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自题金山画像》，建中靖国元年
引子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润州金山。
江雾从水面漫上来，把寺的飞檐一寸一寸吞掉，只剩一角黑瓦浮在白气里。老僧提一盏油灯，引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穿过廊下。老人的鞋湿了半截，走一步要喘一口气，可他不要人扶，自己扶着墙走。
灯照上墙，照出一幅画。画上的人三十几岁，眉眼清峻，坐在一块石头上，衣袂被风吹着往一边去，像随时要从纸上起身。
“这是李伯时画的。”老僧说，“元丰年间寄在寺里，一直没敢丢。”
老人站着看。他伸手去够灯，手背上浮着褐色的斑，指节粗大，像一棵老树的根。画里的人不认识这只手。
“拿笔来。”
墨是现成的。他提笔悬了一会儿，落在画像下方的空白处，二十个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写完，他搁下笔，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太轻，老僧没有听清。后来老僧对人讲，他说的是——“倒也贴切。”
这是苏轼一生里最短的一篇自述，也是最难懂的一篇。一个做了四十年官的人，把“功业”两个字，落在三个贬所上。
要读懂这二十个字，得往回走二十二年，走到三千里外的一个夏天。那一年他四十四岁，头一回知道自己会死。
第一章 湖州：一副好字，一纸文书
元丰二年（一〇七九）七月·湖州，距京师约八百里
湖州的暑气是粘的。傍晚落过一阵雨，热气从青石板上蒸起来，贴在人身上，像一层湿布。知州衙门的后堂里，苏轼刚写完一篇《谢上表》，搁笔，看了看，觉得还算过得去。
表文是例行公事：新到一任，谢皇帝恩典，照例要自谦几句。他写了几句，大意是自己愚拙，跟不上朝中那些锐意进取的新人；年纪大了，不生事，或许还能替朝廷守一守小民。这样的话，他写了半辈子，写得顺手，甚至写得好——一个文章好的人，连自谦都能写得漂亮。
七月的最后几天，衙门前忽然来了人。御史台的皇甫遵，白衣骑马，带两个台卒，直入州衙。苏轼正在厅上，听见通报，手里的扇子停在半空。
他对通判祖无颇有话说不出，好一会儿才道：“事到这一步，必是赐死。死就死吧，只求让我回去与家人诀别。”
祖无颇说：“事未可知，先按规定的礼数见他。”
于是他穿了官服出来。皇甫遵立在庭中，不看他的脸，只看他的官服，许久，说了一句：“不至于此。”
这一句话，救了他半条命。
后来有人记下这一天的情形，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抓一个太守，像赶一只鸡。写这话的人不是刻薄，是当时在场的人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比方。
出门的时候，湖州的百姓挤在街两边。有人哭，有人跪下去。苏轼回头看了一眼，看见自己的家小站在人群最外面，妇人抱着孩子，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伸手要抓母亲的耳环。
他想说一句让他们放心的话。想了半天，想不出。他一生最能说话，这一刻一个字也没有。
船沿着运河往北去。押解的卒子睡在舱口，鼾声很响。苏轼坐在船舱里，看水从船边过去。
他忽然想到一件很荒唐的事：他这半辈子最得意的东西，是文章。一篇文章写得好，十天之内可以传遍天下，士人抄，歌女唱，连辽国的使臣都打听他的新作。他曾经以为自己靠这支笔立身，也靠这支笔立名。
现在，这支笔成了罪证。
八月十八日，他进了御史台的狱。
御史台的后院种着柏树，树上栖着几千只乌鸦，早晚叫得人心里发空，所以京师的人管御史台叫“乌台”。他进去的时候正是黄昏，乌鸦一片一片落下来，黑压压地压住树梢。
他被关在一间窄房里。墙是夯的，潮气在墙上结成深色的斑。狱卒梁成是个不多话的人，每日送饭，放下就走。
审他的人轮流来。他们带来他的诗集，一册一册，翻到某一页，指着某一句问：“这一句，讥讽的是谁？”
他起初还想辩。他说这是写景，那是写史，这一句是替一个朋友惋惜，那一句是对自己发牢骚。问到第三日，他忽然发现，辩不动了。
因为那些人也读得懂。他们不是在曲解。他们只是把一句话从它原来的地方拆下来，安到另一个地方，那句话就变成了另外一句话。同一句诗，写在朋友送别的席上，是情；写进奏状的引文里，是罪。字没有变，位置变了。
他这才明白，语言不是他自己的。语言长在别人的嘴里。
有一日，狱卒送进来的饭里有一条鱼。
苏轼握着筷子，手抖了很久。他和长子苏迈有约：平日送饭只送菜与肉，若打听到死罪定了，就送鱼，好让他有个准备。这一日苏迈出城去借钱粮，托了亲戚送饭，亲戚不知道这个约。
他把鱼推到一边，面墙坐了一整夜。天亮时，他向狱卒讨了纸笔，写下两首诗，托梁成藏起来，说若是他死了，交给苏子由。
其一是：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其二写给他弟弟：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是处青山可埋骨”——哪里的一座青山都可以埋我。这句话写得那样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四十四岁的人写的，像一个已经把后事想清楚了的人。
一百三十天。他在里面待了一百三十天。
外面有人替他说话。退休的老臣上书，说杀一个文人，伤的是朝廷的名；后宫里病重的太皇太后曹氏把皇帝叫到床前，说了几句；连已经退居金陵、与他政见不合的王安石，也递了话进来，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些话真真假假，记在不同人的笔记里，细节互相打架，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这条命，是很多人一起从刀口上拉回来的。
十二月，结案。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出狱那天，他作诗：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
一百三十天，出来时正好赶上春天。他站在御史台门口，风吹在脸上，觉得风是有味道的——有土的味道，有马粪的味道，有远处饭铺里蒸饼的味道。他站着闻了很久。
然后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这双手会写字，会断案，会修堤，会算账。从今天起，一样也用不上了。“不得签书公事”六个字，看着轻，其实是把他从“官”这一套东西里整个拿了出去。不是降职，是除名。一个人做了二十年官，忽然被告知：你可以活着，但你不许再做事了。
他后来对人说，那几天他才知道，“无事”是一种刑。
第二章 黄州：定惠院的海棠
元丰三年（一〇八〇）二月·黄州，距京师约一千二百里
二月初一，他到了黄州。
黄州是个江边的小城，城墙不高，街只有几条，市面上卖鱼、卖笋、卖一种很便宜的猪肉。知州姓陈，待他很客气，请他在州衙里坐，说话也客气，但客气到某个分寸就停住了——因为按制，这位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连一份公文都不能碰。
他被安置在城东南的定惠院，一间小屋，与和尚们同吃一锅饭。
头一个月，他白天睡觉，夜里出门。
黄州的夜很静。江上有渔火，山上有寺钟，隔着水一声一声地来。他一个人走到江边，坐在石头上，看对岸黑黢黢的山影。有时候坐到天亮。
他不是在想冤屈。冤屈已经想完了。他在想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我这个人，还剩什么？
他会写字。可写字刚刚差点要了他的命。他会说话。可说话也差点要了他的命。他会做官。可他现在不许做官。剩下那些——种田，他不会；经商，他不会；教书，也没有人请他。
一个人到了四十五岁，忽然发现自己身上所有的本事都作废了，那种空，不是悲伤，是失重。
有一天傍晚，他在定惠院东边的山坡上走，看见一株海棠。
那株海棠长在杂树乱草之间，没有人修剪，没有人来看。当地人不认得这是什么名贵的花，只当是一丛野树。可是它开了，开得极好，一树粉白，在荒坡上亮得刺眼。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回去写了一首很长的诗，开头说：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这株花在瘴气弥漫的江城里独自开着，满山的桃李在它面前都显得俗气。老天爷是有心的，故意把这样的美人放在空谷里。
写的是花。他自己也知道写的是谁。但他不肯承认。他在诗的后半段硬把话岔开去，说这花像是从什么地方移来的，说自己想在天涯给它找个归宿——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
五月，苏辙送他的家眷到了黄州。
兄弟两个在江边见面。苏辙因为受他牵连，被贬到筠州去做一个管盐酒税的小官，日子也不好过。两个人在江岸上站着，谁也不先说话。江风把衣角吹得乱响。
最后还是苏轼先开口，说了一句很没头没脑的话：“这里的鱼很便宜。”
苏辙笑了一下，眼圈就红了。
船上的家眷陆续下来。妇人抱着孩子，孩子长高了。他看着他们，忽然想起自己在狱里写的那句“十口无归更累人”——十口人没有着落，还要连累别人。现在这十口人站在他面前，一个个面色不好，但都活着。
那天夜里他在灯下给朋友写信，写到自己如何过日子。这封信后来传了下来：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月初取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挑下一份，然后把叉子藏起来，怕自己多用。省下来的，另存竹筒，用来待客。
一个曾经在朝堂上与宰执争论新法的人，现在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站在屋梁底下，用一根竹叉子，挑出今天的一百五十文钱。
他写这段的时候语气很轻松，甚至有点得意，像一个刚学会过日子的主妇在向人传授窍门。可“挂屋梁上”四个字，是他自己想的。钱挂在头顶，每天抬头都看得见，看得见就不敢乱花。这是一种很清醒的自我管束。
可是到了夜里，那件事做完了，他还是会想起乌台的墙。
有一晚他梦见自己被押上船，醒过来一身汗。他坐在床沿上，听见江声，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我这一生的聪明，到底是福还是祸？
这个念头他没有写进诗里。几年以后，他把它写进了一首很短的诗——那时候他的侍妾朝云刚生了一个儿子，他去要了纸笔，写：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人人都盼孩子聪明，我这一辈子就毁在聪明上。但愿我这孩子又笨又钝，无灾无难，一路做到公卿。
这首诗是笑着写的，读起来像玩笑，其实是那一夜在定惠院床沿上想的东西，过了几年，才敢用玩笑的口气说出来。
他在黄州的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他没有倒下，也没有振作，只是把日子过成了一条很细的线，一天一天地拉。
真正把他从这条线上解下来的，是城东一块荒地。
第三章 东坡：三十块钱和一块地
元丰四年（一〇八一）春·黄州城东
开春的时候，老朋友马正卿替他跑了几个月，从州里要下来一块荒地。
地在城东的山坡上，几十亩，长满荒草，瓦砾、荆棘、野蒿，还有一片没人管的坟。州里的人说这地荒了十几年，谁也不肯要，既然苏副使愿意种，就给他。
苏轼去看地那天，穿了短褐，把裤脚掖进袜筒里，扛着一把锄头。他在坡上站了一会儿，说了句实话：“这地，比我想的坏。”
然后他就开始挖。
他把这块地叫“东坡”。
这个名字有来历。他年轻时就喜欢白居易，白居易在忠州做刺史的时候，曾在城东种花，把那片坡也叫东坡。几百年前的一个贬官，和几百年后的一个贬官，隔着一块同名的坡地，算是认识了。
他种大麦，种豆子，也种一点菜。麦子收下来，他自己磨，做成麦饭，请邻居来吃。邻居吃了一口，说粗。他大笑，说粗才耐饿。
有一年收成好，他写了一首诗：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雨把东坡洗过，月色很清，做买卖的人已经回家，走在野地里的是我这样的人。别嫌这坡上的路尽是石头，我倒喜欢拐杖敲在石头上那一声脆响。
“野人”两个字，是他给自己新起的名号。他不再是“苏学士”，不再是“苏知州”，他是一个在野地里走的人。
这块地给他的，不只是一点粮食。
一个人被从制度里拿出去以后，最难的是每天醒来不知道自己是谁。而一块地有一种很不讲道理的好处：它不管你昨天做过什么官，它只问你今天来不来。你来了，它就长；你不来，它就荒。这个道理简单到近乎粗暴，却把他从那些想不清的问题里拽了出来。
他后来在这块地上盖了五间房子，因为是在大雪里动工的，就把雪画在四壁上，取名“雪堂”。他在堂里挂了自画像，也挂了朋友的字。有客人来，他煮茶，讲种地的事，讲得比讲《易经》还起劲。
黄州城里有三个人常来找他：一个卖酒的潘丙，一个在药市上做买卖的郭遘，一个叫古耕道的闲人。三个人都不读书，或者读得不多。他们在一起，谁也不谈朝政。
有一回潘丙带了酒来，四个人在东坡上坐到半夜。潘丙问他：你在京城的时候，是不是天天见皇帝？
苏轼说：不天天见，见过几回。
潘丙又问：见了说什么？
苏轼想了想，说：说的都是些不打紧的话。
说完他自己愣住了。他这半辈子，说过多少要紧的话，写进奏状，写进表章，写进给朋友的信。那些话有的被人告了，有的被人驳了，有的连他自己也忘了。而此刻在坡上，跟一个卖酒的说不打紧的话，倒是他这些年来最松快的一晚。
肉很便宜。黄州的猪肉，价贱如泥土。当地人嫌它腥，贵的人不肯吃，穷的人不会煮。他研究了很久，得出一个办法：洗净锅，少放水，用柴头压住火，让火苗起不来，慢慢煨。他把这个办法写成一首颂：
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这十四个字，写在猪肉上，也像写在自己身上。
他还做菜羹。不用鱼肉五味，只用蔓菁、萝卜、荠菜，煮得烂熟，说是有“自然之甘”。他给这羹写颂，郑重其事地记下火候和次序，末了说这是“东坡羹”。
后来有人把这些菜谱抄来抄去，抄成了“东坡肉”“东坡羹”，抄成了一个美食家的名字。其实他做这些的时候，一点也不是为了风雅。他是因为穷，因为买不起好肉，因为家里十口人要吃饭，因为在漫长的、没有事情可做的日子里，一锅慢慢煨着的肉，是唯一能让他觉得时间在往前走的东西。
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办法：他不跟自己斗。
第四章 黄州：江上的月亮
元丰五年（一〇八二）三月至元丰六年
三月七日，他去沙湖看一块田。
回来的时候下起雨。雨具先被仆从带走了，同行的人都狼狈，抱头跑，骂天。他一个人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慢慢走。雨打在脸上，打在衣上，打在路上，声音很密。
走到半路，雨停了，山头斜照过来。他回头看了看刚才淋雨的那条路，说了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
回去以后写了一首小词，前面有个小序，把这个日子记得清清楚楚：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余独不觉”——我一个人不觉得。这四个字，比他这辈子写过的任何一句豪言都难。同行的都狼狈，他“不觉”，不是他比别人能忍，是他心里那把尺子已经换了。淋湿了，是淋湿了；天晴了，是天晴了。这中间并没有一个叫“倒霉”的东西。
这年七月十六，他与几个客人泛舟江上。
黄州城外江边有一处赤壁，当地人传说是三国时候周瑜破曹的地方。这其实是讹传，赤壁之战在几百里外的蒲圻。他知道，但没有去纠正。一个地名错了，并不妨碍那一晚的月亮。
那天有客吹洞箫，其声呜呜然。他喝了酒，扣舷而歌。后来他把这一夜写下来，就是《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客人在船上说了一番很伤心的话：当年曹操下江陵，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是一代雄杰，如今在哪里呢？连这样的人都归于尘土，何况我们这些在江上打鱼砍柴的人。
苏轼回答他：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水一天一天地流走，可它并没有真的消失；月亮一月一月地圆缺，可它并没有真的增减。从变化的一面看，天地连一瞬间都停不住；从不变的一面看，万物与我都是无穷的。
这段话被人引用了一千年，说它旷达，说它超脱。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它真正在做什么——它在换尺子。人在倒霉的时候，用的尺子是“我这几年”“我这一生”“我这一任官”。这把尺子太短，量出来的全是损失。他换了一把，用江水的尺子，用月亮的尺子，一量，那些损失就不见了。
这不是自我安慰。自我安慰是把坏事说成好事，是骗自己。他做的是另一件事：把坏事放到一个足够大的背景上，让它自己变小。这两件事的区别，在于前者需要不停地骗，后者只需要一次挪动。
赋的末尾，他把话说尽了：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就是声音，眼睛看见就是颜色，取它没有人禁止，用它永远用不完。这是老天爷的无尽宝藏，我和你一同享用。
“共适”两个字，是他一生里最重要的两个字之一。他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官，没有权，没有俸禄，没有回京的日期。可他还有一份东西，是别人没收不走的：一条江，一轮月，一阵风。这份东西的特点是，它不能被占有，所以也不能被剥夺。
三个月后，他又去了一次赤壁。这一次是一个人。
十月十五，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他一个人爬上崖岸，看见一只孤鹤从东边飞来，翅如车轮，戛然长鸣，擦过他的船向西去了。那天夜里他梦见一个道士，问他：赤壁之游乐乎？
他醒来，开门一看，外面什么都没有。
《后赤壁赋》比前一篇短，也比前一篇冷。前一篇是两个人在讲道理，后一篇是一个人站在崖上，看见一只鸟，然后梦见一个道士。道理讲完了，剩下的是空的。而这种空，比道理要真。
这一年三月，他还写过一幅字，后来被人称作“天下第三行书”。
那是寒食节前后，连日阴雨，屋子里漏，灶上是湿苇，锅里的菜是冷的。他写道：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宫门在九重深处，祖坟在万里之外。这两句之间，是他整个处境：上不能见君，下不能归葬。
这幅字后来被人反复临摹，说笔势如何，墨色如何。可是纸上最动人的不是笔法，是中间几个字忽然大起来，又忽然小下去，像一个人写到一半，气接不上，停了一停，又写下去。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他脱了衣服准备睡，看见月色进屋，忽然高兴起来，起身出门。
他想找个人一起走，就去了承天寺，找张怀民。张怀民也是被贬到黄州的，也没睡。两个人在院子里散步。
他写：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院子里的月光像一汪清水，水里有水草交错，其实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哪一夜没有月亮？哪个地方没有竹柏？只是很少有像我们两个这样的闲人罢了。
八十八个字。“闲人”这个词，是他第一次拿来称自己——不是自嘲，也不是自怜，是一种认领。他把自己认领成了一个“没有事做的人”，而这个身份是他自己挑的，不是别人给的。别人夺走的是官职，他自己留下的，是“闲”。
这年秋天，有一件小事在黄州传开。
那天夜里他在东坡雪堂喝酒，喝到很晚，回临皋亭的家，家童睡熟了，敲门没人应。他就拄着杖站在江边，听江声，写了一首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第二天，黄州城里传遍了一句话：苏副使昨夜把衣帽挂在江边，坐小船走了。
知州徐君猷正在待客，听了这话，脸都白了。他是地方官，看管的贬臣跑了，是要担责任的。他急忙赶到临皋亭，推门进去，看见苏轼躺在床上，还没醒，鼾声如雷。
这件事后来成了一个笑话，说的人笑，听的人也笑。可笑完之后有一层凉意：一个被看管的人，连“消失”都只能是别人替他想象的。他身上那件官服，脱下来挂在江边，就是一种姿态——我可以走，只是我没有走。
第五章 金陵：两个老人的和解
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四月至八月
四月，诏命下来，移汝州。
这不是赦免，是“量移”——挪一个地方，离京师近一点，官还是那个官，仍然不得签书公事。可对黄州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他走的那天，江边站满了人。种地的、卖酒的、和尚、邻居家的孩子，都来了。有几个老人提着鸡蛋，非要塞到船上。
他写了一首诗：
病疮老马不任鞿，犹向君王得敝帷。桑下岂无三宿恋，樽前聊与一身归。
一匹长着疮的老马，拉不动缰绳了，君王还是赏它一张旧帘子遮身。在桑树下住三夜尚且舍不得，何况我在这里住了四年多。
四年零三个月。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被押送的人，走的时候他是一个被送行的人。这中间发生的最大一件事，不是他写了《赤壁赋》，是他学会了在什么地方都能住下去。
一路上他游了庐山，写下：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被人解了无数遍，说是讲哲理。其实它是讲眼睛的：你站的地方不同，看见的山就不同；而你看不见山真正的样子，只因为你就站在山里。
七月，船到金陵。他去看王安石。
王安石那时候已经罢相八年，住在江宁的半山园，骑一头驴，穿野服，不见客。听说苏轼来了，他反倒先到江边来，在船上见。
两个人在舱中对坐。一个六十多岁，一个不到五十。都是白头发，都瘦。他们曾经在朝堂上针锋相对了十几年：一个要变法，一个说新法扰民；一个当国，一个被贬。中间隔着乌台的黑墙，隔着黄州的四年。
王安石问他：这几年写了些什么？
苏轼说：种地，写了几篇赋。
王安石点头，说：我也种地。
后来他们谈诗，谈佛，谈养生。王安石劝他在金陵买几亩田，住下来，做邻居。苏轼回去写了四首诗，其中一首：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从公已觉十年迟”——跟您做邻居，已经晚了十年。这句话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认输，不是道歉，也不是彻底的谅解。是两个打过一场长仗的人，打到最后，发现仗还没打完，人先老了。
他们并没有把政见谈拢。苏轼仍然认为新法有害，王安石仍然认为他书生之见。可是在江边的那两天，这些事忽然退到很远的地方。两个人在船上说话的时候，谁也没有提“免役法”三个字。
苏轼后来回忆这次见面，只留下一个极小的细节：王安石走的时候，江上起风，他站在岸边挥手，驴在岸上啃草。
“好个苏子瞻。”王安石后来对人这样说过一句。
这句话是褒是贬，谁也说不清。但苏轼听说了，笑了一笑，没有追问。
这一年八月，他到了汝州。十月，又有一件大事：神宗崩了。
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被起用。新法一项一项地废，旧党一党一党地起。到第二年，苏轼在半年之内，从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团练副使，做到了翰林学士。
从黄州的东坡，到京城的玉堂，中间只隔了八个月。
第六章 惠州：荔枝与一首惹祸的诗
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十月·惠州，距京师约三千里
从黄州回京那八年，是苏轼一生里官做得最大的八年。
翰林学士、侍读、礼部侍郎，一度兼着两个部门的印。他给皇帝起草诏书，一天写几十道，写得手不停挥。他以为自己又能做事了。
可是他做不了。
司马光要废免役法，他说不能全废，差役法害人更甚，两个人当堂争起来。司马光气得脸发红，他回去以后对人说了一句：“司马牛！司马牛！”——这是孔夫子骂过的话，说这个人犟得像头牛。
程颐讲礼，讲得极严，他又看不惯，写文章讥讽，惹出一场“洛蜀”之争。
他这个人有一个毛病，也有一个好处：他不管站在哪一边，都要说他认为对的话。在新党那边他是旧党，在旧党这边他是刺头。两边的门都不给他留。
元祐八年，高太后崩了。哲宗亲政，改元绍圣——绍述先帝新政的意思。章惇做宰相，第一件事是清算。
绍圣元年四月，他被贬英州。走到半路，又被贬到惠州。
从英州改惠州，是加码。因为英州在大庾岭北，惠州在岭南。岭南在宋人心里不是一个地名，是一种判决：去了，多半回不来。当时的士大夫被贬岭南，朋友要给他送葬，家里人要给他准备后事。
他带着小儿子苏过、侍妾朝云上路。走到大庾岭上，他回头看了看北边，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一去，大约就不回来了。
十月初二，他到惠州。
惠州比黄州暖和。十月里还有花，江水不冻，城外有山，山上有寺。知州詹范待他极好，让他先住在合江楼——那是惠州城里最好的房子，两江合流之处，推开窗就能看见水。
住了十几天，他觉得不妥：一个贬官住着全城最好的房子，是给主人添麻烦。他自己搬到嘉祐寺去，住在一间小屋里。
这一回，他没有像在黄州那样整夜睡不着。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里少了一样东西。黄州的时候，他心里总有一根线绷着，绷的是“什么时候能回去”；到惠州，那根线断了。断了以后，起初很疼，后来就不疼了。
他开始做事：不是做官，是做事。
惠州城东有条江，江上原来只有一座浮桥，年年被水冲坏，冬天水冷，走桥的人掉下去，一年要死几个。他去找地方官，找僧人，找工匠，凑钱，出力。他把皇帝赐给他的一条犀带捐了出去——一条犀带，是身份，是体面，是他在京城的那些年留下的最后一点东西。
桥修成了，叫东新桥。城西的湖上又修了一座，叫西新桥。
落成那天，全城的人都去看。他站在桥头，看着人从他修起来的桥上走过去，谁也不知道他是谁。有人挑着担子，有人抱着孩子，有人骑着驴。
他站了很久。这大概是他这十几年里最像“做官”的一天——不是因为有权，是因为有人从他手里过了河。
惠州产荔枝。
他吃荔枝，写诗：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罗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枇杷和杨梅一样一样地熟。一天吃三百颗荔枝，我愿意一辈子做岭南人。
这首诗写得像一句赌气的话。
“不辞长作岭南人”——谁要你作岭南人？是你被贬来的。他偏要说“不辞”，好像这是一件他自己挑的事。这句话表面上在夸荔枝，实际上在跟一个人说话：那个人在京城，坐在宰相的位置上，手里拿着贬谪的诏书。他要让那个人知道：你把我扔到这里，我在这里吃荔枝。
还有一首，写在嘉祐寺的小屋里：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白发散乱，满面风霜，一张藤床，一身病。有人来报：先生睡得正香，道士打五更钟的时候，轻一点。
这首诗后来传到了京城。
据宋人的笔记说，章惇读到“报道先生春睡美”这一句，笑了，说：“苏子瞻尚尔快活！”——苏子瞻还这么快活！于是再贬儋州。
这个故事真假难辨，记事的人隔了几十年，细节也未必可靠。但它合情合理：一个掌权的人最不能忍的，不是敌人的恨，是敌人的不在乎。你把一个人贬到三千里外，他还睡得香，那你这场惩罚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他被贬得更远。这一次是海南。
第七章 惠州：松风亭和一座坟
绍圣三年（一〇九六）
惠州城北有座山，山上有寺，寺下有亭，叫松风亭。
有一年他散步到山下，腿软了，想找块林子歇一歇。抬头看见亭子在树梢上，还有一段路，心里就烦：这要怎么才走得上去？
他站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话：
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
这地方有什么歇不得的？
他把这段事写进一篇不到百字的小文：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我腿软了，想歇，可是亭子还在树梢上，就烦了——非得走到那个地方才叫歇吗？想到这里，像一条挂在钩上的鱼忽然脱了钩。
这篇小文，是他一生思想的转折点，但它写的是一件极小的事：走路走累了，就地坐下。
他这半辈子，一直在“走到那个地方”。走到京城，走到翰林院，走到能做事的位置，走到能回朝廷的那一天。他把“歇”放在“到”之后，所以他永远歇不了。
“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歇不必等到了地方。这句话一出来，他整个人的活法就变了。
也就是这一年，朝云死了。
朝云姓王，钱塘人，十二岁进苏家，跟了他二十多年。她会唱他的词，会写字，会在他被贬的时候跟着他往南走，一直走到惠州，走到岭南，走到这个连朋友都不敢来信的地方。
绍圣三年七月，惠州瘴疫流行，她病倒了，念着佛经，念着念着，人就没了。三十四岁。
他把她葬在西湖边的孤山上，栖禅寺的松林里。和尚们在她墓上修了一个亭子，叫六如亭。
他又写了一首词，咏梅：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玉一样的骨，哪里怕得了瘴气；冰一样的身姿，本来就有仙人的风。素净的脸不必搽粉，洗过妆，唇上的红也褪不掉。那份高洁的情怀，已经随着早晨的云散空了，不再与梨花做同一个梦。
“晓云”两个字，是他给她留的位置。
据说她在惠州的时候，常常唱他那首《蝶恋花》，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就唱不下去，眼泪先落下来。他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所不能唱完的，就是这一句。
“天涯何处无芳草”——天底下哪里没有芳草呢。这一句是劝人的话，也是被贬的人用来劝自己的话。她唱不下去，是因为她知道自己就是那株被风吹走的柳绵。
她死了以后，他再没有听过这首词。有人唱起来，他就摆手。
那年冬天，白鹤峰上的新居落成。他在惠州的两年，自己出钱盖了二十间房子，本来是想在这里终老，把家人都接来。房子盖好了，人少了一个。
第八章 儋州：把荒岛变成一间学堂
绍圣四年（一〇九七）七月·儋州，渡海，距京师约四千里
四月，诏下：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
昌化军就是儋州，在海南岛的西北。那时候海南不是一个州，是流放地里最远的一格。宋太祖曾经立过一块碑，说“南人不放还”，意思是岭南的人不要北归。而把士大夫放到海南，意思很清楚：不打算让你回来了。
他的弟弟苏辙同时被贬雷州。两个人走到藤州碰上了，一起走了一段路。到雷州海边要分手，兄弟两个在船上吃了最后一顿饭。
苏辙那天话很少。苏轼反倒讲了个笑话，讲得自己先笑，笑完了看弟弟不笑，就停下来，说：子由，你我这一别，大约就是永别了。
苏辙没有答话。
六月，他渡海。
船小，浪大，天是黑的，海是黑的。他躺在舱里，听着水打在船帮上。他后来写这一段的时候说，那时候他想的是：老天爷生了我，难道是要我死在海南吗？
七月，他到儋州。
儋州比惠州更不像一个地方。城是土城，几百户人家，街上走的是黎人和汉人，说的话他听不懂。没有米，没有药，没有炭，冬天也冷，夏天没有泉水。
他给朋友写信，把这里的日子照实写下来：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五个“无”。写完他自己加了一句：然亦无甚瘴疠——好在也不太闹瘴气。
起初他住在官屋。昌化军的官员张中待他很厚，让他住公家的房子，还常常送点东西来。过了一年多，上面派了一个叫董必的人来察访，看见一个贬臣住着官屋，就把房子收了，还治了张中的罪。
他就在城南的一片空地上自己盖房子。地旁边是个污池，夏天臭，蚊虫多。房子是用桄榔叶盖的，他取名“桄榔庵”。下雨的时候，屋里也下雨，他把床挪来挪去。
苏过陪着他。父子两个在这里过日子，苏过学会了种菜，学会了修屋顶，也学会了在父亲写完文章以后替他抄稿。
有时候没有米。他就带着苏过到海边去，捡些贝壳，挖些薯芋。他写过一篇《食蚝》，是冬至前两天写的：
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又益煮者……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当地人送来生蚝。剖开，得几升肉，连浆带水下锅，加酒煮，好吃得从来没有过。又把大的挑出来烤熟了吃，比煮的还好。……我常常告诫苏过，千万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怕北方的先生们听说了，都争着学我的样子，请求贬到海南来，分我这份好东西。
这篇文章是笑着写的。一个人饿着肚子，在污池边上的破屋里，把几颗生蚝写得像山珍海味，还怕别人来抢。这是他能想到的最体面的一种活法：把穷写成富，把无写成有，把绝境写成一个秘密。
但他做的事不止于此。
城里有几户读书人家，黎子云兄弟几人，还有几个从琼州来的年轻人。他们听说苏东坡来了，来敲门。起初只是求字，后来求教。
他在黎子云家的旁边盖了一间小屋，取名叫“载酒堂”。“载酒”两个字出自《汉书》：扬雄家贫，有人带着酒来向他问字。他用这个典故，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问字”的位置上——不是官，不是罪臣，是一个可以被请教的人。
他在堂里讲书，讲《论语》，讲《易》，讲怎么作诗。他把从内地带来的书抄给他们，抄完一本，就有人拿走去抄第二本。海南当时没有像样的书，一个字的传播，要靠手。
有一个叫姜唐佐的琼州人，跟他学了半年。走的时候，苏轼在他的扇子上写了两句：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大海何曾把地脉隔断过，穿白袍的读书人，本该在这里破天荒。
他跟姜唐佐说：这两句我先给你，等你登科了，我再把全篇补给你。
他等不到那一天。几年以后，姜唐佐在乡试中举，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那时候苏轼已经死了。苏辙替他补了那首诗的后半。
他在儋州的三年，写了《易传》的一部分，改定了《论语说》，抄了几十卷书，教了几个孩子。他还写了一篇《书上元夜游》，记元符二年正月十五的夜里，几个老书生来邀他出去走，他欣然跟着走，走到市场，看见卖肉的、卖酒的，人来人往，回来以后笑，说：韩愈钓鱼钓不到，就想走得更远，他不知道走到海边的人，也未必钓得到大鱼。
“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他把自己也笑在里面了。他走了一辈子，走到海边，什么也没钓到。可他已经不觉得这是一件需要解释的事了。
一个文官的事业，在这里彻底断了。没有公文，没有奏状，没有下属，没有考绩。他这一辈子做官做过通判、知州、侍郎、翰林，最后落到一个“不得签书公事”，再落到一个“不得住官屋”。
可是他在这里，做了他一生中最干净的一件事：教几个孩子认字。
这件事不进史书的“功业”一栏，不列在任何一份奏报里，也没有人为它请功。它只是发生了，然后长出来了，长成了一个举人，一群读书人，一座岛上的文脉。
第九章 北归：越来越远，也越来越近
元符三年（一一〇〇）至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
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崩了，年仅二十四，没有儿子。徽宗即位，向太后权同听政，大赦天下。
五月，诏下：量移廉州。
他收拾东西，把带不走的东西分给邻居，把抄好的书留给学生。走的时候，儋州的人送到海边，有几个老人一直站着，看他上船。
六月二十日夜，船渡琼州海峡。他写了那首最著名的渡海诗：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参星横斜，北斗转了，快到三更。下了这么久的苦雨、刮了这么久的终风，也终于懂得放晴。云散了，月明了，是谁点缀的？天的容、海的色，本来就是清的。我白白留着孔夫子“乘桴浮于海”的那点心思，如今才约略听懂了一点轩辕的乐声。九死在南荒，我不怨；这一趟游历的奇绝，是我平生第一。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一句是整部小说的钥匙。一个被贬到中国最南端、几乎死在那里的人，回过头来说：这一趟，值。
他不是在嘴硬。他是在算另一笔账。前半生他算的是官位、政绩、能不能回京；这七年他算的是：我看过什么样的海，吃过什么样的蚝，教过什么样的孩子，写过什么样的字。前一笔账越算越亏，后一笔账越算越盈。
他往北走。过廉州，过永州，过英州，过大庾岭。
过大庾岭那天，他在岭北的一个村店里歇脚。店里有个老翁，看着他，问：这官人是谁？
随行的人说：是苏子瞻。
老翁说：就是那个被贬到海南的苏子瞻吗？
他说是。
老翁叹了一句：今日北归，天佑善人。
他笑了笑，向老翁谢了，写了一首诗：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鹤一样的瘦骨，霜一样的白须，心已经成了灰。手栽的青松，如今已经合抱了。问一声岭上的老翁：你在这里住了这么久，见过几个被贬到南方的人回来？
老翁答不上来。因为确实很少。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他到润州，游金山。
寺里的和尚把他当年的一幅画像拿出来。他看着画上那个三十几岁的自己，看了很久，然后提笔写了那二十个字。
写完这二十个字，他一生的事就说完了。
他继续往北，想回常州。那时候他已经病了很久，瘴毒在内里发出来，船上颠簸，吃不下东西。六月到常州，住在顾塘桥孙家的房子里，一住不起。
七月的那些天，他还能坐起来。钱世雄来看他，维琳长老也来了。维琳对他说：端明宜忘情念佛。
他说：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西方世界不是没有，只是这里使不上力。
这是他最后一次谈玄。谈了一辈子佛，临了不肯说一句便宜话。
七月二十八日，他叫三个儿子到跟前，说了一句话。苏辙在墓志铭里记下了这六个字：
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死了一定不会坠落。
说完，就去了。六十六岁。
人们记住他的，不是他做过翰林学士，不是他做过兵部尚书，不是他给皇帝起草过多少诏书。人们记住的是他在黄州种的那块地，在惠州修的那座桥，在儋州教的那几个学生，是他走在雨里说的那句“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一生被贬三次，一次比一次远。第一次到黄州，一千二百里；第二次到惠州，三千里；第三次到儋州，四千里，还要渡一道海。
地理上，他一直在往远处走。可他心里那件事，一直在往回走——往回收，往小收，收到一锅肉、一株花、一阵风、一句“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
远和近，在他身上掉了个头。
他越走越远，也越走越近：近于自己，近于人，近于那些最不值钱、也最收不走的东西。
尾声
九百多年过去了。黄州的东坡现在是一片菜地，惠州的桥修了又修，儋州的载酒堂成了书院，院里有几十块碑。
有一年，一个游人在儋州的书院里，看见一块碑上刻着一句话，是当年那个老人写的：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导游说，这是苏东坡送给海南第一个举人的。
游人问：他自己没能看见那个人中举吧？
导游说：没有。他走的时候，那个人还没考。
游人站在碑前想了很久。一个人把两句话写在一个还没中举的年轻人扇子上，然后自己死在北归的路上，看不见结果。这两句话就这么在岛上等着，等了几年，等到了。
这大约就是“功业”两个字的另一种写法：不是你做成了什么，是你留下的东西，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自己长起来了。
金山那幅画像上的二十个字，最后一句是“黄州惠州儋州”。
那不是三个地名。那是一个人，把自己一生最疼的三处伤，写成了自己最硬的三块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