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月十四号上午，我去城北一个工地看现场。
那是个六层的商业楼，外墙翻新，门窗全换，甲方让我报个价。我带着老孙，八点半到，本来打算看完就走。
进了大门，我就觉出不对：保安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一个戴红袖标的安全员从楼梯口跑出来，往上跑，跑了两步又回头喊了一句什么。
我抬头看。六层楼的楼顶边上，栏杆弯了一截，有个人站在那儿，背对着楼下，穿一件深色棉袄，风把他的衣角吹得贴住腿。
工地上安静得奇怪。吊篮停在半空，几个工人在楼下仰着头看，谁也不说话。
"出什么事了。"我问保安。
他把话筒捂住，抬头指了指楼顶：上面有人。
"报警了没有。"
"报了，消防也在路上。"他说，"他不让任何人上去，谁上去他就往前走。"
我站在楼下往上看。风从北边吹过来，楼顶那块塑料布哗哗地响，响得很急。
我把手里的报价单塞给老孙，说了句你在下面等着，就往楼梯口走。
老孙拉住我：周哥，你别去，这种事有警察。
"警察还没到。"我说。
这个工地的甲方是本地一家小公司，老板姓黄，跟我做了三年生意，人还算痛快。前一天他打电话让我去现场，说要赶在年前把报价定下来，年后开工。
我到的时候，工地上还没正式干活，只有几个工人在拆旧窗，吊篮挂在五层的外墙上，一动不动。
保安姓刘，五十来岁，认识我，见我进门还点了下头，然后就低头打电话，报地址、报楼层，声音越快越低。
我听见他说"楼顶"两个字，才抬头往上看。
我在楼下站了两分钟，把手机交给老孙，说：你打一一九，报清楚楼号楼层。他手抖着拨号，我往楼梯口走。
做工程二十年，我见过工人从架子上摔下来，见过电焊烧着手，见过夏天中暑躺在料堆上。这些事都有法子，急救、送医院、赔钱。
可这种事，我没见过。我也不知道上去以后该说什么，只知道不能快走，不能喊，不能让他觉得有人要扑过来。
工地门口停着一辆三轮车，车斗里装着半车拆下来的旧窗框。我绕过车斗往楼里走，鞋底踩在碎玻璃上，咯吱响。
楼里没电，楼梯间的灯不亮。我用手机照着往上走，光照在墙上，看见一层一层的水泥灰。
我到的时候，工地上还有几个工人在干活，两个在拆六层的旧窗，一个在楼下推车。看见我进来，其中一个冲我点了点头，是外地的，姓王，我跟他做过两回活。
保安打完电话，把手机揣进兜里，抬头看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的意思我明白：这种事，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把手机递给老孙，让他再打一遍，报清楚楼号楼层，然后我往楼梯口走。老孙在背后喊我，我没回头。
我在楼下抬头看了半分钟，心里把这件事过了一遍：报警、别围观、别喊、别让工地上一堆人堵在楼下仰头看。
我让老孙把工人都叫到楼里，别在楼底下站着。又让保安把大门关上，别让外面的人进来。
做完这些，我才上楼。
这个工地的甲方姓黄，做商业地产的小老板，跟我做了三年生意。前一天他打电话让我去现场，说赶在年前把报价定下来。
我带着老孙八点半到，本来打算看一圈就走，最多一个钟头。
那栋楼六层，外墙翻新，门窗全换，一百二十樘。旧窗已经拆了一半，洞口用塑料布蒙着。
我进大门的时候，看见保安的脸色不对，话都说不整。
「楼上怎么了。」
「有人。」他说，「不让上去。」
「报警了。」
「报了，消防也在路上。」
我把报价单塞给老孙，让他别跟着。
他拉住我，说这种事有警察。
我说警察还没到。
保安问我是谁，我说来看现场的，他说现在不能进。我说人在上面，我上去劝两句。他犹豫了一下，把闸门开了半扇。
那栋楼的外墙搭着脚手架，钢管上结了霜，摸上去粘手。
我从楼梯口往里走的时候，听见楼顶那块铁皮被风掀了一下，咣当响了一声。
我上到六层，腿有点抖，不是因为爬楼。
门开着，风从里面灌出来，吹得我一缩脖子。
楼下的工人被我赶到楼里去了，院子里空着。
风把脚手架上的安全网吹得鼓起来，一下一下。
那天我穿了一件旧棉袄，口袋里装着报价单和烟。
报价单是前一晚做的，一百二十樘窗，一百零九万。
我本来打算看完现场就跟黄老板谈价。
我在楼下喊了一声老孙的名字，让他把车停远一点。
这种时候，围观的人越少越好。
2.
我没坐电梯，走楼梯上去。
楼梯间里全是灰，水泥台阶上的脚印一层压一层，扶手上绑着一圈一圈的旧胶带。爬到五层，我停下来喘了口气，把脚步放慢。
六层的门开着，风从门里灌进来，吹得人眼睛发酸，安全帽的带子直拍脸。
我站在门口，看见那个人的背影，认了好几秒钟。
赵天成。
做门窗的，比我大两岁。五年前在镇上那个标上，他报了个低价，把活抢走了，让我白做了半个月标书。
他还欠我二十八万。二〇二四年从我这儿调走的一批料，他亲手打了欠条，说三个月还，一拖六年。
我站在门口，心里那点旧怨翻了一下，很快就压下去了。
这时候想这些，不合适。
我回头冲楼下的保安摆了摆手，让他别上来。然后把手插在口袋里，一步一步走过去。
走到离他五六米的地方，我停下。
风把楼顶的塑料布吹得一阵一阵响，那个人站在边上，一只手扶着栏杆，另一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身子侧着，看着楼下。
我不敢快走。做这行的人都懂，人在那种地方，最怕的就是有人冲过来。
我一步一步挪过去，脚踩在楼顶的防水卷材上，发出一点闷响。
"赵哥。"
他没回头，肩膀动了一下。
"是我，老周。"3.
我在离他五六米的地方站着，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不往前伸。这个距离，我够不着他，他也看得见我。
「赵哥，抽根烟。」
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没有神，像是好几天没睡。
五年前那个标，我记得清楚：一百六十八万的活，我报了七十二万，他报了六十九万。
中标那天我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把标书撕了。
这五年，两个人碰见过三四回，都是在别人的工地上，点头，不说话。
那个标的事，这些年我早就不提了。可那天站在楼顶的门口，一看见他的背影，我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还是那张标书。
我站在门口，把这件事在心里按下去，然后往前走。
有些账，得在人站稳了以后再算。
那天的天是阴的，楼顶的水泥地有一层薄雪，踩上去发滑。
他的棉鞋也是旧的，鞋帮上开了口子。
我离他五六米，能看见他的手背，冻得发青，指头上有一道旧疤。
那道疤我记得，是他早年在工地上让玻璃划的。
做了这行的人，手上都有疤。
我站在门口，把手机调成静音，又给老孙发了一条消息：别上来，别喊人，报警就行。
做完这些，我把手插进兜里，慢慢往里走。脚底下的防水卷材有一层薄雪，踩上去吱吱响。
我每走一步，都在看他的反应：肩膀有没有绷紧，手有没有往回缩。
这是工地上学的：越急越容易出事。
楼梯间的墙上，有一行刷得歪歪扭扭的字：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我一边上楼一边想：这句话今天得改改。
我在门口站了几秒，先看清楚他站的位置：栏杆边上，脚下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明他站得稳。
这一条，让我心里稍微定了点。
「老周。」他叫了一声。
「哎。」
「你别过来。」
「我不过去。」
我离他五六米，站着不动。
这个距离，他看得见我，我够不着他。
做工程的人，对距离有数。
他的背影我看了好几秒才认出来。
这五年，他瘦了，头发也白了不少。
「怎么在这儿。」我问他。
他没答。
「黄老板让我来看现场。」我说，「没想到碰上你。」
3.
"你别过来。"
"我不过去。"我说，"我就在这儿站着。"
风很大，吹了十几分钟，我的耳朵冻得发疼，手指头在口袋里攥成一团。
他一直没说话。我也没说话。我知道这种时候说什么都不对：说想开点是废话，说钱能再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家里人怎么办是往伤口上撒盐。
我从兜里摸出烟，抽出一根，往前递了递。
"抽一根。"
他转过头来。我看见他的脸，瘦了一大圈，眼窝陷下去，胡子几天没刮，嘴唇干裂。
他看了看我手里的烟，又看了看我，伸手接了。
我给他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根。两个人站在楼顶抽烟，风把烟吹得歪，烟灰落在地上，一吹就散。
我把自己的安全帽摘下来，放在脚边地上，表示我不是来管他的。
「这楼上的风，比下面大。」我说，「我上来喘口气。」
他没接话，可也没让我走。
我们两个人就那么站着，一个在栏杆边，一个在五六米外。
「我不下去。」他忽然说。
「行。」我说，「那我陪你站一会儿。」
我把烟点上，靠着楼顶那台旧水箱坐下。
他站在栏杆边，一只手扶着，一只手垂着，脚下有两个烟头。
我把烟递过去，他停了三四秒才接，接了也不看我，手指头冻得发红。
「赵哥，风大，你往里站站。」
他没动，也没说话。
「我在楼里干了二十年。」我说，「这种地方，太危险，风大，栏杆也是旧的。」
他没理我。
「赵哥，我上来不是劝你。」我说，「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我一直没说话。我知道这时候说什么都不对。
说「想开点」，是废话；说「钱还能再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你家里人怎么办」，是往伤口上撒盐。
这些道理，我在工地上见过：劝架的人越劝，打架的越凶。
所以我只做一件事：站在他看得见的地方，不走。
过了大概十分钟，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扶住栏杆，转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没什么表情，可我看出他在想事情。
「老周，你上来干什么。」
「我来看现场。」
「看现场看到楼顶来了。」
「听见上面有人。」
楼下有人在喊，声音传上来听不清。我没回头。
这时候最怕的就是人越聚越多，越聚越乱。
我在心里数着数，等他抽完这一根。
「赵哥，我陪你站会儿。」我说。
这句话说完，我自己也有点慌：我不知道该站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忽然往前一步。
我站在他看得见的地方，两只手都放在外面，不往兜里伸。
风把楼顶的塑料布吹得一阵一阵响，像有人在拍手。
他抽完这一根，把烟头在栏杆上摁灭，摁了很久。
摁烟头的人，心里都在想事情。
他的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我以为他在哭，走近了才看清，他是冻得发抖。
棉袄不厚，里头那件衣服更薄，领口敞着。
「赵哥，把那件大衣穿上。」
「不用。」
「穿上。」我说，「你要是不穿，我就在这儿陪你冻着。」
他沉默了一下，把大衣拿起来，穿上了。
穿上以后，他站直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脚下没动。
我心里松了口气。
他一直看着楼下，不说话。
我也不说话，就陪着站。
风把两个人的衣角吹得直响。
我把手里的烟点上，慢慢抽。
风大，一根烟抽得很快。
抽完了，我又递了一根。
「赵哥，你抽完这根，咱下去说。」
「不想下去。」
「那就先在这儿说。」
4.
"赵哥，你这活儿，什么时候停的。"
"去年八月。"
"厂子呢。"
他没答，抽了一口烟，把烟叼在嘴里，两只手插回口袋。过了好一会儿，他说："关了。"
我嗯了一声，没接着问。
关厂这件事，这两年在这一行不算新闻。做门窗的，做幕墙的，做装修的，一家一家地关。有时候是在饭桌上听人说的，有时候是在工地上看见的：昨天还在打桩的工地，今天围挡就拆了。
"工人呢。"
"散了。"他说，"有几个人还在等我。"
风把他棉袄的下摆吹起来，我看见他里面穿的衣服很薄，领子旧了，洗得发白。
我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往前递了递。
"不用。"
"穿上。"
他没接，也没拒绝，我就把大衣挂在栏杆上。
「赵哥，我去年也差点关了厂。」我说。
他侧头看我。
「抽贷那回，三十万保证金压了四个月，账上就剩六千。」我说，「那阵子我天天在办公室里坐着，不敢回家。」
他听着，烟抽到一半，火头亮了一下。
「你那回抽贷，后来怎么办的。」他问。
「借的钱还上了，撑过来了。」
「撑过来。」他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笑了一下。
「我去年这个时候，也差点没撑住。」我说。
这话是我自己心里的事。去年冬天保证金压着，账上只剩六千，我半夜醒过好几回，看着天花板算工资。
「你撑住了。」他说。
「我运气好。」
他接烟的时候，手在抖。
我给他点着，火苗被风吹得歪，点了三下才着。
他深深吸了一口，咳了两声，咳得弯下腰。
我在旁边站着，没去扶他。
「你厂里那些设备呢。」
「卖了。」他说，「两台机器，卖了四万二，还没够一个工人的工资。」
「料呢。」
「料在仓库里，让材料商拉走了，抵账。」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看着楼下，像在跟我报一笔别人的账。
「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他忽然问。
「不好不坏。」
「我看你做得还行。」
「行了几年，才是这两年。」我说，「前几年我也差点关了。」
「我老婆走的那天，把我那套工作服洗了，叠好放在沙发上。」他说，「她一句话没说。」
「那是舍不得。」
「舍不得什么。」
「你去年也难。」他说。
「难。」
「难到什么时候。」
「难到年底。」
「赵哥，抽完这根，咱聊两句。」
「聊什么。」
「聊这行。」
「这行有什么好聊的。」
「你儿子多大了。」他忽然问。
「大的上初二，小的上小学。」
「我那个也是初二。」他说。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
「你这厂，还欠着房租。」
「欠三个月。」
「房东没撵你。」
「撵了，我把钥匙给了。」
5.
他抽完那根烟，把烟头摁在栏杆上，忽然开口。
"老周，我厂没了。"
"我知道。"
"去年八月就关了。"他说，"工人工资欠了十九万，材料商三十四万，银行六十万。"
我没接话。
"房子抵押了，车卖了。"他吐了一口烟，"我老婆上个月搬回娘家，说要离婚。"
他还在说，声音很平，一件一件地报数，像是在跟我说别人的账。
"我对不起工人。"他说，"小张小李，跟了我六年，走的时候我还欠他们三个月工资。"
"你没有对不起谁。"我说，"你也没想赖。"
他忽然不说话了，两只手撑在栏杆上，肩膀一耸一耸的。
他报的这几个数，我心里过了一遍：十九万、三十四万、六十万，加起来一百一十三万。
我们这一行，一个小厂欠一百多万，就是死账。
「你算过没有，这一百多万，什么时候能还上。」
「还不上了。」他说得很干脆。
「小张小李，你还记得吗。」他忽然问。
「不记得。」
「跟了我六年，一个焊工，一个安装。」他说，「走的时候我没给他们结工资，只写了一张纸条。」
「什么样的纸条。」
「一人一张，写着欠多少，按了手印。」
他说完「还不上了」这三个字，就不说话了，只看着楼下。
我站在旁边，忽然想起老赵说过的一句话：这一行，倒下去的人，多半是让账期拖死的。
账期这两个字，写在纸上是一句话，压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整座楼。
「小张小李那两个纸条，现在还收着吗。」我问。
「收着。」他说，「在我包里。」
「那就好。」我说，「有纸条，就还有还的念想。」
「工人呢。」
「散了。」他说，「有几个人还在等我。」
风把他棉袄的下摆吹起来，我看见他里面的衣服很薄，领子旧了，洗得发白。
我把大衣脱下来，往前递了递，他没接，也没拒绝，我就把大衣挂在栏杆上。
他抽了两口烟，忽然开口。
「老周，我厂没了。」
「我知道。」
「去年八月就关了。」他说，「工人工资欠了十九万，材料商三十四万，银行六十万。」
我听着，没接话。
「房子抵押了，车卖了。」他吐了一口烟，「我老婆上个月搬回娘家，说要离婚。」
「一百多万。」我把这个数念了一遍。
我们这一行，一个小厂欠一百多万，基本就是死账。
「你算过没有，这些钱什么时候能还上。」
「还不上了。」他说得很干脆，像早就想过一百遍。
他说到「离婚」那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反而平了。
越平越让人心里发紧。
我掏出烟，又递了一根，他没接。
「赵哥，我问你一句。」我说，「你今天上来，是打算走，还是打算让人看见。」
他终于转过头看我。
「你自己知道吗。」
他一件一件地说，声音很平。我不催他，也不打断。
做我们这一行的，谁都有一本这样的账。差别只在于是不是有一天，这本账压到了头顶上。
「我算过，」他说，「这些钱，我要干十七年才能还上。」
「十七年。」
「我今年四十八。」他笑了一下，「干到六十五，正好。」
这句话说完，他自己也停了。
「工人的工资，你打算怎么办。」
「能怎么办。」他说，「欠着。」
他说到这儿，停了停。
「我那两个工人，一个二十七，一个三十一。」他说，「都还没结婚。」
「我欠工人的钱，一分都没还。」
「你人还在，就能还。」
「怎么还。」
「一个月还一点，也是还。」
「一百一十三万，」我说，「你干十七年能还上，这是你自己算的。」
「我算过，」他说，「我算过很多回。」
6.
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问了一句。
"老周，我欠你那笔钱，你是不是要起诉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上个月，我让律师给他发了一封函，二十八万，限定十五天。函先寄到他厂里，厂没了，退回来，又让人寄到他家。
"发了。"我说。
他把烟头摁灭，两只手都在抖。
"我看到了。"他说，"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不知道你。"
"你不知道。"他打断我，"你们都不知道。那一封函，是压在我身上的最后一根。"
风从楼顶刮过去，我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件事：我催的那笔钱，是我自己递过去的一根绳子。
我在这行干了二十年，催过的账，少说上百笔。我从来没想过，一笔账能压死人。
我把那句「我不知道」咽了回去。
发函的时候，我知道他厂关了，知道他难，可我没想到他会站在楼顶。
那一封函，写得很硬：限十五日，否则依法起诉。
我签的字。
「我发函，是因为厂里也紧。」我说，「不是要逼你。」
「我知道。」他说，「换了我也发。」
这句话比骂我还难受。
「那一封函，是我让律师写的。」我说，「我为了这二十八万，跟媳妇吵过一回。」
他转过头看我。
「她说不该催。」我说，「我说该催。现在我明白她说得对。」
我把手机在口袋里按了静音，拨了一个号码，是楼下的老孙。
响了一声，我挂了。
这是约好的暗号：人还在，别动。
我从内衣兜里把欠条掏出来的时候，手是抖的。
这张纸，我收了六年，每年整理账本都看见，看见了就当没看见。
展开的时候，纸的声音很脆。
「赵哥，你听我说一句。」
「你说。」
「二十八万，我不要了。」
「什么。」
「我说，我不要了。」
我把欠条展开，念了一遍上面的字：今欠周明远料款二十八万元整，三个月内归还。
念完我问他：这是你写的吧。
「我写的。」
我把那张欠条摊在他眼前，让他看清楚。
他看了半天，点了点头。
「老周，你这是干什么。」
「撕欠条。」
「你疯了。」
「没疯。」
纸片飘下去的时候，他伸手抓了一下，没抓住。
「老周。」
「嗯。」
「你这人，傻。」
「你别撕。」他忽然说。
「撕了。」
「你以后拿什么要。」
「不要了。」
7.
我从内衣兜里把那张欠条掏出来。
这张纸放了六年，折了又折，边上磨毛了。我把它展开，在他眼前晃了晃。
"赵哥，这是你写的。"
"我写的。"
我两手一撕，撕成两半，再撕，撕成几片，松开手，纸片被风卷起来，飘下楼去。
他愣住了。
"老周。"
"二十八万，不要了。"
他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楼下传来消防车的声音，接着是警车。
"人已经来了。"我说，"你跟我下去，好不好。"
他低着头，站了很久，最后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伸给我。
我从内衣兜里摸出那张欠条。它一直被折成巴掌大，跟着我换过三个钱包、两辆车、两个厂房。
我每年整理账本的时候都会看见它，看见就当没看见。
这些年我没催过，去年才发函，是因为厂里实在紧。
撕完欠条，风把纸片吹得满地跑。
他蹲下去，捡了一片，捏在手里看。
「老周，你傻。」
「傻一回。」
纸片飘下去，有几片还挂在栏杆上，风一吹，也走了。
他蹲下去的时候，我往前走了两步，站在他旁边，没伸手。
过了一会儿，他自己站起来了。
消防的人上来的时候，脚步很轻。
他们没靠近，先站在门边，一个人跟我对了个眼神，我摇了摇头，意思是再等等。
又过了几分钟，他自己先开口说：我下去。
消防的人上来时脚步很轻，先站在门边，一个人跟我对了个眼神。
我摇了摇手，意思是再等等。
他们就没动。
又过了几分钟，他自己先开口：我下去。
他往门口走了两步，脚步很慢，像是腿麻了。
我退到一边，给他让开路，没伸手。
他自己走过了那道门。
消防的人过来扶他，他摆了摆手，自己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楼顶。
那一眼，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我把手伸过去，他没握，只把手放在我手上，很轻。
然后他自己转身往门口走。
消防的人跟上去，一边一个，没碰他。
我跟在后面，腿有点软。
下楼的时候，楼道里已经站了七八个人，都穿着制服。
他们没说话，让开一条路。
他在医院住了九天。
出院那天，我去接他，他瘦得厉害，衣服挂在身上。
派出所里，警察问得很细，问一句他答一句。
问到家里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从医院出来，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十二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8.
那天之后，我陪他去了派出所做笔录，又陪他去了医院。
医生说是抑郁状态，开了药，让他定期复诊。
他老婆来了，站在医院走廊里哭。两个人没有提离婚的事。
过了几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去南方，跟他一个亲戚干工地。
"老周，那笔钱，我记着。"
"别记了。"
三月底，他到了一个南方的城市，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站在工地上，戴着安全帽，人在照片里很小。
我把那张撕碎的欠条用胶带粘起来，夹在账本里，旁边写了一行字：这行里没有赢家，只有活着的人。
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黑了。
他老婆站在门口，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药。
她看见我，说了句谢谢，声音很小。
我说：往后有事，给我打电话。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这件事跟媳妇说了。
她听完，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最后她说：钱没了能再挣，人没了就没了。
二月初，他打来一个电话，号码是陌生的南方的号，说话有点杂音。
他说他在一个工地上管材料，一个月六千，包住。
我说好。他说：老周，你那二十八万，我以后挣到了，一定还。
我说：你跟小张小李，把钱还上就行。
年中，他给我寄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千块钱和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先还一千，慢慢还。
我把钱收了，纸条贴在账本上。
这一千块，比二十八万重。
那年冬天，我账上少了一笔二十八万的应收。
媳妇没问，我也没提。
有些账，记在账本上；有些账，记在人心里。
三月里，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张照片，是他在南方的工地上，戴着安全帽。
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老周，我活着。
我把照片夹在账本里，跟那张撕碎又粘起来的欠条放在一起。
媳妇后来问过我，那笔钱真不要了。
我说不要了。
她说：那我记一笔坏账。
我说：记吧。
二月中旬，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他老婆回去了，两个人把话说开了。
我说好。
那本账，我到现在还留着。
翻到那一页，能看见粘起来的欠条，和旁边那行字。
过年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就三个字：过年好。
我回了三个字：好好活着。
那天晚上我回家，饭没吃几口。
媳妇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她说：你这脸色，不像没事。
后来我常想，如果那天我没上那个楼顶，会怎么样。
想多了就不敢想。
那年过年，家里包饺子，我包得歪。
媳妇笑我，说你这手艺，还不如换窗户。
我说换窗户我也换不好。
那年腊月二十八，我在厂里收拾东西，翻到账本里那张撕碎又粘起来的欠条。
纸上的字还看得清：二十八万，三个月内归还。
我把那一页看了很久，然后把账本合上，锁进柜子。
这一年的账，少了一笔二十八万的应收，多了一句写在旁边的话。
那句话，我后来跟很多人说过，每一回说，都有人沉默。
这行里没有赢家，只有活着的人。
二月初，我去了一趟那个工地。
楼上的窗装了一半，防尘布还挂着，站在楼下往上看，能看见六层楼顶那道歪了的栏杆。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想起那天的风，想起他接烟的手。
后来这道栏杆换了新的，是黄老板让人换的。
没有人提那天的事，工地上照常开工，照常收工。
小张和小李后来找过我，问他们老板的消息。
我说他在南方，在工地上管材料。
他们说：那他欠我们的钱，还还吗。
我说：你们给他打个电话。
他们打过了。他接了，说了半个多钟头。
那天之后，我改了一条规矩：催账之前，先打个电话，问问对方现在怎么样。
这条规矩没写进墙上的纸，只写在我心里。
钱还得要，日子还得过，可有些事，得先看看人还站不站得住。
老孙知道这件事，他有一回跟我说：周哥，你今年催账少了很多。
我说：慢一点。
开春以后，我在一个工地上碰见黄老板。
他说：你那天上去，胆子不小。
我说：没想那么多。
他点了点头，说：这个活我放心给你。
那一年，我在他那儿接了两个活。
这件事，我后来讲给老赵听。
老赵听完，抽了半根烟，说：这种事，一辈子碰上一回，就够了。
我说是。
他说：你没做错。
我说：我催过他的账。
他说：催账没错，错的是这行让人活不下去。
第二年，我把厂里催账的流程改了：先打电话，再发函，函上留一句话：有困难可以先谈。
这句话，是那天在楼顶学会的。
媳妇说：你这人，越活越软。
我说：软一点，人还能多几个。
那句话写出来以后，我把律师函的模板也改了。
改的地方就一处：最后加一句，有困难可以先谈。
这条改了以后，有两笔账，谈成了分期。
分期也不错，钱慢慢回来，人还在。
那天从楼顶下来，我在车里坐了很久才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