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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 : 丛林文学网 > 打脸逆袭 > 荒年满仓:你们笑我养鸡,后来跪着求我分肉_精选章节

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05 12:04:33

我穿过去的第一件事,是被人从锅沿上抢走了半块苞米饼子。

缸是空的,炕是凉的,工分是全队最低的。

大队会计说,这破屋留着也是浪费,正好给他儿子娶媳妇。

我没系统,没金手指,只讨来三只等着刨坑埋的瘟鸡。

四年后,全屯子的肉香里,他跪在我门口磕头。

我只问了他一句:六一年我爹那三十斤高粱,你吃着香吗?

【第一章】

我是被饿醒的。

胃里空得抽筋,一下一下往后背里扯。

睁开眼,头顶是黑透的房梁,一张破网吊在上面晃。

身上压的被子硬得能立起来,露出的棉絮是黑的。

炕凉,凉透了。

我前一晚还在养鸡场的值班室,盯着三号棚的水线,趴桌上眯了一会儿。

这会儿我躺在一间土屋里。

墙是黄泥抹的,墙角一口水缸,缸底冲着我亮,一粒米没有。

脑子里忽然挤进来一堆不属于我的东西。

赵满仓,二十二。青山屯第七生产队社员。爹娘六一年冬天走的。三间土屋,房顶漏。自留地二分。工分四等。

我叫赵满仓。

这缸比我的脸干净。

门板被一脚踹开,寒气灌进来。

“赵满仓,还在炕上挺着呢?”

进来的小子穿军绿褂子,胸口别一支钢笔,笔帽上的夹子磨得发亮。

记忆告诉我他是谁。刘大奎,大队会计刘金贵的儿子。

他眼睛往锅台上一扫,手伸过去,抓起锅沿那半块苞米面饼子。

那是这身子前两天从嘴里省下的,留着今早下地吃。

“放下。”我扑过去。

他胳膊一横,把我顶回炕沿,饼子塞进嘴里,嚼。

“你那二分地的苞米,还是我爹批的。”他腮帮子鼓着,“吃你一口叫还账。”

饼渣从他嘴角掉到地上。

我盯着那几粒渣,胃里那只手攥紧了。

“还有个事。”他用袖子抹嘴,“秋后我娶媳妇,你这三间屋腾出来。东头马棚还能住人,你搬。”

“这是我爹留的屋。”

“你爹?”他笑出声,“你爹连自己的命都没留住。”

他走了,门板在风里拍。

虎子蹲在我门槛上,十五岁,脖子细,手背冻出一道一道血口。

“满仓哥,上工了。场院评工分呢。”

场院上站了四五十口人,谁的棉袄都打着补丁。

碾盘上坐着一个穿蓝制服的中年人,怀里抱着工分簿,钢笔在手指上转。

刘金贵。

他把簿子一翻,念名字。

念到我,他停了,抬眼睛。

“赵满仓,去年全年两千一百分,队里最低。”

“今年还按四等算,一天六分。”

底下有人笑。

我往前站了一步。

“我出全勤,挑河泥的活我没落过一天,凭啥六分?”

刘金贵把钢笔盖上。

“凭你瘦。”

“凭你一顿吃不下二两,挑半筐就喘。”

他冲底下一摆手,“社员们说说,我压他了没?”

没人说话。有人看鞋尖,有人看天。

二爷赵守山往前拄了一步。他瘸着左腿,一只眼睛是白的。

“金贵,娃子爹娘走得早,你照应一下。”

“照应?”刘金贵把簿子合上,“守山叔,队里一百三十口人,照应谁都不照应他。”

他从碾盘上下来,走到我跟前,个子比我高半头。

“满仓啊,你们老赵家的命就这样。”

“你爹当年也是一天十分的好劳力。”

“后来呢?饿死在炕上。”

他拍了拍我肩膀上的土。

那只手一拍下来,我后脖颈的汗毛全立起来了。

这不是我的记忆,可这是我的名字,我的爹娘。

人群散的时候,队里的饲养员老周拎着两只鸡从牛棚出来,鸡脖子耷拉着。

他身后跟着一个小子扛着锹。

“老周叔,刨坑呢?”有人问。

“刨。”老周叹气,“队里二十六只鸡,死了十九。鸡冠全紫了,嘴里往外冒黏液。剩下几只也不行了。”

我脚底下一顿。

鸡冠发紫,口鼻黏液,拉绿稀粪。

这不是鸡瘟。这是禽霍乱。

鸡瘟我没办法,霍乱有药。

我三步撵上去。

“老周叔,还喘气的几只给我。”

老周手里的鸡晃了一下。

“娃子,这是瘟鸡,你要它干啥?死一屋子人赖你头上。”

“给我。”

刘金贵在后头听见了,转回身。

“病鸡也是队里的财产。”

他把簿子又翻开,钢笔尖在纸上点。

“三只,一块二。记你账上,年底分红里扣。”

“行。”我说。

全场院哄起来了。

有人笑得弯腰:满仓这是饿疯了,花一块二买三只死鸡。

刘金贵一边写一边抬眼睛看我,笔没停。

“按个手印吧。”

我咬破指头,按上去。

走回去的路上,虎子跟着我,一手拎一只鸡。

“满仓哥,这鸡眼睛都闭上了。”

我把那只最大的母鸡翻过来,摸它胸脯。还热,龙骨还没凸出来。

“它要给我开个头。”

【第二章】

村西有两间土坯房,矮得人进门得低头。

苏明堂住在里面。屯子里人背后叫他老苏头,说他是城里下来的,有问题。

我敲门的时候他正劈柴,手指头上缠着布条。

“苏叔,我要药。”

他看了我一眼,继续劈。

“我这儿没药。”

“磺胺嘧啶。有土霉素也行。”

斧子停了。

他把斧子往木头上一磕,转过来。

“你再说一遍?”

“队里死的鸡不是鸡瘟,是禽霍乱。巴氏杆菌。”我把怀里的母鸡掏出来,掰开它的嘴给他看,“你瞧,黏液是拉丝的。再看爪子,关节没肿。鸡瘟能有这么快,可鸡瘟拉的是绿白粪,不带这股腥。”

他蹲下来,捏着那只鸡的鸡冠看了很久。

“你一个没念过书的后生,哪儿听来的巴氏杆菌?”

“我小时候跟赵瞎子蹲过两年。”我说,“他走乡给牲口看病,我给他拎药箱。”

这是我从这身子的记忆里刨出来的,刨得正好。

屋里有人出来,姑娘,十八九,棉袄上套一件白大褂,洗得发灰,口袋里插一支体温计。

“爹,别给他。”她说,“上回你给了刘家的猪治病,药没了,队里又不给补。”

“杏儿。”苏明堂站起来,进屋,出来时手里两板药。

“三天,三只鸡你给我救活两只。”他把药塞我手里,“救不活,你给我挑三十担水。”

“救活了呢?”

“救活了你来告诉我,你用的多少剂量。”

我捧着药往外走,姑娘在后头喊了一声。

“喂。”

我回头,一个烤红薯砸到我怀里。

“这是给我爹的。”她把白大褂一掀,“他不爱吃。”

那红薯烫得我手心发疼,我一路都没松手。

回家我先烧火。

铁锅烧开水,刷鸡窝,拿草木灰混开水泼了三遍地,墙根撒石灰。

三只鸡分开放,一只一个破筐,筐底垫干草。

药片用碗底碾成面,温水化开,灌。灌完顺着嗓子往下捋。

第二天早上,那只小公鸡硬了。

我没舍不得,拎到后沟挖坑埋了,上头压石灰。

病鸡肉不能进嘴,这点规矩我不破。

剩下两只母鸡,第三天早上自己从筐里站起来了,脑袋一歪一歪找吃的。

我蹲在门口看着它们啄地,眼睛有点酸。

屯子里人没粮喂鸡,鸡都是放养,饿得像纸片。

我有办法。

后墙根挖了一个坑,一米深,把牛棚清出来的粪、烂菜叶、碎草一层一层码进去,泼水,上头盖烂草帘。

半个月,一锹下去全是蚯蚓,粉红色,一揪一把。

榆树叶撸下来剁碎掺麸皮。河滩上捡回来的碎骨头,灶里烧酥了砸成末。沙坑里筛出来的细沙砾单放一个瓦盆。

骨头末补壳,沙砾磨胃,蚯蚓顶蛋白。

十天,两只母鸡的鸡冠红了,红得立起来。

第十一天早上,我伸手进草窝里,摸到一个温的。

那个蛋在我手心里沉了一下。

我在院子里站了好一会儿。

两千多块钱的工资,二十块一只的进口雏鸡,我都见过。

一个鸡蛋,我没这么拿过。

我把蛋贴脸上放了一下,然后转身进屋,找出沈嘉文给我的半本旧账本。

沈嘉文是北京来的知青,戴眼镜,鸡窝都搭不好,字写得端正。

第一页我写: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收蛋一枚。

晚上我在鸡窝前点了半小时煤油灯。

灯一亮,鸡在底下咕咕叫,挪窝。

虎子趴在门口看。

“满仓哥,你烧灯油哄鸡玩?”

“它一天见十四个钟头的亮,比见十个钟头多下蛋。”

“你咋知道?”

“我蹲出来的。”

十天后,两只鸡一天两个蛋,一天没落过。

刘金贵老婆王桂香就来了。

她进门不叫人,直奔鸡窝,弯腰往里摸。

“听说你那瘟鸡下蛋了?”

“婶子。”

“你欠我们家一块二。”她手里捏着两个蛋站起来,“先抵上。一个蛋五分,你还得给我二十二个。”

她走出门口又回头。

“我家大奎说了,秋后腾屋。”

我蹲在院里,把手里那把蚯蚓一条一条扔进瓦盆。

鸡抢着吃,脖子一伸一缩。

那天夜里,有人敲我的窗户纸。

二爷站在窗外,怀里抱着一个油布包。

【第三章】

二爷进门先把门闩插上,又去看了看窗户纸有没有破洞。

然后他才把那个油布包放在炕上。

布包捆了三道麻绳,绳子都发糟了。

“开。”他说。

里面是一层塑料纸,塑料纸里面是三张纸。

一张是油印的表,上头有大队的红章,字已经发黄。

一九六一年一月,青山屯第七生产队救济粮分配表。

第四行:赵永福,家庭四口,高粱三十斤,地瓜干五十斤。

赵永福,我爹。

第二张是领粮条,下角一个黑手印。

第三张是半页纸,铅笔写的,字歪歪扭扭,划痕很深:

粮未到手。手印非我按。守山叔替我存着,等满仓长大。

二爷的手在膝盖上搓。

“你爹不是饿死的,是气死的。”

“腊月二十三,他从炕上爬下来,走三里地到大队部,要这三十斤高粱。”

“刘金贵让他在碾盘边上等着,说去查账。”

“从日头正中等到天黑。”

“你爹跪在那儿,棉袄冻在雪上,起不来。”

“刘金贵出来了,给了他一碗麸皮。”

我手指头掐进炕席里。

“后来呢。”

“你爹把那碗麸皮端回家,一口没吃,全给了你娘。”

“你娘兑了水,熬了三天的糊糊,全喂了你。”

“她自个儿喝的是刷锅水。”

二爷那只好眼睛也没看我,他看着房梁。

“你爹咽气那天,把这包东西塞给我,说:守山叔,你腿瘸,你能活得长。”

“我替他存了十六年。”

我没哭。

是这身子自己哭的,眼泪一串一串往下砸,砸在那张分配表上,我赶紧用袖子去擦纸。

擦完了我把纸叠好,一张一张抹平。

“二爷。”

“嗯。”

“这事能告吗?”

二爷终于看我了。

“能告。”

“可你今天去告,是啥?”

“是一个吃不上饭的四等劳力,咬一口大队会计。人家一句话就能定你个诬告。”

“我听着,就是三十斤粮,十六年,没凭据的东西。”

“你得先站住。”

他把拐棍往地上一戳。

“等哪天全屯子一百三十口人指着你吃饭,你再把这张纸拿出来。”

“那时候这才叫账。”

我把纸重新包好,爬上炕,踩着炕沿摸到房梁上的凹处,塞进去,拿一块土坯压上。

下来的时候我手在抖,不是怕。

是心里有东西烧着,烧得我胃都不饿了。

“二爷。”

“说。”

“你的锛子、刨子、还有那把细锯,借我三天。”

“你要干啥?”

“打个箱子。”

“打箱子干啥?”

“孵小鸡。”

二爷拿拐棍指着我。

“炕上孵?你知不知道十个蛋能臭九个?”

“我知道。”

我知道火炕孵化的三样命门:温度三十七度八,一天翻八回蛋,第七天照蛋拿掉白的。

公社的孵化房成活率六成,就是因为翻蛋不勤,中间烧死边上冻死。

我有手,我有的是时间,我能三十天不睡整觉。

“两只鸡,一天两个蛋,你攒到明年也攒不够一箱。”二爷说。

“我不攒。”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出门了。

我挨家敲门,一共敲了十八家。

“婶子,你家鸡是不是鸡冠紫了,蹲窝不起来?”

“大叔,你家那只芦花,是不是嘴里拉黏丝?”

“我给治。不要钱。”

“治好了,你给我两个蛋,要公鸡踩过的。”

屯子里的鸡那阵子正一片一片倒。谁家都心疼。

有的人把门一关:赵满仓你是不是想骗我家鸡。

有的人让我进了门。

第一家治活了四只。

第二家治活了七只。

第五家的老太太抓着我手腕哭,说那只芦花是她儿子当兵前留下的。

第六天上,十八家的门全开了。

我背回来三十九个蛋。

加上我自己攒的七个,四十六个。

二爷的锛子刨了三天,一个双层木箱,外头糊两层麻纸,底下铺谷壳,里头隔成十二格。

炕洞我重新掏过,灶眼堵了半块砖,让火道走慢。

苏明堂的体温计插在箱子中间那一格的谷壳里。

我把四十六个蛋大头朝上码进去,盖棉被。

这一夜我没睡。

两个钟头爬起来一次,翻蛋,手背试温,记数。

第七天夜里,我端着煤油灯照蛋。

一个一个举到灯前。

有十一个是清的,白亮亮一片,我挑出来。

剩下三十五个,灯一照,里头一张红色的网,网中间一个黑点在动。

我蹲在炕沿上,看着那个黑点动了很久。

虎子半夜起来撒尿,看见我手里举着蛋,吓得往后退。

“满仓哥,你眼睛咋了,红的。”

“没事。”

“你哭了?”

“灯烤的。”

第二十一天头上,天刚亮,箱子里“叽”了一声。

很细,像针扎了一下棉被。

我被子一掀,手伸进去,摸到一个湿漉漉、毛粘成缕的小东西,它在我手心里蹬。

我这辈子没这么稳地托过一样东西。

院门外响起来脚步,不止一个人。

刘金贵的声音:

“赵满仓,开门。”

【第四章】

门开了,院里站着四个人。

刘金贵中间,刘大奎在右边,后头跟着两个背着枪的民兵。

刘金贵先往屋里探了一眼。

“听说你炕上孵鸡?”

“孵了。”

“一户只准养三只鸡,这是规定。”他抬下巴,“你这一箱出来多少?”

“三十五。”

“三十五只。”他笑了,“赵满仓,你一个四等劳力,不下地,整天满屯子窜,你这是干啥?”

“你这是搞资本主义尾巴。”

刘大奎已经往屋里走了。

“爹,还费啥话。”

我横身挡在炕沿前。

“这箱蛋是十八家社员的,我给他家治鸡,人家给我的,有数。你要抬走,你问这十八家。”

刘金贵往后一仰头。

“桂香。”

王桂香从院门口进来,手里一张纸。

“这十八家都在这签了,说他们那是被你骗的。”

屋里的箱子又“叽叽”响起来,一声接一声。

刘大奎伸手就去掀棉被。

“别动!”

我扑上去抱他胳膊。那小子一肘子捣在我肋骨上,我半边身子麻了。

棉被被他掀起来一角,冷风灌进去。

我整个人压上去把被角按住,他一脚踹在我手腕上。

箱子歪了。

两个蛋滚出来,掉地上,壳破了。

里面是半成形的雏鸡,粘着血丝,腿还在抽。

那两下抽动,我这辈子忘不了。

我的脑子里有根线断了。

我从地上抓起那把细锯,站起来。

“刘大奎。”

“你再碰一下。”

我手上全是鸡壳的黏液,锯齿对着他。

两个民兵把枪往前一递,刘金贵手一摆,又让他们退下去。

他看着我,眼睛一点都不慌。

“满仓啊,你抄家伙?”

“你抄家伙打的是民兵。”

“这是啥罪,你算算。”

院门外忽然乱了。

虎子的声音先进来,他是跑着喊的,嗓子都劈了。

“郑主任来了!郑主任在二爷家!”

刘金贵脸上的笑收住了一半。

“哪个郑主任?”

“公社郑主任,还有县上戴眼镜那个姓马的,拿个皮包。”

我把锯放下,手背抹了一把脸。

“刘会计。”

“你搬。”

我把那个木箱往炕中间一推。

“这箱我不挪了。”

“你等郑主任来,你当着他的面搬。”

脚步声到了院门口。

一个穿黑棉大衣的中年人先进来,眉毛很粗,后头跟着一个背帆布包的瘦子,眼镜片厚得看不清眼睛。

苏明堂走在最后头,低着头。

郑怀德进屋第一句话不是问我。

他看着炕上那个糊了麻纸的箱子,问:

“这就是火炕孵化?”

“是。”我说。

“掀开。”

我把棉被揭了。

箱子里头,三十三只雏鸡挤在谷壳上,毛已经干了,一团一团,黄的,黑的,一动一片响。

地上还有两只湿的碎壳,带血。

郑怀德蹲下去,手伸进去托起来一只,掌心一捧,又放下。

“马技术员。”

姓马的凑过来,数了两遍,然后从帆布包里掏出本子。

“入孵四十六,照蛋出白蛋十一,受精蛋三十五,出壳三十五。”

“破了两个。”我说,“刚破的。”

马技术员笔停了,抬头看我,又看地上。

“这两个是人踩的?”

屋里没人说话。

郑怀德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谷壳。

“咱们公社孵化房,入孵一千,出雏六百二。”

“你这箱,去掉破的,三十三,九成四。”

他转头看刘金贵。

“刘会计。”

“我这次下来,是因为全公社死了四千三百只鸡。七个大队只有你们第七队报的是零。”

“零。”

他盯着刘金贵,“是谁的功劳?”

刘金贵的腰立刻弯下去半寸。

“是……是我们大队防疫抓得紧。”

马技术员推了下眼镜。

“用啥药抓的?”

“用的……用的消毒水。”

“剂量多少?”

刘金贵嘴唇动了两下,没出声。

马技术员转过脸,冲我。

“你说。”

“不是鸡瘟,是禽霍乱。”我说,“磺胺嘧啶拌料,一百斤料配三两,连喂三天,停两天再喂两天。重的灌服,一只半片化水。”

“病死的全埋,坑里撒石灰,鸡舍草木灰混开水泼三遍。病鸡不许进嘴,谁家煮了我端走。”

“我跑了十八家,灌了三百二十一只,活了二百九十七。”

屋里静了一会儿。

然后是二爷的拐棍点地的声音,一下,又一下。

“郑主任,我作证。他挨家灌的,一分钱没要,只要了两个蛋。”

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挤了一屯子人。

那位丢了芦花鸡的老太太在后头喊:

“我家的鸡是他救的!纸上那个名我按的时候,刘会计说是记工分的!”

王桂香手里那张纸往身后藏。

郑怀德没理她。

他从棉大衣里头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根,没点。

“赵满仓。”

“下个月十六,公社开春季副业会,你来讲这个炕箱子。”

“讲多长?”

“讲到人家都会了为止。”

他又转身。

“刘会计,社员养鸡下蛋卖给供销社,这是支援国家收购任务。”

“这不叫尾巴。”

“你把一户三只那条给我翻出来看看,哪个文件写的?”

散会的时候日头都偏了。

刘金贵走到我跟前,身子侧着,掐着嗓子说话,只有我俩能听见。

“满仓,有出息了。”

他抬手,掸掉我肩膀上一根草屑。

“不过啊,这屯子的户口本,还在我手里攥着。”

【第五章】

我的鸡从三十五只,养到了一百二十只。

公社批给我五十只的指标,蛋交供销社,记工分加补贴。剩下的我用鸡雏跟社员换了粮票和豆子。

那年秋天我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搭鸡舍。

二爷领着我用泥坯打了三面墙,南墙留窗,上头铺高粱秆加泥。地面铺干土,一周换一次垫料。

公鸡母鸡分栏。小鸡大鸡分群,不混养,混养就传病。

第二件,支豆腐坊。

我从邻屯收了一副废石磨,二十块,二爷修了磨眼。

屯子里人拿一斤黄豆来,我给二斤二两豆腐,豆渣我留。

一天磨三十斤豆子,出六十多斤豆腐,豆渣小半缸。

豆渣掺麸皮苞米面,鸡吃了下蛋壳厚,不破。

鸡粪我不扔,全进后墙根那个蚯蚓坑,上头盖草帘,坑边种了两畦白菜。

粪养蚯蚓,蚯蚓喂鸡,鸡粪肥地,地里出菜。这个圈一转起来,我的饲料钱砍掉一半。

第三件,熏鸡。

公鸡多,留着也是吃料。我挑出三十只,小公鸡去了势,养足五个月,长膘特别快。

杀了,开水褪毛,掏净,老汤卤。老汤是我自己起的:八角、花椒、桂皮、酱油、一把干辣椒,炖够两个钟头。

卤完了架在铁锅上头,锅底撒一把白糖,一把锯末,一把茶叶,盖上,中火。

糖烟一上来,皮就变色,油亮。

第一只出锅我撕了一条腿给虎子。

那小子咬了一口,站在那儿不动了。

“咋了?”

他眼泪下来了,嘴还嚼着。

“满仓哥,我没吃过这个。”

熏鸡我送到县招待所。头一回人家不收,说没有供货关系。

我把鸡放在桌上,撕开。

招待所的大师傅闻了一下,拿筷子夹了一块皮,嚼了两口。

“一只两块。要多少有多少?”

“一个月三十只。”

“再加十只。火车站那个小卖部要。”

那个月月底,我把钱摊在炕上数。

毛票、角票、几张大团结,一共两百一十块六毛。

这是一九七七年秋天,猪肉七毛二一斤,壮劳力干一年分红不到一百。

我拿着钱进了一趟县城,回来挑着担子,扁担两头压得弯。

东西我一样一样往外掏。

二爷的新棉袄,蓝布面,里头新棉花,我给他套上,他胳膊举着不敢弯。

“穿这么好的,我咋下地。”

“你不下地。”我说,“你给我打鸡笼,一个笼五毛,我给你记工。”

虎子娘的药,氨茶碱两瓶,大队卫生员教了用法。她那年冬天没犯大的,能坐起来纳鞋底了。

虎子一双胶底球鞋,他抱着不穿,说留着过年。我按着他脚给他套上,他往院子里跑了三圈。

苏明堂一副老花镜,杏儿一块花布,蓝底白花。

她接的时候手在白大褂上擦了两下,才伸过来。

“给我干啥。”

“上回那个红薯。”

“那是给我爹的。”

“你爹不爱吃。”我说。

她把布塞到胳膊底下,转身走了,走出去三步又回头。

“赵满仓。”

“嗯。”

“你那个熏鸡,给我爹留一只。他不吃肉,我吃。”

我自己买了一口新铁锅,二十斤白面,一斤半肥肉,一袋粗盐,两包红纸裹的糖块。

那天我炖了一锅鸡,白面馒头蒸了两屉。

二爷坐上席。虎子娘俩,苏家父女,沈嘉文。

肉在锅里咕嘟,油花顺着锅沿往上冒。

炕上挤了七个人,窗户纸糊不住那股味,整条街都闻着了。

门口蹲了一圈孩子,一个个脖子伸着。

我端着盆出去,一人手里塞一块。

有个三岁的小丫头不会拿,烫了手,她也不撒,把肉贴脸上。

墙外头有人骂。

是刘大奎,他在他家院里喊:

“狗肉上不了正席。”

屋里没人接他的话。

二爷夹了一块肉,没往自己碗里放,放在我碗里。

“你爹爱吃鸡皮。”他说。

我喉咙里那口馒头下不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挑着两筐蛋去公社供销社。

一共四百三十个,码得整整齐齐,中间垫谷壳。

收购员姓刘,刘有福,刘金贵的堂弟。

他把秤往旁边一推。

“你的蛋不收了。”

【第六章】

“为啥不收?”

刘有福把手里的算盘一拨。

“群众反映,你的蛋是病鸡下的。”

“吃了得鸡瘟。”

“鸡瘟不传人。”我说,“县畜牧站马技术员八月份在这柜台跟你讲过。”

“我不管传不传。”他把脸转开,“我这儿是国家的柜台,有风声我就不能收。”

“哪儿的风声?”

“群众。”

那天我把两筐蛋又挑回来,十六里路,肩膀磨出血。

事情不止这一桩。

县招待所退了货,说有人往县里打电话,讲青山屯用瘟死鸡做熏鸡吃死过人。

火车站小卖部也不要了。

我去大队部开证明信,办证明的桌子后头坐着刘金贵。

他连笔都没拿。

“不给开。”

“为啥?”

“你是四等劳力,秋收正忙,你出门是逃工。”

接着是自留地。

秋后调地,我那二分地从村东调到了河滩上,年年发水,一锹下去全是砂石。

接着是工。

挑河泥,全队二十个壮劳力轮,我被排了连着十二天。

天不亮出门,天黑透回家。鸡没人喂,蛋没人捡,豆腐坊停了。

屯子里的风也变了。

原先天天来换豆腐的婶子,隔着墙喊一声“满仓在家没”,现在从我门口过都加快脚步。

那只芦花鸡的老太太有天拉住我,往我手里塞了两个煮鸡蛋,说完一句话就走。

“娃,刘会计说了,谁跟你换豆腐,年底的粮本上要动数。”

十月二十六,夜里。

我挑完河泥回来,腰都直不起来,倒炕上就睡了。

半夜鸡舍里不对。

鸡叫得不对,不是惊,是闷,一声一声往下掉。

我光脚跑出去,推开鸡舍门,手里的煤油灯一照。

地上一片。

一百二十只鸡,倒了七十多只。

嘴角白沫,爪子蜷成拳头,有的还在抽。

我蹲下去就闻见了。

食槽里那层苞米面有股味,刺鼻,往嗓子里钻。

有机磷的味。

我手伸进食槽,抓起一把,拌得很匀,撒得很均。

这不是鸡瘟,这是人干的。

院门外头有动静。

二爷拄着拐赶来了,棉袄都没系扣。

“满仓!”

后头还有人跑。刘大奎领着两个人进了院,直奔鸡舍。

“干啥的!”二爷把拐棍横在门口。

“收缴。”刘大奎说,“你这鸡闹瘟,要全埋。”

“要埋你也不能动!”二爷一步跨过去,“县上有规矩,死鸡要送检!”

刘大奎伸手推他。

二爷左腿是瘸的,他站不稳,一屁股往后坐,后脑撞在院里那块碾盘的边上。

那一声,闷的。

血从他白头发里渗出来,一道一道,顺着脖子往棉袄领子里流。

我扑过去的时候他眼睛还睁着,手还往上抬,指着鸡舍。

“检……送检……”

虎子从黑地里冲出来,抱住刘大奎的腰,不撒手。

“我看见了!我看见你在食槽那边!”

刘大奎一巴掌抽在他脸上,又一巴掌。

虎子吐出一颗牙。

那小子满嘴血,还在喊: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天亮前,刘金贵带着三个人进了我家院子。

一张纸拍在桌上。

“赵满仓,有人举报你投机倒把,倒卖禽蛋、私自屠宰、串联社员。”

“跟我们走,到大队部写检查。”

我被关在大队部的仓房里。

三天。

仓房没有窗,门缝里透一条光,白天那条光从左边走到右边。

我靠墙坐着,头顶是一堆麻袋,落下来的糠末往脖子里钻。

我脑子里过的不是我的鸡。

是二爷的血顺着领子流。

是虎子吐出来的那颗牙。

是那张分配表上,我爹那三十斤高粱。

第三天下午门开了。

我出来的时候腿是软的,眼睛被太阳扎得睁不开。

我往家走。

走到我家院门口,站住了。

死鸡堆在门口,堆成一堆,没人管,身上爬着蝇。

鸡舍门敞着,剩下的几十只缩在角上,一个个脖子往里头抽。

院墙根立着二爷的新棉袄,蓝布面上一片干了的血,发黑。

虎子蹲在那堆死鸡边上,一只手捂着嘴,另一只手一点一点把鸡往一块归。

他看见我,哇地哭了。

“满仓哥,我喂过的,我天天偷着来喂,杏儿姐也来,她被大奎泼了一身鸡食……”

“二爷呢?”

“在炕上,三天没醒。”

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我没去刘家。

我蹲到鸡舍里,蹲到那个食槽前。

我把那层拌了药的苞米面,一把一把往外扒。

扒到食槽最里头的角,指头碰到一个硬的,凉的。

我捏出来。

一个钢笔帽。

金属的,笔夹磨得发亮。

【第七章】

那天夜里我在灯下做了四样东西。

第一样,两个坛子。

一坛装三只死鸡,一坛装食槽里的料。坛口糊泥,泥上按手印,手印上压纸条,写明日期、重量、取样地点。

苏明堂趴在桌上写送检单,写了三遍,手抖得字歪。

“县防疫站化验科姓董的,我的老同事。”他把单子折好,“你要抬着这两个坛子去,比抬你自己的脑袋重要。”

杏儿把坛子往背篓里塞干草。

“我送。”她说,“我是卫生员,我有公社卫生院的介绍信,我走路上没人查我。”

第二样,三份材料。

沈嘉文的钢笔尖在煤油灯下划纸,划到后半夜。

第一份给县畜牧站:报疫情,请求确认死因,附我的饲养记录,一百二十只鸡的进栏日、防疫日、用药日、产蛋日,一天一行,一行不缺。

第二份给公社党委:举报供销社收购员刘有福拒收国家派购任务内的鲜蛋,无依据散布鸡瘟传人谣言,附我四百三十个蛋的过秤单据和他拒收那天的日期。

第三份给县供销公司:附县招待所的交货条子八张,退货通知一张,退货通知上有一句话,有人反映你们那边吃死过人。

我在那句话下头划了道。

“吃死过人,死的是谁,哪天死的,埋在哪儿。”我说,“让他把名字写出来。”

沈嘉文抬头,眼镜片上一层光。

“赵满仓,你这不是种鸡的脑子。”

“这是记工分的脑子。”我说,“账得有数。”

第三样,一个火柴盒。

钢笔帽放进去,盒子上我用铅笔写了日期和位置:食槽北头内角,十月二十七晨。

第四样,一口锅。

我把家里最后两只活着的大母鸡抓了一只,当院宰了。

虎子拉我胳膊。

“满仓哥,就剩这几只了。”

“杀。”

十一月初三,公社在场院上开防疫现场会。

郑怀德来了,马技术员来了,县防疫站姓董的也来了,提着一个铝皮箱子。

一百三十口人围了三层。

刘金贵站在前头,手里还是那本工分簿,怀里抱着。

郑怀德先让马技术员说。

马技术员把我的饲养记录举起来。

“社员赵满仓,从入孵到现在六个月,一百二十三只鸡的记录,一天不落。”

“全公社三十一个大队,这样的记录我只见过这一份。”

然后他把本子放下。

“十月二十六夜里,他死了七十八只鸡。”

“今天我要说的是,这不是瘟。”

姓董的打开铝皮箱子,抽出一张纸,念。

“送检病死鸡三只,胃内容物检出有机磷类农药成分。送检饲料一份,同检出。”

“同批鲜蛋三十枚,抽检合格。”

“死因为中毒,非传染病。”

场院上先是静,然后炸了。

那只芦花鸡的老太太第一个喊:

“我就说了!他救我家鸡的时候一分钱没要!”

刘金贵往前半步。

“郑主任,中毒也是他自己管理不严,老鼠药放错了地方。”

“老鼠药?”姓董的把那张纸翻过来,“有机磷不是老鼠药。”

“再说,老鼠药能自己拌匀,还能只拌一个食槽?”

我往前走了两步,对着人群。

“虎子。”

虎子从他娘身后出来,整个人在抖。

他走到场院中间,先往地上一跪。

跪的不是刘家,是我。

“满仓哥,我有事瞒你。”

“去年秋天,大奎拿一双球鞋跟三十斤苞米,让我告他你家的蛋藏哪儿,鸡夜里关不关门。”

“我娘咳血,我……我说了。”

“后来你给我买了鞋,我这鞋穿不上脚。”

全场院的眼睛都在他身上。

我把他拉起来。

我没骂他,一句都没骂。

“把后头的话说完。”

虎子抹了一把脸。

“十月二十六夜里,我起夜,看见两个人翻的墙。”

“一个是大奎。他拿手电照食槽,钢笔从兜里掉出来,笔帽滚进去了,他摸了半天没摸着,骂了一句,走了。”

我从怀里掏出那个火柴盒。

打开,倒在手心,举高。

“刘大奎,你那支钢笔呢?”

人群里一阵挤。刘大奎在后头,一只手下意识地捂住胸口。

他捂的那块,军绿褂子上别着一支钢笔。

光秃秃的,没有帽。

姓董的伸手:“拿来对一下。”

刘大奎转身就跑。

两个民兵在场院口把他按住了。

笔帽套上去,严丝合缝,笔夹上的磨痕接着的。

刘金贵的腰忽然弯下去了,弯得很快。

他扑过去,对着他儿子脸上啪啪两下。

“你这个畜生!”

“郑主任,是他!是他自己干的!我一点不知道!我天天教他要跟社员和睦!”

那两巴掌打得很响。

我看着他打。

打完他转过来,朝着我,脸上的肉全堆在一块。

“满仓,叔给你赔。七十八只鸡,叔赔你双份。”

“叔再给你写个条子,说明白你的鸡没病。”

“你给叔写一句谅解的话,就一句,你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我手里正端着一瓢鸡食。

我没停手,一瓢撒进去,剩下的几十只鸡挤过来,咕咕地啄。

“刘会计。”

“我手脏。”

他的手在半空停了一下,又收回去搓裤子。

刘大奎当天被带走了。投毒、毁坏财物、致人重伤。二爷在炕上躺了十一天,醒过来第一句话是问送检没送。

刘有福停职。

刘金贵的会计撤了,还是社员,一天挣八分。

他走出我家院门的时候,我叫住他。

“刘金贵。”

他回头。这是我第一次没叫他会计。

“六一年腊月二十三,我爹在那个碾盘边上,跪了多久?”

他的腿软了一下,扶住了门框。

【第八章】

一九七九年春天,政策又松了一层。

公社把村东那片荒坡和那座塌了一半的旧砖窑发包,五年,一年三百块。

报名的只有我一个。

砖窑我没拆,掏空了做孵化房。土坯墙厚,保温好,六个炕箱排一排,一个洞一个洞地烧。

荒坡上盖了三栋鸡舍,长二十米,南窗,水泥地面我出钱抹的,一次抹了四吨水泥。

那年我出了一万九千只雏。

成活率我压在九成一到九成三之间。马技术员来数过三回,第三回他把本子一合,说了一句话。

“我在县站干了二十年,我得管你叫老师。”

雏鸡我不单卖。

我在场院上贴了一张纸,沈嘉文写的,墨写的大字。

一,赊雏鸡,赊药,赊料,年底结账扣本钱。

二,我包技术,谁家鸡病了,我到家。

三,蛋由我统一过秤交供销社,价钱随国家牌价,一分不扣。

四,死一只报一只。谁把病鸡偷着卖到集上,断供,不再往来。

头一天报名九户。

第三天二十二户。

到秋天,青山屯一百三十口人,家家院里都有鸡在叫。

一个鸡蛋五分六,一天三个,一个月五块多。那年头一个月五块钱是啥,是半个壮劳力的分红。

秋后结账那天,我在场院上支了一张桌。

沈嘉文念名字,我数钱。

王德贵家,交蛋一千四百一十个,扣雏鸡料钱,净得四十七块八。

李秀兰家,交蛋两千二百个,净得七十一块二。

那只芦花鸡的老太太,她孙子抱着钱袋子站在凳子上数,数一张喊一声。

数到最后一户,天黑了。

人没散,都站在场院上。

十月的夜,北风,可场院上一片热气。

王桂香就是这天来的。

她挤到桌前,手里攥着个布兜。

“满仓,给婶子二十只雏。”

“钱我现在给,我给双倍。”

桌边一下安静了。

我把算盘珠子推回原位。

“不卖。”

“你贴纸上写的,社员都能赊。”

“我写的是社员都能赊。”我说,“我没写刘家。”

“赵满仓你——”

“婶子。”我站起来,“我怕我的鸡死在你家食槽里。”

“死一回,又得有人上县里打电话,说青山屯的鸡吃死过人。”

场院上有人笑出来,一个带一片,笑得人往后退。

王桂香的布兜掉地上,铜钱散了一圈。

她蹲下去捡,捡了几个,不捡了,哭着跑了。

那年冬天屯子里通了电。

是我为了鸡舍补光去公社跑的,电线杆子我出一半钱,三百六十块,大队出一半。

杆子从公社牵到屯子口,又从屯子口分进各家。

通电那天夜里,一百三十口人站在街上。

电工在屯子口合闸。

一条街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有人在喊,有人在拍手,有个老头把帽子摘了拿在手里。

虎子站在我旁边,仰着头看灯泡。

“满仓哥,我娘说这灯跟太阳似的。”

二爷拄着我给他打的新拐,站在他家门口。

灯光照在他头上,白头发全是亮的。

他冲我摆手,叫我过去。

我过去了,他把我手拉住,拉得很紧。

“满仓。”

“该拿出来了。”

我没说话。

“现在你站住了。”他说,“你拿出来,这叫账。”

刘家没闲着。

刘金贵先是挨家说我:赵满仓一个人挣全屯子的钱,他是雇你们给他干活。

没人听。

他接着往上走。

他跑了一趟县里,写了材料,告我雇工剥削,告我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那年头这顶帽子还能砸死人。

十二月,县里来了三个人查账。

查了四天。

我把账本全搬出来,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那页开头,收蛋一枚。

分成比例写在鸡舍白墙上,墨字,二十二户每家按了章。

赊出去的雏鸡数、药量、回收的蛋数、结的钱数,一笔一笔对。

查账的人叫社员一户一户问。

二十二户,没一户说我多拿过一分。

第四天下午,领头那位把账本合起来,推了下帽子。

“你这不叫雇工,你这叫联户专业组。”

“县里正找典型,下个月广播站来录你。”

他起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回来了。

他翻开账本最后一页。

那一页我自己写的,挂在应收上,十八年没动。

“这一笔。”

他手指按着那行字。

“高粱三十斤,地瓜干五十斤,一九六一年一月。”

“欠账人是谁,你怎么没写名字?”

我把房梁上那块土坯挪开,取下那个油布包。

三道麻绳我一道一道解开。

分配表摊在桌上,红章朝上。

“我现在写。”

【第九章】

一九八零年腊月十二,场院上挂了两个一百瓦的灯泡。

全屯子的人都来了,没人喊,自己来的。

公社来了两个人,县里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公安局的,姓何,提着一个牛皮纸袋。

碾盘旁边摆了一张桌子。

桌上摊着三样东西。

一九六一年一月青山屯第七生产队救济粮分配表,第四行,赵永福,高粱三十斤,地瓜干五十斤。

一张领粮条,下角一个黑手印。

半页铅笔字:粮未到手,手印非我按。

刘金贵站在桌子对面。

他头发白了一半,棉袄袖口磨出了棉花。

他看见那张表的时候,身子往前倾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

“这是啥?”

“这玩意儿早就烧了。”

场院上没人说话。

姓何的把本子往前推了一寸。

“刘金贵,你刚说啥,再说一遍。”

刘金贵的嘴张着,没合上。

那一句话是他自己撂出来的,一百三十口人都听见了。

姓何的从牛皮纸袋里抽出两张纸。

“这张领粮条上的手印,经县局比对,不是赵永福的。”

“是左手拇指。”

“纹线与刘金贵本人左手拇指一致。”

刘金贵往后退了半步,踩在自己的鞋跟上。

“胡说,谁按手印用左手……”

“你用。”姓何的把第二张纸举起来,“一九六一年到六五年,大队十一份单据上你代人按的手印,全是左手拇指。你自己签字的那些,右手握笔。”

人群里挤出来一个人。

老周。

队里喂牛的,背驼得厉害,六一年他是保管员。

他走到桌前先看我,再看刘金贵,手在裤腿上擦了半天。

“我说。”

他嗓子哑。

“那五十斤地瓜干跟三十斤高粱,我过的秤。”

“过完秤,没进赵家的面袋。”

“进的是刘会计家的面袋,蓝布的,角上补了一块。我帮着抬的,抬到他家的西屋。”

“他给了我二斤高粱,叫我管住嘴。”

“那二斤高粱我熬了糊糊,我儿子喝的。”

“我儿子现在三十一了,娃都会跑了。”

“我这十九年,一进牛棚就想起赵永福跪在碾盘边上那个样。”

他说完,往我这边一跪。

我上去把他扶起来。

扶起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在哭,哭得站不住,我托着他胳肢窝。

“老周叔。”

“那二斤高粱,你折成钱还到大队。”

“你的秤,今天过得对。”

我转过身。

一百三十口人,两个灯泡,灯泡下头飘着雪粒。

刘金贵的腿先软的。他扶了一下碾盘,没扶住,坐到地上去了。

然后他爬起来,跪着往前挪,挪到我脚边,手抓住我的裤脚。

“满仓。”

“叔错了。”

“六一年那年头,谁家不饿,我家四个孩子……”

他的额头往地上磕,一下,又一下,磕出一个土印。

“我把砖房给你,三间都给你。我把自留地给你。”

“你给公社说句话,你说一句你谅解,我儿子还能早回来两年……”

我没扶他。

我蹲下去,把他的手从我裤腿上一根一根掰开。

然后我站起来,把桌上那张分配表举高,举过头顶,让后头的人都能看见。

“六一年腊月二十三。”

“我爹从炕上爬下来,走三里地,到这个场院,要他的三十斤高粱。”

“你让他在这个碾盘边上等。”

“从日头正中等到天黑。”

“他跪着,棉袄冻在雪上,起不来。”

“你出来,给了他一碗麸皮。”

“那碗麸皮他一口没吃,端回家给了我娘。我娘兑水熬了三天,全喂了我。”

“她自己喝的是刷锅水。”

我把表放下。

“现在你跪在这儿,要我给你一句话。”

“行。”

我回头。

“虎子。”

虎子和沈嘉文从架子车上搬下来两个袋子,往刘金贵面前一放。

一袋高粱三十斤,一袋地瓜干五十斤。袋口敞着,粮在灯底下黄得发亮。

“这是六一年我家该得的数。”

“我替你还清了。”

“从今天起,你不欠我家粮。”

刘金贵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全是血丝。

“你欠我爹娘两条命。”

“那笔账我不跟你算。”

“公社跟你算,县里跟你算,法院跟你算。”

“我只跟你说一句。”

我往后退了一步,让灯光直接打在他脸上。

“以后我青山屯杀鸡炖肉,家家都有份。”

“就你家没有。”

场院上一百三十口人,没一个出声。

雪粒落在那两袋粮上,落在他脖子里。

他忽然哭了,不是嚎,是喃喃,一句一句听不清,手伸出来在地上抓那些地瓜干,抓起来又漏下去。

散会的时候我没回头。

后头的处理我是听来的。

刘金贵退赔侵占的救济粮折现,加罚。三间砖房卖了一间还债。伪造手印、贪占救济粮,县局立了案。他被开除了籍,公社的广播里念了两天。

王桂香收拾了包袱回娘家。

刘大奎在农场劳改,判的是七年。

刘有福撤了职,调去粮库看大门。

腊月二十八,屯子里家家杀鸡。

那天街上的烟都是香的,谁家锅里都有油。

刘金贵家的烟囱不冒烟。

我挑着两桶水从他家门口过,他蹲在墙根底下,手里攥着一根柴,脖子伸着,往街上闻。

他看见我,低头让路。

我没看他。

【第十章】

一九八一年腊月二十九。

我家新房落成四个月。

五间,青砖到顶,玻璃窗,东屋盘了新炕,炕沿是二爷亲手刨的,刨了十一天,手摸上去不挂一丝毛刺。

正屋靠墙三口大缸。

第一口白面,第二口苞米面,第三口大米。

缸盖子我掀开给虎子看过一回,他把手插进白面里,插到手腕。

“满仓哥,这够吃几年?”

“吃不完就送人。”

四年前的那个早上,我睁眼看见的也是一口缸,缸底冲着我亮,一粒米没有。

那天我饿得胃抽筋。

那口缸我没扔,刷干净了,现在搁在院里装鸡食。

砖窑那边,鸡舍三栋变成六栋,三千一百只蛋鸡,一天两千三百多个蛋。

全公社交到县里的鲜蛋任务,一半出在青山屯。

跟我养鸡的二十二户变成四十一户,去年户均多挣四百三十块。屯子里新盖的砖房十一间,两户买了自行车,一户买了缝纫机。

马技术员带着县里的学习班来过三次,第三次我站在孵化房门口讲了四个钟头,讲完嗓子哑了三天。

苏明堂的事落实了,县畜牧站把他请回去当技术顾问,一个月四十八块。他回县里住了半年,这回过年又回屯子来了,说这边的炕热。

腊月二十六那天,我和杏儿去公社领了证。

走回来的路上下了雪,十六里,她走前头,手一直攥着那张纸。

“赵满仓。”

“嗯。”

“你当初给我那块布,我做了两件褂子。”

“做了两件干啥。”

“一件我的,一件你的。”她没回头,“我娘留了个银镯子,我爹昨天给我的,用红布包着。”

“他还塞了一本笔记在里头,手写的,鸡病牛病猪病,二百七十多页。”

“他说这是嫁妆。”

年夜饭是二十九晚上吃的,提前一天,因为三十那天各家要来串门。

大铁锅炖阉鸡,整三只,加粉条,加冻豆腐,锅边贴苞米面饼子。

白面饺子两样馅,酸菜猪肉的,鸡蛋韭菜的。韭菜是我在鸡舍后头那个暖棚里种的,腊月里绿得扎眼。

熏鸡切了一盘,皮亮,刀一压往下渗油。

冻梨泡在凉水里,一盆。

红纸裹的糖块堆在盘里,虎子他小外甥抓了一把揣兜。

一瓶高粱酒,二爷开的。

炕上坐了十一个人。

二爷上席。他瘸得比前几年厉害,拐棍放在手边。头上那道疤被头发盖住了,他总爱用手指头去挠。

虎子坐我旁边,今年十九,联户养鸡组的技术员,一个月二十八块。他爱穿白褂子,口袋插两支钢笔,谁家鸡病了他半夜也去。

虎子娘坐在我娘的位子那边,她今年犯病只犯了两回,能自己纳鞋底。

老周也来了。他那二斤高粱的钱还了大队,在场院上当着人说了一回。他坐在最边上,一直给别人夹菜。

沈嘉文回了一趟北京,过年又回来了,说他要考大学,考农学。

苏明堂戴着我买的那副老花镜,镜腿用线缠了一圈。

肉在锅里咕嘟。

窗户上一层白气,外头有小孩放鞭。

鸡舍那边的灯还亮着,一排一排,隔着雪看过去,像一溜小太阳——这话是虎子说的,我说你别瞎编。

我盛了两碗白米饭。

拿到西墙那张小桌上,一碗一碗摆好,一碗上压一块鸡肉,一碗上压一个饺子。

小桌上立着两个相框,是我去县城照相馆找人翻拍放大的,照片原本只有一张,模糊,照相馆的师傅修了半个月。

我站在那儿,手扶着桌沿。

“爹。”

“娘。”

“今年咱家的缸是满的。”

“三口,一口白面,一口苞米面,一口大米。”

“院里的鸡三千一百只。屯子里通了电,街上有灯。”

“我媳妇叫苏杏儿。她坐那头,正给二爷夹鸡皮。”

“二爷替你存了十六年的东西,交上去了。账清了。”

“你那三十斤高粱,我还给你了。”

我把一碗饭往前推了推。

“吃吧,是新米。”

身后的炕上,二爷把酒盅端起来。

“满仓,过来。”

我回去坐下,他给我倒了半盅。

“这酒我不敬你。”他说,“我敬你爹。”

“他那年把包东西塞给我,说守山叔你腿瘸你活得长。”

“我活到了。”

屋里没人说话,都举着盅。

那一口酒我咽下去,从喉咙一直烧到胃。

饭吃到一半,门外有人。

虎子起身去看,回来小声跟我说。

“刘金贵在院墙外头站着。”

屋里安静了一下。杏儿抬头看我。

“要不要赶他走?”虎子问。

我夹了一个饺子,咬开,烫得我换了两下手。

“不用。”

“让他站。”

虎子又出去瞧了一回。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摇头。

“走了。”

饺子端上第二屉的时候,街上有人敲锣,孩子在雪地里跑,谁家的鞭炮炸得整条街都响。

杏儿把一块鸡腿放到我碗里。

“吃啊,看啥呢。”

我在看那三口缸。

缸盖子压得严严实实,雪落在盖上,一层白。

我这个名字是我爹给起的。

赵满仓。

他起这个名的时候,家里的缸里一粒米都没有。

我用了四年,今年才算配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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