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抱着德海的骨灰盒回家，我娘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
鞭炮是二百响的，红纸屑落在骨灰盒的红布上，落了一层。我娘说，晦气，要冲一冲。
我们这里，死人回家要放鞭炮。
活人回家，不放。
一 抱灰归乡
从县城到棠埠，中巴车要开一个钟头，路上要过三座桥。
我把骨灰盒放在膝头上，两只手抱着。盒子是黑的，外面裹一块红布，是殡仪馆给的，布很新，边上还有折痕，像刚从柜子里拿出来。车一颠，盒子就往上跳一下，我再把它按住。
过第三座桥的时候，车轱辘压过一个坑，颠得厉害，盒子里响了一声。
前面座位上那个女人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问我：「这是啥？」
我说：「我男人。」
她把身子往前挪，一直挪到司机旁边站着，站到下车。
车窗外面是稻田，稻子割过了，田里立着一排一排的稻草，被雨打得发黑。天是灰的，不晴也不雨，就是灰。这条路我走了八年，从嫁过来的那年走起，每年走几趟，每一趟都知道下一座桥在什么地方。
车到棠埠，是下午三点。
我娘在门口等。她穿一件蓝布罩衫，头发梳得很整齐，看样子是等了一会儿了，因为她站的那块青石板，被她踩得发亮。
她看见我，先看我的脸，再看我怀里，最后看我的身后。
我身后没有人。
她就笑了一下，说：「回来就好。」
鞭炮是她早就买好的，挂在门框上，二百响。她看见我进了巷口，先去点了，再回来接我。响完了，红纸屑落了一地，落在门槛上，落在她的鞋背上。
她伸手来接骨灰盒。我以为她要接盒子，就把手松了一下。
她没有接盒子。她接的是我胳膊上挎着的那只帆布包。
包里有五万。
她弯腰去扫纸屑，扫到一半，直起腰来说：「这个要扫干净。人家看见，不好。」
我说：「娘。」
她说：「先进屋。水烧好了，你洗把脸，吃口热的。」
灶间里温着一碗面。
面是挂面，卧了一个蛋，蛋煎得有点焦。碗上盖着一只盘子。
我娘跟进来，说：「先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说：「娘，我不饿。」
她说：「不饿也要吃。人回来了，总要吃一口。」
我坐下来，吃了两口。面是咸的，咸得发苦。
她站在旁边看我吃，看了一会儿，说：「你男人这事，我都晓得了。村里有人打电话回来。」
我说：「嗯。」
她说：「人死不能复生。你自己要保重。」
她说完，伸手把我碗边的筷子摆正了。
我把面吃完。碗底沉着一层盐。
我们家的堂屋，我从小看到大。墙是白的，墙根有一道水渍，从地上爬上来，爬到半人高，像一张地图。墙上挂着我爹的相片，黑框的，相片里的他看着门口。相片旁边是一张年画，去年的，画上是一个抱着鲤鱼的胖娃娃，娃娃的脸已经褪成粉色。
灵堂是我娘张罗的。八仙桌抬到墙边，桌上铺一块白布，白布上摆香炉、蜡烛、一碗白饭、一双筷子。筷子是竖着插在饭里的，我娘说，这是规矩，死人要吃。
香是点着的，可是香灰不落，弯着，弯成一个小小的钩。
我把骨灰盒放在桌子正中。放下去的时候，桌子腿在地上蹭了一声。
我娘在我身后说：「你哭一声。」
我说：「娘，我刚到家。」
她说：「到家才要哭。」
二 逼哭演戏
三婶是第一个来的。
她进门不看我，先看灵堂。她看了香烛，看了那碗饭，看了那双插在饭里的筷子，才在门槛上坐下来，坐下看我。
她看了很久。
她说：「瘦了。」
然后就不说话了。
她坐到天黑，回去吃饭，吃完饭又来，又坐。她坐的那张小凳子，是我家的，她走的时候也不带走，第二天来还坐那一张。
第二天来的人多起来。
卖豆腐的阿贵，每天挑着担子从门口过，看见我家的白布，就把担子放下，进来坐一坐。他坐的时候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很规矩，说一句「赵家嫂子，节哀」，然后低头看我的鞋。
我穿的是孝鞋，白布蒙的，鞋面上缝了一道蓝边。他看了有三分钟，说：「这个做得细。」就走了。
镇上来了一个远房表姑，我小时候见过一面，记不清该怎么称呼。她一进门先看房子，看了房梁，看了地面，问我娘：「这屋子几间？」
我娘说：「三间。」
她说：「可惜了。」
她坐了一会儿，喝了一碗茶，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年纪轻轻的。」她的手很软，也很凉。
有几个小孩趴在门框上看，被大人一把拉走，说：「不要看，晦气。」大人把孩子拉走了，自己回过头来，又看了一眼。
到了第三天，连邻村的人都来了。
有个瘫子，让他儿子用板车推来，推到门口，进不来。他就在板车上支起身子，从门口往里看。他看了我，说：「赵家媳妇倒是生得齐整。」
他儿子说：「爹，人家在办丧事。」
他说：「我知道。我看一眼。」
每天有人来，我娘就要我哭。哭是有时辰的：人来的时候哭，人走的时候不哭；吃饭的时候不哭，烧纸的时候要哭。
她说：「人家来了，你哭两声。不哭，人家说你不懂事。」
我说：「我哭不出。」
她说：「哭不出也要哭。你想想你男人。」
我想了。我想起德海坐在门槛上脱鞋，说等这趟拉完去拍张照。我想了，还是哭不出。
她就在我后腰上掐了一把。
她掐得很准，掐在腰眼上，那里肉薄。我疼，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三婶在旁边说：「哭得好。」
我娘说：「她心里苦。」
我一边掉眼泪，一边想，我娘教我哭，像教一门手艺。可惜我学得不好，掐一下，才哭一声。
这几天的礼，都是德顺叔记的。
德顺叔在供销社做过二十年，识得字，会打算盘，村里谁家办红白事，都请他坐账桌。他的家伙是一方砚台、一支小楷、一本白纸订的礼簿。他坐在灵堂边的小桌上，戴上眼镜，把笔在砚台里舔一舔，问一句：「哪一位？」
来的人报了名，他就写。写的时候嘴里念：「三婶，二百元整。」
他念得很清楚。他怕写错，一个字一个字念。
我跪在灵堂边上，听得清清楚楚。
他写完一页，就把那一页揭起来，吹一吹，交给我娘。我娘接过去，折好，塞进围裙口袋。
德顺叔不问她拿去哪里，也不问她要做什么。他只管写。
到第三天傍晚，礼簿写了一本半。德顺叔把最后一页写完，合上本子，摘下眼镜，说：「嫂子，账在这里，你收好。」
他说话带一点官话腔，是早年在供销社学的。村里人笑他，说他记账记出了一口南腔北调。
他走的时候，我送他到门口。他站在台阶上，忽然说：「素云。」
我说：「德顺叔。」
他说：「你娘这个人，命苦。」
我说：「嗯。」
他说：「她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体面人。」
他说完就走了。他走路的时候，一只脚有点跛，是早年在供销社搬货压的。
夜里有人敲窗。
敲三下，停一停，又敲三下。
我娘在隔壁屋里咳嗽了一声。窗外就没有声音了。
第二天早上我跟她说。她正在灶上烧水，头也不回，说：「忍忍。人家也是好意。」
我说：「什么好意？」
她说：「你不要想歪了。人家是看你可怜。」
水开了，壶盖在响。她把壶提起来，灌进暖瓶，灌得很满，塞子一按，响了一声。
她说：「这话不要往外说。传出去，人家说你不安分。」
根宝是第四天下午回来的。
他穿一件皮夹克，黑的，头发上抹了油，梳得很亮。他一进门就皱眉头，说屋里一股味道。
他给德海上三炷香，香插得歪，他拔出来，重新插，插得笔直。
然后他坐到灶间，问我娘：「赔了多少？」
我娘说：「你姐在。」
他说：「我问你。」
我娘伸出一个巴掌，翻了一下，又伸出一根指头。
他说：「十一？」
我娘点头。
他说：「老瞿这个人，还算讲良心。」
他说完，站起来，走到堂屋，看了看那个骨灰盒，说：「这个，什么时候送上去？」
我娘说：「大后天。」
他说：「早点送。放在屋里，不吉利。」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坐在灵堂边上，膝盖底下垫着一块麻布。他离我三步远。他没有看我。
三 私吞丧礼钱
出殡在第五天。
按规矩，骨灰盒该由儿子捧。德海没有儿子。
德海有个哥哥，在福建打工，十年没回来了。电话打到村里的小店，那边说路远，回不来。
老支书姓周，七十多了，手抖，说话慢。他站在堂屋里，把这话说了一遍，说完看着地上，像在等谁接话。
有人说：「叫根宝捧吧，也是自家人。」
我娘说：「他是外姓。」
那人就不说了。
最后是我捧的。
我抱着骨灰盒走在最前面。后面是八仙——我们这里管抬棺的叫八仙，其实凑不满八个，一共六个人，抬的是纸扎的楼房、纸扎的彩电、纸扎的轿车。纸东西做得很像，彩电上还画了遥控器。
撒纸钱的是阿贵。他抓一把，往天上撒，纸钱落下来，落在我的头发上，落在我的肩膀上。
路是土路，前几天落过雨，走一步滑一下。走到半山腰，我听见后面有人说话。
「这个女人命硬。」
「克夫。」
「她娘当初收了三万八，也不算亏。」
我没有回头。我抱着那个盒子，盒子上有红布，红布上有鞭炮屑。我一步一步往上走，心里想，德海，你听听，他们说你老婆命硬。
坟地是我娘挑的。她说请人看过，坐北朝南，旺后人。德海没有后人。她说完了，自己愣了下，就不再开口。
下山的时候，太阳出来了。田里的水照着天，亮得刺眼。
回到家吃豆腐饭。六桌，豆腐、青菜、一碗红烧肉。肉切得很厚，一桌八块，一人一块，多的一块给了老支书。
吃完了，人就散了。碗筷收进灶间，桌子还搭着，棚子还没拆。
晚上，我娘算账。
她把那个红皮本子摊在灯下。本子是新的，塑料皮，上面印着「工作笔记」四个金字。她戴起老花镜，把本子翻开，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
德海丧事 人情。
她写字很慢，一笔一笔，像在木头上刻。
我坐在她对面，看她写。
本子上的字不多，多半是符号：一个圆圈是十块，一个三角是五块，一个叉是没给钱、只送了东西。她认得的字不多，可这本账，她记得比谁都清楚。
她一笔一笔念：
「三婶，一百。」
「阿德嫂，八十。」
「老支书，三十。」
「根宝他舅，二百。」
「阿贵，三十，加一刀纸。」
念完了，她用笔杆子敲了敲桌子，说：「收了一万二。酒席八千。剩四千。」
火化、骨灰盒、八仙的钱，是我从包里拿的。她没有记。
她合上本子，说：「办丧事是不赚钱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灯，不看我。
我说：「三婶给的是二百。」
她抬眼看我。
我说：「我看见了。她把钱塞在你围裙口袋里，两张一百的，你摸了一下，才收的。」
她没说话。她把本子翻过去一页，说：「她男人上个月借了我一百，抵了。」
我说：「那也只该记一百。」
她说：「素云，你读了几年书？」
她这一句问得很轻。像一根针，扎进来，不流血。
我说：「我读了几年书，你晓得的。」
她就不说了。
灯泡的瓦数小，光发黄，电压不稳，一亮一暗。她的影子在墙上，也跟着一亮一暗。
我说：「德海留下的钱呢？」
她说：「在我这里。」
我说：「给我。」
她说：「你一个女人家，钱放在你手里，要被人骗的。」
我说：「谁骗我？」
她说：「外面的人。」
我说：「外面的人骗我，家里人替我收着，是一个意思。」
她把本子一合，站起来，说：「你这话，是跟你男人学的？你男人活着的时候，也没这么跟我说话。」
她说完就哭。
她哭得很响，一边哭一边数：她三十九岁守寡，一个人拉扯两个，冬天在河埠头洗衣裳，手冻得裂开，裂得像小孩的嘴。她说一句，拍一下大腿。拍得很响。
邻居听见了，过来劝。
劝的是我。
「你娘不容易。」
「她就这个脾气，心是好的。」
「钱在她手里，还能飞了？」
「你刚没了男人，不要跟娘置气。人家看着呢。」
我站在那里，听他们说。
他们说的每一句都对。
合起来，就不对了。
最后我让了一步。
我说：「根宝要周转，我可以给三万。写个条子。」
我娘说：「姐弟两个，写什么条子。」
我说：「写。」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她的眼睛在灯下是黄的，像两颗旧扣子。
她说：「你变了。」
我说：「我没变。我一直是这样，只是你们没看见。」
她拿过笔，写了。写完，她把条子推给我，说：「你收好。你要是不放心，就收好。」
条子上的字歪歪扭扭，有几处涂了又改。写到「三万」两个字，她把「万」写成了「方」，又划掉，重写。
我把条子折起来，放进贴身的口袋。
那一夜我听见她在隔壁翻身，翻了很多次。
四 次被卖
我第一次被卖，是十六岁。
那年我考上了县里的中专，录取通知书是邮递员送到村口的。我正在河埠头洗衣裳，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手上还带着皂角沫就跑过去了。
那张纸很薄，是粉红色的。我拿着它，从村口跑回家，跑得鞋都掉了一只。
我娘在灶间烧火。她接过去，看了半天，说：「这个要读几年？」
我说：「三年。」
她说：「三年，要多少钱？」
我说了个数。
她把通知书放在灶台上，说：「你弟弟也要读。」
那天晚上，那张通知书在灶台上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它不见了。我在灶膛里看见一个角，烧了一半，上面还有「录取」两个字，字被火舔得发黑，卷起来了。
我没有问。我在灶间站了一会儿，把那个角也塞进火里。
后来我去镇上的袜厂做工。
车间里有一百多台机器，一起响，响得人说话要靠喊。棉絮飞在空气里，落在眉毛上，落在睫毛上，一天下来，鼻孔里都是白的。
我在袜厂做了六年。第一个月工钱四十二块，我留两块，四十块交给我娘。她说，给我存着。
存到我出嫁，她给了我一只搪瓷盆。
第一年，我的手被机器绞了一下。左手食指的指甲盖没了。
我娘来看我，带了一袋橘子。她坐在我床边，剥了一个，把筋络一根一根摘干净，递给我。然后她看了看我的手。
她说：「还好，是左手。」
我弟弟那年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凤凰牌的，黑的，铃一按就响。他骑到袜厂门口来接我，一只脚支在地上，说：「姐，我带你。」
我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抓着车架。风从耳边过去。我看着他的后脑勺，头发剪得很短，露出一块头皮。
我想，他长大了。
我第二次被卖，是二十二岁。
德海家来提亲，彩礼三万八。我娘跟媒人讲了三天价，从三万讲到三万八。讲成了，她回来的时候，脸上有光。
嫁妆是两床被子、一只搪瓷盆、一台十四寸的彩电。
彩电是我娘陪我去镇上买的。买回来放在堂屋，我弟弟天天看，看到半夜，屏幕上出现一个「再见」才去睡。
我出嫁那天，彩电没有跟我走。
我娘说：「你弟还没成家。放在家里，好看。」
到了赵家，婆婆掀开我的箱子，看了那两床被子。
她说：「就这些？」
我说：「就这些。」
她说：「三万八。」
她没再说别的。她把被子抖开，抖了抖，重新叠好，叠得方方正正，四个角都对上了。
婆婆临走的时候，站在门口，回过头来说了一句：「三年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我说：「嗯。」
她就出去了。门槛外的青石板响了一下，就没有了。
那天晚上，我在新房里坐了很久。屋里有一股新木头的味道，还有一层石灰味。窗户上贴着「囍」字，红纸剪的，剪得很粗。我伸手去摸那个「囍」，纸是脆的，一碰就破了一个小口。
我第三次被卖，是二十三岁。
德海第一次打我，是因为一锅粥。
粥熬稀了。他从地里回来，端起碗喝了一口，把碗放下，一巴掌打过来。我的耳朵嗡了三天，三天里听见的都是水声。
我回娘家。
我娘在灶间给我煮了两个鸡蛋，剥了壳，放在碗里，说：「吃。」
我吃了一个，眼泪掉在碗里。她说：「夫妻打架，床头打床尾和。男人在外面，气不顺。」
第二天德海来接我。他带了一条烟，一只蹄髈。
我娘把蹄髈收进灶间，说：「你看，他心里是有你的。」
我坐在灶间的小凳上，看着那只蹄髈。蹄髈放在盆里，皮是白的，上面有几根没褪干净的毛。
我说：「娘，他打我。」
她说：「哪个男人不打老婆。你爹也打过我。」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走？」
她说：「走到哪里去？」
她说完，就去舀水，把蹄髈泡上，说要腌一腌，晚上炖。
我娘把我卖了三次。
第一次，卖了一张录取通知书；第二次，卖了三万八；第三次，卖了一只蹄髈。
一次比一次便宜。
我在赵家过了八年。
我跑过一次。
第三年，他打完了，我半夜起来，把两件衣裳塞进布袋，走到村口。村口那盏路灯是坏的，黑了半条路。
我站在黑地里，站了半个钟头。
我想，我跑到哪里去。娘家回不去。镇上没有一个认得的人。袜厂的姐妹早散了，各人嫁了各人。
我提着布袋，又走回去了。
他睡着了，打着鼾。我把布袋塞回床底下，躺下，睁着眼睛到天亮。
第二天，他看见我眼睛肿，说：「昨晚没睡好？」
我说：「嗯。」
他说：「那今天晚点起。」
他就下地去了。
八年里，我种过三亩田，养过四头猪，给婆婆端过三年饭。婆婆瘫了两年，屎尿都在床上，是我擦的。她死的那天，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苦了你」。那是赵家唯一一个跟我说过这句话的人。
八年里，我回过五次娘家。三次是过年，两次是挨了打。
我们这里有个说法，嫁出去的女儿，年三十不能在娘家过，说是要把娘家的财气带走。所以我每年都是初二回去，初四回来。回去带一包糖，回来带一包咸菜。
我娘说，这样好，两边都不亏。
德海不是坏人。
他打过我，也给我买过药。红花油，一小瓶，红玻璃瓶，放在桌上，不说话。他自己去灶间洗脸，洗得很响。
有一年冬天我咳嗽，咳了半个月。他半夜起来给我倒水，倒完，把杯子放在我手边，也不说话，回去躺下，背对着我。
他这个人，一辈子没说过一句软话。
他死前一个月，从窑上回来，坐在门槛上脱鞋。鞋里倒出来一层土，他把土扫到一边，说：「素云，等这趟拉完，我们去拍张照。」
我说：「拍什么照。」
他说：「结婚的时候没拍。」
我说：「都这么多年了。」
他说：「补一张。」
他死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他起来挑水，把灶间那口缸挑满了，挑了三担。扁担搭在缸沿上，还是湿的。
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桌上放着一碗粥，粥上倒扣着一只碗，怕凉。
那碗粥我没有吃。我端到灶上，热了，又放下。
后来那趟没拉完。
我常常想，他那天为什么要挑水。缸里本来还有半缸。
五 代签的秘密
头七过了，我去找老瞿。
窑在邻县的山坳里，坐拖拉机要一个钟头。路两边都是白灰，树叶子是白的，草是白的，连路边的狗也是白的。窑上的工人不穿白衣服，可他们每个人都是白的，眉毛是白的，睫毛是白的，笑起来牙齿显得特别黄。
老瞿在窑口的棚子里打算盘。他四十来岁，脸黑，牙倒白。他看见我，把算盘一推，珠子响了一声。
他说：「嫂子。」
我说：「我来问一句话。」
他说：「你问。」
我说：「德海是怎么死的？」
他愣了一下，说：「翻车。拖拉机翻到沟里，压住了。这个我跟你说过了。」
我说：「他那天拉的是第几趟？」
他说：「第四趟。」
我说：「第四趟，是下午几点？」
他说：「四点多。」
我说：「他那天喝酒了没有？」
他说：「没有。一滴也没沾。我晓得他，他开车不喝酒。」
我说：「车呢？车是谁修的？」
他说：「车队里自己修的。上个月刚修过。」
他答得很快。
我说：「四点多，天还亮。那条路他走了三年，闭着眼睛也晓得哪里有坑。怎么会翻？」
他不说话了。
棚子外面有一台机器在响，一下一下，像有人在捶胸口。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推到我面前。
他说：「嫂子，这个你签过了。」
那张纸是赔偿协议。甲方是窑厂，乙方是陈素云。金额十一万，一次性付清，双方不再追究。
下面有我的名字，还有一个红手印。
字不是我写的。
我的名字，三个字，「素」字少了一横。
我从来不这么写我的名字。
我说：「这不是我签的。」
老瞿说：「你娘签的。」
我说：「我娘不识字。」
他说：「她会写你的名字。她拿着你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村里开的证明。她说你受了刺激，人不清醒，让她来办。」
他停了一下，说：「她还带了你的私章。」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张纸。
纸很薄，透光。我把纸举起来，对着棚子外面的太阳。太阳很大，纸上的字都黑了。我看见「陈素云」三个字，笔画压得很重，纸都凹下去了。
纸的背面是空白的。这么大一件事，背面什么都没有。
我娘写字，一向很重。
老瞿给我倒了一碗水。碗是搪瓷的，边上磕掉一块，露出黑的铁。
他说：「嫂子，我说句不该说的。你娘也是为你好。一个女人家，跑这些地方，人家要欺负的。」
我把纸放下，说：「她拿钱的时候，也是为我好？」
老瞿不说话了。他把算盘拉过去，拨了两下，又停下。
我走出棚子。白灰沾在鞋上，走一步，留一个白印。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我没有吵。
我在灶间坐了一夜。灶膛里的火，一点点小下去。我添了一次柴，火又起来，然后又小下去。柴是松枝，烧起来有响声，噼噼啪啪，像在说话，说的什么，我听不懂。
我想，她替我签了字。
她替我拿了钱。
她替我同意了不追究。
她替我活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娘起来倒尿盆。她推开门，看见我坐在灶间，说：「你不睡？」
我说：「娘，你会写我的名字。」
她站在那里，尿盆提在手里，说：「会。」
我说：「什么时候学的？」
她说：「你出嫁那年。要领证，要按手印。我怕你写不好，人家笑话。我先学会了，好教你。」
锅里的水开了。她把尿盆放下，去揭锅盖，白汽一下子涌上来，把她的脸罩住了。
她学会了，是要教我。
后来她没有教。她替我写了。
我去找了老支书。
他家在村西头，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晒着谷子，他拿一把木耙，一下一下地推。看见我，他把耙子靠在墙上，说：「素云。」
我说：「周叔，我问你一件事。」
他说：「你问。」
我说：「村里那张证明，是谁开的？」
他没有马上答。他走到屋檐下，搬了两张小凳，一张给我，一张自己坐。他坐下，从口袋里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点着，吸了两口。
他说：「我开的。」
我说：「你看见我人了？」
他说：「没有。」
我说：「你没看见我人，怎么开的？」
他说：「你娘拿了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她说你受了刺激，人不清醒，躺在家里起不来。她说她要替你把事办了，不然人家欺负你。」
我说：「你不疑？」
他说：「我疑了。」
他把烟袋从嘴里拿出来，说：「我问了你三婶。」
我说：「三婶怎么说？」
他说：「三婶说，这家人，娘做主。」
我坐在小凳上，看着院子里的谷子。谷子晒得很干，风一吹，有一层壳飘起来，在太阳底下亮一下，就没了。
我说：「那我算什么？」
老支书没有答。他吸了一口烟，烟从鼻子里出来，很慢。
他说：「素云，这村里的事，从来是这么办的。」
我说：「从来这么办，就是对的么？」
他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磕出一小堆灰。
他说：「你这话，跟你爹一样。」
我说：「我爹？」
他说：「你爹年轻的时候，也为这种事跟人吵过。他替一个寡妇争过三分地。吵了半年，没争到。后来他就不吵了。」
我说：「他为什么不吵了？」
他说：「他晓得吵没用。」
我说：「那我也不吵。」
他抬眼看我。
我说：「我不吵。我要算账。」
他看了我很久，说：「你算得清么？」
我说：「算不清，也要算。」
后来，我翻了她的箱子。
箱子在床底下，樟木的，上了锁。钥匙平时挂在她的裤腰上。那天她去河边洗衣裳，解下来，忘在灶台上。
我不是想偷东西。我只是想找我的身份证。
箱子里的东西不多：两件没穿过的寿衣，用白布包着；一叠钱，用橡皮筋捆着；我爹的一张照片；一个铁盒子。
铁盒子里是户口本、我的身份证、一方木头私章，还有一叠纸。
那叠纸很厚。有香烟壳的反面，有旧报纸的边，有包过糖的油纸。
每一张上面都写着三个字。
陈素云。
一遍，又一遍。有的写得大，有的写得小，有的歪，有的正。「素」字都少一横，「云」字上面都多一横。越往后写得越顺，最后几张，跟协议上的一模一样。
我数了一下，一共八十七张。
我坐在她床边，把那些纸一张一张看过去。窗外的光从窗棂里进来，落在纸上，纸是黄的。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出嫁那年，她让我在一张红纸上写名字，说要贴在嫁妆上。我写完，她拿过去看了很久，说：「这个字，写得好。」
那时候我以为她在夸我。
六 再卖亲女
又过了半个月，债主来了。
两个人。一个瘦，一个胖。瘦的拿一张欠条，胖的玩打火机，打一下，火苗起来，合上，再打一下。
欠条是根宝写的，六万。利滚利，九万。
我娘给他们倒茶。倒的是家里最好的茶叶，杯子是过年才拿出来的玻璃杯，杯壁上印着红色的牡丹。
瘦的把欠条摊在桌上，说：「婶，不是我们不讲情面。你儿子在我们那里，写了字的，按了手印的。」
我娘说：「他还小。」
瘦的说：「二十七了。」
我娘说：「他没成家。」
瘦的笑了一下，说：「婶，没成家也是二十七。」
胖的把打火机合上，说：「这屋子，值多少？」
我娘说：「这是老屋，他爹留下的。」
胖的说：「我知道。写的是你儿子的名。」
我娘不说话了。
我们家的老屋，三间，加一个灶间，一个天井。我爹死的时候，分家，写的是根宝的名。我们这里的规矩，女儿不分屋。我出嫁那年，我娘说：「屋是留给你弟的，你不要想。」
我没有想。
胖的这时候才看我。他从进门起没看我，这会儿看了，从头看到脚，看了两遍。
他说：「你姐要是肯跟我，这债就算了。」
屋里很静。灶上的水开了，壶盖在响，响得很急。
我娘没有骂他。
我娘说：「素云，人家也是……」
她没说完。
我看着她。她的嘴还张着，那句话就停在那里，像一只飞不出去的鸟。
我说：「娘，你这次要卖多少？」
她抬手打了我一巴掌。
这是她一辈子第一次打我。
我的脸偏过去，撞在门框上，眼前黑了一下。耳朵里嗡嗡的，跟当年德海那一巴掌一样，都是水声。
她说：「我养你这么大！」
我说：「你养我，是为了卖个好价钱。」
她愣住了。
她的手还举在半空，手心朝外，像在挡什么东西。挡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许挡的是我，也许挡的是她自己。
瘦的站起来，说：「婶，我们先走。你们家里的事，慢慢说。」
胖的走到门口，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姐，你想通了，让根宝带话来。」
他们走了。打火机的声音在院子里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远了。
我娘坐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她的背驼下去，整个人矮了一截。她忽然说：「你爹死的时候，你才九岁。你弟弟六岁。我一个人，把你们两个拉扯大。」
她说：「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我说：「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只是把我算进去了。」
她听不懂这句话。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不是恨，也不是愧，是一种茫然，像一个人在黑屋子里找东西，摸了半天，摸到的都是墙。
根宝那天不在家。他躲出去了。
晚上他回来，站在我房门口，不进来，说：「姐。」
我说：「嗯。」
他说：「你帮我这一回。」
我说：「我帮过你三回了。」
他说：「这回不一样。这回我要是不还，他们要打断我的腿。」
我说：「那你当初为什么写？」
他说：「我想翻本。」
我看着他。他二十七岁，穿着皮夹克，头发上还抹着油。他的脸很白，是那种不见太阳的白。
他说：「姐，你是女人，你嫁个人就有了。我不一样，我是男人，我要撑这个家。」
我说：「你撑了什么？」
他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要是走了，娘怎么办？」
我说：「你自己想。」
他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走了。他走的时候，脚在地上拖，拖出一串声音。
那一夜，我听见我娘在灶间数钱。
一张，两张，三张。数得很慢。数完了，又重新数。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屋顶。屋顶上有两片瓦是透光的，月光从那里漏下来，落在房梁上，白白的，像两小块霜。
我想，再过二十来天，是她六十大寿。十月十六。
七 寿宴掀账
我没有走。
寿宴定了，六桌。她说，六十是整寿，要办。办了，人家才晓得陈家有人。
这段时间，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我去镇上复印。
复印店在邮局旁边，门口挂一块牌子，写着「复印 打字 过塑」。老板娘是个胖女人，一边嗑瓜子一边问我：「印几份？」
我说：「三份。」
她说：「原稿拆不拆？」
我说：「拆。」
我把红皮本子拆开，一页一页递给她。复印机亮一下，暗一下，我的名字就在纸上出来一次。光从缝里漏出来，绿的，照在她的手上。
账本一页记四五户人家。四十六页，是三十年的往来。印三份，一百三十八张。她把纸摞齐，在桌上顿了两下，说：「六十九。」
我数了六十九块给她。数了两遍。
第二件，我去找了几个给过人情的人。
我不问别的，只问一句：「婶，那天你给了多少？」
三婶说：「二百。」
阿德嫂说：「一百五。」
根宝他舅说：「二百。我还多给了五十，让他买纸。」
阿贵说：「三十，加一刀纸。纸是我自家进的，算四块。」
我都记下来，记在一张香烟壳的背面。香烟壳是软的，我用圆珠笔写，写得很轻，怕戳破。
第三件，我什么也没有做。
我照常做饭，照常洗衣，照常叫我娘吃饭。她爱吃咸一点的，我多放半勺盐。她吃完饭，把碗一推，说：「今天这个菜，烧得好。」
我说：「你多吃一点。」
她以为我服了。她跟三婶说：「素云这孩子，就是想不通。想通了就好。」
三婶说：「是啊，想通了就好。一个女人家，还能到哪里去。」
十月十六，天晴。
门口搭了棚，是请人搭的，竹竿加彩条布，红的蓝的，风一吹就响。借了六张八仙桌，桌面擦得发亮。碗筷是租的，一色白瓷，碗底有红印。
菜是请厨子来烧的。头一道是蹄髈，第二道是全鸡，第三道是鱼。我们这里办酒，讲究「蹄鸡鱼」，三样上齐了，才算有面子。
根宝在门口迎客。他穿一套新西装，灰的，袖子长了一点，盖住了手背。他给每个来的人递烟，烟是红双喜，硬盒的，他自己抽的是软盒。
我娘穿一件藏青的新褂子，盘扣是新的，扣眼紧，她扣了半天。她坐在上首，背后是中堂，中堂上挂着一个大「寿」字，是我弟弟请人写的，写得很大，笔画很粗。
她笑得很好看。
她一辈子最好看的时候，就是这种时候。
亲戚们一个一个来，说着吉利话。
「六十大寿，福气。」
「看你这个精神，能活九十。」
「根宝有出息，以后你就享福了。」
我娘一一应着，说「托福」「托福」。
我站在灶间门口，给人添茶。
德海那边的人，一个也没来。第五桌空着，碗筷摆得整整齐齐，酒盅倒扣着。
根宝领着敬酒，敬到第三桌，我站起来了。
我说：「娘。」
她抬起头。她的脸上还有笑。
我说：「你六十大寿，我没别的送你。我送你一本账。」
我从怀里拿出那个红皮本子。
棚子里有人笑了一声，以为是玩笑。
我说：「我先念人情。」
我念得很慢。
我娘教我哭的时候说过，要哭得像样。
我念账，也念得像样。
我翻开第一页。
「三婶，二百。」
我抬头看了三婶一眼。
「账上记的是一百。」
三婶的筷子停在半空。她夹的是一块蹄髈，油从筷子尖上滴下来，滴在桌布上，洇开一个圆点。
我说：「阿德嫂，一百五。账上记八十。」
阿德嫂低下头去，看自己的碗。
我说：「根宝他舅，二百五。账上记二百。」
我舅舅把酒杯放下了。杯底和桌面碰了一声。
我说：「老支书，五十。账上记三十。」
老支书没有说话。他把手放在桌上。
我说：「阿贵，三十，加一刀纸。账上只记了纸。」
我一桌一桌念。
一共四十六页。我念了三十七页。
阿贵坐在最靠门的一桌，站起来想走，被他老婆一把拽住，拽得他褂子歪了。他站在那儿，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有人在底下小声说：「这账，怕是记错了。」
我娘忽然开口。
她说：「没有记错。」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她把手放在桌上，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鼓起来。
她宁可认下这本账，也不肯让人说她记错了账。
她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这样。
棚子里静下来了。静得能听见棚子外面的鸡叫，一声，两声，又叫了一声。
念完了人情，我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不是人情，是家用。我娘记家用，记了三十年。哪年买猪仔，多少钱；哪年修屋顶，多少钱；哪年给我爹看病，多少钱；哪年根宝摔断腿，多少钱。一笔一笔，日期都有，有的还记着天气。
我念到中间一行，停了一下。
那一行写着：
「素云婚事，收三万八，支四百（根宝学费），支一百二十（被面二床），余三万七千四百八十。」
我念了一遍，又念一遍：「一百二十块钱的被面。」
棚子里没有人说话。
我舅舅把头低下去。他是我娘的兄弟，他晓得那四百块钱是怎么回事。
我又翻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页。那是最近的，墨还很新：
「素云归家，收十一万。」
这一页只有一行。收了十一万，没有支出。
我把本子合上，放在桌子中间。
我说：「我娘记账很仔细。三十年，一笔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说：「她只算错了一样。」
我说：「她以为我不会算。」
我把三份复印件拿出来。
一份给了老支书。
一份我拿到隔壁，贴在祠堂的墙上。祠堂的墙上还留着去年的标语，红漆写的，掉了两个字。
第三份，我留在桌上。
我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她的脸，从红到白，从白到灰。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绞在一起，绞得发白。
她忽然说：「素云。」
我说：「娘。」
她说：「你要我死。」
我说：「我不要你死。」
我说：「我要你活着，听人念这本账。」
她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
我跪下，磕了三个头。
不是给她磕的。是给堂屋墙上我爹的牌位磕的。
磕完我站起来，说：「我走了。」
根宝从第三桌冲过来。他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一根筋鼓起来。他抬手要打我。
老支书拦住了他。
老支书手抖，可是他拦住了一个二十七岁的人。他抓住根宝的手腕，说：「让她走。」
根宝说：「她把我家的脸丢尽了！」
老支书说：「你家的脸，是你自己丢的。」
我走出棚子。彩条布在我头顶上响。
走到院门口，我娘在我背后说了一句话。
她说：「你还没吃饭。」
我站住了。
她说：「菜我给你留着。」
我没有回头。我说：「不吃了。」
她说：「那我给你留着。」
我走出院门。门口的青石板上落着一层新的鞭炮屑，红的，被人踩得很碎。
八 留钱赠邻
我走之前，去了一趟阿琴家。
阿琴住村东头，三间平房，墙是水泥的，没有粉。门口晒着一床被子，被面是花的，洗得发白。
她男人在砖厂做工，喝酒，打她。去年她喝了一次药，救回来了，从此成了村里的笑话。人家说起她，不叫名字，叫「那个喝药的」。
她坐在门口择菜。看见我，说：「你走？」
我说：「走。」
她说：「走得好。」
我说：「你也走。」
她笑了一下，说：「我走哪里去？我娘家没人了。我走了，我儿子怎么办。」
她的儿子在屋里写作业，趴在桌上，脚在下面晃。桌上有一盏台灯，灯泡是黄的。
她把菜根掐掉，扔在脚边的盆里，说：「素云，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你说。」
她说：「你那年回娘家，你娘不让你进门，你记得不？」
我说：「记得。」
那年冬天，我被德海打得脸上有血，一个人回来。我娘站在门口，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回来，人家要笑的。」
我在门口站了半天。天很冷，风从河面上过来，钻进袖口里。
她说：「那天晚上，是我给你端的一碗水。」
我说：「我记得。」
她说：「你第二天就回去了。你回去的时候，我站在门口看。我想，你也一样。」
我说：「我不一样。」
她说：「哪里不一样？」
我没有答。
我站在她门口，忽然想起一些事。
我想起有一年，阿琴被她男人打得满脸是血，跑到晒场上。一村人围着看。我也在里面。
我没有说话。
我记得我当时想，人家的家务事，不好管。
我想起我娘说过：「人家也是好意。」
我想起我劝过她。我说：「忍一忍，孩子还小。」
我说这话的时候，手里还端着一碗饭。
我忽然明白，我娘那本账，不只记我一个人。
她记的是这个村。这个村也记她。谁家给多少，谁家欠多少，谁家媳妇不孝，谁家男人打老婆——都记着，记在每个人心里，一本一本。
谁也不比谁干净。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剩下一万多，是我这些年攒的，本来想留着租房子。
我数了两千，塞给阿琴。
她不要。
我说：「不是给你的。」
她说：「那是给谁的？」
我说：「给我自己的。」
她看了我一会儿，收了。她把钱折起来，塞进裤腰里。
她说：「素云，你这个钱，我记着。」
我说：「不要记。」
她说：「要记。」
她说：「不记，就不是人情了。」
我看着她。她说完这句话，自己也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去，继续择菜。
菜根一个一个落在盆里，声音很轻。
孩子从屋里出来，手里捏着铅笔，站在门口看我。
他问我：「阿姨，你走吗？」
我说：「走。」
他说：「你走了，还回来吗？」
我没有答。
阿琴说：「回去写字。」
孩子说：「阿姨，你别走。」
阿琴说：「回去。」
孩子回去了。他走到桌边，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阿琴低着头，说：「他天天问他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他爸呢？」
她说：「在砖厂。十天回来一趟。回来就找事。」
她把最后一棵菜掐完，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素云，你走吧。再不走，赶不上车了。」
九 带灰远走
我抱着德海的骨灰盒走。
我娘不要。她说：「一个外姓人，不要放在我家。」
根宝说：「晦气。」
我们这里的规矩，骨灰要进自家的坟。德海的爹娘早死了，哥哥在福建，十年没回来过。他的骨灰，没有人要。
我抱着他走。
走到村口，要过一座石桥。桥很旧了，桥栏上刻着字，字被磨平了，看不清。桥上有几个老人在晒太阳，坐着小凳子，背靠着桥栏。
他们看见我，不说话了。
我走过去。走到桥那头，他们在我背后说话。我听不清，也不想听。
中巴车在桥那头的公路上等。我到的时候，车已经发动了，售票员从窗口探出头来，说：「走不走？」
我说：「走。」
车上人不多。我把骨灰盒放在膝头，两只手抱着。
车开了。我回头看，棠埠在车窗外面往后退，先是那棵大樟树，然后是祠堂的屋角，然后是河，河上有一座桥，桥上有人。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
是德海身份证上的照片，我剪下来的。一寸，黑白，他板着脸，像在生气。他这个人照相从来不笑，人家叫他笑，他就把嘴抿得更紧。
我用唾沫把照片贴在骨灰盒的红布上，按了按。照片有点翘，我又按了一下。
我说：「补一张。」
车过第三座桥，颠了一下。
前面有个女人在哭。
她哭得很响，一边哭一边说话，说的是她男人的事。一车人都看她。有人问她，她就说，说得更响。
我也看了。
我看了一眼，就把头转回来了。
后来我常想，我娘那一本账，到底算错了没有。
她算得很清楚：养我二十二年，收我三万八，再收十一万。她没有算错。
错的是我。
我一直以为，我不是一笔账。
车窗外有人在放鞭炮。不知道是哪一家办丧事。
我们这里，死人回家要放鞭炮。
活人回家，不放。
（全文完）