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那天下午，我家来了个女人。
她手里拎着一只旧木箱。我十二岁，站在门后头，从门缝里看她上楼。她走两步歇一下，箱子不重，她一只手托着底，另一只手扶着栏杆。
进了门她把箱子放在饭桌边上，说了一句：家里我收拾。
我爸在旁边站着，手插在裤兜里，嗯了一声。
我没喊人。
那天晚上吃饭，她给我添了第三碗。我说我不吃了。她说多吃点，长个子。我把碗放下，说，我不饿。
我爸看了我一眼。我没抬头。
第二天她就动了手。
她把我爸那个铁皮柜掀开，把里头一摞一摞的账页抱到院子里的水泥台上。她又把灶屋墙角那堆纸箱子全搬出来，一本一本翻。翻一本，扔一本。扔的时候她不看人，手往外一甩，纸片在风里翻两下，落到鸡窝边上。
我蹲在门槛上看。
我爸在院子里站着，手一直没从裤兜里拿出来。
她翻到第三十几本的时候，停住了。
那是一沓信纸，边角发脆，有的地方泡过水，页跟页粘在一起。她捻开一页，捻一下停一下。
她说，这上头记的全是欠人的钱。
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你不知道行。我知道就行。
她把那沓纸往怀里一收，进了屋。
我爸那天夜里在院子里抽烟，抽了三四根，走到我跟前，说，你娘走的时候留了句话，说家里有一样东西不能丢。
我问哪一样。
他说，账。欠人的，一分不能少，多一分也不能要。
我说，她拿走了。
我爸没说话，进屋了。
第二天那沓纸就不见了。
我找过。她的屋子我借着倒水的工夫看过两回，柜子、箱子上头、枕头底下。灶膛边上我也扒过，鸡窝后头那堆砖我搬开看了。我还把院子里那堆纸箱子全倒了一遍。
没有。
那半年我跟她一句话都没说过。
她给我洗衣裳，我把衣裳收进屋里自己晾。她烙饼，我不吃，跑到我大伯家蹭一碗面。她跟我说话，我就嗯。一句都不多。
我爸夹在中间，跟她吵过两回。
头一回在院子里，声音不大，我在屋里听得见。
我爸说，那账本不能烧。
她说，不烧，欠账的天天上门，你受得了？
我爸说，那是他们该还的。
她说，你听我一句：这世上的账，只有不认，没有不清。
我爸没再说话。
第二回在厨房，碗摔了一个。我蹲在门后头，听见我爸说了一句什么，她把门一推，从我面前走过去，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她那年三十六。
进我家门的时候穿一件灰蓝的卡其外套，扣子是塑料的，掉了两颗，用白线缠着补的。
她前头那个男人是病死的，治了三年，把家底治空了。
她进门那天给我塞过一样东西。一把水果糖，包在报纸里，报纸上还沾着油。
我没接。
她把糖放在我床头，走了。我等她走远了，把糖拿到院子里，一颗一颗砸碎了，扔进鸡窝。
这事我二十多年没跟人说过。那时候我心里认定，吃了她的糖，就等于认了她这个人。
这是后来村里人说的。说她来我们家，是来还债的，也是来讨口饭吃的。
我那时候听不进这些。
她来的那年秋天，我们家收了一块地。她跟着下地，捆玉米秆捆得比我爸还快。傍晚回来，她在院子里洗手，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洗了三四遍还洗不干净。
她把那只旧木箱放在她床头，一直没锁，也没打开过。
有一回我趁她下地，把箱子开了一条缝。
里头是一本账，两个印子，还有一件男人的旧棉袄，蓝布的，领子磨白了一圈。
我没敢再翻。
我爸和她过了三年。我十五岁那年秋天，她走了。
那年我爸在工地上摔了腰，躺了一个多月。她那阵子天天往医院跑，跑完再去菜市场帮人剥毛豆，剥一斤三毛钱。
我爸能下地那天，她把碗刷完，擦干手，站在屋里说：我明天走。
我爸说，走哪儿去。
她说，我一个女人，撑不住这个家。
我爸坐在炕沿上，把烟点着，抽了半根，说，你走吧。
第二天一早她就走了。还拎着那只旧木箱。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出院门，上了村口那辆三轮。她没回头。
我爸也没出门。
她走那天，村里人在井台边上说了一下午。
有人说她是我们家花钱雇来的，说工的。有人说她是来过渡的，男人死了，找个落脚地方。还有人说她走的时候把我们家值钱的东西卷走了。
这些话我都听过。
我那时候十五岁，听见了不吭声。我心里是有点信的。
一个外来的女人，在我们家住了三年，走的时候拎着箱子就走，这箱子在我心里就是「她拿了东西」的意思。
我爸那年之后很少提她，提起来只说一句：那个女人，嘴硬心软。
我十六岁那年上了外地，在建筑队当小工。十八岁学装修，二十二岁开始跑建材，二十九岁那年自己拉了一车货，赔了个精光，欠了一屁股债，三年才还清。
这些年我搬过十一回家。每回搬家，我都把抽屉翻一遍，翻完抽屉翻房梁，翻完房梁扒灶台后头的砖缝。
我找的不是钱。我找那沓账。
我娘写字有个习惯，数字末尾那一笔往上挑，像个小钩子。
五年前我在县城开了个小的建材门市。铺子不大，门口摆两排样板砖，后头一张旧办公桌，桌上一个玻璃罐，装钉子用。
去年冬天，那个人进了我的门。
他进门先跺脚，脚上的泥一块一块掉在门垫上。他穿一件军绿色的棉袄，前襟上一片油亮。
他说：你是这家的老板？
我说是。
他说，我姓陈，陈国良。你娘叫陈月英吧。
我把手里的笔放下来。
我们村姓陈的二十来户，叫陈月英的只有一个。
他说，我找你们家找了二十五年。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
我说，你找我们家做什么。
他说，还钱。
他说，你娘当年借给我爸三十块钱。一共三回，记在一本账上。
我说，你怎么知道那本账。
他说，我爸看过。你娘把账本给他看过。
他说，你娘走的那年，我爸托人问过你们，说账还在不在。村里人回话，说烧了。
我说，那就是烧了。
他说，烧没烧，我心里不踏实。我爸临死还念叨。他说，欠陈月英三十块，一比一的事。他要我替他还，还得当着你们家人的面还。
我说，你爸欠的三十块，值什么。
他说，不是钱的事。
他说，那年我们家一粒豆都下不了地。你娘把钱塞给我爸，说先买豆种。秋天豆子卖了，我们才喘过那口气。
我坐在桌后头，把笔拿起来，又放下。
我说，你来还钱，晚了。
他说，晚也得还。
他从棉袄里头的口袋掏出几张旧票子，软得像布，叠了四折。他说这钱在他家里搁了二十五年。
我没伸手。
他坐在我对面那张塑料凳上，坐得很规矩，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我们那地方的人，欠了账，心里是压着东西的。我说句话不好听：我们村有二十几户人家，大半辈子的交情都在这些账上。
我说，这个账，我认。
他说，不是让你认。
我说，那你要什么。
他说，要你收下这三十块，再给你娘烧柱香。
我说，我娘死了八年了。
他愣了一下。
他把钱收回口袋，站起来，说，那我等你哪天回去，我跟你一道去。
那天夜里我没睡好。
第二天我给我爸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有电视的声音。我把这事说了一遍。
他听完，说了一句：那本账，会不会真的烧了。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娘那个人，烧是不会烧的。
我问他，那你当年为什么不追。
他没答，过了一会儿说，你后妈那人，我管不住。
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在我面前叫她「你后妈」。
我开始查这本账。
头一件事是去问我大伯。我大伯八十一了，脑子还清楚。
他在灶屋里烧火，听我说完，把火钳一放，说，你娘那本账，我知道。
我说，您知道什么。
他说，你娘借出去的钱不止那一笔。她那本账，记了三十几户，有的还了，有的没还。她没跟人要过。
我说，那这三十块呢。
他说，这三十块，是你后妈替她还的。
我愣住了。
他把火钳拿起来，捅了捅灶，说，你娘走的前一年，有几回是那个女人陪着她去镇上。回来的时候你娘走不动，就坐在人家院门口歇。
他说，那几户人家，后来都来送过钱。
我说，什么时候。
他说，你后妈进门以后的半年里。
我又去找了村里的老会计。
老会计坐在他家堂屋里，跟我说了另一个版本。
他说，她收账那阵子，村里人骂她。有人说她刚进门就翻人家抽屉，是想捞钱。有人说她把账本拿回娘家给自己娘家兄弟看。
他说，那半年，她没少受气。
我说，收上来的钱呢。
他说，还债了。
他说，你家那年欠了砖厂的钱，欠了粮油店的钱，还欠了医院的钱。她收一笔还一笔，账本上划一笔。
我问，她替我们家还了多少。
他想了想，说，六十几块。
我说，这些钱她怎么拿出来的。
他说，有收的，有她自己的。
我从他家里出来，在村口站了很久。
这时候我才明白，我十二岁那年以为她拿走的是我们家的东西。
她拿走的是我们家的麻烦。
我后来去村里问过，问当年是谁传的话说她烧了账。
问了七八个人，最后问到我们村原来的妇女主任。
她坐在她家门前择菜，听完，说了一句：那话是我说的。
我说，您为什么这么说。
她说，你后妈不让我说。
她把菜盆放下，说，那年你娘刚走，你们家欠账的事全村都知道。上门讨债的一拨一拨，把门槛都踩平了。你爸不敢跟人吵，就缩在屋里。
她说，你后妈拿着账本挨家挨户去对，人家看她是个外来的，话都没法好好说。
她说，是我出的主意。我说，你就对外头讲账本烧了。烧了，人家讨不着，也不好再骂你们家。
我说，那我后妈答应了？
她说，答应了。她说，反正我也不图这个家的名声。
我那天从她家门口走出去，走了很远。
一年多以后，我在城西菜市场后头找到了她。
那是个很旧的铺面，两间屋子打通的一间，门口没挂招牌，玻璃上糊着一张纸，蓝笔写着：缝纫、改衣、补裤脚。
她坐在缝纫机后面。
六十来岁，头发在后头拿黑橡皮筋扎着，脸瘦，颧骨高。
她没认出我。
我把手里的袋子放在她旁边的凳子上。
我说，方姨。
她抬起头。
我说，我是陈家村陈月英的儿子。
缝纫机嗡着，她把线拔了，机器停下来。
她看了我一眼，把手放在膝盖上。
她说，你娘死了。
我说，死了。八年了。
她没说话。
店里有个客人在试裤子，她抬头说，明天来取。客人走了，她站起来把卷帘门拉了一半。
她坐在我对面，说，你来做什么。
我说，我们家欠你一笔账。
她说，不欠。
我说，欠了二十五年。
她说，不欠。你娘的钱，我男人当年用豆子还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落在我手里那只袋子上。
我把袋子放到缝纫机旁边。
她看了一眼，说，拿回去。
我说，我不是来还债的。
她问，那来做什么。
我说，来问一句：你为什么说账本烧了。
她把手从膝盖上收回去，放到缝纫机上。
她说，那你后爸没跟你说？
我说，他说不清。
她笑了一下，很短。
她说，我拿账本那天，你后爸站在院里，一句话没说。我把账本拿走，屋里静得能听见外头鸡叫。他站在那儿，一直到我出大门。
我说，他为什么不拦。
她说，他拦不住。他这个人，一辈子就那一句：这个家我说不清。
我说，那账本呢。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
她说，我把账本留给你们家了。
我说，留在哪儿。
她说，走的前一天夜里，我塞进柴房里那口旧箱子底下。
我说，为什么不交给他。
她说，交给他，他第二天就得烧。
她说，放在箱子里，等他哪天想通了，自己会翻出来。
我说，他二十多年没翻。
她说，他不翻，说明他没想通。可东西在。
我坐直了。
我说，那我这些年翻房梁、翻灶台，怎么就没翻那口箱子。
她把手从缝纫机上收回去。
她说，因为你没想到。你以为那口箱子是我带走的。
我没接话。她说得对。
我从她铺子里出来，坐在马路牙子上给我爸打电话。
他接起来的时候在咳嗽。
我说，爸，账本你收到过没有。
电话那边静了一小会儿。
他说，收到过。
我说，在哪儿。
他说，箱子里。
我说，哪个箱子。
他没说话。
我说，爸，你说话。
他说，你回来自己找。
我是第三天才回去的。回去的头一天，我把家里翻了半天，什么都没翻出来。
第二天我坐在院子里，把这几年搬家扔下的东西过了一遍，也想了一遍。
傍晚我到柴房里去劈柴。柴房里堆着旧木料，还有一口箱子，是我入行那年从别人手里收的旧货，一直没用上。
我把那口箱子提到院子里，掀开盖。
箱底垫着一层旧报纸，报纸底下压着一个布包。
布是一块老蓝布，包了三折，用线缝死了。
我拿刀把线挑开。
里头是那本账。
封面是硬纸板，边上磨出了毛。我翻开第一页，是我娘的字，末尾那一笔往上挑。
我坐在院子里，一页一页往后翻。
账从八几年一直记到九几年。有的行后头划了一道横线，是还清的；有的后头画了个圈，没还。
翻到最后，我看见一张纸夹在里面，跟账页不一样，是后来塞进去的。
纸上不是数字。
是一个名字，后头写着：欠一百二十，三年还。落款是我爸的签名，日期是我娘走的那一年。
我翻到这一页又看了两遍。
这张纸的背面还有字，铅笔写的，字很淡：
「这个钱我还了，别跟孩子说。」
我给我爸打了电话。
我说，爸，最后那一页那张纸是什么。
他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你娘病的时候，我在外头借了钱。
我说，借了谁的钱。
他说，你后妈。
我说，一百二十？
他说，对。
我说，那你后来还了没有。
他说，还了。三年还的。
我说，钱从哪儿来的。
他说，工地。
我说，你腰是怎么伤的。
他不吭声了。
我说，爸。
他说，跟她没关系。
我说，谁跟你说有关系。
他说，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
我把账本合上，坐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起来把那本账又从头看了一遍。
我一边看一边算。
她收上来的那些钱，还完了砖厂、粮油店和医院。剩下的钱，她一分没带走。
我爸借的那一百二，是她这些年攒的。
她走的时候，包着一口旧木箱，把账本寄回来，地址写的是我们家，寄件人一栏空着。
她在我们家三年，没留一件东西。
第二天我去问她。
她的铺子早上八点开，我七点半就到了，在门口站着。
她开门的时候看见我，愣了一下。
她说，你怎么又来了。
我说，账本我找到了。
她说，那就好。
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
她说，你问。
我说，我爸那一百二，你为什么借。
她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下。
她说，你爸这人，一辈子算账算得清，就是算不清人情。
她说，那笔钱，他不还，晚上睡不着。他还了三年，最后一年还差二十，我给他垫的。
我说，他欠你的账，记在哪。
她说，没记。
我说，为什么不记。
她说，我是自家人，记什么。
那天我在她的铺子里坐了一整天。
屋里摆着一张折叠床，一个电饭锅，一个暖瓶。墙上钉了两根钉子，挂着一条毛巾和一件围裙。窗台上搁着几瓣蒜。
我把这些都看了。
一个人过日子过成这样，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她坐在窗边踩缝纫机。那台机器老，踩起来咯噔咯噔响，每响三下停一下，是她脚底下没劲了。
我说，这机器卖了吧，买台电动的。
她说，电动的踩不出劲。
我说，机器要什么劲。
她说，我这人，手上没劲使唤，心里空。
我不懂她这句话，也没问。
她做活的时候，我给她递剪刀。她改一条裤子要剪三下，我看出来了，先递剪子，再递粉笔。中午她煮了一锅面，给我盛了一碗，说锅里还有。
那碗面上头卧着一个蛋，煎得焦黄。
她把碗推过来，自己那碗里没有蛋。
我把蛋夹给她。
她说，你吃。
我说，我不爱吃。
她说，你小时候爱吃。
我抬起头。
她说，你娘跟我说的。她说这孩子什么都不挑，就是爱吃煎蛋。
我低着头，把蛋吃了。
我没什么话可说。我这个人从小就不会跟人套近乎，一开口就觉得假。那天我坐在那儿，吃完了那碗面，说了一句：这个蛋煎得好。
她说，你爸也爱吃煎蛋。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我给他煎了三年。
我要走的时候，她把那口旧木箱从床底下拖出来。
箱子我没见过第二只。四个角都拿铁皮包着，锁扣上还挂着一把小锁。
她打开锁，把箱子掀开。
里面是一件叠好的灰蓝卡其外套，两个印子，还有那件男人的旧棉袄。
她把外套拿出来，抖开，说，这个是你娘给我改的。
我说，我娘？
她说，我进你们家那年冬天冷，你娘留下来的衣裳我穿不上。这件的里子是她拆的，我照着改的。
我伸手摸了一下衣角。那件衣裳的袖口是我娘的手艺，走线粗，隔三针就松一针。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娘病着的那两年，家里常来一个女人。她白天来，晚上走。有一回她还给我带了一把糖。我那时候不懂事，接了就吃。
我问我爸，这是谁。
我爸说，是你娘的同事。
后来这个女人进了我们家。
那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她跟我娘是什么关系，她怎么进的我们家，我爸为什么娶她，她为什么又走。
那天她把外套折好，我坐在她对面，把这些都问了。
她一间屋里坐着，把话一句一句讲完。
她说，她跟我娘是同学，一个村的。
我娘病的那两年，家里没有人管孩子，她过来帮忙。
她说，我娘最后那阵子跟她讲了一件事：这个孩子，我放心不下，你帮我看着。
她说，她答应了。
她说，她嫁进我们家，是答应了人。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没有说话。
她看了我一眼，说，这话你别跟你爸说。
我说，为什么。
她说，他心里过不去。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下车在村口那座桥上站了一会儿。
桥下的河已经很浅了，卵石露出来，月亮照在上头，一块一块的亮。
我小时候在这条河里掉下去过一回。
我有了她铺子里的地址，忽然想起这件事来。她提着我的后领子，把我放在岸上，拍我的背，拍得我吐了一地的水。
后来她骂了我一句。我记得她骂人的样子，眉毛往下压。
我这二十五年，一直在心里给她写状子。
我把她写成了一个进我们家抢东西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我们家里唯一一个把这件事办完的人。
我在桥上站了半个钟头，风从下游刮上来。
我这一年四十二岁，跑过许多地方，见过很多人。我这辈子算得清砖的价钱、水泥的价钱、工钱的价钱。
我算不清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端着账本挨家挨户去敲门的时候，心里是什么。
那天夜里我回城，路过菜市场，她的卷帘门已经拉下来了。
我没敲门。
第二年开春我回了村。
我爸瘦了，走路慢。他耳朵有点背，说话得凑近了说。
我在家待了一个礼拜。
头三天我把他那些旧东西全翻出来：一个铁皮柜、三口旧木箱、几件棉衣。我把旧衣裳一件一件抖开，甩掉灰，叠好，装箱。
其中有一件蓝布棉袄，领子磨白了一圈，袖口补了一块。
我拿着它进屋，问我爸。
他看了一眼，说，那年的冬天。
我说，还穿吗。
他说，穿不上。
我说，那就收起来。
他抬起头看我，说，你找到她了？
我说，找到了。
他说，她还怨我不。
我说，没提你。
他没再问。
那年夏天我把铺子关了三天，去城西给她修屋顶。
她铺子的屋顶漏了，下雨的时候，屋里要摆三个盆接水。
我扛着梯子去的。她站在门口，说，你别上房。
我说，我在工地上干过几年。
她拦了一下，没拦住。
我在房上铺了一下午的油毡，下来的时候浑身都是黑的。
她端了盆水，递给我一条毛巾。
我说，你这些年就住这？
她说，住惯了。
我说，铺子后面那间屋子潮不潮。
她说，潮。
我说，我给你做一张床，木头架的，离地二十公分，底下搁两块砖。
她说，不用。
我说，我做的不用花钱。
她站在那儿，忽然问了一句：你恨我吗。
我把毛巾搭在肩上，说，恨过。
她说，什么时候不恨了。
我说，去年冬天，在你铺子里吃那碗面的时候。
她低下头，过了一会儿说，你这孩子说话真不好听。
我说，我从小就这样。
那天晚上她留我吃饭。她自己包了饺子，猪肉白菜的，馅里搁了一点姜。
我们两个人坐在那间小屋里，中间搁一个搪瓷盆。
她问我，你现在做什么生意。
我说，卖砖。
她说，卖得动吗。
我说，还行，一年能挣个十几万。
她说，那够了。
我说，不够。
她说，怎么不够。
我说，我想把铺子扩大，缺钱。
她放下筷子，转身到里屋，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茶叶罐。
她把罐子放在桌上，说，这里头有五万。
我说，我不借。
她说，不是借。
我说，那是什么。
她说，你娘的。
我把罐子推回去。
她说，我这些年攒的。没儿没女，留着做什么。
我说，那你留着养老。
她说，我这辈子吃得了多少。
那天我把话说得很硬。我把罐子推回去的时候，手碰到了她的手指头。她的手很粗，指头关节上鼓着包。
我把手收回来。
这顿饭吃完，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她送我出来，说了一句：你这个人，跟你爸一个样，别人给你东西，你先想欠不欠。
我说，我给钱。
她说，你给钱，就是把人情变了买卖。
那天我没有再说什么，开车走了。
我回到城里，琢磨了三天。
第三天我把铺子的账本翻出来，重新算了一遍。扩大铺面要十五万，我手里有九万。
差六万。
我打电话给她。
我说，钱我借，按银行的利息算。
她说，你跟我算利息？
我说，算。
她静了一会儿，说，你这个人，真跟你爸一个样。
她借给我五万。
我写了一张借条，钱的数目写得很大，落款写的日期。
我把借条塞给她。她看了一眼，折起来，放进木箱里。
第二年开春，我把铺子扩了一间。
扩铺那天，我把门面上那块旧牌子换下来。
新牌子做了一米二宽，四个字，红底白字。我把字交到镇上的刻字铺，刻字的老头问我这四个字谁起的。
我说，我娘起的。
他说，你娘好眼神。
我说，她死了。
他哦了一声，手上的活没停。那块牌子是我五年前自己钉的，钉子钉歪了，一横一竖都不齐。
我把新牌子钉上去，退后两步看。
风从街上刮过来，把门口两排样板砖上的灰吹走了。
我站在门口，把手里那把锤子往腰里一别。
后来我又想了一件事。
我娘那本账还没完。她记了三四十笔，有的收了，有的没记收。
我把它摊在桌上，一支笔一支笔对。能找着人的，我打电话问一句，人家说还了，我就划一道横线。人家说没还，我就问一句数目，把钱送过去，回来写一行字。
有几个老人已经糊涂了，说记不清。我就写一句：对不上，算了。
这半年，我把那本账里能对上的，全都对清了。
最后我在最后一页底下写了几行字，落款是我。
我写的是：这本账是我娘记的，我替她收尾了。往后我们家不欠人，也不让人欠着。
去年腊月二十三，我请她回家吃饭。
我爸一早起来烧了水，我把桌子搬到院里，擦了三遍。
她到的时候手里还是拎着那只旧木箱，箱子上头搭了一块干净的布。
我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把这个称呼叫出口了。
我叫的是：方姨。
她停了一下，才应了一声，把箱子放下。
那天吃饭，我爸给她夹了一筷子鱼。她没让，自己夹了回去，放在我爸碗里。
我爸笑了一下，低头吃饭，吃了两口，忽然说了一句：这个鱼是早上买的。
她说，我知道，鳃是红的。
我爸说，你还记得。
她说，我记得。你买鱼就看腮。
我在旁边听着，没插话。这三年里他们是怎么过的，我一句都不知道。
吃完饭她来收碗，我说我洗。
她说，你今天坐着。
我说，不行。
我们两个人在灶屋里洗碗，她洗，我拿布擦。碗有八个，擦了四遍，橱柜里头摆不下，我摞在灶台上。
她说，你这人做事真死板。
我说，从小就这样。
我在旁边看着，什么也没说。
吃完饭，她从箱子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是我娘的那只旧木箱，我们家的那一只，从家谱箱子里翻出来的。
这个我后来才知道：我娘留给我的那只樟木箱，一直搁在她那儿。
她把箱子推到我面前，说，你娘的，还给你。
我掀开盖。
里头是空的。
她说，箱子空了，我给你做点东西。
她从怀里拿出一块布，摊在桌上，是一块蓝布，跟我手里那块一样。
她说，我给你缝了个袋，你以后装账本用。
那个袋子有一尺见方，边缝得很齐。
我拿起来看，底下绣着两个小字。
两个字是：陈记。
我抬起头看她。
她说，你娘当年的箱子底下，绣的就是这两个字。
我把袋子叠好，揣进怀里。
那天夜里我送她回去。她坐在我副驾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路灯一段一段地照过来。
到了铺子门口，我把车停下来，说了一句：方姨，往后这铺子，给你留一间。
她说，我一个缝纫的，留什么铺子。
我说，你在我这儿做活，我给你做饭。
她说完什么也没说。
她下车的时候，扶着车门站了一下，回头看我，说，你娘的账，你收完了？
我说，收完了。
她说，那就好。
她转身推开卷帘门，屋里灯亮起来，缝纫机在那儿立着。
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才把车开走。
今年开春，我回了趟村，去我娘坟上。
坟在村子后头那道坡上，土是新培的，草长得还不够齐。
我在坟前坐了半个钟头。我这个人平时话不多，对着坟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把那本账本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念给她听。念完我说了一句：娘，账我收完了，人也找到了。
我说，你当年让人帮着看孩子，她看着了。
我说，她在城西缝衣裳，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