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满接到电话那天，正在汇报第三季度的数据。
会议室在十七层，朝北，空调开在二十三度，风从头顶的出风口直直地吹下来，吹得投影幕布的一角轻轻抖。幕布上是一张柱状图，四条柱子，最高的那条代表华东区。她说到第三页，翻页笔在手里转了一下，把那条柱子圈起来。
"华东的转化率是四点七，比上季度涨了零点六，主要来自渠道下沉。"
副总在长桌另一头点头，手里的笔在纸上画了一道。
手机在桌面震了三下。
声音不大，但会议室太安静了，只有投影仪的风扇声和她的声音，所以那三下震动很清楚。她低头看了一眼，屏幕朝上，来电显示是老家县城的区号，一串八位数字，陌生。
她按掉了。
翻页笔再按一下，第四页，留存曲线。她继续讲，说到七天的次留、三十天的回流，说到某个渠道的作弊率异常。讲到一半，手机又震了。
第二次震动，比第一次长。
她把翻页笔放下，说了句"抱歉"，起身，拉开会议室的门，走到走廊尽头。
走廊尽头有一扇窗，窗外是另一栋楼的玻璃幕墙。她站在那里，按下接听。
"小满啊，是我，你三叔。"
三叔的声音很粗，背景里有风，还有鸡叫。他说话习惯先咳一声。
"你妈今天早上走了，你回来一趟吧。"
她看着玻璃幕墙上反射出来的自己。
"知道了。"
"你妈是早上五点多的时候走的，走的时候……"
"三叔，"她打断他，"我这边在开会。地址还是老屋吧。"
"是，还是老屋。"
"我明天回来。"
她挂了电话，站在窗边。
玻璃幕墙上有云在移动。她把手机放回口袋，才发现手心有汗。
回会议室之前，她在走廊上给主管发了一条微信："家里有点事，需要请三天假，明天回老家。会议纪要今晚发。"
发出去之后她又撤回改了一遍。把"三天"改成"三天左右"，把"今晚发"改成"今晚之前发"。改完她盯着那两行字看了一会儿，觉得"家里有点事"太含糊，正要再改，主管回了一个"好，注意安全"。
她把手机塞回口袋，看了一眼时间，然后返回会议室，拉开门，回到自己的位置。
"不好意思，我们继续。第五页。"
剩下八页PPT，她全部讲完了。
数据没有出错，时间点没有说错，语速也没有变。有一个数字她前一天核对过三遍，是六千三百万，讲的时候还是六千三百万。中间有人提了一个问题，问某个渠道的成本为什么涨了，她回答了两句，一句是投放结构调整，一句是季度末冲量。
散会的时候是六点十分。副总站起来，走过来，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今天讲得不错，稳。"
她笑了笑："运气好，数据没什么坑。"
"运气也是实力。"副总说，"下周一你再给我一版拆解。"
"好。"
人陆续走出去。会议室的门开着，灯还没关，投影幕布上还留着最后一页的"谢谢"。她站在门口，等最后一个人走过去，然后自己也走了出去。
走廊上没有别人。
她没有回工位，先去了洗手间。洗手间的门是那种推拉式的，进去之后她按了反锁，锁舌"咔"的一声。
她在镜子前站着。
镜子里是一个化了全妆的女人，三十几岁，短发，黑色西装，衬衫领口扣到第二颗。眼线画得很稳，只有左边眼尾有点晕，因为刚才空调吹得眼睛干。
她站了十分钟。
这十分钟里她什么都没做。没有哭，没有洗脸，没有给谁打电话。她只是站着，双手撑在洗手台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偶尔看一下台面上的一小滩水。
水顺着台面慢慢流到边缘，滴在地上。
十分钟后，她打开水龙头，冲了一下手，抽两张纸擦干，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支口红，补了一下。
补完她对着镜子抿了一下嘴唇。
口红是豆沙色，颜色很淡，如果哭过会显出来。她要保证不显。
她回到工位，坐下，打开两份文件。
一份是下周一要交的拆解，一份是明天的会议议程。她把拆解里的几处口径改了一遍，把"环比"改成"同比"，把一处"提升"改成"优化"。改完发现有一版数据引用的口径不对，又重新拉了表。
八点二十，她打卡下班。
公司大楼的大堂这个点已经没什么人了。保安在看着门，抬头看了她一眼，说了句"这么晚"。她说"嗯，赶个方案"。玻璃门自动打开，外面的风有点凉。
地铁上人不多。她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手机里在放一集很旧的综艺，她没在看，只是把手机放在膝盖上。
地铁上她在想晚饭吃什么。
这件事非常具体：冰箱里还有半颗娃娃菜，两个鸡蛋，一包没拆的挂面。楼下那家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有卖那种一小袋的肥牛卷，二十八块，贵，但不用解冻。她在心里算了一下，煮面，加菜，加蛋，肥牛最后下，撒点白胡椒。
到家，她在玄关换鞋。
屋里是黑的。她伸手按灯，开关在门口的右边，按了两次才摸到。
灯亮了，白色的光照在客厅的地板上。她弯下腰脱掉鞋，把鞋摆好，抬起头。
她站在那里。
然后她想起来了。
母亲死了。
高铁是第二天六点五十的。
她四点半就醒了。闹钟还没响，屋里很安静，能听见楼下垃圾车的声音。她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然后起来洗了个澡，头发没吹太干，随便扎起来。她拉出那个二十四寸的箱子，往里放了两套换洗衣物，一件黑色的外套，一包纸巾，充电器，还有一只备用充电宝。
她带了黑衣服，但带的不多。她想着大概用不了几天。
买票的时候她看了一眼，一等座还有位置，就买了一等座。
这个决定是下意识的。她后来想起来，也没有给自己找什么理由，比如累，比如要补觉，比如路远。她只是在那个界面上点了一等座，付款，收票，然后把手机塞进包里。
站台上风很大。六点四十，天刚亮，站台的灯还没关，光和天光混在一起，把人的影子拉得很淡。
车厢很空。她那节车厢只坐了七八个人，前排在睡觉，中间一对老夫妻在小声说话。她把箱子推进行李架，坐下，把窗帘拉开一条缝。
列车开动的时候，阳光从窗子斜进来，落在她的手背上。
她把手放在扶手上，看着那片光。光很白，没有什么温度，随着列车的速度在皮肤上移动，慢慢移到手腕上，再移到袖口。
她本来想睡一会儿。她躺下，闭上眼睛，列车的车体有规律地晃动，铁轨在下面接缝处发出"咔哒"的声响。
她睡不着。
她睁开眼，看着车顶的行李架，然后闭上了眼睛。
她想起五岁那年冬天。
那年冬天雪下得大。头一场雪就压弯了院里那棵石榴树的一根枝子，"咔"的一声，枝子断了一半，垂下来，挂着一层雪。外婆说天冷，别出去。她还是出去了，蹲在断枝旁边看，看那层雪慢慢地从叶子上滑下来。
母亲在屋里收拾东西。
她那会儿不知道那叫收拾东西。她只知道母亲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蛇皮袋，把柜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往里面放。袋子是新的，蓝白条纹，印着"尿素"两个字。袋子里露出半卷被角，是那床带红色暗花的被子，被面上有一处补丁，是母亲自己缝的。
母亲穿一件旧蓝棉袄。领口有一圈洗白的绒，绒都结成小球了，蹭在下巴上。她后来在很多年里都记得那一圈绒，记得它蹭在母亲下巴上的样子。
外婆在灶屋烧火。灶屋里有柴火味，有烟，烟从灶膛里冒出来，往外飘，飘到屋梁上。外婆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往灶里塞玉米秸，塞一下，火就旺一下。
她一直没出来。
母亲把袋子扎好，扛到肩上。袋子很大，压得她的背弯下去。她走到院子里，脚下踩着雪，雪在鞋底发出"咯吱"的声响。
林小满跟着她走。她没说话，只是跟着，从屋里跟到院子，从院子跟到门口。
母亲回头看了她一眼，说："回去。"
然后她走了。她走上村口那条土路，路面上有车辙，冻得很硬。她走得很慢，因为袋子的重量，身体微微往一边斜。
林小满追了上去。
她跑，鞋子在雪地上打滑。跑到一半，一只鞋掉了，是左脚那只，红色的棉鞋。她没有停下来捡，光着一只脚继续跑，雪很凉，脚底一下就没了知觉。
她追到村口。
母亲已经在坡上了。那条路有一个缓坡，坡上是一片没有叶子的玉米地。母亲走到坡的中间，停了一下。
她停下来，回头看她。
那个画面她记了二十几年：蓝棉袄，肩上的蛇皮袋，被雪压低的天空，和回头看她的那张脸。
母亲说："小满，回去。"
她没有回去。
她坐在田埂上哭，哭到天黑。田埂上的雪化了又冻，冻成一层硬壳，她的裤子湿透了，屁股很凉。她不记得自己哭了多久，只记得天从白变灰，从灰变黑，村里有人家的灯亮起来，一盏，两盏，远处的狗在叫。
外婆提着一盏灯来找她。
灯是那种老式的手电筒，光很黄，一圈一圈地晃。外婆走到她面前，蹲下来，先给了她一巴掌，打在后背上。
"你这孩子，冻死你啊。"
然后外婆把她背起来。
外婆很瘦，背有点驼，背着她走那段路，走得喘。路上外婆一直在骂，骂那个女人，骂她不要脸，骂她跑了还回来做什么，骂到最后，说了一句：
"那个女人不要你了。"
她趴在外婆背上，脸贴着外婆的棉袄，没有出声。
后来这句话就像一颗石子，埋在她身体里。
二十几年，一直在那个位置，硌着。不疼得厉害，但你一弯腰，一翻身，一低头，它就在那儿。
村子比记忆里更小。
从县城到村里，坐的是一辆中巴，车身上写着"XX—XX"，字掉了一半。车上人不多，有两个人抱着鸡，鸡在编织袋里扑腾。售票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收钱的时候用手机扫，一边扫一边嗑瓜子。
中巴车开出县城，路两边是收完的玉米地，秸秆堆在地头，一垛一垛，堆得像小房子。天是灰的，太阳被云挡着，没有影子。
她前排坐着一个老太太，穿蓝布上衣，怀里抱着一只编织袋，袋里的鸡隔一会儿就顶一下。老太太回头看了她两次，第三次开口问：
"你是秀兰家的闺女吧？"
"是。"
"我见过你小时候。"老太太说，"你妈走那年，你才这么高。"她用手在膝盖上方比了一下。
"嗯。"
"秀兰苦。"老太太说，"你回来送她，好。"
她没接话。老太太转回去，抱着袋子，一路没再说话。
车在村口停下。她下车，拉着箱子往里走。
路面还是水泥的，但打了不少补丁，补丁的颜色深一些。路两边的房子比记忆里矮，也不整齐——有的是两层小楼，贴了白瓷砖，晾着被子；有的还是土墙，墙根堆着柴。
她记得的村子比这个大。也许是那时候她矮。
三叔在门口等她。
他比上次见面又老了一些，头发白了一半，穿着一件旧夹克，手里拿着一支烟，烟灰很长。
"回来了。"
"嗯。"
他接过她的箱子，拎了一下，说"这么轻"。她没说话。她跟在三叔后面走进去。
灵堂设在老屋。
老屋的门是两扇木门，门框上还有很久以前贴的对联的印子，红纸褪成了白，只剩下一点颜色。院子里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棚子上挂着白布。白布从屋檐一直垂到地上，风一吹，就往里鼓一下，再慢慢放平。
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遗像。照片是彩色的，但拍得不好，背景很花，母亲的头微微歪着，像是被人叫了一声才抬起头。照片外面用黑纱绕了一圈。
前面摆着香炉，香在烧，烟很直，到半空才散。
她走进去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
她甚至偷偷掐了自己一下。
掐在手心，很用力，指甲陷进去。疼。疼是疼，但没有别的。没有那种一下子涌上来的东西，没有电影里演的那种腿软，也没有眼泪。
她上了香。香很细，点着之后火苗晃了一下，她把香插进香炉里，插得有点歪。然后她跪下，磕了三个头。
第一个头磕下去，她听见自己的膝盖碰到了地上的一块砖。
第二个头磕下去，她闻到香的味道，还有一点纸灰味。
第三个头磕下去，她没听见什么。
旁边站着一个婶子，是村东头的，脸她认得，名字不记得。婶子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说：
"秀兰这辈子苦啊。"
母亲叫李秀兰。
她其实不太记得母亲的脸。
这不是矫情。她试过——很多次，在深夜里，在出租屋的床上，在某个突然醒来的清晨，她试着在脑子里把那张脸拼起来。她能想起那圈洗白了的绒，能想起蓝棉袄的颜色，能想起那个回头，能想起那句"回去"。
但脸拼不起来。
眼睛是什么形状，鼻子是挺的还是塌的，嘴角有没有一颗痣，她不知道。她后来甚至怀疑过，自己记得的那个回头，到底是真的，还是从别人的叙述里长出来的。
可那个回头又太清楚了。清楚到二十几年后，她坐在高铁上，闭一下眼睛，就能看见母亲站在坡中间，肩上是那个蓝白条纹的袋子，身后是灰白的天空，回头看她的那一眼。
那一眼里有什么，她那时候太小，看不懂。
现在她三十几岁，也还是不太懂。
十六岁那年九月，母亲回来过一次。
高一开学。她考上了县一中，是村里那年唯一一个考上的。开学那天她五点半就起来了，外婆给她煮了两个鸡蛋，让她在路上吃。她没吃，揣在兜里，鸡蛋把校服口袋坠得往下沉。
中巴车六点二十到村口。她背着铺盖卷，一只手拎着脸盆和暖瓶，另一只手提着一个编织袋，里面是被子和换洗衣物。车上很挤，铺盖卷只能抱在腿上。到县城要四十分钟，路上停了七次，每次都有人上来，有人下去，带着鸡、带着菜、带着孩子。
县一中在城东，校门口那条马路正在修，一半是柏油，一半是碎石。门口挤满了人，多是家长送孩子，有的开车来，后备箱里往外搬东西，有的骑三轮。空气里是早饭的味道，油条、豆浆、煎饼。
她一个人把铺盖卷从车上抱下来，站在校门口的台阶上，先看了一下分班的名单。
名单贴在墙上，用红纸黑字，风吹得纸角翘起来。她在第三个格子里找到自己的名字：高一（三）班，林小满。
她看了一会儿，把编织袋挪到另一只手上。
就是那时候她看见的。
马路对面有一根电线杆，杆子上贴着"治白癜风"的小广告，撕了一半。电线杆旁边站着一个女人。
那女人穿一套灰西装。
西装不合身，肩太宽，袖子长出一截，盖到手背上，衣摆也长，垂到大腿中间。料子发亮，是那种便宜西装才有的光。她站得很直，两只手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是白的，印着"XX超市"的红字，里面鼓鼓的，看不出装了什么。
她站在电线杆旁边，不往前走，也不走开。
林小满看了她三秒钟。
然后她认出来了。
她说不上来是凭什么认出来的。那张脸她其实不记得，那套衣服她从来没见过。可能是那个站姿——那种不敢往前走一步的站姿。也可能是那个人一直在看她，看得太久了，久到别人都会回头看。
她认出来了，她也知道对方认出了自己。
对面的女人动了一下，像是要过马路，又停住了。她把塑料袋换到另一只手上。
林小满转过身。
她转过身的时候，正好有两个同班的女生从她旁边过去，其中一个问她："你也是三班的？"
"嗯。"
"一起进去吧，宿舍在东边。"
"好。"
她跟着她们走。书包带子勒在肩上，有点疼。她一只手提着编织袋，袋子在腿上撞，撞一下，腿就麻一下。
她走了大概十几步。
身后有人叫她。
"小满。"
声音不大，有点哑。
她没停。
"小满。小满。"
第二声更高，更急，最后一个字破了音。
她还是没回头。
她一直走进校门，穿过那块写着"县第一中学"的水泥牌子，走过传达室，走过水泥地的操场边，走到宿舍楼的楼梯口。整个过程她没有回头，一次也没有。
同班女生问她："刚才是不是有人叫你？"
"问路的。"她说。
那人就没再问。
下午三点，宿舍里在铺床。她的床在上铺，靠窗。她把被子铺开，把脸盆放到床下，把那两个鸡蛋从口袋里拿出来，已经压碎了，蛋壳粘在布上，她一点点剥掉，吃了。
四点多，她下楼去打水，经过传达室。
传达室的老头叫住她："你是三班的林小满吧？"
"是。"
"你姨给你带了橘子。"
老头从窗口递出来一个塑料袋，白色的，印着"XX超市"四个红字，鼓鼓的。
她接过来，看了一眼。
"我姨？"
"就那个，站在马路对面的。她说她是你姨，让我转交。人在外面站了一上午了。"
袋子里是五个橘子。
橘子很大，皮是橘黄的，有点青斑，捏着很硬。她把袋子拎回宿舍，室友围过来，说哎呀有橘子。她放在桌上，说你们吃吧。
室友分了，一人一个，剩下一个放在她桌上。
她没吃。
她从小不爱吃橘子。她嫌那个味道冲，剥开的时候汁水会溅到指甲缝里，酸得牙根发软。
那天晚上她躺在宿舍的床上，上铺，靠着窗。窗外是路灯，光从窗帘的缝里进来，落在天花板上。
她想了一下那个女人。
她想到她站在电线杆旁边的样子，想到那套不合身的西装，想到长出一截的袖子。她想到第二声"小满"破了音。
然后她翻了个身，把被子往肩上拉了拉。
她告诉自己她不在意。
她后来很多年都记得那个破音。
整理遗物是在第三天下午。
老屋的格局她其实记得。进门是堂屋，堂屋左边是东屋，母亲住的那间，右边是灶屋，后面还有一间小房，堆杂物。地面是水泥的，有几处裂了，裂缝里积着灰。
东屋的窗子朝南，但窗户外加了一层塑料布，光进来是白的。
三叔把门推开，站在门口没进去，说："东西不多，你看看。要留的留，不要的……"
他没说完，把烟从嘴里拿出来，又放回去。
她走进去。
屋里有味道。是樟脑丸的味道，混着那种很久没有人住的屋子特有的潮气。
东西确实不多。
一口樟木箱，放在靠墙的位置，箱子是暗红色的，边角包着铜，铜已经绿了。锁扣是坏的，用一截铁丝缠着。衣柜两扇门，掉了一扇，靠在墙上，里面挂着几件衣服。
衣柜里的衣服不多。一件深灰的外套，两件衬衫，一条裤子，都用衣架挂着，挂得很整齐，扣子扣着，肩线对着肩线。外套的领子用报纸垫过，报纸已经发黄，硬了。
最里面，套在塑料袋里的，是那件蓝棉袄。
棉袄旧了，蓝色褪成了灰蓝。她伸手把袋子拉开一点，看见了领口那一圈绒。
绒还在。结成一个个小球，洗白了。
她把袋子又合上。
再往里，还有一件灰西装。
西装也套在塑料袋里，整套叠好，肩垫是塌的，袖口磨得起毛。她站在衣柜前面，把这件西装看了很久。
她见过这件西装。她见过它站在马路对面的电线杆旁边，袖子长出一截，衣摆垂到大腿中间。
它现在在这里，洗过，叠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她没有把它拿出来。
樟木箱是掀开盖的。盖子很沉，抬起来的时候"吱"了一声。
箱子里有樟脑丸的味道，很冲。最上面是两床被褥，叠成方块，用一块布单包着，四角扎住。下面压着几件新衣服，标签还在，是那种市场上买的便宜衣服。
最底下，压着一个纸包。
她把纸包拿出来，打开。
里面是一件红毛衣。
新的，没穿过，毛线还有点硬。针脚很松，有的地方一针大一针小，有的地方漏了一针，露出一个小洞。跟外婆织的那种密实的针脚完全不一样。
是新手织的。
她把毛衣展开。很小。这个尺寸只能给一个五岁的孩子穿。
她拿着那件毛衣站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折回去，按原来的折痕折，折得很慢。折完把纸包好，放回箱底。
桌子两屉，桌面铺着一张塑料布，塑料布的花纹被磨得看不出来了。
桌上摆着个铁皮饼干盒。
盒子是上海牌的，盖上印着一个女人的侧脸，掉了漆，露出底下的铁。盒边有一圈锈。
"钥匙在枕头底下。"三叔说。
她掀开枕头——枕头套是花布的，洗得很薄，能看见里面的荞麦壳。钥匙很小，铜的，用一截红绳系着，红绳已经发黑了。
她捏着那截红绳，把钥匙插进锁眼。
锁很涩，转了两下才开。
盒子里有味道冲上来，是铁锈味和樟脑味，还有点旧纸的味道。她坐在床沿上，把盒子放在腿上，掀开盖。
第一层是张照片。
照片不大，比手掌略小一点，黑白的，边缘有点发黄。照片上是一个站在台上的小孩，穿白衬衫，戴红领巾，手里举着一张奖状。奖状上字看不清，但那个站姿她认得，是她自己。旁边站着一个老师，半个身子在画面外。
小学三年级。那次是三好学生，全校一共十个人。
照片的像素很差，颗粒很粗，台上的人脸是糊的。
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字很小，笔画有点歪：
"小满 三年级"
她从来不知道有人给她拍过这张照片。
她坐在床沿，把照片拿在手里，翻过来，又翻回去。铅笔字被摸得有点晕开，像被很多次摸过。
她把照片放在腿上，压平。
照片底下是一沓车票。
一沓，不是几张。整齐地叠着，用一根牛皮筋捆着。皮筋早就失了弹性，一碰就断成三截，断口发白。
她拿起来，第一张。
票是旧式的硬纸票，粉红色，上面有黑色的字，印着站名、日期、车厢、座位、票价。纸很脆，边角卷起来，一捏就掉渣。
她一张一张往下看。
全是硬座。
全是当天往返。
最早一张是1998年3月17日。最晚一张是2015年6月7日。
她把车票铺在腿上，开始数。
数到第二十张的时候，她的手有点抖。她停下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继续数。
四十七张。
四十七张车票，从1998年到2015年，十七年。
平均一年不到三张。她算了一下，又算了一遍。一年三张，一张一天。十七年里，母亲在围墙外面站了四十七天。
她把车票按时间排开，排在床板上。
然后她按年份排。
1998年三张。1999年一张。2000年四张。2001年两张。2002年两张。2003年一张。2004年两张。2005年四张。2006年两张。2007年五张。2008年三张。2009年两张。2010年四张。2011年两张。2012年四张。2013年两张。2014年三张。2015年一张。
2015年只有一张，日期是六月七日。
那以后就没有了。
她想起那之后的六月自己在干什么。毕业，投简历，面试，入职，加班。她想起有一年六月，她为了一个答辩改到凌晨四点，改完在阳台上站着，看天亮。
她不知道那年六月七日的围墙外面，有个人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在那儿待了多少分钟。
票面在变。早年的票是那种又厚又硬的纸，字是打上去的，油墨有点糊。后来的票薄了一点，字清楚。再后来，票上多了一行小字，是那种机器打的热敏字，摸上去微微凸起。
票价也在变。最早那张，十一块五。后来十四块，十八块，二十四块，最后一张是三十八块五。
站名一直没变。起点是县城站，终点是省城站。
最远的那张是K字头的慢车，六个小时。
她把那张拿起来，翻过来。
票根上有道折痕，很深，几乎要断了。像是被人反复捏过，捏在手里，捏了一路。
她又翻了另外几张，背面也有折痕，有的深，有的浅。有一张的折痕在票的中间，横着，像是一直对折着放在口袋里。
她想起自己那些年的九月。
九月开学，她拖着箱子进校门，和同学说笑，抱怨宿舍的床板硬，抱怨食堂的菜贵，抱怨热水只在晚上七点到九点。她那时候十九岁、二十岁、二十一岁、二十二岁，在每个九月的某一天，从人群中走过去，走进校门，头也不回。
她不知道在那一天，马路对面，或者围墙外面，站着一个人。
她把车票重新叠好，用那根断了的皮筋虚虚地绕了一下，放回盒子里。
她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那块塑料布。
塑料布上有水汽。外面大概起风了。
三叔在门口抽烟，抽完一支，把烟头在墙根摁灭。他往里看了一眼，说："看到了？"
她说："看到了。"
"底下还有。"三叔说，"慢慢看。"
他把门带上，走了。
车票底下是本红皮笔记本。
本子不大，比现在的手机宽一点。红色塑料封皮，上面"工作笔记"四个金字掉了一半，只剩下"工"和一横。边角磨圆了，磨成了灰白色。纸发脆，翻开的时候有声音，像掰一小块干饼干。
第一页只有一行半。
字很大，一笔一划，横平竖直，是那种刚学写字的人才有的写法。每个字都写得很慢，慢到笔尖在纸上压出了痕。有的字缺一笔，"晴"写成了"睛"。
1998年3月17日 晴
第一次去看她。穿红毛衣，是娘织的，袖子短了。她在院里跳皮筋，跳得很好。
我没有进去。
她把这一页看了三遍。
"娘织的"——那是外婆织的。外婆织毛衣的时候手很紧，针脚密，一件能穿三年，袖子第二年就短了。那件红毛衣她记得。领口开始扎，后来洗软了。
跳皮筋。她记得跳皮筋。那时候院子里有三个女孩，两个是邻居家的，绳子拴在两棵树之间。她跳得最好，因为她个子小，腿轻。有一回她跳"马兰开花二十一"，一口气过到第九级，赢了。
她不知道有人在外面看。
她抬起头，看了一下东屋的窗子。
窗子在屋子南面，对着院子。院子的门是两扇木门，门缝大概有两指宽。如果关着门，站在门外，从门缝往里看，能看见院子的一半。
她想起那扇门。她跑出那个门很多次，从来没回头看过门缝。
她翻到第二页。
1998年9月1日 阴
她去镇上读初中。我在校门口站了两节课。她和同学说话，声音很大，像她爸。
我买了两个肉包放门房，说是她娘托人带的。
她停在这句上。
肉包。
她记得。初一那年开学第一天,门房老头递给她两个肉包，用报纸包着，还热。老头说是她娘托人带的。她那时候站在门房窗口，手里拿着那两个包子，心里想到的是外婆——外婆托了村里的人？她问了一句"谁带的"，老头说"就说是你娘让带的"。她当时"哦"了一声，把包子拿走了。
她没吃。
她那时候在跟外婆赌气，因为在镇上住校要花钱，外婆不让她多带零用钱。她把那两个肉包给了同宿舍的两个女生。
她坐在床沿上，看着"像她爸"三个字。
她爸。她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只有一张照片，是个瘦高个，眉毛很浓。她三岁那年他就出去了，之后再没回来。母亲十九岁嫁给他，二十二岁那年他走了。
声音大。
她想起自己在走廊里讲话的样子。她在公司里以嗓门大著称，打客户电话的时候整层都能听见。有人说她这样很不错，有气势。
她把这句话又看了一遍，然后翻页。
2000年5月
她的期中成绩贴在公告栏，第三名。我不识字，问了个学生，让他念给我听。我听了三遍。
回来的路上坐过了站，往回走了七里地。
她记得2000年5月。
那是初二下学期的期中考试。她考了全班第三名，年级第十六。公告栏贴了三天，第一天下雨，纸的一角被浸湿，红榜上的墨晕开一点。她那三天每次经过都看一眼，装作不在意。
"我不识字"。
她在这一行上停了很久。
母亲只上到小学二年级。外婆家六个孩子，她是老大，七八岁就开始下地。她认得自己的名字，认得几个常用的字，会算简单的钱。写日记的时候，那些字是一笔一划描出来的。
她想起那句话——"我不识字，问了个学生，让他念给我听。"
那个学生。可能是随便抓的一个人。母亲大概要跟人解释：我不识字，你帮我念一下那个榜上有没有一个叫林小满的。人家问，林小满是谁。母亲会怎么答？
她坐下来想了一下。她想到母亲可能会说：是我女儿。
或者像我这样的人，什么也没说。
七里地。
她算了一下，七里地是三公里半。走三公里半，大概四十分钟。母亲坐过了站——坐过站的原因她没写。也许是睡着了，也许是没听清报站的名字。
她翻页。
2004年9月6日
她高中开学。我去了，穿新西装，是别人给的，穿着不像我。她看见我了。
她不理我。
应该的。
我买了五个橘子给门房，让他转交。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她姨。
这一页的字比前面几页挤，纸上有水渍，圆的，一共两处。水渍把"应该的"三个字的墨化开了一点。
她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应该的。"
母亲在这三个字后面，没有写别的。没有写"我难过"，没有写"我等她"，没有写"她长大了"。就写了三个字：应该的。
她把手指放上去，隔着纸，摸了一下那个化开的墨点。
然后她想起那袋橘子。五个。她数过，五个。门房老头说是她姨给的。她拎回宿舍，室友分着吃了，剩下一个放在桌上，从硬放到软，从软放到烂，最后扔了。
她从小不爱吃橘子。
母亲不知道。
她翻过去。中间有几页是空的。
2007年6月7日 雨
高考。我在考点外站了很久，在人家屋檐下躲了三个小时雨。走的时候鞋里全是水。
她记得2007年6月7日。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考点在县二中，她坐在三楼的考场里，做语文。第一场考完出去，门口全是伞，人挤在一起，家长举着牌子、拎着水。她一个人挤出去，在雨里走了十分钟，到一家面馆吃了一碗面。
她记得那天的雨很大。她记得面馆的汤是咸的。她记得她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雨，心里想的是下午的数学。
她不知道有人在屋檐下站了三个小时。
她试着把那个画面拼起来：某条街，某个屋檐，一个穿什么衣服的女人——她不知道那天母亲穿什么，日记里没写。她只能看见一双鞋，鞋里面全是水。
2007年8月20日
通知书下来了，省城的大学。学费五千二。我又去找他借，他打我，说我是无底洞。
我借到了。
"他"，是老周。
她读到"他打我"三个字，没有停。她往下读"我借到了"，也没有停。
她把这一页翻过去，翻回来。她发现这一页的纸特别皱，像被水浸过又阴干的。有可能是汗，有可能是别的东西。
学费五千二。
她记得那年夏天。外婆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钱，一叠一叠，用皮筋捆着，有新的，有旧的。外婆数了三遍，数完还差三百。第二天外婆去隔壁借了三百。
她一直以为那五千二是外婆攒的。
2007年9月10日
她走了。我在车站隔着三个站台看她上车，箱子是新的，红的。
我一直站到车开走。
她记得那个红箱子。
那是她一生第一个自己的箱子，二十四寸，红色，亮面的，花了一百六十块，在县城的小商品市场买的。她拖着那个箱子上的车，箱子在过道里撞了两次。
三个站台。
县城的车站只有两个站台。她想了一下，也许"三个站台"是隔着三条铁轨的意思。母亲站在对面，隔着三条铁轨看这边的人上车。
她想起上车的时候，她在找座位，把箱子往行李架上推。她推了两次没推进去，一个男的帮她推的。
她那时候是背对着窗子的。
2010年11月3日 冷
我住院了。肋骨断了两根，不碍事。
想起她小时候发烧四十度，我抱她走了十里地去卫生院。她在我怀里一直叫娘。
那时候我想，只要她能好，我什么都给。
后来真的什么都给了。
"不碍事"三个字。
她在这三个字上停住了。她试着想象一个人断了两个肋骨，躺在医院里，在一本红皮笔记本上写下"不碍事"。
十里地。五公里。
她不太记得那次发烧。她只记得有一回醒来，天花板上有一个灯，灯泡在晃，光一闪一闪。还有一只手，一直在摸她的额头，摸一下，把手收回去，再摸一下。
她的手现在在抖。
她把本子放在腿上，双手互握了一下，握紧，松开。
"后来真的什么都给了。"
她读到这句，抬起头，看着窗外那块塑料布。
2013年4月19日
她工作了，在城里当白领。我从杂志上看到她的名字，剪下来了。
她在这页找到了那片纸。
纸是夹在书页里的，只有拇指大小，是一本杂志的边角。边缘是毛的，不是剪的，是撕的——大概手边没有剪刀，用手一点点撕下来的。
纸片上印着一行小字，是一份名单，中间有"林小满"三个字。
那三个字上面有指甲划过的痕。
纸片上还有一小块油渍，圆的，浅黄色。
她把那片纸拿在手里。纸很薄，软了，快烂了。
最后几页，笔迹开始发抖。
前面的字虽然不好看，但横平竖直，一笔一划很稳。最后这几页的字歪了，有的地方笔画拖出去很长，像是手腕没有力气，得像拉东西一样把笔拉过去。
2015年6月7日
我坐轮椅去的，人家推我。围墙还在，她没出来。
我知道她恨我。恨也是记着。
我怕的是她把我忘了。
这是最后一页。
后面全是空的。
她把本子合上,又翻开，把那片杂志纸夹回去，压平。
她把红皮笔记本抱在怀里，坐在床沿上。
院子里有声音，是三叔在劈柴。斧头落下去，木头"咔"地裂开。一下，两下。
她听着那个声音，坐了很久。
笔记本里夹着一沓收据。
用一个塑料袋包着，是那种装散装糖果的薄袋子，袋口用线扎着，扎了两个结。
她解开，把收据倒在床板上。
一共五张。
小学三年级的簿本费，十一块五。一张薄薄的收据，纸发黄，上面盖着学校的公章，章是红的，褪成了粉红。
初中校服费，六十。
高中资料费，两百四。
大学住宿费，一千二。
还有一张她看不出来是什么——纸已经烂了，只剩一半，上面有"补"字和"三十"。
每一张的背面，都用铅笔写了一行字。
字很小，很轻，铅笔芯断了很多次，笔画有深有浅。
"小满的。"
五张。
她拿起第一张，用手指从中间往两边抚。
纸太脆，一抚就往上卷。她换了个方式，压在床板上，用手掌压。压了一会儿，松开，它又卷起来。
她一张一张抚平，手抖得厉害，抚了半天也没抚平。
最后她把五张收据叠好，压在铁盒的盖子底下。
铁盒最底下是个存折。
存折是农村信用社的，绿色封皮，封皮上贴着一张白纸条，写着账号。纸条发黄，字也淡了。
她翻开。
前面几页记着存取。存的时候是几百几百，取的时候也是几百几百，有时候一次取五十，有时候一次取一百。
中间有很多页是空的。
最后一栏是取款。取完之后，余额是八百四十二元。
八百四十二。
她把存折里夹着的东西倒出来。
是一沓汇款存根。存根很小，一指宽，绿色的，上面印着"中国邮政储蓄汇款"，收款人写的是"王秀英"——外婆的名字。
从1998年起，每月不断。
她一张一张往下看。汇款金额在变。早年的存根上写着一百五，两百，后来是三百，五百，最后几张是八百。
有一张的金额是六百，下面备注栏里有几个字，字写得很挤："这个月孩子开学"。
最近一张的日期是九月十八号。
九月十八号。
她把存折放下，从包里拿出手机。
她翻了很久，翻到了九月的朋友圈。
九月十八号那天，她发了一条。图是一杯咖啡和一只购物袋，袋子上是一个她喜欢的牌子。文字是："这点钱不够花。"
下面有十几个赞，还有两个同事在评论里说"姐姐带我"、"求包养"。
她看着那条朋友圈。
她的手指停在屏幕上。
她想起她那天在商场里刷的那张卡，想起她那天觉得那件外套有点贵，想了一下还是买了。
她把手机按灭，放在床板上。
屏幕暗下去，映出她自己的脸。
那天她给外婆打电话，外婆说家里都好。她想问一句"我妈呢"，最后没问。她已经好几年没问过了。上一年过年她回去，也没去母亲那里。
她把手机拿起来，重新点亮，点开那条朋友圈下面的三个点。
菜单弹出来。
她看着"删除"两个字，看了很久。
最后她把菜单关掉，把手机反扣在腿上。
院子里，斧头又落了一下。
傍晚她问三叔，我妈当年为什么走。
三叔站在院子里，靠着墙根，抽了一支烟。烟是最便宜的那种，包装都软了，捏在手里。他抽了两口，把烟摁在墙根上，摁了三下才灭。
然后他蹲下去，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你五岁那年，心脏有毛病。"
她站着，没动。
"县医院看不了，让去省城。要手术，三万块押金。你外婆家拿不出来。你外公那时候还在，瘫在床上。家里翻遍了，连三千都没有。"
三叔说话很慢，一句一句，像在数东西。
"你妈跑了半个月。亲戚都跑了，你外婆那几个兄弟，一家一家去。有的给五十，有的给一百。她一个女的，腿都跑肿了。最后凑了不到八千。"
"后来应了隔壁乡老周。老周那年四十多，一个人过，有点钱，是开砖厂的。他给了三万彩礼。"
她听着。
"钱一到手就交到医院。手术做了，你好了。"
三叔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你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那二十多天，你妈没回过家，就住在医院走廊。走廊里有长椅，晚上就躺那个。她后来跟我说，那个走廊的风从大门灌进来，晚上冷，她把外套盖在你身上，自己坐着。"
"老周喝酒。"三叔说，"喝了就打人。"
"你妈回来过一次。就一次。身上有伤，胳膊上一块黑的。她跪在你外婆面前，说娘我不回去了。你外婆骂她，骂得很厉害。你外婆说，欠人家的，得还完。"
"你外婆一辈子要强，认死理。她认的理就是：拿了人家的钱，命得还上。"
"你妈就走了。从那天起，再没回来住过一晚。"
她问："老周呢？"
"前年冬天没了。喝死的。"
三叔从口袋里又摸出一支烟，没点，捏在手里。
"你妈在县城扫过街，天不亮就起来扫，扫完去饭店洗碗。后来在中学食堂，给人家打饭、洗菜、刷池子。一个月两千六。"
"寄回来一千五。剩下的，房租水电，她自己花不了多少。"
"最后两年，肝上不好。脸黄，眼白也黄，腿肿。学校的人劝她去看看，她不去。她说治了没用，钱要留着。"
她问："留着干什么？"
三叔看了她一眼。
"她说等攒够了，给你在城里买个小房子，十几平也行。她说你小时候跟她住过漏雨的屋子，她一辈子记着。"
她没说话。
院子里有一口水缸，缸里的水面上浮着两片树叶。天在暗下来，屋檐上的瓦变成一片一片的黑影。
过了一会儿她问："最后那几天，谁在？"
"我在。"三叔说，"她不愿去医院，就在老屋躺着。我一天给她送两回饭。"
"最后那天早上，我端了粥过去，门没关严，我推门进去，人已经凉了。"
"桌上那碗粥还在，前一天晚上的，剩半碗。"
三叔把没点的那支烟塞回烟盒。
"她走的时候没说什么。就是眼睛没闭上，我给她合了两次。"
葬礼那天来了不多的人。
村里人来得散。有几个老人早早就到了，坐在院子里的板凳上，抽着烟，说话声音不大。有人帮着摆桌子，有人去村口接花圈。花圈是纸扎的，白菊花，一圈黄一圈白。
院门口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礼金簿和一支笔。来的人把钱递过去，收账的是村里的会计，戴着一副老花镜，一笔一笔写，写的时候念出声。
"张德福，一百。"
"李桂兰，五十。"
有几个人站在院子里说话，声音不大，说的都是母亲年轻时候的事。有人说她当年在砖厂干过活，搬砖，一天两块钱，手掌都是硬茧。有人说她那年冬天扫街，手冻裂了口子，用白胶布缠着，接着扫。有人说她最后一次回村是三月，站在村口那棵槐树下面，站了一会儿，没进村就走了。
她站在旁边听着。
这些事她一句都不知道。
八点半，来了个吹唢呐的班子，四个人，两个吹，一个打鼓，一个拿钹。吹的曲子她听不出来是什么，很响，在村子上空散开。
司仪是个中年人，穿一件黑夹克，手里拿着一沓纸。他先念了一段，念到"一生勤劳朴实"，声音就往上提了一点。
然后他说："家属说几句。"
她站到前面。
她手里拿着一张纸，是前一晚写的。写了三行，划掉一行，剩下两行。
她念：
"我妈叫李秀兰。她一辈子没有住过一间不漏雨的房子。"
她停了一下。
停了大概三秒钟。这三秒钟里，唢呐没响，院子里只有风吹着白布的声音。
她接着念：
"她给我交过学费，买过校服，送过橘子。她每次都来看我，每次都没有走进来。"
念完她把纸折了一下，放进口袋。
她没哭。
在场的人有哭的。有个老太太，用袖子擦眼睛，擦了好几次。她站在那里，眼睛是干的。
后来她想，也许是因为那两天她把眼泪都用完了——不是，她没有哭过。那两天她只是很累，累到不想说话，累到夜里睡不着，躺着听院子里的狗叫一整夜。
出殡的时候，她捧着遗像走在前面。照片上母亲的头微微歪着。路不长，从老屋到村后的坡地，走十几分钟。抬棺的是村里的几个人，路窄的地方要换肩。唢呐一直在响。
坡地上已经有几座坟。新挖的坑在旁边，土是黄褐色的，堆在旁边，堆得很整齐。
下葬的时候，土一块一块落下去，落在棺盖上，声音很闷。
她站在边上，手里还捧着那张照片。
散场的时候，人陆续走了。有人在门口洗手，有人在说话，有人在收拾桌子。
一个婶子走过来，递给她一个纸包。
"在你妈枕头底下找到的。"
纸包不大，用报纸包的，报纸已经软了，边角起了毛。上面用线绕了两圈。
她接过来，把线解开，把报纸展开。
里面是五个橘子。
干得皮皱成一团，每个都皱了，硬的，像石头。颜色从橘黄变成了暗黄。
一个一个，用报纸分别包着。她拆开第一个，里面还有一层报纸，包得很仔细。
她把五个橘子摆在手心。
她想起那年门房老头递给她一袋橘子，说"你姨带的"。她把那袋橘子拎回宿舍，室友分了，她一个也没动。
她站在坟前，手里拿着这五个干橘子。
母亲不知道她不爱吃橘子。
母亲也不知道，她换了三个手机号。第一个是大一办的，第二个是工作以后办的，第三个是两年前办的，因为前一个号被推销电话打怕了。
母亲不知道她一个人也过得挺好。她一个人搬家，一个人装窗帘杆，一个人在夜里发烧，自己下楼买药。她一个人过年，煮一碗面，看春晚，十二点给外婆打电话。
母亲也不知道，她每年过年都在等一个电话。
每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她都会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音量调到最大。她跟自己说这是怕错过客户的电话。有一年她等到两点，手机没响，她把手机摔在被子上了。
母亲只知道，从村口到镇上四十分钟，镇上到县城转两趟车，县城到省城六个小时硬座。
四十七次往返，每次都在围墙外站一会儿就回去。
母亲从来没走进去。
因为走进去，可能会被女儿赶出来。
而她最怕的不是被赶出来。
是女儿已经不记得她长什么样了。
一个月后，林小满回了趟老家，去了高中。
那天是个晴天，十月的太阳，不烫。
学校变了很多。门口那条马路修好了，铺了柏油，画了线。校门换了，原来是水泥牌坊，现在是一个拱形的钢架，上面挂着红字。学校旁边新建了天桥，天桥的水泥栏杆刷了白漆，有人在天桥上摆摊卖文具和炸串。
原来的围墙拆了一半。
剩下一截还在，红砖的，砖上爬着藤，藤的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几片往下落。
她站在墙外。
墙外原来是一片空地，现在铺了砖，停了几辆车。她在墙外站着，靠着那截红砖墙，砖有点凉。
放学了。
铃响过之后，人涌出来。先是几个跑得快的男生，然后是成群的学生，校服是蓝白的，一堆一堆涌出来。有骑车的，有走路的，有边走边看手机的。
有个女孩跑得很快，扎着马尾，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她一边跑一边喊妈妈。
马路对面，一个穿灰外套的女人迎上来，蹲下，把她抱住。
女人说："慢点跑，摔了怎么办。"
女孩说："我饿了。"
女人说："回家给你煮面。"
女孩从她怀里挣出来，把手里的什么东西给她看。女人低头看，笑了一下，抬手把女孩额头的头发拨到一边。
林小满站在围墙外。
她一直站着，站到路灯亮起来。
路灯是新的，LED的，亮的时候"啪"一下，白光落在她脸上。
她想起那个九月下午。
她走过马路，跟同学一起进了校门。书包带子勒在肩上，有点疼。身后有人在叫她名字，第二声破了音。她没有回头。
她也想起那个冬天。
她追到村口，鞋子跑掉了一只，雪很凉，脚底一下就没了知觉。母亲站在坡的中间，回头看她，说："小满，回去。"
她很想跟那个五岁的孩子说一句：你追上去，抱住她。
也很想跟那个十六岁的女孩说一句：你回头。
可是围墙已经拆了一半。
风从缺口吹过来，很凉。她把外套的扣子扣上，从最下面一颗扣到最上面一颗。
她转身往回走。
走了两步，又停下。
她转回去，对着空荡荡的校门口。
校门口已经没人了，只有传达室的灯亮着，还有两个学生在门口等车。
她小声说：
"娘，我回去了。"
声音很小，被风吹了一半。
那天晚上她在高铁上订了一张票。
不是一等座。
是硬座，当天往返。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黑。列车过了两站，上来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孩子睡着了，头歪在她肩上。
她想起那四十七张车票，想起那道被捏了无数次的折痕。
她想，她也要坐一趟。
从县城到省城，六个小时，硬座，当天往返。
到了之后，在围墙外面站一会儿。
然后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