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修修还能用
收废品的三轮车停在楼下，车斗里横着一台电视。
我下楼的时候，老陈已经掏了钱——五十块，两张二十，一张十块，捏在手里还没递出去。
那台电视我认得。熊猫牌，二十一寸，屏幕左下角有道裂纹。我妈陪嫁的东西，在她家客厅站了二十一年。
“老陈。”
他回头，看见我，笑了一下，露出一颗金牙：“小返啊。”
“这台别收！”
“你爸……你叔让我收的，说占地方。”
“他给你多少？”
“五十。”他脸上的肉动了一下。
我从包里翻出一百，递过去：“一百，我买回来。”
老陈的手停在半空，看看钱，又看看我，最后把那一百接了，把五十塞回口袋。他弯腰去扶车把，扶了两次才扶正，回头说了一句：“这玩意儿开不了机……我试过，插上电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抱回去也是占地方。”
我没答。伸手把电视从车斗里拽下来。
雨在下，不大，斜的。电视比我想的重，也比我想的轻——重的是那层壳，铁的，凉；轻的是里面，一晃，有东西在里面滚，滚了半圈停住。
铁壳上全是水，我的手在上面打滑。我抱着它站在雨里，忽然发现它比记忆里轻。
轻得像里面什么都没有。那天我本来是来拿樟木箱的。
箱子在我妈卧室的床底下，樟木的，四十多年了，木头已经被磨得发亮，边上有一道裂缝，用铜片包着。她说过很多次，这箱子将来给我。
我抱着电视上楼，三楼，四楼，五楼。楼道里没有灯，我拿手机照着，墙皮掉了一片一片，露出里面的红砖。
到了五楼，门开着。客厅是空的。
不是搬空的那种空，是清空的那种空——沙发没了，茶几没了，电视柜还在，柜面上留着一圈烫白的印子，是电视机底座压出来的，压了二十一年。墙上原来挂电视的地方有两个洞，洞边上一圈灰，比旁边的墙白一点。
我把电视放在地上，站在客厅中间看了一圈。
阳台上还挂着两件衣服，一件是衬衫，一件是背心。衣架是蓝色的塑料的，被太阳晒得发白。
“你来了。”
吴德海从卧室出来，手里拎着一个纸箱，箱子里装着碗。
“我来拿箱子。”
“箱子在床底下。我本来想给你送过去。”
“不用。”
我把电视往里推了推，靠在墙边：“这台电视，你为什么卖。”
“开不了机……”他把纸箱放在地上，“我说了三次，你妈不走的时候就没开过。插上电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找人看过，人说显像管坏了，修的钱够买三台新的。你说我留着它干什么，占地方，还落灰，一个月擦一次，擦了二十年。”
“那也不该卖。”我心里那股气堵在喉咙口。
“不卖放着干什么？”他看着我，“你搬走吗？”
我没说话。
“你自己那间屋，”他说，“一个门面，堆的都是别人的东西。你放得下这台电视？”
“放得下。”
“那你搬。”
我进卧室，蹲下去，把床底下的箱子拖出来。箱子比我想的重，一拖，地板“吱”一声。
箱盖上有锁，铜的，钥匙早就没了，但是没锁上，一掀就开。里面是几件衣服，一件毛衣，一条围巾，还有一叠纸，用红绳捆着。
我把箱子拉到客厅。
吴德海站在门口，让开半步。他的鞋是新的，黑的，鞋底还有纹路，踩在地上没有声音。
“小返。”
他应了一声：“嗯。”
“我说一句话，你别恼。”
“你说。”
“你妈走的时候，”他顿了一下，眼睛没看我，看的是地上那个纸箱，“也没见你这么上心。”
我心里“咔”了一下，像什么东西断了。
我把箱子放在地上，直起腰。
“她走的时候，”我说，“我在这儿守了六天。六天里你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你坐在阳台上抽烟，一根接一根，我端饭给你你也不吃。”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清楚。你今天把话说完，我以后不再来。”
他把手插进裤兜，又抽出来，最后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我的意思是……人走了就剩东西。东西是给人用的，用不上就扔。我不是不心疼她，我心疼她的时候你不在。”
客厅里很静。楼下有人推着车走过，车轮压过积水，“哗”一声。
我没再说话，把箱子搬到门口，回头去抱电视。
“那个真开不了机。”
“我知道。”
“你修那个干什么，费那个劲。你修好了给谁看？她又看不见。”
我抱着电视，站在门口，看着他。
他比我上次见的时候瘦了，脸颊往里塌，颧骨出来了。他的衬衫领子有点脏，是那种洗过很多次还是发黄的脏。
“吴叔。”
“嗯。”
话问得很直接：“你今年多大了。”
“五十八。”他声音有点干。
“你还能活多少年？”
他愣了一下：“你说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我把电视往上托了托，“我就是想问问，你这剩下的年月，打算怎么过。”
他没答，脸上的肉往下垮了垮。
我抱着电视下楼。五楼到四楼，四楼到三楼，三楼到二楼。楼道里没有灯，手机在口袋里，我没腾出手去拿。走到二楼半的时候，脚下一滑，膝盖撞在墙上，电视往下一沉。
2
我抱住它，站在楼梯中间喘气。
雨声从楼道口传进来，很密，落在楼下的塑料棚上，“噼噼啪啪”。
我想起我妈。
她在这栋楼里住了二十一年，从三十岁住到五十一岁。她的活动范围大概就是这五层楼、楼下的菜市场、巷口的公交站。她坐客厅那台电视前面，一坐二十年，看新闻、看电视剧、看广告，看到最后，屏幕左边裂了一道缝，她就往右边坐一点。
我一直觉得她这辈子很窄。窄得像一口井。可是井底的人，会不会其实看见过别的天？她的命运只有这五层楼，可她在井里也跑过。
我抱着电视走出楼道，雨落在电视机上面，落在那个裂纹上，顺着裂纹往下淌。
老陈的三轮车还在，他蹲在车边抽烟，看见我出来，站起来。
“你这孩子。”
我没理他，抱着电视往巷口走。
打铜巷的青石板被雨泡了一整天，踩上去“咯吱”响，缝里冒水。我走了二十几步，停下来换手，电视换到另一只胳膊上。
换手的时候，我看见机身上的贴纸。
是我贴的。一张卡通贴纸，黄色的，边缘卷了，上面那个小人已经看不清脸。我五岁的时候贴的，为了盖住一个磕出来的坑。
那个坑是我磕的。我从沙发上跳下来，撞在电视机上，把我妈吓了一跳，她手里的碗掉在地上碎了。
她没骂我。
她把碎碗扫了，然后蹲下来，看那个坑，看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还能用。”
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我懂了，可她已经不在了。我问谁去？我抱着电视，站在打铜巷中间，忽然走不动了。
雨越下越大，砸在铁壳上，“咚咚咚”，像有人在里面敲门。
我的店在打铜巷口，一间门面，进深比门面宽，走进去像走进一个柜子。
招牌是我自己写的，四个字：知返旧物。字歪，因为写的时候手在抖——那天刚交完房租，卡里剩四百三十块。
店里堆的都是别人的东西。靠墙一排架子，上面是收音机、座钟、留声机、铁皮玩具、缝纫机头。地上堆着没修的：一把断腿的椅子、一台缺了盖的电风扇、三只不成套的箱子。
那台电视被我放在工作台上，用一块布盖着。第二天上午，老宋来了。
老宋在隔壁修钟表，六十多岁，眼睛上挂着一个放大镜，进来先不说话，绕着工作台转了一圈，掀开布看了一眼。
“熊猫的。”
我点了下头：“嗯。”
“哪年的？”他把放大镜往上推了推。
“九八年。”
下一句问得很准：“显像管。”
“可能吧。”
“不是可能……”他把放大镜推上去，“这台我见过。当年这批货，显像管是二厂的，二厂那批管子有个毛病，用七八年就开始漏气，漏了就废。修不了。”
我把螺丝盒推过去：“能换吗？”
“换管子的钱……够买三台新的。”他把布盖回去，“小返，你修钟表修得好，别碰这个。这不是手艺问题，这是零件问题。”
他走了。中午阿良来，送一台要修的电风扇。他看见电视，蹲下去看了半天。
“你要修这个？”
我看着他手里那台风扇：“想试试。”
“别试。”他伸手在机壳侧面敲了两下，听声音，“你听，这声音是空的。里面不是松了，是塌了。高压包、行输出、电源板，三块里有一块坏，整台就废。你拆开，一样一样测，测到最后发现管子坏了，白干三天。”
我抬头：“那要是不坏呢？”
“不坏也撑不了多久。”他站起来，拍了拍手，“这种老机子，修好了也就看个新鲜。看两天，又坏了。你图什么？”
“我图它亮一次。”
阿良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第三天，修家电的老李来了。他是这条街上唯一正经修过电视的人，八十年代在无线电厂干过。
他来得最晚，看得最久。
他把后盖的螺丝一颗一颗拧下来，打开，往里看了三分钟，然后用手指着里面一处：“这儿，看到没有，这个电容鼓了。”
“鼓了就是坏了？”
“鼓了不一定坏，但是快了。”他直起腰，“你换这个电容，可能亮；也可能换了还是不亮，因为真正坏的是管子。五五开。”
“那我试。”
“试可以。”他把螺丝递给我，“但是我告诉你，别抱希望。这种机子，最后十台有九台是管子死。剩下那一台，也活不长。”
3
三个人，三句话，说的是同一件事：别修。那天晚上我把后盖打开了。
里面全是灰，厚厚一层，像铺了一层毡。我用软毛刷一点一点扫，扫出来的灰装了小半袋。
扫完，我拿手电照着看。
电路板是黄褐色的，上面印着线路，颜色深浅不一。有几处焊点发黑，是氧化。电源部分有一个电解电容，顶部鼓起来，像一颗要熟的疮。
老李说的没错。
我把电容记下来，第二天去电子市场配。市场在城西，两层楼，一家挨一家，全是元件。我拿着电容在柜台前面比了四家，最后买到两只，一只五块，多买一只备用。
回来换上。
焊的时候手不能抖。我焊了十年钟表，手是稳的，但是这个焊点比钟表的大十倍，烙铁一碰，锡就化开了，多一秒就糊。
焊完，我把三处发黑的焊点也补了。
然后是清灰。灰清完，我拿软布蘸了酒精，把高压包周围擦了一遍。擦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高压线上有一道裂口，很细，藏在卡扣下面。
找到了。
我心里“咚”地一下。
老李只看了三分钟，没看到这道裂口——他看的是电容。我看了两个钟头，看到了。
裂口在高压线上，绝缘层破了，一通电就漏电，漏电就保护，保护就一点动静都没有。
跟“显像管坏了”一模一样的症状。
我用绝缘胶带缠了三层，缠得很紧，缠完了又用热缩管套上，拿打火机燎了一圈，缩紧了。
第七天晚上，下大雨。我把电视搬到店门口，插上电。
插头是两脚的，老式的，插进插座的时候“啪”一声，有火花。
我按下开关。没有动静。
我又按了一下。还是没有。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雨打在店门口的雨棚上，“噼噼啪啪”。巷子里没有人，只有一盏路灯，灯下的雨像一根一根的线。
我伸手，照着机壳侧面拍了一下。这一下是下意识的。我妈以前就这么拍，拍一下，画面就正了。
屏幕亮了。
“嗡”的一声，很低，从机箱里面出来，像什么东西醒过来。然后是雪花，满满一屏，白的黑的，跳得很快。
我退了一步。雪花跳了大概两分钟，忽然一变。
画面出来了。
一个穿黄裙子的女人站在台上唱歌。背景是红色的幕布，幕布上有金色的字，字被光打得发白，看不清写的什么。
画质很差，边缘有重影，颜色发艳，红得发紫。她唱得很投入，头微微仰着，一只手抬起来，手指轻轻动。
我看了三秒。三秒之后，我认出来了。
那是我妈。
我站在店门口，雨在我身后，风把雨吹进来，打在小腿上。我一动不动。
她二十八岁。头发扎得很高，扎成一束，用一个黄色的发圈。她笑起来眼睛是弯的，嘴角往一边歪，跟我一模一样。
她唱完，鞠了一躬，转身下台。
画面切了，切到一个男主持，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很闷，因为喇叭老化，中频全糊了。
然后屏幕下面打出一行字。白色的字，一行，慢慢地从右边往左边走。
“省台二套 · 今晚八点 ·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四日”
我伸出手，摸了一下屏幕。屏幕是热的。
雨还在下。巷子里很黑，只有我这一间店亮着，光从门口漏出去，在积水里晃。
第二个雨夜之前，吴德海打过一次电话。
“小返，房子的事，你想好没有。”
我把电话换了个手：“哪件事？”
“过户……中介说下个月十二号之前必须办完，办不完算违约，违约金五万。”电话里他的声音有点远，像是开了免提。
“五万谁出？”
他说得很干脆：“我出三万，你出两万。”
“我为什么要出？”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因为房子有你一份。你妈走的时候没留遗嘱，这房子按法律你有一半的份，我住着，我认这个账。但是过户要两个人签字，你不签，谁也过不了。”
“那你分我多少？”
他报得很顺：“三成。房款一百二十万，三成三十六万。”
“我要是不签呢？”我听见电话那头有风声。
“不签就一直拖着。拖到最后房子卖不掉，钱你也拿不到，我也拿不到，两个人都耗在这儿。”
这句我不想再听：“那就不卖。”
“小返，你别这样。”他嗓门低下去。
“我怎么样了？我说错了吗？那房子是我妈陪嫁的钱付的首付，后来还贷还了十七年，还的都是她的工资。你二〇一〇年才进这个家门，你凭什么卖它。”
电话那头又静了。
“你妈走了两年了……”他说，“你一次都没回来住过。这房子我一个人住着，天天想着她。我今年五十八了，我还能住几年？我住在这儿，晚上睡不着，起来坐客厅，一坐坐到天亮。你说我不该卖，那你回来住。”
我把电话挂了。挂了以后，我在店里站了很久，手心全是汗。
第二个雨夜，我等到了。
雨是晚上七点半开始下的，先是很小的雨点，打在雨棚上，隔四五秒一下。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电视前面，坐下来的时候，膝盖顶着机壳。
八点整，我按下开关，拍了一下侧面。屏幕亮了。
雪花跳了半分钟，画面出来。
是一个室内，很亮的室内。头顶是一排一排气灯管，白得发青，把整个空间照得没有一点影子。地面是水磨石的，灰白色，上面有黑色的小石子，被磨得很光。
一排柜台，玻璃的，玻璃下面铺着红绒布。柜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红底白字，写着“钟表眼镜”。
镜头是从门口往里拍的，有点晃，像是有人拿着机器在走。然后我看见了我妈。
她站在第三个柜台后面。
二十八岁。头发扎得很高，用一个黄色的发圈，鬓角有几根碎头发掉下来，她抬手把它们别到耳朵后面。她穿一件浅蓝色的工作服，领子是白的，胸前别着一个圆牌，牌子上的字看不清。
她在跟一个老太太说话。
老太太手里拿着一块表，絮絮叨叨地说。我妈侧着头听，一边听一边点头，听完了伸手把表接过来，翻过来看背面。
她说话的时候，脸上一直带着笑。那种笑我见过，但是很少。她后来不这么笑了。
老太太走了以后，她低下头，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子里是工具：一把小镊子、一根小撬棒、一块麂皮。
她把表放在柜台上，拿撬棒撬开后盖。撬的时候她屏着气，肩膀微微往上提。
后盖开了。
她用镊子夹出一根很细的弹簧，看了一眼，换了一根新的，又装回去。
整个过程大概两分钟。
老太太一直站在柜台外面看，看到装好了，伸手要接。我妈没给，先自己把表戴在手腕上，晃了一下，然后摘下来，递给老太太。
老太太掏钱。我妈摆手，说了句什么。
老太太也摆手，从口袋里摸出五毛钱，放在柜台上，转身走了。
我妈拿起那五毛钱，追出柜台两步，老太太已经走远了。她站在柜台外面，捏着那五毛，笑了一下，把钱塞进工作服的口袋。
我在店里坐着，屏幕的光照在我脸上。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妈有一个旧铁盒，是她放针线的，盒子里一直有五毛钱，一枚，旧的，边缘磨圆了。我一直以为是她随手放的。
原来不是随手。画面切了。
切到柜台侧面。我妈蹲在柜台后面，正在整理一叠价签。
旁边过来一个女的，年纪跟她差不多，穿一样的工作服，手里端着搪瓷缸。
两个人说了几句，那个女的往柜台里一指，指了指最里面一层。我妈顺着看过去。
最里面一层摆着一块表，金色的，带日历，看上去很贵。上面贴着一张价签，价签是黄色的，别的价签是白的。
黄色的意思是滞销。那个女的笑了，笑得有点坏。
我妈站起来，把搪瓷缸接过去喝了一口水，然后放下，把袖子往上推了推。
她走到那个柜台前面，站在后面，两手撑在柜台上，看着门口。门口进来一个男人，穿西装，拎着包。
她开口了。
我听不见声音，但是我看得见她的嘴。她说话很快，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手指在玻璃柜台上点。
那个男人低头看表。我妈把表拿出来，放在绒布上，把表翻过来，指给他看背面。
男人摇头。我妈没停，又说了几句，把表拿起来，直接递到他手里。
男人把表戴在手腕上。他在柜台前站了三分钟，一直看手腕。
然后他从包里掏钱。
我在店里“哈”了一声，笑出来了。
笑完，我看见屏幕里的我妈转过身，冲着那个同事，举起了手里的东西。
一包话梅。她举起话梅，晃了两下，然后撕开，捏了一颗放进嘴里。
她吃话梅的样子很得意，眼睛眯成一条缝，腮帮子鼓起来一块。
那个同事过来抢，她把话梅举高，一边躲一边笑，绕到柜台另一头去了。
她在柜台之间跑。不是走。是跑，是小跑，脚步轻，落地的时候有一点弹。
她二十八岁，在百货大楼一楼，穿着浅蓝色的工作服，手里举着一包话梅，绕着三个柜台跑。
我看着那个画面，看了很久。
我看了她半辈子。我记忆里的她，是坐在窗边的，后背对着门，一坐一个下午。是弯着腰在厨房里擦灶台的。是在我家长会上不说话、只点头的。
我从来不知道，她走路会跳。屏幕忽然闪了一下。
画面跳了，跳到一个黑屏，然后是一行白字：
“省台二套 · 今晚八点”
后面没了。我坐在椅子上，手还放在膝盖上。
雨还在下。
我抬手，把电视关掉。屏幕黑下去之前，那一点光收成一个点，缩到中间，闪了一下，灭了。
店里很黑。只有窗外那盏路灯。
我坐在黑里，脑子里一直是那个画面：她举着一包话梅，在三个柜台之间跑。
跑的时候，她的嘴是张开的，在笑。笑着跑。
我伸手在黑暗里摸了摸那台电视的外壳，是凉的。
“你跑什么？”我说。
店里没有人回答我。
“你跑什么啊。”
我的声音在店里绕了一圈，撞在架子上，散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在店里的躺椅上睡了一夜，盖着一件旧外套。
睡着之前，我想的是同一件事：
我妈这辈子，到底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
4
第五个雨夜，我等到了那一场。
那天是七月十六，比上一场晚两天。画面接得很快，像是同一个下午拍的。
一开始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柜台前面站着一个男人，四十来岁，穿一件白衬衫，下摆扎在裤子里，肚子把衬衫撑起来。他手里拿着一块表，摊在柜台上，用食指一下一下地敲着柜台玻璃。
我妈站在柜台后面，两只手撑着柜台。她脸上没有笑。
那个男人说话很大声，声音透过老电视的喇叭出来，糊成一团，但是有几个词很清楚：“假的”“八十六”“三百二”。
我听明白了。
他在说：你这块表是假的，我在别的店里见过一模一样的，人家卖八十六，你们卖三百二。
柜台里侧走过来一个男的，五十来岁，梳着背头，穿一件的确良衬衫，是主任。
主任一过来就笑，笑得满脸都是褶子，先给顾客让了座，然后转过头，跟我妈说了两句。
我妈没动。主任又说了一句，声音大了。
她还是没动。
我坐在店里，手心开始出汗。我知道这个姿势——她两只手撑着柜台，肩膀是平的，脖子是直的。她生气的时候就是这个姿势，不说话，不动。
然后她转身，往后面的库房走了。我以为她走了。
她没走。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她把档案袋放在柜台上，抽出里面的一叠纸，拍在玻璃上。
“啪”一声。
顾客吓了一跳，往后缩了一下。她开始念。
我听不清每一个字，但是我听得清那个节奏：一句，停一下，接着一句，再停一下。像在念一份清单。
我把音量调到最大，把耳朵凑近喇叭。喇叭是坏的，中频糊，但是高频还在。
“……省钟表公司二级站，六月十二号进的货，整箱二十只，我这儿有单子。”
“……批次号七〇八六，你翻过来看，后盖内侧右上角，钢印打的就是七〇八六。”
“……你说八十六的那块，是海鸥的。海鸥的机芯编号是六位，梅花是七位。你数，我等你数。”
那个顾客低头看表。主任在旁边想插话，被她一句打断了。
“主任，您先让我说完。”
她又抽出一张纸。
“这是验货单。六月十三号，我验的货，二十只，只只开盖，只只对号。您看这儿，我签的字。”
她把纸举起来，对着顾客。
“我是售货员，我一个月工资三百四。您手里这块表，我提成八块。我要是拿假的骗您，我图八块钱，我脑子有病？”
柜台前面围了人。
从镜头里能看见，后面站了三四个人，都是别的柜台的，有人在笑，有人抱着胳膊看。
那个顾客开始翻自己的口袋，掏出一张纸，说他是在城南小商品市场买的。
我妈把那张纸拿过来，看了一眼，还给他。
“您那张纸上没有公章，”她说，“我这张有。您那张纸上写的是‘仿梅花’，我这张写的是‘梅花’。您拿仿的跟我这个比价，比不了。”
顾客站着，手里攥着表，不说话。主任在旁边打圆场，说算了算了，都是为了工作。
我妈把档案袋收起来，一张一张把纸叠好，塞回去，然后把档案袋放回库房。
她回来的时候，脸上又有笑了。
“您要是还不放心，”她说，“我给您换一块，您自己挑，挑到满意为止。”
顾客摇头，说不换了，就这样。
他走的时候，我妈把他送到柜台口，说了句“慢走”。
人散了以后，主任把她叫到了柜台后面。
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看见主任的手指在空气里点，点一下，说一句。
我妈站在那儿，两只手垂在身侧。她的嘴唇动了两次，都是张开又闭上。
最后主任走了。她一个人站在柜台后面。
那时候是下午，太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玻璃柜台上，反光照在她脸上。她抬手挡了一下，然后低下头，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写了一行字。
写完，她把本子合上，放回去。我看见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没有擦到眼泪。她的手背在眼睛下面停了一下，就放下来了。后面的画面，是很长的一段走廊。
镜头在走廊尽头，往里拍。走廊很窄，两边是门，门都是关着的。地上堆着几箱货，箱子上印着“易碎”。
我妈坐在走廊的台阶上。
不是坐在地上，是坐在第三级台阶上，身体往前倾，两只手撑在膝盖上。
她把鞋脱了。
是那种黑色的低跟皮鞋，鞋头有点亮。她把两只鞋摆在旁边，脚放在地上，脚背上有一道很深的红印，是鞋带压出来的。
她伸手揉了揉。揉完，把鞋又穿上。
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那五毛钱。捏在手里，看了一会儿，翻过来看背面，又翻回去。
她把它放回口袋。她站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理裙子。两只手从腰往下，把裙子的褶子往下抹了两下，抹平了。然后把手举到头发上，把鬓角的碎头发别到耳后。
她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深，肩膀往上提了一点，然后慢慢放下来。
她推开走廊尽头的那扇门。门开了，光从里面出来，把她整个人照亮。
她走了进去。屏幕黑了。
我坐在店里，一动不动。
门口有人推门，门轴“吱”了一声。
“小返，风扇好了没有。”
是阿良，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两个包子。我背对着他，用手背在脸上抹了一下。
“好了，”我说，“在架子上，第二层。”
“你怎么不开灯？”
“刚才在看东西。”
他走过来，把包子放在工作台上，看了一眼那台电视。
“你还真修好了。”
我往工作台上指了指：“修好了。”
“能看？”他往前凑了半步。
“能看。”
他歪着头看电视屏幕：“什么台？”
“就一个台。”
“一个台你看这么半天？”他把塑料袋扯开，拿出一个包子咬了一口，“我跟你说，这机子就这样……高频头坏了，只能收一个频段。你要真想看，我给你找个旧的换上，二十块钱。”
“不用。”
他嚼着包子，含糊地说：“行吧。你这店里怎么这么潮，一进门一股霉味。”
“下雨。”
“下三天了。”他抬头看了看屋顶，“你这屋顶漏不漏？”
我抬头看了看屋顶：“漏。”
“补啊。”
“等雨停。”
他笑了一声，把风扇扛在肩上，走到门口又回头。
“小返。”
“嗯。”
他扛着风扇回过头：“你眼睛怎么红了？”
“进灰了。”脸侧向一旁。
“哦。”他推开门，外面的雨声一下子大了，“灰是挺大的。你这店里灰是挺大。”
门关上。
我坐在黑里，听着他走下台阶的脚步声，一步，两步，三步，然后是伞撑开的声音。
我把脸埋进手里。我在想一件事。
她三十岁那年，我四岁。我记忆里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我十七岁那年跟她吵架。
那次是为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可能是我要学美术，她不让。也可能是别的。
我只记得她说了很多，我一句一句顶回去，顶得她说不出话。最后她不说了。
她转身进了厨房，坐在小板凳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背对着我。
我当时站在厨房门口，心里想的是：你怎么这么没用。你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在那站了一会儿，回房间了。现在我知道：她不是不会说话。
她只是在那一天，已经把一年的力气都用完了。她坐在台阶上揉脚的时候，没有人看见。
她理裙子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我坐在店里的躺椅上，把脸埋进手里。
外面的雨还在下。我在心里问了一句：
你那天从走廊里走出来，走进那扇门的时候，脸上是不是又有笑了？我问完，抬起头，看着黑掉的屏幕。
屏幕是黑的，什么也没有。但是我知道答案。
有的。
她一定又笑了。
5
老周在梧桐里南门修自行车，一个铁皮棚，棚顶压着两块砖，怕风掀。
我去的时候他正在补胎。车胎泡在一盆水里，他一只手转着车圈，一只手在水里摸。
“周叔。”
他抬头，眼睛眯了一下，看了三秒才认出来。
“小返啊。”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你妈的那个小返。”
“嗯。”
“长这么大了。”他低下头，继续转车圈，“上回见你，你还在读书。你妈说你学画画，学费贵，她一个月工资不够，还去给人记账。”
我搬了个小凳子坐下。他把车圈转了两圈，忽然停住，手指在一个地方按住。
“找到了。”
他从水里把内胎提出来，用粉笔在漏气的地方画了一个圈，然后拿锉刀打磨。
“周叔，我想问您一件事。”
“问。”
“省台二套，九八年的时候，是不是有个点歌的节目？”
他的手停了一下。
“有。”
我接着问：“叫什么？”
“《今晚八点》。”他把内胎翻了个面，“每周三晚上八点，一个小时。那会儿县城里电视机不多，有电视的都看这个。我们厂里有一台，放在食堂，一到点全厂的人端着饭碗去看。”
“点一首歌多少钱？”
他说得很短：“五块。”
“五块？”
“五块。”他笑了一下，“五块钱点一首，念你的名字，念你要送给谁。那会儿五块钱也能买两斤肉。”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1998 年，五块钱。
“这节目跟百货大楼有关系吗？”
“有。”他把锉好的地方涂上胶水，晾在那儿，“百货大楼是赞助商。每个星期他们出一个人去台里，帮着接电话、登记。有时候也上节目，说两句，替商场宣传。”
“谁去？”
他把胶水盖拧上，抬起头看我，脸上的皱纹挤到一块。
“你妈。”
我没说话。
“你妈那会儿在百货大楼卖表……”他说，“卖得好，人也活络。广播室缺人，主任就让她顶上去。她每个星期三下午去台里，晚上跟着节目组，回来都十点多了。第二天照常上班。”
“她没跟我说过。”
“她跟你说什么？”老周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你那时候几岁？四岁？五岁？她跟你说她要上电视，你听得懂吗。再说她那人，不兴说这个。”
“她是什么样的人？”
老周想了想。
他想的这个时间很长，长到我以为他不打算答了。他一直低着头，手里那把锉刀转来转去。
“你妈这人，”他终于说，“嘴快。她跟谁都能说上话，卖表的、修鞋的、卖菜的，见谁都叫得上名字。她记性好，一条街上几百号人，谁家孩子多大，谁家老人有病，她都记着。”
“她后来不这样了。”
“后来。”老周把锉刀放下，“后来她嫁了人，就不太出门了。”
我追问：“为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他拿起内胎，检查了一遍，贴上一块补片，用手压住，“我一个修车的，人家家里的事，我不好问。”
铁皮棚外面有车铃响，一个女的推着车过来，说车链子掉了。老周说等一下，手里这个先补完。
那女的就在旁边等着，一边等一边看手机。我坐在小凳子上，看着老周的手。
他的手很大，指节粗，指甲缝里全是黑油，洗不掉的那种黑。
“周叔。”
“嗯。”
我把凳子往前挪了挪：“您刚才说，广播室缺人，是她顶上去的。”
“对。”
“那她上过节目吗？”
老周把内胎装回车圈，打气，把车圈举起来转了一圈，听声音。
“上过。”他说，“我记得有一回，她上去点歌。”
我问：“点什么歌？”
“我不记得了。”他把车圈放下，“我就记得那天食堂里的人都在笑，笑完了又都在说。第二天我们车间的人还在说。”
“说什么？”
“说你妈胆子大。”
他站起来，走到铁皮棚最里面，蹲下去，从一个工具箱底下抽出一叠纸。
纸是黄的，边上卷了，用一根橡皮筋捆着。他抖开，一张一张翻。
“这是我那时候留的，”他说，“我在厂里管宣传，节目单我留了几张。”
他翻到一张，递给我。纸很脆，我一拿，边上就掉了一点渣。
上面是油印的字，蓝色的，印得有点歪。抬头一行写着：省电视台二套《今晚八点》，第 47 期，1998 年 7 月 22 日。
下面是节目单，一行一行：一、开场歌舞《走进新时代》；二、观众点歌；三、县百货大楼专题；四、观众点歌；五、结束曲。
“县百货大楼专题”那一行后面，用铅笔写了两个字。
字很小，是别人的笔迹，写着：秀兰。我把纸捏在手里，捏得很紧。
“周叔。”
“嗯。”
我捏着那张节目单：“她那天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老周摇头，“我没看那一期。我们厂那台电视，那天坏了，食堂里的人等了半个钟头，没等到。”
“那您怎么知道她在笑？”
“第二天听人说的。”他把剩下的几张节目单收起来，重新用橡皮筋捆好，“百货大楼的人说的。他们说，秀兰那天上去，把全场都逗笑了。”
我坐在小凳子上，手里还捏着那张节目单。
外面开始下雨了。雨点打在铁皮棚顶上，“噼噼啪啪”，声音很大，说话要提高声音。
“周叔，我问您最后一件事。”
“你说。”
“我妈当年，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
老周正在给那个女的装链条，手上全是油。他停了一下，抬起头。
“你妈当年差点就走了。”
“去哪儿？”
他低下头，继续装链条。
“你回去看吧。”他说。
“看什么？”
“你自己看。”他把链条挂上齿轮，转了两圈，“有些事，我一个外人，说出来不合适。你是她女儿，你自己看。”
那个女的骑上车走了。老周弯下腰，把水盆端起来，把水倒在棚子外面的排水沟里。
“小返。”
“嗯。”
他擦了擦手：“那张节目单你拿走吧。”
“这不是您留的。”
“我留着没用。”他把水盆靠墙放好，“我今年六十一，眼睛也不行了，再过两年这摊子也得收。这些东西留到最后都是扔。”
我把节目单折好，放进包里。纸很脆，我折的时候不敢用力。
走出铁皮棚的时候，雨已经下大了。
我站在雨里，回头看老周。他又坐回那个小凳子上，正在给另一辆车打气，一下一下，很慢。
他这个人，说话也慢。但是他记得每一件事。
他记得 1998 年 7 月 22 日那一期节目的编号，记得那天食堂的电视坏了，记得百货大楼的人第二天说了什么。
他什么都知道。
他只是不说。
那天下午我修了喇叭。
这台电视的喇叭在机壳右侧，一个椭圆的老式纸盆喇叭，纸盆上有一道裂口，从中间裂到边上，裂口的两边翘起来，一震动就“噗噗”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频全糊。
我把喇叭拆下来，用薄宣纸剪了一条，宽度比裂口宽两毫米，然后用胶水一点一点粘上去。宣纸要薄，厚了震不动；胶水要少，多了发硬。粘完晾两个钟头，再装回去。
装回去以后，我用手机放了一段人声测试。还是糊，但是能听清了。
人说话能听清，唱歌还是不行。这样够了。
第三个雨夜，我等到了。
这一次我没有坐在椅子上。我把椅子搬到离电视一米的地方，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八点，开机，拍一下。画面出来，是百货大楼的一楼大厅。
人很多，柜台前面都站着人，有的在挑东西，有的在看热闹。镜头从人群头顶上扫过去，扫到大厅正中间。
那里临时搭了一个台子，台子上铺着红地毯，地毯边上有胶带，胶带翘起来一角。
台子上站着一个女的，手里拿着话筒。不是我妈。
那个女的是台里的主持人，三十来岁，烫着卷发，穿一件亮片的上衣。
她说了一段话，我听不太清，大概是介绍今天的节目，然后请百货大楼的同志上来。
台下有人推了我妈一把。她从人群里出来，走上台。
她换了一件衣服。浅蓝色的工作服脱了，穿的是一件白衬衫，下摆扎在裙子里，裙子是深色的。头发还是扎得很高。
她走上台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张纸，纸被她捏得很紧，边角都软了。主持人把话筒递给她。
她接过来，先“喂”了两声。
台下笑了。她也笑了，抬手摆了一下，让大家别笑。
然后她低下头，看手里的纸。
“这个，”她说，“我念一下啊，我怕我说错了。”
台下又笑。
“今天是我们百货大楼的专场，我们经理说了，让我上来说两句。我不会说，我就说一句实在的：我们这儿的表都是真的，一只一只验过货的，你们买了放心，坏了拿回来，我给你们修。”
台下鼓掌。主持人接了一句什么，台下又笑。
我妈站在台上，脸有点红。
然后主持人说，下面进入观众点歌环节，请周秀兰同志替我们点一首。
我妈低头看纸。
“我点一首，”她说，“《思念》。”
台下有人“哦——”了一声。
“送给三楼广播室的小周。”
台下静了一秒。然后，整个大厅，笑了。
那种笑不是嘲笑，是那种一下没憋住、全放出来的笑。有人拍手，有人起哄，有人喊了一句什么，喊得很大声，我没听清。
台上那个主持人也笑，笑得弯下腰，一只手撑着台子边。我妈站在台上，脸通红，但是她也在笑。
她笑得眼睛都弯起来了，一边笑一边摆着手，说“别笑了别笑了！”
没人听她的。她就把话筒举起来，挡在脸前面，只露出眼睛。
那首歌放起来了。前奏是很慢的钢琴，然后是女声，很轻。
“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
我妈站在台上，话筒还挡在脸前面。她慢慢把话筒放下来。
她不笑了。
她站在那儿，眼睛看着台下某一个方向，看得很专注。台下有很多人，我不知道她看的是谁。
可能是三楼的方向。可能是别的。
歌唱到一半，她低下头，把手里那张纸折了一下，又折了一下，折成很小一块，塞进裙子口袋。
歌唱完，主持人在鼓掌。我妈抬起头，走到话筒前面。
“我再说一句。”她说。
主持人把话筒让给她。
“我可能要去——”
屏幕花了。满屏的雪花，白的黑的，跳得很快。
“——深圳”两个字，我听见了一半，剩下的被“沙沙”声吞掉了。
我扑到电视前面，两只手撑在机壳两边。
“再说一遍！”
屏幕只有雪花。
“你再说一遍！”
雪花跳了三十秒，然后“啪”的一声，屏幕黑下去，只剩中间一个小白点，慢慢缩，缩到最后没有了。
我坐在那儿，手还撑着机壳。机壳是热的。
我的手心全是汗，汗把铁壳弄湿了一小块。外面雨还在下。
我在黑里坐了很久。我开始回忆一件事。
我九岁那年，打碎了一只暖水瓶。
是那种红色的暖水瓶，铁的，上面印着牡丹花，是我妈结婚的时候买的。我把它放在桌边，转身的时候胳膊碰到了，它掉下去，“砰”一声，内胆碎了，玻璃渣子撒了一地。
我妈从厨房出来。她看见地上的渣子，看见那个暖水瓶的壳子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然后她转身，去阳台拿了扫帚。她用扫帚柄打了我。
打在小腿上，两下。第一下我躲了，第二下没躲开。
我记得那个声音，“啪”，很脆。我记得我当时没有哭，我咬着牙，看着她。
她的脸是白的。打完，她把扫帚扔在地上，转身进了厨房。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第二天早上，桌上有一个鸡蛋。
煮的，放在我的碗里，还是热的。我妈没说是给谁的。她自己喝了一碗粥，喝完就上班去了。
我把那个鸡蛋吃了。吃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想想，那个鸡蛋是什么意思？是道歉吗？她从来没道过歉。
是补偿吗？一个鸡蛋补不了两下。
还是说，她打完我，自己也难受，但是她不会说，她只会煮一个鸡蛋，放在我的碗里，然后走开。
我一直以为我懂她。我懂她脾气不好，懂她嘴硬，懂她不会表达。
我不懂的是：她那天为什么要打我。打完了，为什么又要煮一个鸡蛋。
我坐在黑里，看着那台已经黑掉的电视。
“你告诉我啊。”我说。
店里没有人。
雨打在雨棚上，“噼噼啪啪”。
我伸手，把电视关了。
6
那之后我天天看天气预报。手机里装了一个，每天早晚各看一次，看哪天有雨，看雨从几点下。
九月的江州，雨不多。我等了十一天。
这十一天里，吴德海又打了两次电话。第二次他直接来了店里。
那天下午我在修一把断腿的椅子，抬头看见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一个铁盒子。
“这是你妈的东西。”他把盒子放在工作台上，“我收拾屋子，在柜子顶上找到的。”
盒子是那种饼干盒，铁的，上面印着红色的花，盖子有点锈。
“你自己留着吧。”
“我留着干什么？”他把手插进裤兜，“我又不认识里头这些东西。”
我把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堆零碎：一个旧胸针、两根发卡、几张照片、一个塑料的小镜子、还有一叠纸。
“房子的事，”他站在旁边说，“中介又催了。他说下个月十二号是最后期限。”
“我知道。”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你签不签，给我一句话。”
“我还没想好。”
“你还要想多久。”他的声音提高了，“小返，我不是跟你抢，这房子我住着，我出钱修过屋顶，换过水管，这些钱我都能列出来。你要是不信，我把票据给你看。”
我说得很轻：“我不是不信你。”
“那你想什么？”
我抬起头看他。
“吴叔，我妈当年，为什么要嫁给你？”
他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个。
“这个……”他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你妈一个人带你，不容易。我那时候刚从厂里出来，也没成家。别人介绍的，见了两面，觉得都还行，就办了。”
“她喜欢你吗？”
“你这孩子问的什么话？”
“我问她喜欢你吗？”
他站在那儿，脸上的表情变了几次。
“过日子……”他说，“过日子不是讲喜欢不喜欢的。”
“那讲什么？”
“讲能不能过下去。”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你妈那会儿一个月工资三百多，我四百，两个人加起来七百，够花。她做饭，我修东西，家里有事两个人商量。这就叫过日子。”
我没说话。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妈。”他说。
“我没这么说。”
“你脸上写着。”他转过身，走到门口，“小返，你妈走之前那半年，是我伺候的。你不在这儿，你不知道她疼起来什么样。她疼得在床上打滚，抓着我的手，指甲都掐进我肉里。我一天给她擦三回身，端屎端尿，没叫过人帮忙。”
他推开门。
“你恨我卖房子……”他说，“我不怪你。但是你别说我不心疼她。”
门关上了。我在店里站了很久。
然后我把那个铁盒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看。
胸针是蝴蝶形的，翅膀上镶着假钻，有一粒掉了。发卡是黑色的，一根断了半截。照片有五张，两张是母亲的单人照，一张是她跟几个女同事的合影，还有两张是她抱着我，我还很小，包在一个红花被子里。
最后一叠纸，用一根红绳捆着。我把红绳解开。
里面是各种票据：粮票、布票、一张存折的复印件、两张医院的收费单、还有一张折叠了四次的硬纸片。
我把那张硬纸片展开。是一张火车票。
票是硬纸的，粉红色底纹，上面印着绿色的花纹。纸已经发脆了，展开的时候有一道折痕处的纸屑掉下来。
票面上印着：
江州 → 深圳，1998 年 9 月 16 日，K 1 5 次，硬座，票价 86 元，限乘当日当次车。字是红色油墨印的，印得有点糊，最后一行压到了票边。
我把票举起来，对着门口的光。阳光从门口照进来，把票照得透亮。
票的右边有一个方框，是检票口的位置。那个年代的检票，是检票员拿一把小剪刀，在票上剪一个缺口。剪完了，缺口是个三角形，或者是一个半圆，看剪子的样式。
这张票的右边方框里，什么都没有。边是齐的。
我又凑近看了一遍。纸张的纤维是完整的，没有断口，没有压痕，没有剪过的痕迹。
这是一张没检过的票。我坐下了。
坐的时候腿有点软，是那种突然站不住的感觉。我在心里把这件事排了一遍：
1998 年 9 月，她 28 岁。她买了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
她没有进站。
或者是她进了站，没有上车。或者她上了车，在某个站下来了。或者她根本没去。
但票没有检。没检的意思就是：她连检票口都没过。
一个人买了一张票，走到检票口前面，然后转身回来了。我把票翻过来。
背面是空白的，只有两个用铅笔写的字。
第一个字是“K”，后面跟着“1 5”，是车次。
第二个字，在车次下面，被擦过。
擦得很用力，纸都起毛了，能看见擦拭的方向，是从左上往右下，反复擦了很多次。
擦过的地方还剩半个字。一撇，一捺。
像“人”字，像“八”字，也像“留”字的下半部分。
我把票举到眼前，离得很近。
那个年代的人写字，习惯把“留”写得方一点，最后那一竖会拖得长。这块残留的笔画，有一撇一捺，左下角还有一点点竖的起笔。
我把票放下，又拿起来。我看了十几遍。
天黑的时候，我把票重新折好，放回那叠纸里，用红绳捆上，放回铁盒。
然后我坐在黑里。我一直以为她是被留下的。
我以为她这辈子就是这个样子——嫁人，生孩子，做饭，拖着，忍到最后，死在医院的床上。我以为她没得选，以为她的命运是别人给她摆好的。
现在这张票告诉我：她有过选择。她买了票，走到检票口前面。
然后她回来了。为什么？
我在黑里坐着，问自己。是因为我吗？
那年我四岁。四岁的孩子，会抱着人的腿不放，会哭，会在地上打滚。
她是不是想起了我？还是因为别的？
我把手放在那台电视上。机壳是凉的。
“你要是能说话就好了。”我说，声音在这间空店里有点散。
外面的天完全黑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
十二月十二号，过户。
前一天晚上，雨从七点开始下。
我把电视搬到店门口，正对着巷子。椅子放在一米外，旁边放了一杯热水，一件外套。
八点整，开机，拍一下。
雪花。
八点二十，雪花。
八点四十，雪花。
九点，雪花。
巷子里的雨越下越大，从雨棚的边缘往下淌，成了一道水帘。路灯照在水帘上，光是散的。
我坐着，看着满屏的雪花。
雪花是有声音的，很低，“沙沙沙”，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纸。
九点半，屏幕闪了一下。
我坐直了。
又闪了一下。
“啪”的一声，画面出来了。
不是百货大楼。
是一条江。
镜头在江边，很低，几乎是贴着地面的角度。前面是江水，江面很宽，水是黑的，只在对岸有一排灯，灯在水里晃。
镜头慢慢往右摇。
江堤上有一段台阶，水泥的，一共十几级，从上往下通向水边。台阶上坐着一个人。
是一个女人，穿一件浅色的外套，头发扎着。
她身边放着一个包。
人造革的，深红色，拉链在中间，包上有一根带子，带子绕了两圈，套在她手腕上。
是我妈。
她坐在从下往上数第三级台阶上。
她没有看江。她看着台阶上面的路。
那条路是土路，两边长着草，草被压过，有一条车辙印。路通向远处，远处是一片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她在等人。
我等过。我知道等人是什么样子。
等人的时候，你会一直看那个方向，看得很专注，眼睛都不眨。然后你会低头看表，看完抬头，再看那个方向。
她低头看表了。
她左手抬起来，右手把袖子往上推了推。
她的表是那种小表盘的，银色的壳，在她手腕上显得有点大。
她看完表，抬起头，继续看那条路。
画面里的光变了一点。
刚才是黑的，现在有点灰了，江面上起了一层薄薄的白。
她的姿势没变。
她还在看那条路。
光又变了一点。
这一次，能看见她的脸了。
她的脸是清楚的。二十八岁，眉毛很细，嘴唇有点干。她的眼睛看着远处，一动不动。
路上没有人。
她把手腕上的包带解开了。
她站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她扶了一下台阶边的石头，扶得很轻。
她站在台阶上，面对着江水，站了大概三秒钟。
然后她转过身。
她拎起那个包，往下走了两级台阶，走到最下面那一级，站定，把包放在脚边。
她蹲下去，两只手伸进江水里，洗了一下脸。
洗完，她用手把脸上的水抹掉，站起来。
她拎起包，转身上台阶。
一级，两级，三级。
她走得很快。
走到最上面那一级，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就一眼。
然后她走了。
画面里只剩下江，和江面上的白雾。
屏幕花了。
我扑过去，双手撑在机壳上。
“再给我看一点！”
雪花。
“就一点！”
雪花在跳，白的黑的，跳得很快。
我伸手拍了一下机壳侧面。
“啪”的一声。
雪花停了。
画面又出来了。
还是那条江。
但是光已经不一样了。
天亮了。
江面上全是雾，白的，很厚，看不见对岸的灯。堤坝上有一个人在晨练，穿一件红色的运动服，在做操，两只手往上举。
台阶上没有人。
第三级台阶上，什么都没有。
那个人做完操，走了。
镜头停在那里。
停了大概两秒。
然后屏幕黑了。
我坐在那儿。
雨还在下，三个小时了，一点没停。
我把手从机壳上拿下来。
手心是湿的，不知道是汗还是雨水。
我一直以为她没走成。
我以为她买了票，走到检票口，被人拦下来了，或者是她自己不敢走，或者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我以为她是被留下的那一个。
原来她走了。
原来她走到了江边，在台阶上坐了一夜，等了一个人，那个人没来。
然后她站起来，洗了把脸，拎着包，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她回到百货大楼，把包塞进柜台最下面。
然后她继续卖表，卖到三十岁，嫁人，生了我。
我在心里把这件事想了一遍，又想了一遍。
她不是没走成。
她走成了，又回来了。
这两件事，完全不一样。
没走成，是被困住。
走成了又回来，是选择。
一个人可以选择走，也可以选择回来。选了回来，那这个“回来”就不是命，是她自己决定的。
我妈这辈子，是自己决定的。
我坐在店门口，看着外面的大雨。
天很冷，我穿了两件，还是冷。
我把那杯水端起来，已经凉了。
我喝了一口，凉的。
喝完，我把杯子放下，看着黑掉的屏幕。
“你等的那个人，”我说，“是谁？”
屏幕是黑的。
“他为什么没来？”
雨声很大。
“你要是恨他，你就恨他。你恨完了，你回来，你把包塞进柜台底下，你第二天照常上班。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我低下头，额头抵在桌沿上。
“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跟我说呢？”
那天晚上我没有关机。我坐在店门口，坐到凌晨三点。
雨到三点停了。
电视没有亮。
天亮之前，我睡着了，靠在门框上。
醒来的时候，巷子里有人在扫地，扫帚扫过青石板，“沙沙”响。
我站起来，膝盖僵了，走了两步才缓过来。
我进屋，把电视搬回工作台上，盖上布。
然后我洗了脸，换了衣服，去房管局。
签字的地方在三楼，一个窗口，玻璃后面坐着一个年轻姑娘。
吴德海已经到了，坐在椅子上，手里捏着一个文件袋。
他看见我，站起来。
“来了。”
“嗯。”
我把身份证拿出来，放在柜台上。
姑娘把文件推过来，一份一份摊开，指着签字的地方让我签。
我拿起笔。
笔是那种用绳子拴在柜台上的笔，笔杆上缠着胶布。
笔尖落在纸上，停了。
墨水在纸上洇出一个小点，慢慢变大。
“怎么了？”姑娘在玻璃后面问。
我把笔放下。
“我不签。”
“啊？”
“我今天不签。”我把身份证收回来，“我明天再来。”
吴德海站起来：“小返，你这是干什么？”
“我还有一件事没办完。”
“什么事？”
“家里的事。”
“什么事不能今天办完？”他的声音高了，“你把话说清楚，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心里没底。”
我把身份证放进包里，拉上拉链。
“吴叔，就一天。明天上午九点，我准时到。”
他站在那儿，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妈也这样。”他说。
“什么？”
“她心里有事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把文件袋夹在胳膊下面，“说一半，留一半，剩下的让你自己猜。她一辈子都这样，你跟她一模一样。”
他先下楼了。
我站在窗口前面，手里攥着包带。
窗外的天是灰的，但是没下雨。
我抬头看了看天。
云很厚，压得很低，是那种要下不下的天。
我在心里说：再下一次。就一次。
那天晚上下了雨。
晚上六点半开始，先是几滴，然后就连成一片。我站在店门口，看着雨落进巷子，落在青石板上，把地面一点一点泡黑。
我没有开灯。
七点五十分，我把椅子搬到电视正前方，坐下去。
八点，开机。
拍一下。
雪花。
雪花跳了两分钟。
然后画面出来了。
百货大楼一楼。不是白天，是傍晚，灯全开着，气灯管的光把整个大厅照得很白。
人不多。柜台前面零零散散站着几个顾客。
我妈在柜台后面。
她穿着浅蓝色的工作服，衣服有点皱，是穿了一天的那种皱。头发有点乱，鬓角的碎发掉下来，没有别。
她怀里抱着那个包。
深红色的，人造革的，拉链在中间。
她抱着包站在柜台后面，站着没动。
然后她蹲下去了。
柜台不高，她蹲下去以后，只能看见她的肩膀和头顶。
她伸手，把柜台最下面那一层的挡板拉开。
挡板是活动的，拉开以后，里面是一层空的地方，堆着一些旧货、纸箱、还有一卷包装用的牛皮纸。
她把包往里推。
推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把包上的带子绕了两圈，缠好，再往里推。
推到底了。
她把挡板推回去，卡住。
然后她站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她扶着柜台边，扶了一下。
她低头看自己的衣服。
两只手从领子开始，一格一格往下，把工作服的扣子对正了，把下摆拉平。
然后她抬手，把鬓角的碎发别到耳后。
那只手在耳朵旁边停了一下。
然后她抬起头。
她看向镜头。
我在屏幕前面，动不了。
她看得很正。
不是随便看了一眼，是看得很正，很稳，眼睛对着镜头，一动不动。
她的眼睛是黑的，眼白很干净。眼角的皱纹那时候还没有。
她的眼神里没有惊讶，没有紧张，也没有笑。
就是看着。
像在确认什么。
像在确认对面有一个人。
她开口了。
声音很轻，很平常。像在厨房里说话，像在阳台上说话，像每天早上叫我起床的时候说话。
“东西坏了先别扔。”
她停了一下。
“修一修还能用。”
说完，她笑了一下。
那个笑很浅，嘴角往上抬了一点，眼睛也弯了一点。
然后她转过身去。
柜台外面站着一个顾客，手里拿着一块表，正在招手。
她走过去，接过表，低头看。
她的后背对着镜头。
屏幕缓缓黑了。
不是花了，是黑了。
整个屏幕一下子黑下去，中间那一点光收成一个白点，白点缩了一下，灭了。
我坐在椅子上。
店里很静。
雨打在雨棚上。
我坐着，一直坐着。
我不知道坐了多久。
后来我伸手，按了一下开关。
没有反应。
又按了一下。
还是没有。
我把手放在机壳上。
凉的。
彻底凉了。之前每次看完，机壳都是热的，今晚是凉的。
我把手拿下来。
“谢谢。”
我听见自己说了这两个字。
声音很哑。
“谢谢你跟我说。”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
外面雨还在下。
我坐在那台黑掉的电视前面，脑子里一直是那个眼神。
她抬起头，看着镜头。
她不是在看镜头。
她是在看我。
二十年前，一九九八年，江州百货大楼一楼，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在几天前刚买过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又在江边坐了一夜，然后回到柜台，把包塞进柜子底下。
她收拾好自己的衣服，别好头发，抬起头，看了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有一个人。那个人还没出生。
她对着那个还没出生的人，说了一句家常话：东西坏了先别扔，修一修还能用。
她为什么会知道？
她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对着那个方向说那句话？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句话我从小听到大。
我打碎碗的时候，她说。
我的鞋开胶的时候，她说。
我十七岁那年说要学美术、她不同意，我们吵了一架，吵完她坐在厨房里，一句话不说，第二天早上，她在桌上放了一双补好的鞋。
鞋后跟磨破的地方，她用一块皮子包了一圈，缝得很密，一针一针。
那双鞋我穿了两年。
我在店里坐着，忽然想起来：那双鞋，我扔了。
上大学那年我扔的，嫌它旧。
我把脸埋进手里。
“我扔了。”我说。
“你补的那双鞋，我扔了。”
“我不知道。”
我的手在抖。
“我什么都不知道。”
雨声很大。
我在黑里坐着，肩膀一动一动，但是没有声音。
我不敢出声。
我怕出声，她听不见。
我也怕出声，她听得见。
那天晚上我睡在店里。
睡前，我把电视的布盖好，四个角掖进去。
盖完，我坐在旁边，看着那块布。
布是灰的，上面有一块油渍，是修钟表的时候沾上的。
我伸手，在布上拍了三下。
轻轻的。
像拍一台修不好的电视。
像拍一个人的背。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准时到了房管局。吴德海已经在窗口前面等着，还是那个文件袋，还是那件黑外套。
他看见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姑娘把文件推出来，一份一份摊开。
我签字。签完，把笔放回去。
轮到吴德海签。他签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写，写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签完，他把文件推到玻璃那边。
“好了。”他说，脸上没什么表情。
姑娘收走文件，说三天以后来拿新的证。我们两个人从三楼下来。
楼梯是水磨石的，踩上去有回声。
“小返。”
“嗯。”
“钱我算过了。”他站在楼梯拐角，“房子卖了一百二十八万。中介费扣掉四万，剩一百二十四万。”
我没接话：“嗯。”
“按三成，你三十七万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我给你四十七万二。”
我停下来。我心里先是一紧，随即明白他不是在算账。
“为什么多十万？”
“你妈那个箱子……”他把手插回口袋，“樟木的那个。她跟我说过，那箱子是她的嫁妆，要留给你。我想了一晚上，觉得你妈的东西，你留着，钱我也该多给你一点。”
“吴叔……”
“你别说了。”他往下走，“我五十八了，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你有你的店，你的店要周转。”
我跟在他后面下楼。
“那房子，”我说，“你以后住哪儿？”
“我租。”他说，“城南那边有个一居室，一个月一千二，够了。我一个人，一张床一口锅。”
“你不留着？”
“留着干什么？”他在一楼站住，回过头，看着我，“那房子我一个人住着，晚上起来，看见客厅那圈印子，我就睡不着。你妈在那儿摆了二十一年电视。”
我没说话。
“你搬东西的时候，”他说，“那个印子别擦。让下家自己擦。”
我们在房管局门口分开。他往南走，我往北。
走了十几步，我回头喊了一声：“吴叔。”
他停下来。
“过年我给你送饺子。”
他愣了一下，然后抬起手，摆了摆。
“行。”
搬家那天下小雨。东西不多：一个樟木箱、一台电视、三个纸箱。
我叫了一辆三轮车，车夫帮我把箱子抬上去，电视我自己抱着。
从打铜巷到我的店，一公里多，三轮车走了二十分钟。我坐在车斗边上，两条腿垂在外面，雨落在腿上，凉的。
到店门口，我把电视抱进去，放在工作台上，拿布擦。擦得很仔细。
机壳上的水渍、灰、还有那一圈烫白的印子。那个印子擦不掉，是二十一年烤出来的，在机壳顶上，一个方形。
我擦到屏幕的时候，停了一下。屏幕左下角那道裂纹还在，从边上往中间延伸，大概三厘米。
我用手指摸了一下那道裂纹。是裂在玻璃里面，外面是平的。
擦完，我没有把它摆回工作台，而是搬到了靠窗的架子上。架子是三层，最上面一层放着一台修好的座钟，中间一层空着。
我把电视放在中间那一层，屏幕朝里，后背朝外。然后我把插头卷起来，用一根绳子捆好，放在机壳顶上。
没有插。有人问过一次。
是隔壁卖杂货的阿姨，进来看见，说：“这个卖不卖？”
“不卖。”
她伸手指了指屏幕，指甲上有一道白印：“我给你三百。”
“不卖。”
“五百。”
“阿姨，这不卖。”
“你这人，”她笑，“一个破电视，还当宝贝。”
我没接话。她走了以后，我站在架子前面，看了一会儿。
屏幕朝里，从外面只能看见机壳后背，上面有一个散热孔，一排一排的小孔，孔的边缘有点锈。
我伸手，在那个后背上拍了一下。轻轻的。
十二月过去，一月过去。
春节那天我包了饺子，送去城南。吴德海的那个一居室很小，但是干净，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
他煮了饺子，我们俩吃了。吃完，他给了我一个红包。
“干什么？”
“压岁钱。”他声音有点发哑。
我把红包往回推：“我三十多了。”
“三十多也是我闺女。”他说完，自己愣了一下，“我是说……”
“我知道。”
我把红包收了。三月，天开始暖。
那天下雨，下午三点多开始下，下得不大。我在店里修一台电唱机，唱臂的针断了，要换。
门口有人推门。一个小姑娘，十岁左右，穿校服，背着书包，怀里抱着一个东西。
“叔叔，”她看见我，改了口，“阿姨。”
“进来。”
她走进来，把怀里的东西放在工作台上。是一台收音机。
红灯牌，老式的，长方形，塑料外壳，边缘磨白了，正面有两排按钮，按钮上的字已经看不清。
“我奶奶留的。”她说，“能不能修。”
我把收音机转过来，看背面。背面的电池仓盖没了，里面有两个电池的接点，锈了一层绿。
“它怎么了？”
“不响了。”她说，“我奶奶在的时候天天听，她走了以后就放柜子里，上个月我拿出来，插电，不响。”
“你奶奶什么时候走的？”
“去年冬天。”
我把收音机翻回来，看正面。旋钮有一个掉了，剩下一个金属的轴。
“我先看看。”我说，“不一定要得回来，得拆开看。可能能修，可能修不了。”
“多少钱？”
“先看。”
“我只有五十块。”她把书包放下，从里面掏出一个布钱包，拉开拉链，把钱拿出来，“这是我压岁钱。”
五十块，五张十块。
“你先收着。”我说，“我拆开看看，能修我给你打电话。”
“真的？”
“真的。”
她把钱收回去，拉好拉链，背上书包。走到门口，她回头。
“阿姨。”
“嗯。”
“我奶奶说，东西坏了先别扔。”
我抬起头。
“修一修还能用。”她说。
我站在工作台后面，手里还拿着那把螺丝刀。
“你奶奶说得对。”我说。
“那我等您电话。”
她推开门，跑出去了。雨不大，她没打伞，跑得很快，书包在背上颠。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在巷口拐弯，不见了。
雨落在青石板上，“沙沙”响。
我回到工作台，把收音机转过来，拧下第一颗螺丝。螺丝很紧，锈住了。
我找了一点除锈油，滴在上面，等了三分钟。然后再拧。
这次拧动了。
我听见螺丝转动的声音，很细，“咯”的一声。
我抬头，看了一眼窗边那个架子。屏幕朝里，后背朝外。
我把螺丝拧下来，放在小碟子里，拿起第二颗。
我妈那句话，我现在也跟别人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