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辈子听话。
剪掉黄毛，穿上格子衫，坐进格子间。
三十五岁，猝死在工位上。
手里攥着没做完的PPT，死不瞑目。
一睁眼，2003年。十六岁。
镜子里那头黄毛，张扬得刺眼。
这回，谁让我剪头发，我弹他一脸摇滚。
兄弟们，把家伙抄起来。
咱不当乖孩子了。
【第一章】
我是被尿憋醒的。
这个开局，不太体面。
但我确实是被一泡尿从死亡线上拽回来的。
睁眼那一瞬间，我脑子里还残留着最后的记忆：办公室，凌晨两点，工位上那杯凉透的速溶咖啡，还有电脑屏幕上那份改了第十七版的PPT。
然后心脏一抽。
再然后，就没了。
我，宋野，三十五岁，某互联网公司中层社畜，死因是过劳猝死。
讣告估计都没人写。
但现在，我躺在一张吱嘎响的铁架床上，头顶是发黄的天花板，右上角有一片水渍，形状很像非洲大陆。
我盯着那片水渍看了五秒。
熟悉。
太熟悉了。
我猛地坐起来。
床板发出要散架的声响，隔壁铺有人骂了一句脏话翻了个身。
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混着一股劣质洗衣粉的香精味。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细，白，没有老茧，指节分明。
这不是三十五岁打工人的手。
这是十六岁少年的手。
我下意识摸了摸脑袋。
一把长发，蓬松，触感粗糙。
我跳下床，冲到走廊尽头那面满是水垢的镜子前。
镜子里的人，十六岁，瘦得跟竹竿一样。
眉眼张扬，下巴尖，一脸少年人的不服气。
最显眼的是那头黄毛。
不是理发店做的那种精致挑染，是自己买了廉价染发剂在宿舍水房里糊上去的，黄得有点发绿，根部还露着黑色，乱蓬蓬的，跟一个被雷劈过的金毛犬。
我盯着镜子里那张脸。
很久。
上辈子，也是在这面镜子前，我妈打了四十分钟电话，哭了半小时，骂了二十分钟。
最后我低头了。
第二天，我去学校旁边最便宜的理发店，花了五块钱，把这头黄毛剃了个干净。
从那天起，宋野变成了一个听话的好学生。
后来考了个不上不下的大学，进了一家不死不活的公司，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社畜生涯。
每天早上照镜子，头发服服帖帖，发型一丝不苟，工牌挂在胸口。
像个人形工具。
我一直以为，剪掉黄毛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直到死的那一秒，我才明白。
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我把青春剪掉了，连同那些不靠谱的梦、不着调的兄弟，还有那个在台上弹吉他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之王的少年。
全剪了。
干干净净。
体体面面。
然后死了。
我伸手摸了摸镜子里那头炸毛黄发。
凉的，硬的，糙的。
但是活的。
我深吸一口气。
喉咙发紧，鼻子发酸。
然后笑了出来。
走廊里有人经过，看了我一眼，小声嘀咕了一句“宋野发什么疯”。
我没理他。
回到宿舍翻出手机。
诺基亚3310，灰色，砖头一样，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2003年9月1号。
2003年。
我回来了。
正盯着手机出神呢，手机震了一下。
来电显示：妈。
我接起来。
“宋野。”我妈的声音从那个只有一块五毛钱话费的手机里传出来，劈头盖脸，“你上周末答应我的事，今天去不去办？”
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剪头发。
上辈子，这通电话之后，我磨蹭了三天，最后还是去了。
“不去。”我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你说什么？”
“我说不去。头发挺好的，不用剪。”
沉默。
长达五秒的沉默。
然后我妈的音量拔高了三个八度。
“宋野你是不是疯了你顶着那个鸡窝头出去丢不丢人你看看隔壁张婶家的儿子头发剪得多利索人家都考上重点了你再看看你成绩也不好头发也搞成这样你想气死我是不是”
没有句号。
一口气。
中间连换气都没有。
我把手机拿远了两厘米，等她喷完，平静地说了一句。
“妈，这头发我留定了。您省省话费。”
然后挂了。
这是宋野十六岁的人生里，第一次挂他妈电话。
也是重生后的第一个决定。
这头黄毛，谁来都不好使。
这辈子它得陪我到底。
我把手机往枕头底下一塞，翻出柜子里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外套披上，推开宿舍门。
走廊里阳光从窗户打进来，亮堂堂的，带着灰尘在空气里转。
2003年的空气闻起来什么味？
说不上来。
但就是干净。
没有加班咖啡的苦味，没有甲方改需求的焦糊味，没有被生活反复摩擦后那股挥之不去的疲惫。
干净得让人想深呼吸。
我插着兜，踩着拖鞋，晃晃悠悠往教学楼走。
头顶那撮黄毛在晨风里轻轻晃。
好像十六岁那年的旗帜，重新升了起来。
这一次，宋野不做听话的好孩子了。
这一次，老子要把青春活出声响来。
【第二章】
走进教室那一刻，我差点绷不住。
前排，马铜趴在桌上睡觉，口水顺着桌沿往下滴，正好滴在数学课本上，把一道二次函数糊成了一团泥。
这货上辈子最后去了一家工厂当车间主任，每天开早会骂人嗓门贼大，但私底下跟我打电话总说“活着没啥意思”。
再后来，联系就断了。
靠窗那个位置，柳声抱着一本英语词汇书，一声不吭地翻页。
他永远是这副样子，安静到让你忘记他的存在。
上辈子他考了个师范，在小县城教英语，朋友圈三年更新一条，内容是“期末阅卷中”。
最后一排角落里，赵铁柱拿着一袋辣条啃得满嘴红油，看见我进来，朝我挥了挥手。
“野哥，来一根？”他从袋子里掏出一根递过来，动作熟练又豪爽。
这人有一点很奇怪。
他永远说自己家穷，吃穿用度却从来不省着。
上辈子我一直以为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后来才从别人嘴里听说，他爹在南方开了三家厂。
他不是穷。
他是装穷装习惯了。
我接过辣条，在马铜旁边坐下，盯着这三个人看了半天。
十六岁的马铜，十六岁的柳声，十六岁的赵铁柱。
上辈子，我们四个是铁兄弟。
后来各奔东西，越走越远，最后连过年群里那句“新年快乐”都懒得发了。
不是感情变淡了。
是生活把人磨成了一个个孤立的零件。
我使劲咬了一口辣条。
辣得够呛。
眼眶有点热。
我赶紧擦了擦，骂了一句“这辣条也太辣了”。
马铜被我吵醒，抬头看我，眼睛都没睁开。
“野哥，你昨晚梦游了吧？半夜听你在走廊嘀咕什么PPT。”
我一愣。
“没有。做噩梦了。”
“做什么噩梦？”
“梦见上班。”
“上什么班，咱还没毕业呢。”马铜打了个哈欠，“你别吓我，我最怕上班了。”
你不知道你有多该怕。
我心里想。
但我没说。
上课铃响了。
班主任老刘夹着教案走进来，扫了一眼教室，目光在我头顶停了两秒。
“宋野。”
“到。”
“你那头发，这学期准备剪不剪？”
全班安静了一瞬，然后响起稀稀拉拉的笑声。
这个场景，上辈子发生过一模一样的。
上辈子我低了头，说“周末去剪”。
这辈子我直视老刘的眼睛，微微一笑。
“刘老师，我觉得挺好的。”
笑声变大了。
老刘脸上的表情从平淡变成了微妙。
他没发火，只是推了推眼镜。
“行，你挺好。期中考试也挺好就行了。”
然后开始讲课。
这就完了？
我眨了眨眼。
上辈子老刘可是把我叫到办公室训了半小时。
这一世，他居然没深究。
可能是觉得一个成绩中等的黄毛少年不值得浪费口舌。
也可能是刚开学，懒得折腾。
不重要。
重要的是，第一关，过了。
下课后，我把马铜、柳声、赵铁柱拉到了操场角落的那棵老梧桐树下。
这棵树也是老朋友了。
上辈子我们在这底下抽过烟，打过牌，吹过所有不可能实现的牛。
现在它还枝繁叶茂，树荫大得能遮半个篮球场。
“干嘛？”马铜蹲在地上，拿树枝戳蚂蚁。
柳声靠着树干，不说话。
赵铁柱站在旁边，一手揣兜，一手还在啃新开的一袋虾条。
我看着他们仨。
“我有个想法。”
“啥想法？你要请客？”马铜眼睛一亮。
“组乐队。”
安静了三秒。
马铜先开口：“啥？”
“组乐队。”我重复了一遍，“咱们四个，组一个乐队。”
马铜扔了树枝，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手摸了摸我额头。
“不烫啊。”
我把他手拍掉。
“我说真的。”
柳声抬了抬眼皮，第一次开口：“你会什么乐器？”
好问题。
上辈子的宋野什么都不会。
但重生前那个三十五岁的宋野，在无数个加班到深夜的夜晚，独自在出租屋里抱着一把二手吉他弹到手指起茧。
没老师教，没人听，就自己跟着网上的教程一首一首磨。
那是他活了三十五年唯一为自己做的事。
没用，不挣钱，但他就是放不下。
“吉他。”我说，“我弹吉他，唱歌。你们三个，一个鼓，一个贝斯，一个节奏吉他。”
“我不会。”马铜、柳声、赵铁柱同时说。
异口同声，默契得让人感动。
“可以学。”
“学不会。”马铜摇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
“你拍桌子的节奏感很好。”
马铜愣了。“那是因为老刘讲课太无聊我拍桌子提神。”
“一样的道理。你天生适合打鼓。”
马铜想了想，居然没反驳了。
我看向柳声。
“你手指长，适合弹贝斯。而且贝斯手不用说话，站在角落里就行，符合你的气质。”
柳声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笑了。
“赵铁柱。”
“到。”
“节奏吉他。”
“我家穷，买不起吉他。”他说完，把手里的进口虾条往嘴里塞了一大把。
我们三个人同时盯着他手里那包印着日文的虾条看了三秒。
赵铁柱面不改色，“这是我捡的。”
上辈子我信了。
这辈子我不想拆穿他，但是这袋虾条学校小卖部根本不卖，全市只有南街那家进口食品店有，十五块一袋。
2003年的十五块钱。
我没揭穿他。
不急。
“钱的事我来解决。”我说，“你们就回答我一个问题。”
三个人看着我。
“你们想不想干一票大的？”
马铜把嘴里的虾条咽了下去。
柳声合上了手里的英语书。
赵铁柱停止了咀嚼。
沉默了几秒。
马铜第一个接话。
“能当明星不？”
“不知道。但能让全校人都记住咱们。”
马铜搓了搓手。
“那我干了。”
【第三章】
组乐队这件事，说出来容易，真干起来才知道有多扯。
第一个问题就摆在面前：没乐器。
我穷，柳声穷，马铜更穷。
赵铁柱说他也穷，但我们已经不想讨论这个话题了。
一把最便宜的国产电吉他，二手的，也要两百多。四个人的乐器加起来，加上一个最基础的小音箱，怎么也得一千出头。
2003年的一千块钱。
我爹一个月工资一千二。
“不然算了吧。”马铜第一个打退堂鼓，“咱还是去网吧打红警吧，五毛钱一小时。”
“闭嘴。”
我脑子在飞速运转。
上辈子的记忆翻江倒海地涌过来。
2003年9月，发生了什么？
对了。
国庆前，学校运动会。
这届运动会有一场传奇比赛。男子一千五百米，夺冠大热门是高三的体育特长生韩猛，提前一个月就有人在押注了。
但实际上，最后拿冠军的是高二三班一个叫陈小北的瘦猴，赛前根本没人知道他是谁。
韩猛跑到最后一个弯道，鞋底脱胶了，直接摔出去。
当时押韩猛赢的人亏哭了一片。
我不堵伯。
上辈子不赌，这辈子也不赌。
但是我可以利用这个信息做点别的。
比如，在运动会上给陈小北当拉拉队队长。
不对，这跟挣钱有什么关系。
我重新理了理思路。
运动会前一周，学校后门的文具店老板刘胖子私下组了个“有奖竞猜”，五块钱一注。
上辈子我没参与，但听说押中陈小北的人赔率高得离谱，一赔十八。
五块钱变九十。
十块钱变一百八。
要是押个五十，就是九百。
我摸了摸兜。
兜里有这个月刚发的生活费，一百块。
如果把这一百块全押上去，一千八。
乐器的钱就有了。
但是这一百块是一整个月的饭钱。
押出去了，接下来三十天我吃什么？
我看了看马铜。
“你身上有多少钱？”
“三块五。”
“借我。”
“干嘛？”
“就借。”
“行吧。我明说，还的时候带利息，一瓶汽水。”
我又看柳声。
柳声从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十块钱，没说话，直接递过来。
他一向这样。
不问为什么，给就完了。
上辈子我欠他的，远不止这二十块。
赵铁柱正假装看天。
“赵铁柱。”
“啊？”
“你有多少？”
“我家穷……”
“别扯了，你出多少？”
他磨蹭了半天，从书包夹层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
我看着那张五十块钱。
这是我见过最假装寒酸的出手方式了。
总计一百七十三块五。
不够。
但够了。
因为赔率是一赔十八。
运动会在国庆前三天。
我要做的事很简单：等。
等那个所有人都不看好的瘦猴站上赛道。
然后收钱，买乐器。
开干。
这中间有将近三周空闲。
我没闲着。
每天放学后，我去学校音乐教室蹭琴。
音乐教室在教学楼四楼东侧尽头，常年锁着，但锁是那种老式挂锁，拿卡片就能捅开。这事上辈子的宋野干过无数次。
我推开门走进去。
教室里灰蒙蒙的，谱架上落了一层灰。角落里立着一台旧钢琴，漆都掉了，有三个键按下去弹不回来。
还有一把破吉他。
琴弦少了两根，琴颈上贴着一块创可贴不知道是在粘什么。
但够了。
我从书包里掏出上辈子攒下的记忆，坐在那把破椅子上，架好那把烂吉他。
手指搭上弦的那一刻，我愣了。
肌肉记忆不在了。
上辈子的宋野弹了十几年野路子吉他，右手拨弦不用看就能精准落点。
但十六岁的手指还是生的。
没有茧，没有肌肉记忆，就是一双白嫩的学生手。
脑子里知道怎么弹。
手跟不上。
第一个和弦按下去，闷的，杂音一堆。
换弦，手指打架。
扫弦，节奏歪得没法听。
我深吸了一口气。
没关系。
记忆还在。乐理还在。对音乐的感觉还在。
只是身体需要时间追上灵魂。
我开始一个音一个音地磨。
每天放学两个小时，雷打不动。
指尖磨出水泡，水泡破了，结痂，再磨出新的水泡。
三天后，左手指尖的皮硬了一层。
一周后，基础和弦的转换流畅了。
两周后，我在那间没人的音乐教室里，弹了一首完整的曲子。
没有音响，没有观众，只有窗外的夕阳把整间教室染成橘红色，灰尘在光柱里慢悠悠地转。
那首歌，2003年的世界上还没有人听过。
因为它是2007年才会发行的。
旋律从琴弦上滚出来的一瞬间，我自己都愣了。
这感觉太久违了。
上辈子那些在出租屋里独自弹琴的深夜，那些以为再也抓不回来的东西，此刻全在指尖底下。
我弹到最后一个和弦收尾的时候，身后传来一声。
“卧槽。”
我回头。
马铜站在门口，嘴巴张成了一个完美的O型。
柳声站在他旁边，手里的英语书掉在了地上。
赵铁柱靠在门框上，虾条忘了嚼。
三个人看我的眼神，跟见了鬼一样。
马铜是第一个回过神的。
“宋野，你什么时候会弹吉他的？”
我放下琴，擦了擦额头的汗。
“自学的。”
“自学？你弹的那是什么曲子？”柳声蹲下去捡起英语书，声音罕见地带了波动，“我没听过。”
“我自己写的。”
三个人同时安静了。
然后马铜一拍大腿。
“宋野，你是真要搞乐队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他们三个对视了一眼。
那个眼神我认识。
上辈子在工位上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叫做热血。
【第四章】
运动会那天，天气好得不像话。
九月底的阳光照在操场上，跑道上白线刚刷过，空气里有一股石灰粉和青草混合的味道。
看台上人山人海，全是来看热闹的。
男子一千五百米是下午第三场。
上午我坐在看台上，心里在默念一个名字。
陈小北。
高二三班，瘦猴体型，跑步姿势难看，热身的时候绊了自己一跤，把旁边的人逗笑了一片。
没有人看好他。
所有人都在议论韩猛，高三那头黑铁塔，热身的时候在弯道加速跑了一圈，看台上尖叫声一片。
我找到学校后门文具店。
刘胖子正蹲在店门口啃鸡腿，身前摆着一个纸板箱，上面歪歪扭扭写着“运动会有奖竞猜”。
“押谁？”他咬了口鸡腿，含糊不清地问。
“陈小北。”
刘胖子抬头看了我一眼。
“谁？”
“高二三班，七号。”
他翻了翻手里那张油渍麻花的名单。
“哦，这个瘦猴啊。押他的就你一个。赔率一赔十八。”他朝我伸出一根鸡腿，不对，伸出一根油手指，“多少？”
我把一百七十三块五全拍在纸板箱上。
刘胖子愣了一下。
“兄弟，你疯了吧？韩猛三连冠，稳得跟铁板一样。你这是往水里扔钱。”
“废话少说，开票。”
他摇了摇头，给我撕了一张自制的纸条票据，上面写着“陈小北/173.5/宋野”。
我把纸条揣进兜里。
下午两点，一千五百米开跑。
发令枪响的那一瞬间，看台沸腾了。
韩猛从起跑就压在第一位，步幅大，节奏稳，身后甩了第二名五六米。
陈小北夹在中间，第六名，跑姿依然很难看，脚步碎得厉害，看起来随时要掉队。
我坐在看台上，手心全是汗。
不是紧张。
是在等。
最后两圈。
韩猛依然领先。
倒数第二个弯道。
我攥紧了拳头。
然后我听见了全场最刺耳的一声——
鞋底和跑道摩擦的声音。
韩猛的左脚外侧，那只跑鞋的鞋底，整块脱胶了。
他的身体失去平衡，往外一歪。
人群发出巨大的惊呼声。
韩猛跪倒在跑道上，滑出去一米多，膝盖上的皮蹭掉了一片。
看台上瞬间安静，然后炸锅。
陈小北在混乱中闷头往前冲。
他的跑姿依然很丑，但他跑得快。
死命地快。
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全场傻了。
冠军，陈小北。
看台上有人在骂，有人在欢呼，有人茫然地看着手里的纸条。
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
走到学校后门。
刘胖子的脸绿了。
他看见我走过来，鸡腿都不啃了。
“一百七十三块五，乘以十八。”我笑了笑，“三千一百二十三。刘哥，你慢慢算。”
刘胖子看了我半天，嘴角抽搐。
“你是不是提前知道韩猛鞋要坏？”
“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滚。”
他从纸板箱底下掏出一个装现金的铁盒子，一张一张数钱，数到最后手都在抖。
三千一百二十三块钱，我揣着这笔巨款回了宿舍。
够了。
当天下午，我带着三个人去了北街的乐器行。
老板姓吴，秃顶，留着八字胡，店里挂着三排吉他和两面墙的配件。
我们四个走进去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了。
四个穿校服的半大孩子，领头的顶着一头黄毛，身后跟着一个打哈欠的，一个面无表情的，一个正在啃一包牛肉干的。
“看看就行，别摸。”吴老板头都没抬。
“买东西。”我说。
他终于抬头了。
“买什么？”
“一把电吉他，一把贝斯，一套架子鼓，一个贝斯音箱，一个吉他音箱，几根备用弦。二手的就行。”
吴老板眼睛眯了一下。
然后站起来了。
“你们是认真的？”
“你见过不认真花三千块的高中生吗？”
他上下打量了我们几秒。
“行，跟我来。”
他带我们到了店后面的仓库，那里堆着一堆吃灰的二手货。
我一样一样挑。
吉他，我选了一把国产仿Fender的Stratocaster，漆面有磕碰，但手感不错，弦距调一调能用。
贝斯，一把黑色的四弦，琴颈直，品丝没有严重磨损。
架子鼓是最花钱的。一套二手的国产Pearl仿品，镲片有裂纹，底鼓皮换过一次，但敲起来声音还凑合。
音箱选了两个小的，功率不大，但够练习用。
我蹲在地上一样样检查，试音，调弦。
吴老板站在旁边，表情从敷衍变成了认真。
“你懂行？”他问。
“略懂。”
“你多大？”
“十六。”
他没再说话。
给我们算了一个总价：二千七。
我没还价。
因为他已经给了良心价。
三千一出头的现金，花了二千七，剩下三百多。
马铜扛着架子鼓的底鼓，一脸亢奋，“这玩意好重啊”。
柳声抱着贝斯，罕见地露出了一点表情。
赵铁柱背着那把节奏吉他，挺直腰板，像个即将上战场的士兵。
“赵铁柱，你背吉他的姿势比你背书包帅多了。”马铜说。
赵铁柱瞪了他一眼。
“你要是打鼓能有扛底鼓这个劲头，我们乐队就有救了。”柳声补了一刀。
赵铁柱没说话。
但我注意到，他嘴角翘了一下。
乐器到手了。
万事俱备。
现在只差一个问题。
练习的地方。
学校宿舍不行，隔壁铺的人会杀了我们。
教室不行，老刘会杀了我们。
音乐教室不行，那间破屋子放不下架子鼓。
最后是赵铁柱解决的这个问题。
“我家在城南有个……呃……仓库。平时没人用，挺大的。”
“仓库？”
“嗯，就一个……小仓库。堆杂物的。”
我们跟着他去了。
城南旧工业区，一排铁皮棚子。
赵铁柱掏出钥匙开了其中一间。
里面空荡荡的，面积足有五六十平，水泥地，铁皮屋顶，有电有灯。
“这叫小仓库？”马铜的声音在空旷的铁皮房里来回弹了三遍。
赵铁柱面不改色，“我家穷，只有这一个。”
“你家要是有钱，是不是得有一整条街？”柳声面无表情地说。
赵铁柱把脸扭到一边，不接话。
我拍了拍铁皮墙。
隔音不好，但周围没住户，随便造。
“就这了。”
当天下午，我们把乐器搬进了那间铁皮仓库。
架子鼓摆在正中间，两把吉他的音箱左右各一个。
马铜在鼓凳上坐好，手里握着两根鼓棒，表情严肃得像个即将发射火箭的宇航员。
柳声站在左边，贝斯挂在身上，低头调弦。
赵铁柱站在右边，吉他挂在胸前，手指僵硬地搭在弦上。
我站在最前面，背对着他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来吧。”
我数了四拍。
一、二、三、四。
然后声音炸开了。
噪音。
纯粹的、没有任何音乐性可言的噪音。
马铜的鼓点完全没有节奏，东一锤子西一棒槌，镲片被敲得震耳欲聋。
赵铁柱按错了和弦，吉他发出一声拧巴的嘶吼。
柳声的贝斯倒是稳，但跟其他两个人完全不在一个拍子上，各弹各的。
整个铁皮仓库里回荡着一种能让鸡飞狗跳的声响。
十秒后我喊了停。
安静了。
耳朵嗡嗡的。
四个人面面相觑。
马铜第一个开口：“我觉得挺好的。”
柳声闭上眼睛，嘴唇动了一下，不知道是在骂人还是在念经。
赵铁柱默默把吉他摘下来放在地上，蹲下去开始啃新拆的一包鱿鱼丝。
我看着这三个人。
上辈子我是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弹琴。
这辈子，我有三个废物陪我一起造噪音。
挺好的。
真挺好的。
“从头来，”我说，“这回我先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节奏型。马铜，你听好了。咚、哒、咚咚、哒。记住了吗？”
“咚哒咚咚哒。”
“对。”
“咚咚哒咚哒。”
“不对。”
“哒咚咚哒咚？”
“你到底行不行？”
“你再来一遍？”
那天下午我在那间铁皮仓库里教马铜打了三个小时最基本的四四拍。
教到最后我嗓子都哑了。
但天黑的时候，他终于能稳稳当当地打出一组完整的八拍了。
“我学会了。”他放下鼓棒，满脸通红，像完成了什么了不起的壮举。
“你学会了小学一年级的内容。”柳声说。
马铜一鼓棒扔过去，被柳声侧身躲开了。
“别打了。”我说，“明天继续。”
走出铁皮仓库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星星很多。
2003年的星星，比2023年多得多。
马铜走在最前面，把鼓棒当筷子在空气里挥。
柳声走在最后面，嘴里在哼刚才练的贝斯旋律。
赵铁柱走在中间，一边走一边往嘴里塞最后一根鱿鱼丝。
我走在他们三个中间。
听着虫鸣，闻着铁皮房后面那片野草的味道。
心里有一个念头，清晰得不行。
这辈子，我要带着这三个废物，把所有错过的东西，全弹回来。
【第五章】
接下来两周，我们每天放学都泡在那间铁皮仓库里。
进步速度出乎我意料。
不是说他们有天赋。
准确地说，马铜没有天赋，赵铁柱没有天赋，柳声有一点天赋但不多。
他们能进步，纯粹是因为愿意豁出去。
马铜每天打鼓打到手心全是血泡，第二天缠两圈胶布继续干。
“不就是咚哒咚咚哒吗，我今天非得给你打利索了。”
他就是这种人。
笨，但轴。
认准一件事就往死里磕。
上辈子这股劲头用在了工厂早会上。
这辈子，用在了鼓上。
赵铁柱的和弦转换从第一天的三秒一个提升到了一秒一个。
练琴的时候他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嘴里念念有词。
有一天我凑近了听，他在数拍子。
用日语数的。
“你会日语？”我问。
他一脸茫然，“不会，我在念虾条包装袋上的配料表。”
我选择不追问。
柳声是进步最稳的。
他本来就安静，学贝斯这种需要耐心和节奏感的东西正合他的性子。
他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累，每天就是低着头一遍一遍地过走指。
偶尔弹错了，他会停下来，闭眼想三秒，然后从头再来。
两周后，我们终于能完整地合一首曲子了。
曲子是我编的，用的是那首2007年才会出现的歌的旋律，重新做了简化编曲，降低了难度。
副歌部分很燃，节奏简单但抓耳。
马铜的鼓终于稳住了基本盘，虽然偶尔还会抢拍。
赵铁柱的节奏吉他已经能跟上速度了，虽然音色还糊。
柳声的贝斯线条清晰，低音沉稳，像一根绳子把其他三个人拴在了一起。
而我，站在最前面，左手按弦右手拨片，嘴里唱着歌词。
铁皮仓库里回荡着四个人的声音。
不完美。
有瑕疵。
底鼓和贝斯之间偶尔会错位半拍，吉他的distortion调得太大把中频吃了。
但这是四个人一起发出的声音。
不是噪音了。
是音乐。
马铜打完最后一个鼓点，把鼓棒往空中一抛。
没接住。
鼓棒砸在他脑门上，弹开了。
“嘶。”他捂着脑门蹲下去。
柳声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面无表情地评价：“中间那段贝斯我弹错了一个音。”
赵铁柱已经脱力了，瘫坐在地上，吉他搁在腿上，大口喘气。
然后他说了一句：“我家虽然穷，但我觉得这钱花得值。”
没人接他的茬。
但四个人都笑了。
那天晚上回宿舍的路上，马铜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野哥，咱乐队叫什么名？”
我停下脚步。
对啊，还没起名字呢。
“你们有想法吗？”
“飞翔乐队。”马铜说。
“不行。太俗。”
“闪电乐队。”赵铁柱说。
“更俗。”
“无名乐队。”柳声说。
“那叫个屁。”
三个人看着我。
“你来。”
我想了想。
看了看头顶那片2003年的星空。
又摸了摸自己那头乱糟糟的黄毛。
“黄毛。”
“啥？”
“乐队名就叫黄毛。”
安静了三秒。
马铜挠了挠头，“就两个字？”
“就两个字。好记，好喊，上了台观众一喊就嗨。”
“黄毛——”马铜试着喊了一声。
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飘出去，被夜风卷走了。
“好像还真挺带劲的。”他自己都笑了。
柳声嘴角微微勾了一下。
赵铁柱点了点头，“行吧，反正也没人叫这个名。”
就这么定了。
黄毛乐队。
四个人，一个铁皮仓库，一堆二手乐器。
连个像样的Logo都没有。
但这就是我们的开始。
【第六章】
消停日子没过几天。
麻烦来了。
准确地说，不是麻烦来找我的。
是我撞上的。
那天中午在食堂打饭，队伍排得老长。
我端着不锈钢餐盘排在队尾，马铜在我后面，正为了今天的红烧肉还是糖醋排骨做人生抉择。
前面忽然有人插队。
大摇大摆的那种，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插队的人我认识。
钱浩文。
高二一班班长，学生会文艺部部长，校音乐社社长。
简历比他人还装。
他长得确实不赖，白净斯文，戴一副银框眼镜，校服永远扣到最上面一颗扣子，走路昂着下巴，像脖子上装了弹簧。
身后跟着两个跟班，也是音乐社的。
上辈子我跟这人没什么交集。
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但这一世不一样了。
因为我要组乐队。
而他，是这个学校里音乐领域的“扛把子”。
他插了队，打了一份红烧肉盖饭，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目光扫过我的头发，停了一秒。
然后他对身后的跟班说了一句话。
声音不大，但足够让我听见。
“学校真应该管管这种人，头发染成这样，像什么样子。”
他的跟班笑了。
我没动。
马铜先炸了。
“你说谁呢？”
钱浩文停下来，回头，看了马铜一眼，像在看一只突然叫唤的小狗。
“我说谁了吗？”他笑了笑，语气轻飘飘的。
“你——”
“行了。”我拉住马铜。
我端着餐盘走到钱浩文面前。
他比我高半个头，低头看我。
“你有什么事？”
“没事。”我笑了笑，“就是想告诉你，国庆晚会上见。”
他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学校国庆文艺汇演，你们音乐社会上台吧？”
“当然。”他下巴抬得更高了，“独奏，肖邦。”
“嗯，我们也上。”
他眨了眨眼。
“你们？”
“黄毛乐队。四个人。”
他身后的跟班先笑了。
然后钱浩文也笑了。
那种笑法很有讲究。不是嘲讽，是怜悯。
比嘲讽还让人不舒服。
“加油。”他说，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不大，但居高临下的味道冲鼻子。
然后转身走了。
他走了之后，马铜在我身后咬牙切齿。
“野哥，这人欠揍。”
“别急。”
“怎么不急？他把咱当猴耍呢。”
我端着餐盘坐到老位置。
柳声已经在那了，默默扒饭，眼皮都没抬。
“你听到了？”我问。
“嗯。”
“你觉得怎么办？”
柳声咽下嘴里的饭。
“在台上弹到他闭嘴。”
四个字。
我看向赵铁柱。
他正从书包里掏出一瓶依云矿泉水拧开，看见我看他，默默把标签撕了。
“我觉得柳声说得对。”他说，“话说多了没用，让他在台下坐着听。”
我点了点头。
“那就国庆汇演。”
“一周后。”
马铜猛地站起来，餐盘上的菜汤洒了一桌。
“兄弟们，从今天开始加练。每天多两个小时。我不信了，我马铜就打不好一套鼓。”
“你先把你洒的汤擦了。”柳声说。
这就是黄毛乐队接到的第一份战书。
不是别人发的。
是我自己找的。
只有一周时间。
从明天开始，铁皮仓库里要真正燃起来了。
【第七章】
国庆汇演前的一周，我们四个人几乎住在了那间铁皮仓库里。
放学，直奔仓库。
练到天黑，回宿舍。
第二天继续。
我重新编了一版演出曲目。
不能只有一首歌。
汇演给每个节目的时间是六分钟，我要塞两首歌进去。
第一首是暖场，节奏快，简单，用来点燃气氛。
第二首是主菜，就是那首2007年的歌，副歌部分像一颗炸弹，我要在六分钟之内把台下所有人炸醒。
编曲做了大量简化。
不是我想简化，是这三个队友的水平到不了原版的要求。
马铜的鼓只能稳住基本框架，一旦加花就会翻车。
赵铁柱的吉他只能弹大横按和弦，Solo让他弹等于让他当场表演手指打结。
柳声倒是可以更复杂，但贝斯太花哨会抢了其他人的戏。
所以我把所有华彩段落都压在了我自己身上。
吉他Solo，我来。
主唱，我来。
如果出了纰漏，我来兜。
这三个人只需要做好一件事：跟上节奏，别掉链子。
练习的第三天出了事。
马铜练到手上的水泡全破了，鼓棒上沾了血。
他没吭声，继续打。
打到一半，鼓棒从手里飞出去了，他握不住了。
“马铜。”
“没事，再来。”
“把手伸出来。”
他把手摊开。
掌心全是血，几道裂口，新伤叠旧伤。
“你个傻子。”赵铁柱骂了一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创可贴递过去。
那包创可贴是进口的，包装上印着卡通图案。
“你口袋里为什么随身带进口创可贴？”马铜问。
“我……捡的。”
没人信。
但没人拆穿。
马铜贴了创可贴，继续打。
他的手在抖。
但鼓点没乱。
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起了上辈子。
上辈子马铜在工厂里被车间主任骂，骂完了蹲在厂房外面抽烟，给我打电话。
他说：“野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干什么都不行。”
我当时没说话。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干什么都不行。
但现在，看着他满手血泡还在打鼓的样子。
我觉得他行。
他们三个都行。
练习的第五天，我们完成了第一次完整的连排。
两首歌，六分钟，中间无缝衔接。
不完美。
但完整。
马铜在最后一个鼓点落下的时候，把鼓棒往天花板扔了出去。
这次他接住了。
“这回行了吧？”
“凑合吧。”我说。
其实远比凑合要好。
柳声收了贝斯，擦了擦额头的汗。
他不怎么表达情绪，但我注意到他手指在轻轻颤抖。
不是累的。
是兴奋。
赵铁柱坐在地上，吉他横放在腿上，仰头看铁皮屋顶。
“野哥。”
“嗯？”
“后天就是汇演了。”
“嗯。”
“我有点紧张。”
“紧张就对了。不紧张的话说明你不在乎。”
他想了想，“我家虽然穷，但我在乎。”
这次连马铜都懒得吐槽他了。
汇演前一天晚上。
四个人躺在铁皮仓库里，地上铺着从宿舍顺来的褥子。
头顶铁皮屋顶漏了一个小洞，能看见一小片夜空。
没人说话。
只有虫子在叫。
过了很久，马铜开口了。
“你们说，明天台下有多少人？”
“全校师生，加上家长，八九百吧。”
“卧槽。”他吞了口口水，“我长这么大没在这么多人面前干过正事。”
“你干过的不正经的事倒是挺多。”柳声说。
“你闭嘴。”
又安静了一会儿。
赵铁柱翻了个身。
“野哥。”
“说。”
“要是搞砸了呢？”
“不会。”
“万一呢？”
“那就搞砸了呗。”我盯着铁皮顶上那片小小的夜空，“大不了明天全校都知道有四个黄毛在台上丢人了。反正咱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学生。”
马铜忽然笑了一声。
“也是。丢人就丢人，又不是没丢过。”
柳声没说话，但我听见他在黑暗中呼了一口气，长长的，像是松了劲。
铁皮仓库里四个人的呼吸声渐渐变得均匀。
只有我还醒着。
看着那片小小的星空。
上辈子，我连丢人的勇气都没有。
这辈子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第八章】
国庆文艺汇演，下午两点。
学校大礼堂。
这个礼堂是九十年代建的，天花板高，墙皮发黄，座椅是那种翻板的木头椅子，坐上去吱嘎响。
但今天全坐满了。
台下乌泱泱全是人。
前三排是老师和领导。
后面是学生，按班级区域坐。
最后面站着一些来看热闹的家长。
粗略扫一眼，得有近千人。
我们排在第七个节目。
前面的节目，我站在侧幕看了一眼。
小品，相声，诗朗诵，民族舞。
台下反应寥寥。
有鼓掌的，但更多的是在小声说话，嗑瓜子，打瞌睡。
第五个节目，钱浩文上台了。
一身白衬衫黑裤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聚光灯下走向舞台中央的三角钢琴。
坐定，掀开琴盖。
手指落键。
是肖邦的一首练习曲。
说实话，弹得不错。
技术干净，节奏稳，左手八度跑得利索。
但台下的反应也就那样，礼貌地安静，礼貌地鼓掌。
没有人真的被打动。
因为没有人听得懂肖邦在说什么。
钱浩文弹完，站起来鞠躬，掌声不算热烈但也不算冷。
他微笑着走下台。
经过侧幕的时候，看到了我们。
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秒。
然后，嘴角勾了一下。
“加油。”
跟上次一样的语气。
轻飘飘的，带着居高临下的善意。
我没理他。
不是因为生气。
是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他说什么都不重要了。
第六个节目是一段民族舞，三分钟。
趁这三分钟，我们把设备搬上了台。
架子鼓搬到舞台后方中央，马铜在鼓凳上坐好，手里攥着鼓棒，指关节发白。
柳声站在左后方，贝斯挂在身上，低头在调音。
赵铁柱站在右后方，吉他挎在胸前，表情像是要上刑场。
我站在最前面。
一把电吉他，一个话筒。
灯还没亮。
台上是黑的。
但我能听见台下的声音。
民族舞结束后有短暂的安静，然后主持人报幕。
“接下来有请——”主持人看了看手里的卡片，停顿了一下，“黄毛乐队？”
那个问号是主持人自己加的。
台下响起一阵笑声。
然后窃窃私语。
“黄毛乐队？什么东西？”
“是宋野他们几个吧？那个染黄头发的？”
“他们还搞乐队？笑死。”
灯亮了。
四盏白色的追光同时打在舞台上。
台下瞬间安静了，不是因为期待，而是因为好奇。
想看热闹。
我眯了一下眼睛适应光线。
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手指上全是茧。
这两周磨出来的，硬的，粗糙的。
这双手已经不是十六岁学生的手了。
这是弹琴人的手。
我回头看了一眼。
马铜在黑暗中朝我点了点头。
柳声闭着眼睛，食指搭在弦上。
赵铁柱嘴唇紧抿，但手已经就位了。
我转回头，面对台下。
近千双眼睛看着我。
有嘲笑的。有好奇的。有无聊的。
没有一双是期待的。
无所谓。
我凑近话筒。
“一、二、三、四。”
鼓先炸了。
马铜的第一记底鼓砸下去的时候，整个礼堂的木头椅子都震了一下。
台下有人吓了一跳。
然后贝斯跟上了。
柳声的四弦发出低沉的轰鸣，像地底的心跳，一下一下，稳得不可思议。
赵铁柱的节奏吉他切进来，粗糙的失真音色铺满了整个礼堂。
最后是我。
拨片落弦的一瞬间，整个世界炸开了。
第一首歌是暖场。
节奏快，旋律简单，鼓点密集。
前四个小节，台下还是安静的。
到第八个小节，有人开始跟着点头了。
到副歌的时候，前几排的学生站了起来。
不是为了鼓掌，是因为坐不住了。
这首歌三分钟。
三分钟结束的时候，我没给台下反应的时间。
直接切第二首。
鼓点变了。
马铜在小军鼓上敲出一段密集的十六分音符，像机关枪扫射。
然后底鼓落下，重得像拳头砸在心口。
贝斯换了一条走法，柳声的手指在弦上飞速移动，低音线条浑厚有力。
赵铁柱咬着牙弹出了和弦进行，虽然不够干净，但力量十足。
前奏铺了八个小节。
台下已经开始躁动了。
我没唱。
等着。
等情绪再往上堆一层。
第十二小节。
我开口了。
声音从话筒里喷出来。
不是唱。
是吼。
是十六岁的嗓子里迸出的、上辈子三十五年没有机会喊出口的所有东西。
不甘。不服。不认命。
歌词是我自己填的。
没有写给任何人，就是写给十六岁的自己。
写给那个站在镜子前犹豫了一整夜，最终还是走进理发店的少年。
写给那个在格子间里坐了十年，忘了自己曾经也有梦的中年人。
副歌来了。
旋律往上推，推到最高点。
我攥着话筒，青筋从脖子上鼓起来。
然后整个礼堂在这一刻安静了。
不是那种冷场的安静。
是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的安静。
一秒。两秒。
然后，爆了。
台下不知道谁先喊了一声。
然后声浪扑上来了。
像海啸。
木头椅子噼里啪啦地弹起来，学生们站着喊，跺脚，拍手。
后排有人在吹口哨。
中间区域有人开始跟着节奏甩头。
前排的老师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制止还是该鼓掌。
我看到了钱浩文。
他坐在第二排靠左的位置。
没有站起来。
脸上的表情从轻松变成了凝固。
嘴唇微微张着，像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他的手搭在膝盖上，指尖在微微发抖。
我没有多看他。
因为此刻台上的每一秒都比他重要。
最后一段副歌重复。
我放弃了话筒，往后退了一步。
把吉他往上提了提。
Solo。
十二个小节的吉他独奏。
左手在琴颈上飞速移动，右手的拨片像疯了一样扫弦。
铁皮仓库里练了几百遍的段落，此刻从指尖倾泻出来。
不完美。
有两个音虚了，有一个滑弦没到位。
但此刻没有人在乎。
连我自己都不在乎。
因为那个声音是活的。
带着温度，带着血，带着十六岁少年身体里一个三十五岁灵魂的全部力气。
Solo结束。
回到副歌。
最后一个和弦。
四个人同时收。
鼓、贝斯、两把吉他，声音在同一个瞬间戛然而止。
礼堂里回荡着最后一丝余音。
然后，彻底安静了。
一秒。
两秒。
三秒。
我站在台上，胸口剧烈起伏，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
手指在发抖。腿也在发抖。
台下将近一千个人看着我。
然后掌声来了。
不是那种礼貌的稀稀拉拉的掌声。
是从后排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往前倒，一排接一排地站起来，一浪接一浪地拍。
有人在喊。
“再来一首”
“黄毛牛逼”
“再来一首”
声音混在掌声里，混在口哨声里，混在木椅弹起来的噼啪声里。
我回头看了一眼。
马铜坐在鼓凳上，鼓棒还攥在手里，两只眼睛红了，嘴唇在抖。
柳声低着头，贝斯靠在肩上。
他的手搭在弦上，一动不动。
但我看到他肩膀在微微颤抖。
赵铁柱站在右边，吉他挎在身上，一脸呆滞地看着台下沸腾的人群。
然后他忽然笑了。
笑得跟个傻子一样。
我也笑了。
黄毛在舞台灯光下晃了一下。
这就是我重生后的第一场演出。
一千个人。
一间破礼堂。
四把破乐器。
三个废物。
一个重活一次的黄毛。
够了。
这辈子值了。
【第九章】
演出结束后三天，全校都在讨论黄毛乐队。
食堂、教室、操场、厕所。
到处都有人在哼那首歌的旋律。
虽然大多数人哼跑了调。
下课后走在校园里，不时有人回头看我们。
以前回头看是因为我那头黄毛碍眼。
现在回头看是因为“诶那个黄毛就是唱歌那个”。
马铜享受得不行。
走路都带风了，逢人就笑，恨不得胸口挂个牌子写着“黄毛乐队鼓手”。
柳声还是老样子，低头走路，不跟人多说话。
但我注意到他书包上别了一个新的别针，是一个迷你贝斯的形状。
赵铁柱在小卖部买零食的时候被收银的阿姨认出来了。
“你就是那天弹吉他的那个吧？弹得不错啊小伙子。”
赵铁柱脸红了，把手里的一瓶巴黎水默默换成了一瓶一块钱的冰红茶。
“谢谢阿姨，我家穷，随便练练的。”
阿姨看了一眼柜台上那瓶被换下来的巴黎水，没说话。
但好景不长。
第四天，班主任老刘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老刘不是一个人。
他旁边坐着一个人。
音乐社指导老师，薛老师。
薛老师五十多岁，教了半辈子音乐课，满脸写着“我才是这个学校音乐领域说了算的人”。
“宋野，坐。”老刘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了。
薛老师推了推眼镜，先开口了。
“宋野同学，你们国庆汇演的表演，我看了。”
“嗯。”
“怎么说呢——”她斟酌了一下用词，“热情有余，但太吵了。学校文艺汇演是展示学生素养的场合，不是酒吧。”
我没说话。
“而且有学生反映，你们的音乐内容……不太适合校园。”薛老师皱了皱眉，“歌词里有些表达，不太积极向上。”
我写的歌词里最出格的一句是“别告诉我该怎么活”。
就这，不太积极向上。
“所以呢？”我问。
薛老师看了老刘一眼。
老刘叹了口气。
“宋野，有学生家长打电话到学校了，说你们带坏了风气。钱浩文的……呃，钱浩文同学也提了一些意见。”
我明白了。
钱浩文。
这人上辈子我就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表面温文尔雅，骨子里容不下任何比他出风头的人。
音乐社社长，学校唯一的钢琴王子，汇演永远的C位。
结果被四个染头发的愣头青在台上抢了所有风头。
他在台下坐了三分钟，看着全校人为我们站起来鼓掌。
这口气，他咽不下。
所以去薛老师那告状了。
学生家长打电话？信不信我猜得到是谁的家长。
“老刘，”我看着班主任，“你觉得我们带坏风气了吗？”
老刘沉默了几秒。
他这个人有个优点：不会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个人觉得还行。你们那天表演的时候，我看全校学生精神头都起来了。”他顿了顿，“但学校有学校的考虑。”
薛老师接过话：“所以从下学期开始，所有学生社团的文艺活动需要提前报备，演出内容需要审核。当然，这不是针对你们——”
“是针对我们。”我说。
薛老师的脸色变了。
“宋野同学，我希望你端正态度。”
“我态度很端正。”我站起来，“薛老师，我不会跟你吵，但我想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国庆汇演那天，全校将近一千个人，有多少人是在我们上台之后才真正看完整场演出的？”
薛老师没说话。
因为她知道答案。
在我们上台之前，后排的学生已经走了三分之一了。
我也不等她回答，推开门走了。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尽头站着一个人。
钱浩文。
他靠在窗边，手里拿着一本乐理教材，像是恰好路过。
但我知道他在等我出来。
他要看我的反应。
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开口了。
“宋野。”
“嗯。”
“别怪我。你们确实……不适合那种场合。”
他的语气平和极了。平和到让你找不到任何把柄。
这才是钱浩文。
从不脏手。从不说重话。从不留证据。
他永远是那个好学生、好班长、好社长。
刀子捅在你身上，刀把上印着“为你好”三个字。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
“钱浩文，你弹了多少年钢琴？”
“七年。”
“七年的肖邦，台下礼貌鼓掌。我们练了两周，台下站起来吼。你觉得这说明什么？”
他脸上的表情僵了一瞬间。
只一瞬间。
然后恢复了那副温和的笑。
“说明观众品味有待提高。”
“也可能说明，有的音乐不是弹给人听的，是弹给自己听的。”我笑了笑，“共勉。”
我转身走了。
身后钱浩文没再说话。
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钉在我后背上，凉飕飕的。
这事没完。
但我不怕。
因为比起上辈子那些搞办公室政治的甲方和领导，钱浩文的段位差远了。
回到宿舍的时候，马铜、柳声、赵铁柱都在。
马铜正在拿鼓棒敲桌沿练节奏，被隔壁铺的室友拿枕头砸了两次了。
看到我回来，三个人都看过来。
“怎么说？”马铜问。
“有人告状了。”我坐到床边，“学校要审核以后的演出内容。”
“谁告的？”
“你猜。”
马铜的脸黑了。
“钱浩文？”
我没说话。
“我去找他。”马铜站起来了。
“坐下。”
“凭什么？他凭什么告我们的状？”
“因为他怕。”柳声忽然开口了。
三个人看向他。
柳声依然面无表情，但声音很清楚。
“一个弹了七年琴的人，被四个练了两周的人抢了风头。他不是生气，是怕。怕以后每次汇演，大家想看的都是黄毛乐队，不是他。”
安静了几秒。
赵铁柱慢慢点了点头。
“柳声说得对。他越告状，说明我们那天越成功。”
马铜还是咬着牙。
“那我们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谁说算了？”我看着他们三个，“学校的台不让上了，咱们就找更大的台。”
“更大的台？”
“城里每年十一月有一个全市高中生才艺大赛，我今天在公告栏看到通知了。”
“全市？”
“全市十六所高中，海选，复赛，决赛。”
“决赛在哪？”
“市文化宫。一千五百个座位。有评委，有媒体，有观众投票。”
我看着他们。
“怎么样？干不干？”
马铜的怒气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他的眼睛亮了。
“干。”
柳声把手里的英语书合上了。
“嗯。”
赵铁柱从枕头底下掏出一袋金枪鱼罐头拉开了环。
“先吃口东西再说。”
我看着他手里那罐进口金枪鱼。
“赵铁柱。”
“嗯？”
“你到底有多少钱？”
“我家穷。”
“你手里那罐金枪鱼超市卖三十八。”
“打折的。”
“八折也要三十。”
“我不吃了行吗？”他把罐头往桌上一放。
“吃吧吃吧。”我摆了摆手。
算了。
有个假装穷的富二代当队友，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一种保障。
全市才艺大赛。
一千五百个座位。
评委。媒体。投票。
这一次，不是在学校礼堂里小打小闹了。
这一次，要让全城听见。
铁皮仓库的灯又要亮了。
【第十章】
才艺大赛报名的事比我想的顺利。
不是因为学校支持我们。
是因为学校根本不知道我们报了名。
报名通道是面向个人和团队开放的，不需要学校推荐。
我在市文化局网站上下了报名表，填好，骑着赵铁柱那辆不知道哪来的变速山地车去市文化宫交了材料。
门口收材料的大姐看了看表上的名字。
“黄毛乐队？”
“对。”
“你们几个人？”
“四个。”
“都是高中生？”
“对。”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准确地说，是打量了我那头黄毛一眼。
“行，下个月十五号海选，地点到时候短信通知。”
我骑着赵铁柱的山地车回学校。
路上经过北街乐器行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透过玻璃门往里看了一眼。
吴老板正在柜台后面调一把吉他。
我推门进去了。
“来了？”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要买什么？”
“不买，来看看。”
他哼了一声，继续调弦。
“那天学校汇演，你们弹的那首歌——”他头也没抬，“谁写的？”
“我。”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秒。
然后继续。
“不错。”
从吴老板嘴里说出“不错”两个字，大概相当于别人说“天才”了。
这人从来不夸人。上辈子我在网上搜过他，后来他关了店去了南方，在一个独立音乐厂牌当了十年制作人。
“吴老板，你这店里有没有不要的旧琴弦？”
他翻了翻柜台下面的抽屉，拿出一包。
“拿去。”
“多少钱？”
“不要钱。就当听了一场免费演出。”
他说的是国庆汇演那天。
我眨了一下眼。
“你来看了？”
“路过。”他说，“正好路过你们学校门口，听见里面吵得不行，就进去看了一眼。”
北街乐器行离学校有四站路。
这叫正好路过。
我没拆穿他。
“谢了。”
“别客气。”他把吉他放在架子上，抬头看我，表情是第一次认真的那种，“小子，你那首歌的副歌段有个和声走法很特别。你的乐理是谁教的？”
“自学的。”
他看了我很久。
然后摇了摇头。
“自学能学成这样的，我做了二十年乐器生意，见过一个。”
“谁？”
“不认识。十几年前在酒吧里听过一回，弹完第二天人就不见了。”
他不再说了。
我也没追问。
骑车回了学校。
接下来的日子，铁皮仓库的灯每天亮到十点。
全市大赛比学校汇演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海选就有四十多支队伍。
复赛十二支。
决赛六支。
我得准备至少三首歌，还要考虑舞台表现、音响配合、现场调音。
这些东西，上辈子三十五岁的宋野在深夜看过无数演出视频，脑子里存着一整套方案。
但身体只有十六岁。
手指的速度还差一截。嗓子的耐久度不够。
还有三个队友需要提升。
马铜的鼓已经稳了不少，但加花依然是弱项。我给他重新编了鼓谱，删掉所有花里胡哨的东西，只保留骨架。让他打得简单，但打得狠。
柳声不用太操心。这人练琴像喝水一样自然，给他一条旋律线，两天就能背熟。
赵铁柱是最大的变量。
他的节奏吉他在基本面上够用了，但一旦需要更复杂的拨弦技巧就会卡壳。
有一天练到晚上九点多，他连续错了同一个位置五次。
第五次错完，他把吉他往地上一放，蹲下来，抱着头。
“学不会，学不会。”
马铜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铁柱，没事，再来。”
“来什么来。”他蹲在地上闷声说，“你们三个都行，就我拖后腿。”
铁皮仓库里安静了。
我走过去，蹲在他对面。
“赵铁柱。”
“嗯。”
“你知道你比我们三个多一样什么东西吗？”
他抬头看我。
“你有一双弹钢琴的手。”
“什么？”
“你的手指比我们三个都长，指间距宽，小拇指的展幅大。你弹不好不是因为笨，是因为你在用弹钢琴的手法弹吉他——发力方式不对。”
他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我学过钢琴？”
我差点说漏嘴。
上辈子我知道赵铁柱家有钱，也知道他小时候被逼着学过三年钢琴。但这辈子他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事。
“猜的。”我说，“你按弦的时候指尖是立着的，不是吉他手的按法，是键盘乐器的习惯。”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指。
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小声说了一句。
“我爸逼我学的。学了三年，我死都不学了。他打了我一顿，后来就没再逼我。”
这是赵铁柱第一次主动提到他爸。
也是第一次承认自己家跟“穷”字不沾边。
“你不喜欢钢琴。”
“嗯。”
“你喜欢吉他。”
他没说话。但手伸出去了，把地上那把吉他重新拿了起来。
“从头来一遍？”他问。
“从头来。”
那天晚上练到十一点多。
走出铁皮仓库的时候，月亮很大，挂在厂区的烟囱上面。
四个人走在空旷的马路上，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
马铜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
“野哥。”
“嗯。”
“你说咱们要是赢了全市大赛，会怎么样？”
“不知道。”
“你就没想过？”
“想那么远干嘛。”
“也是。”他挠了挠头，“反正不管赢不赢，这两个月，比我活了十六年都过瘾。”
柳声走在后面，没说话。
但他哼起了那首歌的旋律。
贝斯声部的旋律，低沉，绵长，在夜风里轻轻飘。
赵铁柱听到了，跟着用吉他的旋律接了上去。
没有乐器，就用嘴哼，嗡嗡嗡的。
然后马铜开始用手拍大腿打节奏。
咚、哒、咚咚、哒。
他终于把这个节奏刻进骨头里了。
最后是我。
我站在马路中间，头顶是2003年十月的月亮。
张嘴唱了出来。
没有音响，没有话筒，没有舞台。
就是四个穿校服的少年，在深夜的马路上，边走边唱。
路灯把四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月光打在那头黄毛上，亮闪闪的。
上辈子，宋野活到三十五岁，最后悔的事是剪掉了黄毛。
这辈子，宋野十六岁，最得意的事是黄毛还在。
而前方的路还长。
全市大赛，一千五百人的舞台，评委，媒体，灯光。
以及那些所有还没有被写出来的歌，还没有被喊出来的声音，还没有被点燃的夜晚。
全都在前面等着。
黄毛乐队，四个人，还在路上。
这一次，不会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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