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辈子我是发小的背景板。
他骑摩托，我蹬自行车；他办厂，我在车间熬到下岗；他每年同学会第一句话都是：“老孟来了没？来了就好，有他在，我这日子才显得好过。”
一辈子，我被人指着后背说：看，这就是不听劝的下场。
临死前在县医院走廊，我才知道他那第一桶金的点子，是从我嘴里偷的。
一睁眼，我回到了1993年3月12号，红旗饭店二楼，相亲这天。
满桌人都在笑，笑我二十五了，挑了纺织厂最不起眼的何小棉——她手背有烫疤，一句话说不利索。
高建军搂着城里姑娘，给我倒酒：“广阳，咱俩不一样，你这辈子就这个命。”
我端起那杯白酒，一口闷了。
命我认过一回了。
这回我不认。
【第一章】
红旗饭店二楼的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里钻进来，吹得桌上的塑料布哗啦响。
我盯着那盘拍黄瓜，手在发抖。
1993年3月12号。
墙上日历红圈圈着的，是我二十五岁的相亲日。
我上一次坐在这张桌子上，是三十年前。
上一次我在县医院走廊躺着，心脏跳得乱七八糟，隔着帘子听见高建军跟人吹：“我那第一笔钱啊，是琢磨出来用厂里处理布做毛衫，一件挣七块。那时候谁想得到？就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1993年4月，车间停电，我蹲在布堆上跟他说的：这些次布扯了重织成毛衫，比扔了强。
他说我瞎琢磨，不务正业，让我安心当工人。
半年后他爸批了那批布给他，三年后他有了厂，十年后他在县政协坐着。
我在棉纺三厂下岗，蹬三轮，老婆跟人跑了，闺女跟我姓都嫌丢人。
每年同学会他都派车接我。
那车不是接我，是接一个参照物。
“老孟？”
媒人张婶拿筷子敲了敲我的碗，“问你话呢，人家姑娘你看着行不行？”
我抬头。
何小棉坐在对面，灰蓝色涤卡外套，领口洗得发白，手搭在膝盖上，右手背一道浅色烫疤。
她低着头，耳朵尖是红的。
上辈子我在这张桌子上说的是：“再看看吧。”
后来高建军他妈刘玉芬给我介绍了她娘家侄女，那女人在我下岗第二年收拾东西走了，留了张条：跟你过日子没出头的日子。
“行。”我说。
一桌子人筷子都停了。
“行？”张婶笑得脸上粉都掉，“你倒是看清楚了啊。”
“看清楚了。”我说，“小棉同志，你要是不嫌我，我明天就带彩礼去你家。”
何小棉猛地抬头。
她眼睛挺亮。
这时候楼梯响，皮鞋底磕着木头，咔咔咔。
高建军上来了。
他穿一件黑皮夹克，拉链敞着，里面是红毛衣，手里捏着车钥匙在转。
身后跟着个烫头的姑娘，刘佳丽，县百货的售货员。
“哟，这不是我哥吗。”高建军把钥匙往桌上一拍，“嘉陵125，刚提的，两千八。”
满桌人伸脖子看。
“建军出息了。”张婶拍手。
高建军拉了把椅子，往我边上一坐，胳膊搭我肩膀上。
“相亲呐？”他眼睛往何小棉那边扫了一圈，往回扫，笑了，“看上了？”
我没说话。
“行，挺好。”他拿起酒瓶给我倒，倒得满出来淌到桌上，“小棉我熟，三车间挡车的，老实，不乱花钱。广阳，咱俩不一样。我得找个撑场面的，你不用，你要的是能跟你一块儿吃苦的。”
刘佳丽捂着嘴笑了一声。
笑声不大，桌上每个人都听见了。
何小棉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涤卡裤子被她攥出一道印子。
上辈子这一声笑，我忍了。
我还给他敬了酒，说建军说得对。
“建军啊。”我端起那杯满的，一口下去，辣得眼眶发热，“你这摩托两千八，一个月油钱多少？”
“三四十吧。”
“厂里一个月发多少？”
“我爸是副厂长。”他乐了，“你问这个干啥。”
“没啥。”我放下杯子，“就是想告个别。我下个月辞职。”
整个二楼静了。
张婶的筷子掉地上了。
高建军脸上的笑慢慢挂不住，他看了我两秒，然后哈哈大笑，笑得拍桌子。
“辞职？你辞职干啥去？卖冰棍吗？”
“下海。”我说。
“下海。”他重复一遍，笑弯了腰，“老孟，你听我一句劝，咱县城里，去年下海的二十八个，今年剩下仨。你那点工龄，铁饭碗，你端着都嫌手软，你还下海。”
他把手里的车钥匙推到我面前。
“行，你下海，成了我给你磕头。”
我把钥匙推回去。
“别磕头。”
“那你要啥？”
我看着他。
“我要你这厂子。”
【第二章】
第二天我去何小棉家。
城西纺织宿舍区，一楼，两间，墙上糊着报纸。
她妈何桂芝在缝扣子，看见我进来，针扎到手上了。
“小孟？”
“婶，我来提亲。”我把兜里的钱放桌上，“三百六。我妈给我攒的，先放这儿。”
何桂芝手哆嗦着没敢碰。
“你……昨天不是……”
她不敢往下说。
上辈子我在那桌上说“再看看吧”，第二天全厂就都知道了。
何小棉在三车间被人指指点点半年，后来嫁给了运输队一个瘸腿司机，1996年那司机喝酒摔了，她一个人拉着孩子，在菜市场卖豆芽，卖到我蹬三轮的那几年，我们在菜市场门口碰见过。
她看了我一眼，没认出来。
或者认出来了，没说。
“婶，我昨天说错话了，今天来改。”我说，“不过我有件事得交代，我辞职。”
何桂芝一下站起来。
“辞职？你辞了职拿什么养家？”
“做买卖。”
“做买卖是正经事吗？”她声音抖，“小棉她爸在染厂干了二十六年，一辈子正经，临走还留了个工位名额，我没舍得卖——”
“娘。”
何小棉从里屋出来。
她没穿昨天那件涤卡，穿了件深蓝工装，头发扎起来。
“你要辞职，为什么。”她问我。
不是问我值不值，是问为什么。
我看着她。
“因为明年棉纱要涨。”我说，“涨一倍还多。现在厂里仓库压着两千多匹次布，上头给的政策是作价处理，一毛八一尺，没人要。我要。扯了重织成毛衫，一件成本九块，广州批发收十六。”
屋里没人说话。
何桂芝嘴张着。
何小棉盯着我，眼睛一点一点亮起来。
“一毛八一尺。”她说，“两千匹，按每匹三十米算，三十米是九十尺，一匹十六块二，两千匹三万二千四。你没有三万二。”
她一口气算完，中间没停。
我愣住了。
上辈子我跟她在一个厂十几年，我不知道她会这个。
“你会算账？”
“我爸教的。”她低下头，“我小学没毕业，字认得不全，数会算。”
“小棉打算盘，一车间的会计都打不过她。”何桂芝在旁边小声说，“她就是不爱说话，人家当她傻。”
我往后退了半步，重新看这屋子。
报纸糊的墙，墙角一摞发黄的笔记本。
“那是什么。”
何小棉顺着我手指看过去。
“我爸的本子。染厂的方子，哪个颜色配多少克，水温多少度，都记着。他说这是手艺，不能传给外人。”
她蹲下去，把最上面那本抽出来，拍了拍灰。
“厂里新来的技术员嫌他老派，说现在都用进口染料，一桶顶他半本。他气得在家喝了半斤酒，第二天脑出血。”
她把本子放到桌上，推给我。
“你要是真办厂，得染色。”
我手指搭在那本子上，纸变毛了，一碰掉渣。
“小棉。”何桂芝慌了，“这是你爸的命根子——”
“娘。”何小棉说，“我爸的命根子就是这手艺有人用。”
她转头看我。
“我有八百块。我妈攒的棺材钱，我爸的抚恤金，一共八百二。我给你。但有一件事。”
“你说。”
“我跟你一块儿干。”她说，“我不要在家坐着，也不要在三车间站着，我站了六年，一天十二个小时，赚一百五。我不想站到死。”
她声音还是小的。
但她说完没有低头。
我把那三百六拿起来，和她那八百二叠在一块儿。
“够不上三万二。”我说，“但够买第一趟车票。”
“去哪儿。”
“广州。”
我把钱塞进内衣口袋，拍了两下。
“小棉，我先说清楚。这事要是砸了，我连自行车都得卖。”
她看了我一会儿。
“那我跟你一块儿卖。”
【第三章】
辞职报告递上去的第三天，我被叫到了厂办。
副厂长高占海坐在办公桌后头，手上盘着两个核桃。
“孟广阳。”他核桃一直在响，“你爸跟我是一块儿进厂的。你小时候吃过我家饭。”
“吃过。”我说。我爸病那两年，我在他家吃了三个月。
那三个月，高建军每顿都要念一句：孟广阳又来了。
“那我就直说。”高占海把辞职报告推到桌边，“不批。”
“厂里规定，自愿离职——”
“规定是规定。”他笑，“你工龄六年，档案在我这儿，你一走，这六年算什么？算你自己瞎跑。将来政策一变，别人有工龄买断，你没有。孟广阳，我是替你考虑。”
上辈子他也说过这话。
说完我就把报告收回来了，回车间继续干了四年，然后下岗，补偿一次性四千二。
“厂长。”我说，“那批处理布，我想包下来。”
核桃停了。
“你说什么。”
“仓库南面那两千一百匹次布，上头让作价处理，一毛八一尺。挂了四个月没人要，再放下去霉了，厂里要赔。我包。”
高占海盯着我，眼里的东西变了。
那不是惊讶，是算盘。
上辈子高建军就是四月底拿到这批布的。
现在是三月中。
“你拿什么包。”
“分期。我先付两成，四十天结清，结不清不归厂，押金不退。”
“两成是六千四。你有？”
“我有五千。”
“还差一千四。”
“厂长。”我往前走半步，“您批了这字，您是替厂里清了一笔烂账。您不批，六月份这布一霉，管仓库的要写检查，上头下来查，查的是谁签的入库单。”
他脸色变了。
那批布的入库单是他签的。规格不对还收，因为对方厂子给了他两条烟和一台电风扇。这事上辈子1997年才翻出来，翻出来的时候他已经退了，不了了之。
他把核桃放桌上。
“你跟谁学的这套。”
“厂长，我就一个工人。”
他沉默了半分钟，抓笔，在报告上划了两道。
“辞职批了。布的事我得开会。”
我出门的时候，走廊拐角站着高建军。
他靠在墙上，皮夹克拉链拉到顶。
“老孟。”
“嗯。”
“你跟我爸提布的事了。”
“提了。”
他笑了一下，笑得不太好看。
“那批布我盯了俩月。”
“那你怎么没拿。”
“我在等政策，再压半个月，价能降到一毛二。”他眼睛眯起来，“你急什么？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我心里一凉。
这人上辈子四十岁能把全县布料市场捏在手里，不是靠他爸。
“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是没钱等。”
他看了我三秒，忽然笑开了。
“对，你没钱等。”他拍我胳膊，“行，你拿。两千匹布六千多块，你分期付，四十天。老孟，四十天你卖得出去吗？”
“卖得出去。”
“卖给谁。”
“广州。”
“广州。”他重复一遍，脸上那笑终于舒展了，“广州一张卧铺票多少钱你知道吗？你到了住哪儿，找谁，拿什么跟人谈。老孟，你知不知道去年咱县有个姓马的，也去广州，回来的时候是在车站让人捡回来的，鞋都没了。”
他掏出烟，点上，吐了口烟。
“我不拦你。你拿吧。”
他往楼梯走，走了三步回头。
“四十天，你差一分钱，这布就是我的。”
我站在走廊里，手心全是汗。
他没猜错。
我拿这批布的钱，凑到五千二就到顶了。
剩下那一千二，我得在十天内弄出来。
晚上我蹲在何小棉家门口抽烟。
她端着碗出来，碗里是面条，上面搁了个鸡蛋。
“我妈下的。”
我接过来，吃了两口，开口：“小棉，我欠一千二。”
“我知道。”
“你知道？”
“我今天去仓库看了布。”她坐到台阶上，“两千一百匹，我数了四十六堆，每堆四十到五十匹。有三百多匹是靠墙的，返潮了，一尺卖不到一毛八，得按废料算。你跟厂里谈的时候，没把这三百匹单独算价。”
我筷子停在半空。
“你能把这三百匹单拎出来重谈。”她说，“按五分钱一尺。一匹能省九块钱，三百匹省两千七。”
“厂里能同意？”
“你今天没让高副厂长签布的合同，对吧。”
“没签，他说开会。”
“那就还能改。”她把碗往我手里推了推，“面要凉了。”
我看着她。
从昨天到今天，这姑娘跟我说的话不超过五十句。
每一句都在钱上。
“小棉。”
“嗯。”
“要是这事成了，我给你多少股。”
她想了想。
“我不要股。”她说，“我要我的名字写在厂牌上。”
【第四章】
订婚宴摆在何小棉家楼下的小饭馆，三桌。
我妈从乡下来的，一进门就哭，哭我把铁饭碗砸了。
何桂芝劝她，劝到两个人一块儿哭。
酒上到一半，门口进来一群人。
高建军带着刘佳丽，后头跟着高占海两口子。
刘玉芬，高建军他妈，手里拎着两瓶白酒，一进门先亮嗓子：
“哟，这么个小地方啊？”
饭馆老板脸都绿了。
“婶来了。”我站起来。
“我能不来吗。”刘玉芬把酒往桌上一放，“我家建军跟你从小光着屁股长起来的，你订婚我不来，外人说我们高家不仁义。”
她眼睛往何小棉身上一转。
“这就是新媳妇？”
何小棉站起来，低着头：“婶。”
“手给我看看。”
何小棉没动。
刘玉芬一把把她手腕抓起来，翻过去，露出那道烫疤。
“哎哟。”她声音拔高了，整个饭馆都听见，“这是烫的？”
“十六岁进厂，蒸箱烫的。”何小棉说。
“工伤啊。”刘玉芬松开手，在自己衣服上擦了擦，“赔钢钱没？”
“赔了八十。”
“八十。”刘玉芬笑了，往回扭头跟她男人说，“占海，你听听，八十。咱家建军上回摔个摩托，医药费厂里报了四百多。”
桌上没人笑，也没人敢说话。
我妈低头抹眼。
高建军拉了把椅子坐下，倒酒，倒了三杯，推一杯给我。
“妈，你别说了。”他说，“小棉挺好。”
他这一句出来，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然后他接着说。
“老孟这人我最清楚，他就不是奔着往上走的人。他要是找个城里的、烫头的、会打扮的，俩人过不了三个月就吵。他得找个能跟着他受苦的。”
他端起杯子。
“小棉，以后广阳要是穷了，你可别嫌他。”
刘佳丽噗地笑出来。
笑完她举杯，往何小棉那边一让，手一歪。
半杯白酒全泼在何小棉前胸。
那件衣服是新的。
她昨天下午去百货买的，四十八块，试了三回。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刘佳丽拿纸巾往她身上按，“我手滑。”
何小棉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酒顺着领子往下流，她的手在身侧攥着。
她没哭。
她在等。
她在等我开口。
上辈子她在三车间被人笑了半年，没人替她开口。
这辈子我在。
我把那杯高建军推给我的酒端起来。
全桌都看着我。
我往刘佳丽方向走了两步。
刘玉芬先叫起来：“孟广阳你干什么！”
我手一抬，把那杯酒全泼在高建军脸上。
饭馆里一声不响。
酒从他眉毛往下淌，淌到皮夹克上。
高建军没擦，就那么看着我。
“老孟。”他很慢地说，“你泼我？”
“我泼你。”我把杯子放桌上，“建军，你刚才那话我听见了。你说我不是奔着往上走的人。”
“我说错了？”
“你说得太早。”
我转身，从柜台抄起老板的记账本和笔，往桌上一摔。
“今天在座的都是人。咱俩立个字据。”
高建军眼睛一跳。
“立什么字据。”
“三年。”我说，“1996年3月12号，还是这个饭馆，还是这几桌人。谁的厂子大，谁的货卖得远，谁账上钱多，当场对账。输的人，给赢的人的女人，当众道一句不是。”
我把笔推给他。
“你刚才在我家门口说你要给我磕头。头我不要。我要你妈，你爸，你这位对象，当着全县人，跟何小棉道个歉。”
刘玉芬炸了：“你算个什么东西——”
“妈！”高建军吼了一声。
他站起来，脸上的酒还在淌。
他拿起笔。
写字的时候手很稳。
写完他把本子推回来，签了名，按了手印。
然后他盯着我笑。
“孟广阳，我等着这天。”他把帽子一戴，“你知道我为什么从小不喜欢你吗。”
“你说。”
“你在我家吃了三个月饭。”他说，“我妈每次给你盛饭，我都得让着你。全院的人都说，看高家多仁义，养着老孟家的孩子。”
他往门口走。
“我凭什么要让着你。”
门帘一掀，风卷进来。
我回头。
何小棉还站在原地，胸前一大片湿。
她抬起头看我。
“你疯了。”她说。
“疯了。”
她忽然把头低下去，肩膀抖了一下。
“那你快点挣钱。”她说，“三年。”
【第五章】
四月二号，我和何小棉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硬座，四十一个小时。
布还在厂里仓库，押了五千二，四十天期限。回不来钱，不归厂，钱打水漂。
那三百匹返潮布，我按五分钱一尺重谈下来了。高占海签字的时候手抖，我看见了。
广州站出来那一下，我站住了。
人。
人山人海的人。
扛着蛇皮袋的，推着板车的，蹲在地上数钱的。
空气里一股说不出的味儿，汗、机油、塑料、鱼腥。
何小棉抓着我袖子。
“别撒手。”我说。
我们在站前的小旅社住，一晚十二块，两张床，中间一道板子。
第一天我们在十三行转了一整天。
没人理我们。
我拿着布样进去，老板瞥一眼：“县城的？次布？不要。”
第五家老板直接摆手：“你这布门幅不齐，纱支乱，我拿去干什么，擦机器？”
晚上回旅社，我一句话不说。
何小棉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
是她爸那个染色手记。
“白天那几家，我看了他们的货。”她翻开，“他们卖的毛衫，九成是本白和藏青。本白便宜，藏青压得住瑕疵。”
“所以。”
“所以我们的布门幅不齐、纱支乱，染本白就全露了。”她手指在纸上点，“但是我爸这里有一个方子，活性染料加盐，染深灰里带蓝。这个颜色能把瑕疵吃掉百分之七十。”
我坐起来了。
“你是说，我们不卖布。”
“卖布只能卖到一毛八。”她说，“扯了织成毛衫，染这个颜色，一件卖十六。咱们县没有横机厂，但是——”
“城南针织社。”我接上，“去年倒的，三十二台横机闲着，房子是集体的。”
“租金多少？”
“一台机子一个月八块钱。”我脑子转得飞快，“三十二台，两百五。工人招下岗的，日结。”
何小棉合上本子。
“那我们现在在广州干什么。”
“找买家。”我说，“没买家，织出来堆手里。”
第六天，我在十三行西边巷子里堵住一个人。
他姓邓，四十来岁，在一家铺子里管进货，我跟了他两天。
我没递布样。
我蹲在他摊子边上，等他点完一摞钱。
“邓老板。”我说，“我不卖布。我问你一句话，你们这儿缺不缺深灰色的男装毛衫，成本价十一块，你们挂十九。”
他笔一停。
“深灰？”
“深灰带蓝。我老婆的方子。”我把一块小布样放他桌上，那是何小棉在旅社用脸盆试出来的，泡了四回，水温用温度计量的。
邓老板拿起来，对着灯看。
看了很久。
“这个色，我在香港看过。”他说，“你哪个厂的。”
“我自己的厂。”我说，“下个月就有。”
“下个月。”他笑，“小伙子，你连厂都没有。”
“我有三十二台机器，两千匹布，一个会染色的老婆。”我说，“我缺一张订单。”
他把布样放下。
“五千件。”他说，“深灰带蓝，男装开襟，六月二十号前到货。价钱十一块二。到不了货，赔我两成。”
我心跳得耳朵都响。
“合同。”
“就这一张纸。”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写了几行，签上名，推给我，“小伙子，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这单吗。”
“不知道。”
“因为你没跟我说你多难。”他说，“每天来十个，九个都跟我哭。”
我把那张纸折了三折，塞在内衣口袋，贴着肚皮。
出门我没走路，我跑的。
跑过两条街，跑到旅社楼下，仰头喊。
“小棉！”
二楼窗户推开了。
她头发乱着，手上还沾着染料，手指是灰蓝色的。
“五千件！”我举着那张纸，“六月二十号！”
她在窗口站了两秒。
然后她哭了。
她一边哭一边喊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
后来她告诉我，她喊的是：那得赶快回去租机器。
【第六章】
五月，城南针织社挂上了牌子。
牌子是我自己刷的油漆。
四个字：
棉阳针织。
何小棉站在底下看了半天。
“棉在前面。”她说。
“你出的本钱多。”
她没说话，转身进车间，跟三十六个新招来的工人一起上机。
那三十六个人，二十九个是下岗的、待岗的、被精简的。
其中有个人，叫徐小军，我表弟。
二十一岁，机灵，嘴甜，学东西快。
三天就把横机摸透了，第七天开始带班。
我给他定了一个月二百二，是厂里普通工的两倍。
“哥。”他给我点烟，“等咱发了，你可别忘了我。”
“忘不了。”
六月十八号，五千件货装车。
邓老板验货，抽了四十件，一件没挑出来。
款到账：五万六千块。
扣掉布、工钱、染料、租金、运费，净落两万一。
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么多钱。
何小棉把钱分成四摞，拿橡皮筋扎好。
“这摞还厂里布钱的尾款。”
“这摞买机器，再上二十台。”
“这摞发工钱，给每个人加五十。”
“剩下这摞。”她推给我，“存银行。”
“不给你娘打个棺材？”
她手停了一下。
“我娘说了，棺材的钱她不要了。”她说，“她说她还得看厂牌上那两个字看几十年。”
七月，县里开始有人议论。
“城南那个针织社，听说一个月出两万。”
“孟广阳？棉纺三厂那个辞职的？”
“不可能吧，他不是下海了嘛，下海的不都赔完了？”
七月底，高建军来了。
他骑着那台嘉陵，停在厂门口，没进车间，就在门口站着。
我出去。
“老孟。”他递烟。
我接了。
“听说你出了两万。”
“净落两万一。”
“一个月。”
“一个月。”
他吸了口烟，看着车间里哗哗响的横机。
“那批布你卖了多少钱。”
“没卖布。织了毛衫。”
他回头看我，眼神定住了。
“织了毛衫。”他重复，“深灰带蓝那个色，是你老婆染的？”
我心里警钟响了。
“你怎么知道颜色。”
“我在百货看见了。”他笑，“邓老板那批货，一部分回流到省城了，我去省城进货，一眼就认出是咱县的布。老孟，你那个色染得真好。”
他把烟按在墙上灭了。
“我也办厂。”
“办什么厂。”
“针织。”他说，“我爸那边批了块地，东郊，三亩。我上八十台机器。”
我心一沉。
八十台。
我二十八台加二十台，五十二台，我已经觉得撑到顶了。
“八十台机器要四十多万。”
“我有。”他说，“我爸在信用社有人，我抵了地。老孟，这就是咱俩不一样的地方。”
他拍我肩膀。
“你靠你老婆。我靠我爸。”
他跨上摩托，启动，油门轰了两下。
“哦，对了。”他从车上回头，“你那个表弟，叫徐小军吧？人挺不错。”
摩托走了。
我在厂门口站了很久。
进车间，我把徐小军叫到办公室。
“小军。”
“哥。”
“高建军找过你吗。”
他脸上的笑没变，眼睛往下落了半寸。
“没有啊。”他说，“我哪认识他。”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八月，1993年八月。
我躺在床上，一遍一遍捋上辈子的事。
棉花。
1993年秋收，棉花减产。到94年三月，棉纱从一万一一吨，涨到两万四。
全国纺织厂抢纱，有钱也抢不到。
那年倒下去的小厂，一半不是没订单，是没原料。
我翻身起来。
何小棉被我惊醒了。
“怎么了。”
“小棉。”我说，“咱手上还有多少钱。”
“存款四万三，流动一万二。”
“全押出去。”
她坐起来。
“押什么。”
“纱。”我说，“棉纱。能买多少买多少。仓库不够就租，租不着就堆车间。”
“现在是八月。”她说，“订单只到十月。你压这么多纱，年底还不上贷款，厂就没了。”
“小棉。”
“嗯。”
我看着她。
我从来没跟她说过我是重生回来的。
我说不出口，说出来她会觉得我疯了。
“你信我吗。”我说。
黑屋子里她没动。
过了一会儿，她下床，开灯，去柜子里拿账本和图章。
“明天我去信用社。”她说，“你去纱厂。”
她把图章放我手里。
“你要是错了，咱俩从头来。”
【第七章】
1994年3月，棉纱两万二一吨。
四月，两万六。
我仓库里堆着八十七吨。
那两个月，县城纺织圈疯了。
小厂停工，老板蹲在纱厂门口排队，排三天拿不到一吨。
东郊高建军那八十台机器，开了二十六台。
我的五十二胎，三班倒，不停。
四月中，邓老板从广州坐飞机来的。
他下了车，进车间，看了十分钟，出来跟我说一句话：
“我要你全年的产能。”
六月，我在城北买了地。
十一亩。
八月，一百八十台机器，三条染线，二百四十个工人。
牌子换了，铁的，烤漆，离地四米。
棉阳针织厂。
何小棉她妈在厂门口坐了一下午，谁劝都不走。
我妈从乡下搬来了，天天在食堂帮着择菜，谁给她递烟她都要念一句：我儿子的厂。
我以为这就顺了。
九月十一号，我开门发现门口站了四十多个工人。
不进去。
徐小军站在最前头。
“小军。”
“哥。”他头抬着，“我不干了。”
我笑了一下。
“一个月三百八你不干了。”
“东郊给我一千二，带厂长。”他说，“哥，我二十二了。你这儿我熬到四十，还是个班长。”
“他让你带多少人走。”
“愿意走的都走。”
我看了一圈。
四十二个。
全是上机的熟手，有十一个是我亲手教的。
“版型呢。”我说。
他眼睛躲了一下。
“什么版型。”
“今年秋冬那六个新版。”我说，“你抽屉里那套纸样，昨天下午我在车间看见你拿塑料袋包了。”
他脸白了。
“哥，我没——”
“小军。”我往前走了一步，“我不要那套纸样，你拿去吧。我只问你一件事。”
“你问。”
“我爸死那年，你家欠了八百块，是谁给填的。”
他不说话。
“我没要你还。”我说，“但我以为你记着。”
他低了头。
身后一个老工人往地上吐了一口，骂了一句。
“你骂他干什么。”我说，“要走的站左边，不走的站右边。一分钱不扣，走的工钱今天结清。”
四十二个人，走了三十八个。
那天我站在空了一半的车间里，机器声稀稀拉拉。
何小棉过来，手里拿着账本。
“三十八个人，占熟练工的四成。”她说，“下个月交期要晚十二天。”
“知道。”
“还有一件事。”她把一张纸放在我面前，“信用社打电话来，要我们提前还一百二十万。”
我把那张纸拿起来。
“理由。”
“说有人反映我们资金链有问题，说我们压了八十七吨纱年底卖不出去，说我们用集体的厂房做了私人抵押。”她停了一下，“举报信抄了一份到县工商。”
我手里的纸被我捏变形了。
那字我认得。
高占海的字。
一个礼拜前，高建军在饭桌上跟人说过一句话，传到我耳朵里的：
“孟广阳这人，是靠一口气顶起来的。我把他的气掐断，他自己就塌了。”
我把纸放下。
“小棉。”
“嗯。”
“我明天去信用社。”
“去了说什么。”
“不说什么。”我说，“我提前还。”
她抬头。
“一百二十万，我们账上只有六十。”
“卖纱。”我说，“卖四十吨。”
“现在两万六，年底能到三万一。”
“卖。”我说，“钱在手里是钱，纱在仓库是赌。小棉，我这回不赌了。”
第二天我在信用社柜台把钱拍下去，一百二十万，提前结清。
主任的脸从头到尾没有舒展。
我出门的时候，在台阶上碰到了高占海。
他手里那两个核桃盘得发亮。
“孟广阳。”
“厂长。”我往旁边让了让，“您的字我见着了。”
他核桃一停。
“什么字。”
“举报信。”我说，“‘私人抵押集体厂房’，这句里头，抵字您少写一撇，二十年没改过。”
他脸上的血色往下退。
“我还带了点东西。”我从包里抽出一张复印纸，“1992年11月，棉纺三厂收进两千一百匹不合规格次布，入库单签字：高占海。供货方是城东棉麻公司，法人叫刘建德。”
我把纸递到他眼前。
“刘建德是您内弟。”
核桃掉了一个，在台阶上弹了两下，滚进水沟。
“您要是想继续写信。”我说，“我这儿还有东西能复印。”
我下了台阶。
走了十来步，他在后头喊了一句。
“孟广阳！”
我回头。
他站在上面，花白头发被风吹起来。
“你变了。”他说。
“没变。”我说，“我就是不想再吃你家的饭了。”
【第八章】
1995年3月12号。
红旗饭店二楼。
我提前一个月下的帖子，三年前在场的每一个人，我都请了。
张婶来了。
我妈来了，何桂芝来了。
原棉纺三厂那一桌老同事，来了九个，其中六个已经待岗。
高建军来了。
他是走进来的，没骑摩托，开的桑塔纳。
刘佳丽跟着，烫头变成了直发，穿貂。
刘玉芬跟着，高占海没来，去年底办了内退。
高建军进门第一句话：
“老孟，三年了。”
“三年了。”
他坐下，把一个皮包往桌上一放，啪一声。
“对账吗。”
“对。”
张婶在旁边搓手：“哎哎，当年闹着玩的话，何必——”
“婶。”高建军笑，“我乐意对。”
他打开包，掏出一摞材料。
“东郊盛达针织，机器一百二十台，去年产值八百万，纯利一百三十六万。年初我拿了供销社的地，盖了三层楼，一楼门市。”他把纸推到桌子中间，“老孟，你呢。”
全桌看我。
我没拿材料。
我从兜里拿出一个本子，是厂里的流水账，何小棉的字。
“去年产值，两千一百四十万。”我说。
桌上静了。
“纯利，四百一十二万。”
“今年一到二月，出口订单十八万件，走香港转单，报关在深圳。”
我把本子往他那边一推。
“你可以看。”
高建军没动。
他脸上的笑还挂着，眼睛已经不对了。
“你骗人。”刘佳丽突然说，“你们厂我去看过，就那么大点。”
“小棉。”我往门口喊了一声。
门帘掀开。
何小棉走进来。
她穿一件深灰带蓝的开襟毛衫，那是我们第一个款。
头发剪短了，手上还有洗不掉的染料色。
她把一张纸放在桌上。
“香港宝兴贸易，订单确认书。”她说，“十八万件。单价三块一毛二美金。”
张婶伸脖子看：“美金？”
“美金。”何小棉说。
刘玉芬一巴掌拍在桌上。
“做假！这都能做假的！”
“婶。”我说，“三年前的字据，您也在场。”
我把那张饭馆的记账纸拿出来，摊开，推到桌子中间。
高建军的名字，手印。
“输的人，给赢的人的女人，当众道一句不是。”我念了一遍，“建军，我不要你磕头。我要那句话。”
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高建军坐着，手指在桌面上敲。
敲了七八下。
然后他站起来。
他看着何小棉。
“对不住。”
两个字，很轻。
刘玉芬跳起来：“建军你——”
“妈！”他吼，“闭嘴！”
他把那摞材料收回包里，拉上拉链。
“老孟。”他看着我，“我输这一局。”
“嗯。”
“但有一件事我得问你。”他往前凑了半步，声音低下来，只有我们俩听得见，“1993年八月，全县没一个人知道棉纱要涨。你压了八十七吨。”
我心口一跳。
“你是怎么知道的。”
“猜的。”
“猜的。”他笑了一下，笑得眼角都是纹，“孟广阳，你从小到大没撒过一句圆的谎。”
他戴上帽子。
“你有你的路子。”他说，“我也有我的。”
他走到门口，停了。
“我妈那句话说得不对。”他回头，“你老婆那手背上的疤，比我老婆的貂值钱。”
他掀帘出去了。
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跟他体面说话。
三个月后，1995年6月，我在广州提货，接到何小棉的电话。
她声音发抖。
“有人拿着我们厂的合同去下游收货款。”
“谁。”
“盛达。”她说，“合同上有我们的章，章是假的。签字的人叫孟广阳。”
我站在广州的大马路上，车从我身边一辆一辆过去。
“收了多少。”
“三家，一共一百零三万。”她说，“货没发，人家来咱们厂要货，闹到工商。”
我把电话贴在耳朵上，很长时间没说话。
“小棉。”
“嗯。”
“报警。”
“报警？”
“报警。”我说，“然后把三家的货，我们自己发。一件不少。”
“那是一百零三万的货，我们一分钱没收到。”
“发。”我说，“小棉，这钱我们赔得起。名声赔不起。”
【第九章】
那三家的货，我们四十一天发完了。
一件没少。
亏了九十七万。
发完第三家的时候，那个老板姓周，在办公室坐着不走。
“孟老板。”他说，“你为什么发。”
“合同上有我的名字。”
“假的。”
“下回我的名字在真合同上，你还信不信。”我说。
他看了我很久，掏出一张纸。
“这是我们今年四季度的单子。二十六万件。”他写了个数字，“我不还价。”
1995年底，棉阳的出口量排到全省第四。
1996年，我们在东南亚开了两个代理。
高建军那边也在涨。
他的路子是我没想到的。
他办了个外贸公司，给自己的厂子出口，出口完申退税。
同一批货，在几个口岸转，报了三回关。
他赚的不是货的钱。
是退税的钱。
1996年底，有人在饭桌上跟我说：“建军那个法子，一年能空手套五六百万。”
我把筷子放下了。
“老孟，你不想学？”
“不学。”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什么时候会查。”我说。
那人笑我胆小。
1997年7月2号，泰国宣布泰铢自由浮动。
我在办公室听的收音机。
何小棉当时在算账，笔停了。
“什么意思。”她问。
“东南亚要出事。”我说，“我们两个代理，一个在曼谷，一个在雅加达。”
“货款还有四百二十万没回。”
我站起来。
“今天就发电报，所有未发货暂停。已发未结的，按原价打八折，现结。”
“八折？那我们亏——”
“亏一百万，回三百二十万现金。”我说，“小棉，下半年谁手里有现金，谁活。”
她看了我三秒，抓起电话。
那一年我做的另一件事，是退了一块地。
县开发区要给我们批二十亩，做新厂区，一千一百万投资。
我签了意向书，1997年8月，我去把意向书撤了。
主任拍桌子：“孟广阳你这是不给政府面子。”
“主任。”我说，“明年我再签，加五亩。”
他冷笑：“明年地价得涨。”
“那我也签。”
1998年，县里倒了十一家厂。
东郊盛达，是第三家出事的。
不是生意不行。
是他的外贸公司被查了。
1998年国家查骗取出口退税，专项的。
高建军那套“同一批货报三回关”的法子，被从深圳口岸的报关单上一张一张抠出来。
查到他账上的时候，还查出一笔。
他挪了厂里一千四百万的流动资金，去炒期货，炒的是棉花。
1997年下半年棉价跌，跌到他全部穿仓。
7月，他的厂停产。
8月，两百六十个工人堵了县政府大门。
9月，信用社起诉。
10月中午，我在厂里吃饭，门卫打电话上来。
“孟厂长，门口有人找您，说是您表弟。”
我下去。
徐小军站在厂门口。
四年没见。
他瘦了，头发白了一片，手上提着一个塑料袋。
“哥。”
我没说话。
他跪下来了。
就在厂门口，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看着。
“哥，我对不住你。”
“起来。”
“我不起。”他把塑料袋举起来，“这里头是盛达这四年的生产记录。他让我做假台账，哪一批货报了几回关，我都记着另一本。哥，我一直留着，我怕哪天他把我也扔出去。”
我盯着那个袋子。
“你现在拿出来，是因为他倒了。”
徐小军整个人抖起来。
“是。”他说，“我不是好人。可是哥，我妈上个月没了，走之前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你表哥家的那八百块，到死也没还上。”
厂门口风很大。
我蹲下去，把袋子接过来。
“小军。”
“哥。”
“这东西，我不要。”我说，“你自己送到经侦队去。”
他抬头看我。
“我送？”
“你送。”我说，“你送，是认罪。我送，是报仇。”
我站起来，往厂里走。
走了几步，我回头。
“车间二楼有个空工位。”我说，“你从经侦队出来以后，要是还能走路，自己来上班。”
【第十章】
1998年11月，盛达针织厂进入拍卖程序。
我去看了一次。
车间里一百二十台机器，三分之一拆了零件，窗玻璃碎了十几块。
地上一层棉絮，踩上去发闷。
门口贴着工人写的大字，墨都被雨冲花了。
“还我血汗钱”。
我站在车间中间，站了十分钟。
何小棉在旁边。
“这块地三亩多，加厂房，起拍价三百八十万。”她说，“机器按残值算，一百三十万。”
“总共五百一十万。”
“值吗。”
“值。”我说，“可我买这个厂不是为了值。”
她没问我为了什么。
她知道。
拍卖会在县招待所，十二月三号。
我提前两天收到一个电话。
“孟老板吗。”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是高建军的妈。”
我握着听筒没说话。
“我想见你一面。”
她来的时候，我在厂里办公室。
她瘦了一大圈，裹着一件掉了毛的棉袄，手里拎着个布包。
进门之前她在走廊里站了很久，整理头发。
“坐吧。”
她没坐。
“孟广阳。”她说，“你别买那个厂。”
“为什么。”
“那是建军的命。”她说，“厂还在，他出来还有个奔头。你买了，他就什么都没了。”
“婶。”我给她倒了杯水，“厂不是我拍的，是法院拍的。”
“你别举牌子就行。”
“别人会举。”
“别人举我不管。”她忽然声音高了，“我不能眼看着是你举！孟广阳，你小时候在我家吃过三个月饭！”
来了。
这句话。
从我五岁起，我听了四十年。
上辈子我听到死。
我把水杯放到她面前。
“婶，那三个月的饭，多少钱。”
她噎住了。
“你说个数。”我说，“我今天给你。”
“你这是什么话。”
“1973年，我爸在厂里抬钢坯砸断了腿，躺了两年。那两年我妈在你家洗衣服做饭，没拿过一分钱。”我说，“我在你家吃了三个月饭，我妈在你家干了两年活。婶，我们家欠你家什么？”
她脸抽了一下。
“我养你的时候，我可是真心的。”
“我信。”我说，“所以这三十年我没说过一句。”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
“但是婶，1993年我订婚那天，您抓着我老婆的手，当着三十多个人，说那道疤赔了八十块。”
我回头看她。
“那道疤是蒸箱烫的。她十六岁进厂替她爸顶班，她爸脑出血瘫了，她一个人养她妈。那天她穿的新衣服四十八块，她试了三回。”
屋里很静。
“您儿媳妇把酒泼她身上，您在旁边笑。”
刘玉芬的嘴唇在抖。
“那是……那是小孩子闹——”
“不是。”我说，“那是你们家看人的方式。穷的、丑的、不会说话的，就该站着让人泼。婶，我上辈子就是那么被你们泼了一辈子。”
她愣住了。
“你说什么上辈子。”
我没回答。
我把那个布包推回她手里。
“厂我买。工人我全接。拖欠的工资我垫。”我说，“高建军出来以后要是想干活，车间也有工位。”
“你是要他给你打工？”
“我是要他活着。”我说，“婶，他炒期货赔的是厂里一千四百万，那是两百六十个人的饭碗。他要的不是奔头，他要的是赎。”
她看着我，眼里的东西一点点垮下来。
走到门口，她回过头。
“我这一辈子，看错一个人。”
“您没看错。”我说，“您就是看低了。”
十二月三号，拍卖会。
我在第三排，举了一次牌。
五百六十万，落锤。
签完字我走出招待所，门口台阶下站着一个人。
高建军。
他还没进去，取保候审。
身上那件皮夹克还是1993年那件，拉链坏了一半。
他看着我。
“我知道你会买。”
“嗯。”
“你为什么不让我难看点。”他声音是哑的，“我妈回去说，你要留工位给我。老孟，你是想让我天天在你厂里，让所有人看着我？”
我摇头。
“我不要你在我厂里。”
他抬起头。
“那你留工位干什么。”
“我留的不是给你。”我说，“是给你那两百六十个人看的。让他们知道，这厂不管谁拍下来，他们都还有饭吃。”
我往车那边走。
“孟广阳。”
我停下。
“1993年你泼我那杯酒。”他说，“我拿它洗了五年脸。每天早上照镜子，我就想一遍，孟广阳凭什么。”
他笑了一下。
“现在我想明白了。”
“你说。”
“你他妈凭的是何小棉。”他说，“我1993年看了她一眼，看见的是手背上的疤。你看见的是那本染色的本子。”
风刮过来，他的夹克下摆被吹翻了。
“就这一眼的差别。”他说，“我差了一辈子。”
【第十一章】
接厂那两个月，我几乎没回家。
两百六十个工人，拖了七个月工资，一共四百三十一万。
我垫了。
何小棉把账算出来的时候，笔尖在纸上戳了个洞。
“四百三十一万，不是我们的债。”
“我知道。”
“法院公告写了，原企业欠薪由破产清偿，我们买的是资产。”
“我知道。”
“那你垫什么。”
我在她对面坐下。
“小棉，1997年棉纺三厂下岗那一批，有个人叫王宝生，你记得吗。”
“记得。原来三车间的。”
“他拖了五个月工资，没要到。”我说，“他老婆得肺病，没钱住院，他去水泥厂扛包，一包五十公斤，一天八十包。1999年春天，他背上那块骨头裂了。”
我停了一下。
那是上辈子的事。
上辈子我和他住一个院，我蹬三轮，他扛包。
他裂了骨头的那个晚上，趴在床上哭，哭了一整夜，哭的不是疼。
他说，我这五个月工资，一千七百块。
要是有那一千七，我老婆就能住上院。
“小棉。”我说，“我这辈子最怕的不是赔钱。”
“是什么。”
“是有人因为一千七百块死了，而我账上有钱。”
她放下笔。
过了很久，她把账本翻到新的一页。
“那就垫。”她说，“我重新排一下现金流，三条新线延到明年四月上。”
1999年3月，盛达的牌子摘下来。
挂上去的新牌子，五个字：
棉阳二分厂。
挂牌那天来了三百多人。
县里来了人，电视台来了人。
我没讲话。
我让何小棉上去讲。
她不肯。
“我不会讲话。”
“你讲一句就行。”
她在台上站了半分钟，拿着话筒，手在抖。
“我叫何小棉。”她说，“十六岁进纺织厂，在三车间站了六年，一天十二个小时。”
底下安静了。
“我手上这个疤，是1987年蒸箱烫的，赔了八十块钱。”
她把右手举起来。
“厂里好多人手上都有。”
台下有人抬手。
一个，三个，十几个。
后排有个老太太把袖子撸上去，举得最高。
“现在这个厂，是我们的。”她说，“我就讲这一句。”
那天晚上我们俩走回家。
路过红旗饭店。
二楼的窗户还是关不严，风从缝里钻出来。
“进去坐坐？”我说。
“不去。”她说，“那屋子我这辈子不想再进了。”
我们在门口站着。
“小棉。”
“嗯。”
“1993年3月12号，我在那张桌子上要是说了‘再看看吧’，你会怎么样。”
她想了一会儿。
“我会回三车间。”她说，“站到四十岁，站到眼睛花了，上不了机，调去打扫卫生。我娘会把我爸那些本子拿去生火。”
她说得很平，一点起伏都没有。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没告诉她答案。
上辈子就是这样。
1998年洪水那年，我在菜市场门口看见过她。
她蹲在地上卖豆芽，塑料盆里的水结着薄冰，她的手是紫的。
我推着三轮车从她面前过去。
我们俩谁都没有认出谁。
或者认错了，不敢认。
“没什么。”我说，“回家吧。”
她走了两步，忽然停住。
“孟广阳。”
“嗯。”
“你有时候看我的眼神，不像是看老婆。”她说，“像是看一个你以前丢了的东西。”
我站在原地。
她没等我回答，往前走了。
走了几米，她回头喊：
“快点，闺女该睡了。”
【第十二章】
2003年9月，棉阳在城北的新厂区投产。
六百亩，八条生产线，一千四百人。
我在那年把厂改成了股份公司。
何小棉占百分之三十四。
她在股权书上签字的时候，问了一句：“我这个股，能上厂牌吗。”
“厂牌上一直有你。”我说，“二十年前刷的那块木头的，我还留着。”
那块牌子现在挂在新厂门厅里，玻璃罩着。
油漆掉了一半，四个字还能看清。
棉阳针织。
投产那天剪彩，我没上去。
上去的是何小棉和她妈。
何桂芝八十一了，坐轮椅，手上拿着剪刀抖了半天没剪开，底下全是笑声。
人群后排，我看见一个人。
高建军。
2001年他从里面出来，判了四年，减了。
出来以后他没回县城，去了省城，在人家的布料市场里做二道贩子，租一个六平米的铺面。
有人跟我说，他每年秋天会来城北看一眼新厂，看完就走。
那天他站在最后一排，穿一件灰夹克，头发全白了。
他看见我了。
我往他那边走。
走到跟前，谁都没先开口。
“恭喜。”他说。
“嗯。”
“一千四百人。”
“一千四百三十六。”
他点点头。
“我那两百六十个，现在都在你这儿吗。”
“在的有一百九十个。”我说，“退了四十，走了三十。”
他又点头。
剪彩的鞋炮响了，一串一串。
“老孟。”他在炮声里说，“我现在不恨你了。”
“嗯。”
“我恨我妈。”他说，“从我记事起，她就跟我说，建军，你得比孟广阳强。你比他强，咱家就是这院里头一份。”
他笑了一下。
“我这辈子，没干过一件自己想干的事。我干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你显得差。”
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
我接了。
“1993年那批次布。”他说，“你不拿走，我是四月底拿。我都算好了，找谁染，卖给谁。”
我心口一紧。
“后来你在厂门口问我，知不知道你那深灰色怎么来的。”我说。
“我不知道。”他说，“我只知道那堆布能挣钱。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能挣钱的东西。”
他点上烟，吸了一口。
“老孟，你那个本事，不是你的。”
“我知道。”我说，“是我老婆她爸的。”
“是你肯弯腰去捡的。”他说，“那本子在他们家墙角堆了三年，她拿给谁看都没人要。”
炮声停了。
人群开始往车间走。
高建军把烟掐了。
“我走了。”
“吃个饭吧。”
“不吃。”他把帽子戴上，“吃了我又要难受半年。”
他往外走了几步，回过头。
“孟广阳。”
“嗯。”
“你跟1993年那个你，不是一个人。”他说，“我至今没想通，哪一年换的。”
我站在新厂门口的台阶上，看着他走进人群里。
没回答。
答案是1993年3月12号，中午十一点四十，红旗饭店二楼。
一张塑料布桌上，一盘拍黄瓜。
一个低着头、耳朵尖发红的姑娘。
和一句我上辈子没说出口的话。
那天晚上厂里摆了四十桌。
散席的时候我扶我妈上车，何小棉从后头追上来，手里拿着账本。
都这时候了，她还拿着账本。
“干什么。”
“算今天花了多少。”她说，“四十桌，烟酒鞋炮，一共十一万二。”
“值吗。”
她把账本合上，塞到胳肢窝下面。
“我十六岁那年，在三车间站了一整天，下班买了一根冰棍，五分钱。”她说，“我吃到一半化了，滴在手上，我心疼了一晚上。”
她抬头看我。
“今天十一万二，我一点都不心疼。”
厂区的灯一排一排亮着。
远处有人在收拾鞋炮的红纸屑，扫把一下一下刮着水泥地。
“走吧。”她说。
“去哪儿。”
“回家。”
她先走了半步，又停下来等我。
“孟广阳。”
“嗯。”
“我这辈子，没当过谁的对照组。”她说。
我跟上去。
“我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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