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我干哭丧二十年，头一回见到给眼泪定KPI的。
周家老爷子走了。长子周秉文递给我一份《治丧情绪交付标准》，三十七页。一档亲属持续性啜泣，二档间歇性嚎啕，三档——也就是我——输出峰值不低于八十五分贝，全程录像留档，用于家族情感复盘。不达标，扣尾款。
我按标准哭了一场满分葬礼，分贝仪停在八十六。周秉文当场结清尾款，还追加了五千奖金。
我数钱的时候，指尖碰到一块硬纸。老爷子的遗像底下压着一张便签，五个铅笔字，手抖得厉害：
“别哭太假。”
第一章 三十七页
“巧姐，这单我不敢接。”
阿珍把手机塞到我面前，屏幕上是周家发来的合同附件。我正蹲在地上刷铜盆，一盆的香灰水，手上全是黑的。
“多少钱？”
“三万六。三天，六个人。”
我把铜盆拎起来，倒进后巷的排水沟。三万六，比我去年一整月的流水还高。
“接。”
“人家要打分。”阿珍声音低下去，“还说要录像。”
我抬头看她。这丫头跟我四年，见过跳楼的、喝药的、抢骨灰盒的，还没见她说话这么虚。
“打分就打。”我把手在围裙上擦干，“哭丧不丢人，哭得假才丢人。他敢打，我就敢拿满分。”
周家把见面地点定在殡仪馆东头的贵宾厅。不是灵堂，是贵宾厅。桌上铺着白桌布，摆着两瓶矿泉水和一个投影仪。
周秉文比我小几岁，穿深灰西装，袖口那颗扣子系得一丝不苟。他起身，递名片，两手，腰弯了十五度。整套动作像培训过。
“林老师，久仰。”他说，“我们做过背景调查。您在殡葬服务行业二十年，客户满意度百分之九十八点七，退货率零。”
我坐下。
“退货率？”我说，“哭丧还能退货？”
“比喻。”他笑了笑，“我们内部习惯用数据说话。”
投影仪亮了。
第一页写着：《周敬山先生治丧项目·情绪交付标准 V2.3》。
“三十七页。”他把打印稿推过来，纸是新的，还带着打印机的温度，“您可以先看条款，有问题我们现在就谈。”
我翻开。
第一条：本项目情绪交付分三档。一档，直系亲属及配偶，持续性啜泣，每十分钟不少于一次；二档，旁系亲属，间歇性嚎啕，每半小时不少于一次；三档，专业服务人员，输出峰值不低于八十五分贝。
我念出声：“八十五分贝，是多大？”
“吸尘器。”他说，“我们在附录里做了对照表。八十分贝，闹市车流；八十五分贝，吸尘器；九十分贝，电钻。”
我抬头看他。
他推了推眼镜：“这样亲戚们好理解。”
第四条：情绪不得外包。禁止使用扩音设备、录音设备、他人代哭。悲痛必须由本人在场完成。
第七条：哭词须提前报备，经治丧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禁止掺杂与逝者生平不符的内容。
第九条：全程录像，留档三年，用于家族情感复盘。
第三十七页，最后一行：
“以上各项，任一项不达标，扣尾款百分之三十。两项以上不达标，扣全额尾款。”
我把三十七页翻完，合上。
“周总。”我说，“我先问一句，不礼貌的。”
“您说。”
“这三天，你打算哭几次？”
会议室静了两秒。
周秉文端起矿泉水，喝了一口，放下，杯底和桌面碰出一声脆响。
“我不哭。”他说得很平，“我父亲生前最讨厌男人掉眼泪。他跟我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
“那你花钱请我哭。”
“对。”他看着我，“我哭不出来，所以我付费购买这项服务。这是市场化解决方式，比我硬挤要有诚意。”
我笑了。
这二十年，我见过各式各样的孝子。有跪在灵前抽自己嘴巴的，有哭到一半接电话谈生意的，有把亲妈的骨灰放车里后备箱拉去旅游的。但把“我不哭”说成一种诚意的，他是头一个。
“你这单，没人真哭。”我说。
他眉毛动了一下。
“我干这行二十年，看灵堂不看脸，看手。”我说，“真哭的人，手是攥着的，指头往里扣。假哭的人，手是摊开的，还要腾出一只扶膝盖。刚才我从停车场走上来，你们家来了七辆车，下来十九个人，我数了，十九双手，全是摊开的。”
周秉文沉默了几秒。
“所以我才做标准化。”他说，“既然没有人真的伤心，那就让悲伤可视化。至少亲戚们知道，谁尽了心，谁没来。”
“你爸知道吗？”
“我父亲三个月前就不能说话了。”他把合同推过来，“签字的地方在最后一页。”
我拿起笔。
“尾款一万一千。”我说，“达标了才给？”
“达标了当天结清。另外，我会追加五千奖金。”
“奖金叫什么名目？”
“优秀供应商。”
我签了。
签完我把笔放下，抬头看他。
“周总，我再提醒你一句。哭这事儿，你越量，它越假。”
他合上文件夹。
“林老师。”他说，“不量，我怎么知道它是真的？”
第二章 分贝仪架在花圈中间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带着人进场。
灵堂设在周家老宅的东院，三进的老房子，白布从屋檐垂到地上。花圈从门口排到巷子口，一排四十个，每个都挂着挽联，落款是各个商会、各个协会、各个“生前好友”。
周秉文的人在灵堂正中间架了个架子。
架子上是分贝仪。黑壳，红数字，屏幕亮着，显示 32.6。
旁边一台摄像机，三脚架，镜头对着跪垫。
再旁边一台，对着签到台。
阿珍凑过来：“巧姐，三个机位。”
“两个录我们，一个录亲戚。”我说，“你注意点，别挠痒。”
“我挠痒也要扣钱？”
“扣。”我说，“合同里写着，服务人员不得有非悲痛动作。”
老宋把唢呐箱子放下，蹲在门槛上抽烟。他五十多了，头发染得乌黑，一根唢呐吹了三十年。
“这玩意儿架我脑袋顶上。”他指了指分贝仪，“我这一嗓子下去，它能给我干到一百一。”
“你收着点。”我说，“第九条，情绪不得外包。人家不让用扩音，唢呐算不算扩音，回头得跟他们掰扯。”
“那我还吹不吹？”
“吹。出殡那天必须吹。”我说，“他不敢说不让吹，他就怕别人说他办得不够体面。”
七点，亲戚陆续到。
签到台上摆着一摞白花，一叠签字笔。旁边还有个亚克力牌，印着二维码：
“扫码录入情绪贡献度，实时排行。”
我站在廊下看着。
第一个到的是二房，周秉武，四十岁，做建材厂，脖子上一根金链子。他媳妇跟在后头，穿黑裙子，脸上扑了粉，白得发亮。
她进门的时候，从袖子里掉出来一个东西。
小玻璃瓶，滚到地上，转了两圈，停在摄像机的脚架边上。
我离得近，看清了。风油精。
周秉文的人立刻弯腰捡起来，托在手里，走到周秉文面前。
“周总，这个是二婶身上带的。”
满院子安静。
周秉武脸一下红到耳根：“喝，这有啥，她眼睛干。”
“标准第六条。”周秉文看着他，声音很轻，“禁止使用催泪物品。悲痛不得掺假。”
“我掺什么假了？”周秉武嗓门起来，“我爹死了我不难过？我难过！她眼睛干，抹点油怎么了！”
“可以抹。”周秉文说，“抹完，她的分不计。”
“凭什么不计！”
“因为她抹了油。”
周秉武的拳头攥起来，又松开，松开又攥起来。他媳妇在旁边拽他袖子，小声说：“算了算了，不计就不计。”
我把这一幕记在心里。
我们这行有句话：灵堂里的第一滴眼泪，从来不是因为死人。
八点，我排班。
六个人，我分了三个点。阿珍守一档，站在女眷堆里，负责“持续性啜泣”，每十分钟一次，不许连哭，不许断太久。小伍管设备，负责看机器、换电池、托管录像卡。老宋管声音，负责在峰值前用唢呐垫一句，把场子顶起来。
我自己守三档。
所谓三档，就是全场最高的那一声。它不能早，也不能晚。早了，亲戚还没到齐；晚了，抬棺的人已经上手。
我干了二十年，知道那个点在哪。
在“盖棺”前的那三分钟。
那三分钟，所有人都会看着棺材，所有人都会想起自己还有话没说。那时候你哭一声，能把一屋子人的眼泪都勾出来。
“巧姐。”阿珍问我，“你这场，真哭假哭？”
“真的。”
“你怎么真？”
“我想我妈。”我说。
我妈走那年，我在三百公里外接单。人家老太太出殡，我哭得天花乱坠，拿了双份钱。回到家，我妈已经进了冰柜。
从那以后，我哭别人家的爹妈，心里过的都是我妈的脸。
这不是技巧，这是账。欠着的账，一辈子还不完，只能一场一场地哭。
十点，遗像挂上去。
周秉文挑的是一张证件照。西装，白衬衫，头发梳得整齐，眼睛看着镜头，没有表情。
我看了两眼，说：“换一张。”
“为什么？”
“这张是二十年前的。”我说，“你爸这两个月瘦了二十斤，脸不是这个脸。亲戚一看就知道是旧照片，心里会想，你们连张近照都没有。”
“近照不体面。”
“你爸生前穿什么？”
“……夹克。”
“那就挂夹克。”
周秉文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转头对助理说：“去把相册拿来。”
助理跑出去。半小时后回来，手里是一张四方的小照片。
照片上周敬山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夹克，手边放着一只搪瓷缸。他侧着头，在看门口。
照片背面有一行铅笔字，是日期。三个月前。
周秉文拿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就这张。”他说。
遗像挂上去的时候，院子里没人说话。
照片上的老爷子侧着脸，像在等谁进门。
十一点，试音。
老宋把唢呐举起来，吹了半句，又放下。分贝仪的红色数字跳了一下，从 32.6 跳到 41，又落回去。
整个院子静得能听见香灰掉在铜盘里的声音。
我站在遗像底下，抬头看了一眼那张脸。
他在等门口。
等谁？
第三章 眼泪按毫升计价
下午两点，哭词报备。
周秉文把治丧委员会的三个亲戚叫到偏厅，让我念稿。稿子是我写的，一千二百字，按周家的家谱排的辈分，按周敬山的履历排的事。
我念到第三段，周秉文的二姑说话了。
“这个‘爹’字，能不能改成‘父亲’？”
我停下来：“为什么？”
“庄重。”她说，“我们家的场合，叫爹太土。”
“您平时叫他什么？”
“叫爸。”
“那为什么不写爸？”
“爸也土。”她说，“父亲正式。”
我看着她。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涂着口红，指甲修得尖尖的。
“行。”我说，“改父亲。”
念到第五段，周秉文的媳妇开口了。
“这里写我爸爱喝黄酒，是不是不太好？”她说，“黄酒显得……不上档次。”
“他爱喝什么？”
“他爱喝黄酒。”她说，“可这是念给外人听的。”
我把稿子合上。
“各位。”我说，“这份稿，我改到第三稿了。你们要庄重，我就把‘爹’改成‘父亲’；你们要体面，我就把他吃的咸菜改成‘家常小菜’。再改下去，我念的就不是周敬山了，是一个叫周敬山的领导。”
偏厅里静了。
周秉文慢慢把笔放下。
“林老师。”他说，“您说得对。但我要提醒您，第十二页有范例。您看一下范例的浓度，再对照您的稿。”
我翻了。
第十二页，附录D，范例文本：
“父亲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把个人命运与企业命运紧紧相连的一生。他用一双粗糙的手，托起了整个家族的明天……”
我读完，抬头。
“这是谁写的？”
“我们请的品牌文案。”他说，“改了三版。”
“他见过你爸吗？”
“没有。但情绪是对的。”
我把那张纸折起来，塞回文件夹。
“周总，我念这个，你爸会从棺材里坐起来。”
“——”
“我干这行二十年，念过一千多场。”我说，“这种句子，念出去，底下人一句都记不住。他们只会记得你爸爱吃什么，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人记不住‘奋斗的一生’，人只记得一碗面。”
周秉文看着我。
“可我们要的是复盘。”他说，“复盘需要可量化的表述。”
“那你复盘什么？”
“复盘谁尽了心。”
“你爸的葬礼，你复盘谁尽了心。”我把稿子推过去，“你爸要是听见，他能气活。”
他没接。
过了几秒，他说：“按您的稿念。但‘爹’改成‘父亲’。”
“行。”
我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叫住我。
“林老师。”
我回头。
“眼泪，能称吗？”他问。
“什么？”
“附录B。”他说，“我们做了折算。泪痕长度，一厘米折算零点三毫升。亲属的泪量，我们想做个统计。”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周总。”我说，“眼泪称不出来。你妈生你的时候流的那些，也没人称过。”
他脸上的表情没动。
“统计是为了公平。”他说。
“公平。”我重复了一遍。
走出偏厅，日头已经偏西。院子里烧纸的味道很重，混着花香。
我绕到后院，想找个地方歇脚。
后院有一口井，井边一口小灶。灶上坐着一只砂锅，锅盖边上冒白气。
一个老太太蹲在灶前，正往灶膛里塞柴。
她穿蓝布褂子，头发全白，手背上全是斑。
我站住了。
她抬头看我。
“你是哭的那个？”她问。
“是。”
她点点头，掀开锅盖。
一股甜味涌出来。酒酿，桂花，糯米圆子。
“来。”她说，“吃一碗。”
“这是……”
“他的。”她说，“他爱吃这个。每天下午四点，我给他煮一碗。”
我看着那锅圆子。
“他现在……”
“现在不用煮了。”她把火拨小，“煮了四十年，手还记得。”
我端着那碗圆子，回了前院。
灵堂布置完了，白布从屋檐垂到地上。周秉文的人在调灯，说要打一个柔和的面光。
遗像底下压着供品：苹果，橘子，一碗米饭，一双筷子。
我把碗放在供桌上。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那张纸。
它压在相框右下角，只露出一角。我以为是张标签，伸手去抽。
是一张便签，巴掌大，边角卷了。铅笔字，歪歪扭扭，抖得厉害。
五个字。
“别哭太假。”
背后有人喊：“林老师，灯光这个角度行吗？”
我没回头。
我把纸折了两折，塞进口袋。
“行。”我说，“都行。”
第四章 他最后三个月没开过口
天黑了。我又回到后院。
灶里剩一点火。陈妈蹲在井边，搓着一块抹布。
“陈妈。”我把手插在口袋里，捏着那张纸，“遗像底下那张，是他写的？”
她抬头，看了看我的手，又看了看我的脸。
“你看见了。”
“我看见了。”
“他写的。”她把抹布拧干，“他手抖，写一张，扔一张。我不知道他压在哪儿。”
“写了多少张？”
“不知道。”她说，“他半夜起来写，写完塞在枕头底下。我给他换枕套，摸出来过。”
“上面写什么？”
“我没看。”她说，“他的东西，我不看。”
我在井边蹲下来。
“陈妈，您在他家多少年？”
“四十年。”她往灶里添了一根柴，“他老婆走那年我来的。”
“他老婆走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就在院里坐了三天。我给他煮圆子，他也不吃，就放着。放到凉了，我端走，第二天再煮。”
“后来呢？”
“后来他吃了。”她说，“第四天早上，他把碗端起来，一口一口吃完了。吃完跟我说，陈妈，以后每天煮。”
我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掌心全是汗。
“他一个人住？”
“西厢。”陈妈说，“东院这边是老大他们的。他住西厢，一个人，一间屋，一张床，一个柜。柜里全是旧衣服。”
“没人来看他？”
“有。”她说，“过年有。过年的时候，一屋子人，吃一顿饭，吃完就走。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一个一个送。他们都上车了，他还站着。”
我抬头看院子。三进的宅子，青砖，门框上有雕花。这样的宅子，住一个人，太空了。
“他什么时候开始不说话的？”
陈妈停了一下。
“三个月前。”她说，“摔了一跤，送医院，回来就不说了。不是不能说话，是不说。医生说是‘选择性缄默’。我不懂这个词。我就知道，我叫他，他看着我，不吭。”
“为什么？”
“不知道。”她说，“有一天早上，他把手表摘下来，放在桌上。那块表是他结婚那年买的，上海牌。他戴了四十年。我拿起来一看，停了，停在四点二十。我说表坏了，我拿去修。他摆手。”
“四点二十。”
“他每天四点坐在门口。”陈妈说，“坐到天黑。”
“等谁？”
陈妈没有立刻答。
她把抹布搭在膝上，手在上面擦了擦。
“等三姑娘。”她说。
周秉慧。三女儿。
“她多久没来了？”
“三年。”陈妈说，“三年零两个月。”
“她在哪儿？”
“在南方。做买卖。”陈妈说，“头一年还打电话，后来电话也少了。他每回接了电话，就说一句，‘忙就别回来’。”
“他等她，还让她别回来？”
“他怕她为难。”陈妈说，“他这辈子，最怕给人添麻烦。”
我坐在井边，风吹过来，纸灰飘到脚边。
“陈妈。”我说，“这三天，办这么大，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她说，“他走的那天早上，人还没凉，老大就把殡仪馆的人叫来了，说要办得体面，说这是他最后一次给老爷子长脸。”
“长脸。”
“长脸。”陈妈重复了一遍，声音很平，“他活着的时候没人给他长脸，死了给他长脸。”
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最后跟谁说过话？”
“跟我。”陈妈说。
“说什么？”
“他有一天晚上，忽然开口。”陈妈说，“我给他擦身子，他抓住我的手，说了三个字。”
“哪三个？”
“门别锁。”
我愣住。
“门别锁。”她又说了一遍，“他说，门别锁。我问他，等谁？他不说了，把手松开了。”
“第二天呢？”
“第二天就没了。”
我站起来。
“陈妈。”我说，“他屋里，我能看看吗？”
她看了我一眼，起身，往西厢走。
西厢的门没锁。
屋子很小。一张床，一个柜，一张桌。桌上放着一只搪瓷缸，缸里插着两支铅笔。床底下压着一摞报纸，齐得像砖。
我抽了最上面一张。
九月的报纸，第三版，天气。有一行被铅笔画了圈，圈得很轻，圈了三圈，纸都圈破了。
南方一个城市：多云，有雨，二十四到三十度。
“这张什么时候的？”
“他走的前一天。”陈妈站在门口说，“那天他忽然要报纸。我给他念，他不听，自己伸手抓，抓这一张。他指着那一行，指了很久。”
“他指着干什么？”
“不知道。”她说，“他手指在上面划，划过来，划过去。”
我把那张报纸折了两折，塞进包里，压在便签上。
“陈妈。”我说，“这三天，你别忙了。你就在灶边坐着。”
“我坐着，谁给他们煮圆子？”
“没人吃。”我说，“除了你，没人吃。”
她低下头，笑了。那个笑很短，像一口气没喘匀。
我走出西厢，站在院子里。
天黑透了。灵堂的灯打得很柔，白布上有一层光。
我摸摸口袋：一张便签，一张报纸。
这单不对。
第五章 八十六分贝
正日子。
早上七点，天阴。院子里摆了三十六张椅子，来了一百多人，站着的比坐着的多。
我换了衣服。白孝服，腰上系麻绳，头发用黑布包起来。这套行头是我师父传的，四十年了，洗得发黄。
八点，亲戚上香。
一档的人开始哭。
阿珍站在女眷堆里。我隔着人群看她，她低着头，肩膀一下一下地抖，声音压在嗓子里，细细的，像风从门缝里过。
十分钟一次。不多不少。
九点半，二档开始。
几个远房亲戚，按着排班，半小时一场。有人哭得挺真，有人哭得像唱戏——那种“哎呀我的天哪”的调子，拉得又长又圆。分贝仪跳到 78，落下去。
我站在灵堂侧面，一动不动。
我这一天，只有三分钟。
十一点，盖棺。
抬棺的人进来了。四个人，穿黑西装，手上戴白手套。
周秉文站在棺材头，手里拿着那份标准，纸角被他捏得起了毛。
司仪喊：“亲属最后瞻仰——”
人群动了。
我往前走。
一步，两步。跪垫就在棺材前。我跪下去，膝盖磕在木板上，磕得很实。
那一声闷响之后，整个院子静了。
我抬头，看见棺材里那张脸。
瘦。颧骨高，嘴唇抿着，下巴上有一点没刮干净的胡子。穿的是那件蓝夹克。
不是西装。
是我让换的。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过的不是稿子。
是我妈。
我妈走的时候，穿的是一件旧的碎花棉袄。我到的时候，她已经穿好了，脸被化妆师抹得白白的，嘴唇红得像刚吃过辣椒。我当时想，她最讨厌红嘴唇。
我跪在周敬山面前，眼泪下来了。
不是挤的。是烫的，从眼眶里一下子涌出来，烫到脸颊上，风一吹，凉的。
我开口。
“爸——”
那一声出去，我的嗓子是撕的。不是喊，是破。
“爸，你走那天，门没锁。”
院子里有人抽了一口气。
“陈妈给你煮了四十年的圆子，今天她不煮了。灶台上那口锅还热着，桂花撒在上面，一星一星的。你说留着，等她回来。她回来了没有？”
分贝仪上的红字往上跳。
79。83。86。
“你天天四点坐在门口，坐到天黑。你把表摘了，表停在四点二十。你不让人修。你怕修好了，时间就走了，她就不来了。”
87。89。
“爸，你最后就说了三个字。门别锁。”
我磕下去。额头撞在木板上，一下，很响。
“门没锁。你等的人，一个都没来。”
那一刻，我听见背后的椅子响。有人站起来，又坐下。有人开始哭，不是排班的哭，是那种喘不上气的哭，一声一声，像被什么掐住。
我哭完了。
三分钟，正好。
我站起来，退到一边，脸上还挂着泪。
分贝仪停在 86。
周秉文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抬头，对着摄像机的方向，很轻地点了一下头。
司仪接着喊：“盖棺——”
院子里一片哭声。真的假的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十二点，账结清。
周秉文在偏厅，把一沓钱推过来，还有一张银行卡。
“尾款一万一千。奖金五千。”他说，“您达标了。全程无违规。”
“谢谢。”
我把钱收进包里，手伸进去的时候，碰到了口袋里的那张便签。
硬硬的，卷着边。
我把它捏在手里，没有拿出来。
“林老师。”周秉文忽然说，“我想请您做一件事。”
“您说。”
“明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复盘会。”他说，“家族内部。您是唯一满分的供应商。我想请您来讲讲，怎么把情绪做到位。”
我看着他。
他的西装还是那么整齐。领带打得正，衬衫第一颗扣子扣着。他的眼睛下面有一层青，很薄。
“周总。”我说，“你今天哭了没有？”
他停了一秒。
“没有。”
“你爸躺在那儿，你站在棺材头，你手里捏着一张纸。”我说，“你哭了没有？”
“没有。”他说，“我哭不出来。”
“那你复盘什么？”
他低头，把桌上那张标准整理了一下，边角对齐。
“复盘我们哪里做得不够。”他说，“我父亲这一辈子，什么都讲规矩。他走了，我也想按规矩送他。”
我把包背起来。
“明天我来。”我说。
走出偏厅，我在廊下站住，把口袋里那张便签掏出来。
五个铅笔字。这一天，我把它在心里过了几十遍。
我抬头，看灵堂里那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侧着脸，在看门口。
“老爷子。”我心里说，“你这单，不对。”
第六章 喜丧
第二天上午，我还有一单。
城西，姓黄，老太太九十六岁，睡着走的。家属要求：笑。
“我们妈说了，不许哭。”黄家老小说，“她说她活够了，谁哭她跟谁急。”
“那要我干什么？”
“要你笑。”他说，“我们家人不会笑。你带个头。”
我在灵堂里笑了半个钟头。
这活儿比哭难。哭是往下走，笑是往上提，提久了脸僵，僵了就像哭。
中午收工，我坐在车里，给花圈店的老赵打电话。
“老赵，周家那单，你送的？”
“送了四十个。”他说，“怎么了？”
“周敬山，你认识？”
“认识。”老赵说，“他以前是我们这条街的老主顾。他老婆走的时候，他在我店里坐了半宿，一句话不说，就看着我扎花。”
“后来呢？”
“后来他就不来了。”老赵说，“他退了。厂子交给大儿子，人就不出来了。”
“退了多少年？”
“十来年吧。”老赵说，“头几年还有人来找他，后来就没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去年冬天，他一个人来买纸钱。我问他给谁烧，他说给自己烧。”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巧姐。”老赵说，“你打听他干什么？”
“他这单有点怪。”
“怪不怪的我不管。”老赵说，“我就跟你说一句，他这人，一辈子没亏过人。他厂里有个工人，手被机器轧了，他养了人家二十年，工资照发。这种事，现在没人干了。”
下午，我又打了个电话。打给殡仪馆的老李。
“老李，周敬山，你那儿有没有记录？”
“有。”他翻了翻，“三个月前，他儿子来问过‘最快的流程’。问完没办，隔了两天才来人。”
“最快的流程。”我重复了一遍。
“对。”老李说，“我当时还问他，老爷子什么情况。他说，‘还能撑几天，先准备着’。”
我挂了电话。
车停在路边，前面是个菜市场。有人拎着菜出来，塑料袋在风里晃。
我想起陈妈说的：他走的那天早上，人还没凉，老大就把殡仪馆的人叫来了。
不是“人走了才叫”，是“先准备着”。
我坐了很久。
后来我给陈妈打了个电话。号码是问阿珍要的，她昨天在灶边报给我，我记在手心，写完才发现手心全是墨。
“陈妈，我是昨天那个哭的。”
“哦。”她说，“你哭得挺好。”
“我问您个事。”我说，“老爷子把厂子交出去以后，靠什么过日子？”
“退休金。”她说，“一个月四千二。”
“四千二。”
“他不用钱。”她说，“他吃饭我给他做。他衣服不买。他就买报纸。”
“报纸？”
“他每天看报纸。”陈妈说，“看得很细，一个字一个字看。看完叠好，压在床底下。三个月，压了一摞。”
“他看什么？”
“看天气。”她说，“他看天气，看南方。”
我心里动了一下。
“南方。”我说，“三姑娘在南方哪个城市？”
“不知道。”她说，“他没说过。他就看天气，看南方。”
电话那头静了一会儿。
“陈妈。”我说，“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有。”她说，“一个铁盒子。在他柜子最底下。他不让我动。”
“里面是什么？”
“不知道。”她说，“钥匙在他枕头底下。他走那天，我给他换枕头，摸到了。我没敢开。”
“盒子上是什么。”
“一朵牡丹。”她说，“红漆掉了一半。”
我把车熄了火。
“陈妈，您别开那个盒子。”我说，“明天律师来之前，我要看一眼。”
“你要看什么？”
“看他给谁留了话。”
电话那头静了一会儿。
“你来。”她说，“我给你留着门。”
第七章 复盘会
晚上七点，周家东院会议室。
长桌，八把椅子，一台投影仪，一壶茶。
周秉文坐在主位，左右两边是他的两个弟弟妹妹。周秉武穿一件黑衬衫，脖子上那根金链子不见了。周秉慧来了——三年零两个月，她第一次回这个院子。
她比我小，瘦，妆很浓，眼睛底下打了两层遮瑕，还是遮不住。
“这位是林老师。”周秉文介绍，“我们的满分供应商。”
我点头。
投影仪亮了。
第一页：《周敬山先生治丧项目复盘报告》。
第二页，柱状图。
横轴是四房人。纵轴是“孝心指数”。柱子高低不一，最高的一根，标着“长房”，数值 92。第二根“二房”，71。第三根“三房”，48。第四根“旁系”，33。
柱子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数据来源：情绪贡献度 + 出勤率 + 泪量折算。
“大家看这个图。”周秉文用激光笔点着屏幕，“长房表现最好。二房在第二天下午出现明显下滑，连续五十分钟没有达到一档标准。三房……”
他停了一下。
“三房全程零次。”
周秉慧抬起头。
“我哭不出来。”她说。
“我知道。”周秉文说，“所以我给你记了零。这很客观。”
“我坐了六个小时飞机回来的。”
“出勤率给你记了满分。”他说，“但情绪是零。出勤和情绪，是两回事。”
“周秉文。”她把手里的茶杯放下，“你把你爸的葬礼做成了一张报表。”
“这本来就是报表。”他说，“不然我们靠什么判断谁尽了心？”
周秉武笑了。笑得很响。
“尽心？”他说，“老大，我出三十万丧葬费，你出多少？”
“我出二十万。”
“那你凭什么孝心指数比我高二十一分？”
“因为我全程在场，并且哭到了标准。”
“你哭了？”周秉武站起来，“你他妈哭了吗？”
会议室安静了。
周秉文把激光笔放下。
“我没有。”他说，“所以我请了林老师。我付费，我购买服务，我承认我不达标。这就是诚实。”
“诚实。”周秉武往椅背上一靠，“你把爹的房子攥在手里，跟我们讲诚实。”
“房子是爹留给我的。”周秉文说，“遗嘱里有。”
“遗嘱还没念呢。”
“明天念。”
我坐在桌子末端，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一支笔。
我记了一句：明天念遗嘱。
周秉文忽然看向我。
“林老师。”他说，“您讲讲。怎么把情绪做到位？我们想学习。”
我把笔盖盖上。
“周总。”我说，“我这活儿，没什么可学的。”
“您谦虚。”
“我不谦虚。”我说，“我给您说个实在的。您这份标准，我看了三十七页。您把哭分成三档，把眼泪折成毫升，把孝心做成柱状图。您做得非常细。”
“谢谢。”
“可您漏了一样。”
“哪样？”
“您没写谁该哭。”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
“您把怎么哭写得很清楚。”我说，“峰值多少分贝，每十分钟几次，泪量怎么折算。可您从头到尾没写，为什么哭。”
我合上本子。
“您父亲这辈子，最烦什么？最爱吃什么？他最后那句话是什么？这些，标准里一条都没有。”
周秉文的眼睛动了一下。
“这些不进标准。”他说，“这些是个人的事。”
“对。”我说，“所以您这份标准，能测出一场葬礼，测不出一个人。”
我把椅子推开，站起来。
“明天的答谢场，我按标准哭。”我说，“这是合同。”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他。
“周总，我提醒您一句。您那标准，最后一页是空白的。您打印的时候，纸用反了。”
他愣了一下。
“什么？”
“您翻到第三十七页，背面。”我说，“有铅笔字。”
第八章 各房互撕
我走出会议室，没走远，在廊下站住。
门没关严。
里面吵起来了。
“房子是爹留给你的？爹什么时候说的？有字据吗？”——周秉武。
“遗嘱里有。方律师那里有。”——周秉文。
“方律师是你找的！”
“方律师是爹找的。十年前就立了。”
“十年前？”周秉慧的声音，尖起来，“十年前他就立遗嘱了？十年前他才六十！他立什么遗嘱？”
“他六十二岁那年做过一次手术。”周秉文说，“他怕自己下不来台。”
“那他怎么不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了。”
安静了两秒。
然后是椅子腿刮地的声音。
“所以你十年都知道。”周秉武说，“你十年都知道爹把钱给谁，你十年都装不知道，你还让我们出三十万办丧事。”
“丧事是给爹办的。”
“丧事是给你办的！”周秉武吼，“你办得体面，你脸上有光，你拿着那份标准让我们一个个上去挨打分！我媳妇抹点风油精你都不让！你他妈是人吗？”
“风油精是假的。”
“假？”周秉武笑，“老大，你摸摸你自己，你哪样是真的？”
里头静了两秒。
“手表呢？”周秉武忽然说。
“什么手表？”
“他那块上海牌。他戴了四十年，结婚那年买的。”
“在我这儿。”
“在你这儿，还是在抽屉里？”
“抽屉里。我锁了。”
“你锁了。”周秉武笑了一声，“你连块表都锁。你怕谁拿？”
“我怕丢。”
“丢给谁？丢给你三妹？”
“老二。”周秉文的声音沉下来，“那块表停了。”
“停了也得给我看一眼！”
“看什么？看它停在几点？”
安静。
“四点二十。”周秉文说，“停在四点二十。”
我靠在廊柱上，听着。
这时候有个很轻的声音插进来。
“二叔。”
是周小雨。周秉武的女儿，十九岁。
“爷爷最后那三个月，谁也不见。”她说，“我去过。我每周去一次。他不说话，就让我读报纸。”
里面静了。
“我读天气。”她说，“他让我读南方的天气。我读完了，他就摆摆手，让我走。有一次我读完了没走，我坐在那儿。他就看着我，看了很久。”
“他跟你说什么了？”周秉慧问。
“他没说。”周小雨说，“他拉着我的手，在我手心写了三个字。”
“哪三个？”
“门别锁。”
廊下，我把手里的本子捏紧了。
“他等你。”周小雨说，“三姑，他等你。他每天四点坐在门口，等你。”
里面没有声音了。
过了很久，周秉慧开口，声音变了。
“我不知道。”她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他跟谁都没说过。”周小雨说，“他就坐在那儿等。”
我转身走下台阶。
院子里，陈妈蹲在灶边，灶膛的火光映在她脸上。
“陈妈。”我走过去，“铁盒子，给我看看。”
她抬起头。
“你要开？”
“我不开。”我说，“我就看看它长什么样。”
她站起来，往西厢走。我跟在后头。
西厢的屋子很小。一张床，一个柜，一张桌。桌上一只搪瓷缸，缸里插着两支铅笔。床底下压着一摞报纸，齐得像砖。
陈妈蹲下，从柜子最底下拖出来一个铁盒。
饼干盒，铁的，红漆掉了一半，上面印着一朵牡丹。
她把它放在桌上，退后一步。
我看着那个盒子，没有伸手。
“陈妈。”我说，“钥匙呢？”
“在枕头底下。”
“你拿着。”我说，“明天律师来，你当着大家的面开。”
她点点头。
我转身要走，她在背后叫住我。
“林老师。”
“嗯。”
“你明天，还按他们那个标准哭吗？”
我站在门口，背对着她。
“合同上写着。”我说。
她没再说话。
我走出去，走到院子里，抬头看天。天很黑，一颗星也没有。
我掏出手机，给阿珍打电话。
“阿珍。”我说，“明天的哭词，我要改。”
“改了要报备。”她说，“报备要审。”
“不报备。”
电话那头停了三秒。
“巧姐。”阿珍的声音低下来，“合同第十四条，擅自变更哭词，赔三倍。”
“我知道。”
“三万六的三倍，十万八。”
“我知道。”
“咱们账上只有四万。”
我站在周家的院子里，风把白布吹得啪啪响。
“阿珍。”我说，“明天你站在女眷堆里，你听我哭。我一开口，你就跟着我。”
“跟什么？”
“跟真的。”
第九章 赔三倍
回到工作室，已经十一点。
工作室在殡仪馆后街，一间半的门脸，招牌上四个字：巧姐哭丧。招牌是我师父留下的，木头做的，边角被雨泡烂了。
阿珍、老宋、小伍都在。
桌上摆着一张纸，是合同复印件，第十四条被红笔圈了出来。
“三倍。”老宋把烟按在烟灰缸里，“巧姐，咱们这行，讲的是接单办事。人家给你钱，你按人家的规矩办。你破了规矩，以后谁还敢找你？”
“老宋。”我说，“你吹了三十年唢呐。你吹的时候，心里想什么？”
“想调子。”
“不想人？”
“人有什么好想的。”他说，“人死了。”
“那你怎么吹得那么难听？”
他愣了一下，笑了：“我吹得难听？”
“你出殡那天吹的那一段，走调了。”我说，“你在‘哭皇天’那儿拐了一下。你拐那一下，是因为你看见棺材抬出门，你想起你爹了。”
老宋不说话了。
他爹走的时候，他没钱办丧事，是他师父帮着凑的。这事他二十年没提过。
“咱们这行，靠什么吃饭？”我说，“靠假吗？假谁不会？录音机一放，扩音器一开，比你真哭还响。可人家不要录音机，人家要人。人为什么值钱？因为人会疼。”
小伍在旁边小声说：“可十万八……”
“扣就扣。”我说，“我这二十年，哭过一千多场。我哭过跳楼的老板，哭过喝药的小媳妇，哭过在工地上被砸死的小工。我哭他们的时候，我心里都过一遍他们的日子。我要是明天按那份稿子念，念‘奋斗的一生’，念‘托起家族的明天’，我就是在骗一个躺在棺材里的人。”
我把合同拿起来。
“我师父教我的第一句话，你们还记得吗？”
阿珍轻声说：“哭词是给活人听的。”
“后半句。”
“死人也在听。”
“对。”我说，“死人也在听。”
我把合同撕了。
不是撕碎，是从中间撕开，撕成两半，放在桌上。
“明天我改词。”我说，“扣钱，我认。你们要走的，现在走，我不怪。”
三个人都没动。
过了一会儿，老宋站起来，把唢呐箱子打开，拿出那根唢呐，用袖子擦了一遍。
“明天几点？”
“七点。”
“我六点半到。”他说，“我给你垫一句长的。”
阿珍把排班表拿起来，撕了。
“我明天不按档哭了。”她说，“我跟着你。”
小伍举手：“摄像机还录吗？”
“录。”我说，“录下来，给他看。”
十二点，我给陈妈打电话。
“陈妈，我问您一句。”我说，“老爷子最后那三个月，有没有说过别的话？不是‘门别锁’，是别的。”
电话那头有翻东西的声音。
“我想想。”她说，“他有一回，半夜里说梦话。”
“说什么？”
“他说，‘圆子凉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窗边。
窗外是殡仪馆的后墙，墙头有一盏灯，照着几棵野草。
“还有吗？”
“还有一回。”陈妈说，“他指着报纸，指着南边，说了两个字。”
“哪两个字？”
“‘太远’。”
我闭上眼睛。
“陈妈。”我说，“明天，你把那碗圆子端出来。”
“端出来给谁？”
“给他。”我说，“放在遗像底下。热的。”
第十章 我把他的日子哭出来了
第三天，出殡。
早上六点，天没亮透。院子里点着灯，白布被风吹得鼓起来。
七点，人齐了。
抬棺的八个人站在棺材两侧。亲属排在前面，白花花一片。周秉文站在最前头，手里没有拿那份标准。
我把那张纸看了一眼——他把标准留在会议室了。
司仪开始念流程。念到“家属答谢”，我往前走。
摄像机对着我。分贝仪亮着，红字 34。
我跪下去。
膝盖磕在木板上，还是一声闷响。
院子里静下来。
我抬头，看着棺材里那张脸。
然后我开口。
“老周。”
底下有人动了一下。
“我不叫你父亲。”我说，“你儿子让我叫你父亲，我叫不出口。你活着的时候，厂里的人叫你老周，你媳妇叫你敬山，你妈叫你山子。‘父亲’是写在纸上的，不是你。”
分贝仪跳到 41。
“老周，你爱吃酒酿圆子。小的那种，指甲盖大，桂花要撒在上面，一星一星的。陈妈给你煮了四十年。你走那天，灶上那锅还热着，她没端走。她说，煮了四十年，手还记得。”
46。52。
“你天天四点坐在门口，坐三个钟头，坐到天黑。你把那块上海牌的表摘了，表停在四点二十。陈妈说要拿去修，你摆手。你不是不修表，你是怕时间修好了，往前走，那个人就真的不来了。”
58。63。
“你等她，等三年零两个月。你每回接到她电话，就说‘忙就别回来’。你嘴上让她别回来，人坐在门口。你把报纸压在床底下，看了三个月，一个字一个字看。你看天气，看南方。你指着报纸说‘太远’。”
71。76。
“老周，你这辈子，厂里有个工人手被轧了，你养了人家二十年，工资照发。你养了那么多人，最后没人养你。你一个人住西厢，一间屋，一张床，一个柜，柜里全是旧衣服。”
80。
“你最后就说了三个字。门别锁。”
我的嗓子破了。不是技巧，是破了。
“门没锁，老周。门没锁。可你等的人，一个都没来。你儿子在会议室里做柱状图，你二儿子在算他出的三十万，你三姑娘在南方，她连你最后那句话都不知道。”
86。91。
“你半夜说梦话，说‘圆子凉了’。”
96。
“圆子没凉。”我说，“陈妈今天又煮了一锅，热的，就在你照片底下。你尝尝。”
我磕下去。
额头撞在木板上，一下。
“老周，你走好。有人记得你。”
背后，一声哭起来了。
不是排班的，不是按档的。是一个女人，哭得像被撕开。我不用回头，我知道是周秉慧。
她扑到棺材边，手抓着棺材沿，指甲刮在木头上，吱吱响。
“爸——”她喊，“爸，我回来了！门没锁，我回来了！”
院子里乱起来。
周小雨跪下去，抱着她三姑。周秉武站在原地，两只手垂着，忽然蹲下去，蹲在地上，肩膀一下一下地抖。
陈妈站在供桌边，手里端着那碗圆子，眼泪一滴一滴掉进碗里。
分贝仪的数字往上冲。
103。107。
周秉文站着，一动不动。
他的脸白得像纸。他的手攥着，指头往里扣，扣得指节发青。
“你违约了。”他说。
声音很轻，可我听清了。
我站起来，脸上全是泪。
“我知道。”我说。
“合同第十四条。”
“我知道。”
他往前走了两步，走到我面前。
“我要扣你三倍。”
“扣。”我说。
他看着我，眼睛红了。不是哭，是憋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花了钱，我做了标准，我把每一件事都安排好了。你为什么非要——”
他停住。
院子里，哭声一片。分贝仪的数字还在往上走。
就在这时候，院门口有人进来了。
一个男人，五十多岁，穿深色西装，提着公文包，戴一副金丝眼镜。
“方律师。”周秉文转过头。
方律师站在灵堂门口，看了看院子，又看了看那台还在跳数字的分贝仪。
“周先生。”他说，“遗嘱，现在念吗？”
第十一章 遗嘱第七条
灵堂里，人没散。
方律师把公文包放在供桌上，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用火漆封着口。
“周敬山先生于二〇一六年在我所立下遗嘱，全程录音录像，有两名见证人。”他说，“今天是宣读日。按老爷子生前要求，宣读地点必须是灵堂，必须在他出殡前。”
周秉文站着没动。
“大哥。”周秉武站起来，“念。”
方律师拆开封口。
“遗嘱第一条：周氏建材有限公司百分之五十一股权，由长子周秉文继承。”
周秉武的脸僵了一下。
“第二条：城东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由次子周秉武继承。”
周秉武愣住。
“第三条：位于城南的一套住房，由三女周秉慧继承。”
周秉慧抬起头，眼睛还红着。
“第四条：现金存款一百二十万，四房均分。”
“第五条：周敬山名下全部藏书、报纸、旧衣物，捐赠给市图书馆。”
念到这儿，院子里有人小声笑了。旧衣服捐图书馆。
“第六条：老宅东院，由四房共有，不得出售。”
方律师停了一下，把纸翻过去。
“第七条。”
他抬起头，扫了一眼在场的人。
“本人周敬山，一生未亏于人。唯晚年独居，无人问津。在我葬礼上，若有真心为我落泪者，无论亲疏，无论职业，将西厢房一间及存款二十万元，赠予此人。认定权，交予陈淑兰。”
院子里死一样静。
“陈淑兰是谁？”周秉武问。
陈妈往前站了一步。
“我。”
她手里还端着那碗圆子。
方律师点头：“陈淑兰女士是遗嘱指定的见证人与认定人。老爷子留有手书，一并宣读。”
他从包里取出另一张纸。
那张纸是便签，巴掌大，边角卷了。铅笔字，抖得厉害。
方律师念：“‘这钱给真哭的人。别给哭得响的。’”
我站在灵堂中间，手里全是汗。
陈妈把碗放下。
“我认。”她说。
她抬起头，看着我。
“她。”
全场哗然。
“她是个哭丧的！”周秉武喊，“她收钱哭的！她哭是买卖！”
陈妈没有回头。
“她哭的时候，”陈妈说，“提到了圆子，提到了表，提到了门。这些，标准上没有。她的稿子我听过，她的稿子上写的是‘奋斗的一生’。她昨天在会议室里说，标准测不出一场葬礼，测不出一个人。”
她顿了一下。
“她今天没按标准哭。她赔钱。”
“赔钱也是买卖！”周秉武说。
“那你赔。”陈妈说，“你赔十万八，你哭一场。你哭得出他爱吃什么吗？”
周秉武不说话了。
周秉慧跪在棺材边，手还抓着棺材沿。
“陈妈。”她说，“我回来了。”
“你回来晚了。”陈妈说，“晚了三年零两个月。”
方律师把遗嘱收起来。
“按遗嘱，林巧女士可于七日内办理受赠手续。”
我站在原地，没动。
周秉文忽然开口。
“等一下。”
我看着他。
“周总。”我说，“昨天我问你，第三十七页背面有什么。你回去看了吗？”
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纸。
是那份标准，第三十七页。
“我看了。”他说。
他把纸翻过来。
纸的背面，有铅笔字。字迹和便签上的一样，抖得厉害。
一共两行。
“秉文：
你六岁那年摔断腿，在院里哭。我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你就没再哭过。
爸错了。”
周秉文拿着那张纸。他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纸边哗哗地响。
“这是我打印的时候用的废纸。”他说，“我打了三十七页，我用了他的旧纸。我打了三十七页，我没有翻过来看。”
他抬起头。
“我把他写给我的话，打印成了第三十七页。”
院子里没有人说话。
他慢慢走到棺材边，跪下去。
膝盖磕在木板上，一声闷响。
然后他把那台分贝仪的电源拔了。
红色的数字灭掉。
第十二章 我不要钱
出殡在八点。
八个人抬棺，老宋吹唢呐。他吹得走了调，在“哭皇天”那儿拐了一下。
棺材抬出院子的时候，周秉慧跟着跑，被周小雨抱住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棺材上了车。
车开走了。
院子里剩下一地白花，纸灰，还有供桌上那碗圆子。碗里的汤晃了一下，桂花瓣贴在碗沿上。
我回灵堂收拾东西。
周秉文从里面出来。
他眼睛通红，西装皱了，领带歪了。
“林老师。”
“周总。”
“受赠手续，我让方律师配合你办。”他说，“西厢房，二十万。”
我把手里的孝服叠起来。
“不要。”
他停住。
“什么？”
“我不要。”我说，“我哭丧，收哭丧的钱。三万六，扣十万八，我还欠你七万二。”
他愣住。
“你……”
“周总。”我把孝服放进包里，“我干这行二十年，接过一千多单。我拿过最多的钱，是去年一个煤老板给的，他儿子死了，他给我八万，让我哭三天。我拿了。那是我该拿的。”
“你签合同那天，说我退货率零。”我说，“我们这行没有退货，只有砸招牌。招牌砸一次，二十年白干。”
“这二十万也是你该拿的。”
“不是。”我说，“这钱不是哭丧费，是遗赠。你爸留给‘真心为他哭的人’。我哭他，是因为我看见了他。我要是拿了这钱，我心里那点真的东西，就变成价目表上的一行了。”
周秉文看着我。
“你知不知道，这钱我一分都拿不到。”他说，“按遗嘱，它是你的。你不要，它就充公。”
“那就充公。”
他笑了。很短的一声，像叹气。
“林老师。”他说，“我做了三十七页标准，我把每个人的悲伤都算成了数字。最后我爸留了二十万，给一个不愿意要的人。”
“不是不愿意要。”我说，“是不能要。”
我把包拉上。
“周总，我跟你说句话，你听着别生气。”
“你说。”
“你爸要的不是KPI。”我说，“他要的是有人记得他。”
“我记得。”
“你记的是他的位置。”我说，“你记的是他留给你的百分之五十一。你记不记得他爱吃圆子？”
周秉文站在那儿，没说话。
“你六岁摔断腿。”我说，“他跟你说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写下来了。他写了一句话，压在纸上。你把那句话打印成了第三十七页。”
我背起包。
“你把这三十七页，全烧了。”我说，“烧给他。他看得懂。”
我走出灵堂。
外面太阳出来了，照在院子里的白布上，白得晃眼。
陈妈站在灶边，蹲着。
我走过去。
“陈妈。”
她抬头。
“圆子还有吗？”
“有。”她说，“还有半锅。”
“给我一碗。”
她盛了一碗，递给我。
我站在院子里，一口一口吃完。甜的，桂花的香，米酒的酸。
“他天天吃这个。”我说。
“天天吃。”陈妈说，“吃了四十年。”
我把碗放下。
“陈妈，我以后接单，先看人生平。”
她看着我。
“好。”她说，“你该这样。”
我走出周家的巷子。
巷子口有棵老槐树，树下蹲着一个人，抽着烟。
是老宋。他等我。
“扣多少？”他问。
“七万二。”
“操。”
“回去算账。”我说，“这个月白干。”
他把烟按在鞋底上，站起来。
“白干就白干。”他说，“你那一嗓子，值。”
第十三章 门别锁
半年，推了七单。
新规矩贴在墙上，一条，毛笔写的：“接单前，先看人生平。不给看，不接。”
招牌也换了。还是那块旧木头，“巧姐哭丧”四个字刨掉，重新刻成“巧姐送人”。阿珍说不吉利。我说，哭丧两个字，人家一听就压价。
接单之前，我要三样东西：一张他常坐的椅子，一件他常穿的衣服，一句他常说的话。有了这三样，我才能开口。
十一月，天冷了。
下午，一个男人来工作室。四十出头，穿羽绒服，手里提着一个牛皮纸袋。
“林老师。”他说，“我妈走了。”
“什么时候？”
“前天。”
“什么病？”
“没有病。”他说，“睡着走的。九十一。”
“喜丧。”我说。
“对。”他把纸袋放在桌上，“我妈生前说，她走了别搞那些虚的。可我们家，没人会哭。”
“没人会哭，就请人哭。”我说，“三万。”
“三万可以。”他说，“但我有个要求。”
“你说。”
“哭得真一点。”他说，“不按KPI。”
我抬起头。
“你怎么知道KPI？”
他愣了一下。
“我表姐在周家做过保姆。”他说，“她跟我讲过一个哭丧的，在灵堂上把人家老爷子的圆子都哭出来了。”
我没说话。
他把纸袋推过来。
“这是我妈的东西。她的衣服，她的椅子，她常说的一句话。”
我打开纸袋。
里面是一件旧毛衣，深蓝色，袖口起了球。一张照片，一个老太太坐在藤椅上，手里择着豆角。还有一张纸，折着。
我把纸展开。
是一张便签，巴掌大，边角卷着。铅笔字，抖得厉害。
五个字。
“别哭太假。”
纸的背面，印着一朵褪了色的牡丹。
和我口袋里那张，一模一样。
我抬头看他。
“这纸……”
“在我妈枕头底下。”他说，“她走那天，我换枕套，摸到的。”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殡仪馆的后墙，墙头那盏灯亮着，照着那几棵野草。
我把口袋里的那张便签掏出来，两张放在一起。
一样的纸，一样的牡丹，一样的五个字。
笔迹不一样。一张抖得厉害，一张很稳。
我看了很久。
“林老师？”他在背后叫我，“这单，您接吗？”
我把两张纸叠好，放进口袋。
转过身。
“接。”我说，“明天早上七点，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