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叫陈倩男。
娘说这名字是她起的，盼个男娃。生我那天下了大雪，接生婆把我往炕上一放，说是个闺女，娘哭了半宿。第二年她给我起了这个名，第三年果然生了个儿子，叫宝军。
村里人都说这名字灵，一喊就把儿子喊来了。他们喊我“男男”，喊了十几年。
1989年7月，中考放榜。
红纸贴在乡中学的墙上，浆糊还没干，边角让风掀起来。人挤得里三层外三层，我从人缝里钻进去，从后往前找自己的名字。
第三个。
分数也下来了，够阜阳师范的线。中专，包分配，转户口，三年出来是公办教师，吃商品粮。我们乡那年一共考上四个，三个是男生。
我在墙根底下站了很久。日头晒得后脖子疼，汗顺着脊梁沟往下走。我想的是，我要是当了老师，头一个月工资，我要给我自己买双皮鞋。
班主任把我从人堆里拽出来，在我肩上拍了两下。
“倩男，你这回是跳出农门了。”
我一路跑回家，鞋跑掉一只也没回头捡。
那几天我天天往村部跑。村部在村东头，土墙，一扇掉漆的木门，门后一张桌子，桌上摊着各村的信。管信的是老会计，姓周，一只眼睛不好，看人总偏着头。
“周叔，有我的信没？”
“没到呢。通知书走挂号，慢。”
挂号信是要签字的。这句话我在心里念了好几遍。
第四天我再去，走到半路被我娘截住了。
她挎着一篮子猪草，站在土路当中，脸拉得老长，草叶上的水顺着篮底往下滴。
“女娃家天天往村部跑，人家不说闲话？”
“我去拿通知书。”
“拿啥拿。回去。”
我站着没动。她把篮子往地上一放，声音低下来。
“你弟在村部玩呢。你去了，人家还以为咱家出了多大事。”
那天下午，宝军从村部回来。
他十二岁，赤着脚，脚底板黑得发亮，手里攥着个东西，看见我往身后一背，跑进屋去了。我只看见一个角，白的，上面有道红。
晚上吃饭，娘把碗往我面前一推。
“没考上。”
我拿着筷子没动。
“差多少？”
“差得远。”她低头扒饭，“人家那是有门路的。你一个女娃，念到初中就不错了。”
我哦了一声，把那碗糊涂喝完了。玉米面的，稀得能照见人。
那天夜里我把课本全翻出来，一本一本码在灶膛口。语文，数学，物理，还有一本卷了边的《新华字典》，扉页上写着我的名字，是三年级时用铅笔写的。
第二天早起烧火，我一册一册塞进去。纸烧起来是软的，不响，火苗舔一下就没了。
一个星期后我上了砖窑。
头一天装窑，砖坯码到一人高，我搬了三千块。手掌磨破，血把砖面印出两个红点。工钱一天三块二，管一顿饭。
晚上我把钱全交给娘。她坐在灯下数，一张一张捋平，数完笑了一下。
“管。比在家吃闲饭强。”
我也笑了笑。
那天夜里我躺在窑边的草棚里，闻着土腥味，想了一件不该想的事：要是我考上了，这会儿该在收拾行李。
想完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草里。草是干草，扎脸，还有股土腥味。
那封信没丢。它就在我娘那只樟木箱子里，上了锁。
第二节
砖窑我干了两年。
出窑最苦，窑门一开，热浪扑脸，眉毛都能燎卷。我戴一顶草帽，帽檐浇湿，一趟一趟往外抱砖，砖还是烫的，隔着手套烫。
每月初一结工钱，娘来领。她跟窑主说，娃小，钱我拿着。窑主笑，说管。
我手里过不着一分钱。想买双解放鞋，得跟娘开口，开口就得先听一遍“家里啥情况你不知道”。
1991年开春，我跟着村里几个女的进了城。
长途车是绿的，硬座，一路颠得人想吐。到县城天刚亮，主街就一条，柏油路被拖拉机压得坑坑洼洼，两边的国营店玻璃上刷着“为人民服务”。
走到街口，一股香味劈头盖脸砸过来，芝麻，热油，还有烤焦的面皮。
铺子门脸不大，玻璃柜里码着烧饼，又大又焦，边上一圈芝麻。
门口支着块木板，粉笔字：招小工，管吃住，一月六十。
我站在那块板子前头，站了有一袋烟的工夫。
六十块。窑上三十。
店主姓刘，四十来岁，脸上有麻子。他上下看我一眼。
“干过活没？”
“窑上搬过砖。”
“那行。明早四点来。”
我回村跟娘说，窑上不干了。
那天是阴天，场院里摊着一片玉米，我娘拿着木耙子翻，翻得满头汗。我站在边上说了两遍，她才停手。
娘正喂鸡，手一停。
“城里给你多少钱？”
“六十。”
“窑上三十。”她把瓢往桶沿上一磕，“多那三十，你寄回来。”
“寄五十。”
她这才把鸡食撒出去。
“管。”
烧饼铺的日子是这么过的：三点半起，生火，和面，醒面，擀皮，抹油酥，包馅，贴炉。
炉膛是半口倒扣的缸，得把整条胳膊伸进去贴。头一个月，我两条胳膊全是烫疤，晚上睡觉只能侧着。
刘师傅教我看火。火大了外焦里生，火小了发白不起层，得是中间那口气。
他教我和面。冬天温水，夏天凉水，一斤面六两水，多一两就塌。
他说这行没什么巧，就是个手上有准头。我问他，那我这算不算有准头了。他笑了笑，没答。
冬天最难。三点半起来，屋里零下好几度，水缸结冰，得先烧一壶水烫开。手伸进面里，先是麻，后来就没知觉了。我落下个毛病，一到冬天手指头疼，疼了二十年。
头一回让我独个儿掌炉，是八月十五前一天。我一炉贴了四十二个，一个没糊，个个鼓包。
刘师傅咬了一口，没说话，又咬了第二口。
我记账。
第一笔写在作业本上：1991年3月，寄家五十。
寄完那五十，我手里剩十块。在供销社门口站了半天，想买一瓶雪花膏，八毛。最后没买，买了二两毛线，给我弟织了副手套。
作业本是小学生用的那种，方格，两毛二一本。我不识几个洋字码，就画勾画圈，一笔一笔记得清楚。寄了多少，买了什么，剩多少，都写。
那时候我最怕过八月十五和年根。一到节下，娘就来信，信是我弟代写的，字歪歪扭扭，最后一句总是“家里等你拿钱回来过年”。我一年回去两趟，每趟把攒的钱交出去，回来时兜里只剩车费。
有一年我攒了八十块，想给自己买件棉袄。走到供销社门口，碰见村里人说我娘病了。八十块我全给了她，回来还是那件旧棉袄。
那年冬天，刘师傅喝了两口酒，坐在炉子边烤手。
“倩男，你这手艺，能自己撑个店了。”
我没接话，往炉子里添了块煤。煤是潮的，冒黑烟。
第三节
1993年正月，我嫁给了赵国强。
他是刘师傅的外甥，跑面粉的，往各乡送。人黑，话少，一顿能吃三个馍。
婚礼办在村里，摆了八桌。娘收的礼钱，一分没给我。她说礼是给家里的，往后人家办事还得还。
我的嫁妆是一床被子，一床褥子，一个红漆木箱，箱子里装着四身衣裳。国强家给了六百块彩礼，娘留下四百，说给我弟攒着。
我没争。那天我坐在炕上，听外头唢呐吹，吹得耳朵疼。我想，从今天起，我有自己的家了。
我们俩凑了四千二，盘下街口一个铺面，前一间卖，后一间住人。床挨着灶，冬天暖和，夏天睡不踏实，一身面味。
国强跑面粉，天不亮就走，回来时一身白，眉毛都是白的。我一个人守店，从四点烙到下午，胳膊抬不起来。
数钱是最高兴的时候。一天下来，一毛两毛的票子摊在案板上，一张一张捋平，捋完拿绳子捆上，塞进面缸后头的布袋里。那布袋是我用旧裤子改的，缝了三道口。
头一个月，一天卖两百个。三个月后，一天八百。
来买的都是熟脸：上工的、上学的、赶集的。有个老头每天来买两个，一个当场吃，一个拿油纸包回去给孙子。他叫我“小陈”，叫了三年，我一直没敢说他其实比我爹还大两岁。
过年那几天，最多一天卖到一千二。
一个烧饼两毛五。一天流水两百多，除去面、油、煤、房租，能剩六十。1993年的六十块，够买一百二十斤白面。
我不舍得歇。下雨也开，下雪也开。国强说歇一天吧，我说歇一天少挣六十。
他就不说了。
那年秋天起，娘的电话勤了。有时候说家里买化肥差钱，有时候说爹腰疼要去拍片子。一次三十，一次五十，我都寄。寄完我在账本上记一笔。记完把本子合上，压回枕头底下。
那年冬天我回了一趟娘家。堂屋墙上贴了一排奖状，都是宝军的，从小学到初中，一张挨一张，用浆糊贴得平平的。有一张写着“三好学生”，边角卷了，我娘用图钉给钉住了。
我念书那几年也拿过奖状，拿回来就压在箱底。我娘说，女娃的奖状不用贴。
我正看着，我娘进来了。
“看啥。”
我说，没看啥。
她说，你弟这回考得不错，老师说有希望。
我说，管。
五月里，娘来了。
她挎着一篮子鸡蛋，进门先夸铺子亮堂，又摸了摸案板，说这面好。
坐了半个钟头，她才开口。
“你弟考上高中了。”
我说，好事。
“分数不够。得交择校费，三千。”
我手里的擀面杖停了一下。
“多少？”
“三千。”她把鸡蛋往我这边推了推，“你弟是男娃，念书是正经事。你当姐的，拉一把。”
我没吭声。国强在里屋，也没吭声。
那天下午我去信用社取钱。三千，取了整整一沓，用报纸包着，报纸都压出了印子。
娘数了两遍，塞进内兜，拍了拍。
“管。娘记着你的好。”
她走的时候太阳还没落。我送到街口，看她走路带风，篮子空了，晃得厉害。
夜里国强翻了个身。
“咱自家也得过日子。”
我装睡。
那三千块的收据，我夹进了账本。
第四节
1995年，宝军说要复读。
那年他高考考了二百八十分，连中专线都够不着。娘来铺子里，坐在门槛上择韭菜，择一把往盆里一扔，才开口。
“再读一年。复读费八百。”
我正收拾炉子，手上全是煤灰，往围裙上蹭了两下。
“八百？”
“人家都交。你弟脑子不笨，就是没开窍。”她抬头看我，“供出来一个，咱家就翻身了。”
我给了。
一个月后她又来，说学校要交资料费、住宿费、补课费，加起来六百四。再过两个月，说复习资料得自己买，一百八。
我都给了。给的时候我没问一句，因为问了就得听那句“你弟是男娃”。
那年秋天，我雇了辆三轮往县一中送烧饼。学校后门有条巷子，巷子口新开一家台球厅，红漆招牌，写着“夜来香”。
我把车停在巷口，正弯腰搬筐，听见里头一阵笑。
一抬头，我看见宝军。
他穿了件新夹克，蓝的，拉链拉到胸口，头发抹了油，一缕一缕贴在额头上。嘴里叼着烟，正弯腰瞄球，身边围着三四个半大小子，一口一个军哥。
我在马路对面站着，站到手里那筐烧饼凉了。
那是下午三点。三点，他该坐在教室里，桌上摊着复习资料。
我想起我十四岁那年在窑上搬砖，一天三块二，血印在砖面上，窑主说这丫头能吃苦。那时候我以为，我吃的苦是在给这个家垫地基。
我没进去。
我在对面站着，把筐里的烧饼一个一个码好，码完又数了一遍。数到第四十个的时候我想，这一筐卖完是十块钱。他刚才那一杆球，五毛。
我把筐搬回车上，绕了半条街，在熟食摊上买了半斤猪头肉，回家给国强下酒。他问今天怎么舍得买肉，我说卖得顺。
夜里我把一百八十块数好，压在碗底下。
第二天宝军来拿钱，进门就喊姐，喊得很甜。
“姐，就这一回。这回真买书。”
我把钱递过去，问他，书买了没。
“买了。在书包里。”
我没让他拿出来。
后来娘知道我去过一中后门，专门打电话到隔壁小卖部，让人喊我接。
“你去学校了？”
“送烧饼。”
“你弟脸皮薄。”她停了一下，“你别问他。”
我说，管。
挂了电话我站在小卖部门口，看街上人来人往，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宝军脸皮不薄，他脸皮厚得很，能面不改色地跟我编九年。薄的是我。我怕问了，连那声姐都听不见。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要是当年我去了阜阳，现在站在讲台上的就是我。我弟连高中都是买的，他拿什么考。想到这儿我自己吓了一跳，赶紧把这念头摁下去。
腊月里他又来要钱，说要买一套复习丛书。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两百。我给了两百，又多给二十，让他买双棉鞋。
他拿了钱，说了句姐你真好，转身就走，走到门口才想起来回头。
“姐，你手咋了。”
我说，冻的。
他说，哦。
那年账本上记了十一笔，加起来一千八百多。这个数我记得，因为那年冬天我的棉袄是拿旧袄翻的，袖口接了一截蓝布，蓝布是从国强一条破裤子上剪的。
第五节
1997年，宝军要结婚。
女方是县城的，姓李，叫李娟，在百货大楼卖化妆品。头一回上门，娘把家里唯一一只鸡杀了，还去代销点赊了两瓶罐头。
人家临走撂下一句话：没房不嫁。
那阵子我和国强也在看房。
儿子三岁，再过三四年上学。我们想买实验小学旁边那套，八十平，四万八。钱够了，还差一点，我说再攒半年。
我们去看过两回。四楼，八十平，两个房间朝南。中介拿钥匙开门，屋里空着，水泥地，墙是新刷的。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能看见学校的操场，红色的跑道，有几个孩子在上头跑。
国强站在我后头，手插在裤兜里，说，就这儿吧。
我说，再攒半年，够了就定。
他说，管。那天他笑得很开心，牙很白。
就在那个当口，娘的电话打到铺子里。
“闺女啊，你弟该成家了。可没房子谁嫁他。你手里能不能挪点。”
我握着听筒，听见那头鸡在叫。
“娘，弟弟的房子我来解决。”
挂了电话，国强正蹲在门口抽烟，抬头看我。
“你说啥？”
“给宝军买房。”
他把烟摁灭在鞋底上，站起来，进屋，把抽屉拉开，把存折摔在案板上。
“七万三。这是咱俩六年的全部。”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答应？”
“我弟没房娶不上媳妇。”
“那你儿子呢？”他的声音突然高了，“你儿子上学就不用房了？”
我没说话。
他缓了一下，问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
“你弟为啥不能租房？”
我答不上来。
在我这儿，这个问题根本不成立。宝军不能租房，宝军得有房，宝军的房得我买。就像天要下雨，就像我是他姐。
国强看着我，看了很久，忽然坐下来，两只手撑着膝盖。
“倩男，我不是小气。”他说，“我跟你六年，你给我爹买过一双鞋吗？你给你自己买过一件新衣裳吗？钱往哪去，我从来没拦过。可这回是七万，是咱儿子的房。”
我说，宝军那边急。
他说，那我们这边就不急。
那天夜里谁也没睡。他在外屋抽烟，抽一会儿，站起来走两步，又坐下。我在里屋躺着，眼睛睁到天亮。
天快亮的时候外屋没动静了，烟味从门缝底下钻进来。我躺着想，这两个家，我只能顾一个。
我顾了那边。
第二天我去信用社取定期。三张存单，一张明年才到期。柜台里的小姑娘劝我，说现在取要损失利息，好几百。
我说，取。
钱装在一个蛇皮袋里，我抱着去了镇东头。那里新起了一排两层小楼，一家一个院，上下加起来一百一十八平，七万整。
从信用社到楼盘，我抱着那个袋子走了四十分钟。太阳很毒，我出了一身汗，袋子勒得胳膊疼。路上有人看我，我把袋子抱得更紧。
走到半路我在一棵槐树底下坐了会儿。摸着那个袋子，我忽然想起1991年3月寄回家的第一个五十块。那时候五十块，现在七万。我用了七年，把五十变成七万，然后一天就花完了。
签完字，房主给了我一串钥匙，用红绳拴着。我把钥匙递给宝军。
他接过去，在手里掂了掂，说，姐，这钥匙真沉。
我说，沉就对了。
签合同那天，宝军站在旁边，一直笑。李娟在量窗帘，一边量一边说，这屋得挂纱帘。
半个月后，国强把离婚协议推到我面前。
纸很薄，边上还带着一截没撕齐的毛。
纸上写着三行字：铺子归女方，儿子归女方，双方无共同财产。
无共同财产。六年，一个铺子，一个儿子，一个空了的面缸。他坐在对面，笔在手里攥着。
“你想清楚。”
我没想。
我伸手去拿那支笔。
第六节
离婚以后，铺子归我，儿子归我。
国强净身出户，只带走了他那辆三轮和一身面味。他走那天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你有事喊我。我说管。
那年冬天特别冷。水缸早上结一层冰，我拿擀面杖把冰敲开，手伸进去和面。手背上裂口子，一道一道，和面的时候疼，撒上干面粉反而好受些。
我一天烙六百个，从四点烙到下午两点，中间不歇。儿子在案板底下铺一块棉垫睡觉，睡醒了自己抓个烧饼啃。
离婚头一个月，儿子半夜发烧，烧到三十九度。我背着他往卫生院跑，路上踩到冰，摔了一跤，膝盖磕在马路牙子上。他从我背上滚下去，哭得撕心裂肺。我爬起来先摸他的头，再摸自己的膝盖，膝盖上全是血。
到了卫生院，医生问我孩子他爹呢。我说，没有。医生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那天夜里我抱着他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一直坐到天亮。他退了烧，睡得很沉，口水流了我一肩膀。我看着他，心里想，我什么都没有了，就剩这个。
第二天他退了烧，我背他回铺子，路上买了一个糖糕，两毛钱。他吃着糖糕问我，娘，咱家为啥没有爸爸。
我说，有，他在别处住。
他哦了一声，把糖糕吃完了。
1998年3月，宝军结婚。
婚礼在村里办，二十桌，吹鼓手从镇上请的，唢呐一响，半个庄子都听得见。
我随了两千。那是我攒了三个月的钱。
进门的时候，我把红包递给记账的三叔，他愣了一下，说，你出这么多。
我说，我就这一个弟弟。
三叔把名字记上，抬头看我一眼。
“你坐哪桌。”
我说，随便。
他往院里扫了一圈。
“你娘没说给你留位？”
我说，忙，忘了。
席开了，我被人往灶房那边领。灶房门口支了两张矮桌，坐的是帮厨的妇女和几个来帮忙的婶子，桌上摆的是同一锅菜，只是盆小些，肉少些。
娘在灶台前忙，看见我，说，你在灶上吃吧，帮着看点火。
我说，管。
我端了碗，坐在灶门口的小板凳上。灶膛里的火烤着脸，后背却凉。
李娟从堂屋出来，端着一摞空盘子，从我旁边过去，停下。
“姐，你在灶上吃就行。前头都是客。”
她说完就走了，盘子磕得叮当响。
旁边的婶子们低头吃饭，谁也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一个姓王的婶子给我夹了一筷子肉。
“倩男，你这些年不容易。”
我说，都一样。
我坐在那儿，把碗里的菜一口一口吃完。红烧肉炖得很烂，我嚼了半天没尝出味。
我坐着没动。灶膛里的火烤得脸发烫，油星子崩在手背上，我拿袖子蹭了一下。
后来有个四五岁的孩子钻进来，也要坐，我往边上让了让。他娘跟进来，一把把他拉走了。
“别坐那儿。”她说，“那儿脏。”
我又坐回去了。
我想起给他买房那天，我站在二楼阳台上往下看。院里堆着砖，瓦匠在拌灰，灰浆溅在裤脚上。那天我想的是，我弟有房了，我娘在村里能挺直腰了。
那天我没想过，我会坐在这个灶台上吃饭。
散席后我回老宅拿我的旧棉被。屋里没人，堂屋地上摊着几个空酒箱子。
我推开东屋的门，看见娘正蹲在樟木箱前，把一个东西往里塞。
她听见门响，回过头，手还按在箱盖上。
那箱子上了锁。锁头是黄铜的，擦得很亮。
第七节
1998年夏天，雨下了二十多天。
老宅是土坯墙，泡软了，房顶开始漏。爹打电话到铺子，说东屋的柜子得搬出来，不然全沤了。
我骑车回去的时候，雨还在下。院子里积了半尺水，我踩着砖头进去，裤脚全湿。爹蹲在屋檐下抽烟，看见我，站起来，又蹲下去。
我爹这个人一辈子话少。我十四岁那年“没考上”，他在门槛上蹲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说了一句，念不成就不念了。就这一句，再没提过。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他是心疼我。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是心疼我，他是心疼那笔钱。
东屋那口樟木箱是我奶奶的陪嫁，沉得很。我和爹一人抬一头，抬到堂屋，箱子底下一摊黑水印。
锁锈死了，钥匙早不知丢哪去。爹拿了把改锥，别了两下，锁鼻儿就开了。
箱子里头是些旧东西：我小时候的虎头鞋，一只大一只小；爹的退伍证，封皮掉了；一叠粮票，用橡皮筋捆着；最底下压着一个油纸包，包了三层。
我把油纸一层层揭开。
里面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右上角印着红框，红框里两个字：挂号。
收件人那一栏，是我的名字，陈倩男，钢笔字，写得端端正正。
寄件人：安徽省阜阳师范学校。
邮戳上的日期是1989年7月18日。
信封是拆过的，封口撕得歪，边上还留着半截胶水印。
我坐在门槛上，把里面那张纸抽出来。
红头，铅字，盖着一个圆章。上面写着：陈倩男同学，你已被我校普师专业录取，请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至三日持本通知书来校报到，逾期不候。
九月一日。
我进砖窑是八月二十六。
差五天。
就差五天。
那两个多月里，我天天往村部跑，跑到第四天被我娘拦下。她拦我的时候，信已经在她身上了。
她揣着那封信站在土路上，跟我说，女娃家别往村部跑。
她那天的脸我到现在都记得。脸上没凶气，绷得死紧，像怕什么东西被人抢走。
我当时以为她是怕人说闲话。
我在门槛上坐了很久，雨从屋檐上一条一条往下挂，纸面被打湿了一角，红章晕开一点。我的手在抖，抖得拿不住那张纸。
娘从外头进来，收着伞，看见我手里的东西，脚步停了一下。
她没问你怎么翻我东西。
她说的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抬起头看她。
我问了一句我憋了九年的话。
“娘，那年我的分数，够不够。”
她站在门口，伞尖上的水往下滴，滴在青砖上，一滴一个印。
“够。”她说。
就一个字。
我等着她再说点什么。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错了，说一句那年娘也是没办法。
她什么也没说。她走到灶前，揭开锅盖看了看，说，中午吃面条吧。
我坐在门槛上，把通知书一张一张叠好，放回信封，揣进怀里。
外面的雨小了些。我爹站在院里看着我们俩，一直没说话。等我走到院门口，他才开口。
“那封信，我拦过。”他说，“没拦住。”
我回头看他。他蹲下去，又点了一根烟。
第八节
第二天我骑车去了村部。
老周还在，七十多了，眼睛更不好了，看人得凑到跟前。他听我说完，没吭声，起身去里屋翻柜子。
柜子最下面一层，摞着一叠牛皮纸本子，纸都发脆了。
他翻出1989年那一本，摊在桌上。钢笔字，一行一行，日期，姓名，邮件种类，签收人。
我一行一行往下看，看到7月20号那一行，手停住了。
陈倩男，挂号信一件，签收人：刘桂兰。
后面按着一个红手印，指头纹路都还在。
“那年你娘来拿的。”老周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她说你不念了。”
“她还说什么了？”
老周想了想。
“她说，女娃念书，糟蹋钱。”
我站在村部的窗前，外头的太阳白花花的，晃眼睛。
九年了。九年里我一直当自己没考上，当自己笨，当自己命里就没那三年。
老周在我背后翻本子，纸哗啦哗啦响。
我骑车到乡政府门口，找打印社复印了一份，五毛钱。
复印的时候，那小伙子把纸放进去，机器嗡一声，出来一张。他把纸递给我。
“大姐，这啥。”
我说，我的命。
他没听懂，笑了笑。
回到家，娘在院子里喂猪。猪食桶冒着热气，一股泔水味。
我把复印件拍在她面前的石台上。
她低头看了一眼，继续舀猪食。
“你翻出来了。”
“你早就知道我翻出来了。”
“知道了又怎样。”她把瓢搁下，“钱都花了，房都买了，你还想咋。”
我说，我想知道为什么。
她这才直起腰，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家里就那点钱，供不起两个。你念出来，是人家的人。他念出来，是陈家的根。”
“我也是陈家的。”
“你是闺女。”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看着猪圈，“闺女早晚是人家的人。你弟得撑门户。”
院子里静了一会儿，只听见猪在拱食槽。
“那我考上了，算什么。”
她想了想，给了我这辈子听过最干脆的一句话。
“算你命不好。”
我看着她。她的脸很干，颧骨高，眼睛小，跟我一模一样。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她背着我去地里，我在她背上睡着，醒来时她的褂子湿了一大片。那时候她是疼我的。
后来我弟出生，她就不疼我了。那点疼是一点一点挪走的，挪了十几年，挪到一点不剩。
她站在猪圈边上，围裙上沾着糠，一脸的道理。
我把复印件收起来，转身出了院门。
走到院门口，我听见她在后头喊，声音很大。
“你要是敢闹，你就别认我这个娘！”
我没回头。
我骑车走的时候腿是抖的。我知道这一走，往后就没这个门了。
二十三年，头一回是我自己走出来的。
我去了弟弟的新房。
第九节
新房在镇东头，两层小楼，一百一十八平，院墙是新刷的白灰。
进门得换拖鞋，鞋柜上摆着一盆塑料花。客厅的沙发还包着塑料膜，人坐上去哗哗响。李娟在擦电视柜，看见我进来，喊了声姐，去倒水。
这房子我来过三次。第一次交钱，第二次装修，我从铺子里拿了一万，给他们买了家具。第三次是他们搬进来那天，我送了一床被子。今天是第四次。
宝军从里屋出来，头发乱着，看样子刚睡醒。
“姐，你咋来了。”
我把通知书放在茶几上。
他低头看了一眼，脸就变了。变得很快，快到我知道他早就认得这个东西。
“姐，都多少年了。”他把通知书往回推，“你翻这个干啥。”
“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1989年7月20号，你是不是去村部拿过一封信。”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干。
“我不记得了。那么多年了。”
“你记得。”我说，“你那年十二。你从村部回来，手里攥着个信封，看见我就往身后背。”
他不说话了。
我看着他，把声音放软。我是真的想给他一个台阶。
“宝军，你那时候才十二。你懂什么。娘让你拿的，你就拿了。这事不怪你。”
他抬起头，眼珠子转了一下。
“姐，你有证据吗。”
我没料到他说这个。
“啥。”
“都九年了。”他坐直了些，腿也不抖了，“你说娘藏了信，谁看见了。村部那个本子，你拿给我看。”
我从怀里把复印件掏出来，摊在茶几上。
他低头看了一眼，不看了。
“这能说明啥。”他说，“说明我娘领了封信。信里头是啥，谁说得清。”
“信里头是啥，你比谁都清楚。”
“我记不清了。”他把复印件往回推，推得很慢，指甲在纸上刮出一道白印，“姐，你要是缺钱，你说话。你别拿这个吓我。”
我站着没动。
他换了副声气，弯腰坐下，两只手搓脸，搓得很用力。
“姐，这房子我借了一屁股债。李娟她娘家那边，我还欠着两万。”他抬起头，“你要是闹开，我这个家就散了。”
“我给你买的房，你欠的债。”
“姐。”他眼睛红了，“你从小就最疼我。”
“我疼你。”我说，“你十二岁那年从村部回来，手里攥着个信封，看见我就往身后背。你背得很快。”
他的脸僵了一下。
“我不记得了。”
“你记得。”
“我不记得！”他声音高了，“那么多年的事，谁记得住！”
屋里静了一下，能听见冰箱嗡嗡响。
“宝军。”我说，“你十二。娘让你拿，你就拿了。我不怪你。”
他张着嘴喘了两口气，急着辩解。
“我十二了，我认得字。”
这句话出口，他自己也愣住了，张着嘴想再补一句，补不上来。
这张脸我看了二十一年。他是我背着长大的，我给他喂过饭，擦过屁股，冬天把他冻僵的脚揣在怀里捂。这会儿我看着，觉得不像。
客厅里静下来。窗外有卖西瓜的吆喝，一声一声，从楼下过去。我听见了，也没听见。
“你认得字。”我重复了一遍。
“姐。”
“你知道那是什么。”
“姐，我那会儿小。”
“你十二，你认得字，你知道那是通知书。”我把纸收起来，一张一张叠好，放回信封，“你不光知道，你还知道要背着手拿。”
“我那时候怕你哭。”他说。
“你怕我哭。”我说，“你把信背到身后，是怕我哭。”
“姐……”
“后来我进砖窑，一天三块二。我嫁人。我离婚。七万块我捧到你手上。”
我说一句，他退半步。
“这九年，你一直怕我哭。”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塑料膜哗啦一响。
“那都过去了！你现在翻出来有啥用！”
李娟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抹布，看看他，看看我。
“啥信？”
没人回答她。
我把信封揣进怀里，往外走。走到门口，我回过头。
“宝军，这些年我给你花的钱，我一笔一笔都记着。”
他的脸白了。
“姐，你别这样。”他往前一步，“钱我还你，我慢慢还。”
“你拿什么还。”
“我跑运输。”
“你跑运输一年挣几个钱。”我看着他，“宝军，我不是来要钱的。我是来告诉你，我知道了。”
他站在客厅中间，肩膀塌下去，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放，一会儿插兜，一会儿又拿出来。
他不是孩子了。他二十一了。
我把通知书装回信封，站起来。
“姐，你上哪去。”
“回铺子。”我说，“我那儿还有一炉烧饼没卖完。”
第十节
从新房出来，我骑车回铺子，一路上腿是软的。
回到铺子我把儿子哄睡，搬了张小板凳坐到灯下，把三本作业本摊开。
第一本是1991年的，封面画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第二本1994年，第三本1997年。
我一页一页翻，一笔一笔抄到一张白纸上。我不识几个字，可数字我认得，钱我认得。
抄到后半夜，纸上密密麻麻一片。我拿算盘打，打一遍不对，抹了重来，打三遍才敢信。
九万七千八。
这九万七千八里头，有七万是房，剩下两万七千八，是九年里一笔一笔给出去的学费、生活费、彩礼、酒席、他打架赔人家的钱、他买摩托差的那两千。
我坐在灯底下看这个数，看了很久。
九万七千八，按当时的价，能在镇上买两套这样的院子。我儿子三岁，穿的是别人给的旧衣裳。
我一天烙六百个烧饼，一个赚八分钱。九万七千八，得烙一百二十万个。
一百二十万个，一个一个贴进炉膛，一个一个揭出来。
算完我把算盘推到一边，坐了一会儿。屋里就一盏灯，灯泡上落了一层灰，灯底下飞着一圈小虫。
第二天我去了乡司法所。
司法所在一间平房里，两张桌子，一个姓周的助理员，五十来岁，脸上的褶子很深。他给我倒了杯水，让我慢慢说。
我从1989年说起，说到通知书，说到七万块的房。他一直没打断我。
等我说完，他把茶杯往我这边推了推。
“房子，要不回来。”他说，“房本上写谁的名，就是谁的。你出的钱，除非有借条，不然只能算赠与。”
“那九年的钱呢。”
“有账，有汇款的凭证，能要。要不到就打官司。”
“赡养呢。”
“赡养是你的义务，也是你弟的义务。”他顿了一下，“他要是不管，你可以告他。但是你不管，他也能告你。”
我点点头。
“还有一条。”他看着我，“你娘这个事，藏通知书，法律上管不了。这不是案子，这是家里的账。家里的账，只能在家里算。”
我把这句话记住了。
从司法所出来，太阳很大，柏油路晒得发软，鞋底走在上面粘。风把地上的瓜子皮吹得贴着地跑。我推着车走了一段。
司法所管不了我娘。这个我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
那就回家算。
回到家，电话响。是娘。
“腊月十六你弟暖房，你回来。”她说得很快活，“你是他姐，得上桌说两句。对了，酒席钱你先垫上，一千八，回头收了礼还你。”
我握着听筒，听她在里头喊人添柴。电话是村委会那台，边上有人等着打，催了一声。
“管。”我说。
挂了电话，我从柜子里翻出一个铁盒子，是儿子吃完饼干剩下的，上面印着个胖娃娃。
我把三本作业本放进去，把通知书放进去，把那张五毛钱的复印件放进去，盖好。
第十一节
腊月十六，我回村。
房子三月就搬进去了，酒席一直拖到腊月。娘说冬天办席好，菜放得住，剩了也不坏。
天没下雪，只是干冷。风刮在脸上疼，耳朵先冻住，进了屋半天缓不过来。院里搭了棚，六张桌子，猪头供在正中间，香插了三炷。
我进门先去找三叔随礼。两百。
三叔抬头看我一眼，把名字记上，说了句，你一个人来，随这么多干啥。
我说，不急。
娘从灶房出来，围裙上全是油，拉着我往屋里走。
“酒席钱的事，你带了没。”
我从兜里掏出一沓，一千八，递给她。她数都没数，往围裙兜里一塞，转身就走，一边走一边喊人添柴。
开席前，院里坐满了。村里人爱看热闹，六桌坐成了七桌，后排还站着一圈。
司仪是镇上请的，拿着个话筒，先念了几句吉利话，然后说，请新郎的姐姐说两句。
娘在底下推我，说，去，说两句。
我站起来。
我没往台上走，我就站在我那张桌子边上。我从怀里把铁盒子拿出来，放在桌上，打开。
先拿出作业本。
我拿起一只碗，用筷子敲了三下。
前头两桌静了。后头那桌还有人嗑瓜子，嗑得很响。
“各位叔伯婶子，我是宝军的姐，陈倩男。”我说，“我娘让我说两句，我就说两句。我说的是账。”
我翻开第一本。
“1991年3月，寄家五十。1991年4月，寄家五十。1991年5月，我娘来拿，八十。”
我一笔一笔往下念。念得慢，念得清楚。
“1993年5月，择校费三千。”
念到这一笔，我停了一下。
这三千我记得最清。那天下午我去信用社取钱，取出来一沓，用报纸包着。我娘数了两遍，塞进内兜，拍了拍，说娘记着你的好。她走的时候太阳还没落，我站在街口看她走远，篮子空了，晃得厉害。
我停在那儿，满院子人等着。底下有人小声说，念啊。
他们以为我忘了下一笔。
我没忘。我一个数都没忘。
“1995年8月，复读费八百。1995年9月，杂费六百四。1995年10月，资料费一百八。”
“1995年12月，打架赔人家三千二。1996年3月，买摩托差两千。1996年8月，彩礼一万二。”
有人开始交头接耳。
我看见二姑把筷子放下了。我看见后排几个妇女凑在一起说话，一边说一边往我这边看。
“1997年4月，房款七万。”
念到这一笔，我把本子放下。
底下有人跟着算。
“五十，五十，八十……头一年就二百多。”
“不对，还有后头的。”
算到一半没人算了。有人低下头抽烟，一明一暗。
“九年，二十七笔，九万七千八。”
院里静得能听见棚布在风里响。
我念完了，喉咙发干。有个婶子给我递了碗水，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凉的。
三叔站起来，烟叼在嘴上，忘了点。
“倩男，你这是干啥。”
“三叔，我不干啥。我就是把这九年的账，念给大伙听一遍。”我说，“我十四岁进砖窑，一天三块二。我十六岁学烙烧饼，一天站十四个钟头。这钱不是天上掉的。”
“我弟今天暖房。这院子，这房，这一桌一桌的菜，里头都有我的钱。”我说，“我一分不要了。我今天就想要一句话。”
“要啥话。”底下有人问。
“我想问问我娘，那年我考上了，你为啥不让我念。”
我把手伸进铁盒子，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拿出来，举起来。
“这是我1989年的录取通知书。阜阳师范学校，普师专业。九月一号报到。”
我把那张纸展开，让前排的人看清楚那个红章。
“我娘告诉我，我没考上。”
我把那张纸翻过来，让后排的人也看。纸黄了，边上有个水渍，是那天雨打的。
“这是1989年7月18号的邮戳。这是村部1989年7月20号的签收本，签收人刘桂兰，按了手印。”
我把复印件举起来。
院里炸了。
头一桌有个老太太“哎哟”了一声，筷子掉在地上。有人往前挤，有人站起来，碗碰翻了，汤洒在桌上。后头有孩子被挤得哭。
宝军从主桌冲过来，伸手抢。
我把手举高。
“你十二岁就认得字。”
他愣在半道上。
院子里鸦雀无声。我旁边的王婶把碗放下了，碗底磕在桌沿上，磕了一下。
宝军站在那儿，手还伸着，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退下去。
“姐。”他叫了一声。
“别叫姐。”我说，“你叫了九年，我应了九年。今天我不应了。”
第十二节
三叔把烟从嘴上拿下来，第一个开口。
“宝军他娘，这钱，真有？”
娘站在灶房门口，手里还端着一盆丸子。她脸上的肉是僵的，说话的时候嘴不好使。
“那是她自愿的。”她说，“她是姐。”
“自愿的。”我接过话，“我自愿给我弟交学费，我自愿给他买房，我自愿离婚。三叔，你说我自愿不自愿。”
三叔不说话了。
二姑在旁边接了一句：“宝军他娘，那信的事，是真的？”
娘没答。她把那盆丸子往桌上一放，盆底磕在桌面上，响了一声。
李娟从主桌那边过来，站在宝军旁边，声音发抖。
“这房是我们的。”
“房是你们的。”我说，“七万块是我出的。”
她的脸一下就变了，转头看宝军。宝军不敢看她。
“你不是说这房是你挣的？”她的声音越来越高，“你不是说你跑运输挣的？你跑运输一年挣几个钱？你天天往牌场跑，你挣啥了？”
宝军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巴掌很响，李娟的头偏到一边，头发散下来。
院里彻底乱了。
有人去拉李娟，有人去拉宝军，孩子们吓得哭。三叔把烟点上，抽了一口，冲着娘说：“嫂子，这事你做得不地道。”
娘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李娟把手里那只碗往地上一摔，瓷片溅出去老远。
“陈宝军，咱俩完了。”她说完就往外走，走到院门口，回过头，“这日子我不过了。”
娘追出去两步，又回来。
她走到我面前，看看我手里的纸，又看看满院的人。
然后她扑通一声跪下了。
她抱住我的腿，脸贴在我的裤腿上，哭得很大声。
“倩男，娘给你跪下了。你把这纸收起来，你弟这个家不能散。你要多少钱，娘给你凑，你别毁他。”
院里的人都看着。
我低头看她。她头发白了一半，围裙上全是油，跪在泥地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没有扶她。
“娘。”我说，“你跪的不是我。”
她抬起头。
“你跪的是这张纸。”我把通知书举起来，“这张纸在你箱底压了九年。你今天跪它，晚了。”
她眼睛红了，鼻涕下来了也没擦。
“倩男，娘给你赔不是。”
“娘，赔不是不值钱。”我说，“你要是九年前把这封信给我，我今天给你磕头。”
我把她扶起来，扶得很稳。
然后我把三样东西一样一样收回铁盒子。
“我说三件事。”我说，“第一，房我不要了，写谁名归谁。第二，九万七千八，一分不少，我要回来。第三，你和我爹的赡养，我按月给，按份给，该我出的一分不少，该他出的他自己出。”
我把盒子盖上。
三叔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抽了口烟。
“倩男，钱的事，三叔给你作证。”
我说，谢谢三叔。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
“你娘这些年，是我看着的。”他说，“她也不容易。”
“我知道。”我说，“她不容易了二十三年，我也不容易了二十三年。”
三叔没再说话。
“从今天起，我一年回来一趟，在村部见你们一面。”
娘张了张嘴。
“多一面都不见。”我说。
我抱着铁盒子走出院门。身后是碗碟碎裂的声音，还有人在骂，骂谁我没听清。
风真冷。我走到村口，才发觉自己脸上是湿的。
第十三节
后来的事，我是听说的。
先是钱。开春后三叔来说合，宝军把摩托卖了，又跟人借了一圈，凑了三万给我。剩下的六万七，他说慢慢还。
慢慢还了半年，一分没有。
再后来是房。那年秋天，宝军在牌场被人做局，一夜输了四万。他没现钱，就把房本押了出去。押出去三个月，房就成了人家的。李娟是第二年开春走的，走的时候把电视和冰箱都拉走了，屋里只剩那盆塑料花。
宝军南下广东，在东莞一个家具厂。
我从1999年起，每月往家寄钱。邮局的汇款单，收款人写陈老栓，一开始一百五，后来两百。汇款单的附言栏里我从不多写一个字，就写“赡养”。
2001年冬天，宝军从货车上卸板子，脚下一滑，人摔下来，压在一摞板材底下。腿断了，接得不好，走路一高一低。
娘是2002年中风的，半边身子不利索，说话漏风，右手拿不住筷子。宝军回来过一趟，待了三天，走了。爹一个人照顾她，喂饭，擦身，翻身。
2003年秋上，宝军来过一趟铺子。这回事我自己见着了。
那天我正在贴炉，听见门口有人喊姐。我没回头。
他站在门口，影子落进来，落到案板前头。
“姐，就这一回。”
我手里那个饼还贴在炉壁上，没揭。
“我腿不行了，厂里不要了。我想摆个摊，差五百块本钱。”
我把那个饼揭出来，搁在案子上。饼鼓得很高，边上焦了一圈。
“宝军。”我说，“你二十六了。”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
我从抽屉里数了五百块，放在案子边上，没看他。
他拿走了。走得很快，一高一低。
从那以后他再没来过。那五百块他没还，我也没要。
我一年回村一趟。腊月里，挑个晴天，骑车回去。不见在屋里见，在村部见。老周退休了，村部换了新会计，认识我，每次都给我倒杯热水。
娘坐在村部长椅上，穿一件蓝布棉袄，头发全白了。她看见我，想站起来，站不利索。
我把一千块钱放在她手边，一兜子烧饼放在她腿上。
她伸手抓我的手，抓不住。
我坐十分钟，走。
有一年她忽然拉住我的袖子，说了一句含混的话。我听了两遍才听清。
她说：那年，娘也难。
我把袖子抽出来。
我说，我知道你难。可你难的时候，选的是让你闺女难。
她哭了。
我骑车走了。风大，我骑得很慢。
骑到村口我停下来，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两边是麦地，麦苗刚出土，绿得发暗。
我坐了一会儿，抽了根烟。我不抽烟的，那天在集上买了一包。
儿子上学了。我在实验小学旁边租了两间房，一间住，一间堆面。房东问我租几年，我说租到他不念书。
那年我二十六岁。签合同按手印的时候，我想起四万八那套房，想起四楼那个阳台，往下能看见学校操场。
铺子的招牌换了，找镇上写字的写的，红漆，四个字：倩男烧饼。
那年冬天我把通知书裱了一下，花十五块。裱的师傅问我，这啥文件。
我说，我的文凭。
他没细看，说，字挺好看。
裱好了我压在柜台那块玻璃板底下，红章朝上。玻璃板是旧的，有划痕，边上还缺了一个角。
每天早上开门，我先擦一遍玻璃。擦到那块地方，会停一下。
有人问我，你摆它干啥，看着不难受。
我说，难受。可这是我的。
也有人问我恨不恨。
我说不恨了。恨是要力气的，我的力气得留着揉面。
我十四岁那年考上了，二十三岁那年才知道。中间隔着的九年，我烙了一百多万个烧饼。这个数我算过一回，算完就再没算第二回。
儿子上一年级，老师让家长教写名字。他姓赵，叫小满。我握着他的手写，写到“满”字，他说太难了，能不能少写一笔。
我说不能。
他说为啥。
我说，少一笔，就不是那个字了。
他哦了一声，低头接着写。铅笔尖有点秃，写出来发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