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过去的第一件事,是被人从锅沿上抢走了半块苞米饼子。
缸是空的,炕是凉的,工分是全队最低的。
大队会计说,这破屋留着也是浪费,正好给他儿子娶媳妇。
我没系统,没金手指,只讨来三只等着刨坑埋的瘟鸡。
四年后,全屯子的肉香里,他跪在我门口磕头。
我只问了他一句:六一年我爹那三十斤高粱,你吃着香吗?
【第一章】
我是被饿醒的。
胃里空得抽筋,一下一下往后背里扯。
睁开眼,头顶是黑透的房梁,一张破网吊在上面晃。
身上压的被子硬得能立起来,露出的棉絮是黑的。
炕凉,凉透了。
我前一晚还在养鸡场的值班室,盯着三号棚的水线,趴桌上眯了一会儿。
这会儿我躺在一间土屋里。
墙是黄泥抹的,墙角一口水缸,缸底冲着我亮,一粒米没有。
脑子里忽然挤进来一堆不属于我的东西。
赵满仓,二十二。青山屯第七生产队社员。爹娘六一年冬天走的。三间土屋,房顶漏。自留地二分。工分四等。
我叫赵满仓。
这缸比我的脸干净。
门板被一脚踹开,寒气灌进来。
“赵满仓,还在炕上挺着呢?”
进来的小子穿军绿褂子,胸口别一支钢笔,笔帽上的夹子磨得发亮。
记忆告诉我他是谁。刘大奎,大队会计刘金贵的儿子。
他眼睛往锅台上一扫,手伸过去,抓起锅沿那半块苞米面饼子。
那是这身子前两天从嘴里省下的,留着今早下地吃。
“放下。”我扑过去。
他胳膊一横,把我顶回炕沿,饼子塞进嘴里,嚼。
“你那二分地的苞米,还是我爹批的。”他腮帮子鼓着,“吃你一口叫还账。”
饼渣从他嘴角掉到地上。
我盯着那几粒渣,胃里那只手攥紧了。
“还有个事。”他用袖子抹嘴,“秋后我娶媳妇,你这三间屋腾出来。东头马棚还能住人,你搬。”
“这是我爹留的屋。”
“你爹?”他笑出声,“你爹连自己的命都没留住。”
他走了,门板在风里拍。
虎子蹲在我门槛上,十五岁,脖子细,手背冻出一道一道血口。
“满仓哥,上工了。场院评工分呢。”
场院上站了四五十口人,谁的棉袄都打着补丁。
碾盘上坐着一个穿蓝制服的中年人,怀里抱着工分簿,钢笔在手指上转。
刘金贵。
他把簿子一翻,念名字。
念到我,他停了,抬眼睛。
“赵满仓,去年全年两千一百分,队里最低。”
“今年还按四等算,一天六分。”
底下有人笑。
我往前站了一步。
“我出全勤,挑河泥的活我没落过一天,凭啥六分?”
刘金贵把钢笔盖上。
“凭你瘦。”
“凭你一顿吃不下二两,挑半筐就喘。”
他冲底下一摆手,“社员们说说,我压他了没?”
没人说话。有人看鞋尖,有人看天。
二爷赵守山往前拄了一步。他瘸着左腿,一只眼睛是白的。
“金贵,娃子爹娘走得早,你照应一下。”
“照应?”刘金贵把簿子合上,“守山叔,队里一百三十口人,照应谁都不照应他。”
他从碾盘上下来,走到我跟前,个子比我高半头。
“满仓啊,你们老赵家的命就这样。”
“你爹当年也是一天十分的好劳力。”
“后来呢?饿死在炕上。”
他拍了拍我肩膀上的土。
那只手一拍下来,我后脖颈的汗毛全立起来了。
这不是我的记忆,可这是我的名字,我的爹娘。
人群散的时候,队里的饲养员老周拎着两只鸡从牛棚出来,鸡脖子耷拉着。
他身后跟着一个小子扛着锹。
“老周叔,刨坑呢?”有人问。
“刨。”老周叹气,“队里二十六只鸡,死了十九。鸡冠全紫了,嘴里往外冒黏液。剩下几只也不行了。”
我脚底下一顿。
鸡冠发紫,口鼻黏液,拉绿稀粪。
这不是鸡瘟。这是禽霍乱。
鸡瘟我没办法,霍乱有药。
我三步撵上去。
“老周叔,还喘气的几只给我。”
老周手里的鸡晃了一下。
“娃子,这是瘟鸡,你要它干啥?死一屋子人赖你头上。”
“给我。”
刘金贵在后头听见了,转回身。
“病鸡也是队里的财产。”
他把簿子又翻开,钢笔尖在纸上点。
“三只,一块二。记你账上,年底分红里扣。”
“行。”我说。
全场院哄起来了。
有人笑得弯腰:满仓这是饿疯了,花一块二买三只死鸡。
刘金贵一边写一边抬眼睛看我,笔没停。
“按个手印吧。”
我咬破指头,按上去。
走回去的路上,虎子跟着我,一手拎一只鸡。
“满仓哥,这鸡眼睛都闭上了。”
我把那只最大的母鸡翻过来,摸它胸脯。还热,龙骨还没凸出来。
“它要给我开个头。”
【第二章】
村西有两间土坯房,矮得人进门得低头。
苏明堂住在里面。屯子里人背后叫他老苏头,说他是城里下来的,有问题。
我敲门的时候他正劈柴,手指头上缠着布条。
“苏叔,我要药。”
他看了我一眼,继续劈。
“我这儿没药。”
“磺胺嘧啶。有土霉素也行。”
斧子停了。
他把斧子往木头上一磕,转过来。
“你再说一遍?”
“队里死的鸡不是鸡瘟,是禽霍乱。巴氏杆菌。”我把怀里的母鸡掏出来,掰开它的嘴给他看,“你瞧,黏液是拉丝的。再看爪子,关节没肿。鸡瘟能有这么快,可鸡瘟拉的是绿白粪,不带这股腥。”
他蹲下来,捏着那只鸡的鸡冠看了很久。
“你一个没念过书的后生,哪儿听来的巴氏杆菌?”
“我小时候跟赵瞎子蹲过两年。”我说,“他走乡给牲口看病,我给他拎药箱。”
这是我从这身子的记忆里刨出来的,刨得正好。
屋里有人出来,姑娘,十八九,棉袄上套一件白大褂,洗得发灰,口袋里插一支体温计。
“爹,别给他。”她说,“上回你给了刘家的猪治病,药没了,队里又不给补。”
“杏儿。”苏明堂站起来,进屋,出来时手里两板药。
“三天,三只鸡你给我救活两只。”他把药塞我手里,“救不活,你给我挑三十担水。”
“救活了呢?”
“救活了你来告诉我,你用的多少剂量。”
我捧着药往外走,姑娘在后头喊了一声。
“喂。”
我回头,一个烤红薯砸到我怀里。
“这是给我爹的。”她把白大褂一掀,“他不爱吃。”
那红薯烫得我手心发疼,我一路都没松手。
回家我先烧火。
铁锅烧开水,刷鸡窝,拿草木灰混开水泼了三遍地,墙根撒石灰。
三只鸡分开放,一只一个破筐,筐底垫干草。
药片用碗底碾成面,温水化开,灌。灌完顺着嗓子往下捋。
第二天早上,那只小公鸡硬了。
我没舍不得,拎到后沟挖坑埋了,上头压石灰。
病鸡肉不能进嘴,这点规矩我不破。
剩下两只母鸡,第三天早上自己从筐里站起来了,脑袋一歪一歪找吃的。
我蹲在门口看着它们啄地,眼睛有点酸。
屯子里人没粮喂鸡,鸡都是放养,饿得像纸片。
我有办法。
后墙根挖了一个坑,一米深,把牛棚清出来的粪、烂菜叶、碎草一层一层码进去,泼水,上头盖烂草帘。
半个月,一锹下去全是蚯蚓,粉红色,一揪一把。
榆树叶撸下来剁碎掺麸皮。河滩上捡回来的碎骨头,灶里烧酥了砸成末。沙坑里筛出来的细沙砾单放一个瓦盆。
骨头末补壳,沙砾磨胃,蚯蚓顶蛋白。
十天,两只母鸡的鸡冠红了,红得立起来。
第十一天早上,我伸手进草窝里,摸到一个温的。
那个蛋在我手心里沉了一下。
我在院子里站了好一会儿。
两千多块钱的工资,二十块一只的进口雏鸡,我都见过。
一个鸡蛋,我没这么拿过。
我把蛋贴脸上放了一下,然后转身进屋,找出沈嘉文给我的半本旧账本。
沈嘉文是北京来的知青,戴眼镜,鸡窝都搭不好,字写得端正。
第一页我写: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收蛋一枚。
晚上我在鸡窝前点了半小时煤油灯。
灯一亮,鸡在底下咕咕叫,挪窝。
虎子趴在门口看。
“满仓哥,你烧灯油哄鸡玩?”
“它一天见十四个钟头的亮,比见十个钟头多下蛋。”
“你咋知道?”
“我蹲出来的。”
十天后,两只鸡一天两个蛋,一天没落过。
刘金贵老婆王桂香就来了。
她进门不叫人,直奔鸡窝,弯腰往里摸。
“听说你那瘟鸡下蛋了?”
“婶子。”
“你欠我们家一块二。”她手里捏着两个蛋站起来,“先抵上。一个蛋五分,你还得给我二十二个。”
她走出门口又回头。
“我家大奎说了,秋后腾屋。”
我蹲在院里,把手里那把蚯蚓一条一条扔进瓦盆。
鸡抢着吃,脖子一伸一缩。
那天夜里,有人敲我的窗户纸。
二爷站在窗外,怀里抱着一个油布包。
【第三章】
二爷进门先把门闩插上,又去看了看窗户纸有没有破洞。
然后他才把那个油布包放在炕上。
布包捆了三道麻绳,绳子都发糟了。
“开。”他说。
里面是一层塑料纸,塑料纸里面是三张纸。
一张是油印的表,上头有大队的红章,字已经发黄。
一九六一年一月,青山屯第七生产队救济粮分配表。
第四行:赵永福,家庭四口,高粱三十斤,地瓜干五十斤。
赵永福,我爹。
第二张是领粮条,下角一个黑手印。
第三张是半页纸,铅笔写的,字歪歪扭扭,划痕很深:
粮未到手。手印非我按。守山叔替我存着,等满仓长大。
二爷的手在膝盖上搓。
“你爹不是饿死的,是气死的。”
“腊月二十三,他从炕上爬下来,走三里地到大队部,要这三十斤高粱。”
“刘金贵让他在碾盘边上等着,说去查账。”
“从日头正中等到天黑。”
“你爹跪在那儿,棉袄冻在雪上,起不来。”
“刘金贵出来了,给了他一碗麸皮。”
我手指头掐进炕席里。
“后来呢。”
“你爹把那碗麸皮端回家,一口没吃,全给了你娘。”
“你娘兑了水,熬了三天的糊糊,全喂了你。”
“她自个儿喝的是刷锅水。”
二爷那只好眼睛也没看我,他看着房梁。
“你爹咽气那天,把这包东西塞给我,说:守山叔,你腿瘸,你能活得长。”
“我替他存了十六年。”
我没哭。
是这身子自己哭的,眼泪一串一串往下砸,砸在那张分配表上,我赶紧用袖子去擦纸。
擦完了我把纸叠好,一张一张抹平。
“二爷。”
“嗯。”
“这事能告吗?”
二爷终于看我了。
“能告。”
“可你今天去告,是啥?”
“是一个吃不上饭的四等劳力,咬一口大队会计。人家一句话就能定你个诬告。”
“我听着,就是三十斤粮,十六年,没凭据的东西。”
“你得先站住。”
他把拐棍往地上一戳。
“等哪天全屯子一百三十口人指着你吃饭,你再把这张纸拿出来。”
“那时候这才叫账。”
我把纸重新包好,爬上炕,踩着炕沿摸到房梁上的凹处,塞进去,拿一块土坯压上。
下来的时候我手在抖,不是怕。
是心里有东西烧着,烧得我胃都不饿了。
“二爷。”
“说。”
“你的锛子、刨子、还有那把细锯,借我三天。”
“你要干啥?”
“打个箱子。”
“打箱子干啥?”
“孵小鸡。”
二爷拿拐棍指着我。
“炕上孵?你知不知道十个蛋能臭九个?”
“我知道。”
我知道火炕孵化的三样命门:温度三十七度八,一天翻八回蛋,第七天照蛋拿掉白的。
公社的孵化房成活率六成,就是因为翻蛋不勤,中间烧死边上冻死。
我有手,我有的是时间,我能三十天不睡整觉。
“两只鸡,一天两个蛋,你攒到明年也攒不够一箱。”二爷说。
“我不攒。”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出门了。
我挨家敲门,一共敲了十八家。
“婶子,你家鸡是不是鸡冠紫了,蹲窝不起来?”
“大叔,你家那只芦花,是不是嘴里拉黏丝?”
“我给治。不要钱。”
“治好了,你给我两个蛋,要公鸡踩过的。”
屯子里的鸡那阵子正一片一片倒。谁家都心疼。
有的人把门一关:赵满仓你是不是想骗我家鸡。
有的人让我进了门。
第一家治活了四只。
第二家治活了七只。
第五家的老太太抓着我手腕哭,说那只芦花是她儿子当兵前留下的。
第六天上,十八家的门全开了。
我背回来三十九个蛋。
加上我自己攒的七个,四十六个。
二爷的锛子刨了三天,一个双层木箱,外头糊两层麻纸,底下铺谷壳,里头隔成十二格。
炕洞我重新掏过,灶眼堵了半块砖,让火道走慢。
苏明堂的体温计插在箱子中间那一格的谷壳里。
我把四十六个蛋大头朝上码进去,盖棉被。
这一夜我没睡。
两个钟头爬起来一次,翻蛋,手背试温,记数。
第七天夜里,我端着煤油灯照蛋。
一个一个举到灯前。
有十一个是清的,白亮亮一片,我挑出来。
剩下三十五个,灯一照,里头一张红色的网,网中间一个黑点在动。
我蹲在炕沿上,看着那个黑点动了很久。
虎子半夜起来撒尿,看见我手里举着蛋,吓得往后退。
“满仓哥,你眼睛咋了,红的。”
“没事。”
“你哭了?”
“灯烤的。”
第二十一天头上,天刚亮,箱子里“叽”了一声。
很细,像针扎了一下棉被。
我被子一掀,手伸进去,摸到一个湿漉漉、毛粘成缕的小东西,它在我手心里蹬。
我这辈子没这么稳地托过一样东西。
院门外响起来脚步,不止一个人。
刘金贵的声音:
“赵满仓,开门。”
【第四章】
门开了,院里站着四个人。
刘金贵中间,刘大奎在右边,后头跟着两个背着枪的民兵。
刘金贵先往屋里探了一眼。
“听说你炕上孵鸡?”
“孵了。”
“一户只准养三只鸡,这是规定。”他抬下巴,“你这一箱出来多少?”
“三十五。”
“三十五只。”他笑了,“赵满仓,你一个四等劳力,不下地,整天满屯子窜,你这是干啥?”
“你这是搞资本主义尾巴。”
刘大奎已经往屋里走了。
“爹,还费啥话。”
我横身挡在炕沿前。
“这箱蛋是十八家社员的,我给他家治鸡,人家给我的,有数。你要抬走,你问这十八家。”
刘金贵往后一仰头。
“桂香。”
王桂香从院门口进来,手里一张纸。
“这十八家都在这签了,说他们那是被你骗的。”
屋里的箱子又“叽叽”响起来,一声接一声。
刘大奎伸手就去掀棉被。
“别动!”
我扑上去抱他胳膊。那小子一肘子捣在我肋骨上,我半边身子麻了。
棉被被他掀起来一角,冷风灌进去。
我整个人压上去把被角按住,他一脚踹在我手腕上。
箱子歪了。
两个蛋滚出来,掉地上,壳破了。
里面是半成形的雏鸡,粘着血丝,腿还在抽。
那两下抽动,我这辈子忘不了。
我的脑子里有根线断了。
我从地上抓起那把细锯,站起来。
“刘大奎。”
“你再碰一下。”
我手上全是鸡壳的黏液,锯齿对着他。
两个民兵把枪往前一递,刘金贵手一摆,又让他们退下去。
他看着我,眼睛一点都不慌。
“满仓啊,你抄家伙?”
“你抄家伙打的是民兵。”
“这是啥罪,你算算。”
院门外忽然乱了。
虎子的声音先进来,他是跑着喊的,嗓子都劈了。
“郑主任来了!郑主任在二爷家!”
刘金贵脸上的笑收住了一半。
“哪个郑主任?”
“公社郑主任,还有县上戴眼镜那个姓马的,拿个皮包。”
我把锯放下,手背抹了一把脸。
“刘会计。”
“你搬。”
我把那个木箱往炕中间一推。
“这箱我不挪了。”
“你等郑主任来,你当着他的面搬。”
脚步声到了院门口。
一个穿黑棉大衣的中年人先进来,眉毛很粗,后头跟着一个背帆布包的瘦子,眼镜片厚得看不清眼睛。
苏明堂走在最后头,低着头。
郑怀德进屋第一句话不是问我。
他看着炕上那个糊了麻纸的箱子,问:
“这就是火炕孵化?”
“是。”我说。
“掀开。”
我把棉被揭了。
箱子里头,三十三只雏鸡挤在谷壳上,毛已经干了,一团一团,黄的,黑的,一动一片响。
地上还有两只湿的碎壳,带血。
郑怀德蹲下去,手伸进去托起来一只,掌心一捧,又放下。
“马技术员。”
姓马的凑过来,数了两遍,然后从帆布包里掏出本子。
“入孵四十六,照蛋出白蛋十一,受精蛋三十五,出壳三十五。”
“破了两个。”我说,“刚破的。”
马技术员笔停了,抬头看我,又看地上。
“这两个是人踩的?”
屋里没人说话。
郑怀德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谷壳。
“咱们公社孵化房,入孵一千,出雏六百二。”
“你这箱,去掉破的,三十三,九成四。”
他转头看刘金贵。
“刘会计。”
“我这次下来,是因为全公社死了四千三百只鸡。七个大队只有你们第七队报的是零。”
“零。”
他盯着刘金贵,“是谁的功劳?”
刘金贵的腰立刻弯下去半寸。
“是……是我们大队防疫抓得紧。”
马技术员推了下眼镜。
“用啥药抓的?”
“用的……用的消毒水。”
“剂量多少?”
刘金贵嘴唇动了两下,没出声。
马技术员转过脸,冲我。
“你说。”
“不是鸡瘟,是禽霍乱。”我说,“磺胺嘧啶拌料,一百斤料配三两,连喂三天,停两天再喂两天。重的灌服,一只半片化水。”
“病死的全埋,坑里撒石灰,鸡舍草木灰混开水泼三遍。病鸡不许进嘴,谁家煮了我端走。”
“我跑了十八家,灌了三百二十一只,活了二百九十七。”
屋里静了一会儿。
然后是二爷的拐棍点地的声音,一下,又一下。
“郑主任,我作证。他挨家灌的,一分钱没要,只要了两个蛋。”
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挤了一屯子人。
那位丢了芦花鸡的老太太在后头喊:
“我家的鸡是他救的!纸上那个名我按的时候,刘会计说是记工分的!”
王桂香手里那张纸往身后藏。
郑怀德没理她。
他从棉大衣里头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根,没点。
“赵满仓。”
“下个月十六,公社开春季副业会,你来讲这个炕箱子。”
“讲多长?”
“讲到人家都会了为止。”
他又转身。
“刘会计,社员养鸡下蛋卖给供销社,这是支援国家收购任务。”
“这不叫尾巴。”
“你把一户三只那条给我翻出来看看,哪个文件写的?”
散会的时候日头都偏了。
刘金贵走到我跟前,身子侧着,掐着嗓子说话,只有我俩能听见。
“满仓,有出息了。”
他抬手,掸掉我肩膀上一根草屑。
“不过啊,这屯子的户口本,还在我手里攥着。”
【第五章】
我的鸡从三十五只,养到了一百二十只。
公社批给我五十只的指标,蛋交供销社,记工分加补贴。剩下的我用鸡雏跟社员换了粮票和豆子。
那年秋天我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搭鸡舍。
二爷领着我用泥坯打了三面墙,南墙留窗,上头铺高粱秆加泥。地面铺干土,一周换一次垫料。
公鸡母鸡分栏。小鸡大鸡分群,不混养,混养就传病。
第二件,支豆腐坊。
我从邻屯收了一副废石磨,二十块,二爷修了磨眼。
屯子里人拿一斤黄豆来,我给二斤二两豆腐,豆渣我留。
一天磨三十斤豆子,出六十多斤豆腐,豆渣小半缸。
豆渣掺麸皮苞米面,鸡吃了下蛋壳厚,不破。
鸡粪我不扔,全进后墙根那个蚯蚓坑,上头盖草帘,坑边种了两畦白菜。
粪养蚯蚓,蚯蚓喂鸡,鸡粪肥地,地里出菜。这个圈一转起来,我的饲料钱砍掉一半。
第三件,熏鸡。
公鸡多,留着也是吃料。我挑出三十只,小公鸡去了势,养足五个月,长膘特别快。
杀了,开水褪毛,掏净,老汤卤。老汤是我自己起的:八角、花椒、桂皮、酱油、一把干辣椒,炖够两个钟头。
卤完了架在铁锅上头,锅底撒一把白糖,一把锯末,一把茶叶,盖上,中火。
糖烟一上来,皮就变色,油亮。
第一只出锅我撕了一条腿给虎子。
那小子咬了一口,站在那儿不动了。
“咋了?”
他眼泪下来了,嘴还嚼着。
“满仓哥,我没吃过这个。”
熏鸡我送到县招待所。头一回人家不收,说没有供货关系。
我把鸡放在桌上,撕开。
招待所的大师傅闻了一下,拿筷子夹了一块皮,嚼了两口。
“一只两块。要多少有多少?”
“一个月三十只。”
“再加十只。火车站那个小卖部要。”
那个月月底,我把钱摊在炕上数。
毛票、角票、几张大团结,一共两百一十块六毛。
这是一九七七年秋天,猪肉七毛二一斤,壮劳力干一年分红不到一百。
我拿着钱进了一趟县城,回来挑着担子,扁担两头压得弯。
东西我一样一样往外掏。
二爷的新棉袄,蓝布面,里头新棉花,我给他套上,他胳膊举着不敢弯。
“穿这么好的,我咋下地。”
“你不下地。”我说,“你给我打鸡笼,一个笼五毛,我给你记工。”
虎子娘的药,氨茶碱两瓶,大队卫生员教了用法。她那年冬天没犯大的,能坐起来纳鞋底了。
虎子一双胶底球鞋,他抱着不穿,说留着过年。我按着他脚给他套上,他往院子里跑了三圈。
苏明堂一副老花镜,杏儿一块花布,蓝底白花。
她接的时候手在白大褂上擦了两下,才伸过来。
“给我干啥。”
“上回那个红薯。”
“那是给我爹的。”
“你爹不爱吃。”我说。
她把布塞到胳膊底下,转身走了,走出去三步又回头。
“赵满仓。”
“嗯。”
“你那个熏鸡,给我爹留一只。他不吃肉,我吃。”
我自己买了一口新铁锅,二十斤白面,一斤半肥肉,一袋粗盐,两包红纸裹的糖块。
那天我炖了一锅鸡,白面馒头蒸了两屉。
二爷坐上席。虎子娘俩,苏家父女,沈嘉文。
肉在锅里咕嘟,油花顺着锅沿往上冒。
炕上挤了七个人,窗户纸糊不住那股味,整条街都闻着了。
门口蹲了一圈孩子,一个个脖子伸着。
我端着盆出去,一人手里塞一块。
有个三岁的小丫头不会拿,烫了手,她也不撒,把肉贴脸上。
墙外头有人骂。
是刘大奎,他在他家院里喊:
“狗肉上不了正席。”
屋里没人接他的话。
二爷夹了一块肉,没往自己碗里放,放在我碗里。
“你爹爱吃鸡皮。”他说。
我喉咙里那口馒头下不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挑着两筐蛋去公社供销社。
一共四百三十个,码得整整齐齐,中间垫谷壳。
收购员姓刘,刘有福,刘金贵的堂弟。
他把秤往旁边一推。
“你的蛋不收了。”
【第六章】
“为啥不收?”
刘有福把手里的算盘一拨。
“群众反映,你的蛋是病鸡下的。”
“吃了得鸡瘟。”
“鸡瘟不传人。”我说,“县畜牧站马技术员八月份在这柜台跟你讲过。”
“我不管传不传。”他把脸转开,“我这儿是国家的柜台,有风声我就不能收。”
“哪儿的风声?”
“群众。”
那天我把两筐蛋又挑回来,十六里路,肩膀磨出血。
事情不止这一桩。
县招待所退了货,说有人往县里打电话,讲青山屯用瘟死鸡做熏鸡吃死过人。
火车站小卖部也不要了。
我去大队部开证明信,办证明的桌子后头坐着刘金贵。
他连笔都没拿。
“不给开。”
“为啥?”
“你是四等劳力,秋收正忙,你出门是逃工。”
接着是自留地。
秋后调地,我那二分地从村东调到了河滩上,年年发水,一锹下去全是砂石。
接着是工。
挑河泥,全队二十个壮劳力轮,我被排了连着十二天。
天不亮出门,天黑透回家。鸡没人喂,蛋没人捡,豆腐坊停了。
屯子里的风也变了。
原先天天来换豆腐的婶子,隔着墙喊一声“满仓在家没”,现在从我门口过都加快脚步。
那只芦花鸡的老太太有天拉住我,往我手里塞了两个煮鸡蛋,说完一句话就走。
“娃,刘会计说了,谁跟你换豆腐,年底的粮本上要动数。”
十月二十六,夜里。
我挑完河泥回来,腰都直不起来,倒炕上就睡了。
半夜鸡舍里不对。
鸡叫得不对,不是惊,是闷,一声一声往下掉。
我光脚跑出去,推开鸡舍门,手里的煤油灯一照。
地上一片。
一百二十只鸡,倒了七十多只。
嘴角白沫,爪子蜷成拳头,有的还在抽。
我蹲下去就闻见了。
食槽里那层苞米面有股味,刺鼻,往嗓子里钻。
有机磷的味。
我手伸进食槽,抓起一把,拌得很匀,撒得很均。
这不是鸡瘟,这是人干的。
院门外头有动静。
二爷拄着拐赶来了,棉袄都没系扣。
“满仓!”
后头还有人跑。刘大奎领着两个人进了院,直奔鸡舍。
“干啥的!”二爷把拐棍横在门口。
“收缴。”刘大奎说,“你这鸡闹瘟,要全埋。”
“要埋你也不能动!”二爷一步跨过去,“县上有规矩,死鸡要送检!”
刘大奎伸手推他。
二爷左腿是瘸的,他站不稳,一屁股往后坐,后脑撞在院里那块碾盘的边上。
那一声,闷的。
血从他白头发里渗出来,一道一道,顺着脖子往棉袄领子里流。
我扑过去的时候他眼睛还睁着,手还往上抬,指着鸡舍。
“检……送检……”
虎子从黑地里冲出来,抱住刘大奎的腰,不撒手。
“我看见了!我看见你在食槽那边!”
刘大奎一巴掌抽在他脸上,又一巴掌。
虎子吐出一颗牙。
那小子满嘴血,还在喊: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天亮前,刘金贵带着三个人进了我家院子。
一张纸拍在桌上。
“赵满仓,有人举报你投机倒把,倒卖禽蛋、私自屠宰、串联社员。”
“跟我们走,到大队部写检查。”
我被关在大队部的仓房里。
三天。
仓房没有窗,门缝里透一条光,白天那条光从左边走到右边。
我靠墙坐着,头顶是一堆麻袋,落下来的糠末往脖子里钻。
我脑子里过的不是我的鸡。
是二爷的血顺着领子流。
是虎子吐出来的那颗牙。
是那张分配表上,我爹那三十斤高粱。
第三天下午门开了。
我出来的时候腿是软的,眼睛被太阳扎得睁不开。
我往家走。
走到我家院门口,站住了。
死鸡堆在门口,堆成一堆,没人管,身上爬着蝇。
鸡舍门敞着,剩下的几十只缩在角上,一个个脖子往里头抽。
院墙根立着二爷的新棉袄,蓝布面上一片干了的血,发黑。
虎子蹲在那堆死鸡边上,一只手捂着嘴,另一只手一点一点把鸡往一块归。
他看见我,哇地哭了。
“满仓哥,我喂过的,我天天偷着来喂,杏儿姐也来,她被大奎泼了一身鸡食……”
“二爷呢?”
“在炕上,三天没醒。”
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我没去刘家。
我蹲到鸡舍里,蹲到那个食槽前。
我把那层拌了药的苞米面,一把一把往外扒。
扒到食槽最里头的角,指头碰到一个硬的,凉的。
我捏出来。
一个钢笔帽。
金属的,笔夹磨得发亮。
【第七章】
那天夜里我在灯下做了四样东西。
第一样,两个坛子。
一坛装三只死鸡,一坛装食槽里的料。坛口糊泥,泥上按手印,手印上压纸条,写明日期、重量、取样地点。
苏明堂趴在桌上写送检单,写了三遍,手抖得字歪。
“县防疫站化验科姓董的,我的老同事。”他把单子折好,“你要抬着这两个坛子去,比抬你自己的脑袋重要。”
杏儿把坛子往背篓里塞干草。
“我送。”她说,“我是卫生员,我有公社卫生院的介绍信,我走路上没人查我。”
第二样,三份材料。
沈嘉文的钢笔尖在煤油灯下划纸,划到后半夜。
第一份给县畜牧站:报疫情,请求确认死因,附我的饲养记录,一百二十只鸡的进栏日、防疫日、用药日、产蛋日,一天一行,一行不缺。
第二份给公社党委:举报供销社收购员刘有福拒收国家派购任务内的鲜蛋,无依据散布鸡瘟传人谣言,附我四百三十个蛋的过秤单据和他拒收那天的日期。
第三份给县供销公司:附县招待所的交货条子八张,退货通知一张,退货通知上有一句话,有人反映你们那边吃死过人。
我在那句话下头划了道。
“吃死过人,死的是谁,哪天死的,埋在哪儿。”我说,“让他把名字写出来。”
沈嘉文抬头,眼镜片上一层光。
“赵满仓,你这不是种鸡的脑子。”
“这是记工分的脑子。”我说,“账得有数。”
第三样,一个火柴盒。
钢笔帽放进去,盒子上我用铅笔写了日期和位置:食槽北头内角,十月二十七晨。
第四样,一口锅。
我把家里最后两只活着的大母鸡抓了一只,当院宰了。
虎子拉我胳膊。
“满仓哥,就剩这几只了。”
“杀。”
十一月初三,公社在场院上开防疫现场会。
郑怀德来了,马技术员来了,县防疫站姓董的也来了,提着一个铝皮箱子。
一百三十口人围了三层。
刘金贵站在前头,手里还是那本工分簿,怀里抱着。
郑怀德先让马技术员说。
马技术员把我的饲养记录举起来。
“社员赵满仓,从入孵到现在六个月,一百二十三只鸡的记录,一天不落。”
“全公社三十一个大队,这样的记录我只见过这一份。”
然后他把本子放下。
“十月二十六夜里,他死了七十八只鸡。”
“今天我要说的是,这不是瘟。”
姓董的打开铝皮箱子,抽出一张纸,念。
“送检病死鸡三只,胃内容物检出有机磷类农药成分。送检饲料一份,同检出。”
“同批鲜蛋三十枚,抽检合格。”
“死因为中毒,非传染病。”
场院上先是静,然后炸了。
那只芦花鸡的老太太第一个喊:
“我就说了!他救我家鸡的时候一分钱没要!”
刘金贵往前半步。
“郑主任,中毒也是他自己管理不严,老鼠药放错了地方。”
“老鼠药?”姓董的把那张纸翻过来,“有机磷不是老鼠药。”
“再说,老鼠药能自己拌匀,还能只拌一个食槽?”
我往前走了两步,对着人群。
“虎子。”
虎子从他娘身后出来,整个人在抖。
他走到场院中间,先往地上一跪。
跪的不是刘家,是我。
“满仓哥,我有事瞒你。”
“去年秋天,大奎拿一双球鞋跟三十斤苞米,让我告他你家的蛋藏哪儿,鸡夜里关不关门。”
“我娘咳血,我……我说了。”
“后来你给我买了鞋,我这鞋穿不上脚。”
全场院的眼睛都在他身上。
我把他拉起来。
我没骂他,一句都没骂。
“把后头的话说完。”
虎子抹了一把脸。
“十月二十六夜里,我起夜,看见两个人翻的墙。”
“一个是大奎。他拿手电照食槽,钢笔从兜里掉出来,笔帽滚进去了,他摸了半天没摸着,骂了一句,走了。”
我从怀里掏出那个火柴盒。
打开,倒在手心,举高。
“刘大奎,你那支钢笔呢?”
人群里一阵挤。刘大奎在后头,一只手下意识地捂住胸口。
他捂的那块,军绿褂子上别着一支钢笔。
光秃秃的,没有帽。
姓董的伸手:“拿来对一下。”
刘大奎转身就跑。
两个民兵在场院口把他按住了。
笔帽套上去,严丝合缝,笔夹上的磨痕接着的。
刘金贵的腰忽然弯下去了,弯得很快。
他扑过去,对着他儿子脸上啪啪两下。
“你这个畜生!”
“郑主任,是他!是他自己干的!我一点不知道!我天天教他要跟社员和睦!”
那两巴掌打得很响。
我看着他打。
打完他转过来,朝着我,脸上的肉全堆在一块。
“满仓,叔给你赔。七十八只鸡,叔赔你双份。”
“叔再给你写个条子,说明白你的鸡没病。”
“你给叔写一句谅解的话,就一句,你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我手里正端着一瓢鸡食。
我没停手,一瓢撒进去,剩下的几十只鸡挤过来,咕咕地啄。
“刘会计。”
“我手脏。”
他的手在半空停了一下,又收回去搓裤子。
刘大奎当天被带走了。投毒、毁坏财物、致人重伤。二爷在炕上躺了十一天,醒过来第一句话是问送检没送。
刘有福停职。
刘金贵的会计撤了,还是社员,一天挣八分。
他走出我家院门的时候,我叫住他。
“刘金贵。”
他回头。这是我第一次没叫他会计。
“六一年腊月二十三,我爹在那个碾盘边上,跪了多久?”
他的腿软了一下,扶住了门框。
【第八章】
一九七九年春天,政策又松了一层。
公社把村东那片荒坡和那座塌了一半的旧砖窑发包,五年,一年三百块。
报名的只有我一个。
砖窑我没拆,掏空了做孵化房。土坯墙厚,保温好,六个炕箱排一排,一个洞一个洞地烧。
荒坡上盖了三栋鸡舍,长二十米,南窗,水泥地面我出钱抹的,一次抹了四吨水泥。
那年我出了一万九千只雏。
成活率我压在九成一到九成三之间。马技术员来数过三回,第三回他把本子一合,说了一句话。
“我在县站干了二十年,我得管你叫老师。”
雏鸡我不单卖。
我在场院上贴了一张纸,沈嘉文写的,墨写的大字。
一,赊雏鸡,赊药,赊料,年底结账扣本钱。
二,我包技术,谁家鸡病了,我到家。
三,蛋由我统一过秤交供销社,价钱随国家牌价,一分不扣。
四,死一只报一只。谁把病鸡偷着卖到集上,断供,不再往来。
头一天报名九户。
第三天二十二户。
到秋天,青山屯一百三十口人,家家院里都有鸡在叫。
一个鸡蛋五分六,一天三个,一个月五块多。那年头一个月五块钱是啥,是半个壮劳力的分红。
秋后结账那天,我在场院上支了一张桌。
沈嘉文念名字,我数钱。
王德贵家,交蛋一千四百一十个,扣雏鸡料钱,净得四十七块八。
李秀兰家,交蛋两千二百个,净得七十一块二。
那只芦花鸡的老太太,她孙子抱着钱袋子站在凳子上数,数一张喊一声。
数到最后一户,天黑了。
人没散,都站在场院上。
十月的夜,北风,可场院上一片热气。
王桂香就是这天来的。
她挤到桌前,手里攥着个布兜。
“满仓,给婶子二十只雏。”
“钱我现在给,我给双倍。”
桌边一下安静了。
我把算盘珠子推回原位。
“不卖。”
“你贴纸上写的,社员都能赊。”
“我写的是社员都能赊。”我说,“我没写刘家。”
“赵满仓你——”
“婶子。”我站起来,“我怕我的鸡死在你家食槽里。”
“死一回,又得有人上县里打电话,说青山屯的鸡吃死过人。”
场院上有人笑出来,一个带一片,笑得人往后退。
王桂香的布兜掉地上,铜钱散了一圈。
她蹲下去捡,捡了几个,不捡了,哭着跑了。
那年冬天屯子里通了电。
是我为了鸡舍补光去公社跑的,电线杆子我出一半钱,三百六十块,大队出一半。
杆子从公社牵到屯子口,又从屯子口分进各家。
通电那天夜里,一百三十口人站在街上。
电工在屯子口合闸。
一条街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有人在喊,有人在拍手,有个老头把帽子摘了拿在手里。
虎子站在我旁边,仰着头看灯泡。
“满仓哥,我娘说这灯跟太阳似的。”
二爷拄着我给他打的新拐,站在他家门口。
灯光照在他头上,白头发全是亮的。
他冲我摆手,叫我过去。
我过去了,他把我手拉住,拉得很紧。
“满仓。”
“该拿出来了。”
我没说话。
“现在你站住了。”他说,“你拿出来,这叫账。”
刘家没闲着。
刘金贵先是挨家说我:赵满仓一个人挣全屯子的钱,他是雇你们给他干活。
没人听。
他接着往上走。
他跑了一趟县里,写了材料,告我雇工剥削,告我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那年头这顶帽子还能砸死人。
十二月,县里来了三个人查账。
查了四天。
我把账本全搬出来,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那页开头,收蛋一枚。
分成比例写在鸡舍白墙上,墨字,二十二户每家按了章。
赊出去的雏鸡数、药量、回收的蛋数、结的钱数,一笔一笔对。
查账的人叫社员一户一户问。
二十二户,没一户说我多拿过一分。
第四天下午,领头那位把账本合起来,推了下帽子。
“你这不叫雇工,你这叫联户专业组。”
“县里正找典型,下个月广播站来录你。”
他起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回来了。
他翻开账本最后一页。
那一页我自己写的,挂在应收上,十八年没动。
“这一笔。”
他手指按着那行字。
“高粱三十斤,地瓜干五十斤,一九六一年一月。”
“欠账人是谁,你怎么没写名字?”
我把房梁上那块土坯挪开,取下那个油布包。
三道麻绳我一道一道解开。
分配表摊在桌上,红章朝上。
“我现在写。”
【第九章】
一九八零年腊月十二,场院上挂了两个一百瓦的灯泡。
全屯子的人都来了,没人喊,自己来的。
公社来了两个人,县里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公安局的,姓何,提着一个牛皮纸袋。
碾盘旁边摆了一张桌子。
桌上摊着三样东西。
一九六一年一月青山屯第七生产队救济粮分配表,第四行,赵永福,高粱三十斤,地瓜干五十斤。
一张领粮条,下角一个黑手印。
半页铅笔字:粮未到手,手印非我按。
刘金贵站在桌子对面。
他头发白了一半,棉袄袖口磨出了棉花。
他看见那张表的时候,身子往前倾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
“这是啥?”
“这玩意儿早就烧了。”
场院上没人说话。
姓何的把本子往前推了一寸。
“刘金贵,你刚说啥,再说一遍。”
刘金贵的嘴张着,没合上。
那一句话是他自己撂出来的,一百三十口人都听见了。
姓何的从牛皮纸袋里抽出两张纸。
“这张领粮条上的手印,经县局比对,不是赵永福的。”
“是左手拇指。”
“纹线与刘金贵本人左手拇指一致。”
刘金贵往后退了半步,踩在自己的鞋跟上。
“胡说,谁按手印用左手……”
“你用。”姓何的把第二张纸举起来,“一九六一年到六五年,大队十一份单据上你代人按的手印,全是左手拇指。你自己签字的那些,右手握笔。”
人群里挤出来一个人。
老周。
队里喂牛的,背驼得厉害,六一年他是保管员。
他走到桌前先看我,再看刘金贵,手在裤腿上擦了半天。
“我说。”
他嗓子哑。
“那五十斤地瓜干跟三十斤高粱,我过的秤。”
“过完秤,没进赵家的面袋。”
“进的是刘会计家的面袋,蓝布的,角上补了一块。我帮着抬的,抬到他家的西屋。”
“他给了我二斤高粱,叫我管住嘴。”
“那二斤高粱我熬了糊糊,我儿子喝的。”
“我儿子现在三十一了,娃都会跑了。”
“我这十九年,一进牛棚就想起赵永福跪在碾盘边上那个样。”
他说完,往我这边一跪。
我上去把他扶起来。
扶起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在哭,哭得站不住,我托着他胳肢窝。
“老周叔。”
“那二斤高粱,你折成钱还到大队。”
“你的秤,今天过得对。”
我转过身。
一百三十口人,两个灯泡,灯泡下头飘着雪粒。
刘金贵的腿先软的。他扶了一下碾盘,没扶住,坐到地上去了。
然后他爬起来,跪着往前挪,挪到我脚边,手抓住我的裤脚。
“满仓。”
“叔错了。”
“六一年那年头,谁家不饿,我家四个孩子……”
他的额头往地上磕,一下,又一下,磕出一个土印。
“我把砖房给你,三间都给你。我把自留地给你。”
“你给公社说句话,你说一句你谅解,我儿子还能早回来两年……”
我没扶他。
我蹲下去,把他的手从我裤腿上一根一根掰开。
然后我站起来,把桌上那张分配表举高,举过头顶,让后头的人都能看见。
“六一年腊月二十三。”
“我爹从炕上爬下来,走三里地,到这个场院,要他的三十斤高粱。”
“你让他在这个碾盘边上等。”
“从日头正中等到天黑。”
“他跪着,棉袄冻在雪上,起不来。”
“你出来,给了他一碗麸皮。”
“那碗麸皮他一口没吃,端回家给了我娘。我娘兑水熬了三天,全喂了我。”
“她自己喝的是刷锅水。”
我把表放下。
“现在你跪在这儿,要我给你一句话。”
“行。”
我回头。
“虎子。”
虎子和沈嘉文从架子车上搬下来两个袋子,往刘金贵面前一放。
一袋高粱三十斤,一袋地瓜干五十斤。袋口敞着,粮在灯底下黄得发亮。
“这是六一年我家该得的数。”
“我替你还清了。”
“从今天起,你不欠我家粮。”
刘金贵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全是血丝。
“你欠我爹娘两条命。”
“那笔账我不跟你算。”
“公社跟你算,县里跟你算,法院跟你算。”
“我只跟你说一句。”
我往后退了一步,让灯光直接打在他脸上。
“以后我青山屯杀鸡炖肉,家家都有份。”
“就你家没有。”
场院上一百三十口人,没一个出声。
雪粒落在那两袋粮上,落在他脖子里。
他忽然哭了,不是嚎,是喃喃,一句一句听不清,手伸出来在地上抓那些地瓜干,抓起来又漏下去。
散会的时候我没回头。
后头的处理我是听来的。
刘金贵退赔侵占的救济粮折现,加罚。三间砖房卖了一间还债。伪造手印、贪占救济粮,县局立了案。他被开除了籍,公社的广播里念了两天。
王桂香收拾了包袱回娘家。
刘大奎在农场劳改,判的是七年。
刘有福撤了职,调去粮库看大门。
腊月二十八,屯子里家家杀鸡。
那天街上的烟都是香的,谁家锅里都有油。
刘金贵家的烟囱不冒烟。
我挑着两桶水从他家门口过,他蹲在墙根底下,手里攥着一根柴,脖子伸着,往街上闻。
他看见我,低头让路。
我没看他。
【第十章】
一九八一年腊月二十九。
我家新房落成四个月。
五间,青砖到顶,玻璃窗,东屋盘了新炕,炕沿是二爷亲手刨的,刨了十一天,手摸上去不挂一丝毛刺。
正屋靠墙三口大缸。
第一口白面,第二口苞米面,第三口大米。
缸盖子我掀开给虎子看过一回,他把手插进白面里,插到手腕。
“满仓哥,这够吃几年?”
“吃不完就送人。”
四年前的那个早上,我睁眼看见的也是一口缸,缸底冲着我亮,一粒米没有。
那天我饿得胃抽筋。
那口缸我没扔,刷干净了,现在搁在院里装鸡食。
砖窑那边,鸡舍三栋变成六栋,三千一百只蛋鸡,一天两千三百多个蛋。
全公社交到县里的鲜蛋任务,一半出在青山屯。
跟我养鸡的二十二户变成四十一户,去年户均多挣四百三十块。屯子里新盖的砖房十一间,两户买了自行车,一户买了缝纫机。
马技术员带着县里的学习班来过三次,第三次我站在孵化房门口讲了四个钟头,讲完嗓子哑了三天。
苏明堂的事落实了,县畜牧站把他请回去当技术顾问,一个月四十八块。他回县里住了半年,这回过年又回屯子来了,说这边的炕热。
腊月二十六那天,我和杏儿去公社领了证。
走回来的路上下了雪,十六里,她走前头,手一直攥着那张纸。
“赵满仓。”
“嗯。”
“你当初给我那块布,我做了两件褂子。”
“做了两件干啥。”
“一件我的,一件你的。”她没回头,“我娘留了个银镯子,我爹昨天给我的,用红布包着。”
“他还塞了一本笔记在里头,手写的,鸡病牛病猪病,二百七十多页。”
“他说这是嫁妆。”
年夜饭是二十九晚上吃的,提前一天,因为三十那天各家要来串门。
大铁锅炖阉鸡,整三只,加粉条,加冻豆腐,锅边贴苞米面饼子。
白面饺子两样馅,酸菜猪肉的,鸡蛋韭菜的。韭菜是我在鸡舍后头那个暖棚里种的,腊月里绿得扎眼。
熏鸡切了一盘,皮亮,刀一压往下渗油。
冻梨泡在凉水里,一盆。
红纸裹的糖块堆在盘里,虎子他小外甥抓了一把揣兜。
一瓶高粱酒,二爷开的。
炕上坐了十一个人。
二爷上席。他瘸得比前几年厉害,拐棍放在手边。头上那道疤被头发盖住了,他总爱用手指头去挠。
虎子坐我旁边,今年十九,联户养鸡组的技术员,一个月二十八块。他爱穿白褂子,口袋插两支钢笔,谁家鸡病了他半夜也去。
虎子娘坐在我娘的位子那边,她今年犯病只犯了两回,能自己纳鞋底。
老周也来了。他那二斤高粱的钱还了大队,在场院上当着人说了一回。他坐在最边上,一直给别人夹菜。
沈嘉文回了一趟北京,过年又回来了,说他要考大学,考农学。
苏明堂戴着我买的那副老花镜,镜腿用线缠了一圈。
肉在锅里咕嘟。
窗户上一层白气,外头有小孩放鞭。
鸡舍那边的灯还亮着,一排一排,隔着雪看过去,像一溜小太阳——这话是虎子说的,我说你别瞎编。
我盛了两碗白米饭。
拿到西墙那张小桌上,一碗一碗摆好,一碗上压一块鸡肉,一碗上压一个饺子。
小桌上立着两个相框,是我去县城照相馆找人翻拍放大的,照片原本只有一张,模糊,照相馆的师傅修了半个月。
我站在那儿,手扶着桌沿。
“爹。”
“娘。”
“今年咱家的缸是满的。”
“三口,一口白面,一口苞米面,一口大米。”
“院里的鸡三千一百只。屯子里通了电,街上有灯。”
“我媳妇叫苏杏儿。她坐那头,正给二爷夹鸡皮。”
“二爷替你存了十六年的东西,交上去了。账清了。”
“你那三十斤高粱,我还给你了。”
我把一碗饭往前推了推。
“吃吧,是新米。”
身后的炕上,二爷把酒盅端起来。
“满仓,过来。”
我回去坐下,他给我倒了半盅。
“这酒我不敬你。”他说,“我敬你爹。”
“他那年把包东西塞给我,说守山叔你腿瘸你活得长。”
“我活到了。”
屋里没人说话,都举着盅。
那一口酒我咽下去,从喉咙一直烧到胃。
饭吃到一半,门外有人。
虎子起身去看,回来小声跟我说。
“刘金贵在院墙外头站着。”
屋里安静了一下。杏儿抬头看我。
“要不要赶他走?”虎子问。
我夹了一个饺子,咬开,烫得我换了两下手。
“不用。”
“让他站。”
虎子又出去瞧了一回。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摇头。
“走了。”
饺子端上第二屉的时候,街上有人敲锣,孩子在雪地里跑,谁家的鞭炮炸得整条街都响。
杏儿把一块鸡腿放到我碗里。
“吃啊,看啥呢。”
我在看那三口缸。
缸盖子压得严严实实,雪落在盖上,一层白。
我这个名字是我爹给起的。
赵满仓。
他起这个名的时候,家里的缸里一粒米都没有。
我用了四年,今年才算配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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