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房给青儿住，你搬去西厢。”
何成把一只红漆箱子放在正房门口，身后站着他从任上带回来的女人，还牵着一个五岁的男孩。
我说：“好。不光正房，整座宅子我都让给你们。”
婆母松了口气，那女人红着眼圈朝我行礼。
何成笑了：“外任五年，你总算懂事了。”
他走前写过一张纸，说此生不纳妾。
他大概忘了。
他更不知道，这座三进的宅子，是我拿八百两嫁妆典来的。
典契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典期到腊月二十。
今天腊月初一。
我不打算续了。
1.
“正房给青儿住，你搬去西厢。”
何成说这话的时候，刚进门还不到一盏茶的工夫。
他走了五年，我在门口等了一上午。
马车停下来，先下来的是他，第二个下来的，是一个女人。
他把一只红漆箱子放在正房门口，身上的官袍还带着一路的灰。
那个女人站在他身后，穿一件藕色袄子，手里牵着个五岁上下的男孩。
婆母坐在廊下，佛珠捻得飞快，眼睛却一直往那女人身上瞟。
她手腕上那只银镯子，是她自己的，从我过门那天起就没摘过。
这会儿她攥着镯子，脸上的笑一点都没藏住。
我手里还端着刚热好的一碗鸡汤。
这碗汤我从早上炖到现在，听说他今天进城，特意多放了两颗红枣。
“这是柳青。”何成说，“在任上照顾我三年，吃了不少苦。她身子弱，孩子也小，正房朝南，暖和。”
柳青低着头，往前走了一步，朝我福了福身：“姐姐，我不争什么，只想孩子有个住处。”
男孩躲在她身后，偷偷看我手里的碗。
我把鸡汤递给他：“饿了吧，喝。”
他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喝，喝完抬头冲何成喊：“何叔，这汤好喝。”
何成脸色一僵，柳青赶紧捂住孩子的嘴：“阿福，叫爹。”
我没说话。
何成清了清嗓子，又看向我：“月儿，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可我如今是官身，回京候补，身边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你懂事点，别让我在青儿面前难做。”
婆母也开口了：“女人要大度。成儿在外头五年，你在家享了五年福，让一间屋子怎么了？”
享福。
我在心里把这两个字过了一遍。
五年里，这座宅子的米是我从粮铺扛来的，炭是我掏钱买的，她每个月的药，是我一服一服抓回来的。
她管这叫享福。
然后我点头。
“好。”我说，“不光正房，整座宅子，我都让给你们。”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
何成愣了好一会儿，才笑出声：“这是说气话呢？”
“不是气话。”我说，“你们住。我回娘家。”
婆母捻佛珠的手停了，松了口气，嘴上还要说一句：“这才像个当家娘子的样子。”
柳青红着眼圈，又朝我行了个礼。
何成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外任五年，你总算懂事了。”
他身上有一股陌生的香粉味，我往后退了半步。
他没在意，转身就去帮柳青搬箱子，一口一个“小心门槛”。
我回了西厢。
关上门，我从床底拖出一只樟木箱，打开最底下那层。
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典契躺在里面。
纸已经有些发黄，可上面那方红印还是鲜亮的。
“典宅一所，三进，城东柳树巷。典价纹银八百两。典期五年，满期腊月二十日。典主江月。”
典主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把典契摊在膝盖上，数了数日子。
今天是腊月初一。
还剩十九天。
2.
五年前，何家没有这座宅子。
那时候何成刚中了举，补了岭南一个县的县丞，要去上任。
路远，要盘缠。
要上任，还得打点。
何家的旧宅子是两间土房，卖了四十两，连打点吏部的门房都不够。
是我爹做主，把我的嫁妆拿了出来。
我爹开了二十年粮铺，就我一个女儿，嫁妆给得厚，现银加上铺子里分的红利，一共一千二百两。
四百两给何成带走，路上用，上任用。
剩下八百两，我典下了城东王家这座三进的宅子。
王家老爷去南边做生意，宅子空着，正想典出去收一笔现银。
典契是我爹找中人写的，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爹说：“月儿，这钱是你的，房子也得记在你名下。男人的心，五年以后谁说得准。”
何成走前那天晚上，我爹把他叫到粮铺后堂，让他写了一张纸。
纸上就一句话：此生不纳妾，若违此言，听妻和离，嫁妆归还。
何成写得很痛快，还按了手印。
婆母在旁边做见证，也按了手印。
那天夜里，何成抱着我说：“月儿，等我回来，让你过好日子。”
他走了五年。
五年里，他一共来过两封信。
第一封说路上平安，到任了。
第二封是第三年春天来的，那时候婆母正咳血，他在信里一个字都没问，只说任上清苦，上司要打点，让我再寄一百两过去。
我从粮铺的流水里挪了一百两，托镖局送去了。
除了这两封信，我没收到他寄回的一文钱。
婆母一年四季吃药，药钱是我从粮铺拿的。
前年夏天连下了半个月的雨，正房的梁漏了，水顺着墙往下淌，是我找人换的梁，花了六十两。
婆母逢人便说，这宅子是成儿当官以后置下的。
街坊来串门，夸宅子气派，她就笑着说：“成儿孝顺，当官头一年就给我置下了。”
我没拆穿过她。
我想着，一家人，面子给她就给她了。
现在想来，我给的面子，最后都成了别人踩我的台阶。
那天晚上，我在西厢收拾东西。
我的东西不多，几件衣裳，一个妆匣，一本记了五年的账。
账本上记着每一笔钱：婆母的药，宅子的修缮，逢年过节给何家亲戚的礼。
最后一页，我写上：腊月初一，何成归，带柳青、阿福。
刚放下笔，门被轻轻敲了两下。
我把典契从箱底拿出来，贴身揣进袖子里。
刚收好，门又响了一下。
我打开门，是柳青。
她换了身干净衣裳，手里端着一盏灯，笑得很温柔：“姐姐，还没睡呢？”
“有事？”
她往屋里看了一眼，压低声音：“我就是想问问……这宅子的地契，放在哪儿呀？”
3.
“地契？”我看着她。
柳青有点不好意思：“成哥说这宅子是何家的，我想着，往后要我管家，总得知道契书放在哪儿。”
“你问他吧。”我说，“我明天就走了。”
她脸上一下子有了笑，又说了几句“姐姐保重”，才提着灯走了。
我关上门，摸了摸袖子里的典契，纸角还是硬的。
第二天一早，何成来西厢找我。
他背着手站在门口，看了一眼我捆好的包袱，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账本。
“你要走，我也不拦。”他说，“可有件事得说清楚。”
“你说。”
“青儿跟了我三年，总不能一直没名分。我想着，你既然要回娘家，咱们就写和离书，两下干净。”
他顿了顿，又说：“只是嫁妆这事，你也知道，五年里家里吃的用的，都是从那里头出的。真要算，怕是早就花完了，还不上。”
我看着他。
他说得很顺，像是来之前想了一夜。
我想起他走前写的那张纸，上面明明白白写着，若违此言，嫁妆归还。
他大概以为我忘了，又或者，他自己早就忘了。
婆母在他身后探出半个身子：“月儿，你一个粮铺女儿，嫁进官家五年，也算沾了光。嫁妆的事，就别计较了。”
我点头。
“嫁妆我不要了。”
何成又愣住了。
“我只要两样。”我说，“一张和离书，还有我自己这只樟木箱子，里面是我的衣裳和账本，你们不许翻。”
何成眉头一松，转头和婆母对看了一眼。
那一眼里全是高兴。
在他们看来，我是被气糊涂了，白白把一千二百两嫁妆丢在了何家。
可那四百两早被他带去岭南花了，剩下的八百两，压根就不在何家。
“行。”他说，“我这就请里正来写。”
里正来的时候，带了个人。
是巷口做木匠活的高山。
“正好路过，叫他一起做个见证。”里正说。
高山二十七八岁，个子很高，肩膀宽，进门时还低了一下头，怕碰到门框。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是把手上的木屑在衣服上擦了擦。
和离书是里正写的。
“何成、江月，夫妻不和，两愿和离。自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何成在下面签了名，按了手印。
我也按了。
红印泥在我拇指上，凉凉的。
何成拿起和离书吹了吹，笑着对里正说：“家里的事，让您见笑了。”
里正问了一句：“宅子怎么分？”
何成摆摆手：“宅子是我们何家的，她不要。”
柳青站在廊下，手里抱着阿福，听见这句话，嘴角轻轻弯了一下。
婆母跟在我后面，眼睛一直盯着那只樟木箱子。
走到廊下，她伸手按住箱盖：“月儿，箱子里装的什么，打开给娘看看，别把何家的东西带走了。”
我没松手。
“和离书上刚写的，我的箱子你们不许翻。”我说，“里正还在这儿呢。”
里正咳了一声。
婆母只好把手收了回去。
我拎起樟木箱子往外走。
经过高山身边的时候，他伸手接过箱子，掂了掂：“沉，我帮你扛到巷口。”
我袖子里还揣着那张典契。
走到大门口，它硌了我一下。
4.
我娘见我扛着箱子回来，什么都没问，先给我下了一碗面。
面里卧了两个蛋。
我吃到一半，她才开口：“他带人回来了？”
“嗯，还带了个孩子。”
我娘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当年你爹让他写的那张纸呢？”
“在箱子里。”我说，“娘，我和离了。”
她看着我，眼圈一下子红了，嘴上却硬：“离了好。粮铺养得起你。”
我爹走了两年，粮铺一直是我娘和两个伙计撑着。
我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是把铺子里的账从头到尾理了一遍。
五年里，我从铺子里挪去何家的钱，一笔一笔都记着，药钱、炭钱、修房的钱，加起来有三百多两。
我娘看着账本，叹了口气：“这些钱，就当喂了狗。”
我说：“不喂了。往后铺子里的钱，一文都不往外拿。”
巷子里的消息传得快。
刘婶来买米，说何家这几天热闹得很，何成天天请人喝酒，逢人就说柳树巷的宅子是他当官置下的，过些日子还要摆暖宅酒。
我娘听了直骂，我低头称米，没吭声。
第三天下午，铺子里来了个人。
五十来岁，穿一身灰色棉袍，说话客客气气的。
“请问江月江娘子在吗？”
我从柜台后面抬头：“我就是。”
他拱了拱手：“我是城东王家的管家，姓王。去巷子里找您，说您搬回娘家了，我就寻过来了。”
我请他坐，给他倒了杯热茶。
王管家喝了一口茶，看了看铺子里堆着的米袋，又看了看我，像是在想怎么开口。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江娘子，那座宅子的典期，腊月二十就满了。我们老爷让我来问一句，您续不续？”
“王老爷怎么打算？”
王管家笑了笑：“不瞒您说，我们家少爷明年开春要成亲，老爷想把宅子收回来，给少爷做新房。可当年契书上写了，到期您要续，我们得先问您的意思。”
我把典契从袖子里拿出来，摊在桌上。
“不续了。”我说。
王管家明显松了口气：“那就按契书办。腊月二十那天，我们把八百两典价还给您，您把宅子交回来。”
“宅子里现在住着人。”我说，“是我前夫一家，我和离了，搬出来了。”
王管家愣了一下：“那……他们知道这宅子是典的吗？”
“婆母知道。”我说，“当年典契的见证人里，有她的手印。”
王管家点点头，没再多问。
做管家的人，最懂什么事不该问。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是一份收房的约书，上面写好了日子和时辰。
“腊月二十辰时，我带银子和人去柳树巷。江娘子到时候也过去一趟，当面交割。”
我把约书从头看了一遍，又让我娘也看了一遍。
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到期还银，交房，两不相欠。
我在约书上签了名。
王管家把约书叠好，放回怀里，起身告辞。
走到门口，他回头说了一句：“江娘子，八百两银票，我们老爷已经备好了。”
5.
腊月初七，铺子里又来了一个人。
这次来的人，口音不是京城的。
他三十多岁，穿着绸袍，手上戴着一只金戒指，进门就问：“何成何大人的夫人，是不是住在这儿？”
我娘脸一沉：“没有什么何夫人，这是江记粮铺。”
那人也不恼，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往柜台上一拍。
“我姓钱，岭南来的，做药材生意。何大人在任上欠了我三百两银子，说好回京就还。我去柳树巷找他，他说手头紧，让我等补了缺再说。”
“那你来找我做什么？”
钱老板指着那张纸：“你自己看。”
是一张借据。
借纹银三百两，月息二分，一年为期。
借款人何成，下面是他的签名和手印。
最后一行写着：以京中柳树巷三进宅院一所作保，若到期不还，宅院抵债。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钱老板说：“我去打听过了，巷子里的人说，那宅子是何大人当官以后置下的。可何大人又说，宅子的契书在他前头夫人手里。我想着，来问问清楚。”
“这宅子不是他的。”我说。
钱老板眉头一皱：“什么意思？”
“这宅子是我用嫁妆典来的，典契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说，“腊月二十典期就满了，房主要收回去。我和何成已经和离了，他欠的钱，跟这宅子没关系，也跟我没关系。”
钱老板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你是说，这宅子到了日子，就要还给人家？”
“腊月二十。”我说，“房主已经备好银子了。”
他把借据拿回去，又看了一遍，咬着牙说：“好啊，拿别人的宅子给我作保。”
我问他：“这三百两，他借去做什么了？”
钱老板冷笑一声：“还能做什么？给那个姓柳的赎身，剩下的拿去打点上司了。那女人原先在县里一个酒楼唱曲，男人死了，带着个孩子。何大人看上了，非要赎出来。”
我没说话。
原来阿福那一声“何叔”，没有叫错。
原来他说的照顾了他三年，是他拿借来的钱买来的三年。
而这三百两的利息，一个月就是六两，三年下来，光利息就够婆母吃两年的药。
钱老板收好借据，冲我拱了拱手：“多谢江娘子说实话。这笔账，我去找他本人算。”
他走后，我娘气得直骂。
我却拿起那张借据的抄本，看了一眼上面的日子。
三年前，三月初九。
三年前三月，我正给婆母抓第四服药，钱是从粮铺的流水里挪的。
也是那年春天，他来信说任上清苦，让我寄一百两。
我寄过去的那一百两，大概也花在了柳青身上。
傍晚刘婶来买米，说钱老板去了柳树巷，在大门口跟何成吵了一架。
何成当着街坊的面拍着胸脯说：“宅子是我何家的，跑不了。等过了腊月二十，我补了缺，连本带利一起还你。”
钱老板这才走了。
刘婶学完，压低声音问我：“月儿，那宅子到底是谁的？”
我把称好的米递给她：“过了腊月二十，您就知道了。”
6.
腊月初十，下了第一场雪。
铺子后院的门闩冻裂了，我正发愁，高山扛着工具箱来了。
“里正说你家门闩坏了。”他说。
我没跟里正说过。
他也没解释，蹲在门边，三两下把旧门闩拆了下来。
我去灶房烧了一壶热水，倒了一碗给他。
他接过去，手指碰到我的手，很烫。
我缩了一下，他也愣了一下，低头喝水。
他喝得很快，喉结一动一动的，喝完把碗放在门边的石头上，耳朵有点红。
“那座宅子，”他忽然开口，“正房的梁，是我换的。”
我看着他。
“前年夏天，你找人修房子，找的是我师父。我师父腿脚不好，是我上去的。”他说，“你付了六十两，还给我们多拿了两斤糖。”
我想起来了。
那年雨特别大，正房的墙泡得发黑，我站在院子里急得团团转。
有个年轻木匠在房顶上站了一整天，下来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
我给他递了一条干帕子。
“原来是你。”我说。
他嗯了一声，又低头去修门闩。
修好以后，他试了试，门闩推过去，咔哒一声，严丝合缝。
“好了。”他说，“以后夜里关门，别忘了插上。”
我要给他工钱，他摆摆手，扛起工具箱就走。
走到门口，他又回头：“铺子里的米袋重，往后要搬，你喊我。”
后来那几天，铺子里来了两车新米，我还没开口，他就到了，一袋一袋往仓房里扛，扛完连口水都不喝就走。
我娘站在柜台后面，看着他的背影，又看看我，什么都没说，嘴角却翘了起来。
那天下午，我娘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张大红的帖子。
“你看看，这是巷子里的刘婶捎给我的。”
是一张暖宅帖。
上面写着：何府新宅，略备薄酒，恭请光临。
落款是何成。
帖子背面，刘婶托人写了几句话：何成请了吏部的一位郎中，还有好几个同僚，说是要给柳氏扶正，顺便托人补缺。
我娘气得手发抖：“他拿你的宅子请客？”
我把帖子翻过来，看了看上面的日子。
腊月二十，午时。
和王管家来收房，是同一天。
7.
腊月十二，何成派了个小厮来粮铺。
小厮递给我一张纸，说是大人让我签的。
纸上写着：江氏自愿将柳树巷宅院让与何成，此后宅院归何家所有，与江氏无涉。
底下空着一块，等我签名按手印。
我看了两遍，笑了。
他大概也觉得不踏实，想拿一张纸把宅子钉牢。
可他连这宅子是典来的都不知道，写的还是“宅院归何家所有”。
“回去告诉你家大人。”我把纸折好，还给小厮，“宅子我已经让了，他住着就是。至于归谁，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他说了算。”
小厮没听懂，挠挠头走了。
腊月十五，婆母来了粮铺。
她是一个人来的，没坐轿子，走了半个城，鞋面上全是雪水。
我请她进后堂，给她倒了碗姜茶。
她捧着碗，半天没喝，佛珠在手腕上一圈一圈地转。
“月儿，”她终于开口，“王家的管家来过了。”
我没接话。
“他说腊月二十要收房。”婆母的声音发虚，“成儿不在，是我接的话。”
“何成知道吗？”
婆母摇头：“我没敢说。”
我看着她。
五年前，典契上的见证人里有她的手印。
五年里，她逢人便说这宅子是成儿当官以后置下的。
半个月前，她看着我扛着箱子出门，说这才像个当家娘子的样子。
“月儿，你续一年吧。”婆母把手腕上那只银镯子褪下来，往我面前推，“就一年。等成儿补了缺，有了俸禄，再还你。”
“这五年，您的药是我付的，宅子的梁是我换的，何家亲戚的年礼是我送的。”我说，“何成在任上借了三百两给柳青赎身，您知道吗？”
婆母的手一抖，姜茶洒了一半。
“他……他借了钱？”
“借据上写的，拿柳树巷的宅子作保。”
婆母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坐在那儿，嘴唇动了动，半天才说出一句：“他补缺的保结，写的也是那座宅子。”
我愣了一下。
“吏部要京中住址，要有房产，要邻里作保。”婆母说，“成儿前几天去递了文书，写的就是柳树巷，说是自家宅子。”
原来如此。
难怪他急着请吏部的郎中喝暖宅酒。
我想了想，说：“就算我想续，王家也不肯了。他家少爷开春成亲，宅子要收回去。”
“那你跟王家说说情……”
“说情可以。”我说，“再续一年，王家要加二百两。这二百两，是您出，还是何成出？”
婆母不说话了。
我把那只银镯子推回她面前。
“您收好。”我说，“这镯子是您的，宅子是王家的，银子是我的。腊月二十，我会去交房。”
婆母看着那只镯子，手抖得拿不起来。
她走的时候，我让伙计雇了一辆车送她回去。
车走出去好远，我还看见她在车上回头，手里攥着那只镯子。
8.
腊月二十，天刚亮，雪停了。
我和王管家在柳树巷口碰了面。
他带了两个家丁，还有一个中人，是当年给我写典契的那位老先生。
老先生头发全白了，见了我，叹了口气：“五年了，一天不差。”
“江娘子，”王管家冲我点点头，“咱们去吧。”
客人请的是午时，这会儿还早，院子里只有何家自己的人。
大门开着，院子里摆了十几张桌子，厨子在灶房里忙得热火朝天。
正房门口挂了两盏新灯笼，红得刺眼。
柳青穿着一身新做的绛红袄裙，站在廊下指挥丫头摆碗筷。
她看见我，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姐姐？你怎么来了？”
何成从正房里出来，看见我身后的王管家和家丁，皱起眉：“江月，你来闹什么？今天家里有贵客。”
“我不闹。”我说，“我来交房。”
“交什么房？”
王管家上前一步，客客气气地拱手：“何大人，在下是城东王家的管家。这座宅子，是我家老爷五年前典给江娘子的，典期今日满。我们是来收房的。”
何成像是没听懂：“你说什么？这是我何家的宅子。”
中人老先生把典契的底本拿出来，展开给他看：“典宅一所，三进，城东柳树巷，典价纹银八百两，典期五年，典主江月。何大人，这上头还有令堂的手印。”
何成一把抢过去，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他转过头，冲着正房喊：“娘！”
婆母从屋里出来，扶着门框，没敢看他。
“娘，这是怎么回事？”
婆母的声音很小：“当年卖了旧宅……拿的是月儿的嫁妆……”
“你不是说这宅子是咱家买的吗？”
婆母低着头，佛珠攥在手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柳青站在廊下，手里的碗啪一声掉在地上，碎了。
她看看何成，又看看婆母，最后看向我，脸上那点温柔一下子全没了。
“成哥，”她的声音发尖，“你不是说这宅子是你的吗？”
何成没理她，一把扯过王管家的袖子：“你们串通好了是不是？我是朝廷命官，你们敢收我的房？”
王管家把袖子抽回来，还是那副客气样子：“何大人，契书在这儿，中人在这儿，您要是不服，咱们去衙门说。”
何成的手僵在半空。
他今天请了吏部的郎中，他比谁都怕去衙门。
何成转过来看我，脸涨得通红：“你早就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说，“钱是我付的。”
“那你为什么不说？”
“你也没问过。”我说，“五年里，你没问过一次家里住在哪儿，钱从哪儿来。”
何成咬着牙：“就算宅子是典的，这八百两也该是何家的。你嫁进何家，你的钱就是何家的钱。”
中人老先生摇了摇头：“何大人，典主写的是江娘子。况且，听说二位已经和离了。”
我从袖子里拿出那张和离书，又拿出那张立誓书，一起放在桌上。
“和离书上写着，各不相干。”我说，“立誓书上写着，若违此言，听妻和离，嫁妆归还。这两张纸，都是你按的手印。”
何成看着那张立誓书，像是第一次看见它。
“我说过嫁妆不要了。”我说，“可这八百两，从来就没进过何家的门。”
王管家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当着何成的面打开，里面是一沓银票。
他双手递给我：“江娘子，典价八百两，请您点一点。”
我接过来，一张一张地数。
一百两一张，一共八张。
9.
“三天。”王管家对何成说，“我们老爷说了，看在江娘子的面上，给你们三天时间搬走。”
何成站在院子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
灶房里的厨子探出头来问：“老爷，这菜还做不做？”
没人回答他。
午时快到的时候，巷口来了一顶轿子。
是吏部那位郎中。
他下了轿，看见院子里乱成一团，家丁站在门口，王管家正在跟中人对账，就停下了脚步。
何成赶紧迎上去：“大人，家里有点小事，您里面请。”
郎中没动，问王管家：“这是怎么了？”
王管家照实说了：“这宅子是典的，今日典期满，我们来收房。”
郎中看了何成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上了轿。
轿子走远了。
何成站在门口，手还抬着，像是忘了放下来。
他转身冲进院子，一脚踢翻了一张桌子，碗碟碎了一地。
柳青吓得抱着阿福躲进了屋里。
婆母坐在廊下，佛珠断了线，珠子滚了一地，她也没去捡。
暖宅酒没摆成。
第二天一早，何成提着两盒点心去了郎中府上。
门房收了点心，说大人不在。
他在门口站了一个时辰，看见郎中的轿子从后门出去了。
同一天，钱老板带着借据去了衙门。
借据上写的是拿柳树巷的宅子作保，可宅子是王家的，典主是我，跟何成没有半点关系。
县太爷派人去柳树巷问了王家，又叫中人来对了典契。
何成在堂下还想争：“大人，那宅子我住了二十天，街坊都知道是我家的。”
县太爷问他：“住着就是你的？那客栈你也住过，客栈也是你的？”
堂下有人笑出了声。
县太爷当堂就判了：借款是何成本人借的，三百两加上利息，由何成本人还，限期一个月。
钱老板拿着判词出来，在衙门口拦住何成，说了一句：“何大人，一个月，我天天来找你。”
第三天，吏部的文书下来了。
补缺的保结写的住址不实，候补的名单上，何成的名字被划掉了。
那天晚上，柳青收拾了包袱。
她坐在空荡荡的正房里，看着地上没扫干净的碎碗片，问何成：“你在岭南跟我说，京中有三进的宅子，乡下还有二十亩田，我跟了你，阿福就能读书。你说的京中的宅子，乡下的田，到底有没有？”
何成说不出话。
柳青冷笑了一声：“我跟你三年，图的就是个安稳。你连个住处都没有，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图你什么？”
何成急了：“青儿，你听我说，等我补了缺……”
“补缺？”柳青把包袱往肩上一甩，“吏部的大人连门都没进就走了，你当我看不见？”
她拉着阿福就往外走。
阿福回头看了何成一眼，小声说：“何叔，我们走了。”
何成追到门口，柳青头也没回。
后来他才知道，柳青走之前，把他包袱里剩下的二十两碎银子也拿走了。
第四天，王家的人来收了钥匙。
何成把正房门口那两盏红灯笼摘了下来，想拿去当铺换几个钱，当铺的伙计看了一眼，说不值钱，不收。
他把灯笼扔在巷口，雪很快把它们盖住了。
婆母被何家的一个远房侄女接回了乡下。
何成背着一个包袱，住进了城南一家客栈的柴房。
那家客栈的掌柜跟我娘相熟，捎话过来说，他夜里点着一盏油灯，对着一张纸发呆，一坐就是半宿。
那张纸，是我们的和离书。
10.
腊月二十八，又下了雪。
铺子打烊以后，我在柜台后面算年账。
门被敲响了。
我以为是伙计忘了东西，开门一看，是何成。
他站在雪里，身上那件官袍已经洗得发白，肩膀上落了一层雪，脸冻得发青。
才二十多天，他像是老了好几岁，眼底下一圈青黑，胡子也没刮。
“月儿。”他叫我。
我没让他进门。
“有事就在这儿说。”
何成搓了搓手，声音放得很低：“我知道错了。青儿走了，娘也回了乡下，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你还有那张立誓书。”我说，“你写的，此生不纳妾。”
他脸一红，低下头：“是我糊涂。”
“你来做什么？”
何成抬起头，眼睛里有了点光：“月儿，你手里有八百两。咱们再典一座宅子，小一点也行，我重新去吏部递文书，补了缺，就能还钱。咱们重新过，行不行？”
我看着他。
这么冷的天，他站在我门口，想的还是我手里的银子。
“八百两是我的嫁妆。”我说，“不是你的。”
“那……借我一百两也行。”他急了，“钱老板天天去客栈堵我，一个月到期还不上，我是要坐牢的。”
“你给柳青赎身的时候，想过家里的药钱吗？”
何成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你给我写信要一百两的时候，婆母正咳血。”我说，“那一百两，我是从我爹留下的铺子里挪的。”
他低下头，雪落在他的发顶上，化成水往下淌。
“月儿，我那时候是鬼迷了心窍。”他声音发抖，“你就当可怜可怜我，我们好歹夫妻一场。”
“夫妻一场。”我说，“你带着她进门那天，让我搬去西厢的时候，想过夫妻一场吗？”
他不说话。
“你请吏部郎中喝暖宅酒的时候，想过那座宅子是谁的吗？”
他的脸一下子白了。
“何成，我们和离了。”我说，“和离书上写着，各不相干。你按的手印。”
他还想说什么，伸手来推门。
我没让。
我关上了门。
门闩推过去，咔哒一声。
是高山修的那根。
我靠着门站了一会儿，听见外面的脚步声慢慢走远了。
后院传来敲门声。
我走过去，打开后门，是高山。
他抱着一只木箱子，箱子不大，做得很细，四个角都包了铜皮，正面挂着一把小铜锁。
“给你的。”他说，“装契书。”
我接过来，箱子还带着木头的香味。
“你看见他了？”我问。
高山点头：“我在巷口等他走了才过来。”
他站在雪里，耳朵冻得通红，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月儿，”他第一次这么叫我，“正月十六，我想来提亲。”
我抱着箱子，没说话。
他从怀里掏出一把铜钥匙，放在我手心里。
钥匙被他捂得热热的。
我握着钥匙，抬头看他。
“好。”我说。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像个傻子，转身走的时候，差点在门槛上绊一跤。
11.
正月十六，高山来提亲了。
他请了里正做媒人，聘礼不多，两匹布，一对银镯，还有一张地契。
地契上是城西一座小院，两间正房，一个灶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
是他这些年攒钱买的，不是典的。
地契上写了两个名字，高山，江月。
我娘看了地契，抹着眼泪说了一句：“这回是个踏实的。”
这回的婚书，我自己看过才按的手印。
上面写着，女方嫁妆，归女方自管。
高山说，这一条是他求里正加上的。
二月初二，我嫁进了城西的小院。
没有大摆宴席，请了几桌街坊，热热闹闹吃了一顿饭。
夜里客人散了，高山把院门关上，插好门闩。
他回到屋里，站在床边，半天没动。
我笑他：“站着干什么？”
他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伸手把我鬓边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
他的手很粗，有茧子，动作却很轻。
我听见他的呼吸有点乱，比那天修门闩的时候还乱。
“月儿，”他说，“我嘴笨，说不来好听的。往后家里的钱，你管。”
我靠在他肩上，他身上有木头的味道，还有一点皂角的香。
灯是他吹的。
后来的事，我记得窗外起了一点风，枣树的枝子轻轻碰着窗户纸，一下一下的。
开春以后，我听我娘说，何成还不上钱老板的三百两，又被钱老板告到了衙门，挨了二十板子，打了欠条。
他把那件官袍当了，换了一张出城的路条，去南边一个小县给人当账房，说是要慢慢还债。
婆母在乡下侄女家住着，侄女嫌她挑食，三天两头吵架。
她托人捎过一回话，问我能不能给她抓两服药。
我让伙计送去了，药钱记在账上，最后一页写着：何家，两服药，三钱银子，不必还。
柳青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那天，我把那张旧典契从樟木箱子里拿出来。
纸已经很黄了，那方红印还是鲜亮的。
我看了一会儿，把它放进高山做的那只木箱子里，和新地契放在一起。
一张是我自己守下来的五年。
一张是往后的日子。
我锁上铜锁，把钥匙挂在了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