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曾沿着北方那条浑浊的野猪河往上游走，去乡下寻访那些快要绝迹的老手艺。那年立秋刚过，河滩上的芦苇还没白头，日头毒得像刚出炉的铁水，把黄土路晒得冒白烟。我在白马镇外的老槐树底下歇脚时，认识了周长命。
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八岁了，瘦得像一把剥了皮的干柴，背脊弯成了一张拉满的弓，穿一件洗得发白、打满补丁的对襟粗布褂子。他坐在一块青石板上，脚边放着一副磨得油亮的老榆木挑子，一头是装家伙什的五屉木箱，另一头是个小风箱和泥炉子。挑子旁边趴着一条老黄狗，那狗只剩三条腿，左后腿从根儿上齐刷刷地没了，瞎了一只右眼，浑身的毛掉得斑斑驳驳，像块用了几十年的破毡子。
我走过去的时候，周长命正低着头，鼻梁上架着一副极其滑稽的黄铜框老花镜——那眼镜腿断了一根，用红头绳绑在耳朵上，镜片厚得像酒瓶底。他手里拿着一把尺把长的竹弓，弓弦缠在一根细铁钻杆上，往返拉动着。
“吱扭——吱扭——”
金刚钻头在粗瓷碗底一点点往下吃劲，冒出一撮撮极细的白瓷末子。他拉几下，就用大拇指蘸一点嘴唇上的唾沫，抹在钻眼上降温和润泽，嘴里还对着那条三条腿的老黄狗絮絮叨叨地说话：
“你别嫌日头晒，等把王家寡妇这口粗瓷盆锔好了，换两斤红薯面，咱爷俩夜里熬糊涂喝。你那牙口不中用了，我给你把红薯皮剥干净，你可别像上回那样，连吞带咽地卡了嗓子，害得我半夜起来给你抠喉咙。”
那条独眼老黄狗似乎听得懂人话，喉咙里“呜咽”了一声，把下巴搁在周长命满是裂口和老茧的脚背上，尾巴在黄土里扫出两道浅沟。
我在树荫下坐下来，递给他一根纸烟。周长命停下手里的弓钻，把铜框眼镜推到脑门上，露出一双混浊却出奇平静的眼睛。他没接烟，只是在裤腿上擦了擦手，笑着说：“后生，我不抽这精细玩意儿，嗓子眼受不住。你要是渴了，我木箱顶上有凉白开。”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那榆木箱子顶上摆着一只蓝边粗瓷大碗。那只碗让我看呆了——它根本不像是完整的瓷器，倒像是一只爬满了蜈蚣的泥疙瘩。碗身上密密麻麻全是裂纹，纵横交错，少说摔碎过七八回，可每一道裂缝上都严丝合缝地钉着扁平的黄铜锔子。那些铜锔子有的已经磨得发黑，有的还泛着暗黄的铜光，大大小小把碎瓷片死死地咬合在一起。碗里盛着大半碗清水，在毒日头底下竟然一滴都不往外渗。
“大爷，”我忍不住问他，“这碗都碎成这样了，买个新的也花不了几个钱，怎么还下了这么多铜钉？”
周长命端起那只碗，粗糙的手指在那些凸起的铜锔子上一颗一颗地摸过去，脸上露出一种近乎慈祥的笑意。
“四十九颗，”他说，“我数着呢，一颗都不少。买个新碗只要两毛钱，可新碗上没有我家里的人。这碗上的铜锔子，是我一辈子一颗一颗钉上去的。端着它喝水，就像一家老小还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他看我不赶路，便拍了拍身边的青石板，抓起一把小铁锤，“叮叮当当”地把最后两颗铜锔子敲进王家寡妇的瓷盆里，抹上用生石灰和鸡蛋清调出来的白灰泥，然后摘下那副红头绳绑着的铜框眼镜，小心翼翼地裹进四层油纸里。
那个下午，野猪河的水声在远处轰隆隆地响，老槐树上的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周长命摸着那条三条腿的老黄狗，就像在翻一本被雨水泡烂又晒干的老黄历，一页一页地把他的日子讲给了我听。他说起那些死去的人时，脸上既没有眼泪，也没有怨恨，语气平淡得就像在说昨夜下了一场小雨，院子里的泥干了，又该挑水浇菜了。
我叫周长命。白马镇上的人都说我这名字起得损，把一镇子人的阳寿都借到我自个儿身上了。其实我娘生我的时候，正赶上腊月二十三的大暴雪，我早产了两个月，生下来只有一只老母鸡那么大，连哭声都像蚊子哼哼。我爹娘也是苦命人，在我六岁那年赶上霍乱，前后脚没了，临死前托镇上的棺材铺刘掌柜给我口饭吃，给我起名叫“长命”，就盼着我能像野地里的狗尾巴草一样活下来。
我十三岁就在刘掌柜的冥器铺子里学扎纸人、画棺材。那是个吃死人饭的营生。谁家死了人，我就得提着浆糊桶和竹篾子去熬夜，扎童男童女、扎金山银山、扎大马车，还要用朱砂和石绿往棺材头上画“福寿全归”。我手巧，扎出来的纸马连眼睫毛都是活的，镇上办白事的都点名要我。到了十九岁，我手头攒了十几块大洋，在镇上也算是个有手艺的体面后生。
要不是遇上桂英，我这一辈子大概就守着棺材铺，闻着松香和死人味儿过下去了。
桂英是镇东头老陈头的闺女。老陈头早年给大户人家拉石磙，砸断了一条腿，爷俩就在十字街口支了个豆腐摊，卖热浆水豆腐。桂英比我小两岁，长得不算顶漂亮，可那双眼睛黑亮黑亮的，像刚从井水里捞出来的黑枣，说话声音脆生生的。每次镇上出殡，纸人纸马吹吹打打从街口过，别的姑娘媳妇都捂着嘴躲瘟神似的往门后缩，只有桂英站在豆腐摊后头，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举着引魂幡走过去。
有一回冬夜里，我给镇北的张财主家画完了寿材，冻得手脚发木，路过十字街口时，老陈头的豆腐摊还没收。灶膛里的柴火映着桂英通红的脸蛋，白花花的豆浆在铁锅里翻滚，热气直往人脸上扑。
我走过去，花两个铜板要了一碗热豆腐脑。桂英给我盛得冒了尖，还特意多淋了一勺红油辣子。她把碗递给我的时候，看见我手指甲缝里洗不掉的朱砂红和石绿，轻声说了一句：“你这手跟掉进染缸里似的，冬天不生冻疮吗？”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故意逗她，把手伸到她跟前晃了晃说：“我这是给阎王爷画生死簿的手，小鬼见了都绕道走，冻疮哪敢找我？”
没想到桂英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往后退了半步，低着头绞着围裙角说：“长命哥，你别吓我。我娘死得早，我打小就怕那些纸人纸马。你上回给我爹买豆腐找回来的铜板，上头沾着一点金箔纸，我夜里做梦，梦见两个纸扎的小人站在我炕头冲我笑，吓得我三天没敢合眼。”
我听完这话，心里像被人用钝刀子拉了一下。那天夜里我回到棺材铺，躺在摞得高高的寿材板子中间，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看着自己这双满是颜料味的手，头一回觉得这碗死人饭吃得让人心里发凉。
第二天一早，我把画笔、颜料罐子全交还给了刘掌柜，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说我要出师改行，不干扎纸匠了。刘掌柜气得胡子乱颤，抓起劈竹篾的扁担往我脊梁骨上抽了二十四下，把我的棉袄都抽烂了，棉絮飞得满屋子都是，还扣下了我攒的十块大洋当学徒伙食费，把我连人带行李扔出了大门。
我揣着仅剩的三块大洋，趴在老陈头的豆腐摊前，把后背上的血印子给桂英看。我说：“桂英，打今儿起，我再也不碰死人的东西了。我去南边拜师学锔碗。人家扎纸是把好好的竹子纸张烧成灰，锔碗是把摔碎的物件重新拼好，是伺候活人的手艺。等我挑着担子回来，你嫁不嫁我？”
桂英看着我后背上渗血的棉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掉进热腾腾的豆腐锅里。老陈头拄着拐棍从里屋一瘸一拐地走出来，叹了口气，从热锅里捞出一大块老豆腐塞进我怀里，骂道：“傻小子，为了个丫头片子挨二十四扁担，把现成的银子扔了去学那走街串巷的苦差事！去吧，只要你学成了回来，哪怕穷得要饭，我也把桂英许给你！”
二
我在南边跟一个山东逃荒过来的老锔匠学了一年半。那真是一门熬心血的苦手艺。一根细铁杆，顶尖上嵌一粒比芝麻还小的金刚石，全靠手里的竹弓拉着转，在硬邦邦、滑溜溜的瓷器上钻出半边深、半边浅的钉眼，深一毫就把碗钻透漏水了，浅一毫铜锔子就抓不住劲。我的大拇指肚被金刚钻和碎瓷片划得没有一块好肉，老茧结了三层，连针扎进去都不觉得疼。
二十一岁那年秋天，我挑着自己打制的榆木担子，摇着两片响铁，“叮当——叮当——”地走回了白马镇。
我没有房子，老陈头就把豆腐坊后头那间原本用来堆黄豆秸和驴粪的泥坯房腾了出来，糊上新窗户纸，给我和桂英当了新房。成亲那天没有吹鼓手，也没有花轿，我就用锔碗的红铜丝给桂英拧了一对铜耳环，拧了一朵铜梅花别在她发髻上。桂英穿着一件借来的红布衫，坐在土炕沿上冲我笑，烛光底下，她耳垂上的红铜环子一晃一晃的，比镇上大户人家小姐戴的金坠子还好看。
结婚后的日子虽然穷，可每天都有奔头。天不亮，老陈头和桂英就起来推磨点豆腐，我在院子里生火拉风箱，打制铜锔子。天亮了，桂英挽着篮子去街上卖豆腐，我就挑着担子下乡去锔盆锔碗。
乡下人过日子俭省，一只粗瓷碗使唤十几年，摔成两半也舍不得扔，总要等我摇着响铁进村，花两个铜板或者抓两把高粱米，让我给锔起来。有时候碰上大方的主家，看我大老远挑着担子不容易，还会给我盛一碗热菜汤。我总不舍得把汤里的干货吃掉，兜里常年揣着个干净的荷叶包，把主家赏的半块咸肉或者一个窝头省下来，揣在怀里捂热了，晚上带回去给桂英和老陈头吃。
头四年里，桂英先后给我生了一儿一女。大儿子叫周平，小名平儿；闺女叫周燕，小名燕子。平儿刚满四岁、燕子两岁那年，白马镇遇上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旱，紧接着又是漫天遍野的飞蝗。
那年的蝗虫多得吓人，飞过来的时候连日头都能遮黑，天空中“嗡嗡”作响，像打闷雷。地里的庄稼不要说收成，连树皮和茅草根都被啃得精光。镇上没人买得起豆腐了，因为连黄豆都绝了收；也没人找我锔碗了，碗里都没东西可盛，破不破又有什么要紧呢？
偏偏这时候，桂英又怀上了老三，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人却饿得只剩一把骨头，走两步就扶着土墙直喘气。我们一家五口人，每天全靠我跑去二十里外的野猪河滩挖白茅根，掺着发霉的豆渣熬稀汤喝。平儿和燕子饿得整夜哭，我就拿块木头削成烧饼的模样，涂上点锅底灰，哄他们说等灶王爷睡着了就能变成真烧饼。两个孩子信以为真，抱着木头饼子舔着舔着就睡着了。
老陈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少了一条腿，平时连挑水都干不了，总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每天吃饭都只喝最上头的一层清汤，把底下那点豆渣全拨进桂英和平儿碗里。
那天傍晚，天闷热得像个蒸笼。老陈头拄着拐棍在院子里转悠了半天，突然把我拉到墙角，神神秘秘地从怀里掏出一把长满了绿锈的铁叉子，压低声音对我说：“长命，今儿后半夜你跟我去趟镇西头的老龙井。”
我一听就慌了：“爹，那口井荒了快二十年了，深得不见底，井壁上的木头衬子早就烂透了，去那儿干啥？”
老陈头咽了口唾沫，浑浊的眼睛里放着光：“你不懂。越是旱年，死井底下的阴泥里越藏着肥蛤蟆和老泥鳅！我白天趴在井口听过了，底下有‘呱呱’叫的动静。桂英怀着身子，再不见点荤腥，大人孩子都得折进去。你腿脚好，你在上头拉绳子，我这把老骨头轻，你用柳条筐把我缒下去，我叉几只蛤蟆上来给桂英熬碗白肉汤！”
我死活不答应，说要去也是我下去，哪能让个断腿的老人下枯井。可老陈头驴脾气上来了，举起拐棍就要砸自己的脑袋，红着眼低吼道：“我是她亲爹！我少条腿，身子轻了一半，井底下窄，你在底下转不开身！你要是不让我去，我现在就一头撞死在磨盘上，省得每天白喝你们两碗豆渣汤！”
我拗不过他，只好在半夜里跟着他摸黑去了镇西头的荒地。
那天夜里没有月亮，燥热的风刮过干裂的土地，到处都是“咔嚓咔嚓”枯枝断裂的响声。我们到了老龙井边，我把两根井绳接在一起，一头死死捆在井台边的歪脖子榆树上，另一头拴住大柳条筐。老陈头把拐棍留在井台上，坐进筐里，手里攥着铁叉和一个装蛤蟆的布袋子，冲我咧嘴一笑：“长命，放绳吧，听我拽两下绳子，你就往上拉。”
我咬着牙，手掌心抵着粗糙的麻绳，一寸一寸地把老陈头往黑窟窿里放。井底下一股浓重的腐木味和土腥气直往上冲。放了约莫有五六丈深，绳子松了，老陈头到底了。
我在井口趴着往下看，底下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老陈头在底下用铁叉翻动烂泥的“噗嗤”声，接着传来他压抑不住的欢喜声：“有！长命，真有！好大一只癞蛤蟆，比碗口还大！”
我心里正一阵狂喜，突然听见井底深处传来“咔嚓”一声闷响，紧接着是木头碎裂的“噼里啪啦”声。那口荒井半腰上的朽木护壁，被井绳摩擦震动，竟然连带着周围干裂松动的黄土一起塌了！
“爹——！”
我魂都飞了，疯了一样双手拽住麻绳往外拔。麻绳把我的手掌勒开了大口子，鲜血顺着胳膊往下流，可底下的土石越塌越多，轰隆隆的声音像闷雷一样在井筒里回荡。我拼尽了全身的力气，把脚蹬在井沿石头上，脖子上的青筋憋得像蚯蚓一样粗，终于把绳子拽了上来。
拉上来的只有半截被巨石砸断的柳条筐底，还有拴在绳扣上的那个小布袋。布袋已经被石头砸扁了，血乎乎的泥浆混着三只被砸烂的白肚皮蛤蟆，从布袋口滴滴答答地流在我脚面上。
井底下彻底安静了，新塌下来的黄土填平了大半个井筒，连半点声音都没有了。
我在井口跪到天亮，双手把井沿的石头抠得全是血印子。早上桂英扶着墙找过来的时候，看见井台上的那根独脚拐棍，一声没吭，直接昏死在了黄土里。
那年头连口薄皮棺材都置办不起，井又太深，根本挖不出尸首。我就把老陈头那根拐棍和那三只砸烂的蛤蟆埋在了井口，把那口枯井封成了坟包。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看见老陈头平时吃饭用的那只粗瓷大碗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我就点起小油灯，拉响了金刚钻，流着眼泪在碗缝上钉下了第一颗黄铜锔子。
三
老陈头死后第三天，天上就下了一场暴雨，把蝗虫全冲进了野猪河。桂英在雨夜里生下了我们的小儿子，取名叫周安，小名小安。因为怀他的时候桂英没吃过一顿饱饭，小安生下来肺管子就弱，一到冬天就喘得像拉破风箱。
好在旱灾过去后，年景慢慢缓过来了。我挑着锔碗担子走遍了方圆百里的十几个村镇，因为活儿干得细、要价公道，大家都愿意找我。平儿和燕子也一天天长大了。
平儿这孩子随我，手脚麻利，心气儿却比我高得多。他打小就不愿意跟我学锔碗，也不愿意帮他娘推豆腐磨，他最喜欢去镇外的高坡上看远处的铁路。他十四岁那年，公家要在野猪河最险的鬼门峡修一座大铁桥，好让火车通到省城去。成百上千的工人扎在河滩上，每天开山放炮，震得白马镇的屋瓦都嗡嗡响。
平儿满十六岁那天，趁我下乡锔碗，自己卷了铺盖卷去铁桥工地上报了名，当了一名接铆钉的小工。
桂英知道后哭了一场，怕那铁桥太高太险。等平儿头一回休假回来，我才知道那真是拿命换钱的活计——几十丈高的铁架子悬在湍急的野猪河上空，底下炉子把拇指粗的铁铆钉烧得通红，用铁钳子夹着往天上一甩，平儿就站在高空只有一尺宽的跳板上，拿着个铁皮漏斗去接那颗飞过来的火红铆钉，接住了立马塞进铁梁眼儿里，旁边的壮汉挥锤砸死。
我听得后背直冒冷汗，抓起扁担就要打断他的腿，不许他再去。平儿却没有躲，只是从怀里掏出一沓崭新的票子，还有一包用红纸包着的白糖饼、一双红线袜子，全放在炕桌上。
“爹，”平儿已经长成半大小伙子了，肩膀宽阔，脸上被高空的河风吹得黑里透红，冲我咧嘴笑道，“你别打我。师父说我眼神准、手腕稳，整个工地数我接铆钉接得最好，一颗都没漏过！你看，我一个月挣的工钱顶你挑担子走半年。等这座铁桥合龙通了车，工地上还要调我去省城机务段当学徒开火车呢！到时候我把你和娘、燕子、小安都接去坐火车！”
接着，他又神神秘秘地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油纸包，一层层打开，里头是一副擦得锃亮的黄铜框老花镜。
“爹，我上回见你夜里在油灯底下穿铜丝，把眼睛凑得离灯捻子只有一寸远，把眼睫毛都燎焦了。我去县城铺子里给你配了这副老花镜，掌柜的说这是顶好的水晶片子，戴上连蚊子腿上的毛都能看清！”
我看着那副黄铜眼镜，手都在抖，舍不得往脸上戴，骂他乱花钱，心里却甜得像喝了蜜。我把那副眼镜原封不动地包回四层油纸里，锁进了木箱最底层，逢人就夸我儿子平儿要在天上修大桥、将来要开大火车了。我说等哪天平儿穿着铁路制服带我们去坐火车，我再把这副眼镜戴上，好好看看省城是什么模样。
铁桥整整修了两年半。那两年半里，平儿每逢初一十五就托顺路的马车给家里捎东西，有时候是两斤白面，有时候是一块花洋布给燕子做嫁妆，每次捎信回来都说自己好着呢，让我们放心。
到了平儿十九岁那年端午节前一天，铁桥终于彻底完工了。消息传到白马镇，说第二天晌午头一趟蒸汽火车就要披红挂彩地从铁桥上开过去，工地给工人们发了双份的赏钱，放假回家过端午。
那天早上，桂英早早就包好了红枣粽子，换上了过年才穿的蓝布褂子。我把锔碗挑子擦得一尘不染，带着十四岁的燕子和八岁的小安，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往鬼门峡铁桥那边走，去接平儿回家。
远远地，我们就看见那座黑森森、高耸入云的钢铁大桥横跨在野猪河两岸，桥头上挂着大红绸子，两岸挤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火车还没来，可工人们已经散了工，三三两两地背着行李卷往渡口走。
我在人群里伸长了脖子找平儿，问了几个刚下桥的铆工。其中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认识平儿，指了指下游半里地外的浅水滩说：“你是周平他爹吧？平儿刚领了赏钱，说脚上的胶皮鞋沾满了铁锈油泥，怕弄脏了给妹子买的洋布，去浅水滩那儿洗鞋子去了，这会儿该过来了！”
我听了这话，心里踏实下来，让桂英带着燕子和小安在渡口柳树下等着，我自己顺着河堤往浅水滩走。
那片浅水滩水并不深，平时也就没过人的膝盖，水底全是鹅卵石和早年冲垮的破磨盘。我刚走到河堤拐弯处，就听见上游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铜锣声和哭喊声——原来是上游木料场趁着端午涨水放排，有一捆几十根大圆木扎成的木排挣断了缆绳，顺着鬼门峡的急流像发疯的野牛一样冲了下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看见浅水滩边围了十几个人，正大声朝河心喊着什么。
我心里“咯噔”一下，疯了一样扒开人群冲过去。只见那捆失控的木排已经冲过去了，可在浅水滩激起了半人高的回水浪头。水面上漂着一只黑色的旧胶皮鞋，而离开岸边不过两丈远的浑水里，有一团蓝布衣裳正在水底挣扎，始终露不出头来！
岸上有人急得直跺脚：“那后生本来都已经跑上岸了！结果浪头把他放在石头上的蓝布包袱卷进了水里，他转身扑下去捞包袱，脚腕子卡进水底的破石磨眼里了，拔不出来啊！”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连衣服都没脱，一头扎进了浑浊的河水里。
水真的不深，只到我的胸口。我扑过去的时候，手一下子就摸到了平儿那颗剃得短短的脑袋。他的身子还热乎着，两只手死死地把那个湿透的蓝布包袱举在头顶上方，可他的右脚踝整个别进了水底两块巨大的破石磨缝隙里，被湍急的回水压弯了腰，脑袋离水面只有不到半尺的距离，却怎么也抬不起来。
我拼命去搬那块几百斤重的石磨，指甲盖当场就劈裂了，可石磨纹丝不动。岸上几个好心的汉子也跳下水来帮我撬石头，等我们终于把石磨撬开一条缝，把平儿拖上河滩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动弹了。
端午节的正午，火辣辣的太阳照在鹅卵石滩上。就在那时候，“呜——呜——”一声震天动地的汽笛声在峡谷里响了起来。第一列披着大红绸子的黑色蒸汽火车，喷着雪白的浓烟，轰隆隆地从高空的铁桥上开了过去。两岸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欢呼、鼓掌、放鞭炮。
没有人注意到浅水滩这边的哭声。
平儿静静地躺在石头滩上，额头在挣扎时被水底的石棱子磕开了一道两寸长的口子，血已经被河水洗得发白了。他到死都没有松开手里的那个蓝布包袱。
桂英扑在平儿身上，哭得背过气去，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我坐在石头上，浑身湿透，却觉得冷得骨头缝都在响。我掰开平儿已经开始僵硬的手指，打开那个蓝布包袱。
包袱最外层是给燕子扯的六尺碎花洋布，中间是给小安买的四块绿豆糕，最里头，是我那天早上塞回他行李里、让他带去省城给我换个镜盒的那副黄铜框老花镜。因为包了四层油纸，那副眼镜在河水里泡了那么久，竟然连一滴水都没进，干爽得像新的一样。
我颤抖着手，人生头一回把平儿给我买的这副老花镜戴在了鼻梁上。
掌柜的真没骗平儿。那水晶镜片清楚极了，我一低头，连平儿脸上细小的汗毛、额头伤口里翻出来的白肉、还有他嘴角还没来得及收回去的一点笑模样，全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打开随身带的锔碗挑子，拿出穿麻线用的细钢针，借着这副眼镜的光亮，一针一针地把平儿额头上的口子缝好。我说：“平儿，爹戴上眼镜了，看得真清楚。你额头破了相，到了那边不好找媳妇，爹给你锔起来，一点疤都不留。”
埋了平儿那天夜里，我在那只粗瓷大碗上，又钉下了七颗铜锔子。
四
平儿走了以后，家里就像塌了一半的天。桂英从那时候起就落下了眼病，一到阴天下雨或者夜里想儿子的时候，就拿袖口擦眼泪，擦来擦去，眼珠子上就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翳。
家里能顶门立户的，就剩下了闺女燕子。
燕子跟平儿不一样，她没读过书，也没去见过外头的世面，可她长了一副好嗓子，性格泼辣又勤快。她六岁那年帮她娘端滚开的豆浆锅，不小心脚底打滑，热豆浆泼在左锁骨上，烫出了一块铜钱大小的红疤。燕子大了以后爱美，怕人看见她脖子底下的疤，不管是三伏酷暑还是数九寒天，总穿着一件自己缝的高领花布衫，把脖子捂得严严实实的。
每天天一亮，燕子就替眼睛不好的桂英挑起豆腐担子，沿着白马镇的青石板街吆喝：“热豆腐——卤水点的嫩豆腐嘞——”那声音又脆又亮，隔着三条巷子都能听见。
燕子十七岁那年春天，镇南头砖瓦窑上的看火工罗栓子看上她了。
罗栓子是个苦出身的孤儿，比燕子大四岁，长得五大三粗，黑得像块焦炭，常年在砖窑前被火烤得满手裂口。这小伙子人极其老实，就是有个毛病——一见着生人或者一紧张就结巴，一句话能憋红半张脸。可偏偏他在砖窑上唱起山歌来，半点都不结巴，嗓门大得能把树上的麻雀震下来。
为了接近燕子，根本不爱吃豆腐的罗栓子，每天早上都准时蹲在十字街口，花两个铜板买一块老豆腐。他也不自己吃，买到手就蹲在墙根底下喂砖窑上养的那几条大黑狗，一边喂一边偷看燕子。
这样过了三个月，燕子终于忍不住了，把切豆腐的木刀往案板上一拍，柳眉倒竖地问他：“罗栓子，你是不是钱多得烧手？我辛辛苦苦磨出来的豆腐，你天天买去喂狗，你是存心寒碜我呢？”
罗栓子吓得手里的半块豆腐直接掉在狗嘴里，站起身来，两只大手在裤腿上搓了又搓，脸涨成了猪肝色，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没寒碜你！我、我就是想听你说话……燕子，我上回见你低头洗衣服，领口敞开了，看见你、你脖子底下那块疤了……”
燕子一听这话，脸“腾”地红透了，气得抓起木瓢就要泼他卤水：“你个臭烧窑的，你看哪儿呢！”
罗栓子却一步也没退，梗着脖子，一口气把憋了三个月的话全喊了出来：“你别拿高领子捂着！那、那块疤一点都不丑，红扑扑的，像、像咱们窑后头刚开的红桃花！你要是嫁给我，我天天给你买花布，不用捂着脖子过夏天！”
就这么一句话，把燕子的眼泪给说下来了。
那天晌午，罗栓子提着两包点心和一刀肥猪肉上门提亲。我看他虽然穷，也没个爹娘帮衬，但那双眼睛正派，干活有一把子死力气，是个能疼媳妇的人，就点头答应了。
罗栓子没钱起新砖房，他就利用自己在砖窑当看火工的便利，把每一窑烧坏了、变形了、或者挂了黑红琉璃釉的“窑变废砖”一块块捡回来。他整整捡了半年，用黄泥和白灰，在镇南头的河坡上自己动手垒了三间大瓦房。那房子盖出来，墙面红一块、黑一块、紫一块，在日头底下五颜六色的，镇上人都笑话那是“叫花子穿花衣”，可燕子欢喜得不得了，每天把屋里屋外扫得干干净净，还真把高领衫的扣子解开了一颗，在院子里大大方方地晒太阳。
那两年，是我前半生最舒心的日子。女婿罗栓子把我当亲爹一样孝敬，只要砖窑上一停火，他就跑过来帮我挑锔碗担子，或者帮桂英推上几百圈石磨。小安也长到了十一岁，因为身子骨弱干不了重活，我就和罗栓子凑钱，送他去镇上的老私塾先生那儿认字、打算盘，盼着他将来能在镇上的粮店或者杂货铺当个账房先生，一辈子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平儿留下的那副黄铜框老花镜，我不干活的时候，小安就借去戴在鼻梁上读书。那眼镜度数太深，小安戴久了看路都是虚的，走在平地上也总是高一脚低一脚，像在跨门槛，惹得燕子和罗栓子每次见了都哈哈大笑。
谁能想到，好日子就像脆瓷碗一样，稍微磕碰一下就碎了呢？
燕子嫁过去第三年冬天，小安因为肺病犯了，咳出了血丝，抓中药欠了镇上济世堂八块大洋。罗栓子和燕子知道后，一句话没多说，主动去接了砖瓦窑掌柜最难烧的一窑“冬青瓦”——那是在腊月最冷的时候烧一窑祠堂用的青瓦，只要烧成了，工钱正好是十块大洋。
腊月二十七那天夜里，老天爷突然变了脸，刮起了十年不遇的白毛风，鹅毛大雪下了整整一尺厚，气温骤降，连水缸都冻裂了。
烧青瓦最忌讳窑温忽冷忽热，一旦外头的寒气灌进窑顶的气眼，整窑上万片青瓦就会全部炸裂，不仅一分工钱拿不到，还得赔掌柜的柴火钱。到了后半夜，柴火烧得差不多了，偏偏窑顶上的主烟道被冻裂了一道口子，风雪直往里灌。
罗栓子怕窑毁了，二话不说，端着一盆和好的湿黄泥，踩着结冰的梯子就爬上了滚烫的窑顶去糊裂缝。
燕子在底下拿着铁锹添煤渣。她刚添了两锹，就听见窑顶上“轰”的一声闷响——原来窑顶边缘的砖块被里烤外冻，早就酥了，罗栓子一脚踩空，整个人连着湿泥盆一起掉进了半腰的烟道火膛里！
那火膛里全是还没熄灭的红炭和滚烫的热灰啊！
要是换了别的女人，早就吓得瘫在地上哭喊救人了。可我的闺女燕子没有。她在火门外头听见罗栓子在里头闷哼，连想都没想，抓起一根碗口粗的铁通条，疯了一样连砸十几下，硬生生把侧面封死的红砖出灰门砸开了一个大窟窿。滚烫的黑烟和火苗“呼”地一下喷出来，把燕子的头发和眉毛当场就燎没了。
燕子闭着眼，屏着气，探身钻进浓烟滚滚的灰洞里，一把死死抓住罗栓子的牛皮裤腰带，拼尽全身力气往外拽。她那么瘦小的一个女人，指甲盖全抠翻在了砖缝里，竟然硬是把一百五十多斤的罗栓子从火膛里拖到了雪地上，抓起地上的积雪扑灭了他裤腿上的火苗！
等窑上的伙计听见动静跑过来的时候，罗栓子只是两条小腿被炭火严重烫伤，性命算是保住了。大伙儿把罗栓子抬回那间花砖房里，请郎中敷了烫伤膏药，都拍着胸口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跟桂英赶过去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晌午了。
罗栓子躺在炕上，两条腿缠满了白布，动弹不得，却还在心疼地骂燕子：“你、你个傻娘们，你不要命了？你看你那眉毛和刘海，全燎成了卷毛狗！”
燕子坐在炕沿上，脸上被黑烟熏得乌黑，原本清脆的嗓子被窑里的毒烟和热气呛得哑得厉害，说话像两张砂纸在磨：“眉毛没了还能长，你要是烧成黑炭了，谁给我买花布穿？爹，娘，我没事，就是嗓子眼像吞了炭火似的干得慌，我想吃个冻秋梨润润嗓子。”
我连忙去街上买了四个大秋梨回来，洗干净放在炕桌上，看着燕子用小刀削梨皮，见她除了声音嘶哑、偶尔干咳几声，精神还算好，我才扶着眼睛半瞎的桂英回了家，琢磨着熬点绿豆汤晚上再送过来。
我哪里知道，燕子砸开火门往里冲的时候，猛吸进去的那口滚烫窑烟，已经把她的嗓子眼和肺叶彻底烫熟了。
据罗栓子后来跟我哭着说，那天入夜以后，燕子削好了那个梨，刚咬了一口，就说咽不下去，脖子开始一圈一圈地往外肿。到了半夜，她喘气就像拉锯一样，脸憋成了紫茄子色，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伸手抓着自己的衣领。
那间花砖房建在镇南头的河坡上，离镇里的住户隔着三条深巷子。大雪封门，四周连个人影都没有。罗栓子两条腿的肉都被烧烂了，根本站不起来。他看着燕子快要憋死了，急得从热炕上直接滚到了冰冷的砖地上。
他就用两条胳膊肘撑着地，拖着两条血肉模糊的伤腿，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骨的虫子，推开房门，在齐膝深的大雪和坚冰上一寸一寸地往我家爬！
从河坡到十字街口，足足有二里地。
罗栓子在风雪里爬了一个多时辰。他的手肘磨穿了棉袄，磨烂了皮肉，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碴子；他腿上的绷带全被冰雪撕扯掉了，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触目惊心的黑红色血印子。
当他终于爬到我家院门前，用脑门“咚、咚”地撞响木门时，他已经冻得只剩一口气了，满嘴都是血沫子，抓住我的裤脚只喊出了两个字：“救、救燕子……”
我背起罗栓子，叫上街坊邻居举着火把往河坡上跑。等我们撞开那间五颜六色的花砖房门时，屋里的油灯已经熬干了。
燕子安静地靠在炕头的被垛上，已经彻底凉透了。她穿的还是那件高领碎花布衫，因为临死前喘不上气，她自己把领口的盘扣撕扯开了，露出了锁骨底下那块像红桃花一样的烫伤疤痕。她的右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只咬了一小口的冻秋梨。
那年冬天，白马镇冷得连乌鸦都冻死在树枝上。我把燕子埋在了平儿的坟旁边，又在粗瓷碗上钉下了八颗铜锔子。
五
燕子死后，桂英的眼睛彻底瞎了。她的两只眼珠子变成了浑浊的灰白色，像两颗煮熟的鱼眼珠，再也看不见日头，也看不见人影了。
罗栓子活了下来，可因为那天夜里在冰雪上爬了二里地，他的两条腿落下了重残，膝盖再也伸不直了，走路只能弯着腰、拄着双拐，一摇一摆地挪动。
我把那间花砖房卖了，替小安还清了济世堂的药钱，又给燕子立了一块青石碑。我对罗栓子说：“栓子，你还年轻，虽然腿不灵便了，可还有一把子力气。这房钱还剩三块大洋，你拿去，回你老家找个寡妇搭伙过日子吧，别跟着我们老两口受罪了。”
罗栓子听完，拄着双拐“噗通”一声跪在地上，把那三块大洋塞回桂英手里，结结巴巴地说：“爹，娘，我、我哪儿也不去！燕子是为了捞我才没的，我要是走了，我到了地下怎么见她？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们的亲儿子！”
从那天起，罗栓子就住进了我们家的泥坯房里。
说来也怪，桂英虽然瞎了眼，可她的耳朵和两只手却变得比常人灵巧十倍。以前人还没进院子，她听着脚步声就能分出是谁；别人拿来要锔的破碗破盆，有时候上头的“暗纹”细得连我戴着平儿的老花镜都找不准，桂英只要坐在小板凳上，用她那双粗糙的大拇指指甲顺着瓷釉摸上一圈，就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长命，碗口往左三寸有一道顺茬纹，没到底，下三颗铜钉就行；碗底那道是十字裂，吃劲重，得下五颗大号锔子。”
于是，我们这一家子残疾人，竟然凑成了一副天底下最奇特的锔碗班子——罗栓子架着双拐，用肩膀帮我分担一半的挑子重量；到了村口，桂英摸瓷器找裂纹，我拉金刚钻打眼钉铜钉，十四岁的小安戴着那副大得滑稽的铜框眼镜，在旁边生火、拉风箱、记账。
虽然苦，可一家四口人抱成团，日子居然又像锔起来的破碗一样，重新盛住水了。
这样过了三年。到了第四年春天，春荒来得特别猛，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的红薯干吃光了，连榆树皮都被人剥干净了。要是再找不到春播的红薯秧子种下地，等到秋天全家就得活活饿死。
那时候听说四十里外的黑山集还有人卖红薯育苗秧子，可价钱贵得吓人，而且来回八十里山路，全是乱石岗。我想自己去，可那两天我腰上的老伤犯了，疼得直不起身。罗栓子夜里趁我们睡着了，偷偷从炕席底下摸走了燕子生前唯一留下的一根银簪子——那是他当年娶燕子时打的，平时揣在心口窝里，连睡觉都不离身。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罗栓子不见了，桌子上用木炭画了一棵歪歪扭扭的红薯苗。我知道他是去黑山集换秧子去了。
罗栓子是个拐子啊，常人走一天能打个来回的八十里山路，他架着双拐得走整整两天两夜！
偏偏到了第二天下午，天上乌云密布，下起了倒春寒的冰雹和冻雨。我放心不下，顾不上腰疼，披上蓑衣，打着灯笼就往黑山集的官道上迎他。
冻雨越下越大，山路滑得像抹了油。我一路走一路喊：“栓子——罗栓子——！”喊得嗓子都劈了，只有山谷里的风声和雨声回敬我。
走到离白马镇还有十里地的野狼沟时，天已经快亮了。我在官道旁边的石崖底下，看见了一根被雨水冲出来的木拐杖。
那是我亲手用老榆木给罗栓子削的拐杖，手柄上还缠着燕子穿旧的碎花布条！
我浑身血液都凉了，顺着那根拐杖往石崖底下找。那里有一个前年修路时挖开的废弃生石灰坑，因为上面搭着半扇破芦席，平时路人常在坑边避雨。我掀开被冻雨砸烂的芦席往下看，只见坑底积了半尺深的雨水，白色的石灰浆还在冒着丝丝热气，而罗栓子就蜷缩在坑角的泥水里，怀里鼓鼓囊囊的，一动也不动了。
原来他架着双拐走了两天一夜，累脱了力，又遇上冻雨冰雹，怕冻坏了换来的红薯秧子，就钻进这个干石灰坑里避雨。他太累了，靠着坑壁睡着了，没想到半夜雨水灌进坑里，泡开了底下残留的生石灰块，生石灰遇水滚沸冒出浓烈的白烟，加上坑口被芦席挡着，他就这么在睡梦里被石灰毒气和寒气夺去了性命。
我跳进坑里去抱他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僵硬了，可他的两只胳膊还像铁箍一样死死抱着自己的胸口。我解开他湿透的破棉袄扣子，只见他贴着自己赤裸的胸膛，用体温护着整整两大把嫩生生、绿油油的红薯秧子。
他宁可把棉袄敞开冻死自己，也没让一滴冰雨淋到那些救命的秧苗上。那些红薯秧子贴着他尚有一丝余温的心口，每一片叶子都鲜活挺括，连半点蔫巴都没有。
我背着罗栓子的尸首，怀里揣着那两把红薯秧子，一步一步走回白马镇。
瞎眼的桂英摸着罗栓子冰凉的脸和那两把嫩秧子，没有哭出声，只是把自己的额头抵在女婿的额头上，白发一绺一绺地垂下来。
我把罗栓子和燕子的坟挖开，让他们小两口合葬在了一起。我没舍得把那两把红薯秧子全种进菜地里，而是挑了最壮实的十几株，亲手种在了他们小两口的坟头上。
那年夏天雨水足，坟头上的红薯秧子疯了一样地长，紫红色的藤蔓、绿油油的心形叶子爬满了整个坟包，还开出了几朵淡紫色的小喇叭花，远远看去，就像燕子那间五颜六色的花砖房一样热闹。
那只粗瓷大碗上，又多了九颗铜锔子。
六
家里只剩下我、桂英和小安三口人了。
小安长到二十岁的时候，个子高高瘦瘦的，识文断字，脾气好得像温水一样。可白马镇上的媒婆没有一个愿意踏进我们家的门。镇上人在背地里议论，说周长命命硬克亲，大儿子淹死，闺女憋死，女婿冻死在石灰坑里，老婆哭瞎了眼，这老周家是个绝户头，谁家闺女嫁过去都得守寡。
小安听见了这些闲话，也不恼，更不怨我。他去了镇西头的木料场，找了一份晚上看守木头垛兼记账的差事，每天傍晚提着马灯去上工，天亮了回来帮桂英烧火做饭，给瞎眼的娘洗脸梳头。
有一年惊蛰刚过，小安下夜班回来，走到野猪河渡口的芦苇荡边，听见水边有小猫一样的哭声。他推了推鼻梁上那副度数太深的老花镜，摸索着拨开芦苇一看，只见水边的浅泥里搁着一只破柳条筐，筐里裹着半床破棉絮，棉絮里包着一个刚出生没几天、脐带还没长好的女婴。
不知是谁家生了闺女养不起，趁着夜色扔在了河滩上。那孩子的胸口上，还塞着半只豁了口的粗瓷小碗，大概是亲生爹娘盼着有好心人能赏她一口饭吃。
小安二话没说，脱下自己的夹袄把女婴包起来，连着那半只破碗一起抱回了家。
“爹，娘，”小安站在院子里，眼镜片后头的眼睛亮晶晶的，“咱们家不绝户了。老天爷给咱们送了个小闺女来！你看她怀里揣着半只碗，跟爹的手艺有缘，咱就叫她‘碗儿’吧！”
桂英一听见婴儿的哭声，原本枯木一样的脸上瞬间有了血色。她颤巍巍地伸出双手，把那个只有巴掌大的小肉团接进怀里，贴在自己干瘪的胸口上，眼眶里流出了两行浑浊的泪水：“好，好，叫碗儿！有碗就有饭吃，咱碗儿是个有福气的！”
家里没有奶水，买不起奶粉，我就把积攒下来的铜板全拿去换了大米和核桃仁，每天在石臼里捣成泥，熬出浓浓的米油喂碗儿。小安更是把这孩子当成了眼珠子，每天下工回来顾不上睡觉，提着几刀红纸走街串巷，哪家有刚生了娃、奶水足的媳妇，他就给人磕头作揖，免费帮人家写一年的春联、算一年的账，只求人家赏碗儿几口热奶吃。
碗儿这孩子命大，喝着百家奶和核桃米油，居然白白胖胖地长大了。她到了三四岁的时候，生得粉雕玉琢，一双大眼睛简直跟桂英年轻时一模一样，整天“爷爷、奶奶、爹”地围着我们转，把家里几十年的死气全都驱散了。
桂英的身子骨却在碗儿五岁那年秋天，油尽灯枯了。
她并没有得什么重病，就是熬干了。那些年流过的眼泪、受过的惊吓、忍过的饥饿，全都在她六十五岁这年找上了门。她开始整天整天地躺在土炕上，吃不下一口硬东西，呼吸轻得像一片随时会飘走的芦花。
那是九月十九，重阳节过后的第十天。下午的日头暖洋洋的，把院子里的黄土晒得发烫。桂英突然精神好了许多，让小安把她抱到院子里的竹躺椅上晒太阳，让我坐在她身边的小板凳上，握着她的手。
五岁的碗儿在院子角落里拿泥巴捏小人玩。桂英听着碗儿咯咯的笑声，干裂的嘴唇动了动，突然抓紧了我的手，声音轻快得像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长命，我的眼睛好了，我能看见了！”
我心里一颤，低头看去，只见她那双灰白色的眼珠子依然毫无神采，直勾勾地望着虚空。我知道这是老辈人常说的“回光返照”，眼泪一下子就涌到了眼眶里，但我死死咬住舌尖，没让声音抖出来。
“桂英，”我顺着她的话，温和地说，“你能看见啥了？你跟我说说。”
桂英脸上露出一抹极好看的红晕，指着院子东墙根那片空荡荡的黄土地，欢喜地说：“我看见咱们院里那棵大柿子树了！结了好多柿子啊，红得像小灯笼一样，把树枝都压弯了。长命，你还看见没？燕子站在柿子树底下呢，穿着那件高领碎花衫，正冲我笑呢！平儿也在，平儿戴着铁路上的大盖帽，罗栓子的腿也不瘸了，正爬在树杈上摘柿子呢！”
院子东墙根早年确实有一棵老柿子树，可在二十年前平儿淹死的时候，因为家里买不起棺材木，早就被我亲手砍倒，劈成木板给平儿打棺材用了。那里早就空了二十年了。
“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我把脸贴在她冰凉的手背上，笑着对她说，“他们都在树底下等着咱们呢。”
“长命，”桂英咽了口唾沫，像当年在豆腐摊前跟我撒娇那样，轻声说，“我嘴里淡得慌，我想吃咱们树上最红、最软乎的那个大柿子。你拿竹竿给我打两个下来，好不好？”
我站起身，看了一眼小安。小安戴着那副大眼镜，早就捂着嘴跪在灶房门口哭成了泪人。
我对小安摇了摇头，拿起院子里的竹扫帚，走到东墙根那片空地上，仰起头，用竹扫帚柄使劲敲打着头顶空荡荡的屋檐瓦片，弄出“啪、啪、啪”的响声，一边敲一边大声喊道：“平儿，栓子，给你娘挑两个顶大顶甜的扔下来！”
敲了几下，我快步走到泥炉子边，从热灰里扒出两个刚烤得滚烫、软烂流油的红心红薯，吹掉上面的草木灰，捧着走到桂英跟前，轻轻塞进她瘦骨嶙峋的双手里。
“桂英，”我柔声说，“柿子打下来了，树尖上最大最红的两个，刚落下来还带着日头的暖气呢，你趁软乎快吃吧。”
桂英双手捧着那两个温热的红薯，凑到鼻子底下深深地闻了一口。
她脸上的笑容慢慢凝固了，却比刚才还要温柔。她用大拇指摩挲着我的手腕，用只有我能听见的气音说：“长命，你哄我呢……这是红薯，不是柿子。不过……你烤的红薯，比柿子还甜……”
她说完这句话，头往旁边一歪，轻轻靠在了我的膝盖上。她手里的两个热红薯滚落下来，掉在黄土地上，没有摔破，依然冒着袅袅的白气。
我坐在秋天的日头底下，双手抱着桂英的头，一动不动地坐到了天黑。那天夜里，我把桂英埋在了老陈头的枯井坟旁边，在粗瓷大碗上钉下了第十二道裂缝的十一颗铜锔子。
七
桂英走后，小安既当爹又当娘，把碗儿拉扯到了六岁。
我那时候已经快七十岁了，挑不动沉重的榆木担子走远路了，就在白马镇的街口摆个固定摊子。小安依然在镇西头的木料场守夜。为了照顾我和碗儿，他每天天不亮就往家赶，到了下午再去木料场接班。
碗儿六岁那年梅雨季，雨连着下了半个月，野猪河的水涨到了堤坝口。那天傍晚，雨下得像天漏了一样，小安看天色不好，叮嘱我和碗儿早点关门睡觉，自己披着油布雨衣，提着马灯去了木料场。
碗儿最疼她这个爹。吃晚饭的时候，小安走得急，忘了带家里那把新修好的油纸伞，身上的油布雨衣后背有个破洞。碗儿吃着吃着饭，看着外头的瓢泼大雨，突然放下碗说：“爷爷，爹的雨衣漏水，夜里再淋出病来又要咳血了，我给爹送伞去！”
我连忙拦住她：“傻丫头，外头雨这么大，路全是泥，你才多高一点儿，怎么去？等你爹明早回来，爷爷给他熬姜汤就行。”
碗儿听话地点了点头，把油纸伞放在门后，乖乖爬上炕睡着了。
可小安在木料场里，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家里。因为前一回下雨的时候，懂事的碗儿曾经偷偷冒雨跑到木料场门口给他送过一回热窝头，把小安感动得哭了半宿，也吓得半死，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她雨夜里再出门。
那天半夜，雨下得最大的时候，木料场北边那垛堆了三丈高、足有上百根的湿松木垛，因为底下垫底的木楔子被雨水泡烂了，加上地基塌陷，突然发出了“嘎吱——嘎吱——”的松动声。
正在值班棚里打算盘的小安听见动静，提着马灯就冲了出来。
大雨倾盆，把马灯的光亮浇得只剩豆大一点。更加要命的是，小安鼻梁上戴着的那副平儿留下的黄铜框老花镜，原本度数就不对，这会儿被密集的雨水一糊，眼前更是白茫茫的一片，看什么都是重影。
就在松木垛即将倾塌的那一瞬间，小安听见木头垛底下的空隙里，传来了一阵极其微弱、可怜巴巴的“呜咽”声——那声音在风雨声里听起来，像极了小孩子受惊后的哭声！
他透过满是雨水和雾气的厚镜片往木垛底下看，隐隐约约看见一团姜黄色的小影子正缩在木头缝里发抖。
碗儿那天白天穿的，偏偏就是一件姜黄色的旧布褂子！
小安当时脑子里“轰”的一声，魂都吓飞了——他以为是六岁的碗儿又不听话，冒着大雨来给他送伞，结果迷了路躲进了松木垛底下！
“碗儿！别怕，爹来了！”
小安大喊一声，连手里的马灯都扔了，发疯一样冲进正在轰隆隆往下滚落的巨木堆里，张开双臂扑向那团姜黄色的影子，用自己瘦弱的脊梁骨死死顶住了一根滚落下来的千斤松木！
“轰隆——！”
上百根碗口粗、水桶粗的湿松木像山崩一样彻底塌了下来，把小安整个埋在了最底下。
守夜的另一个老更夫听见巨响跑出来，吓得腿都软了，敲着铜锣喊来了几十个镇民，又跑来敲响了我家的门。
当我背着刚刚睡醒、揉着眼睛的碗儿，疯了一样跑到木料场时，几十个汉子正喊着号子，用撬棍一根一根地往外移那些沉重的松木。
搬到最底下的时候，我看见了小安。
他趴在泥水里，后背和胸口已经被两根巨大的松木压得完全塌陷了下去，鲜血混着雨水流了一地。可在他双臂死死护住的胸腹底下，钻出来的根本不是人，而是一条浑身湿透、瘦骨嶙峋的流浪小黄狗！那条狗的左后腿也被滚木砸断了，正疼得瑟瑟发抖，舔着小安满是鲜血的下巴。
小安那副黄铜框老花镜掉在一边，左边的水晶镜片被石头砸成了蜘蛛网，右边的镜片还完好无损。
小安还没有断气。他大口大口地吐着带血沫子的气，眼睛死死地盯着木垛外头。我哭喊着扑过去，跪在泥水里抱住他的肩膀，把背上的碗儿放下来推到他眼前：“小安！小安你看看，碗儿在这儿呢！碗儿在家睡觉，根本没出门啊！”
小安听见碗儿哭着喊“爹”，颤抖着抬起满是泥血的右手，摸索着抓起地上那副只剩半边好镜片的老花镜，凑到自己眼前。
透过那唯一一片干净的水晶镜片，他终于看清了完好无损、正哭得满脸泪水的碗儿，又看了一眼自己怀里那条断了腿的小黄狗。
令人心碎的是，小安的脸上竟然没有半点懊悔，反而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长长地、安心地舒了一口气，嘴角混着血水弯了起来：
“爹……不是咱碗儿……那我就放心了……”
他抓着我的手，指尖一点点变凉，声音轻得像风里的雨丝：“我这双眼睛……太不中用了，把条小黄狗……当成咱碗儿了……爹，只要碗儿好好的……我死得值……你别怪这条狗，它也是条命……”
小安的手垂落在了泥水里，再也没有抬起来。
木料场的掌柜和街坊们看那条流浪狗害死了小安，气得举起铁锹就要把那条断了腿的黄狗拍死给小安陪葬。我一把扑过去，用身子护住了那条浑身发抖的黄狗，老泪纵横地冲众人磕头：“别打它！这是我儿子拿命换回来的活物，谁要是打死它，我儿子的命就白丢了！”
那天早上，我用独轮车推着小安的尸首回家，车头上就放着那条左后腿被砸碎的黄狗。我用锔碗的竹篾子给那条狗接了骨，虽然最后那条腿还是烂掉了，成了三条腿的残废，可它活了下来。
我没给那条狗起别的名字，在没人的时候，我就管它叫“小安”。
那只粗瓷大碗上，又钉下了九颗铜锔子。加起来，已经是四十四颗了。
八
小安走后，世界上跟我有关系的人，就只剩下碗儿这根独苗了。
虽然碗儿跟我们老周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可她比亲孙女还要孝顺。她七岁就会踩着小板凳站在灶台前给我熬红薯粥，八岁就能帮我摇着两片响铁，走街串巷地招揽生意。
我们爷孙俩，带着那条三条腿的黄狗，在白马镇的土路上相依为命。碗儿走在最前头，头上扎着两根红头绳，手里摇着响铁，“叮当——叮当——”，清脆地喊着：“锔盆——锔碗——锔大缸嘞——！”我挑着减轻了一半份量的担子走在后头，三条腿的黄狗一瘸一拐地跟在碗儿脚边。
每次看到碗儿在日头底下蹦蹦跳跳的背影，我心里就想，老天爷到底还是有眼的，收走了我五个亲人，到底给我留了一个小孙女养老送终。我这把老骨头就算再苦再累，也得撑到碗儿出嫁的那一天，亲手给她攒一副体面的嫁妆。
碗儿八岁那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我染上了一场重伤寒。
那病来得凶，我整整烧了半个月，躺在炕上昏昏沉沉，咳得肺管子都要吐出来了，连挑担子的力气都没了。过年的粮食眼看就要见底了，我在烧糊涂之前的几天，强撑着去镇南头的废砖窑后头挖黄泥（用来调配补碗缝的泥灰），结果一阵头晕眼花，摔倒在废窑后头的胶泥坑边。
等我被路过的镇民背回家清醒过来时，我突然发现，我吃饭的家伙——那根嵌在铁钻杆顶尖上、比芝麻还小的金刚钻头，在摔倒时崩落不见了！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那颗金刚石是我二十岁学徒时师父传给我的，值好几块大洋，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年月里，掉了就再也配不到了。没有金刚钻，我就钻不开瓷器，我们爷孙俩开春就得断了活路。
我急火攻心，病情越发重了，躺在炕上拉着碗儿的小手，烧得说胡话：“完了，碗儿，爷爷把金刚钻丢在南窑的泥坑边了……没了金刚钻，爷爷怎么挣钱给你买红头绳，怎么养活你啊……”
八岁的碗儿坐在炕沿上，用温毛巾一遍一遍地给我擦着滚烫的额头，大眼睛里含着眼泪，一声不吭地把我的胡话全记在了心里。
腊月二十八那天晌午，我喝了一碗碗儿熬的姜汤，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那条三条腿的黄狗因为被我用绳子拴在桌腿上看门，在屋里焦躁地直转圈，“汪汪”地叫个不停。
等我一觉睡醒，外头的天已经擦黑了。屋里冷锅冷灶，碗儿不在屋里。我往灶房一看，平时用来捞面条的那个竹笊篱不见了。
我心里猛地一沉，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一把攥住了我的心脏。我顾不上穿棉鞋，解开三条腿黄狗的绳子，跟着黄狗一路疯跑着往镇南头的废砖窑冲去。
那条三条腿的黄狗跑得比我还快，一路嗅着气味，直接停在了废砖窑后头那个废弃的取土胶泥坑边，冲着水面凄厉地哀嚎起来。
我跑到坑边一看，整个人如遭雷击，瘫软在了冰冷的泥地上。
那个胶泥坑是早年烧窑挖陶土留下的深坑，冬天积满了雨水。因为坑边的泥土平缓，水又浑浊发黄，看着就像个不过洗脚盆深浅的浅水洼子，可只要往里迈出半步，底下就是直上直下、足有三丈深的胶泥潭！那底下的陶土黏得像胶水一样，别说是八岁的孩子，就是壮汉踩进去也拔不出脚来。
平静如镜的黄色水面上，漂着那只竹笊篱，岸边的烂泥里，印着两行小小的新鲜脚印，一直延伸进水里，再也没有出来。
等镇上的人闻讯赶来，用十几桶水车抽干了半坑水，拿长竹竿把碗儿从黏稠的胶泥底捞上来的时候，天上已经飘起了细碎的雪花。
碗儿浑身裹满了黄泥，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安静。任凭我怎么贴着她的脸喊她、用棉袄裹紧她，她都再也不会睁开眼睛叫一声“爷爷”了。
帮着擦洗尸首的王家寡妇在给碗儿换衣服时，突然惊叫了一声：“长命叔，你快来看！这孩子的右手怎么攥得这么死，连撬都撬不开啊！”
我爬过去，颤抖着双手握住碗儿冰凉僵硬的小拳头。她的指缝里全是被水泡白的泥浆和鲜血。我把嘴巴凑过去，用热气一口一口地哈暖她的小手，嘴里轻声哄着：“碗儿，乖碗儿，到家了，爷爷在呢，把手松开吧，爷爷不生病了，爷爷不找金刚钻了……”
说来也怪，被我哈了几口热气，碗儿那攥得死紧的五根小手指，竟然真的慢慢松开了一条缝。
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几个大老爷们当场就转过身去抹起了眼泪。
在碗儿那只只有巴掌大小、白嫩嫩的手掌心里，死死地握着那颗黄铜镶嵌的金刚钻头。因为她在泥潭里下沉挣扎时怕弄丢了它，她用尽全身力气攥紧拳头，那粒锋利无比的金刚石尖端，已经深深地刺进了她手掌心的肉里，嵌在了骨头缝上。
她连命都没了，却把爷爷吃饭的家伙什，完完整整地从泥潭底下找了回来。
那天夜里，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我把碗儿埋在了小安的坟头边，把那半只她刚被捡来时揣在怀里的豁口小碗放在了她的棺木里。回到那个空荡荡、再也没有半点人声的泥坯房后，我用碗儿手心里带回来的那颗染血的金刚钻头，在那只蓝边粗瓷大碗的碗底，钉下了最后的五颗铜锔子。
一共四十九颗。
周长命讲到这里的时候，日头已经落到了野猪河西岸的山梁后头。晚霞把浑浊的河水染得通红，像极了当年桂英豆腐锅里淋上的那勺红油辣子，也像极了燕子锁骨底下那块桃花一样的疤。
我坐在青石板上，手里的纸烟早就捏碎了，烟丝撒了一地，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长命却像没事人一样，慢悠悠地从榆木箱子里掏出那四层油纸，解开红头绳，又把那副断了一条腿、碎了半边镜片的黄铜框老花镜架在了鼻梁上。
他端起箱子顶上那只钉着四十九颗铜锔子的粗瓷大碗，走到野猪河浅水滩边，弯下那张像弓一样的脊背，舀了满满一碗清亮亮的河水。
他走回老槐树下，先把碗递到我的面前，笑着说：“后生，你看，我这手艺没退步吧？四十九颗铜钉，一滴水都不漏。你喝一口，这野猪河的水到了秋天最甜。”
我双手接过那只沉甸甸的粗瓷碗。手指触碰到那些密密麻麻、冰凉而又坚硬的铜锔子时，我仿佛摸到了老陈头的拐棍、平儿手里的红铆钉、燕子咬了一口的冻秋梨、罗栓子怀里的红薯秧、桂英手里的烤红薯、小安的算盘珠子，还有碗儿手心里那粒带血的金刚钻。我仰起头喝了一大口，河水顺着喉咙流下去，又凉又涩，眼泪终于忍不住掉进了碗里。
周长命接过碗，把剩下的水倒进一个缺了口的瓦盆里，推到那条三条腿的独眼老黄狗跟前，又从怀里摸出半张冷硬的红薯面饼子，撕成指甲盖大小的小碎块，一点一点地喂进老黄狗没牙的嘴里。
“慢点吃，慢点吃，”周长命拍着老黄狗秃了毛的脑袋，声音温和得像在哄一个挑食的孩子，“吃了这半张饼子，咱们还得赶回镇上去呢。天黑路滑，你少条腿，走道得看着点脚底下。”
喂完了狗，他把工具一件件收进榆木箱子里，弯下腰，熟练地把扁担架在自己瘦骨嶙峋的肩膀上，一手扶着担子，一手摇起了那两片磨得铮亮的响铁。
“叮当——叮当——”
清脆的铁片撞击声在空旷的黄昏河滩上回荡起来，惊起了芦苇荡里几只归巢的白鹭。
那条三条腿的老黄狗摇晃着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在担子前头，时不时停下来回头看看周长命。老人佝偻着背，戴着那副只有半边好镜片的老花镜，踩着被晚霞拉得老长的影子，顺着黄土官道一步一步往白马镇走去。
晚风吹过来，我听见他一边摇着响铁，一边对着前头的老黄狗和手里的破碗，用苍老而沙哑的嗓音絮絮叨叨地说着话，那声音在暮色里传出去很远很远：
“桂英啊，天黑了，前头有块石头，你眼睛不好，跟着我的步子走，别绊了脚……”
“平儿，把你的眼镜扶好喽，爹给你擦干净了……”
“燕子，栓子，起夜风了，把你那高领花布衫的扣子系紧实点，别呛着嗓子……”
“小安，你眼神虚，牵好咱碗儿的手，别让她再去泥坑边玩水了……走喽，咱们回家熬糊涂喝去喽……”
“叮当——叮当——”
一人一狗的影子渐渐融进了苍茫的暮色里，只剩下那清脆的响铁声，像一颗颗钉进岁月裂缝里的铜锔子，在黄土高原的夜风里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