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碾米房里响得像打铁
那台碾米机响得像里头有人拿锤敲铁。
碾米机是铁滚子碾的，稻子倒进去，里头一根铁棍转，铁棍上有筋，把稻子在铁壁上搓，搓掉壳，壳从底下漏出去，米从另一头出来，老宋这台是八六年的，碾一百斤收两块。
碾出来的米，一簸箕里有小半簸箕是碎的。老宋把簸箕端到门口簸了三下，碎的从簸箕头上跳出去，跳到地上，鸡围过来啄。
老宋说：“这个月碾了六千斤，碎了六百。”
我说碎的卖不上价。
他说：“碎的三毛八一斤，整的六毛二。粮管所的人来看了一眼，说我这个米是等外。”
我说等外。
他说：“等外。一等米整粒要九成五，我这个八成四。”
他蹲下去，拿手在碎米里插了一下，插完手上粘着几粒。
我说响成这样，米能不碎。
他说：“人家说是磨合。”
我在老宋这儿扛稻子。一天十二块，管两顿饭。稻子从板车上卸下来，一包一百二十斤，我扛到机器边上，倒进去。一天扛两百包。
我扛了两个月，我三十八，背是直的，肩膀上有两块厚皮，是扛出来的，厂里发的劳保手套我留着，留到最后只剩一只，是左手的。
我老婆在县医院做保洁，扫三层楼的走廊，扫完还要拖，一天九块，一个月下来二百七，我儿子读初一，明年上初二，一学期学费一百四。
我一个月扛三十天，三百六十块。交了房租四十，剩下的两个人花。房租是城边上一间平房，十四个平方，一个月四十。屋里一张床，一个柜子，柜子上摆着一个暖水瓶。柜门是坏的，用一根铁丝拧着。
我原来在厂里滚齿轮，滚了十四年。厂里那台滚齿机是 Y38，八二年买的，我上了十四年。滚齿的活是这么个活：把齿轮毛坯卡在芯轴上，滚刀扳一个角度，按下去，它自己走。走完一件，齿就出来了。
滚得快的一天三十个，慢的二十个。我在的时候，我的活别人不用返工。
老宋叫宋广林，四十二，城东人，他这间碾米房是九三年盘下来的，机器是盘的时候就有的，八六年出厂的碾米机，配一台七点五千瓦的电机，中间是一台减速机。
减速机里是两对齿轮。一大小。
九月初他换了新的。旧的那一对用了十一年，齿磨薄了，转起来咯噔咯噔响，他怕哪天断了。
新的换上以后，不咯噔了。改成哐哐。
九月初是碾米房最忙的时候，一天碾六百斤，从早上六点碾到晚上八点，送稻的人排队，排在巷子口，等着碾完把自己的米装走。
碾米房挨着粮管所的仓库，两间瓦房，一间碾米，一间堆稻。碾米那间地上全是糠，踩上去扑哧扑哧。房梁上挂着一只一百瓦的灯泡，灯泡上落了一层糠，落得灯泡发黄。糠扫不干净，扫帚一扫它就飞，飞起来落在人头发上、脖子里，一天下来脖子痒。
堆稻那间靠墙堆着包，堆到一人高，墙角搁着换下来的旧件：两副皮带，一个轴承座，还有八六年那台旧减速机，油还没干透。
机器开着的时候。说话得喊。
我在机器旁边站着的时候，耳朵里全是响。下了班耳朵里还响，响到睡觉。我老婆说我睡觉咬牙。
她说：“你白天咬了一天，晚上还咬。”
那天下午歇机器的空当，我在机器旁边蹲着，把手放在减速机壳上。壳子烫手，烫得手心发麻。
我说你这个壳子太烫了。
老宋喊：“天热！”
我说天热也烫不到这个程度。齿轮咬不上就打滑，打滑就发热，热全闷在油里。
我跟老宋说，你这两对齿轮没咬上。
他喊：“新的！”
我说新的也有没咬上的。
他喊：“人家杜老板说了，磨合磨合就好了。”
我说磨合是磨掉毛刺，磨不掉偏心。
他没听懂。他抹了一把脸上的糠，走开了。
杜建军是十号来的。他四十二，胖，脖子短。他在厂里的时候，谁见了他都喊杜科长。现在没人喊了，喊他杜老板，他答应。他在厂里的时候穿工作服，现在穿一件皮夹克，袖口一圈毛。他把我们厂那间齿轮车间包下来了，一年租金三万，包了两年。
他骑一辆摩托，停在碾米房门口，进门之前他在门口站着听了一会儿。他听的时候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脸上没什么表情。
听完他进来说：“老宋，这个响声正常。”
老宋说：“都半个月了。”
杜建军说：“半个月算什么。我们厂里新滚出来的齿轮，装到拖拉机上一响三个月。响完就好了。”
我说响完就崩了。
杜建军转过来看我。
他看了我三秒。
他说：“郝有田。”
我说是我。
他笑了。他说：“你在这儿扛稻子。”
我说扛稻子。
他跟老宋说：“老宋，你这个人不该用。”
老宋说：“他干活实在。”
杜建军说：“他实在？九五年他在厂里实在了一回，实在到保卫科去了。”
老宋看着我。
杜建军又说：“他厂里都不要他了，你留着他。”
老宋没说话。他把簸箕端起来，又簸了两下。
2 他说那是新齿轮
九五年是这么回事。
那年八月，厂里开生产会，会上有四十多个人，坐满了会议室，会议室在办公楼二层，房顶上吊着两盏日光灯，一盏不亮。
杜建军念报表，念到年产三百二十台。他念完抬头看了一圈。
那年厂里报产量，报给县农机公司。杜建军是生产科长，报上去的数是三百二十台。我说三百二十台里头有一百四十台是返修的，翻新的件当新件报，那不算产量。
我在厂里的会上说的。会上有四十多个人。
我说完没人接话。厂长看着窗外，看了半天。散会的时候杜建军从后头走过来，他走过去肩膀碰了我一下，没说话。
说完第三天，我调岗了。调去看大门，一个月一百八。传达室在厂门口右边，两平米，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电炉子。桌上放着一本登记簿，进出的人签名。我的字在上面写了两年。
看大门不累。不累我就拿纸画图。我画齿形，画滚刀的角度，画了两本，画完搁在抽屉里。有人进来看见我画图，问我画什么，我说画着玩。
我看了两年大门，看到九七年三月，厂里第一批优化，名单上第一个就是我。
厂里给了三百二十块，让我签了字。那张纸我留着。
这些事老宋是十号那天晚上知道的。那天晚上杜建军在我走了以后，跟老宋说了半个钟头。
第二天老宋见了我，不喊我扛稻子了，他喊我扫地。
扫地的扫帚是竹枝扎的，扎得松，扫两下掉一根，我扫到碾米房东头，东头堆着糠，糠上落了一层米，我扫到一半停下来，蹲下去把米捡出来，捡了一把。
我扫地扫到中午。中午吃饭，他端着碗站在我旁边。
他说：“有田，你别怪我。”
我说不怪。
他说：“我这台机器是一千八。他说的，新的都响。”
我说他说的我听见过。
他说：“那你别说了，行不行。你在这儿干一天，我给你一天的钱。”
我说行。
他进屋拿出一个本子，翻开，摊在桌上。本子是横格的，上头记着日子，日子底下记着斤数：初八，四百二十斤，碎三十八；十一，三百八十斤，碎三十三。
他说：“我记了两年了。以前一百斤碎三斤，现在碎八斤。”
他说完把本子合上。
那天下午我扫地，扫到四点多。四点多机器停了，老宋的儿子过来关闸。他儿子十七，在县里读高二，放学过来帮他开机。
我等他们走了，我进碾米房。
碾米房里有糠味，还有一股油味。我站在机器跟前，看着那台减速机。
减速机是铁的，方头方脑，上头一个盖子，盖子上有六个螺丝。
我把手放在盖子上。盖子是温的。
我伸手进去摸了两个齿。手伸进去只能碰到最上头那两个齿的顶。我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
摸不出来。咬没咬上手摸不出来，得看。
我听见外头有脚步声。我出来了。
老宋站在门口。他说：“你还没走。”
我说我验一下。
他说验什么。
我说验这两对齿轮咬没咬上。
我说厂里验这个用红丹粉，红丹粉兑机油，抹在齿上，盘两圈，看啃掉印子的地方在哪儿，在中间就是咬上了，在顶上就是没咬上。
他说：“那你拿红丹粉。”
我说厂里没了。厂卖了。
他说：“你拿什么验。”
我说：“红印泥。”
他说：“什么泥。”
我说盖公章那一盒。红的。
他说：“那东西能验齿轮？”
我说能。
他说：“你上哪儿弄去。”
我说我借。
他说你上哪儿借。
我说我认识一个人。
他说：“你认识谁。”
我说一个会计。
他说：“会计有印泥？”
我说章在他那儿。
他不说话了。他站着看了我一会儿。他说：“你要是拿不出来，你明天就别来了。”
我说行。
3 一盒公章印泥
我借印泥的地方在河背村。离城八里。
河背村的会计姓姜，五十八，做了二十年会计。他管着村里的账、村里的公章、还有一个红塑料皮的印泥盒。
出城是石子路，路两边是田，九月的稻子黄了一半，田里有人弯腰割，割的人看不见脸，只看见背，路上有拉稻的板车，一辆接一辆，板车走过扬起一层灰，我骑在灰里。
我骑车去的时候他在晒谷场上看人打稻。
晒谷场是泥的，压平了，场上摊着稻子，摊成一片，边上用耙子划出几道沟。他站在场边，手里拿着一根竹竿，竿头绑着一个塑料袋，有鸡进场上来他就挥一下。
我说姜叔。
他说：“厂里那个郝有田。”
我说是我。
我说我借你的印泥用一下。
他站起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他说：“借印泥干什么。”
我说盖个章。
他说：“盖什么章。”
我说盖在铁上。
他看着我。他说：“铁上盖不成章。”
我说我知道。
他住的屋子是一间，进门是灶，灶边是床，床边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个算盘，一个搪瓷缸，还有一摞纸，纸最上头那张盖着红章。
他说你坐。
我说不坐了。
他进屋去了。他进屋开了抽屉，拿出来一个盒子。盒子是铁的，方的，上头印着四个字：上海 印泥。盒子边上的漆掉了一块。露出铁皮。
他打开给我看。
里面是一坨红的，湿的，上头有印泥盖子压出来的纹路。边上干了一圈，硬了。
我说边上那圈硬了。
他说：“边上那层不能用了。”
我说我不碰边上。
他说：“这个东西不能弄脏。”
我说我不弄脏。
他说：“你借多久。”
我说一天。
他说：“一天还我。”
我说一天还。
他把盒子递给我的时候，手在盒子上按了一下，像是不想给。
我骑车回来，天已经黑了。碾米房锁着，老宋回家了。我在门口坐了一会儿，坐在门槛上，把盒子放在膝盖上。
十点多老宋的儿子骑车子路过，看见我。停下了。
他说：“我爸说你明天别来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还坐这儿干什么。”
我说等他。
他说：“我爸不会来了。”
我说那你回去吧。
他骑走了，骑了两三米又回头看了一眼。
天黑透了。碾米房外头那棵樟树上有虫子叫，叫一阵停一阵。我抽了三根烟，烟是两块钱一包的，我一天抽十根。
坐到十点蚊子来了。蚊子围着我的腿叮，我拿手赶，赶不走。
我在门槛上坐到十一点半。
十一点半老宋来了。他是走着来的，手里拿着手电。他看见我坐在门槛上。站住了。
他说：“你真等着。”
我说等着。
他站了一会儿。他把钥匙拿出来。开了门。
他说：“就一晚上。”
4 斑点全在齿顶上
碾米房里点着那只一百瓦的灯泡，灯泡发黄。
我先把减速机边上的油放出来。放油口在底下，我拿一个搪瓷盆接着，油是黑的，放了大半盆。
油里有铁末。我拿手指头在盆底刮了一下，刮起来一层黑的，摊在手心看，看不出什么。
老宋在旁边看着。他说：“这油还能用不。”
我说能。我滤一遍。
我把油倒进一个塑料壶，壶口蒙了两层纱布，油一点点往下渗。
放完我拿扳手把盖子上的六个螺丝松开。螺丝是 M12 的，六个，对角拆。拆完我把盖子掀起来，盖子边上粘着一圈纸垫，纸垫粘在箱口上，我拿铲子铲了半天。
盖子掀开，里头是两对齿轮，泡在油里。
大齿轮二十七个齿，小齿轮十三个齿。
我拿布把小齿轮的齿面擦干净，擦了三遍，擦到手摸着不滑。
我把印泥盒打开。
印泥是稠的，像酱，我拿一根铁丝挑了一坨出来，放在一个铁皮盖上，兑了点机油，拿铁丝搅，搅到能挂住铁丝，又不往下淌，像牙膏。
我拿小刷子蘸着，往小齿轮的三个齿上抹。抹薄薄一层。抹匀。
抹完我拿手盘皮带轮。
盘皮带轮得两个人，一个人盘，一个人按住另一头让它有点劲，老宋按住大齿轮那头，他两只手扒着齿轮，往下压。
我盘。
转了两圈。
我把小齿轮转出来看。
齿面上那三个齿，红印泥被蹭掉了一块。蹭掉的地方是亮的，是铁的本色。
亮的那块。在齿顶上。
不是中间。是顶上。
我说：“你来看。”
老宋凑过来，他把脸凑到齿轮跟前，鼻子快贴上去了。
他说：“哪儿。”
我说亮的那块。
他说：“我看不出来。”
我拿作业本纸。
作业本是他儿子的，我从他家桌上拿的，撕了两张。纸上有格子，格子是绿的。
我把纸按在那三个齿上，拿手指头碾过去，碾了三下。
拿起来。
纸上印出来三个齿的形状。红的。
每个齿的红印子上头，缺了一块，白的一块。靠顶上。
我说：“纸是白的，红的是印泥。齿上被蹭掉印泥的地方，纸上就是白的。白的那块在哪儿，两个齿轮就咬在哪儿。”
老宋把纸举到灯底下。
他拿过去，两只手捧着。捧到灯底下。他把纸转过来，又转过去。
他说：“白的在上头。”
我说：“咬在顶上。”
他说：“咬在顶上怎么了。”
我说：“咬在顶上，就是两个齿轮没咬进去，只顶着个尖。碾米的时候一使劲，尖上受不住，啃一下，啃一下，就是那个哐哐的声。啃到哪天啃崩了，齿就断了。”
他把手伸出来，两根食指对顶。顶了一下。
我说你拿指甲盖对顶试试。
他把指甲盖对上，一使劲。滑开了。
他没说话。
我把那张纸放在桌上。
院子里有人喊他，问他明天碾不碾。
他说碾。
那个人说：“那你别弄太晚。”
我说：“你等着。”
我出去，到堆稻那间，把八六年那台旧减速机上拆下来的齿轮拿进来，那对旧的他换下来没扔，搁在墙角，油还没干。
我把旧的也擦了，抹了。盘了。
拓了一张。
两张纸摆在桌上。并排。
旧的那张。白口在中间。
新的那张。白口在顶上。
我说：“八六年的齿轮咬在中间，九七年的咬在顶上。”
老宋说：“都是厂里做的。”
我说都是厂里做的。
5 他说我是被开除的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扛稻子。
我扛到十点之前，院子里的人已经站满了。有人蹲在板车上，有人站在墙头上。粮管所那边也有人过来看，站在外头伸着脖子。
十点，杜建军来了。
他还是那辆摩托。他进碾米房的时候，老宋正在簸米。
他看见我在，他把摩托熄了火。
他说：“老宋，我听说他昨天晚上在你这儿开箱子。”
老宋说：“他开箱子干什么。”
杜建军说：“你问他。”
老宋看着我。
我说我开了。
杜建军说：“你拿了什么出来。”
我说齿轮。
他说：“你懂齿轮？你在厂里滚了十四年齿，你懂的是怎么滚。你懂的是把滚齿刀扳到一个角度，按一下按钮，等它自己走完。滚完你连量都不量，那是检验员的事。”
我说我量过。
他说：“你量过什么。”
我说公法线。
他愣了一下。
我说：“滚完第一件我量公法线，量完我调刀。我们组滚出来的齿，公法线我自己签字。”
他说：“那是九五年以前的事。”
我说那是十四年的事。
他跟老宋说：“老宋，这台齿轮我不要你钱了。”
老宋抬起头。
杜建军说：“一千八，我退你。我再给你重做一台，做好了送过来，还是不要钱。”
老宋说：“那怎么好意思。”
他说：“你重做的就不响了？”
杜建军说：“我重新对一次。”
他说：“你上次对过没有。”
杜建军说：“对过。”
他说：“对过了还是响。”
杜建军说：“我吃亏我认了。我这人做活实在，做坏了我就认。”
老宋看着地下，看了半天。
杜建军说：“就一个条件。”
老宋说你说。
杜建军说：“他不能再在这儿。”
碾米房里静了一下。机器没开，外头有人推着板车过去，板车轱辘响。
老宋说：“他干活实在。”
杜建军说：“我也实在。我这一台白送你，一千八。”
老宋看着我。
我说：“宋哥，你让他退。”
老宋没说话。
我说：“他退你钱，你拿。齿轮你让他重做。我不在这儿干了，我自己走。”
我说完我就往外走。
我推着车子往外走。走到院子里，送稻的一个人正在卸包，他看见我。他说：“老郝，你扛不扛？”
我说不扛了。
他说：“那你上哪儿？”
我说不知道。
走到门口老宋喊住我。
他说：“有田。”
我站住。
他说：“你那个纸……”
我说纸我留着。
他说：“你留着干什么。”
我说我留着。
他说：“我明早还要开机。”
我说你开。
那天晚上我骑车回家。到家是七点半，我老婆还没回来，我儿子趴在桌上写作业，桌上摊着三本书，书角卷了。
他抬头看我。他说：“爸，你今天没扛稻子？”
我说扛了。
他说：“那你身上怎么没有糠。”
我说今天扫的地。
6 三家三张纸
城南还有一家碾米房，姓姜，姜金水，四十六。他家那台机器是九五年买的，也是农机厂的活，也是杜建军做的。
我骑车去城南，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
他家机器开着，隔着两条巷子就听得见。
姜金水那间碾米房比老宋的小，只有一间，机器摆在门口，人站门口就能看见。他家碾的是晚稻，晚稻壳硬，碾起来更费。
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
那个声跟老宋家的一模一样，哐、哐、哐，一转一下。
姜金水看见我，他走出来。
他说：“你也是来听响的？”
我说我来看看。
他说：“看什么，都这样。人家杜老板说了，磨合。”
我说你碾一百斤碎多少。
他说：“碎八斤。”
他说完想了一下。他说：“我以前碎三斤。”
我说你碾一百斤碎八斤，你以前碎几斤。
他说：“三斤。”
他说完他又说：“你怎么知道我碎三斤。”
我说我猜的。
他说：“你猜得挺准。”
我说你让我开一次箱子。
他说：“开了他要我赔。”
我说我开的我赔。
他想了想，进屋拿了个手电出来。
我在他家机器上也拓了一张。抹、盘、拓，一路做下来，一个钟头。
拓完我把纸举起来看。
白口在顶上。
河西还有一家，吴长根。
我到河西的时候是傍晚。他家碾米房的门关着。
我敲门，开的是他老婆。
她说长根去镇上了，去找人借碾米机。
我说你家机器坏了？
她说：“齿崩了。”
她把我领到里头。减速机拆开了，摆在地下，大齿轮上有三个齿，崩了半边，崩口是新的，亮。
她说：“上月初装的，装了二十二天。”
我说崩的时候响不响。
她说：“响得吓人。响了一个月，那天夜里咣的一声，就停了。”
我说稻子呢。
她指指院子。院子里堆着二十几包稻子，用塑料布盖着，塑料布上压着砖。
我走过去，把塑料布掀开一角。稻子还好着，包上没有湿。我把手插进去摸了一把，摸出来一把，抓在手里哗哗响。
我说这个稻子能放。
她说：“能放，放了六天了。再放半个月就陈了，陈米卖不上价。”
她说：“堆了六天了。没有机器碾。”
我说镇上有机器借？
她说：“有。人家一天要三十，还得排队。”
我走的时候吴长根回来了。他骑一辆三轮，车上空着。
他看见我，跳下来。他说：“你是厂里的？”
我说我是厂里的。
他说：“我借机器去了。人家说明天才能排到我。”
他说完看着那二十几包稻子，看了半天。
我在他家那台坏齿轮上拓不了，齿都没了。我从他家墙角把那台换下来的旧齿轮翻出来，那对旧齿轮跟老宋家的一样，也是八六年的。
我拓了一张。
白口在中间。
三张纸。
我回到老宋那间碾米房的时候是晚上九点。他还没走，他在扫地。
我把三张纸摊在他桌上。
一张是他的，白口在顶上。
一张是城南姜家的，白口在顶上。
一张是河西吴家旧齿轮的，白口在中间。
老宋看了一会儿。他说：“这个白口在中间的是旧的。”
我说八六年的。
他说：“八六年的咬在中间。”
我说咬在中间。
他说：“九七年咬在顶上。”
我说咬在顶上。
他把三张纸拿起来，一张一张看，看完又摆回去。
他说：“有田。”
我说嗯。
他说：“吴长根家二十几包稻子，堆六天了。”
7 你自己抹，你自己拓
九月二十，老宋要碾新稻。
那天早上六点，他家院子里就停了七辆板车。板车上堆着稻包，一包一百二十斤，一车装十二包。送稻的人蹲在墙根抽烟，等着。
八点，来了十四辆。
九点，院子里站不下，板车排到巷子口，排了二十几辆。
老宋跟他儿子两个人开机器。机器开着，那种哐哐声隔着两间屋子都听得见。碾出来的米装在麻袋里，一袋一百斤，堆在墙边。
送稻的人听见那个声，都看。
有人问：“老宋，你那个机器是不是有毛病。”
老宋说：“新的。”
十点，杜建军来了。
他开着一辆小货车，车斗里放着一台减速机，用绳子捆着。小万坐在后头，抱着一个纸盒。
杜建军跳下车。他说：“老宋，新的做好了。我给你装上。”
老宋站在机器旁边。
他说：“等会儿。”
杜建军说：“等什么。”
老宋说：“等有田。”
杜建军说：“他走了你叫不回来。”
老宋说：“他没走远。”
他冲堆稻那间喊了一声。
杜建军笑了。他说：“他又不在了，你忘了？你把人家赶走了。”
老宋说：“他在。”
郝有田从堆稻那间出来。
我手里拿着印泥盒。
我说：“杜科长，你做的这三台，我验过了。”
杜建军说：“你拿什么验。”
我把盒子打开。
我说：“公章印泥。”
院子里的人围过来了。送稻的、等着碾米的、路过看热闹的，围在碾米房门口。有人搬了凳子站上去。
杜建军说：“那是印泥，不是红丹。红丹粉机修用，印泥是盖公章的。你拿印泥验齿轮，你糊弄谁。”
我说：“杜科长，你等我验完你再说。”
我把旧的减速机掀开，把小齿轮擦干净。
我拿小刷子蘸印泥，往齿上抹。抹薄薄一层，抹匀，抹了三个齿。
我说：“谁帮我把住那头。”
老宋的儿子过去，两只手扒着大齿轮。
我盘皮带轮。
转两圈。
我把纸按上去，碾三下，拿起来。
我举起来给杜建军看。
纸上三个齿的红印子，上端缺了一块白。
我说：“白口在顶上。”
杜建军没说话。
我说：“我抹了三家的。老宋家一台，城南姜家一台，河西吴家一台。吴家那台崩了三个齿，崩下来的东西还在他家地下，你要不要去看。”
有人说：“崩了？”
有人说：“半个毫米是多少。”
小万说：“就是一根头发的一半。”
有人笑。有人说：“一根头发的一半就把齿轮毁了。”
我说：“齿轮上那一根头发的一半，是两个轴离得太远。离得远，齿咬不到底，只能咬着个尖。”
一个老头挤进来，七十多了，穿一件对襟褂子。他说他以前在粮管所开过机器。
他说：“开机器得听声。声不对就停。”
他说：“这个声不对。”
有人说：“齿崩了人没事吧。”
我说：“崩的时候是夜里，没人。”
杜建军说：“你拿印泥验，不作数。”
我说：“那你拿红丹来。你拿红丹来，我等你。”
他说：“厂里没有红丹。”
我说：“那你抹。”
他不动。
我说：“你自己抹，你自己盘，你自己拓。你抹了拓出来，白口在中间，我今天给你跪下。”
他还是不动。
杜建军转过身看着小万。他伸手把车斗上那台减速机往里推了推，推到绳子边上。
小万从人堆里挤过来。他二十出头，穿着厂里的工作服，袖子上有机油。
他说：“杜科长，箱子不是我们镗的。”
杜建军说：“你闭嘴。”
小万说：“三台箱子都是送到东街那家镗的，人家镗大了。镗大了我知道，我送过去的。”
有人说：“镗大了是多少。”
小万说：“半个毫米。”
人群里嗡的一声。
我说：“半个毫米，齿就咬不着了。咬不着，就咬在顶上；咬在顶上，就啃；啃一个月，就崩。”
杜建军看着小万。他看了很久。
他说：“你他妈的。”
他上车了。他上车的时候脚蹬在保险杠上打滑，滑了一下。
车开走了。
老宋站在门口，看着车走的方向，看了一会儿。
他说：“我这两年碎的米，一千斤总有。”
我说不止。
那台新的减速机还在车斗里，没卸下来。
8 这个章盖不成
十月初，三家的钱退了。
老宋一千八，姜金水一千六，吴长根一千八，一共五千二。还有吴长根那台崩了的，赔了八百。
钱是杜建军自己送来的。他一趟一趟送，送到第三趟的时候没开车，走路来的。
第一趟给的老宋，第二趟给的姜金水，第三趟给的吴长根。三趟都是他自己来的，没开车。
他送完最后一趟，他在老宋门口站了一会儿。
他说：“老宋，我在厂里那个车间，十五号交租金。”
老宋说：“交不上？”
他说：“交不上就收回去。”
老宋说：“那你怎么办。”
他说：“我不知道。”
十月底，车间收回去了。厂里在后院贴了一张纸，纸上写着车间对外招租，一年两万八。杜建军那块牌子摘了，摘下来扔在门后头，牌子上写着“农机厂齿轮加工点”，字是他自己写的。
小万没走。他留在厂里看门，一个月两百。
我的纸我一直留着。三张，我夹在一本旧书里，书是《机械工人手册》，八五年版的，书页发黄。
十月十二，我推着自行车去了城南。
城南粮站门口有一个摊子，一张塑料席子，席子上摆着一把台钳。摊子边上立一块纸板，纸板上写着：修脱粒机 碾米机 水泵 喷雾器。
摊子后面坐着一个人，四十五六，手上有油。席子上还摆着一个铁盒，盒里装着螺丝，螺丝按大小分了格，一格一种。
我说：“师傅，你是陈立本？”
他抬头看我。
我说我姓郝，厂里滚齿轮的。
他说：“滚齿轮的老郝。”
我说你认得我。
他说：“你九五年在会上说了话，说了就被赶出去了。厂里都传。”
我说传到你这儿了。
他说：“传遍了。”
他问我吃饭了没有。
我说吃了。
他说：“我这儿有开水。”
他指了指脚边一个军用水壶，壶上包着一层毛巾。
我说我这儿有两样东西。
我说一个是印泥，一个是三张纸。
他说印泥干什么用的。
我说盖在齿轮上。
他说：“铁上盖不成章。”
我说：“盖不成章，能验齿轮。”
他笑了。他把席子边上那块木板挪了挪，空出一小块地方。
我把印泥盒放在席子上。他拿起来看了一眼，看完又放下。
他说：“这个盒子沉。”
我说铁盒子。
他说：“你坐。”
我把印泥盒还给姜会计是十月十五。
他打开盒子看了一眼。
他说：“少了这么多？”
我说抹在铁上了。
他说：“铁上又盖不成章。”
我说：“盖不成章，能退钱。”
他说：“退了多少。”
我说六千。
他没说话。他把盒子盖上了。盖上他拿手按了一下，按完他说：“下回要用，你还来借。”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