谁求情。”
我点头。
饭桌旁边的柜子上，摆着一张旧照片，照片里一个扎马尾的小姑娘坐在那台黑色钢琴前面，屁股底下垫着两本厚厚的字典，脚还够不着地。
是我，八岁。
吴老师顺着我的眼光看过去，笑了：“那时候你弹错一个音就哭，哭完了接着弹。我就知道，这孩子能吃苦。”
我低下头喝粥，没让她看见我的眼睛。
吃完早饭，吴斌去车站。
出门前，他在门口站了一下，回头说：“少年宫的面试我约了下午三点，你睡一觉再去。”
“你怎么知道我会去面试？”
“你昨晚电话里问了。”他说，“你问了，就是想去。”
门关上了。
我在吴老师家的小床上睡了三个小时，醒来手机上有十一个未接电话，全是郑涛。
我回了一个。
他一接就骂：“杨静你有病吧？大半夜跑了，钥匙一扔，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台破琴闹？”
“我说了，来省城上班。”
“上什么班？你在家教小孩不是挺好？”
“琴没了，在家教什么？”
他噎了一下，又软下来：“行了行了，我给你买电钢，三千块的，咱俩一人一半。你赶紧回来，我妈说周末要吃你包的饺子。”
我说：“你妈想吃，你可以学。”
然后我挂了。
下午三点，我去少年宫试讲。
负责人是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听我弹了一首曲子，又看我带了二十分钟小孩，当场拍板：“下周一来上班，带两个班，有宿舍。”
我从少年宫出来，刷到了李娜的朋友圈。
“开业倒计时一天！镇店之宝到位！”
配图是我那台琴，摆在她店里正中间，上面放了一束花。
我把照片放大。
右前方那条琴腿上，有一道很长的白印子，像是在哪儿刮过。
我截了图，发给吴斌。
他回了两个字：“看到了。”
5.
吴斌是晚上九点到的李娜琴行。
那时候店已经关门了，只剩李娜在里面摆花篮。
他带着协议，还带了一个片区的民警，姓刘。
这些都是后来吴斌跟我讲的，他讲得很简单，我一句一句问出来的。
李娜一开始不让进。
她说：“这琴是我买的，三万块，有转账记录。”
刘警官看了协议，又看了搬运单，问她：“你从谁手里买的？”
“郑涛。”
“郑涛是琴的主人吗？”
李娜不说话了。
她给郑涛打电话，打了三个，第四个才通。
郑涛在电话里喊：“什么寄放？我不知道！那是杨静的琴，她自己同意的，她还帮着开门呢！”
刘警官接过电话：“你在搬运单上签的是物主。琴是谁的，你不清楚，那你签什么物主？”
那边没声了。
过了好一会儿，郑涛才说：“我就是帮朋友一个忙，那三万是她非要给的，算辛苦费。”
刘警官说：“辛苦费，备注写琴钱？”
郑涛把电话挂了。
李娜站在旁边，脸一阵红一阵白，小声说了一句：“他跟我说，那是他家的琴，他说了算。”
吴斌没跟他们吵。
他打开琴盖，弹了几个音，又把前面的板子拆下来，拿手电往里照。
照了很久。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很低：“杨静，琴里面的音板裂了。”
我握着手机，半天说不出话。
音板是钢琴的心，裂了，声音就全变了。
吴斌又说：“我问了搬琴的老马，他说下楼的时候在二楼拐角磕了一下，琴往下滑了两个台阶，他们几个硬给抱住了。没用绑带，也没用板子。”
两百块的搬运费。
省下的六百块，砸在了一台十八万的琴上。
“能修吗？”
“能修，但修好也回不到原来了。”他停了一下，“我妈让我按协议走，找第三方估价。你那边不用担心，协议上的责任人不是你。”
“为什么不是我？”
“你没同意转让，钱也没进你的卡。物主是他签的，钱是他收的。”吴斌说，“刘警官的意思也是这样，先让双方调解，谈不拢就按侵占立案。”
挂了电话，我坐在宿舍的床上，看着窗外。
省城的夜很亮，楼一栋挨着一栋。
我忽然想起郑涛刚才在电话里那句话：她自己同意的，她还帮着开门呢。
他到这时候还想着把我推出去。
第二天下午，吴斌把估损单发给了我。
第三方评估公司盖了章，写得很清楚：音板开裂，琴腿外伤，维修加贬值，合计十二万元。
6.
估损单出来的当天晚上，郑涛给我打了第十九个电话。
我接了。
他一开口就变了个人，声音软得我都不习惯：“静静，你在省城住得还好吗？吃饭了没？”
“有事说事。”
他叹了口气：“那个吴老师的儿子，太不讲情面了，张口就要十二万。你跟你老师关系那么好，你去说一声，就说琴是你的，咱们家里的事，家里解决，行不行？”
“琴不是我的。”
“我知道不是你的，但你可以说是啊！”他急了，“你就说是你同意搬的，是你借给李娜用的，那就是借，不是卖，赔个维修费几千块的事！”
我听明白了。
他要我替他做假证，把卖说成借，把他的事说成我的事。
“协议上写了，不能出借。”我说，“借也是违约。到时候责任人就是我。”
“那又怎么了？”他脱口而出，“咱俩是夫妻，夫妻一体，你担我担不都一样？”
我没说话。
我把手机放下，打开相册，找到一张照片。
是我走之前拍的，蓝色账本的第一页。
各管各的钱，各担各的事。
下面是他的签名，七年前写的，一笔一画，比他在搬运单上签得工整多了。
我把照片发了过去。
那边很久没有动静。
过了大概一分钟，他发来一句：“你什么意思？”
我打字：“这是你定的规矩。七年，我感冒买药三十二块都记在我名下。这十二万，是你签的字，是你收的钱，你自己担。”
他打来电话，我没接。
他又发来一条长语音，我转成文字看了。
“杨静，你别逼我。你要是这么绝，我们就离婚。”
我回了三个字：“好，离。”
然后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去洗了把脸。
镜子里的我，眼睛有点红，但嘴角是平的。
宿舍外面有人敲门。
是吴斌，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烤红薯。
“我妈让我送来。”他把袋子递给我，人站在门外，没往里走，“她说你晚上肯定不吃饭。”
我接过红薯，烫得我换了两次手。
他看了一眼我的手：“手别凉着。”
说完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下楼，楼道的声控灯一层一层亮起来，又一层一层灭下去。
回到屋里，我才发现塑料袋底下还压着一张卡片。
是少年宫的工作牌，照片是我下午面试时拍的，下面印着三个字：杨老师。
7.
先翻脸的，是李娜。
琴被吴斌拉走的第二天，她的琴行照常开了业。
门口两排花篮，店里正中间空着一大块地方，摆了一盆发财树。
她提前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星期“镇店之宝”，收了七个小孩的试听预约，家长来了一看，问琴呢，她只能说送去保养了。
开业当天，她给我发来一长串消息。
第一条是：“静静，你早就知道那琴不是你的，对不对？”
我回：“对。”
第二条是：“那你为什么不拦？你帮着开门，你就是想看我笑话！”
我回：“琴是郑涛卖给你的，钱是你转给他的。我拦什么？拦了，你们就不卖了吗？”
她那边“正在输入”了很久。
最后发来一张截图。
是她和郑涛的聊天记录，日期是我生日前三天。
李娜问：“你老婆那台琴，她肯吗？”
郑涛回：“她的东西我说了算。她一个在家教小孩的，离了我活不了，放心。”
李娜又问：“三万会不会太少？”
郑涛回：“够了，旧琴，不值钱。钱你打我卡上，别让她知道，我们家AA，她知道了要分一半。”
我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
离了我活不了。
别让她知道。
要分一半。
原来他算得这么清楚，连卖我手里的东西，都要防着我分钱。
李娜又发来一条：“我把截图给你，不是为了你。他那三万必须还我，一分都不能少。他要是不还，我就把这些发到他们公司群里，让他们老板看看他是什么人。”
我回了一句：“你们俩的账，你们俩算。”
然后把她拉黑了。
下午，婆婆的电话打进来。
她在电话里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静静啊，你回来吧。涛涛这两天饭都吃不下，那个姓吴的说十五天不赔钱就要立案，立了案他工作就没了！你就跟人家说一声，就说琴是你借的……”
“妈，琴不是我借的。”
“那你就当帮帮他！你们是夫妻啊！”
“妈，”我说，“您还记得您来住那半个月吗？伙食费八百，涛涛记了我四百。他说我也吃了。”
婆婆不哭了。
“那时候您没说我们是夫妻。”
我挂了电话。
晚上十点，我刷到一个二手车平台的推送。
是同城朋友转发的，说有人急卖一辆白色的车，九成新，价格好商量。
我点进去。
车牌我认识，是郑涛那辆，他结婚第二年买的，全款，没让我出一分钱，所以从来不让我开。
挂价：八万六。
8.
到省城第九天，我在少年宫上了第一节大课。
十二个小孩，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一岁，坐在一排电钢后面，眼睛亮亮地看着我。
我教他们弹《小星星》，一个音一个音地教。
六岁那个小姑娘弹错了，急得要哭，我握着她的手指头，一下一下按。
“错了没关系，再来一遍。”
她弹对了，自己先笑出声来。
下课的时候，她家长拉着我说：“杨老师，我们家孩子在别的地方学了半年都坐不住，今天坐了一节课。”
我笑着说：“孩子挺好的。”
走出教室，我才发现手机又有七个未接，全是郑涛。
已经是第三十一个了。
我没回。
他又发来一条消息：“电钢我看好了，三千二，我出两千，你出一千二，够意思了吧？你回来，这事我们就翻篇。”
到这个时候，他还在算。
我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傍晚，吴斌发消息，说琴拉回来了，在他工作室修，问我要不要去看看。
他的工作室在一条老街上，一楼是门面，里面摆着五六台拆开的琴，空气里都是木头和松香的味道。
那台老琴在最里面，前板拆了，露出一排排的琴弦。
音板中间那道裂缝很长，从左边一直到中间，像一道干了的河沟。
我站在琴旁边，手指碰了碰那道缝，心里一阵难受。
“我小时候就是在它上面学会第一首曲子的。”
“我知道。”吴斌说，“我妈说过，你小时候个子矮，坐在琴凳上脚够不着地，她给你垫了两本字典。”
我笑了一下，鼻子又酸了。
他拿着扳手，开始调另外一台琴。
我坐在旁边看。
他调琴的时候很专心，一个音敲很多遍，耳朵贴近琴板听，眉头皱着，等那个音对了，眉头才松开。
“你来弹一下，我听听这个八度。”
我坐到琴凳上，他站在我身后。
我弹下去，他俯身过来，伸手按住高音那一边。
他的手背碰到了我的手背。
很轻，就一下。
我们两个都没动。
工作室里只剩一个音，嗡嗡地响着，慢慢变小。
过了几秒，他先把手收回去，清了一下嗓子：“这个音准了。”
我低着头：“嗯。”
他转身去倒水，倒了两杯，一杯放在我手边，自己站到门口去喝。
我捧着那杯水，水不烫，我的脸是烫的。
手机这时候响了，是一条短信。
不是郑涛，是老家派出所的刘警官：“杨静你好，琴的事双方调解定在本周五上午九点，你作为寄放人需要到场说明情况。”
9.
周五早上，我坐最早一班车回了老家。
吴斌和我一起，他开车，一路没怎么说话，只在服务区给我买了一个茶叶蛋。
派出所的调解室很小，一张长桌，几把塑料椅子。
刘警官坐在中间。
郑涛和婆婆坐在一边。
我和吴斌坐在另一边。
十几天没见，郑涛瘦了一圈，胡子没刮，衬衫领子是皱的。
他一看见我，眼睛先落在吴斌身上，停了好一会儿，才转过来看我。
刘警官先把事情讲了一遍：“郑涛，你在搬运单上签的是物主，收了李娜三万块转让费。琴的主人是吴春华，寄放在杨静处，有协议。琴在搬运中损坏，第三方估损十二万。你对这个有没有意见？”
郑涛清了清嗓子：“有。这事我不知情。琴放在我家两年，我以为就是杨静的。再说了，是她自己同意搬的，她亲手开的门，大家都看见了。”
婆婆在旁边点头：“对，她开的门。”
刘警官看向我。
我还没开口，刘警官先拿起手机：“搬琴的老马，我昨天问过了。”
他按了外放，是一段录音，老马的声音粗粗的：“那天是男老板叫的我们，说随便搬，给两百块。女的就开了个门，别的啥也没说。单子是男老板签的。”
郑涛的腿开始抖。
我从包里拿出手机，点开相册。
“门是我开的。”我说，“我开门，是让琴出去，不是让他卖。”
我把那条到账短信的照片推到桌子中间。
“李娜转入三万元，备注琴钱。进的是他的卡，不是我的卡。”
我又翻出李娜给我的截图。
“这是他卖琴前三天说的话。他的东西我说了算，钱别让她知道，我们家AA，她知道了要分一半。”
郑涛的脸一下子白了。
“他要是真以为琴是我的，那他就是卖我的东西，钱瞒着我。”我说，“他要是知道琴不是我的，那他就是卖别人的东西。”
“哪一种，都跟我没关系。”
调解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钟在走。
刘警官点点头，看向吴斌。
吴斌把协议放在桌上：“我妈的意思，看在杨老师的面子上，不走刑事。十五天内，赔十二万维修和贬值。赔了，这事就结了。不赔，我们就报案，按侵占走。”
郑涛低着头，手指在桌上抠来抠去。
过了很久，他抬起头：“我车卖了，八万六。还差三万四。”
婆婆一把抓住他胳膊：“你不是说车卖了够了吗？”
“李娜那三万也要还她，不还她要闹到我公司。”郑涛的声音越来越小，“妈，你那两万……”
婆婆愣住了，嘴唇哆嗦了半天：“那是我的棺材本！”
“妈，不赔就立案，立了案我工作就没了！”
婆婆哭出了声。
她一边哭一边掏出手机，点开银行软件，手指头抖得按不准密码，按错了两次。
第三次，她按对了。
两万块，转进了郑涛的卡。
转完，她把手机往桌上一扣，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我坐在对面，没有说话。
她哭着哭着，转过头来骂我：“都是你！你要是拦一下，哪有今天！”
刘警官敲了敲桌子：“大姐，搬运单不是她签的。”
婆婆不出声了。
最后，郑涛签了调解书。
车钱八万六，婆婆的两万，他又跟同事借了一万四，凑够十二万。李娜那三万，他写了欠条，分六个月还。
签完字，他抬起头看我，眼睛是红的：“静静，现在你满意了吧？”
我从包里拿出另一份东西，放在他面前。
离婚协议。
“我们没有共同财产。”我说，“七年AA，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房子是租的，押金一人一半，我那份不要了。”
他看着那份协议，手里的笔停在半空。
笔尖落下去，在“郑”字的第一笔上，停住了。
10.
那一笔，他到底没写下去。
郑涛把笔放下，把离婚协议推回给我：“我不签。静静，我们回家好好说。”
“家？”我说，“我的钥匙还压在账本上。”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把协议收进包里，站起来，冲刘警官点了点头，跟吴斌出了门。
走到停车场，郑涛追了出来。
他一把拉住我的箱子：“你是不是早就跟他好上了？琴的事，是不是你们俩一起算计我？”
吴斌往前走了一步，没说话，就站在我旁边。
我把箱子从郑涛手里拽回来。
“郑涛，琴是你抬走的，单子是你签的，钱是你收的，搬运费是你省的。哪一步，是我算计你？”
他愣在那儿。
我上了车。
车开出派出所大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蹲在路边，抱着头。
我以为这事就到这儿了。
没想到三天后，他自己的账，先炸了。
李娜还是把截图发到了他公司。
他写的欠条，她不信。
不是群里，是直接发给了他们老板。
她附了一句话：“你们的销售主管，连老婆寄放的琴都能偷偷卖，你们的货款放心交给他吗？”
郑涛做了六年销售，手里管着十几个客户的回款。
老板把他叫进办公室，门关着，谈了一个下午。
同事说，那天下午他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自己的工牌，在走廊里站了很久。
老板查了他半年的账。
账倒是没问题，可老板说了一句话：“我信你，客户不一定信。”
主管的位置给了别人，他被调去跑最远的两个县，底薪降了一半。
车已经卖了。
他每天早上六点骑电动车去长途车站，晚上九点才回来。
这些是婆婆打电话告诉我的。
这一次她没哭，也没骂，只是声音很哑：“静静，涛涛他知道错了。你要是不回来，他那个人就废了。”
我说：“妈，他不是被我废的。”
婆婆沉默了很久，说：“他让我问你，离婚协议上，他签了，你是不是就不恨他了。”
“我不恨他。”我说，“我只是不想再跟他算账了。”
第二天，我收到一个快递。
是那份离婚协议，他签了字，寄到了少年宫。
签名歪歪扭扭的，跟搬运单上那个龙飞凤舞的“郑涛”，一点都不像一个人写的。
快递里还夹了一张纸条：“下周三上午九点，民政局门口。冷静期三十天，你能不能再想想。”
11.
周三那天，我们在民政局递了离婚申请，他全程没说话，按手印的时候按歪了一次。
冷静期三十天，我过得很忙。
少年宫给我加了一个班，周末还有两个一对一的学生。
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晚上十点回宿舍，累得倒头就睡。
王姐有一天给我发消息，说她家孩子换了好几个老师都不习惯，问我能不能周末视频上课。
我说可以。
她又说：“杨老师，你走了以后，李娜那个琴行去问过的家长，一个都没报。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没多问。
吴老师隔三差五叫我去她家吃饭。
吴斌总是在。
他话不多，吃饭的时候给我夹菜，吃完饭洗碗，洗完碗站在阳台上抽一根烟，然后跟我说一句“我送你”，把我送到宿舍楼下。
有一次下雨，他把伞全往我这边歪，自己半边肩膀湿透了。
我说：“你往里站站。”
他说：“没事，我皮厚。”
我笑出了声，他也笑了。
那天到楼下，他把伞塞给我，自己淋着雨跑回车里。
郑涛的电话一直没停过。
一开始是骂，后来是求，再后来是半夜喝多了打来，什么也不说，就是哭。
我一个都没接。
第四十个，第四十五个，第五十个。
冷静期满的第二天，我请了一天假，坐车回了老家。
民政局门口，郑涛已经在等了。
他穿着一件旧夹克，脸晒黑了，手上有冻裂的口子。
看见我，他想笑，笑得比哭还难看。
办手续很快，前后不到二十分钟。
工作人员把两个红本本递给我们，说：“好了。”
我把红本本放进包里，拉链拉上，听见“嗞”的一声。
走出大门，他叫住我：“静静。”
我停下来。
“我真的知道错了。”他说，“以后家里的钱都给你管，我不AA了，再也不记账了。你回来，行吗？”
我没回答他。
我从包里拿出那本蓝色账本，递给他。
“这个还你。”
他接过去，愣愣地看着。
“最后一页，我写了一行。”
他翻到最后。
那一页上，是我前一天晚上写的字：琴，十二万，郑涛自付。各管各的钱，各担各的事。七年，结清。
他捏着账本，手指一直在抖。
我转身走了。
走到路口，手机响了。
是他的号码，第五十二个。
我看着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最后，按了拒接。
12.
两个月后，那台老琴修好了。
吴斌换了音板，补了琴腿，重新上了漆。
琴没有回我老家，也没有回李娜的琴行，被搬进了吴老师家的客厅，靠窗放着。
搬琴那天，吴斌找的是正规搬琴公司，六个人，专门的板子和绑带，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挪了半个小时。
吴老师坐在沙发上，笑着看他们忙：“斌斌，这次可别再磕着了。”
吴斌在楼道里一路跟着，每过一个拐角都要喊一声“慢点”，喊得搬琴师傅都笑他：“吴师傅，你比琴主人还紧张。”
他说：“这琴有人等着弹。”
琴放好，吴老师让我弹第一首。
我坐上琴凳，弹的是小时候她教我的第一首曲子。
声音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没有那么亮，但是很稳，很厚。
吴老师听完，点了点头：“修过的琴，声音反倒踏实。人也一样。”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
是一份新的协议，只有一条：琴放在吴家，杨静随时可以来弹，不用提前说。
下面已经签了她和吴斌的名字，就差我的。
我签了。
晚上，吴老师早早睡了。
我还坐在琴边，弹一首慢歌。
吴斌在旁边拿着扳手，给琴做最后一次微调。
他调好最后一个音，没走，在我旁边坐了下来。
琴凳不宽，两个人坐着，肩膀挨着肩膀。
“你弹，我听。”他说。
我弹了一会儿，弹错了一个音。
他伸手过来，按住我的手指，带着我把那个音重新按下去。
这次，他的手没有收回去。
我转过头看他，他也在看我。
客厅里只开了一盏小台灯，灯光照在琴盖上，黄黄的一圈。
他抬手，把台灯关了。
后来的事，琴知道，我知道，他也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在琴盖上发现一把新钥匙。
钥匙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是吴斌的字：“工作室的门，以后你自己开。”
我拿起钥匙，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
七年前，有人给了我一本账本，告诉我各管各的钱。
现在，有人给了我一把钥匙。
这回的门，是我自己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