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乐养老院的走廊，灯是声控的。我拍了三次手，灯才亮。周强走在前头，回头催：「妈，快点。」
房门已经开了。房间不大，两张床，靠墙一排白柜子。窗帘是新的，蓝底白花。床头贴着张纸，字比签字单还小。一张签字单铺在桌上，笔帽拔好了，单子上压着半杯凉水。周强把笔塞进我手里：「妈，签这儿。」
我没接。字印得小，我摸出老花镜戴上，凑到灯下看。抬头一行：康乐养老院自愿入住登记单。再往下，月费四千八。我拿笔尖点着那个数：「四千八。」
「环境值这个价。」周强的手插在裤兜里，「二十四小时有护工，比您一个人住六楼强。」
李萍从门边进来，脸上堆着笑。她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又拉上：「妈，这地方好。有食堂，有护工，您上下楼都不用愁。我们也能睡个安稳觉。」
「我养老金四千二。」我把老花镜摘下来，镜片在衣角上擦了三遍，又戴上，「这单子，谁念给我听过？」
周强看李萍。李萍把笑收了收，又放出来：「妈，您先住进来，别的我们慢慢商量。」
「商量？」我把签字单折了四折，按在膝盖上，「先说说这六百谁补。」
「六百块的事，我补。」周强说，「您不用算这个。」
「这屋四千八，含吃含住？」我问。
「含三餐。」周强说。
「三餐。」我点头，「我自己会做。我做了一辈子饭，不缺人做。」
李萍说：「妈，账不能这么算。这儿有人给您端到跟前。」
「端到跟前，也要花钱。」我说，「钱是谁的，我算得清。」
「三年，你来了三次。」我把单子展开，重新折了一遍，「这六百，我不问你要。我问的是，谁替我做主了。」
一个护工推着个老人从门口过，轮椅吱呀响。老人朝我这边看，护工也看，脚步慢下来。走廊那头，声控灯灭了，有人拍了两下手，又亮。周强把门掩上一半。
「妈，我们是为您好。」他说，「您一个人住六楼，我们不放心。」
「我教了三十七年书。」我把笔搁回桌上，笔在玻璃上滚了半圈，「哪个学生交作业，我都让他自己先念一遍。这单子，没人念给我听。」
「妈，您不懂。」周强把车钥匙从兜里掏出来，在手里转，「养老院不是学校，不用念。」
「那它也不是卖身契，不用看就签？」我问。
李萍摆手：「妈，您别说得这么难听。就是住进来，有人照顾，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我看着她：「房子空着，碍着谁了？」
窗外有风，窗帘鼓起来，又落下去。窗帘上印着蓝花，一朵挨一朵。
李萍不接话，去摸桌上的签字单。周强说：「妈，签了吧。床位紧，过了今天，这间朝南的就没了。」
「我住进去，房子呢？」我问。
周强顿了一下：「房子……先放着。」
「放着，还是挂出去？」我看着他的眼睛。
「妈，您多心了。」李萍说。
「我没多心。」我说，「我是算数。」
周强把烟掏出来，没点，又塞回去：「妈，说签字的事。」
「孩子知道吗？」我问。
李萍愣了一下：「没跟孩子说，怕他哭。」
「他哭不哭，你们不知道。」我说，「他上次来，我把《画》写黑板上，他背到第二句就跑了。」
「妈，孩子还小。」李萍说。
「孩子小，你们不小。」我说。
周强皱眉：「妈，今天这字，您到底签不签？」
「我不签。」我把笔帽按回去，咔地一声，「今天不签，会怎样？」
「床位就没了。」周强说。
「那更好。」我站起来，走到窗边，「你们替我做主，我连托了谁都不能问？」
李萍说：「床位是我们托了人的，妈。」
「托了谁？」我问。
李萍不吭声。周强说：「一个熟人。问这些没意思。」
「有意思。」我说，「签字的是我，出钱的是谁，我也得知道。」
「养老院的钱，我出。」周强说。
「四千八，你出？」我问。
周强顿了顿：「我出差额。」
「六百。」我说，「你三年来了三次，这六百，你出几年？」
我伸出三根手指，朝他比了比。三根，不多不少。
没人接话。窗外，院子里的老人坐在轮椅上晒太阳，头一点一点。
「他住几楼？」我问。
「谁？」周强没反应过来。
「院子里那个。」我说，「他家里人，多久来一次？」
护工在门口答：「那大爷，儿子半年没来了。」
周强把门彻底关上。我转过身，走到桌边。包是黑布包，用了很多年，提手磨得发亮。包底还压着半截粉笔，用纸包着。我把它放到桌上，拉开拉链。手指先碰到粉笔盒，再往里，碰到一个硬皮本。
我想起家里那块黑板。黑板还是周强上小学那年买的，挂在客厅墙上。上面留着半首诗：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下面半首诗被我擦掉了，粉笔灰落在槽里，一直没扫。
槽里还躺着半个粉笔头。那行字是教孙子背诗时写的。写到第二句，孩子跑了，我也没擦。
我把它抽出来。房本我不离身。房本的皮子旧了，四个角磨得发白，字还清楚。红皮，烫金字。我把房本放在签字单上。
周强的手停在半空：「你拿它干啥？」
我把铁盒从柜子最上层抱下来。盒子是老伴留下的，盒盖上的红漆掉了一小块。三张车票摊在桌上，按日期排好：2023年春节，2024年中秋，2025年端午。
三年，三次。
我戴上老花镜，把票根一张张抹平。票面都旧了，折痕发白。有一张被雨淋过，站名晕成一小团。周强每次来，坐的是同一趟车。
铁盒里还有别的。孙子的一张奖状，叠得四四方方，边角起了毛。我把它放在车票旁边，扶正。奖状上的字是电脑打的，孩子的名字在中间。
「三年，三次。」我念出声，「一次是春节，一次是中秋，一次是端午。还有一次呢？没有了。」
「三张票，三种折法。」我把票根翻过来，「这张对折，这张四折，这张被他捏成过一团。」
2023年春节，他提了户口本。2024年中秋，他说房子空着。2025年端午，他让我签个字。三回，都跟房子有关。日子不会多，也不会少。票根薄，日子重。
我翻开记账本。本子是从前学校发的备课本，红格子。第一页写着养老金4200。我在下面写：4800。中间画一条横线，写：差600。
「4200。」我念。
「4800。」又念。
「差600。」
我又往前翻。买菜的，水电的，给孙子买书包的，一笔是一笔。三十七年，都在这一个本子里。
电话响。是周强。
「妈，您想好了没有？」他说。
「想好了。」我说，「2023年春节，一次。2024年中秋，一次。2025年端午，一次。」
「您说这个干什么。」他说。
「我在数票。」我说，「三年，三张，都在铁盒里。」
「妈，养老院的事，今天不签，床位就没了。」他说。
「票根比床位实。」我说，「你三年回来看我三回，每一回都提房子。第一回要户口本，第二回说房子空着，第三回让我签个字。」
「妈，您不懂。」他说，「房子放着也是放着。」
「放着是我的。」我说，「卖了就是你们的。账我算得清。」
「妈，您就当我求您。」他说。
「求人签字，先让人看单子。」我说。
「单子您看了。」他说。
「看了。所以不签。」我说。
电话那头没声了。我挂了。
我把车票码成三摞，一摞一张。码完，收进铁盒，盒盖扣上，咔地一声。盒盖上的红漆又掉了一点，我用指尖按了按。铁盒里垫着一块旧手绢。
该下楼倒垃圾了。我扶着墙，一级一级下。声控灯有时候不灵，我得跺一下脚。走到四楼半，那两级松动的台阶晃了晃。水泥边缺了口，露出里面的红砖。三楼和四楼之间，墙上贴过几张通知，撕了又贴，边角翘着。我用脚踩了踩，慢慢过去。
六楼没电梯。我每天爬上爬下，从没让人扶过。扶手磨得发亮，转角的地方漆都掉了。三楼拐角摆着两把旧椅子，没人坐。
楼下院子里，对门的邻居正在择菜，脚边一只搪瓷盆。她抬头：「周老师，您儿子好久没来了。」
「他忙。」我说。
「再忙，也不能三年三回。」邻居把菜根掐掉，「上个月我在楼下见他，车停得急，上楼抱了个纸袋就走。」
「纸袋里装的什么？」我问。
「没看清。」邻居说，「我喊他，他没应。」
「他应了也没用。」我说，「他赶时间的时候，连我都不认。」
邻居凑近：「听说他要送您去养老院？」
「你听谁说的？」我问。
「楼下都在传。」邻居压低声音，「说您要搬走，房子要挂出去。」
「传得挺全。」我把垃圾袋丢进桶里。
「周老师，您真去啊？」邻居问。
「我不去。」我说，「房子是我的，我住哪儿，也是我的事。」
邻居叹了口气：「话是这么说。可儿子开口了，老人哪拗得过。」
「拗不过，就看谁先想明白。」我拍了拍手上的灰，「我教了三十七年书，最会看谁没想明白。」
「昨儿他还托我打听，问这楼里有没有人想买二手房。」邻居说。
「你怎么说？」我问。
「我说，这得问周老师。」邻居说。
「问我就对了。」我说，「房本在我这儿，在602的抽屉里锁着。」
邻居笑了：「周老师，您这脾气，一点没变。」
她把择好的菜拢进篮子，又抬头看我一眼。
我转身往回走，声控灯一层一层亮，又一层一层灭。二楼拐角贴着张小广告，撕了一半。
回到家，我把门反锁，站在黑板前。黑板上还留着那半首诗：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下面半首诗被我擦掉了，粉笔灰落在槽里。
我拿抹布把槽里的灰擦干净，倒了。黑板那半首诗还在。
我坐到黑板前的小板凳上，把粉笔头在手里转了转，没写。粉笔头又放回铁盒。槽里发黑，像用了很多年的老东西。
门铃响。我走到猫眼前。一个夹着公文包的男人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两个人，一男一女，手里提着手提袋。
「谁呀？」我问。
「周阿姨，开门，我们来看房。」门外的男人说。
「看谁的房？」我问。
「602。」门外的男人说。
「今天不看房。」我说。
「我们就看一眼。」男人说。
「一眼也不行。」我说。
我把门链挂上，没开。
门锁响了两声。我从猫眼里看见，那男人掏出一串钥匙，插进锁眼，拧了半圈。门没开。他又拧，钥匙在锁里咔咔响。
猫眼是旧的，看出去，人有点变形。我拉开门，隔着门链看他：「开我的门，谁让你来的？」
男人抽不回钥匙，赔着笑：「周阿姨，您儿子签过字的。我们是中介，带客户看房。」
他扬了扬手里的文件夹。身后那对男女往后退了半步。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男看房的跺了一下脚，又亮。
「签过什么字？」我问。
「委托书。」男人把文件夹递到门缝前，「您看，复印件。」
我摘下门链，接过来看。纸是新纸，折痕发白，复印件边角翘着。一张授权委托书，下面有周强的签名。委托事项：出售和平路6号楼3单元602。挂牌价栏里写着一串数字，长得很。我数了数，没有数完，也不打算数完。
「日期栏空着。」我说，「空着的东西，你们也敢带人上门？」
「阿姨，我们按委托办事。」男人说，「您儿子说房子空着，随时能看。」
「房子没空。」我说，「我住着。」
我拿手机，对着委托书拍了一张。手不抖，字拍得清。手机还是女儿去年给买的，我把字放大看了一遍。我把照片存好，手机反扣在桌上。
「这签名，我认。」我说，「可房本在我这儿，他凭什么卖？」
「阿姨，这我们管不了。」男人说。
「您儿子电话，您总该接吧。」他说。
「他打我电话，我接。」我说，「他让人来开我的门，我不接。」
「管不了，就站远点。」我把门让开半扇，「看房不进屋，怎么看？进来，我领你们看。」
中介回头看那对男女：「进吧，看看不花钱。」
女的：「我们是诚心买。」
我：「诚不诚心，进门才知道。」
那对男女互相看了一眼。女的拽了拽男人的袖子。中介把钥匙从锁眼里拔出来，先进了门。他进门先看门框，又看地脚线，眼睛很忙。
看房的人在屋里转，一个摸墙，一个开柜子。墙上挂着相框，里头是学生的毕业照，几十张脸挤在一起。我跟着，一样一样说。
「这是客厅。黑板是我孙子用的。」
「这是厨房。灶台我天天擦。」
锅盖反扣着，碗柜门半开，一股子陈茶味。
「这是里屋。我睡了大半辈子。」
厨房的搪瓷缸还搁在灶台边，里头半缸茶叶。黑板旁边贴着一张课程表，孙子写的，边角翘起。课程表上的字，一笔一划，是照着黑板练的。
女看房的问：「阿姨，这房子您住多久了？」
「房改房，产权在我名下。」我说，「住多久，都是我的。」
「这楼真没电梯啊？」女的又问。
「六楼，没电梯。」我说，「我天天爬，爬得动。你们年轻，更爬得动。」
女的笑了：「阿姨说得对。我婆婆就爬不动。」
「你婆婆有福气。」我说，「我爬得动，才守得住。」
「阿姨，您这房，真能自己说了算？」女的问。
「能。」我说，「房本上写谁，谁说了算。」
中介咳嗽一声：「采光好，楼层高，客户看中了，价格好商量。」
「商量什么？」我回头看他，「谁委托的，谁卖。我不同意，谁也别想签。」
「阿姨，您别让我难做。」中介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
「房东是我。」我说，「你东家姓周，我生的他。」
「我不为难你。」我说，「你把复印件留下，我拍都拍了，你们看完就走。」
男看房的凑过来：「阿姨，这房您真不卖？」
「不卖。」我说，「以后这房子改不改，都不挂牌了。」
「我们大老远来的。」男看房的说。
「那正好，认认门。」我说。
「阿姨，您一个人住，真不害怕？」女看房的问。
「怕什么？」我说，「六楼高，看得远，谁上楼我都知道。」
「今天辛苦你们爬六楼。」我说，「下楼慢点，那两级台阶松了。」
中介还想说话。我走到抽屉前，拉开，拿出一个新锁芯和一把螺丝刀。老伴留下的工具盒，锁芯还是新的，包着油纸。
「您这是？」中介问。
「换锁。」我说。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门边，卸旧锁。螺丝刀是十字的，柄上缠着黑胶布。报纸是旧的，上面还有半版天气预报。螺丝一颗一颗拧下来，摆在报纸上。旧锁芯拔出来，发黑，沉甸甸的。新的塞进去，卡得严丝合缝。三个人站在门口，谁也没说话。
女的又拽了拽男的：「走吧。」
「阿姨，您这……」中介张了张嘴。
我把新钥匙插进锁眼，拧了一圈，锁舌咔地弹出来。
「行了。」我站起来，「你们看见了，这房子我住着。谁再拿旧钥匙来，开不了。」
我把旧钥匙串往他手里一塞：「这个，带给你东家。」
「阿姨，您这不是赶我们吗。」中介说。
「我请你们看了房，还换了锁。」我说，「够客气了。」
中介的脸白了。他领着两个人往楼下走，走到楼梯口，又回头：
「周阿姨，您儿子说您已经住养老院了，房子空着呢。」
我没接话，把门关上，反锁。我站在门后，听脚步声一层一层下去。门后挂着个旧布袋，里头装着几把伞。我把委托书复印件折起来，夹进记账本里。
......
王主任的办公室在二楼，门半掩着。办公室朝北，窗台上摆着盆绿萝，叶子耷拉着，土是干的。她听完，把茶杯盖盖上：「周老师，这事我们得开会研究。」
茶杯是白瓷的，盖沿磕掉了一小块。我把房本往她桌上一放：「研究多久？」
「您别急。」王主任说，「附条件捐赠，我们街道还没办过。」
「没办过，就从我这本开始办。」我说。
我把老花镜摘下来，在手里拿着，没戴。镜片凉凉的。
大厅里有办事的人往这边看，柜台前贴着先取号的纸条。取号的纸箱边摆着几张塑料凳，一张三条腿。一个老太太抱着个绿塑料袋子走过去，又回头看。
我把包放在膝盖上，包里的粉笔盒碰着房本，哒地一响。「我说三条。」我竖起手指，「第一，房子赠给街道，终身居住权归我。第二，不得转让，不得出租。第三，哪一条违约，赠与可以撤销。」
王主任桌上摊着一沓文件，边角都卷了。她把笔帽按得咔咔响：「您这个，条条都卡在条文上。」
「卡不上，我也不敢来。」我说，「我教了三十七年书，先备课，后上课。」
「您知道，房子不是小事。」王主任说，「我们得问法顾。」
「问。」我说，「张律师在不在？」
墙上挂着面锦旗，红底黄字，边角落了灰。王主任顿了顿：「您还知道我们的法顾？」
「社区法律顾问，门口牌子上写着。」我指了指门外，「名字我记了一路。」
王主任笑了，拿起电话拨号。她说话慢，喝水也慢。「张律师，您来一下。周老师要捐房。」
张律师进来，拎着个旧公文包，拉链半开。他坐下时，公文包搁在脚边，拉链响了一声。他话不多，听王主任讲完，问我。
「周老师，房子登记在谁名下？」
「我。临房权证第0457号。」我说。房本的纸页发黄，登记栏的字还是清楚的。
「您儿子知道吗？」
「今天之前，不知道。」我说，「现在，快知道了。」
「赠与附义务，义务不履行，可以撤销。」张律师说，「您要的这三条，能写。」
王主任说：「那就这么办。」
「先别办。」张律师补了一句，「居住权要登记，登记了才对抗第三人。得跑窗口。」他说这些时，眼睛看着房本，不看人。
「几个窗口我都跑。」我说，「我天天上下六楼，还怕窗口多？」我把房本推到她手边，又拿回来，翻到登记页。
王主任把茶杯端起来，吹了吹，又放下。她把文件往抽屉里一推，抽屉关到一半又拉开。「周老师，您想清楚。捐出去，就不是您的了。」
「登记在我名下的时候，也不是他们的。」我说，「他们不也照样打主意？」
王主任不接话。那老太太从窗口回来，经过我身边，小声问：「捐房？房捐了住哪儿？」
「住我自己的屋。」我说，「街道管着，谁也赶不走。」
老太太点点头，抱着绿袋子走了。她回头那一下，我想起学校门口的家长。大厅里有人还在往这边看。
「周老师，体检也得做。」王主任说，「程序上的事，一样不能少。」
「做。」我说，「查什么，我都配合。我爬六楼，天天爬，腿脚我自己清楚。」王主任在台历上画了个圈，笔尖把纸戳出个点。
「好。」王主任说，「那就这么办。我先跟领导汇报，登记那天，我陪您去。」
张律师走时，把椅子摆正，才出门。我站在门口，看见他拐进楼梯间。
我起身，把房本装回黑布包。包底那半截粉笔还在，我往包里塞了塞。王主任送到门口，替我推开门。走廊里有人喊她签字，她应了一声，又回头看我。
「周老师，您慢走。」她说。
「我慢不了。」我说，「家里还有半首诗没擦。」风从门口进来，我拢了拢围巾。
从街道办出来，天阴着。我走了两个路口，才想起房本还拿在手里，又放回包里。
晚上，我下了面条。葱花切得细，锅里的水滚了。水开了，我下了面，筷子搅了两下。灶台上的搪瓷缸还有半缸凉茶，我倒了，重新泡上。电话响，是周敏。我擦了擦手去接。
「妈，你吃饭了吗？」她问。
「吃了。面条，卧了个蛋。」我说。
「妈，哥在电话里跟我吵了一架。」周敏说，「他说您把养老院的床位搅黄了。」
「黄了就黄了。」我说，「那床位不是我定的。」
「妈，您真要把房捐给街道？」周敏问。
「真的。」我说，「我自己的房，我说了算。」
「哥说您老糊涂了，把房子给外人，不给自家人。」周敏说。
「谁是外人？」我说，「街道是外人，养老院就是自家人了？」
周敏不吭声。电话里有杂音，像她那儿在下雨。她那边有电视声，主持人说着天气。我把电话线在手指上绕了一圈，又松开。
「妈，哥在家族群里说您糊涂了。」周敏说。
「听见了。」我说，「早点睡。」
我挂了电话，洗了碗。碗沿磕掉一小块，和王主任的茶杯一样。楼下的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了。我走到黑板前，把槽里的灰又擦了一遍。那半首诗还在，粉笔灰落进垃圾桶，轻得很。槽里干净了，黑板反而显得旧。
......
政务大厅的取号机吐出一张纸，我捏在手里，没看。前面还有几个人，我不急。大厅顶上挂着钟，指针走得不紧不慢。
赠与合同摊在桌上，三页纸，油墨味重。合同上盖着街道办的章，红泥还没干透。我一行一行看。合同纸厚，翻页的时候哗啦响。看到「违约可撤销」那行，我用指甲划了一下，纸面起了个浅印。
「终身居住，写没写？」我抬头问。
「写了。」王主任说。
「不得转让，写没写？」
「写了。」
「撤销权，写没写？」
「写了。」
「写了，我就签。」我说。我拿起笔，先在合同边角试了试，笔水顺。
王主任坐在对面，保温杯的盖拧开，热气扑出来。她上午刚开完会，桌上还摊着会议记录。「周老师，您慢慢看。」
「慢不了。」我说，「字都认识，意思我也懂。」
「您儿子要是知道，得来闹。」王主任说。
「闹，也得等我签完。」我说。
大厅东头，柜台排着队。
「阿姨，您的号过了。」办事员喊。
「来了。」我说。
办事员是个小年轻，抬眼看我，又低头盖章。柜台上的玻璃擦得亮，能照见我的老花镜。
我签字。没戴老花镜。笔尖落在纸上的时候，王主任「咦」了一声。
「您不戴眼镜？」她问。
「这一笔，我闭着眼也认得。」我说。
签完，我才把老花镜戴上，把合同从头又看一遍。名字三个字，我写了快一辈子。那三个字，比合同上别的字都大。
「周素芬。」我念自己的名字，「没错。」
王主任把合同收过去，盖了章，又递给我一份。
「阿姨，您这笔字，比合同打印的还齐。」办事员说。
「打印的字不认人，我的字认。」我说。
「周老师，您这字，比我们柜台的年轻人都稳。」办事员说。
「我教了三十七年书。」我说，「粉笔字练出来的。」
大厅里有人往这边看。叫号器响了一声，没人动。一个办低保的老头抬头看了看，又低头填表。王主任领着我往窗口走。
上午先办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我签了字，房子过户到街道名下。下午，再办居住权登记。
窗口的办事员把材料一份份扫进去，键盘敲得响。我站在玻璃前，把黑布包抱在胸前。包里装着房本、合同，还有半截粉笔。
「居住权登记，登记号出来了。」办事员说，「2026-1120-01。」
「这个号，我记着。」我掏出记账本，把号码写上去。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又描了一遍。办事员递出来一张回执，我折好，夹进记账本里。
「成了。」王主任说，「周老师，这房子，您住到老，谁也动不了。」窗口的玻璃凉，我指尖按上去，留了个印。
「您儿子那边，要不要先打个招呼？」她问。
「不打招呼。」我说，「打了，他就有准备。」
「我不信话，我信号。」我说。
大厅西头摆了张桌子，白大褂医生坐在后头。王主任领我过去。
「顺手做个便民体检。」王主任说，「程序上要一份。」
医生量血压，袖带勒得胳膊发紧。他又问了几个问题。
「阿姨，平时锻炼吗？」医生问。
「爬楼。六楼，天天爬。」我说。
「您儿子叫什么？」
「周强。」
「女儿呢？」
「周敏。」
「今天谁陪您来的？」
「王主任。」我说，「和平路街道办的王主任。」
「阿姨，您这名字，签得真快。」办事员说。
「自己的名字，不用想。」我说。
「阿姨，今天是几号？」医生问。
「2026-11-20。」我说。
「一百减七等于多少？」医生又问。
「九十三。」我说，「再减七，八十六。」
医生笑了，在报告上盖章。那章红红的，四个字：认知正常。我凑近看，四四方方，像学生作业本上的五角星。
我把报告折好，夹进房本里。房本和报告，一起放进黑布包。
门口一阵响。周强的车停在门外，双闪没关。他闯进来，脖子上的围巾歪着，鞋底带着外头的泥。
「妈！合同呢？」他喊。
大厅里的叫号器停了半秒。办事员抬头，医生抬头，王主任先一步走过去。
「这位同志，大厅里不能嚷。」王主任拦在门口。
「我妈糊涂了，你们街道不能趁火打劫。」周强说。
「合同在窗口，已经进了系统。」王主任说。
「系统？我妈的事，我说了算。」周强说。
「妈，您把房捐了，我怎么办？」他说。
「你怎么办，是你的事。」我说，「我怎么办，是我的事。」
「妈，您会后悔的。」他说。
「后悔也是我的。」我说。
「你说了算的是你家的账。」我说，「这儿的账，系统说了算。」
「我糊涂？」我走过去，「我自己的名字，我签的。登记号2026-1120-01，你要不要记一下？」
周强的脸涨红了。他伸手要抓桌上的合同，王主任挡在中间。她个子不高，站在周强面前，倒像堵墙。
「周老师，您别动气。」王主任低声说。
「我不动气。」我说，「我讲理。」
「您要是不服，可以走法律程序。」王主任对周强说，「在这儿嚷，没用。」大厅里的叫号器又响了，还是没人去窗口。
王主任把回执的边角抹平，把我送到门口。风吹得我眯起眼。
「妈，你等着收传票。」周强指着我，一字一字说。
我没回头。
......
传票从门缝塞进来，落在地垫上。地垫是旧的，上面印着出入平安，字磨得只剩一半。我弯腰捡起来。案由：确认赠与合同无效。
立案日期：2026-12-05。开庭地点印在背面，我看了三遍。
我把传票抹平，夹进记账本。纸是凉的。记账本鼓起来一块。夜里风大，我起来把窗关严。我把地垫拍了拍，灰落在楼道里。
我打电话给张律师。他来得快，穿黑外套，领子立着，袖口有灰。进门先看鞋柜，再看我，最后看墙上的黑板。
「原告是谁？」他先问。
「我儿子。」我说。
「被告呢？」
「我。」我说。
「钱谁出的？」他问。
「房改房，产权在我名下。钱是我那些年攒的。」我说。
「字谁签的？」他问。
「赠与合同，我签的。居住权登记，我办的。」我说。
「还能不能背课文？」他问。
「能。」我说，「我教了三十七年书，第一课是《画》。」
张律师点头：「那就有的打。」
「您怕不怕？」他问。
「怕。」我说，「我怕他们把假的说成真的。」
「您这些年，账本留没留？」他问。
「留了。三十七年的。」我说。
「好。账本也是证据。」他说。
「这案子，法官看证据。」他又说。
「我按证据过日子。」我说。
他坐下，公文包搁在膝盖上，抽出一沓纸。他翻记账本，一页一页，翻得很慢。翻到买菜那一页，他停了停。
「周老师，您儿子主张您无民事行为能力。」他说。
「主张，要有依据。」我说。
「对。鉴定意见，不能凭一句话。」他说，「开庭会问，您别慌。」
「您有什么要问我的？」他说。
「有。我儿子在庭上，会问什么？」我说。
「问您记不记得事。」他说。
「我记得。」我说，「我连他小时候尿过几次床都记得。」
「我不慌。」我说，「我慌的是，他们背着我做了多少我没点头的事。」
「开庭那天，我陪您去。」张律师说。
「不用陪。我认得路。」我说。
「法庭不是教室。」他说。
「我教了三十七年书，站了三十七年讲台。」我说，「法庭，也就是个讲理的地方。」
我从记账本里抽出委托书复印件，递过去。
「中介带人上门那天，我拍的。」我说。
张律师接过去看，看了两遍：「好。这就是证据。房子早被挂出去过，不是您签的字。」
「他签的。」我说，「他替他妈做主，签习惯了。」
张律师把复印件收进公文包。我给他倒了杯水，水是温的，搪瓷缸搁在他手边。他端起来，又放下。
「输了怎么办？」我问。
「输了就上诉。」他说。
「对，上诉。」我说。
「开庭定在2026-12-25。」他说。
「我记着了。」我说，「圣诞节，也是我老伴的忌日。」
张律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他走时，把搪瓷缸里的水喝完了。
过些天，门缝里又进来一份裁定。抬头：申请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特别程序，一审终审。我往下看，法院裁定驳回。日期：2026-12-20。我把裁定抹平，和传票并排夹进记账本。
张律师走后，我下楼。院子里，对门的邻居在收衣服，竹竿一头搭在肩上。衣服滴着水，一点一点砸在水泥地上。
「周老师，听说您儿子告您了？」她问。
「是。告我糊涂。」我说。
「他哪来的脸。」邻居把竹竿放下，「他那建材店，欠着账呢，年底就到期。急着卖您的房吧？」
「你听谁说的？」我问。
「都这么说。债主都找上门了，敲半天门没人应。」邻居说。
「他这些天回来过没有？」她又问。
「没有。」我说，「他忙着告我。」
「告自己亲妈，真是。」她摇头，手里的盆磕在门框上，咚地一声。
「账是他的，房是我的。」我说。
「周老师，我到时候去旁听。」邻居说。
「周老师，您就是太要强。」她又说。
「不要强，这房子早没了。」我说。
「好。」我说，「旁听席上有熟人，我心定。」
「周老师，您这身体，上法庭撑得住吗？」邻居问。
「撑得住。」我说，「我天天爬六楼，法庭才几级台阶。」
「您闺女知道吗？」她又问。
「知道。」我说，「她打电话来，问我吃饭了没有。」
「周老师，这官司，您打得赢吗？」邻居问。
「打得赢打不赢，先得打。」我说，「房子是我的一辈子，不能稀里糊涂没了。」
「也是。」邻居叹了口气，「您那儿子，唉。」
我上楼。楼道的灯没亮，我拍了三下手，才亮。灯罩破了，光漏出来，像缺了牙。
邻居拎着盆进屋，又回头看我一眼。两层台阶还是松的，我踩过去，灰从缝里掉下去。二楼拐角的小广告又贴了一张新的。
回到家，我开门，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两圈。我热了剩饭。吃完，我把记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写上：2026-12-25，开庭。台历是学生送的，红封面，金边。
我翻开台历，在2026-12-25那格里画了个圈。台历上的圈，我描了两遍。台历立在桌上，靠着搪瓷缸。
圣诞节。也是老伴的忌日。
我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台历上。窗外有风，台历纸翘了翘。我把台历合上，又翻开，看了很久。
「老伴，你看着。」我对着台历说。台历纸轻轻响了一下。
......
出门前，我把黑板又看了一眼。那半首诗还在。公交车上，我把记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又合上。法院门口有台阶，我一级一级上。
法庭的灯管白得晃眼，法徽挂在正中，红底金字。暖气片在窗下，滋滋响。法官年纪不大，说话慢，句句落在点上。法官问：「周素芬，今天是几月几号？」
我站起来，扶了扶老花镜：「2026-12-25。天冷，出门时楼道的灯拍了两下才亮。」
旁听席上有人轻轻笑了一声。法官敲了敲法槌。第三排有人朝我点头。第三排的老太太戴着毛线帽，一直看着我。
法庭不大，旁听席坐了一半。前排有人回头看我，又转回去。我两只手叠在桌上，手背上的斑像粉笔灰。黑布包放在脚边，粉笔盒露出一个角。周强坐在原告席，穿了件灰西装，领口发紧，领带歪着。他坐下又站起，椅子响了两回。
他念稿子时，手指在纸上点着，点了又点。李萍挨着他，手里攥着包带。她的包是黑的，包角磨破了。张律师坐我旁边，把材料码成两摞，又按了按。他的黑外套挂在椅背上，衣领还立着。
「原告主张被告无民事行为能力。」法官说，「先由原告陈述。」
周强站起来，手里捏着一张纸，念得磕磕巴巴。念到一半，他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他说我记不住事，说我把日子过糊涂了，说我三年里连他来了几趟都数不清。
「三趟。」我说。
「被告，请坐。」法官说。
「我站着说，得劲。」我说。
「被告先别说话。」法官说。
「我数得清。」我说，「2023年春节，2024年中秋，2025年端午。票根都在铁盒里。」
旁听席静了一下。第三排的老太太看着我，点了点头。
「原告，有没有具体事例？」法官问。
「有。」周强说，「她记不住手机号，不会挂号。上个月还把钥匙锁屋里。」
李萍补了一句：「妈，我们就是怕您一个人出事。」
「钥匙锁屋里，我自己找的开锁师傅。」我说，「开锁的钱，我自己付的。」
「那也不能说明您记性好。」周强说，「老人都是这样，今天记得，明天就忘。」
「你三年来了三回。」我说，「哪一回看见我忘了事？哪一回你问过我记不记得？」
周强不说话。李萍拉了拉他：「说啊。」
「她……她做饭，忘了关火。」周强说。
「哪一次？」法官问。
「去年。」周强说。
李萍低声说：「妈，您坐下吧。」
「我站着，你们才看得清我。」我说。
「锅还热着，我关了。」我说，「我教了大半辈子书，最怕学生忘事。我自己，不落一个字。」
「原告还有没有别的？」法官问。
周强摇头。我端起纸杯，水是温的。纸杯上印着红字，是法院的名字。
「被告，你还有什么要补充？」法官问。
「有。」我说，「我的房子，我捐了。我的日子，我住着。」原告席和被告席之间，隔着几步远。张律师站起来。
「审判长，被告方有体检报告，2026-11-20做的，结论四个字，认知正常。」张律师说。
法官翻了翻材料：「报告本庭先记下。被告，你同意做司法鉴定吗？」
「同意。」我说，「查什么，我都配合。」
「鉴定不是背书。」周强说，「背课文谁不会？」
「妈，别背了。」李萍说。
「我背我的书，你念你的稿。」我说。
法官看了他一眼：「原告，注意发言方式。」
「法官，我能不能背一段？」我站起来。
「你说。」法官说。
我清了清嗓子。法庭里暖气足，我脸上发烫。我两只手按着桌沿，像按着讲台。手底下没有粉笔灰。
「我教了三十七年书。」我说，「第一课是《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背完，法庭里安静了几秒。墙上的钟走了半格。旁听席上有人拍了两下手，又停住。有人在我背诗时跟着动了动嘴。李萍低下头，去拉周强的袖子。
法官敲了法槌：「休庭。另行安排司法鉴定。」
散庭。旁听的人往外走，有人回头看我，有人冲我点头。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块糖。我把糖纸剥开，糖是硬的，含在嘴里。张律师把椅子推回原位，椅子腿擦着地，响了一声。他收拾材料，把笔别回口袋，把水杯里的水喝了。
「您刚才背得稳。」他说。
「每课都这么背。」我说。
「司法鉴定，您别怕。就是问问题，做检查。」他说。
「周老师，喝水。」他把水杯推过来。
「不渴。」我说。
「我不怕。」我说，「我怕的是有人替我答。」
张律师说：「周老师，您稳着呢。」
「稳不稳，看账本。」我说。
我往走廊走。李萍经过我身边，脚步慢了一下，没停。周强从后头赶上来，脚步很重，皮鞋跟砸着地，说了一句：
「她背课文是练过的。」
我没回头，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镜片上有个指纹。走廊的地砖能照见人影，我的影子在灯下抻长。我数着步子往外走，灯在头顶亮着。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法庭。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冷风进来，我把围巾拢了拢，又紧了紧。外头天黑了。
......
出门前，我把七样东西装进黑布包，一件一件，像当年装教具。包底那半截粉笔，我没动。
第二次开庭。旁听席坐得比上次满。旁听席里有人咳嗽，一声，两声。顶灯嗡嗡响，像教室里那根旧灯管。桌上摆着七样东西：房本、赠与合同、居住权登记、体检报告、委托书、车票、记账本。
我一样一样摆，从左到右，码成一条线。我摆得很慢，像给学生排座位。每一件，我都用衣角擦过。房本的皮子旧了，合同的章红着，登记回执折痕发白，体检报告纸薄，委托书复印件边角翘，车票三张发黄，记账本红格子。
第七样摆完，我数了一遍，正好七样。玻璃桌面上，七样东西的倒影排成一行。旁听席上，有人伸长了脖子。
「被告，这些是什么？」法官问。
「我的一辈子。」我说。
法庭里又静了。周强坐在对面，没穿西装，换了一件灰夹克，拉链拉到顶。他的手指在桌上敲，敲一下，停一下。他盯着桌上的东西，喉结动了一下，咽了口唾沫。李萍看着窗外，包带在手里绕了三圈。窗外有树，叶子掉光了。
法官把七样东西扫了一眼，又看笔录，笔在纸上点。张律师把七样东西又看了一遍，点了点头。
「请被告逐份说明。」法官说。
「被告，你这些东西，准备了多久？」法官又问。法官的眼镜反着光，看不清眼神。
「三十七年。」我说。
我拿起第一样。
「房本。临房权证第0457号。房子登记在我名下，87平，和平路6号楼3单元602。」我说话不快，一句是一句。手按在桌沿上，不抖。
「原告，对房本有异议吗？」法官问。
「没有。」周强说。
「房本是真的，我没说不是。」他又说。
「那你说，房子谁的？」我问。
「……您的。」周强说。
「对合同呢？」
「没有。」周强说。
「第二样，赠与合同。三条：终身居住、不得转让、不得出租。违约，可以撤销。」
「第三样，居住权登记。2026-1120-01。」
「第四样，体检报告。2026-11-20，认知正常。」
「第五样，委托书。周强签的，日期空着，想把我的房子挂出去。」
周强动了动：「那是中介让我签的，我没想真卖。」
「没想真卖，钥匙都给了。」我说。
「今天这七样，少一样，我都不来。」我又说。
「第六样，车票。三张。2023年春节，2024年中秋，2025年端午。」
「第七样，记账本。三十七年，每一笔。」
摆到第七件，原告席没人说话。李萍攥着包带，周强看着桌面。第三排有人攥着个塑料袋，塑料响。原告席的桌上，只摆着一瓶矿泉水，没开。旁听席上有人轻轻「哦」了一声。
「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有没有异议？」法官问。
「有。」周强说，「记账本是她自己写的，不能算数。」
「这些不能证明什么。」他又说。
「妈，您别这样。」周强说。
「哪样？」我说，「我不过把东西摆出来。」
「七样东西，一样一样摆着。」我说，「你连一样都拿不出。」
「那你写的委托书，算不算数？」我问。
周强张了张嘴，没出声。他拧开矿泉水，喝了一口，没咽下去。
「原告，这份委托书上的签名，你认不认？」法官问。
「认。」周强说。
「你委托中介卖房时，是否告知过被告？」法官问。
「没有。」周强说。
「为什么？」
「她……她不需要知道。」周强说。
「房子是我的，你说我不需要知道？」我看着他。
李萍低声说：「妈，我们错了，行不行？」
「错了，就按错了的来。」我说，「钥匙还我。」
李萍低声说：「妈，回家再说，行吗？」
「回家？」我看着她，「钥匙在谁那儿？」
张律师站起来，把委托书举高，日期栏空着，白得刺眼：「审判长，委托书证明原告早就在处置这套房子。车票证明三年只探望三次。体检报告证明被告认知正常。赠与合同和居住权登记，都是依法办的。」
法官点头：「本庭对证据已经清楚。双方是否接受调解？」
「被告，你的调解条件，只有这一条？」法官问。
「只有这一条。」我站起来，椅子往后挪了挪，「钥匙还我，别的法庭判。」
张律师低声说：「周老师，坐。」
「我站着，说完再坐。」我说。法庭里很静，能听见暖气管里的水声。
张律师低声说：「周老师，调解书我会看。」
「你办事，我放心。」我说。
「钥匙我还。」周强说。
「当庭说。」我看着他。
「……还。」周强说。
周强的脸白了一下。法庭里有人交头接耳，法槌一响，又静了。法官敲了法槌：「休庭，择日宣判。」
旁听席上，有人第一个站起来，朝我竖了竖大拇指，眼圈红着。我站着，看见原告席的水瓶倒了，没人扶。我把七样东西一样一样放回黑布包，抱在怀里。
走到门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第三排有人冲我挥手，我只看见她的手。我把包抱紧，粉笔盒在里头轻轻响。法庭的灯还亮着。台阶上有人让路，我说了声谢谢。旁听席的人还没走。
......
2027-01-04，鉴定意见书送到家里。我签收，夹进记账本。2027-01-15，宣判。
出门前，我把门锁拧了两圈，确认锁好。法院门口有人发传单，我摆了摆手。法庭里，暖气管响了一声。
判决书三页，页页有红章，最后一页的日期是2027-01-15。三页纸我数了：第一页是原告的请求，第二页是证据，第三页是结果。最后一句：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我坐在被告席，把这句话看了两遍。纸页很薄，字很重。法庭里开着暖气，我手是凉的。旁听席坐得满，比前两次都满。旁听席里有人咳嗽，有人抹眼睛。旁听席里有我教过的学生，朝我摆手。
法官念：「原告主张被告无民事行为能力，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赠与合同与居住权登记，依法有效。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周素芬，请起立。」法官说。
「起立。」我说。
周强没来。原告席空着，椅背上搭着一件没人拿的外套。周敏从旁听席走过来，站在我旁边。她穿得素净，眼圈发青，包带断了，用别针别着。她站着，影子落在我这边。
「周敏，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法官问。
「我放弃这个房子的任何份额。」周敏说，「我妈的房子，我妈做主。」
「还有呢？」法官问。
「我哥三年回来看我妈三次。」周敏说，「我隔三差五给我妈打电话，每回都问一句，妈，你吃饭了吗。」
法官点头：「本庭已记录。」
「判决书七日内送达。」法官说。
「我等。」我说。
旁听席上有人拍手，法槌没响，没人管。有人站起来，朝我点头，眼圈红着。
我把车票从黑布包里拿出来，三张，在膝盖上摊开。2023年春节，2024年中秋，2025年端午。票根发黄，折痕发白。我又把它们收回铁盒，盒盖扣上，咔地一声。铁盒还是老伴留下的那个，红漆又掉了一点。
散庭。周敏扶我下台阶。外头风大，把我的围巾吹起来。站牌下积着水，我绕开走。
「妈，您真的不搬？」周敏问。
「我住我的。」我说，「谁让我搬，拿判决书来。」
「妈，去我那儿住几天？」她说。
「不去。」我说，「回602。那是我家。」
「我送您。」她说。
「不用。我自己回。」我说，「你哥没来。他来了，我也这么回。」
「妈，我对不起您。」周敏说。
「你没有。」我说，「你打电话问我吃饭，我记得。」
「妈，我早该站出来的。」她又说。
「现在也不晚。」我说。
「妈，有事给我打电话。」周敏说。
「打。你接就行。」我说。
周敏不说话了，把我送到公交站。车来了，我上去，她还在站牌下站着。公交车上人不多，我坐在窗边，数着站名。
到了家门口，钥匙插不进锁眼。锁换了。门是老门，漆磨得发亮，门把手冰凉的。我站在门口，听楼里的动静。楼道的灯罩还是破的，光漏出来，一块亮一块暗。声控灯亮了又灭，像坏了似的。
我掏出手机，报警。警察来得快，年轻，记笔录时字写得快。他把手电往锁眼照了照。周强也来了，从楼下跑上来，喘着气。他瘦了，下巴尖了，外套里穿着工作服，沾着灰。他手上有灰，指甲缝里是水泥印。
「谁换的锁？」警察问。
「我。」周强说，「她是我妈。我怕她一个人住出事，就找了开锁的，先把锁换了。」
「换锁之前，问过她没有？」警察问。
周强不吭声。楼道的灯又灭了，警察跺了一下脚。
「把钥匙拿出来。」我说。
周强掏钥匙，递过来。我没接。
「放脚垫上。」我说。
周强的手停在那儿。警察看看我，又看看他。
「放吧。」警察说。
「大妈，您儿子看着不像坏人。」警察小声说。
「坏人脸上不写字。」我说。
周强弯腰，把钥匙放在脚垫上。钥匙碰着地垫，轻轻一响。
「妈，锁是我换的，我也是为您好。」周强说。
「为我好，就让我进不了家门？」我说。
「我怕您出事。」他说。
「出事的不是我。」我说，「是你那张委托书。」
「妈，我真没想害您。」他说。
「你想没想，锁在这儿。」我说。
「妈，我欠了账，年底要还。」他说。
「你的账，别拿我的房子还。」我说。
周强不说话了。楼下的门开了一道缝，又轻轻关上。警察登记完，问我：「老人家，需要帮忙吗？」
「不用。」我说，「脚垫上的钥匙，我认得。」脚垫上留着个钥匙印，圆圆的一圈。
「大妈，您住六楼，没电梯，上下慢点。」警察说。
「我天天爬，不碍事。」我说。
警察走了。周强站了一会儿，说：「妈，我走了。」
「走稳点。」我说。
「妈，您进去吧，外头冷。」周强在楼下说。
「冷不过我站在门外那半小时。」我说。
他也走了。他下楼时，脚步很慢，声控灯一层一层亮，又一层一层灭。
「钥匙，您收好。」周强在楼下喊。
「钥匙一直是我的。」我说，「今天才回来。」
我在门口站了站，弯腰捡起钥匙，把钥匙握热了。我把钥匙插进锁眼，门开了，吱呀一声。屋里还是走时的样子。
黑板上的半首诗还在。台历还立在桌上，靠着搪瓷缸。我把判决书压在台历下，四角对齐。判决书的一角从台历下露出来，我往里掖了掖。被反锁在门外那半小时，楼道的灯一次都没亮。
......
开春，楼道里的风软了，窗台上的灰被吹起来。门口的积雪早化了，墙角冒出一点绿。门牌换了，蓝底白字，钉眼填了灰，写着「和平路社区老年食堂」。我仍住里屋，灶台没拆，搪瓷缸还在老地方。
窗台上那盆蒜苗绿得发亮，是我开春时栽的。
挂牌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把里屋的门帘洗了，挂出去。我在门口撒了点水，扫了扫。王主任来了，袖口卷着，指甲缝里有灰。她在门牌上抹了抹，吹掉灰。楼下的邻居也来了，手里拎着两个暖壶。
外屋摆开几张长桌，长桌是新打的，木纹还白着。打饭的窗口对着楼道，窗口的玻璃擦得能照人。墙上贴着菜单，字是电脑打的。蒸笼冒着白气，一碗碗菜摆开。灶上的大锅咕嘟响，热气哈花了玻璃。
「周老师，牌子挂这儿，正不正？」王主任站在凳子上问。
「再往左一点。」我说。
「好。」她抡起小锤，把钉子敲实。门口放了一挂小鞭，没点。王主任说，禁燃，图个心意。
邻居端着一碗面，坐在桌边，呼噜吃了一口：「周老师，这食堂的饭，香。」
「香就常来。」我说。
「周老师，这食堂以后归我管，饭归您打。」王主任说。
「我打饭，不看人下勺。」我说。
邻居陆陆续续来了，三五个老人，自己带着碗，排着队，不挤。有人带来一碟咸菜。我站在窗口，给他们打饭。打饭的勺子是旧的，木柄，握手的地方磨细了。勺子沉，我手稳，汤勺满而不溢。我舀一勺，掂一掂，再扣进碗里。
「周老师，您打饭手稳。」一个邻居说。
「教了三十七年书，手稳。」我说。
「这食堂，往后天天开？」那邻居问。
「天天开。」我说。
「周老师，您住里屋，吵不吵？」那邻居又问。
「吵点好。有烟火气。」我说。
「周老师，这窗口，往后就您一个人忙？」那邻居问。
「我一个人，忙得过来。」我说，「从前一个班的学生，我也带得动。」
「周老师，往后我们天天陪您吃饭。」那邻居说。
「好。碗自己带。」我说。
「周老师，这牌子，往后就是您的门面。」王主任说。
「门面不门面，饭热就行。」我说。
王主任指着门口：「台阶也修了。那两级松的，水泥重新抹了，踩上去，实实的。」
台阶上的旧报纸被风掀起一角，露出的水泥面平平整整。新抹的水泥上，落着几个浅脚印。
「我早上去踩过了。」我说，「不晃了。往后邻居上下楼，不用再扶墙了。」
黑板挂回墙上，还是老位置。挂黑板的钉子是原来的，墙上的孔也对得上。边角磕掉一块漆，我拿粉笔描了描。我拿起粉笔，在「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下面，补上后半首诗：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邻居放下筷子：「周老师，您这字，还是那么正。」
「粉笔字，练了三十七年。」我说。
「这诗好。」那邻居念，「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古人写的。」我说，「我就是把它写正了。」
「周老师，这诗，能教教我吗？」那邻居问。
「能。吃完面，我教你。」我说。
儿子来过一次。那天食堂开着门，热气往外冒。他站在门口，没进来。人瘦了，下巴尖了，穿着旧夹克，领口发白。他站的位置，正好是黑板正对的门。他站了有半袋烟的工夫。我正给邻居打饭，抬头看见他。
「进来吃饭？」我说。
「我……不饿。」他说。
「不饿也进来坐坐。」我说。
「不了。我……就是路过。」他说。
「路过也是路。」我说，「进来。」
「妈，我对不起您。」他说。
「站门口说，不如进来吃碗面。」我说。
「妈，我走了。」他说。
「走稳点。楼下台阶修好了。」我说。
他摇头，站了一会儿，说：「妈，我改天再来。」
「来。我给你留双筷子。」我说。
他走了。门口的风掀了一下门帘。王主任把门帘掖了掖。
风停了。门口那挂小鞭还搁在窗台上，红纸映着蓝门牌。
「您儿子今天来了？」那邻居小声问。
「来了，站门口，没进来。」我说，「来不来，饭都照开。」
王主任小声问：「不追？」
「不追。」我说，「门开着，进来是他，不进来也是他。」
邻居叹了口气：「周老师，您不怨他？」
「怨。」我说，「怨归怨，门我给他留着。」
「您儿子要是再来，我让他进来。」王主任说。
「不用让。」我说，「门开着。」
「周老师，明儿我还来。」邻居说。
「来。我给你留靠窗的座。」我说。
王主任说：「张律师让我带句话，判决书他收好了。」
「好。」我说，「你告诉他，我这儿天天有热饭。」
王主任走时，把门牌上的灰又抹了一把。
晚上，食堂空了。我把长凳摆正，一条一条对成线。勺子碰着碗，叮叮当当响完最后一声。我抬头看了看天，天是青的，风里有点湿，像要下雨。我数了数，今天来了十几个邻居。
我把桌子擦了一遍，关灯前，又看了一眼黑板。粉笔头短得捏不住，我把它放进铁盒，和另外几截并排。铁盒里的粉笔头，长的短的，都朝一个方向摆着。盒盖扣上。黑板上那行字正对着门。我把搪瓷缸洗了，倒扣在灶台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